「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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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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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大爆發】 我做錯什麽了?「發哨子的人」艾芬醫生重述事件　訪問網上遭刪除
撰文: 眾新聞記者 | 發佈日期: 11.03.20 | 最後更新: | 2020-03-11 12:49:29

武漢肺炎爆發初期，第一個把真相發出去的武漢中心醫院醫生艾芬說，她當時遭到前所未有的嚴厲斥責，指她「沒有原則沒有組織紀律造謠生事」，如今回想，「我做錯什麽了? 」不過，艾芬接受內地《人物》雜誌訪問的這篇8000字報道，周二在內地網上全面遭到刪除。

艾芬工作的武漢中心醫院，至今已有4名醫生因感染武漢肺炎去世，包括眼科醫生李文亮。醫院有超過200名醫護感染，目前還有多名科室主任以人工心肺機維持生命。

《人物》雜誌3月號封面故事「武漢醫生」，其中有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的專訪。這篇文章周二在《人物》微信公號被刪除，但有關內容仍不斷被轉發。有網民指出，「本文於北京時間3月10日上午9點，發自《人物》公眾號。後被迅速刪除，疑因和『習近平親訪武漢』的新聞撞檔期了」。

武漢肺炎爆發初期，有8人因為在微信討論疾病而遭到警方約談或訓誡，包括李文亮醫生在內。當時他們在微信所傳的病人病毒檢測報告截圖，都是由艾芬拍下、並特別在「SARS冠狀病毒、綠膿假單胞菌」等分析字眼上畫上紅圈。去年12月30日，艾芬把這張照片拍下後，傳到微信的醫生群組，目的是提醒大家注意防範，結果因此傳開。艾芬說，她不是吹哨人，而是「發哨子的人」。

艾芬在群組貼出照片後，當天晚上，醫院就轉達武漢市衛健委的通知，要求不要隨意對外發布有關不明原因肺炎的訊息，避免引起群眾恐慌。1月2日，艾芬被醫院監察科約談，指她「沒有原則沒有組織紀律造謠生事」，艾芬說「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嚴厲的斥責」，還被要求對200多人一一傳達不能用簡訊或微信談論這個肺炎。

艾芬認為，和同行間討論病人的情況很正常，何況發現了很重要的病毒，怎麼可能不說，這是醫生的本能。艾芬說這次約談的打擊很大，「感覺整個人心都垮了」，一度還決定不幹。後來，所有的人再問她，她都不能說，一直到1月20日鍾南山說此病毒會人傳人後，她才告訴丈夫發生了什麼事。

那段時間，有醫生提議穿隔離服，醫院開會後說，隔離服穿在外面會引起恐慌，於是她只好讓急診科的人把隔離服穿在白袍裏面，「很荒謬」。

1月11日，有急診科護士感染，艾芬第一時間報告。院方緊急開會後的決定，卻是把報告中「病毒性肺炎？」的用字刪除。16日，一名副院長還說「大家都要有一點醫學常識，某些高年資的醫生不要把自己搞得嚇死人的」。

艾芬3月2日接受《人物》雜誌專訪時說，中心醫院代價這麼大，就是跟醫護人員資訊不透明有關。急診科和呼吸科倒下的醫護反而沒有那麼多，因為有防護意識，但眼科、甲狀腺乳腺外科都有不少醫護倒下。

在這篇訪問，艾芬還描述了疫情初期時武漢醫院的慘狀，她所在的急診科單日最多曾接診超過1500名病人，是往常高峰的3倍。病人一排隊就是幾個小時，到處都是病人，醫護人員也完全沒辦法下班。有穿著體面的女患者，看病排隊中倒下了，沒有人敢去扶她，在地上躺了很久；也有被家屬載來看病、求一個床位的病患，死在汽車裏，連下車的機會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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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3月號封面故事〈武漢醫生〉：

接到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同意採訪的短訊是3月1日凌晨5點，大約半小時後，3月1日凌晨5點32分，她的同事、甲狀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學慶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兩天後，該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過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已有4位醫護人員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發生以來，這家離華南海鮮市場只幾公里的醫院成為了武漢市職工感染人數最多的醫院之一，據媒體報道醫院超過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個副院長和多名職能部門主任，多個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維持。

死亡的陰影籠罩着這家武漢市最大的三甲醫院，有醫生告訴《人物》，在醫院的大群裏，幾乎沒有人說話，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討論。

悲劇原本有機會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過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檢測報告，她用紅色圈出「SARS冠狀病毒」字樣，當大學同學問起時，她將這份報告拍下來傳給了這位同是醫生的同學。當晚，這份報告傳遍了武漢的醫生圈，轉發這份報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訓誡的醫生。

這給艾芬帶來了麻煩，作為傳播的源頭，她被醫院紀委約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嚴厲的斥責」，稱她是作為專業人士在造謠。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漢市中心醫院南京路院區接受了《人物》的專訪。她一個人坐在急診室辦公室中，曾經一天接診超過1500位患者的急診科此時已恢復了安靜，急診大廳裏只躺着一名流浪漢。

此前的一些報道，艾芬被稱為「又一個被訓誡的女醫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將她稱為「吹哨人」，艾芬糾正了這個說法，她說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個「發哨子的人」。採訪中，艾芬數次提起「後悔」這個詞，她後悔當初被約談後沒有繼續吹響哨聲，特別是對於過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評不批評，『老子』到處說，是不是？」

關於武漢市中心醫院和艾芬本人在過去的兩個多月中到底經歷了什麽？以下，是艾芬的講述。

去年12月16日，我們南京路院區急診科接診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燒，一直用藥都不好，體溫動都不動一下。22號就轉到了呼吸科，做了纖維支氣管鏡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測序，後來口頭報出來是冠狀病毒。當時，具體管床的同事在我耳邊嚼了幾遍：艾主任，那個人報的是冠狀病毒。後來我們才知道那個病人是在華南海鮮做事的。

緊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區又來了一個病人，是我們科一位醫生的侄兒，40多歲，沒有任何基礎疾病，肺部一塌糊塗，血氧飽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醫院已經治療了將近10天左右都沒有任何好轉，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監護室住院。同樣做了纖維支氣管鏡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檢測。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濟醫院工作的同學發了一張微信對話截圖給我，截圖上寫着：「最近不要去華南啊，那裏蠻多人高燒」他問我是不是真的，當時，我正在電腦上看一個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錄了一段11秒鐘的視頻傳給他，告訴他這是上午來我們急診的一個病人，也是華南海鮮市場的。

當天下午4點剛過，同事給我看了一份報告，上面寫的是：SARS冠狀病毒、綠膿假單胞菌、46種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細看了很多遍報告，下面的注釋寫着：SARS冠狀病毒是一種單股正鏈RNA病毒。該病毒主要傳播方式為近距離飛沫傳播或接觸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種具有明顯傳染性，可累及多個臟器系統的特殊肺炎，也稱非典型肺炎。

當時，我嚇出了一身冷汗，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東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應該呼吸科上報這個情況，但是為了保險和重視起見，我還是立刻打電話上報給了醫院公共衛生科和院感科。當時我們醫院呼吸科主任正好從我門口過，他是參加過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說，我們有個病人收到你們科室，發現了這個東西。他當時一看就說，那就麻煩了。我就知道這個事情麻煩了。

給醫院打完電話，我也給我同學傳了這份報告，特意在「SARS冠狀病毒、綠膿假單胞菌、46種口腔／呼吸道定植菌」這一排字上畫了個紅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視。我也把報告發在了科室醫生群裏面，提醒大家注意防範。

當天晚上，這個東西就傳遍了，各處傳的截屏都是我畫紅圈的那個照片，包括後來知道李文亮傳在群裏的也是那份。我心裏當時就想可能壞事兒了。10點20，醫院發來了信息，是轉市衛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關於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隨意對外發布，避免引起群眾恐慌，如果因為信息泄露引發恐慌，要追責。

我當時心裏就很害怕，立刻把這條信息轉給了我同學。過了大概一個小時，醫院又來了一份通知，再次強調群內的相關消息不能外傳。一天後，1月1日晚上11點46分，醫院監察科科長給我發了條消息，讓我第二天早上過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沒有睡着，很擔憂，翻來覆去地想，但又覺得凡事總有兩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響，但提醒武漢的醫務人員注意防範也不一定是個壞事。第二天早上8點多一點，還沒有等我交完班，催我過去的電話就打來了。

之後的約談，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嚴厲的斥責。

當時，談話的領導說，「我們出去開會都抬不起頭，某某某主任批評我們醫院那個艾芬，作為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你是專業人士，怎麽能夠沒有原則沒有組織紀律造謠生事？」這是原話。讓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號人一個個地口頭傳達到位，不能發微信、短信傳達，只能當面聊或者打電話，不許說關於這個肺炎的任何事情，「連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說」。

我整個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評你這個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個武漢市發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個人破壞了。我當時有一種很絕望的感覺，我是一個平時認認真真、勤勤懇懇工作的人，我覺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規矩來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麽錯？我看到了這個報告，我也上報醫院了，我和我的同學，同行之間對於某一個病人的情況進行交流，沒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當於是醫學生之間討論一個病案，當你作為一個臨床的醫生，已經知道在病人身上發現了一種很重要的病毒，別的醫生問起，你怎麽可能不說呢？這是你當醫生的本能，對不對？我做錯什麽了？我做了一個醫生、一個人正常應該做的事情，換作是任何人我覺得都會這麽做。

我當時的情緒也很激動，說，這個事是我做的，跟其餘人都沒有關係，你們乾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說我現在這個狀態不適合在這個崗位上繼續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時間。領導沒有同意，說這個時候正是考驗我的時候。

當天晚上回家，我記得蠻清楚，進門後就跟我老公講，我要是出了什麽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帶大。因為我的二寶還很小，才1歲多。他當時覺得莫名其妙，我沒有跟他說自己被訓話的事，1月20號，鍾南山說了人傳人之後，我才跟他說那天發生了什麽。那期間，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門要戴口罩。

很多人擔心我也是那8個人之一被叫去訓誡。實際上我沒有被公安局訓誡，後來有好朋友問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說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個發哨子的人。

但那次約談對我的打擊很大，非常大。回來後我感覺整個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強打着精神，認真做事，後來所有的人再來問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讓急診科重視防護。我們急診科200多人，從1月1號開始，我就叫大家加強防護，所有的人必須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記得有一天交班有個男護士沒戴口罩，我馬上就當場罵他「以後不戴口罩就不要來上班了」。

1月9號，我下班時看見預檢台一個病人對着大家咳，從那天後，我就要求他們必須給來看病的病人發口罩，一人發一個，這個時候不要節約錢，當時外面在說沒有人傳人，我又要在這裏強調戴口罩加強防護，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時間確實很壓抑，非常痛苦。有醫生提出來要把隔離衣穿外頭，醫院裏開會說不讓，說隔離衣穿外頭會造成恐慌。我就讓科室的人把隔離服穿白大褂裏面，這是不符合規範的，很荒謬的。

我們眼睜睜地看着病人越來越多，傳播區域的半徑越來越大，先是華南海鮮市場附近可能跟它有關係，然後就傳傳傳，半徑越來越大。很多是家庭傳染的，最先的7個人當中就有媽媽給兒子送飯得的病。有診所的老板得病，也是來打針的病人傳給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傳人。如果沒有人傳人，華南海鮮市場1月1日就關閉了，怎麽病人會越來越多呢？

很多時候我都在想，如果他們當時不那樣訓斥我，心平氣和地問一下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再請別的呼吸科專家一起溝通一下，也許局面會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醫院內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號大家都這樣引起警惕，就不會有那麽多悲劇了。

1月3號下午，在南京路院區，泌尿外科的醫生們聚集在一起回顧老主任的工作歷程，參會的胡衛峰醫生今年43歲，現在正在搶救；1月8號下午，南京路院區22樓，江學慶主任還組織了武漢市甲乳患者康復聯歡會；1月11號早上，科室跟我匯報急診科搶救室護士胡紫薇感染，她應該是中心醫院第一個被感染的護士，我第一時間給醫務科科長打電話匯報，然後醫院緊急開了會，會上指示把「兩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報告改成「兩肺散在感染」；1月16號最後一次周會上，一位副院長還在說：「大家都要有一點醫學常識，某些高年資的醫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嚇死人的。」另一位領導上台繼續說：「沒有人傳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後，1月17號，江學慶住院，10天後插管、上ECMO。

中心醫院的代價這麽大，就是跟我們的醫務人員沒有信息透明化有關。你看倒下的人，急診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沒有那麽重的，因為我們有防護意識，並且一生病就趕緊休息治療。重的都是外圍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學慶是甲乳科的。

江學慶真的非常好的一個人，醫術很高，全院的兩個中國醫師獎之一。而且我們還是鄰居，我們一個單元，我住四十幾樓，他住三十幾樓，關係都很好，但是平時因為工作太忙，就只能開會、搞醫院活動時候見見面。他是個工作狂，要麽就在手術室，要麽就在看門診。誰也不會特意跑去跟他說，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沒有時間和精力打聽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麽關係？就是個肺炎。」這個是他們科室的人告訴我的。

如果這些醫生都能夠得到及時的提醒，或許就不會有這一天。所以，作為當事人的我非常後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評不批評我，「老子」到處說，是不是？

雖然和李文亮同在一個醫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認得他，因為醫院4000多號人太多了，平時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電話借急診科的心臟按壓器，說李文亮要搶救，我一聽這個消息大吃一驚，李文亮這個事整個過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訓斥之後心情不好有沒有關係？這我要打個問號，因為受訓的感覺我感同身受。

後來，事情發展到這一步，證明李文亮是對的時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樣，不是激動、高興，而是後悔，後悔當初就應該繼續大聲疾呼，應該在所有的人問我們的時候，繼續說。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時間能夠倒回來該多好。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關部門的朋友打電話問我武漢市急診病人的真實情況。我說你代表私人，還是代表公家。他說我代表私人。我說代表個人就告訴你真話，1月21號，我們急診科接診1523個病人，是往常最多時的3倍，其中發燒的有655個人。

那段時間急診科的狀況，經歷過的人一輩子都忘不了，甚至會顛覆你的所有人生觀。

如果說這是打仗，急診科就在最前線。但當時的情況是，後面的病區已經飽和了，基本上一個病人都不收，ICU也堅決不收，說裏面有乾淨的病人，一進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斷地往急診科湧，後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診科。病人來看病，一排隊隨便就是幾個小時，我們也完全沒法下班，發熱門診和急診也都不分了，大廳裏堆滿了病人，搶救室輸液室裏到處都是病人。

還有的病人家屬來了，說要一張床，我的爸爸在汽車裏面不行了，因為那時候地下車庫已封，他車子也堵着開不進來。我沒辦法，帶着人和設備跑去汽車裏去，一看，人已經死了，你說是什麽感受，很難受很難受。這個人就死在汽車裏，連下車的機會都沒有。

還有一位老人，老伴剛在金銀潭醫院去世了，她的兒子、女兒都被感染了，在打針，照顧她的是女婿，一來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聯繫呼吸科給收進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個有文化有素質的人，過來跟我說謝謝醫生等等的，我心裏一緊，說快去，根本耽誤不了了。結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謝謝雖然幾秒鐘，但也耽誤了幾秒。這句謝謝壓得我很沉重。

還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監護室的時候，就是他們見的最後一面，你永遠見不着了。

我記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來交班，我說我們來照個相，紀念一下這個大年三十，還發了個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沒有說什麽祝福，這種時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點失誤，比如沒有及時打針，病人都可能還去鬧，現在沒人了，沒有人跟你吵，沒有人跟你鬧了，所有人都被這種突然來的打擊擊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屬有很傷心地哭的，因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屬也不會說醫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醫生說，唉，那就快點解脫吧，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因為這時候每個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發熱門診門口的排隊，要排5個小時。正排着一個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應該是很講究的一個中年女性，可是沒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護士、醫生來去扶她。

1月30號我早上來上班，一個白髮老人的兒子32歲死了，他就盯着看醫生給他開死亡證明。根本沒有眼淚，怎麽哭？沒辦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個外來的打工的，沒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沒有確診，他的兒子，就變成了一張死亡證明。

這也是我想要去呼籲一下的。在急診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沒有診斷、沒辦法確診的病例，等這個疫情過去之後，我希望能給他們一個交代，給他們的家庭一些安撫，我們的病人很可憐的，很可憐。

做了這麽多年醫生，我一直覺得沒有什麽困難能夠打倒我，這也和我的經歷、個性有關。

9歲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個時候我就想着長大了當個醫生去救別人的命。後來高考的時候，我的志願填的全部都是醫學專業，最後考取了同濟醫學院。1997年我大學畢業，就到了中心醫院，之前在心血管內科工作，2010年到急診科當主任的。

我覺得急診科就像我的一個孩子一樣，我把它搞成這麽大，搞得大家團結起來，做成這個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這個集體。

前幾天，我的一個護士發朋友圈說，好懷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診，那種忙跟這種忙完全是兩個概念。

在這次疫情之前，心梗、腦梗、消化道出血、外傷等等這些才是我們急診的範疇。那種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確，針對各種類型的病人都有很通暢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幹什麽，怎麽做，出了問題找哪一個。而這一次是這麽多危重病人沒辦法去處理，沒辦法收住院，而且我們醫務人員還在這種風險之中，這種忙真的很無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點，我們科一個年輕醫生跟我發微信，也是蠻有性格的，說我今天不來上班了，不舒服。因為我們這裏都有規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說好安排，你到8點鐘跟我說，我到哪裏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對我發脾氣，說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領導的急診科放回社會，我們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為作為醫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說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診科主任，你該怎麽辦？

後來，這個醫生休息了幾天後，還是照樣來工作。他不是說怕死怕累，而是遇到這種情況，一下子面對這麽多病人感到很崩潰。

作為醫生來說，特別是後面很多來支援的醫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這種情況懵了，有的醫生、護士就哭。一個是哭別人，再一個也是哭自己，因為每個人都不知道什麽時候就輪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醫院的領導也陸陸續續地都病倒了，包括我們的門辦主任，三位副院長。醫務科科長的女兒也病了，他也在家裏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時間是沒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兒戰鬥吧，就是那種感覺。

我身邊的人也開始一個接一個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點半，我們倒的第一個醫生，他說主任我中招了，不燒，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會兒，隔離病房負責的一個責任護士，告訴我說他也倒了。晚上，我們的護士長也倒了。我當時非常真實的第一感覺是幸運，因為倒得早，可以早點下戰場。

這三個人我都密切接觸過，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結果一直沒倒。全院的人都覺得我是個奇迹。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會抑制這些病毒在肺內沉積。

我總覺得我們做急診的人都算是有情懷的人在中國的醫院，急診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當中應該是比較低的，因為大家覺得急診，無非就是個通道，把病人收進去就行了。這次抗疫中，這種忽視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時候，物資不夠，有時候分給急診科的防護服質量非常差，看到我們的護士竟然穿着這種衣服上班，我很生氣，在周會群裏面發脾氣。後來還是好多主任把他們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給我了。

還有吃飯問題。病人多的時候管理混亂，他們根本想不到急診科還差東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擺一大排，我們這裏什麽都沒有，發熱門診的微信群裏，有醫生抱怨，「我們急診科只有紙尿褲」我們在最前線戰鬥，結果是這樣，有時候心裏真的很氣。

我們這個集體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線。這次，我們急診科有40多個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個群，本來叫「急診生病群」，護士長說不吉利，改成「急診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沒有很悲傷、很絕望、很抱怨的心態，都是蠻積極的，就是大家互相幫助，共度難關那種心態。

這些孩子們、年輕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這次疫情過後，國家能加大對急診科的投入，在很多國家的醫療體系中，急診專業都是非常受重視的。

2月17號，我收到了一條微信，是那個同濟醫院的同學發給我的，他跟我說「對不起」，我說：幸好你傳出去了，及時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傳出去的話，可能就沒有李文亮他們這8個人，知道的人可能就會更少。

這次，我們有三個女醫生全家感染。兩個女醫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個女醫生的爸爸、媽媽、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個人感染。大家都覺得這麽早就發現這個病毒，結果卻是這樣，造成這麽大的損失，代價太慘重了。

這種代價體現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們「急診加油群」裏，大家經常會交流身體狀況，有人問心率總在120次／分，要不要緊？那肯定要緊，一動就心慌，這對他們終身都會有影響的，以後年紀大了會不會心衰？這都不好說。以後別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遊，他們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還有武漢。你說我們武漢是個多熱鬧的地方，現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靜靜的，很多東西買不到，還搞得全國都來支援。前幾天廣西的一個醫療隊的護士在工作的時候突然昏迷了，搶救，後來人心跳有了，但還是在昏迷。她如果不來的話，在家裏可以過得好好的，也不會出這種意外。所以，我覺得我們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經歷過這次的疫情，對醫院裏很多人的打擊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幾個醫務人員都有了辭職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幹。大家之前對於這個職業的那些觀念、常識都難免有點動搖就是你這麽努力工作到底對不對？就像江學慶一樣，他工作太認真，太對病人好，每一年的過年過節都在做手術。今天有人發一個江學慶女兒寫的微信，說她爸爸的時間全部給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過無數次的念頭，是不是也回到家做個家庭主婦？疫情之後，我基本上沒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幫我照顧孩子。我的二寶都不認得我了，他看視頻對我沒感覺，我很失落，我生這個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時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還一直餵奶的，這一次也斷了奶做這個決定的時候，我有點難過，我老公就跟我說，他說人的一生能夠遇到一件這樣的事情，並且你不光是參與者，你還要帶一個團隊去打這場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等將來一切都恢復正常以後大家再去回憶，也是一個很寶貴的經歷。

2月21號早上領導和我談話，其實我想問幾個問題，比如有沒有覺得那天批評我批評錯了？我希望能夠給我一個道歉。但是我不敢問。沒有人在任何場合跟我說表示抱歉這句話。但我依然覺得，這次的事情更加說明了每個人還是要堅持自己獨立的思想，因為要有人站出來說真話，必須要有人，這個世界必須要有不同的聲音，是吧？

作為武漢人，我們哪一個不熱愛自己的城市？我們現在回想起來以前過得那種最普通的生活，是多麽奢侈的幸福。我現在覺得把寶寶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個電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過，到現在來說都是一種幸福，都是不能達到的幸福。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27754/%E6%AD%A6%E6%BC%A2%E8%82%BA%E7%82%8E-%E8%89%BE%E8%8A%AC%E9%86%AB%E7%94%9F-27761/%E6%AD%A6%E6%BC%A2%E8%82%BA%E7%82%8E

親愛的大家晚安啊～這兩天大陸撲天概地在宣傳「六項專項附加扣除」的事情，大意上就是符合條件可以減稅啦。

這件事上呢能說的有四點：

1.大陸的稅制
2.我在大陸繳稅的經驗
3.六項扣抵項目與宣傳
4.大家對這事的態度

下面分開來說一下～
話說，為了寫這個，我又找工資條、又畫圖、又各種查資料，腦細胞都要榨乾了，不求看完但求點讚鼓勵一下！走過路過求點讚>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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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陸的稅制
應納稅所得額=〔月度收入-5000元（起征點）-專項扣除（三險一金等）-專項附加扣除-依法確定的其他扣除〕ｘ對應稅率

A.起征點：2018/10/1將起征點從3500元提至5000元
B.對應稅率：根據你的應納稅額決定用哪種比率，一般北京互聯網員工大約在10％～20％之間。

除此之外還有境外所得納稅、勞務、獎金、加班費等稅務規定，太複雜的我也不太明白，大家可以用這電腦感受一下：http://salarycalculator.sinaapp.com/city/beijing

下面就來說一下我對繳稅的實際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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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在大陸繳稅的經驗
我在大陸這七年，一直都是在工作的狀態，所以都是公司代繳。我一般繳稅只有兩個情況：公司依法扣稅了，給我稅後薪資；或著公司用什麽辦法避稅避五險一金了，還是給我稅後薪資。

我從2011年到上海五分鐘工作以來，大部分情況下是每月被扣稅的；這七年來從一開始每月被扣大約700人民幣，到後面一般都是1000人民幣以上，而最近的起征點提高的確讓我少繳了點稅，變相加薪、真實有感！

但怎樣也都是1000人民幣以上，也就是超過5000新臺幣，這是我每個月要被扣的人民幣。你問我肉不肉痛？痛啊！但是稅該繳還得繳啊，並且必須確保你錢被扣了、也能在稅務局打出證明來。

我去年因故去列印繳稅證明，才知道之前的公司要嘛沒交稅、要嘛就是用錯證件號、要嘛就是系統沒錄入，總之最後的結果就是我在大陸工作了七年，但我只能打出這一年的稅單了呢。

我當時我就想啊－－我這個孤家寡人不用買房、也不用考慮孩子上學，打個稅單也就只是要申請個保險理賠。那麽那些在大陸真沒背景的臺灣學生們，弱勢他們學成以後要在大陸這個稅務社保跟很多事情掛勾的地方生存，該怎麽辦呢？

為他們感到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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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六項扣抵項目與宣傳
那六項的扣抵內容是這樣的：
1).子女教育：每個子女，每月扣除1000元
2).繼續教育：學歷（學位）繼續教育：每月400元；職業資格繼續教育：3600元/年。
3).大病醫療：自付部份可抵稅，無說明。
4).住房貸款利息：每月1000元
5).住房租金：根據城市800、1100、1500
6).贍養老人：獨生子女：每月2000元；非獨生子女：分攤2000元扣除額度

也就是說我如果能用上教育、租房、贍養老人的話，我每月可減少400＋1500＋2000＝3900的應納稅額，至少少繳390的稅。

並且這次宣傳的力度也是很大，首先電信廠商給每個人的手機都發了短信、公司還準備了扣抵說明大禮包，非常鼓勵大家把這個申報起來的樣子。

從這點我就看出了兩種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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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家對這事的態度

態度一：「這種好事怎麽大力宣傳？後面一定有陰謀！」
態度二：「一般這種政策不是默默落實嗎？怎麽這次宣傳得這麽大力，為什麽呢？」
態度三：「感覺真的要進入另一波計畫與調控了，從這邊減少的收入應該要從另一邊補起來，或著打算降低什麽數值來促進什麽效果，是什麽呢～」（匡匡匡從經濟、房價、互聯網寒冬、外匯、一帶一路聊起來）
態度四：「......」（不討論，但默默把所有手續都辦起來）

我覺得好有意思啊！一個「人民啊！給你們減稅啦！」的事情居然會引發這麽多種態度，側面也反映出不同人對這個社會的感知、信任，還有每個人的性格吧。

總而言之大概就是這麽一回事～金錢領域我一直不太擅長，有賴大家補充指教啦～求點讚、請輕拍，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