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叔狂轟《大叔的愛》違反「中國傳統價值」的文化和政治深度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港版《大叔的愛》被一名特區立法議員狂轟，「我哋唔係針對或者歧視任何性取向，但係我冇責任將佢推廣。而中國傳統價值同家庭觀，係一男一女。我哋而家就係要推動三孩政策，你就要推動嗰啲無孩家庭，咁完全係背道而馳。違反咗中國國安法，需要弘揚中國傳統文化，防止不良思想。」

其人其話，還是首先要放在大政治的背景下理解。過去一年，香港除訂立《國安法》外，還有很多深層次變化。特別是整個選舉制度也被「完善」。有人對香港政治各界提出各種要求。民主派這邊廂出局，建制派也被問候、被勸告不能做「忠誠的廢物」。近日流傳的消息，都是關於對議員和官員的各種新要求。

官員固然要有政治忠誠，但同時又要能辦事、能解難，要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最近還有警政系統大員出任特區高官，以及香港每次巨變之前都會出現的巨頭飯局……如此下來，地位改變的立法會似乎逐漸淡出人們視線，議員各自盤算新的政治規則，存在感和安全感可能陰晴不定。

關於立法會議員的一些新規定也在醞釀中。例如說議員不上班要罰一日薪、要穿甚麼衣服、議員議席被選民挑戰時要如何處理。連謝偉俊都說：「以前我地訂個比較高門檻先可以取消議員資格，而呢條就相對低，低到一個普通選民，兩萬蚊就可以玩……會唔會少少修訂，令立法會可以有返少少尊嚴呢？」

所以人們說今時今日議員等於 KOL，議員需要議題。所以在那個場合，議員狂轟《大叔的愛》，與其說是反同，不如說是對陰鬱現狀發出控訴的最強音。在這個年代，不只傳統意義的民主派，連他們過去的對手，對自己的前途，甚至香港的前途，內心也未必說得準。而反同議程是說得準的、確定的、安心的。因為如果沒有大戰爭大瘟疫，一個社會裡面的恐同人口基本上不會突變，投其所好的回報穩定。有關當局卻是天威難測、自有佈局，相信建制派也有無力感。

講家庭價值是一張安全牌，包括同志界嚴厲譴責、有識之士取笑他，也在計劃之中，屬於安全範圍的 safe play。一般人也不容易分得清反同和反同運。

「中國傳統價值」太過人言人殊，但至少不是「一男一女」，「一男一女」是近代西方洋鬼子的事物，我們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大婆是有法定地位的，但男人負擔得起可以擁有很多妾侍。大婆在現實中可以虐待妾侍，但她理論上無法反對男人擁有妾侍的傳統。如此，有史以來所有歌頌、美化一男一女愛情觀婚姻觀的影視、小說、故事，全部違反我們的「中國傳統價值」。

中國傳統價值。所謂「傳統」如果理解為「現代君臨之前的世界」，混雜的中國傳統關於男女之事的看法和實踐，正正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對立面。以今日的角度來看，那是個滿天神佛的世界。皇帝會有後宮妃嬪，也會有男寵，例如官史中漢朝很多皇帝都有幾個男寵，例如劉邦和劉徹，那是秦始皇「大一統」很久之後了。漢代傳統，肯定不會不是中國傳統。

以前根本沒有兒童人權概念，戀童行為大範圍存在。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但同時有很多男人娶妻生子，盡了家族義務之後，自己在外面也有誼兄誼弟，卻不是忍著一泡眼淚忍隱，社會視之為公開秘密。古代男人之間知道這些事，反應可能就如你知道你某個朋友會定期去旺角買羽毛球拍一樣。

一些皇帝例如朱元彰會「從嚴治官」下令禁止官員嫖妓，作為替代方法，大城市的妓院就開始招募皮光肉滑的男生（年齡通常十幾，二字頭已經要找人或退隱）穿女裝接客，走法律罅，一樣其門若市，大受歡迎。一班飽讀詩書的社會賢達和官員大叔，熱烈追求受歡迎的「花旦」。大叔的愛，連易服元素都有。這些東西在明清兩代都盛行。明代和清代傳統，肯定也是中國傳統。

來自通古斯和西伯利亞的很多少數民族，都有男子死亡，其他兄弟需要及有權接收大嫂的「妻其嫂」傳統。在儒家看來是亂倫，但有這種「傳統價值」的民族包括藏人、滿人、蒙古人甚至哈薩克人等。藏人、滿人、蒙古人的傳統，自然亦不可能不是中國傳統。即「妻其嫂」自然也是「中國傳統」。甚至哈薩克人的習俗也可以是中國傳統，因為哈薩克族也是中華民族之一，Бәріне сәлем, көрдіңіз бе?

「中國」或「傳統」作為極廣和多元複雜的概念範圍，特別適合 cherry picking。以上的現象也可以視為「道德淪喪」的現實面，而不是中國文化對男女關係的理想面。那「中國傳統價值」的理想面應該根據誰？孔子？孔子肯定男女婚姻，認為婚禮是禮儀之本，也是宗族之本，卻沒有談過支持或反對同性戀，不過孔子也是衛靈公的朋友。衛靈公就是「斷袖分桃」事件的主角之一。對待跟自己不一樣的人，孔子主張「君子和而不同」。

至於膝下無兒，或者「無孩家庭」是否違反中國傳統價值？因為中國傳統價值覆蓋範圍太大，太陽之下無新事，現存的東西很難創新到足以違反中國傳統。順德人發明了女人「自梳」的傳統，這些女人自己梳起頭髮，如已婚女人，但終身不嫁，自然亦是膝下無兒；她們養老時會夾錢買「姑婆屋」，因此也是「無孩家庭」。

自梳女公然向社會宣佈自己的認同，但應該沒人會控告她們危害王朝的人口安全。自梳習俗從順德一直來到香港，變成很多人記得的馬姐。中國傳統從來包容不生育人士，或最低限度，大致上不理會他們，也不會把自梳 — 或同性戀 — 描述為一種誘惑和很正的需要禁絕的毒藥。

【大叔狂轟《大叔的愛》違反「中國傳統價值」的文化和政治深度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港版《大叔的愛》被一名特區立法議員狂轟，「我哋唔係針對或者歧視任何性取向，但係我冇責任將佢推廣。而中國傳統價值同家庭觀，係一男一女。我哋而家就係要推動三孩政策，你就要推動嗰啲無孩家庭，咁完全係背道而馳。違反咗中國國安法，需要弘揚中國傳統文化，防止不良思想。」

其人其話，還是首先要放在大政治的背景下理解。過去一年，香港除訂立《國安法》外，還有很多深層次變化。特別是整個選舉制度也被「完善」。有人對香港政治各界提出各種要求。民主派這邊廂出局，建制派也被問候、被勸告不能做「忠誠的廢物」。近日流傳的消息，都是關於對議員和官員的各種新要求。

官員固然要有政治忠誠，但同時又要能辦事、能解難，要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最近還有警政系統大員出任特區高官，以及香港每次巨變之前都會出現的巨頭飯局……如此下來，地位改變的立法會似乎逐漸淡出人們視線，議員各自盤算新的政治規則，存在感和安全感可能陰晴不定。

關於立法會議員的一些新規定也在醞釀中。例如說議員不上班要罰一日薪、要穿甚麼衣服、議員議席被選民挑戰時要如何處理。連謝偉俊都說：「以前我地訂個比較高門檻先可以取消議員資格，而呢條就相對低，低到一個普通選民，兩萬蚊就可以玩……會唔會少少修訂，令立法會可以有返少少尊嚴呢？」

所以人們說今時今日議員等於 KOL，議員需要議題。所以在那個場合，議員狂轟《大叔的愛》，與其說是反同，不如說是對陰鬱現狀發出控訴的最強音。在這個年代，不只傳統意義的民主派，連他們過去的對手，對自己的前途，甚至香港的前途，內心也未必說得準。而反同議程是說得準的、確定的、安心的。因為如果沒有大戰爭大瘟疫，一個社會裡面的恐同人口基本上不會突變，投其所好的回報穩定。有關當局卻是天威難測、自有佈局，相信建制派也有無力感。

講家庭價值是一張安全牌，包括同志界嚴厲譴責、有識之士取笑他，也在計劃之中，屬於安全範圍的 safe play。一般人也不容易分得清反同和反同運。

「中國傳統價值」太過人言人殊，但至少不是「一男一女」，「一男一女」是近代西方洋鬼子的事物，我們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大婆是有法定地位的，但男人負擔得起可以擁有很多妾侍。大婆在現實中可以虐待妾侍，但她理論上無法反對男人擁有妾侍的傳統。如此，有史以來所有歌頌、美化一男一女愛情觀婚姻觀的影視、小說、故事，全部違反我們的「中國傳統價值」。

中國傳統價值。所謂「傳統」如果理解為「現代君臨之前的世界」，混雜的中國傳統關於男女之事的看法和實踐，正正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對立面。以今日的角度來看，那是個滿天神佛的世界。皇帝會有後宮妃嬪，也會有男寵，例如官史中漢朝很多皇帝都有幾個男寵，例如劉邦和劉徹，那是秦始皇「大一統」很久之後了。漢代傳統，肯定不會不是中國傳統。

以前根本沒有兒童人權概念，戀童行為大範圍存在。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但同時有很多男人娶妻生子，盡了家族義務之後，自己在外面也有誼兄誼弟，卻不是忍著一泡眼淚忍隱，社會視之為公開秘密。古代男人之間知道這些事，反應可能就如你知道你某個朋友會定期去旺角買羽毛球拍一樣。

一些皇帝例如朱元彰會「從嚴治官」下令禁止官員嫖妓，作為替代方法，大城市的妓院就開始招募皮光肉滑的男生（年齡通常十幾，二字頭已經要找人或退隱）穿女裝接客，走法律罅，一樣其門若市，大受歡迎。一班飽讀詩書的社會賢達和官員大叔，熱烈追求受歡迎的「花旦」。大叔的愛，連易服元素都有。這些東西在明清兩代都盛行。明代和清代傳統，肯定也是中國傳統。

來自通古斯和西伯利亞的很多少數民族，都有男子死亡，其他兄弟需要及有權接收大嫂的「妻其嫂」傳統。在儒家看來是亂倫，但有這種「傳統價值」的民族包括藏人、滿人、蒙古人甚至哈薩克人等。藏人、滿人、蒙古人的傳統，自然亦不可能不是中國傳統。即「妻其嫂」自然也是「中國傳統」。甚至哈薩克人的習俗也可以是中國傳統，因為哈薩克族也是中華民族之一，Бәріне сәлем, көрдіңіз бе?

「中國」或「傳統」作為極廣和多元複雜的概念範圍，特別適合 cherry picking。以上的現象也可以視為「道德淪喪」的現實面，而不是中國文化對男女關係的理想面。那「中國傳統價值」的理想面應該根據誰？孔子？孔子肯定男女婚姻，認為婚禮是禮儀之本，也是宗族之本，卻沒有談過支持或反對同性戀，不過孔子也是衛靈公的朋友。衛靈公就是「斷袖分桃」事件的主角之一。對待跟自己不一樣的人，孔子主張「君子和而不同」。

至於膝下無兒，或者「無孩家庭」是否違反中國傳統價值？因為中國傳統價值覆蓋範圍太大，太陽之下無新事，現存的東西很難創新到足以違反中國傳統。順德人發明了女人「自梳」的傳統，這些女人自己梳起頭髮，如已婚女人，但終身不嫁，自然亦是膝下無兒；她們養老時會夾錢買「姑婆屋」，因此也是「無孩家庭」。

自梳女公然向社會宣佈自己的認同，但應該沒人會控告她們危害王朝的人口安全。自梳習俗從順德一直來到香港，變成很多人記得的馬姐。中國傳統從來包容不生育人士，或最低限度，大致上不理會他們，也不會把自梳 — 或同性戀 — 描述為一種誘惑和很正的需要禁絕的毒藥。

讀完, 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身價最高的華人畫家常玉，最終走的時候只是一塊水泥板，板上寫著編號，因為他連自己的墓也買不起。
文/李舒 /《山河小歲月》

在巴黎的某一天，我刻意起了個大早。

橫穿這座城市，四十分鐘之後，我到達了北郊。剛從地鐵出來，便感受這裡的蕭條。迎面走來的每個人都行色匆匆，臉上充滿倦怠和緊張。

經過兩個溫州人開的超市，躲過一個黑人，他迎面朝我走來，似乎想和我說點什麼，我嚇得掉頭走掉。我一度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了，直到看到那個做墓碑的工匠，我才確定，今天的目的地應該不遠了——

Pantin公墓。

我從沒見過這麼大的公墓，許多墳連名字也沒有。

這裡有許多都是租用墓地，租約期滿，遺骸就會被挪去另一個公用墓穴之中。

編號1296 TR 1966的墓穴主人，就曾經面臨過這樣的危險。

1966年，是常玉去世的年份。下葬時，沒有一個親人。付錢的是一個叫Jean Toan的越南人，他是法中社區服務協會的會員，和死者沒什麼交情，他付了三十二年的租金。

三十二年，1998年8月20日到期。

1997年，距離租約到期還有一年。一年之後，那墳冢中的亡魂，將要再次被打攪，他的遺骸要被送去別處——也許徹底湮滅，沒有人知道。

而這時，死者在大洋彼岸的朋友，正四處尋找他的墓地。

這位朋友便是赫赫有名的攝影師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他寫了一本叫《美國人》的書，被稱為現代攝影的「聖經」。

弗蘭克多方打聽，終於找到了Pantin墓園，他為墓地續費，並出錢雇人修葺已經荒廢坍塌的墳地——那其實稱不上是墳地，因為只有一塊編號為TR/1296/1966的水泥板。

如果沒有弗蘭克，那常玉也許只有這個編號，可以作為證明他曾經存在於世的痕跡。

我站在這墓碑前，距離弗蘭克修復這塊墓碑，又過去了19年，光陰荏苒。

終於這一次，他恢復了自己的名字——中文和法文都有。

他的名字叫「San Yu」，常玉。家鄉中國四川一個叫南充的小縣城，那𥚃的人們會把「常」念作「San」。

在很長一段時間，這個名字是一文不名的。他的畫作，在巴黎的市場里成捆出售，不過數百法郎。

1971年之前，我查到的台灣美術雜誌《雄獅美術》，席德進寫了寥寥數筆的常玉，評價還是「終生失敗的畫家」。他向常玉要了兩張素描，這時候，他肯定不會想到，常玉的畫作，在日後的拍賣市場上可以賣出1.28億人民幣的天價。

常玉的作品，初看是稚拙的，然而卻總讓我眼眶一熱，稚拙的背後，隱藏著畫家一顆最純淨的心，靜悄悄地在那裡。我愛他那雅致的設色，粉是不一樣的粉，藍也是不一樣的藍。

他愛畫女人，席德進的文章，揣測常玉是被女人和性毀掉的。我並不這麼認為，他更像是女人的密友，充滿真誠地贊頌著她們的美。只有徐志摩懂得常玉，《巴黎的麟爪》的文章，大約是常玉唯一一次袒露心聲：

「不錯，我真是窮，飯都吃不出，衣都穿不全，可是模特兒——我怎麼也省不了。這對人體美的欣賞在我已經成了一種生理的要求，必要的奢侈，不可擺脫的嗜好；我寧可少吃儉穿，省下幾個法郎來多雇幾個模特兒……美的分配在人體上是極神秘的一個現象，我不信有理想的全材……人體美也是這樣的，有的美在胸部，有的腰部，有的下部，有的頭髮，有的手，有的腳踝，那不可理解的骨胳，筋肉，肌理的會合，形成各不同的線條，色調的變化，皮面的漲度，毛管的分配，天然的姿態，不可制止的表情——也得你不怕麻煩細心體會發現去，上帝沒有這樣便宜你的事情，他決不給你一個具體的絕對美，如果有，我們所有藝術的努力就沒了意義……說起這藝術家審美的本能，我真要閉著眼感謝上帝——要不是它，豈不是所有人體的美，說窄一點，都變成了古長安道上歷代帝王的墓窟，全叫一層或幾層薄薄的衣服給埋沒了！」

他喜歡做四川菜，並且認為，中國菜餚之所以不能在世界嶄露頭角，是因為「外觀不夠美」。所以他做的中國飯，擺盤和造型都是藝術範兒的。他的法國朋友達昂吃過他的釀魚，還有豬腳湯，都大為贊嘆。他還建議常玉把自己的手繪菜譜寄給ELLE雜誌，常玉照辦了，然而石沈大海。

如今，在我們津津樂道於airbnb這樣的「分享經濟」時，他很早就和紐約的朋友約定，互相交換各自在巴黎和紐約的藝術工作室。

這位朋友，便是為他重新修復墓地的弗蘭克。

時間回到1948年。

24歲的羅伯特·弗蘭克已經在Harper’s Bazaar雜誌工作了差不多一年，他對為這份時尚雜誌拍攝時裝毫無興趣，於是決定辭職，打算去歐洲發展。

弗蘭克的目的地是巴黎。

他開始籌備自己的歐洲之行。芭莎雜誌的同事告訴他，有一個從巴黎來的叫常玉的藝術家準備到紐約尋找一個住所，可以和他交換工作室。他覺得這個想法很不錯。

這一年，常玉48歲。

常玉敲響了羅伯特·弗蘭克位於東11街53號的家門，兩位日後將會在各自的領域中載入史冊的藝術大家，就這樣成為了室友。

弗蘭克喜歡常玉，他驚訝的發現，這個中國畫家在生活中，其實很少談及藝術，他更願意談一種自己發明的運動——「乒乓網球」。這是常玉發明的一種結合乒乓球和網球特點的運動，其規則同網球，但是用一隻類似羽毛球的球拍來擊打比乒乓球稍大的球，球場面積要小於壁球場地，全場漆成紅色，以白線圍邊，在室內和室外進行皆可。弗蘭克曾描述過常玉在工作室內開闢「乒乓網球場」的情形：「首先常玉要求把房間所有的東西都搬空，接著他非常認真地乾了幾天，房間被漆上顏色，非常漂亮，可惜當時我忘記拍下來了。」常玉對這項運動真心熱愛，他四處推廣，雖然和他投稿給ELLE的菜譜一樣，失敗了。

弗蘭克和常玉在一起的時候，做飯是常玉的事，因為他喜歡烹飪。據說，有一次，常玉在哈林區花1.25美元買了一副豬腰和捲心菜、土豆一起煲湯，作為兩人的主食。這樣吃了幾天後，他們兩人的臉部和身體都起了水泡。「我意識到廉價的中國生活是危險的。」弗蘭克評論道。

最終，弗蘭克沒去成巴黎，但和常玉一起共用工作室的兩年，他真心欣賞常玉的作品，並傾盡全力幫助常玉出售這些作品。

弗蘭克曾經試圖說服自己的表哥，一個法國商人，買常玉的一幅小畫。法國人不想出錢，只想用一台小打印機交換。常玉當然拒絕了，他說：「我不需要一台打印機。」1950年，弗蘭克還曾為常玉在紐約曼哈頓區的巴撒朵畫廊（Passedoit Gallery）舉辦了一次個展，展出常玉從巴黎帶來的那29幅畫作。

然而這次展覽的作品，一幅也沒能賣出去。

二

弗蘭克覺得很內疚，然而對於這種現象，常玉早就習以為常。

他已經48歲了，幾乎經歷了人生可以經歷的所有的挫折。

1921年，風華正茂的常玉和徐悲鴻、林風眠等一同赴巴黎「勤工儉學」。「勤工儉學」四個字放在常玉身上有點不太合適，他和其他人不一樣，他有做絲綢生意的長兄常俊民——常家大哥經營著四川最大的絲廠，為他在巴黎的小資生活提供一切經濟支持。

常玉的生活被其他留學生所羨慕，他穿著講究，除了繪畫，還喜歡打網球。大家最常見到的常玉，是一個人坐在穹頂咖啡廳後面的位置，面前的咖啡杯已見底，他和每個人說的第一句話總是：「你們今天好嗎？」

他有錢，於是經常請大家吃地道的中國菜。錢花光了，他也從不窘迫，朋友們記得，他會帶著一抹奇特的微笑說：「我今晚有個約會，能去你家借瓶伏特加嗎？」

與徐悲鴻等進入國立巴黎美術學校接受正統美術訓練的中國畫家不同，常玉選擇了進入一家私人學院「大茅屋畫院」。無論什麼人，買了門票就能進入畫院參加速寫班，每天下午2點到5點，或坐或站，對著模特畫畫。第一小時慢寫一次，第二小時慢寫兩次，第三小時畫速寫，模特每五分鐘換一次姿勢。學院裡沒有老師，只有負責掐著時間號令模特換姿勢的班長。常玉在這裡非常出名，他用毛筆作畫，有時不畫模特，專畫周圍的人，並且無論男女老少，一概畫成裸體，所以大家一遇到他，就會圍上去。

那時的常玉，可謂春風得意。

常玉的作品，也最早進入了歐洲主流社會。

1929年，巴黎大收藏家H·P·侯謝注意到了常玉的作品，他在日記里誇獎常玉「真是了不起，而且才正在起步中」。侯謝是畢加索、杜尚等人的經紀人。侯謝的大量購買，使常玉的作品開始被法國畫壇注意及收藏，並多次參與秋季沙龍及獨立沙龍展，特別是在歐洲地位很高的法國杜勒里沙龍（Salon des Tuileries），常玉在巴黎有了不小的影響，他的名字亦開始登錄在《法國藝術家名人錄》之類的年鑒中。侯謝經常在他的日記中記他與常玉的社交活動，例如與西班牙裔藝術家貝德魯·潘納一起射飛鏢，在常玉的畫室吃中國菜等。

侯謝在1930年4月7日的日記中提到：「在常玉家中吃飯。他從材料的準備開始，精心烹調出一桌色香味俱全的中國菜餚，真是迷人。他出示了數件於塗滿色彩的畫布上刮出圖案的新作品，我買了兩小件。」

這時，無論是徐悲鴻，還是林風眠，都遠遠沒能達到常玉的程度。他看上去，將成為第一個進入巴黎主流藝術界的中國人，乃至亞洲人。

三

可惜，時間不能永遠停留在1929年。

1931年，是常玉一生的轉折。

這一年，他的妻子「馬姑」因為懷疑他出軌，而與他離婚。這當然是最後的一根羽毛，瑪素對常玉大手大腳花錢的態度早有不滿，他甚至曾把妻子母親留下的遺物首飾送去典當行。

也是這一年，他的大哥常俊民罹患肝病去世了。常玉回了一趟四川老家，根據大哥的遺囑，他分到了一筆錢。但回到巴黎，他似乎忘記了，這是最後一筆錢，於是很快，這筆錢被他花光了。

沒有了大哥，他以為侯謝會成為他的新支柱。然而沒有。

1932年，侯謝給他寫信說：「好像我們彼此都要多佔對方一點便宜。」

然後，兩個人結束了合作關係。

常玉不願意巴結那些畫商，也不願意為了客戶們的要求改變風格。日本人藤田嗣治雖然比常玉早來，畫的也是東方風格的裸女，他的作品一直被人視作不及常玉。然而，藤田在處理畫商的關係上很有一套，很快，他的作品開始流行了。而常玉依舊保持著一個藝術家的獨立個性，他曾經立下一個規定，來買畫的人，不准對創作風格指手畫腳，不准更改，畫前付錢，他甚至拒絕和畫商合作，聲稱「千萬不要上畫商的當」。

因為常玉的堅持，我們今天見到的常玉作品，是一以貫之的，從沒有一點一滴的媚俗，做他自己：

「我的生命中一無所有，我只是一個畫家。關於我的作品，我認為毋須賦予任何解釋，當觀賞我的作品時，應清楚瞭解我所要表達的……只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四

1950年，常玉離開了紐約，返回巴黎。臨走時，他把那沒有賣掉的29幅畫都留給了弗蘭克，以答謝這位朋友的慷慨支持。

弗蘭克和他的友誼並沒有中斷，只要去巴黎，他都會去探望常玉。弗蘭克也介紹了一些朋友給常玉認識，這些朋友成了常玉晚年的摯交。

但常玉仍舊是孤獨的。

回到巴黎的常玉並沒有擺脫窮困，應該說，他已經習慣了窮困。他雇不起模特兒，於是剪下雜誌上模特兒的圖片，按照圖片中的姿態繪畫。他印不起名片，於是收集用過的地鐵車票，在票面上貼以小紙條，再寫上他的名字。

1966年夏天，常玉對好朋友達昂說：我開始畫一張畫。
達昂：是什麼樣的畫？
常玉：您將會看到！
達昂：那要等到幾時？
常玉：再過幾天之後……我先畫，然後再簡化它……再簡化它……

過了幾天，常玉邀請達昂去觀看，那是一隻極小的象，在一望無垠的沙漠中奔馳。他用手指點著這只動物對達昂介紹道：這就是我。達昂說，說完這句話，常玉笑了，那是中國人特有微笑。

這幅畫，叫做《奔跑的小象》，這是常玉最後一張畫作。

8月11日，常玉邀請幾位朋友來住處吃宵夜，照例還是常玉做飯。他用的是瓦斯爐，朋友離開之後，他沒有把爐子關好。

第二天早上，常玉曾經打工過的翠華樓老闆侯成庚去見常玉，敲門不應，又發現屋子里散髮著奇怪的氣味。公寓管理員打開房門，滿屋瓦斯味，而常玉已經躺在床上去世，胸口還橫放著一本書。

他一直戴著的那枚翡翠戒指，也不翼而飛了。

達昂的記事本里留下了常玉最後的地址：Ségur-67-11，沙坑街28號。我也去看了，一個標記也沒留下。

席德進介紹常玉的那篇文章，是重新發現常玉的開始。儘管，他對於常玉的評價並不高，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這樣一句話：

由徐悲鴻時代，經過趙無極時代跨越到了我們這一代，不知期間有過多少美麗的夢，美麗的愛情，這些都像巴黎的春天一樣悄悄逝去了。

……

1997年，距離常玉與弗蘭克的第一次見面已經過去了整整半個世紀。在這一年，弗蘭克把常玉留給他的畫作在台灣拍賣，所得捐給耶魯大學成立了「安德烈·弗蘭克基金會—常玉獎學金基金」，用於每年資助兩名中國藝術青年在耶魯大學藝術學院學習。

想想年過七旬的弗蘭克終於找到了常玉的墓穴，站在那塊水泥板前，他的感想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