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歷史的元兇】

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周子峰，近月以中學生為對象出版《速讀香港史》。但被毒果指責內容偏頗，不但指控 2019 年反修例運動示威者涉嫌獲外國勢力支援，又指元朗 7.21 事件是媒體將事件定性為「警黑勾結」等。並找出所謂「歷史學者」如教協前總幹事馮家強等人，指出該書錯誤及粗疏之處頗多，不建議中學生閱讀。但其實內容全都是事實真相，只是黃人自我麻木不去面對，便指責別人內容偏頗？

就 2019 年反修例運動，書中稱為「修例事件」，當中指出2019 年 6 月 9 日反修例遊行後，少數示威者拒絕散去，到凌晨逾百人兩度嘗試衝入立法會與警方衝突。這絕對是與事實相符，當時更有數名警員被襲受傷，一人毁容面縫14針，才導致警隊於612的重兵防禦。

書中另指出612 當日，大量示威者於清晨到金鐘堵路，下午再衝擊警方防線，指「有示威者以鐵枝刺向警員」。但毒果指控此書隻字不提警方開槍、發射催淚彈等驅散行動。請問甚麼「開槍」？警隊當日從沒有開過真槍！用「開槍」兩字是否誤導讀者？再者發射催淚彈、橡膠子彈等驅散示威者請問有何問題？美國國會暴動不正好好展示了這是警察驅散行動的國際標準嗎？美國警察甚至開真槍射殺示威者，相比起香港警察不是已經非常克制吧。

書中又稱元朗 7.21 事件是民主黨林卓廷與反修例支持者當晚「乘輕鐵到元朗站」，與身穿白衣的人衝突，並指事後支持反修例的媒體將事件定性為警黑勾結，「成功地將社會輿論焦點從『中聯辦遇襲』轉移到『無辜市民被黑社會襲擊，警察與黑社會勾結而袖手旁觀』的論述」。這點也絕對是事實！暴徒當日揚言兩天的「光復元朗」行動，才導致元朗人組織白衣人去守衛家園。721黑衣人不夠打，在網上「吹雞」。林卓廷等帶領手足入元朗幫手，最後不夠人打落荒而逃又屈警察勾結不幫忙。想知若當日被打退的是白衣人請問會有一個怎樣的結果？會否變成警察與手足勾結？警察支持黑暴致村民家園不顧？根本是便是兩幫人打爛仔交，輸了的便跌落地要楋翻揸沙。警力當日不足是事實，若大家不到中聯辦攪事又怎會導致此情況？若不攪「光復元朗」又那有白衣人？若沒有林卓廷又那有721！

該書同樣將 03 年反 23 條遊行歸咎傳媒，稱當年時任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多次解釋 23 條立法，「其言論被親泛民傳媒多番誇大報道」，激起市民情緒，又指傳媒有意鼓動，導致 7.1 當日有 50 萬人上街遊行。但的而且確是毒果多年的煽動群眾上街，誇大23條將其變成惡法。現在大家有沒有後悔當年沒有通過，變演成了今天更猛的國安法？

該書亦提及去年訂立的港版國安法，指中央政府目睹香港形勢日漸 失控，「部份示威者幕後亦涉嫌得到境外勢力財政與物資的支援 (主要是台灣和美國)」，故立法維持對香港的治權。事實上證明是有外國資金操控，亦是大家當日不懂得「見好便收」，就算「逃犯條例」撤回後仍然堅持長時間抗爭暴動甚至宣揚港獨，才引致國安法的成立。「國安法」絕對是這班黃人暴徒成功為香港爭取的，與人無由。而且全世界國家城市也有國安法，為什麼卻獨要香港沒有？

民主黨主席羅健熙還批評作者嘗試改寫反修例運動，扭轉事實。掩耳盜鈴不願意面對傳媒抹黑煽動、外國勢力介入等事實。這兩年間大家看到很多如新屋領、爆眼女等假新聞被揭發，中美政治角力⋯仍然選擇不去相信真相。究竟是誰扭曲事實？相信時間可以証明一切，事實勝於雄辯。

朱庭萱

蘋果假新聞及毒新聞監察組

練先生，太樂觀了。六桶冷水會令人清醒？不，我都說過幾個類似的觀點，結果惹來什麼？泛民打手連登招呼呀。因人廢言，乃方塊字文化。見你可以棒打再有利益之時，那些賤貨一定會不留情面的拿著你的文章說「剩係識潑冷水」、「咁叻你做過咩？」來招呼你。有些說話都是自己私下說好了。香港人要死，就由得他們尋死好了。

#流亡就是無能
#不是我說的
#我quote練生quote㗎咋
#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
#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

//今天和大家談香港社會運動的海外翼。當本土翼遇到前所未有的壓阻力之後，不少香港人寄望海外翼有所作為。一些響叮噹的社運骨幹透過各種途徑離開香港到海外立足，這些人物帶着不少港人祝福飄洋過海到異域，矢志做外國政府和民間的游說和解說工作，也盡力在香港人社群裏發揮影響力，壯大各方對香港民主自治運動的支持。游說似乎真有用。近月歐美政府的一些作為，包括對若干「鎮壓有功」的中港黨政幹部制裁、為香港人提供「救生艇」、犧牲若干自身經濟利益同香港攬炒等等，反映了國際線上的汗馬功勞。不過，我認為香港人看了先別高興，倒應該也很快看到，儘管各國有所行動，但中港軸心政權並沒有絲毫退縮，反而加倍鎮壓、氣勢如虹。

如果這個全景象令人有點泄氣，那麽我還可以給大家澆幾桶涼水清醒清醒。

一、人權說帖不是符咒
首先要明白，國際游說有個限度，而這個限度，在一些最賣力、最同情香港人的國家裏，已經幾乎觸碰到了，往後難再有甚麽突破；也就是說，游說已經到了經濟學說的收益遞減區，事倍功半無可免。游說存在極限，因為事實上各國是為了你香港人在捱義氣──看到你的人權受壓，引發了他們的同情心，對中港軸心政權作出制裁，但制裁對他們而言是有經濟和其他各方面代價的；他們要對自己的國民負責，包括在經濟方面負責，不可能無限度付代價替你打人權仗。這不能怪人家。

說到底，你若要民主要自治要光復，主要還得靠你自己付出，人家不可能代你去搞這個那個革命，國際政治的餐牌上，沒有這一道免費午餐。辛亥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帝國，關鍵恐怕不是英法日俄等國的道義制裁罷？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在旁支持，最後還是十三州殖民地的建國者拿了槍炮把英國人的十倍兵力打垮了。中共打敗國民黨，有蘇俄的强大支持，但關鍵還是他們的三大法寶特別是最後階段的那張王牌解放軍。三十年的香港民主運動從政權那裏爭取不到絲毫讓步，說明了一個事實：面對的原來是專制極權，香港人的付出因而遠遠不足；現在大家清楚了，光是磨損幾雙鞋底磨不出民主雙普選，哪怕是幾百萬人都經年纍月在那裏磨。

那麽，2019年的勇武又如何？不少手足流血了，還死了幾個人，於是有人罵政權麻木不仁──怎麽你特府黑警可以那麽無動於衷？換作是民主國家政府早倒台了！誠然。問題是大家面對的是專制極權；過去二十多年北人搞韜晦，所以大家錯覺了。所以，不光是「飯民」搞錯了，勇武和他們的支持者也許還是搞錯了；原來，香港人2019年的付出還是遠遠不足；光是流幾灘血死幾個人，別說換不來民主，連送中也阻止不了，12人的遭遇不是說明政權給大家「加倍奉還」了嗎？

好了，這邊廂的搞錯了就搞錯了，但如果舊運動的名人、新運動的骨幹，都跑到海外面對民主國家的政府搞游說，以為以人權民主價值寫在說帖上，人家就會超限量給你支持、中港政權就會讓步，那就依然會是「搞錯了」。幾十百個人磨嘴皮不會比幾百萬人磨鞋皮有效。說帖不是符咒，沒有神力。

但有人會說，游說可以很有效啊，你看當年基辛格不是成功游說中國聯美抗蘇？《左傳·定公四年》不是記載有超級楚國說客申包胥「哭秦廷」哭了七日七夜，結果秦國答應出兵攻吳救楚嗎？

游說在某些條件底下當然可以非常有效。中蘇當年已經撕破臉，中國便是在社會主義陣營裏也非常孤立，朋友只剩東歐兩個小國；文革搞到後期，中國經濟已非常惡劣，基辛格於是有機可乘。秦國答應出兵救楚，絕不是被申包胥磨眼皮感動了；秦楚本來就有姻親關係，而且如果吳滅了楚的話，秦的頭號敵人晉就能夠坐大，秦稱霸中原的目的就難似登天。這些都是赤裸裸的大國利益關係算計，游說的內涵不涉絲毫道義。況且，游說者都帶了手信。基辛格準備好要出賣台灣。楚國答應秦國，事成之後讓出六百里商於之地。國際線上的流亡人光用人權反共等道義理由游說，不是沒有作用，而是力量很有限。如果沒有新的形勢突變，西方國家的現有反應，幾乎可說已接近他們的道義極限。

二、流亡組織十居其九泡沫化
西方學術界於二次大戰之後興起了「播遷學」（diaspora studies；也有譯作「離散學」）及「流亡政治學」 ，其中不少結論相當悲觀。1972年，匈牙利猶太裔作家 Paul Tabori 寫出了第一本流亡學專著《The Anatomy of Exile: A Semantic and Historical Study》, 指出一個大致規律：絕大多數流亡或播遷者當中的反抗運動，一代人光景就消失。這一點我有親身體驗。十年前我每到加拿大省親，常會應當地港僑團體邀請座談香港民主運動和政經狀況，聽眾九成以上是上了年紀的香港移民，特別多是89年離開的那批次。主持者給我指出，較年輕港僑關注的是當地社會和生活；在那邊出生的不用說，便是在香港出生和上過學的年輕移民，也很快對香港的事務淡忘，支持香港民主的意識薄弱得幾乎可說沒有。這當然是人之常情。2014年之後有變化，座談的聽眾以年輕人居多，而且人數比之前幾年的暴增。不過，我不認為這個變化可以持續；一代人（25-30年左右）之後，如無意外，那時的新一代又會忘情。Tabori 的結論放在香港人身上是對的；香港人不是猶太人。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歷史教授 Idesbald Goddeeris 於2007年寫了一篇關於流亡研究的文獻綜論，劈頭第一句就說 “Exile is the experience in impotence.” 這幾乎把「流亡」和「無能」畫上了等號。他列擧二十世紀一系列流亡經驗，包括1917年的俄羅斯反革命流亡、1930年代的西班牙反法朗哥流亡、二次大戰期間的德法等國的反納粹流亡、大戰後東歐國家的反共流亡等，不是流亡者客死異鄉就是流亡組織無聲無色急速泡沫化，就算最後流亡者所針對的政權消亡了，也主要不是由於他們的在外吶喊和努力。文章指出，政治學文獻對流亡者的貢獻通常認定得比較大，但那是因為不少那些文獻是出自流亡者手筆，而所謂貢獻，通常是難以量度的。至於歷史學文獻，總的來說則是對流亡者的貢獻認定低得多。

Goddeeris 的文章還指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如果流亡運動產生代表性或正統性爭論的話，那這個運動就無可避免一事無成，因為正統性的爭論不僅佔據了他們的主要精力，還往往導致運動的最惡意分裂再分裂。要大台，終歸連小台也沒有。據我所知，八九六四那批中國流亡者的運動泡沫化了，爭大台是一重要原因。香港的2019批次的流亡者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可能好一些，因為2014年之後就批判、摒棄了大台主義； 但一個問題是，流亡運動在海外沒有强大的公民社會監督，會不會重新掉進大台、正統之爭而虛耗精力？大家不要忘記了，大一統觀念在中國文化裏出現得特別早，自宋朝以後，中國人就普遍掉進大一統裏意淫；歐陽修《正統論》說：「《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那個《傳》指《春秋公羊傳》，戰國時期的東西。正統思想活在我們的部份文化基因裏，根深柢固，所以運動裏的人，就算主觀上反對大台，也容易「以我為中心」，彼此為之打個半死。

三、流亡團體多是道德糞坑
馬克思是流亡界的常客，一生流亡三次，第一次兩年在巴黎，第二次三年在布魯塞爾，第三次在倫敦最長，達34年，直到他去見上帝。前兩次他都被當地政府請走；當時最先進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英國對他仁至義盡最寬大，他卻最憎恨資本主義民主。他的流亡經驗豐富，因此對流亡團體的種種惡習十分熟悉。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失敗幾個月後，恩格斯寫信給他，痛駡流亡團體的內部失德，他十分以為然：”...(it) is an institution which inevitably turns a man into a fool, an ass and a base rascal unless he withdraws wholly therefrom, and unless he is content to be an independent writer who doesn’t give a tinker’s curse for the so-called revolutionary party. It is a real school of scandal and meanness in which the hindmost donkey becomes the foremost saviour of his country.” (...除非你徹底從那所謂的流亡革命黨抽身而去搞單幹，否則它一定會把你變成一個儍瓜，一頭笨驢，一個低等壞蛋。那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出產醜聞和習得尖酸刻薄的學校，最屁的驢子在那裏給認作最一品的救國者。）（《馬恩全集卷38》）

熟識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長征」（內流亡）到了三不管的延安，高幹生活腐化不堪，給王實味、丁玲、艾青等文人黨員寫文章捅破，毛惱羞成怒，找個特務罪名把王秘密處決。不只共產黨如此，同盟會人士在日本的時候，醜聞耳語不少，孫大炮志大才疏獨裁專橫而且不是正人君子的一些說法已經傳開，只不過後來的人寫黨史都為尊者諱。

如果用理論分析，流亡革命黨因為多是地下組織，便是終極主張民主的，也不免在運作層面採用高壓一元化領導，但在革命階段，組織運作就是一切，權力於是極度集中，又因為沒有法治和社會監督，於是出現各種弊端；如果再加上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十分有限的資源的爭奪、個人作風的近距離衝突、執行「家法」時的種種不公，等等，狀況的確可以非常惡劣。這僅僅是就那些尚未喪失革命鬥志和初心的流亡團體而言。換作是一些喪失了鬥志、徒具虛名不事生產而以欺騙所在地政府和NGO津貼度日的那些團體，當然就更不堪。

四、勇武無法適應流亡日常
流亡者離鄉別井，舉目無親到一個異文化裏生活，若無法適應，會產生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2019離港的那批次當中，就有不少如下事例：流亡者到了目的國，人家慷慨接收，居留手續和基本生計都給苦心安排好，但因為流亡者飲食不習慣，於是沒多久就回流，寧願送頭。看官，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當然，那也並不奇怪，因為大家都「真係好撚鍾意香港」。不過，做出那種取捨，心理因素方面是否欠缺了甚麽？西方心理學家已經做了不少研究，證實流亡者當中，或深或淺患上各種精神病的比率偏高，自殺傾向更明顯，而香港的流亡者對此束手無策。

2014年的佔運日子裏，我在佔領現場和一些年輕抗爭者交談。他們有一些告訴我，今後要進行嚴格的體能訓練，以備日後抗爭時「打得應、掟得遠、走得快」，令我大吃一驚。回想，原來勇武抗爭的體力本錢，幾年前就開始累積。不過，2019之後，我卻覺得，心理質素方面的弱點，可能更加致命，而克服這些弱點的本事，則更難練就，不是舉舉重、跑跑圈就可以。出身於港式大都會的抗爭者被迫要面對的，是兩種截然不同卻一樣沉悶的環境和孤獨的長時間，其一就是流亡，其二就是坐牢，所包含的心理挑戰，並不是有了勇武所需的體格就能具備。

十多年前，我的老友程翔先生出獄回港，久別重逢，我問他受刑期間最難挨的是甚麽，他說：「係冇人同我傾偈，幾乎發癲。」因此，培養堅强意志力和在大異環境裏的中長期心理適應能力，對抗爭者非常重要。歷史上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刻意鍛煉心理質素的最著名故事，就是春秋時代越王勾踐為了光復己國而强迫自己睡不舒適、吃不甘美，即「卧薪嘗膽」的傳說。我不知道今天的抗爭青年當中，有多少人能夠對自己作出這種鍛煉要求；也許很多，或足以令我再次感到驚訝，但我估計其實很少很少，少到接近零。

五、學猶太人窩囊復國？
近聞海外各派抗爭者的中生代有一共同點，就是非常欣賞猶太人的堅忍承傳，播遷世界各地幾乎兩千年之後最終復國並實行民主。這種欣賞，擺在 Paul Tabori 說的「流亡意識一代即消亡」旁邊看，非常有理。不過，要兩千年才能實現一個理想，凡事慣即食的香港人，真是難以認同；莫說兩千年，就是兩百年，對那些嘴邊常掛一句「希望有生之年乜乜乜」的老一輩民主派而言，也是不可想象、遙不可及。因此，以猶為師，文化上不對號。

猶太人自公元初給羅馬征服乃至驅散之後，很快喪失鬥志，變得窩囊怕事，膽小如鼠；千百年來世界上排猶、猶太人遭殘殺、財產被掠奪的事例不可勝數，但它們只會逆來順受，受不了就走，好死不如賴活着。二十世紀猶太建國，也很大程度是英國開綠燈並撐腰。 這種性格容或不足以稱道，但頗值得留意的是他們有信仰的軟硬件，後者指遍佈世界各地每一猶太人聚居處的教堂（synagogue），那是他們發揮軟力量即信仰本身力量、達至文化承傳和民族凝聚的物質建設。支持這種物質建設的，就是猶太人的雄厚經濟實力。他們認為勤奮賺錢是本分，但同時認為所得財富不過是神託付給你今生管理的東西，死的時候應該盡量捐出。他們流亡，代代堅守信念，而且相信自食其力，不靠政府救濟或NGO施捨，和很多八九六四的中國流亡人不一樣。

還值得留意的，是他們對信仰的執着，香港人看簡直是到了病態的地步。猶太人的信仰規條以及由之而來的行為守則多如牛毛，例如單是安息日不可點燈着電發熱的規矩和例外規定就有好幾十條，電燈泡不可用但LED不發熱卻比較認為可以，安息日之前就已經開着的就可以，如此等等。規條多得連他們自己也吃不消，於是各教派和地方都會發明一些巧妙理由去盡量繞過、取得方便但名義上不違反這些規條。儒家會說那是沒有了仁的內涵的禮，徒具形式，但從他們寧願辛苦挖空心思將就也要保留那些規條，倒可看出他們的一種極度執着。大概就是這種執着讓他們窩囊地死守着復國信念近兩千年，最後神推鬼擁之下成功了。香港人很難效法猶太人復國（那是違反國安的）；但有些人認為能夠從猶太民族身上得到啟發，例如不靠正規學校教育而能夠有效作語言文化承傳。我則認為香港人連這一點也難學到。別說流亡在外國，就是在香港，大部份家長也以子女習得英、法、德、日、普通話等外來語為尚。

學猶？算罷啦！

六、流亡者不懂流亡學
香港人一向輕視學術，凡事靠直覺扭計精乖高轉數，所以縱有大批人流亡移民搞海外抗爭翼，卻鮮少有人提出要學懂弄通流亡學。本地翼搞民主抗爭，一代人光景下來，才發覺搞錯了，因為未弄清抗爭對象政權的本性，遂以磨鞋底抗爭三十年一事無成。海外翼現在一窩蜂搞國際游說，我估計一樣錯誤，因為未弄清楚民主國家政客要對投票人負責、包括要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因此不可能以人權為武器與中國周旋到底。若又因此磨破嘴皮一代人一事無成，那麽海外翼也是無效的，知道的時候，如 Paul Tabori 所說，已經夠鐘消失。我估計在西方很多幾十年一事無成的流亡運動，包括西藏獨立、古巴復國等，都是糊里糊塗抗爭幾十年，最後又糊里糊塗地夠鐘消失。前車本來可鑑，但香港人很可能缺乏必要的文化資源去解決這個問題。

一口氣給大家淋了六桶涼水，估計會清醒，然後迷惘，因為不知路在何方。指路不是我的角色，我也無此能力。沒有大台了，也沒有唯一的正確途徑，找路因此是每個人的獨立責任。讓我改寫一位法國哲人的一句話：當你感到完全迷惘，也許就是你觸到了智慧的邊沿。

練乙錚//

全文：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10102/76ZXRNCDZNCQRGCFFIG3JRLV4I/?fbclid=IwAR1q3J3VgMPs-zx4YFmL24wFh6oUf7h8ydOfjeWX_vIhW2-x3R3ccXEjyHw

滿剌加與華人海商｜知史百家

安煥然

2005年6月，恩師，台灣成功大學的陳信雄教授，以及盧泰康學長來馬出席鄭和學術研討會。陪兩人到馬六甲一遊，並在星洲日報專欄作者歐陽珊的引領下，我們在馬六甲河口，當時正裝修著的鄭和文化館看到了大量中國陶瓷破片。這些瓷片多數是明代中晚期的器物，有些甚至是明朝正統、景泰、天順年間屬於「明代空白期」的器物，而且盡乎是出自中國民窑的民間商品。其量多款豐，令人大開眼界。（詳見歐陽珊《到馬六甲看碎瓷》，星洲日報星洲廣場《笑看古城》專欄，2005年10月30日）。

明朝中葉以後，中國海洋政策轉趨緊縮。為了防御倭寇，閉關鎖國，中國政府一再重申海禁政策，嚴禁商民下海私自貿易。因而，這些瓷器，究竟是如何到來這裡的呢？

其實，朝貢貿易，以及明廷使臣的賫賜貿易，只是「馬中貿易」的一部份。在朝貢體制之外，尤其是15世紀中期以後，逐漸擴大的中國民間走私帆船貿易，更是滿剌加對中國貿易的另一主要途徑。而且，與當時東南亞諸國一樣，滿剌加朝貢中國的貢使、通事，不少是由流寓於海外的華人充任的。他們常常依附在朝貢體制內進行「私貨」的貿易。

這些人當中，《明實錄》有名姓記載的，就有景泰年間的馬貴，正德初年的亞劉（蕭明舉）、彭萬春。這三人都是因為他們以滿剌加「貢使」身份來中國朝貢，發生事端，賄賂官員、劫害同僚，才被記錄下來其事跡。相信未記錄者，還有更多。

在海禁政策之下，當時的中國人是不能隨意下海經商的。因而，對中國朝廷而言，這些流寓於東南亞各地的華人海商，往往被視如「海賊」。那些擔任海外諸國貢使的海外華人，也被視為「以罪叛入其國」的「無恥之徒」。

誠如（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所言：「按四夷使臣多非本國之人，皆我華無恥之士，易名竄身，竊其祿位者。蓋因去中國路遠，無從稽考，朝廷又憚失遠人之心，故凡貢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貨來皆倍償其價，不暇問其真偽，射利奸氓，叛從外國益眾。」

然而，利之所在，趨之若鶩。中國閩粵沿海商民在明中葉以後，常常是「犯禁」出海。從客觀形勢看，宣德十年（1435）以後，明朝官方大規模遠航活動停止，官方的朝貢機制趨向緊縮。但正統後期（1444年後）中國商民私自出海者卻開始增多，至成化、弘治年間（1465─1505）更為發展。其勢雖然不如嘉靖以後之壯大，已是16世紀中國民間海洋勢力之先聲。他們私自建造帆船出海，以中國的絲綢和陶瓷，交易東南亞各地的香料。根據葡萄牙人的文獻記載，當時從滿剌加「把香料運往中國，和運往葡萄牙一樣可獲大利」。

這些「犯禁」出海的華商，主要是以暹羅為其海貿的重心。因為暹羅給予華人海商享有相當優惠的待遇（一般商船得交22.2％的商稅，華船只需繳稅六分之一）。

正值崛起的滿剌加，看到這種光景，遂也對華商採取了禮遇態度。華船到來，竟然給予免稅優待（僅習慣性地以船貨之5％作為饋贈之物）。滿剌加對海外華商這種優惠舉措，顯然是意圖與暹羅爭取對華船之到來貿易，盡管壟斷中國貿易的企圖並未成功。

《明實錄》一條實例，提供給我們有力的歷史構圖。成化七年（1471），有「福建龍溪民丘弘敏與其黨，泛海通番至滿剌加及各國貿易，復至暹羅」。彼等在海外諸地貿易之後，又「還至福建」，反被明朝「官軍往捕，復致殺死」，「依律斬丘弘敏等二十九人」。

這是《明實錄》裡有確切記載姓名（丘弘敏）的中國民間私商前往滿剌加貿易的重要證據。這條史料透露了兩個現象：其一、顯示中國民間海商與滿剌加有海貿往來。其二、在中國海禁政策之下，福建商民丘弘敏等所從事的帆船貿易，是一種遁避於明朝貢體制之外，屬於非法的走私貿易活動。誠如王賡武所說的，那是一個不受中國官方保護（甚而壓制下），「沒有建立帝國的商賈」(merchants without empires)的閩粵海商集團。鄭和下西洋罷廢之後的一、兩百年間，「馬中貿易」，除了朝貢貿易之外，基本上是在這種經貿格局下進行的。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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