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社會需要鬼怪文化》 投稿人｜謝沛縈 校正｜林家宥 執行編輯｜張語庭 ❙作者簡介 謝沛縈，一六‧台北投稿作家。目前就讀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學士班。 - ❙現代社會中的鬼怪文化 以科學主義與理性思維作為核心價值的現代社會，仍充斥著屬於前現代（註1）的思考方式，例如鬼月不宜玩水的禁忌和「魔神仔」的傳說。甚至，世俗認為最鐵齒的理工行業，內部都盛傳著「乖乖文化」，認為在設備旁放置零食乖乖，便能讓其順暢運作。這些現象顯示著前現代社會對鬼怪文化的思維仍影響著現代社會，為探討鬼怪文化對現代社會的意義，我們必須先了解它在傳統社會是如何運作的。 - ❙鬼怪文化如何在傳統社會運作？ 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成員瀟湘神在TED演講中說到：「鬼怪是被社會創造的。」他認為鬼怪文化可達成三種社會功能：社會控制、社會排除與社會修正。 •社會控制：當社會群體形成，為維持穩定，社會內部會產生規範與禁忌，藉此控制社會成員，而在傳統社會中，鬼怪文化時常扮演社會控制的角色，例如藉由嬰靈傳說控制女性的生育意願。 •社會排除：當規範與禁忌形成，不符合社會期待的偏差行為或邊緣人，往往因為群體的不理解與恐懼而被妖魔化，進而排除於社會系統之外，例如中世紀歐洲的獵巫行動。 •社會修正：在傳統社會中，社會問題並不從根源解決，而是透過其他間接的方式彌補社會不公，進而形成鬼怪文化，例如冥婚是因為過去女性必須經婚嫁後才能被祭祀，進而衍生的文化現象。 - ❙鬼怪文化與在地的關係：台灣的妖怪學 鬼怪既是社會集體的投射，傳說的誕生也反映出當地的文化習俗、歷史脈絡與地理環境，了解鬼怪文化有助於社會形成文化認同。日本與台灣雖然同樣經歷現代化的衝擊，但日本擁有脈絡化的妖怪文獻資料，使得其妖怪文化得以被二次創作於流行文化當中（廖翊如，2018），而台灣的妖怪學尚在發展階段，台灣歷史的特殊性和族群的多樣性，提供我們富足的文化底蘊，倘若能建立系統性的資料庫，將有助於以鬼怪為題材的學術研究或大眾創作。例如由台北地方異聞工作室所撰寫的＜唯妖論＞，便是台灣第一本收錄台灣鬼怪文獻資料的大眾文化作品，其資料蒐集與詮釋的嚴謹度，更是獲得學術界的肯定。 - ❙鬼怪文化對現代社會的意義 當我們了解到鬼怪文化是如何在傳統社會發揮社會功能，則該進一步探問現代社會又是如何看待與處理社會問題。現代社會雖然看似文明，網路社群獵巫文化卻不減反增，我們只是改透過輿論殺人；現代社會雖然看似開放自由，但偏見與歧視卻仍使少數族群被汙名化、持續受到社會不公的壓迫。美國社會學家Ann Swidler認為文化既是一種生活方式，同時也可作為一套工具，為社會生活問題提供理解的路徑以及解決方法。因此，探討鬼怪文化，其實就是在理解人性以及反思社會，鬼怪文化為我們投射出社會的陰暗面，提醒人們檢視當前看似正常的社會中，是否潛藏著不尋常之處。 - *註1：前現代社會是個尚未工業化、都市化、世俗化的社會，人的思維仍具有神祕主義的色彩，行為會受到宗教、習俗、規範等控制。這樣的社會集體意識強烈，透過同質性維持社會穩定。

自由，那人們永遠都在探索的邊界- #珍莫里斯 . 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批登上聖母峰的記者， #JanMorris 莫里斯的人生太過精彩。出身英國的她，認同英國自由民主文化，反對帝國強權殖民的壓迫。 . 就像是在矛盾中央，試著理清分類一樣。 . 她揭露過英法兩國試著聯合以色列出兵，阻止埃及蘇伊士運河國有化，讓當時英國總理因此下台。也是第一批到莫斯科採訪的西方記者，還在哈瓦納採訪過古巴革命領袖，切格瓦那。在她的筆下，切格瓦那感覺犀利的像貓。 . 不知道對於這位革命偶像後來的形象，她有什麼看法。 . 說起這位作家，最喜歡的是她的旅遊文學，沒有坑坑巴巴的掉書袋，深刻的感受了當地的文化還有生活。無論是寫什麼地方，寥寥數筆就能勾勒出它的獨特之處。 . 可以說是西方版的文化苦旅。 . 她筆下的威尼斯寫道：“你可以從一個人的臉上判斷他是不是威尼斯人。威尼斯人很久以前就成了義大利公民，但至今仍然是一個自成一格的種族，是一個城邦。你不可能看不起威尼斯人，你只能恨他們。18世紀後期，威尼斯人變得對批評沒有耐心，就像變得強大之前的美國或者不在強大的英國。現代威尼斯人並不高貴，他們平凡、守舊、多情而又自滿，失去了權力帶來的謙虛的自信，希望別人贊賞他們。威尼斯是一座飽經風霜卻華麗輝煌的城市，許多龐大的宮殿搖搖欲墜，向水面傾斜，就像體弱多病的貴族推推搡搡，想要呼吸一口新鮮空氣。 . 守著逐漸破敗的城堡的威尼斯，令人神往又唏噓。 . 也因此，她是探索自由的先鋒。走進文化還有歷史的人，才看得懂過去、現在還有未來的選擇，知道選擇的力量與意義。這段話放在莫里斯的身上，在她選擇接受變性手術的時候，意義得到更大的昇華。 . 那時背景是二次世界大戰，民風保守的變性手術。 . 選擇從生理男性變成生理女性，不是因為肉體的歡愉，這件事涉及的不是生殖系統，而是人的自我。性別是靈魂、是才能和人的感覺，是內心的音樂，是人的根本，是更加真實的生命和愛，而不是什麼卵巢和激素的總和。 . 因為找到了自由，她想變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 莫裡斯也說過：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雌雄混合體，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的難題不是科學或者社會習俗問題。我相信它事關精神，對它的解釋並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不論多麼特殊、困惑或者不知歸屬，我們所有的人都擁有按照各自意願生活的自由，能夠愛其所愛、能夠瞭解自己。 . 雖然老掉牙，但自由的前提就是發掘愛與接受愛。 . 也特別喜歡她最後一本散文集《的里雅斯特:無名之地的意義》，在義大利的一個不知名地方，她寫著：“撫今追昔，發覺的里雅斯特的命運總是如此地多舛。它似乎永遠都處在天堂與地獄交界的靈薄獄(Limbo)，永遠都要承受無法預知的殘缺。和這座城的緣分，貫穿了我的大半生。並且在冥冥之中，我依然堅信，在有生之年裡的里雅斯特仍然會有意想不到的大事發生。” . 好喜歡這種歌頌也好喜歡這種真實，那是自由的感覺。 . #snapshot #colorful #文字 #文字語錄 #likeforlike #lfl #like4likes #TFLers #旅行⁣ #writing #隨筆 #寫作 #散文 #時間 #生命 #日記 #生活 #靈感 #謬思 #翔武紀

#政經八百政治標記 〔#你的孩子不只是你的孩子？#東亞國家百年生育政策的反思〕 東亞文化中，歷來有重視生育的傳統，近年生育率持續低迷，讓大眾對於生育補助等相關政策有諸多討論，不久前也有某護理師譏諷他人沒有生小孩報效國家引發的爭議。 但這樣的生育文化，其實在這百年間，也有不小的轉變，今天我們就以1920年代為開端，回顧並反思東亞各國的生育思潮和政策。 ▌節育思潮登陸中國 1922年，美國著名節育運動者Margaret Sanger訪問中國，並舉行了公開演講，她在演講中，闡述了「節育」的概念，大力宣傳使用科學方法避孕的節育，並進而論述了生育節制的意義、節育的概況及不同的生育觀。 Sanger主張「婦女解放的必要條件，並不在參政權，而在能夠支配自己的身體。」因此反對傳統以墮胎、殺嬰的方式限制人口，也不贊同馬爾薩斯以禁慾、晚婚來節育的主張，而應以使用保險套、子宮帽等物品阻隔精子流動的機械法來進行避孕。 除了對於婦女解放的關懷外，她也認為節育不只能幫國家控制人口的數量，也有助於提升國民的質。 ▌撼動知識分子的演講 Sanger的演講不僅帶動了後續諸多機構正式在中國推行節育，更引發知識界一系列對於人口和節育問題的重視，掀起了一波婦女解放狂潮。包含《婦女雜誌》在內的諸多雜誌甚至為此發行了〈產兒制限專號〉，讓節育觀念的討論正式躍上公眾視野。 知識分子為何如此踴躍地參與這場節育運動？ 民國史學者呂芳上教授分析，節育這個來自西方，打著科學旗幟，又以婦女解放、社會改造做號召的運動，正迎合了亟欲追求現代化的五四知識分子們棄舊迎新的心理需求。 ▌支持or反對？ 節育學說在中國開始提倡後，有擁護者，也有反對者，因為推動節育觸動了傳統習俗中的兩大禁忌，一是公開談「性」事，一是「絕子絕孫」、「無後為大」的忌諱。 圍繞著節育展開的討論反映了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新舊觀念衝突，生育和婚姻的觀念衝突更是核心之爭。 支持節育者的主要論點包含：節育控制人口能使國家興盛、有利於婦女解放等等；反對者則多從傳統有後主義的思維出發，認為節育和傳統生育觀念不符、會造成性氾濫及違反天地好生之德，也不乏有論者抱持富國強兵的國族思維，主張「產兒限制是民族自殺」，將削弱國家和民族的力量，因此反對推行節育。 ▌節育與婦女解放的糾葛 到了1930年代，社會大眾已逐漸接受節育觀念的傳播。但隨之而來的挑戰是，在Sanger的觀點中，避孕理應是保障女性權益及達成婦女解放的手段，本應被視為「權利」的工具，卻在政府的介入下，這項權利彷彿轉變為義務。 家庭間的私事被公共化，變相再度成為對女性的壓迫，使她們再度交出了自己對於生育的掌握權，只不過不是交給夫家，而是交給國家。 這樣的糾葛在二戰後越演越烈，尤其是在戰後的東亞諸國。 ▌東亞的人口控制政策 到二戰為止，人口一直被視為是國力的象徵，節育也從未正式成為國家政策。但在1950年代後，人口爆炸之聲響起，經濟發展掛帥下，人口的迅速增長被認為是制約國家進步，走向現代化的瓶頸。 此外，美國觀察接受美援的盟國，發現美援所帶來的經濟利益被近乎失控的人口成長所抵銷，這並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因此他們積極施壓被援助國推動節育計畫。 在這樣的脈絡下，臺、日、韓等東亞各國紛紛展開全國性的家庭計畫，以人口壓力及經濟發展考量壓倒「母性自主」之說，由國家與醫療高度介入節育行為，帶來急速的人口轉型。 ▌臺灣的家庭計畫 臺灣的人口問題自1950年代開始浮現，人口增加太快、密度又太高，在這樣龐大的人口壓力與經濟發展對抗下，節育論戰再度爆發。 政府先於1965年首度認可了節制生育概念，並成立「家庭計畫推行委員會」，正式以官方機構推行避孕方法，並在美國的壓力下，以「促進農村衛生」的理由，協助超過60萬名婦女採用子宮內避孕器進行節育。 1969年，政府正式制定人口政策，讓1970至80年代成為政府介入節育最甚的時期，在「兩個孩子恰恰好、一個孩子不嫌少」的口號下，人口增殖數大幅下降，到了1983 年提前達到「出生替代」的目標。 ▌少子化與助孕科技公費補助 然而到了近年，矯枉過正的結果，反而使原先積極控制人口的東亞各國面臨生育率過低的窘境，尤其臺韓兩國更是長年盤據生育率最低國家的位置，並持續探底。 國家這時又得轉變為積極鼓勵生育的角色，並將目光注視到體外受精（IVF）等人工協助生殖科技上，吳嘉苓的跨國研究團隊就發現，少子化成為臺日韓三國施行公費補助助孕科技的重要推力，三國也分別於2015、2004、2006年推出相關的國家政策。 這固然是對於許多難孕家庭的福音，但女性主義者也警覺當國家介入助孕補助，尤其是結合促進生育政策後，可能造成的強迫性母職現象。 ▌結語 綜觀百年來東亞的人口政策發展，不難發現生育控制的決策權從來不屬於女性與個人，而是牢牢掌握在男性、家庭、族群或國家的手上。 早年，節制生育對女性而言，本屬犯罪行為，其後在節育運動的倡導下以解放女權的號召推展，但結果是使權利在國家的介入下變成了義務，之後更在與經濟和少子化的掛鉤下，成為東亞國家生命政治的介入對象。 當然我們也並非無視出生率過低的現象和國家鼓勵生育的不得已，只是希望提供一個反思的視角，並期待有朝一日，生育與否的決策權能真正掌握在當事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