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85了！

我從小只知道父母告訴我舊曆生日，那是農曆3月22日。在登記香港身份證那年，也許是鄰近新曆5月1日，因此就胡亂寫上那一天是我的生日。妻子女兒及朋友們都在5月1日為我慶生。後來有朋友幫我查到，我出生那年（1936年）的農曆3月22日，是新曆的4月13日。這以後，每年就過兩次生日，新朋友被告知是4月13日，老朋友還會跟我過5月1日。

近年最熱鬧的一次，是2016年4月16日，友人Felita 為我主辦的一次生日晚會，有數十人參加，大部分是年輕的新朋友，也有老讀者把二三十年前我主編的《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帶來作回憶。我那時的一些老同事也被我請來了。那是我八十歲生日。那年我出版了《世道人生之八十自述》一書。
不經不覺又過了5年，今天進入85歲了。5年前，我開始了《世道人生》的專欄，今年，我告別這專欄。

今天，我在實體上，一個人過；精神上，就把過去幾篇與生日有關的文章在這裡重刊，算是與讀友談天，一起過生日吧。

八十自述
（發表於2016年4月13日，已收入《世道人生之八十自述》一書中。）

我出生於1936年廣州。童年經歷戰前香港、淪陷的上海南京、戰後的上海北平，動亂中於1948年來了香港，在這裡穩定生活了68年。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給我更多，使我更愛。

在左派中學畢業，1955年進入親共出版社工作，在那裡得到知識的成長，1956年第一次在《文匯報》文藝版投稿獲刊登，從此走上編輯寫作之路，畢生沒有轉行。一個甲子了。

人生最大的改變是在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月刊，它開始時是一本左派背景的刊物，其後轉變成獨立的刊物。我也從一個服從中共領導的文化人，轉變成一個具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文化人。我創辦了這刊物，擔任總編28年3個月，實際上也是這刊物創造了我。沒有它，就沒有我的認識的改變，也沒有我下半生的事業，包括停刊後的寫作。

有黨派背景的報刊把報刊視為宣傳工具，講「立場、觀點、方法」，立場是第一位的。宣傳品不是以報導事實為主的媒體，不是監督社會尤其是監督掌權者的媒體，而是要把黨派的政治觀點和政策措施向讀者灌輸的媒體。辦《七十年代》之初，我向讀者宣示我們的理想雜誌，是「讀者是它的作者，而作者也是它的讀者」。也就是說，它不是由編輯組稿、作者寫給讀者看的雜誌，而是讀者和作者一起在那裏交流知識、經驗、見地和所聞所見的事實的雜誌。編者也是讀者、作者之一。我堅持開放園地，以文章的質素而不是以立場作選稿準則，終於不為左派所容；也因這主張，使雜誌緊貼時代，我的知識和思想也在讀者作者交流中不斷從自我反省得到拓展。卡爾·波柏的「批判精神就是科學精神」是我一生的座右銘。

在認識上固然需要不斷地糾正錯誤，但在明確媒體必須尊重事實、一切讀者關切的事都要如實報導，一切只要是充分說理的好文章都不拒絕刊登，這些基本價值觀卻必須堅持。由於在1970年自主決定報導海外的保釣運動，受到周恩來的關注，我也因此與中共香港工委有過比較緊密的聯繫。其後由於我100%堅守原則，而被掃地出門，但也因此給了我機會，去開闢獨立自主的媒體生涯。

「100%堅守原則，要比98%來得容易。」這是哈佛商學院教授Clayton Christensen的一句話。堅持100%，難關挺一下就會過去；堅持98%即表示你在名利權面前放棄自己2%的堅持，但放了2%就會繼續放，終於會變成一個沒有原則的人。

人生有許多時候要妥協，但既選擇媒體工作，那麼堅持不做宣傳工具就不能有2%妥協；堅持一切公眾關切的事都如實報導不能有2%妥協，寫政論須以事實為根據和忠於自己的認知也不能有2%妥協。就這樣，我見證了中國抗戰以來的變遷、文革、民運，台灣民主運動，香港則從九七問題出現到現在的所有階段，報導和評述這些變化幾十年。

父親送我的生日禮物　

（發表在2019年4月9日的文章，記下對我人生最有影響的生日禮物，就是父親在我16歲生日時送的《魯迅全集》。）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這是現代人寫的文章嗎？不。這是100年前，1918年11月15日魯迅發表在《新青年》的文章〈隨感錄三十八〉，後收入他的文集《熱風》中。

摘錄這小段文字，就明白為甚麼魯迅的時論文章在今天讀來都不覺過時，也明白為甚麼這位在延安時期備受毛澤東稱道的作家，他的小說、雜文近年在中共國的教科書中不斷被剔除了。中國歷代的專制政權，都是植根於這種「合群的愛國的自大」中，也利用這種「自大」去凝聚民眾的奴性，經久不息，延綿至今。

1952年我16歲生日那一天，我父親送了一套《魯迅全集》給我作生日禮物。他那時約略知道我喜歡看文學著作，在學校的中文作文成績也較好。這套全集我一直保留到現在，許多本都佈滿蟲蛀的痕迹，紙頁也有點脆了。

這套《魯迅全集》是中華民國27年6月15日初版，民國37年12月15日三版的版本。民國27年是1938年，魯迅去世後兩年。全集20冊，前十冊是他的著作，後十冊是他的譯作。

父親送我時，大概沒有想到，這套全集是我思想和寫作的瑰寶。我至今仍然感懷父親給我這個畢生受用的禮物。我通讀了全集前十冊，後十冊的譯作讀了一部份。

魯迅舊學根底深厚，又留學日本，博覽西方文學和思想論述，在他的小說和雜文中，有傳統文化的底蘊，西學的淵源，和針砭時弊的邏輯思維。後來認識雜文家羅孚先生，他說他是吃魯迅的奶長大的。我想我也是。我甚至認為，只通讀魯迅，就兼具國學與西學的基本認知，和一定的寫作能力。

文革時中共把所有的中外文化都批判為「封、資、修」，但因毛澤東曾經極力推崇，因此香港左派書店除了大量毛著之外，還有魯迅著作。我這時期又把魯迅所有的小說和雜文再讀一遍，並寫過一本叫《和青年朋友談魯迅》的書，編輯過他的語錄。魯迅晚年參加中共幕後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但他沒有被中共體制收編，反而批判左盟領導者為「拉大旗‧作虎皮」的「奴隸總管」。魯迅自始至終保持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魯迅作品不僅針砭時弊，而且深挖中國人的劣根性，更使我畢生受用的是他的這句話：「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我後半生的思想認識的轉變，正是秉持這種批判現實也批判自己的精神而來。魯迅是我思想和寫作的基礎之一。

鼠年的生辰雜感

（取自2020年4月13及14日的文章與網誌。）
農曆3月22日是我的生日，2020年正好與我的新曆生日只隔一天，是4月14日。

我生於1936年，鼠年。回顧我生平經歷的所有鼠年，對我的人生都有意義。出生那年，是抗戰前夕。1948年，在中國內戰中，父母帶我從北平重回香港，由此在這裏開始了與在大陸完全不同的人生，我有了香港人的身份，儘管許多年後才對這身份有認同感。1960年，結婚，太太在大陸寶安縣教書，我們分離兩地直到1974年她重回香港。1972年，我辦的《七十年代》在左派陣營中崛起，那一年被邀到北京，見到一些要人，體會到的卻不是中共官方想要給我們的觀感。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開始面對表面明朗實際上卻灰暗的未來，社會從此開始了新的、延綿至今越趨激烈的矛盾。1996年，主權轉移將臨，港督彭定康預言，「香港的自主權……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2008年，與我相伴超過半世紀的妻子離世，我一度陷入長久的困惱中。2020年，香港繼反送中的絕望抗爭之後，來到全球疫情大爆發的時代。香港也在這一年實現告別一國兩制的「二次回歸」。

人說本命年是人生的一道坎。不過精通術數的哲學家勞思光生前對我說，本命年之坎，並非應驗在所有人身上，而是還要有其他命數配合的，所以毋須戒懼。但對於我來說，鼠年至少是人生的一個關口，悠長歲月中的每一個鼠年都像是一個里程碑。或者如弘一法師遺言所說的「悲欣交集」，悲是悲眾生，欣是欣幸走了過來，欣幸在自主命運中有新的覺悟。

過去幾年，每年都有新老朋友同我慶生。今年最冷清。有朋友問我：會不會悶？會不會感到孤獨、寂寞？孤獨與寂寞不是同義語，孤獨的人不一定寂寞，反而許多朋友一起鬧鬧哄哄的人往往是寂寞的。寫作人大都孤獨而不寂寞，一個人在那裏思想飛揚，如莊子所言：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昨天看港台的視點擂台，兩個年輕人黃之鋒和民建聯的林琳一對一辯論，糾纏着一個問題，甚麼是幸福？好像各說各的，沒有定論。

現代人的所有人文思想都從來沒有超越過古賢，而只是不同角度去解讀古賢。幸福的定義，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一語道破：「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氣。」

人的不幸不僅是物質的匱乏，而且是在物慾追求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做了奴隸：權力的奴隸，金錢的奴隸，色慾的奴隸。

自由並不等同於行動上的自由。自由的意思是自主，是為自己的準則而活的藝術。

×××
今年的生日，我也懷想到去年（2019）今天告訴我她也是農曆3月22生日的朋友Venny Lai，去年十月她在大阪旅行時突然過世，我知道時震驚不已。她妹妹一直放不下傷懷。我生日的願望之一是希望她妹妹和朋友們不要被不受操控的事情困擾。

人生有困難，有困擾。困難是你可以解決或經過努力也解決不了的事情；困擾是已經過去的或不受人為操控的事情。人的逝去是其中之一，目前的疫情何時結束？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操控的。作為個體來說，不須為這樣的事困擾。

敏儀傳送一首歌給我，是1943年歌手Vera Lynn演唱的We'll Meet Again，來自Vera Lynn主演的同名電影。這首歌是1939年由Ross Parker和Hughie Charles作曲作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最著名的歌曲，激發士兵們的戰鬥意志以及他們的家人和愛人的共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5C4meGkNyc&feature=youtu.be

朋友們，我們會再次相見。在這之前，仍然可以在網絡中以文字或聲音相見。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為什麼說美國的「自由派份子」（Liberals）是最惡劣的種族主義者？

美國田納西前民主黨議員福特，呼籲彈劾川普，家中客廳有一幅安迪華荷的毛澤東肖像。

拜登總統特別女顧問鄧恩（Anita Dunn），2009 年曾公開表示她是毛澤東的信徒，並推許毛澤東是第一流的哲學家。

英國工黨影子財相麥當勞（John McDonnell）更曾在英國下議院誦讀毛語錄。

毛澤東在中國當權時剷除整個知識分子階級，殲滅兩千年維繫農業文化制度的整個地主階級，有如希特拉，殲滅整個猶太族裔一樣；餓死、迫死八千萬中國人。其信徒波爾布特，在柬埔寨直接屠殺華人與柬埔寨人二百萬。越南船民投奔怒海。

毛澤東干犯反人類罪，並輸出世界革命。毛澤東的世界革命成功，美國今日將會實行人民公社，哈佛柏克萊東西岸的知識分子全部要接受勞動改造。

但為何美國和西白左奉毛澤東為偶像？有兩個原因：

1，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美國的黑白左包括 AOC ，以liberals 的大愛平等面貌出現，思想意識形態與黑命貴、Antifa 暴亂集團、毛澤東和波爾布特同屬一個 family。不分族裔，這類標榜階級仇恨的動物彼此天下一家，都是親戚。

分別在於美國的白左，利用毛澤東痛恨的資本主義制度，控制了華爾街和高科技的財金權力而當權。若毛澤東和波爾布特在生，最終牠們也將會是被毛澤東清洗的對象。因為終極的共產主義者，仇恨金錢，信仰絕對平均的貧窮。

2，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西方自由主義者眼中，亞洲人的人命，包括中國人、越南人、柬埔寨人毫無價值，可以像醫學實驗室裏的貓狗老鼠一樣，為了成就一樣成功的藥物，可以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理想的實驗品。Yellow Lives Don’t Matter, so long as they can be dispensed with experimenting Marxism and Communism.

白左在教育界為毛澤東辯護：毛澤東確實為中國人民恢復了被帝國主義列強欺凌後的尊嚴，快速建立了工業基礎，毛澤東的五年計劃很成功。

希特拉上台之後，也快速實現了德國的工業和經濟建設增長，為德國人恢復了凡爾賽條約之後的民族尊嚴。

然而美國的自由派種族主義份子，幾十年來可以不斷無視中國人、越南人、柬埔寨人的創傷，不斷侮辱亞洲人的感情，到處宣揚毛澤東思想和公開懸掛毛澤東像，並以「言論自由」來解說。但若亞洲人懸掛希特拉肖像，在歐洲和美國，西方的白左會巧妙地將勢力強大的猶太人推上抗議的第一缐，以希特拉的種族滅絕罪行，憤怒聲討，指這是種族主義仇恨罪。

但毛澤東和波爾布特，一樣犯了種族滅絕罪，只是他們滅絕的種族，是黃色的亞裔。毛澤東有生之年世界革命沒有成功，雖然殺掉八千萬中國人，並渴望爆發核戰，令全球人口減少一半，毛澤東主席還沒有來得及種族滅絕白人，於是白左在安全的地理和心理距離之外，覺得毛澤東是偉人。

這位前田納西民主黨議員家中的肖像提醒全球華人包括香港人：在西方左翼的眼中，永遠要記住： Black Lives Matter、White Leftist Lives Matter，Yellow Lives Are Trash。

但既然拜登當權，在美國的華人，與其繼續反對白左而被拜集團展開文革大清算，不如推動美國繼續變色，令美國民主黨支持者求仁得仁。

由一月二十日起，美國華人最佳的策略是：「韜光養晦、戒急用忍、變色潛伏、長期打算」，在東西岸也以左翼的社會主義者出現，如大力支持拜登的「立法准許八歲男女兒童擁有變性自主權」（華人家長自己關起門內的家教當然相反），協助美國向極左的方向滑落，推動美國的終極赤化。

至於傳統保守的中部和南方美國選民，擁有槍械，拜登上台聲稱會嚴行槍械管制，美國另外七千三百萬常識理性、基督教和愛國選民不必外人擔心，自然會用他們的方式反抗。

這樣美國就會出現毛澤東式的文革武鬥和內戰。毛澤東的基本信條就是：「天下大亂，越亂越好」，在大亂中建立共產主義天堂。

美國白左和黑命貴不斷喧叫，要消滅種族主義。到底種族主義是什麼？這位田納西民主黨前議員展覽了民主黨及其支持者的智商。

美國華人今後不如支持民主黨恢復與中國全面往來，長遠也支持和協助習近平主席將美國納入馬列毛澤東主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與美國民主黨政府、白左和黑命貴 connect ，實現馬克思思想國際主義的全球化，實現圖中這位田納西的毛澤東粉絲和民主黨美國人民的願望，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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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的改變，你看的見，記得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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