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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新強：中國正式墮入修昔底德陷阱
文章日期：2021年7月30日

【明報專訊】中國已墮進修昔底德陷阱。此發展非常危險和可惜，因為中國過去40多年的和平崛起，是歷史上罕見的，不止幫助全中國人民脫貧，更對全球經濟發展有極大貢獻，都是值得表揚的。不過，不幸地近日所見到的一系列重要政策突變，不止引發出一場嚴重的所謂監管風波，其實有更深層次的意義，似乎代表頗根本性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甚至外交策略改變。

對此發展表示擔心的不止我一個，連長期中國大好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羅奇（Stephen Roach）近日也發表文章，直言憂心中美已進入冷戰初期，同時中國大力打擊創業家的「動物本能」（animal spirit），且危險地攻擊大量科技行業，包括各種電商、金融科技、社交平台、線上線下教育等等的商業模式，似乎正全面重估市場經濟的定位。羅奇甚至擔心此改變將影響到中國不能達到整體長期發展目標。

應鼓勵企業走出國際 爭取傳媒話語權
我相信近日針對個別行業的監管行動都有一定原因和道理，但絕不應變成嚴重內鬥（我明白內卷和內鬥的所謂區別，但我不忌諱，所以直稱為內鬥）的藉口，不可因一棵樹而放棄整個森林！近月我已多番發聲提醒中國慎防形成圍城受困心態，應把眼光放得遠一點，鼓勵企業走出國際，爭取中國傳媒的話語權，與提升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地位。

先分析一下墮進陷阱的原因，主要有4個：
（1） 從2008年的金融海嘯開始，中國已看到美國經濟過度金融化的害處。更必然對以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QE）印鈔解決問題非常反感，因為此舉無疑等如把問題輸出國外，由中國和其他持有大量美國國債的人來買單。

我明白但不完全同意此觀點。美國和西方固然虛偽和採用雙重標準，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就責備亞洲各國貪腐和揮霍無度，所以解決方法就是即使在金融危機中，仍需勒緊褲頭，大減財政開支，結果弄至多年衰退，且通縮殺傷力遠超通脹，導致無數亞洲企業和人民破產，不少人自殺，在印尼甚至出現過恐怖的屠殺華人事件。

QE的後遺症的確包括嚴重拉闊貧富懸殊，確是近年全球很多地方出現不同規模社會動亂的主要背景原因之一，但這後果應仍遠比在2008年時採取相反收緊政策為佳。經此一役，中國學懂了防範經濟過度金融化，且決定把資本帳收得更緊，或最少大大拖慢了開放的步伐。但問題是此憂慮來得太早了，中國資本市場仍未成功發展起來，體積是增大了不少，但只約等同GDP，且從來不健康，熊市時間遠比牛市長，債市更是仍然混亂，信貸評級搞笑居多。

加速開放資本帳 提升人民幣地位
更重要的是中國在2008年後，雖成功把人民幣推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一籃子貨幣，A股亦終能加入MSCI指數，即是我從前形容的「金融WTO」，但一如我所料，成功比「工業WTO」更難。最主要竟非外國的阻擋，而是中國仍缺乏打開資本帳的勇氣。結果就是名義GDP落後PPP GDP超過50%，從外國觀點，亦即人民幣滙率被壓低超過50%，所以導致相對中國的嚴重貿易赤字，可說中西方關係日趨緊張的重要導火線之一。

我認為中國非常需要加速開放資本帳，提升人民幣地位，最重要手法正是收窄貿易平衡，大量輸出人民幣，加深相互投資和貿易關係，使到西方更難與中國脫鈎，有助確保世界和平。

（2）COVID疫情絕對是世界歷史的一個分水嶺。毫無疑問，對比全世界，中國治疫是非常成功的，雖然仍有近5000人死亡，但相對西方，肯定等如救了最少近300萬條寶貴生命；加上中國慷慨，領先對國際伸出援手，輸出大量勇敢醫護人員、防疫用品和疫苗，其實非常值得表揚，但由於中國媒體力量太弱，反而經常被抹黑，實在令人氣惱。

但我也曾指出，從某角度看，中國治疫可能有點太成功了，令國人形成牢固的零容忍心理，政府因此不能或不敢改變接近完全封關的政策。一眨眼，措施已維持了一年半有多，連香港本地個案清零已超過50天，仍毫無與中國內地和澳門通關迹象。我明白「Delta變種病毒」仍然全球肆虐，但多種疫苗，包括輝瑞-BioNTech的疫苗「復必泰」，似乎對防範重症和死亡仍非常有效，中國毋須介懷，應加快審批和推廣，和馬上研究混合接種不同疫苗的安全和有效性。

中國封關程度超明朝 如自我孤立
據觀察，中國可能繼續封關至明年中，甚至明年底，事態其實非常嚴重；老實講，封關的嚴緊度已超過明朝程度！我已多次指出，封關的害處遠超過經濟損失那麼簡單，最大壞處有兩方面，首先是斷絕了正常人民的商業、學術、文化和外交住來，等如中國自我孤立，與外國的誤會和矛盾只會日益加深。第二，更可怕的是停止與外面的實體接觸，互聯網亦是部分封閉的，所以逐漸形成圍城自困心態，更容易產生偏執症（paranoia），經常杯弓蛇影，以為裏裏外外，到處都是敵人。這亦是內鬥加劇的成因之一吧。

（3）兩年前香港的動亂，肯定也是改變中國政策思維的一個機重要催化劑。雖然在香港一事上，毫無疑問，全國絕大多數人民是支持中央和香港政府的止暴制亂政策，亦因此事令到中國人民更團結。

香港問題固然有其獨特歷史、文化和政經原因，但為何過去兩年，全球超過100個地方，包括美國本土，都有形式極度相似（包括衣着、雨傘作保護、武器等等）的暴亂？除QE是一個共通導火線，明顯社交平台和整個全球互聯網文化，亦是一個超重要傳播各種真真假假的消息、新聞、科學、迷信和各種意識形態的「危險」渠道。即使在疫情上，連美國政府也知道facebook（美：FB）和Twitter（美：TWTR）等，負上極大責任，簡直可說滿手鮮血。

中國一向維穩至上，當然必須未雨綢繆，即使小規模動亂的機會亦不容許出現，所以加強監管整個互聯網是必然的後果。當然反壟斷和網路國家安全等考慮也是真實的，美國也有類似擔憂，但美國確以資本為主，人命為次，可說非常錯誤，令到監管太慢，結果養虎為患，但他們同時也考慮到facebook和Google等新媒體，對展現美國霸權的重要性。中國應如何做法，我沒有完美答案，只可說監管是一個平衡遊戲，更是一門藝術。

中國倘自主半導體技術 未必利全球安全
（4）最後，美國過去4年，率先墮進修昔底德陷阱，危險的零和遊戲思維，發動全方位貿易、金融、媒體、意識形態和科技戰，嚴重刺激中國反思和檢討自己所有政策，既是必須的，亦是無可避免的。結論跟我多年前的觀察一樣，相信我是全球有數最早指出的，中國核心科技最弱一環正是半導體，必須急起直追，重點不在設計，而在製造。而且瓶頸不止在芯片，更缺乏的是半導體生產設備。

我當然完全同意，亦十分支持，但我當年亦同時提醒中國，不可讓半導體成為一種沉迷，反成為加速墮進陷阱的誘因。不幸的是近日中國政策以至投資者，都似乎對半導體有點沉迷。

問題有三方面，第一，欲速則不達，清華紫光的下場就是個好例子。盲目投入大量資金，企圖收買人才和技術，但管理層缺乏知識和經驗，加上美國多方面故意留難、禁運和制裁，結果發展速度遠遜預期，公司卻債台高築，陷入財困。過去5年，除NAND技術稍為追近國際水平，DRAM、邏輯芯片、代工、EDA和生產設備等發展，仍未盡理想，進口芯片比例，只從90%略降至約85%。

第二，如中國真能達到自主所有半導體設計和生產技術，其實對全球貿易和安全都未必是好事。本來高科技就是最需要全球一體化底下的國際合作，家家有求才能促進貿易和技術發展，亦有助維繫國際安全。

第三，中國既是泱泱大國，理應胸襟廣闊，能同時有效和平衡地監管各行各業，為何突然判斷只有硬件技術如半導體、電池和電動車等才算高科技，才配在A股上市。剎那間，互聯網從雲端跌落凡間（爛gag），甚或更低些少。物流（Logistics）從來都是「線性最優化」（linear programming optimization）的高級數學難題，現今被貶為不值一文的低端送白菜商業模式！

我真的有點後悔從前提出的4個高科技不等號：

1. 硬件＞軟件
2. 製造＞設計
3. GPU＞CPU
4. 記憶體＞邏輯
現在幾乎全都應驗了，彷彿成為中國的發展藍圖！可能我應該把它改為等號！

（中環資產持有facebook及Google財務權益）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https://www.mpfinance.com/fin/columnist2.php?col=1463481132098&node=1627586934382&issue=20210730

【後疫情時代中國面對的經濟環境】

本文嘗試用一個廣角、簡略但直入重點的方式分析中國在疫情之後所面對的全球經濟環境。

國家競爭力的經濟學概念與中國縣競爭制度

根據經濟學比較優勢定理，國家之間的競爭始終被比較成本所局限。而在分析國家競爭力上，我摒棄華而不實的哈佛商學院Michael Poter的鑽石競爭理論，回歸最基本但正確的經濟學成本概念，其中尤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 Coase的「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鴻文啓發：

國家競爭成本 = 直接生產成本 + 間接生產成本 + 制度費用

特別說明我所謂的「間接生產成本」更接近上頭成本，本身除了牽涉到整體租值外也會涉及到產業乃至於社會國家的路徑依賴。

在相同供應層面，某國是否可以用更低成本下滿足同樣的需求，以及是否可以善用比較優勢定理。後者包含了前者的同時，也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角色不單純只是競爭關係，而是有更多供需關係。後者之所以尤為重要在於「買方與賣方永遠不存在競爭關係」。因此在供應鏈上彼此依賴的買賣雙方國家，依賴程度越深入越廣泛，則敵對的成本將等比級數增加。

換個角度來說，Covid-19疫情本身帶來上述三種成本的同步增加。這也意味著在疫苗逐漸普及的後疫情時代，能夠以更快速地降低上述三種成本的國家將在新一輪全球經濟重新平衡的過程中取得更佳的競爭優勢地位。

在張五常「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hina」一書闡述的中國曾有的1990年代末到2010年間之縣競爭制度下，中國借此享受人類近代少有的超低制度費用與間接生產成本，佐以原本享有的人口紅利帶來的在中低階工廠流水線上較低直接生產成本，中國製造橫掃全世界九成以上的中低階工業領域。

但隨著中國中央政府出台勞動法與加強反托拉斯管制與大大小小的管制措施，上述獨有的縣競爭制度似乎已不復存在。這也為疫情後面對全世界新的經濟環境中國是否還具有經濟學謂「低制度費用」的高彈性與快速適應力埋下變數。

瞭解這個重要局限條件改變後，我們來看看疫情後中國所面對的全球經濟挑戰有哪些。

1 全球通貨膨脹可能帶給中國輸入性通膨

美國建國以來90%以上的M0貨幣發行量是在最近15年內產生，尤其疫情後Fed諸多舉措都可說是「瘋狂印鈔」，在世界多數原物料與貿易均以美元定價與結算的前提下，世界性通貨膨脹必然來到。

站在2021年5月這個時間點看，美國股市、房市、債市與全世界的大宗期貨、能源價格都受到局部性通膨影響，尤其主要農產品、金屬期貨價格多在52周以來新高。（見圖）

（美國M0通貨）

（美國股市）

（美國房市）

（美國債市）

（石油價格）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貨幣匯率政策緊盯美元。2010年代以後雖然改盯一籃子貨幣，但明眼人都看得出美元的比重。故，在美元瘋狂印鈔的環境下，人民幣相應的輸入性通膨也必然發生。

這一塊我們可以預測，在貨幣學 Impossible trinity law的局限，以及中國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追求下，中國人民銀行應將在近年內逐步脫鈎對美元匯率的政策，同時部分放寬外匯管制，以得到更多貨幣主權。

同時取消或降低部分關稅，以及放寬戶口管制，都可以是中國政府提高國家競爭力可能採取的措施。

二、 全球局部地區將因疫情影響出現糧食危機

很明顯Covid-19疫情影響了糧食生產與輸布，全球局部地區的糧食危機已經開始出現。根據聯合國2020年糧食安全報告估計到2020年底全球因疫情而陷入經濟衰退與飢餓的人口數達8300萬～1.32億人。其引發的糧食價格增長將加重中國輸入性通膨下，百姓生活的負擔

中國家戶支出30%花費在食物品項，又中國國內大豆需求90%依賴進口滿足，因此可預見中國的飼料與肉品市場價格恐將上揚且吃緊。

（中國主要糧食供需狀況）

全球能源市場也會因疫情與之前負油價事件影響一段時間內失去部分供給彈性，意味著能源市場價格伴隨通膨因素影響的上揚也是可以預期，這一塊同樣也會加重中國未來將面對的輸入性通膨壓力。

因此我們會看到中國在人民幣國際化推廣上會施以更大力道，例如與更多國家簽訂貨幣清算與貨幣交換協議，嘗試在糧食/能源品項上更多地採人民幣定價結算。如此方可在不過度犧牲中國世界供應煉地位的前提下，減少輸入性通膨對人民的衝擊，尤其是輸入性通膨下中國國內資本投資的資源錯置現象將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約束。當然這部分中國政府應該還會採取價格管制或其他市場管制措施相佐之，但政府干預與介入本身又會帶來更多訊息費用、交易費用，甚至政府本身就成為資源錯置的問題根本，也是極為可能。這些都是身為投資人的我們值得持續觀察與因應。

三、 中美衝突與戰爭風險提高

如前述，國家邊際競爭成本，尤其邊際間接生產成本與邊際制度費用，增加速率大過他國之速率，則一國之國力衰退，或更精准地說，國家相對競爭優勢衰退。反之則可視為國家相對競爭優勢增加。

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將直接與美元產生競爭關係且削弱美國對全球徵收「美元稅」的能力，經濟邏輯上的效果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QE之所以沒有在美國發生嚴重通膨，正是因為美元在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的霸主地位可以對全球抽取美元稅，意味著美國可以將貨幣濫發帶來的經濟成本移轉給全世界承擔，其中以世界貿易額佔比越高者承擔越多，故身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國的中國自然也承擔大部分苦果，這也是為何我長時間以來主張美元的地位相當程度是由中國支撐。

而在人民幣競爭之下（我們假設人民幣國際化真取得成效），美國不再能輕易移轉自身國家競爭成本給全世界時，通貨膨脹將回歸隨著貨幣發行量增長而提高，這對美國而言代表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等一系列債券、連動債務的利息支出成本將提高，未來借貸成本也將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美國政府或州政府可能因此停擺，甚或我們會看到州政府、市政府因此破產。

因此美國必然會嘗試在各方面阻止之。

提高上述中國的國家邊際競爭成本也無可避免會是美國未來數十年的整體戰略目標。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從President Trump任期開始，嘗試尋找各種可以提高中國國家邊際競爭成本的手段。

然而在當今真實世界供應煉、服務煉、金流、資訊流高度分工交雜的局限條件下，我推斷任何一任美國政府、智庫都難以清楚釐清自身採取的任何競爭戰略是否會帶來意料之外的後果（unintentional consequences）。

a 舉例來說，比如美國政客錯誤判斷關稅手段制裁中國會有效，於是我們看到Trump任期貿易戰初期就是違背WTO規範，片面無理對中國出口商品加重關稅或其他非關稅貿易手段。

然而真正懂經濟學邏輯者看法多如我當時寫下的預判一樣 — 如果美國以關稅手段要抑制中國出口經濟，但關稅提高幅度不夠大不夠全面的話，則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狀況不但不會縮減，反而在某些不同彈性系數之下會增加。（見圖）

（中國出口美國統計圖）

反之，美國經濟將因自身對中國的片面關稅障礙而受創。

更進一步，若美國政客傻到真的將制裁關稅提到夠高，足以發生抑制中國出口額的效果，則美國經濟將必須付出重大代價，其中包括美元地位將大幅動搖。如前述貨幣政策問題，不但聯邦政府利息支出將壓垮政府財政，州政府乃至市政府破產潮亦不遠。故，我們看到即便是Trump也被迫停止更瘋狂的關稅壁壘措施。

b 再以半導體產業的光刻機為例，美國施壓荷蘭ASML禁止出貨中國廠商已經付費採購的光刻機，其結果反而是給中國光刻機或EDA廠商創造市場，協助排除了原本ASML強力的競爭。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這是一件很諷刺事情。

這是因為全球光刻機市場是一個高度技術集成的天然寡頭壟斷市場，除非有類似當年ASML與日本佳能之間的技術彎道超車（浸潤式UV光刻技術）特殊情況發生，否則後來者都會因為技術認證與攻克的巨大前期投資成本而被排除於競爭之外。

然而，從經濟學競爭的角度看，美國禁止ASML對中國出口，結果反而是讓中國半導體製造廠被迫轉向投資與採購其他中國光刻機供應商，使得原本在市場上幾乎無競爭力的後者，因美國的禁令創造的「競爭真空」環境而有了成長空間。

因此我們放大時間尺度來看，20年、30年後如果中國半導體設備商有了長足的進展，肯定要回過頭感謝美國政府政府的錯誤干預所創造的商機。

說到商機身為投資人的我們可以注意，在上述政客的錯誤決策中，一些轉瞬即逝的投資機會也會因政府干預而起。例如下一點。

c. Super Micro 間諜晶片事件，2018年10月美國知名商業性雜誌Bloomberg刊登新聞「The Big Hack: How China Used a Tiny Chip to Infiltrate U.S. Companies」聲稱Super Micro這家公司利用一顆米粒大小的間諜晶片替中國政府竊取資訊。

姑且不提一顆米粒大小，本身毫無無線射頻天線的晶片在當時技術上幾乎不可能竊取什麼資訊，2年多後海潮退去，不但美國政府或Bloomberg都未提出更進一步有力證據，整件事甚至根本就被遺忘。

當年我不但寫了幾篇文章駁斥這種謬論栽贓。還親自動手買入這家粉紅單公司，短短三天就賺了台轎車。

香港2019年暴動事件、2021年新疆奴隸棉花事件、最近新冠病毒向中國求償事件...等，我們都可以看到美國政客在試圖提高中國競爭成本的過程，會創造大大小小系統性或個體性的災難風險，例如前述Super Micro因栽贓性假消息股價從$20.61美元在一兩日內崩跌至$13左右，但隨著栽贓者無力提供更多證據，市場回歸均衡的過程，截至2021年5月28日，Super Micro股價已經來到$35。

這是說，某些因政治干預造成的個體性或系統性風險，雖然屬於不可預測的風落（windfall），但其中不乏類似Super Micro的例子，在隨後回到正常的價值位置。如W. Buffett所言：市場短期是投票機，但長期是磅秤。

d. 美國知名橋水基金創辦人Ray Dalio在其將於2021年11月初版的書籍」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已提前公開的第七章」US-China Relations and Wars」提出綜合國力歷史計算與國力表（見圖）

提出美國正處於信用擴張後期的大國階段，而歷史上處於此階段與新興國力上生階段的國家一旦發生國力曲線交叉時，多半發生大規模戰爭以重新均衡雙方與整體國際關係。

依其推論，中美兩國發生戰爭的風險來到史上最高點。

但這部分我持較保留態度，特別是新任President Biden政府的高達$6 triilion美元的聯邦預算案出台，我們注意到一者，美國聯邦政府支出繼續維持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GDP高佔比--達25%，二者，預算增幅最大均在健康醫療（成長23.1%）、商務（27.7％）與環保（21.3％），然在國防（1.6％）與國家安全（0.2％）幾乎未有成長，甚至計入通貨膨脹因素，後二部門的預算是實質減少的。因此可推估此任政府對發生大型戰爭的預期心理。

四、 變種病毒的不確定性

這是最後最難評估的風險，在現階段的資產配置決策中不可忽略卻又幾乎難以估計。拔高到國家決策層面來看，這也是中國面對的最棘手風險之一。

結論：

以上是我從經濟學角度出發，非常簡略地預測中國在疫情後將面對的國內外經濟環境與挑戰。其中任何一項單獨提出要深入探討都會是長篇大論。還有一些我認為相對重要性較低的現象與局限條件轉變，本文也尚未涵蓋。

BTW，最後多提一句台灣獨有的風險：後疫情時代是否接種過疫苗有可能在相當時間內成為國際旅遊的必要條件。然如果台灣政府真的壓寶在台灣國產疫苗上，則在現今環境下有沒有可能不被世界多數國家組織承認？會是一個額外的成本。

參考文獻：

*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Biden is the $6 Trillion Man」 (May 28, 2021), https://www.wsj.com/articles/biden-is-the-6-trillion-man-11622241749
*  The Financial Times, 「The summer of inflation: will central banks and investors hold their nerve?」 (May 15,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414e8e47-e904-42ac-80ea-5d6c38282cac
*  Ronald Coase, 「The Problems of Social Cost」 (1960)
*  Ray Dalio,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Why Nations Succeed and Fail」 (2021)
*  Irving Fisher, 「The Money Illusion」 (1928)
*  Mundell, Robert A. (1963). "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9 (4)
* 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S, 1867-1960」 (1963)
*  Milton Friedman, 「Money and the Stock Market」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6, No. 2 (Apr., 1988), pp. 221-245 「
*  Allan Meltzer, 「Learning about Policy from Federal Reserve History」 (Spring 2010)
*  Armen A. Alchian, 「Effects of Inflation Upon Stock Prices" (1965)
*  張五常,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1982)
*  張五常,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hina」 (2007)
*  Ronald Coase and Ning Wa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2012)
* 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 (1920)

文章連結：

https://bit.ly/3vD1B2o

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美國國慶日
AIT美國在台協會特別和美麗華合作
舉辦「夏日狂歡美國週」活動
而擁有純正美式血統的印地安重機
也特別到現場展出旗下經典車款
希望讓更多民眾感受美式重機的豪放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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