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從威權造成最深刻的影響，就是責任感的喪失。」


這句話出自猶太心理學家Stanley Milgram，而過年聊天時，最容易見到這種威權體制社會造成的不負責任心理。


聽父母的話選工作的，怪罪當初父母不該要自己選擇這個科系，父母則反過來怪小孩不努力；聽父母的話結婚生子的，怪罪當初父母不該慫恿甚至逼迫自己，父母則怪小孩不懂婚姻的意義；也不一定是父母子女間的抱怨，還有聽信某領域權威而投資失敗的、聽信某長官的話結果職涯不順的，每個人都在怪罪另一個人，沒有人願意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們當然能輕鬆指出這種荒謬，但身處在這個體制之內的人其實與我們並無兩樣，只是威權的環境影響了他們的判斷，讓他們誤認為自己只是這個威權體制的「代理者」而不是自我的「負責人」。


這種體制最早始於儒家傳統，透過現代的分工程序進行，最後形成我們不負責任的後果。


儒家傳統讓我們初步地進入一個「聽話」的情境，聽父母、聽老闆、聽老師、聽權威的話，這種聽話透過每個各自獨立的「程序」執行，例如填志願的孩子，並不認為這是在選擇他的志趣及未來，他只是專注在如何把志願填好，例如結婚生子的人，只是專注在婚禮跟生育，卻沒想過這是不是自己要的生活，因為他們都只是聽話、只是負責眼前那看似獨立的程序，最終，導致他們認為自己不需要為那程序的後果、為未來負責。


如果可以理解傳統威權社會的荒謬，就能理解為何在這個社會推動轉型正義會如此困難。


威權政府除了傳統之外，還有強制力迫使你聽話，而那些侵害人權的行為，透過分工，簽署命令的人不去想像這命令造成的殘忍，執行命令的人認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他們並不是完全沒有道德觀念，但即使他們知道這是錯的，也會彼此都認為對方才是這件事情的負責人，自己則沒有任何道德責任。


如同台灣的過去一樣，Stanley Milgram也是在研究納粹為何會服從命令屠殺猶太人時得出這個結論，這也不是單純的道德問題，一個沒有責任感的社會，會進一步腐蝕他們的經濟、文化及族群和諧，而唯一改變的方式就是轉型正義。透過民主社會的轉型正義，民主政體的每個人都要理解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們都不可能完全拋棄自我的責任，若是下次再度面對威權的脅迫，我們至少要在可能的程度內嘗試反抗或是不要把命令執行地這麼徹底，我們要保留一點人性，因為我們不是只會奉命行事的機器，我們是人，我們的每一個決定跟動作，都或多或少取決於我們自己，無論是面對父母還是威權政府，無論是要你結婚還是要你殺人，我們都不能逃避責任，不能假裝自己沒有人性或沒有獨立思考能力，因為人類真的沒那麼爛。

「服從威權造成最深刻的影響，就是責任感的喪失。」


這句話出自猶太心理學家Stanley Milgram，而過年聊天時，最容易見到這種威權體制社會造成的不負責任心理。


聽父母的話選工作的，怪罪當初父母不該要自己選擇這個科系，父母則反過來怪小孩不努力；聽父母的話結婚生子的，怪罪當初父母不該慫恿甚至逼迫自己，父母則怪小孩不懂婚姻的意義；也不一定是父母子女間的抱怨，還有聽信某領域權威而投資失敗的、聽信某長官的話結果職涯不順的，每個人都在怪罪另一個人，沒有人願意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們當然能輕鬆指出這種荒謬，但身處在這個體制之內的人其實與我們並無兩樣，只是威權的環境影響了他們的判斷，讓他們誤認為自己只是這個威權體制的「代理者」而不是自我的「負責人」。


這種體制最早始於儒家傳統，透過現代的分工程序進行，最後形成我們不負責任的後果。


儒家傳統讓我們初步地進入一個「聽話」的情境，聽父母、聽老闆、聽老師、聽權威的話，這種聽話透過每個各自獨立的「程序」執行，例如填志願的孩子，並不認為這是在選擇他的志趣及未來，他只是專注在如何把志願填好，例如結婚生子的人，只是專注在婚禮跟生育，卻沒想過這是不是自己要的生活，因為他們都只是聽話、只是負責眼前那看似獨立的程序，最終，導致他們認為自己不需要為那程序的後果、為未來負責。


如果可以理解傳統威權社會的荒謬，就能理解為何在這個社會推動轉型正義會如此困難。


威權政府除了傳統之外，還有強制力迫使你聽話，而那些侵害人權的行為，透過分工，簽署命令的人不去想像這命令造成的殘忍，執行命令的人認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他們並不是完全沒有道德觀念，但即使他們知道這是錯的，也會彼此都認為對方才是這件事情的負責人，自己則沒有任何道德責任。


如同台灣的過去一樣，Stanley Milgram也是在研究納粹為何會服從命令屠殺猶太人時得出這個結論，這也不是單純的道德問題，一個沒有責任感的社會，會進一步腐蝕他們的經濟、文化及族群和諧，而唯一改變的方式就是轉型正義。透過民主社會的轉型正義，民主政體的每個人都要理解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們都不可能完全拋棄自我的責任，若是下次再度面對威權的脅迫，我們至少要在可能的程度內嘗試反抗或是不要把命令執行地這麼徹底，我們要保留一點人性，因為我們不是只會奉命行事的機器，我們是人，我們的每一個決定跟動作，都或多或少取決於我們自己，無論是面對父母還是威權政府，無論是要你結婚還是要你殺人，我們都不能逃避責任，不能假裝自己沒有人性或沒有獨立思考能力，因為人類真的沒那麼爛。

所有台灣人都應該「把歷史弄明白」
一九六二年改名為「史明」。

史明永達的革命者　為台獨拚命一生傳奇　成長背景　出身大戶人家　阿嬤口傳先民歷史　從小受蔣渭水感召　醞釀台灣意識
文：張國峰



問：您生於士林的大戶人家，談談您童年的成長故事好嗎？

答：阮原本隨阮老爸（林濟川）姓林，叫林朝暉，十一歲時為了延續外祖父家香火，過繼給施家，才改叫施朝暉。我是阿嬤（外祖母施邱桂）心目中期待的施家未來繼承人，從小就由阿嬤貼身教養，白天要跟著阿嬤燒香禮佛、收田租，晚上還學習幫忙蔭醬油、踩菜脯、醬醃瓜及醃製豆腐乳等家傳手藝。

雖然生長在士林官厝的大戶人家吃好穿好，可將我帶在身邊的阿嬤，從二十餘歲年輕時候就守寡，一輩子過著虔誠佛教徒生活，是吃苦耐勞過來的，她老人家教導我一定要好好做人，做人要有良心、要有正氣，她常感慨的說：「路見不平，氣死閒人！」，要我「用心體會人家在想什？不要自以為是！」

阿嬤還時常說一些台灣先民對抗外族侵略的口傳歷史故事給我聽，她曾經說：「台灣早期，除了少數的原住民之外，大多是來自唐山的漢人。但是從唐山過來的有兩種漢人，一種是貧苦赤腳仔的漢族種田平民，另一種則是穿靴子的漢族官兵大人。做官和當兵的大多很苛薄剝削赤腳平民，由於剝削與反剝削抗爭不斷，於是來台漢人逐漸分成他們『唐山人』（大陸漢人）和咱『本地人』（台灣漢人）。那時莊民都將那些反『唐山人』犧牲的英雄稱為『好兄弟』，這就是現今士林芝山巖『大墓公』的由來。」這些故事暗藏著台灣人反外族侵略精神，無形中也奠定了我日後堅定追求正義的性格。



問：談談您青少年求學時期啟蒙印象為何？

答：阮老爸曾經在日本明治大學進修時期，參與台灣學生在東京的抗日行動；返台後，仍然保持和抗日社運前輩們連絡，也因此有機會時常帶著小時候的我，進出台北蔣渭水先生的大安醫院，與台灣文化協會的仕紳成員們交流，我從小就耳濡目染，尤其深受蔣渭水先生及林獻堂先生等幾位前輩感召，醞釀了台灣意識，奠定日後立志走向學習政治，畢生為公打拼之路。

我九歲時原本就讀於台北士林公學校，後來在母親安排下轉學到以招收日本學童為主的建成小學校就讀。由於家境寬裕的生活，加上學校豐富多元的學習環境，從小就養成廣泛閱讀課外書籍的習慣，對我長大成人後的人文素養影響深遠。

小學畢業後，我順利考上以招收日本學生為主的台北一中，可當年台灣學生經常遭受日本人欺負，被欺負的學生和家長們大多逆來順受，息事寧人來順應不公平待遇；使我意識到當時日本殖民統治的社會，受到族群差別待遇政策影響，已經造成台灣人社會性格嚴重扭曲發展。

在台北一中即將畢業時，我開始對前途感到焦慮與不安，而我又不認同母親期盼我「順利考上醫學系，將來畢業後成為醫生過著優渥安定生活」的一般台灣人世俗價值觀念，我認為當醫生不能解決台灣的社會問題，可是也不知到底要念哪一科系，才能為台灣前途有所作為？正在苦惱時，偶然在日本雜誌上，看到日本札幌農學校教育長克拉克博士一句話：「青年，要胸懷大志！」，豁然開朗，於是毅然決定赴日本報考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

早稻田大學在當時被譽為日本「革命思想的溫床」，我就學期間跟隨了特別注重「自主研究」（獨立思考)和強調「應用研究」（將西方理論系統內化）的高田早苗教授，從高田教授身上學到了「有用學術」的理念；同時跟隨了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大山郁夫教授，從大山教授身上領悟到社會主義理論和社會改革實踐相輔相成的必要性，早稻田大學、高田教授和大山教授兩位恩師啟蒙了我對社會主義的認同。

問：「從事台灣獨立運動」之心路歷程為何？



答：一九一七年，蘇俄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及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倡「民族自決」，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第三國際的「反殖民主義」、「民族解放」的呼聲蔚為風潮，各殖民地的獨立運動更是風起雲湧，衝擊我受到極大的鼓舞。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爆發太平洋戰爭，我的日本同學通通從軍為祖國參戰，而我是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徒負滿腔社會主義熱情，卻陷入不知何去何從的困擾。若選擇返回台灣，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並沒有社會青年的工作舞台；於是我選擇了加入中國人反日本侵略的戰場，當時我想，或許可以實踐社會主義青年反霸權與反侵略的理念。然而中國人返日本侵略的戰場，分為兩種陣線，一為造成貧富差距不得民心的國民黨政府軍，另一則是號召勞工與農民聯合抗日的共產黨紅軍。有強烈社會主義理念認同的我，當然選擇加入了共產黨勞工陣線的抗日隊伍。不過我必須強調的是，當年前往中國抗日，是基於堅持社會正義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立場，並不是出自漢族同胞的情感，始終未曾加入共產黨，更非如某媒體誤傳「自以為的祖國在中國」。

一九四七年，中國共產黨掌握中國政權後，開始實施土地改革，這原本是一項社會改革的平等政策，可以將中國傳統的大地主封建社會，轉型為民主主義社會。然而我卻親眼目睹共產黨藉由土改之名，行資源掠奪與慘無人道屠殺之實。此時我的社會主義價值理念受到極大的打擊，遽然驚覺，馬克思主義在蘇俄與中國已經被曲解利用，淪為個人獨裁政治鬥爭及強取豪奪工具，幸好我不是中國人，還有一條生路，死也要回台灣！於是我開始暗自規劃逃離共黨紅色浪潮的返台之路。

一九四九年，我從山東青島突破封鎖線，潛逃返回台灣後，透過親友和家鄉父老的口述，認知二年前國民黨在台發動的「二二八事件」大屠殺真相，在中國被共產黨打敗的國民黨，佔領台灣後的暴力屠殺根本與共產黨作為如出一轍。於是再度萌發社會主義革命青年的滿腔熱血和正義感，積極籌組「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並計畫刺殺蔣介石，可惜消息走漏功虧一簣，為了避免連累家族及三十多位革命同志，我只好選擇逃離台灣。



問：寫台灣史之緣起及目的為何？

答：一九五二年，我經歷九死一生潛逃到了日本，也獲得政治庇護。為了生活，我在東京的池袋火車站前推車擺攤賣麵食，開始自我實踐「先經濟後政治」的社會改造理念。

我在東京從擺四輪麵攤做到蓋了五層樓高的「新珍味」中華料理店，歷經十五年的打拼居然賺進了日幣約五億元資產，幫我奠定了經濟基礎；此時我自覺到透過長期的台灣島內革命抗爭，依然撼動不了國民黨政權，唯有啟蒙全台人民自我覺醒，真正意識到「台灣不屬於中國」的事實，瞭解到台灣人絕對有獨立建國的權力，台灣才能夠完全脫離外來政權殖民統治的命運。

我認為：唯有讓所有台灣人透過瞭解祖先在台灣奮鬥求生的血淚史，台灣人才會真正珍惜祖先留下來的遺產，也才能凝聚共識，進而理解台灣人不等於中國人，台灣人應該有自己的族群價值觀。

現代台灣人的族群觀，源自於台灣人的歷史認知，台灣雖然從小學到大學都有歷史課，然而可讀的，不論是「大日本軍國主義」的日治時代歷史教條，還是「中華民族大一統思想」邊陲史的現行中華民國體制歷史課程，都是外來統治者的歷史教科書，這種書讀的越多，受殖民洗腦越深。 為了建構台灣主體性的歷史觀，我自覺必需寫一部以台灣族群為立足觀點的台灣人歷史，於是我跑遍日本國會圖書館以及東京都日比谷圖書館，收集和台灣歷史、經濟、文化、族群等各類相關史料。

一九六二年，我獨力完成「台灣人四百年史」日文版終於出版，此書完成後，就如同替自己和台灣民族找到了「文化身世」一般，我興奮不已，為藉此勉勵自己和鼓舞所有台灣人都應該「把歷史弄明白」，我自該書出版發行之日起改名為「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