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裡的小情侶］

21歲的女生，像時下年青人一樣，說話時有懶音。她作供時，坐在法官席上的梁嘉琪裁判官，也忍不住請女生再宣誓多一次，說聽不清楚她的話。少女姓氏為「曾」，在她口中讀成「真」；「講」字說成「趕」；「光」讀成「乾」，但語氣稚嫩又有一種可愛。

但這一次，她要面對的不是學校的口語考試，而是控辯雙方大狀的詰問，年少的她是被告，在兩個月前的5月12日下午，選擇坐上證人欄。

她把自己，和男朋友的前途，都押在這個下午。

***

女孩用黑色橡皮圈束了長長的馬尾，她身穿白恤衫，配黑短裙和西裝褸，西裝褸過大，手袖掩蓋了她半只手掌，左手食指和中指戴了幼身閃爍銀色戒指。她的腿沒穿絲袜，踏着一對款式有點笨拙的圓頭黑色矮跟皮鞋。明顯，女孩平日不穿慣正式西服。

證人椅子是一張帶輪的辦公室座椅，她一邊回答律師提問，一邊忍不住左右扭動椅子，激動時用腳踢坐椅的輪，沒法子坐定。

案情本來甚簡單。在2019年10月4日蒙面法推行的晚上，警員在黃大仙截查了一對小情侶，從女生的背包搜到一支雷射筆。

然而，被提堂到法庭受審，被控告「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名的人不只她一個，還有和她同行的男友。

原來當晚兩人曾交換背囊揹。在法庭上，女生稱包裡的雷射筆，是男友擁有的。她說，是她提議交換背囊，因為男友曾表示自己帶着雷射筆在身，「有點擔心」，她主動建議這樣做。

一支小小雷射筆（此案還有一支電筒），把一對小情侶變成了同案被告。

「赴湯蹈火」暴動案主角，被拘捕後更由情侶變成夫妻；但亦有情侶在運動後感情生變。但在法庭上，把私密關係放在公眾眼底下被檢視，再由法官決定誰有罪的案情，則較為罕見。

女孩不住說：「想保護男朋友，所以……」。她把不是自己的雷射筆袋子揹着，也情急地在警署裡簽了和事實不相符的口供。

大部份反修例運動相關案件，被告都選擇不自辯。自辯把自己曝露在法庭之上，任由控方及法官提問，有時未必為被告帶來好處，弊處亦不少，有律師形容被告自辯猶如「走鋼線」，是一場輸贏未知，卻心理負荷極大的賭博。

代表女孩的辯方大律師梁浩朗，先向女孩提問。女孩解釋，當晚約了男友（亦即第一被告）去行街，從慈雲山走到紅磡，回程時經黃大仙準備坐小巴回家。她曾把自己的口罩及帽子交給男友，男友把女友的物件放在自己背包裡或扣在肩帶上。

中途，男友表示自己背囊有雷射筆，「覺得擔心」。女孩說，當時心裡覺得「沒有做虧心事，覺得（帶雷射筆）沒有甚麼」，於是建議和男友交換背囊揹。之後在黃大仙被警員截查而被捕。

女孩說，男友揹着的背囊是她的，裡面有她的住處鎖匙。大狀請她形容一下：「鎖匙鎖係哈利波特金探子造型；銀包係粉紅色Salad品牌，還有一支唇膏。」

辯方梁大狀請她說出，被帶到觀塘警署後發生的事。

女孩說：「在警署裡，經過一條需要警察拍卡才能進入的通道時，一名警員跟我說：『妳睇吓妳，而家做雞都唔掂啦』」辯方大狀示意女孩停頓，讓大家有時間抄寫。

女孩一頓，再說「『搞咁多嘢做咩？冇哂前途，等坐監啦。』」女孩說，覺得難受和害怕。審訊的是女裁判官梁嘉琪，她一直低頭抄寫筆記，沒有特別回應。但控方則否認警員有說過這番話。

辯方提及女孩在警署曾經簽署口供紙。然而，女孩在法庭所說的話，跟口供紙有差異。特別是口供紙上她表示，該雷射筆和電筒是來自一名不認識的男示威者，而不是其男友。女孩解釋，當時自己一心想保護男友，加上雷射筆不是自己的，所以才說了不是完全的事實。

女孩稚嫰的聲音，帶有懶音的聲線在法庭說道：「仲有，我唔想屋企人知道這件事，只想快點離開落口供的警署，想快點回家。」坐在家屬席的中年女士，不住用紙巾抹眼淚，旁邊一位年輕女士安慰着。

女孩又指，早在2017年已從男友手機的相簿看過他一些照片，男友有吸食電子煙習慣，當時生起玩意的念頭，曾用雷射筆射向煙霧射出光線，拍下了照片，故此知道男友擁有雷射筆，但不肯定是不是當日帶出外被搜到那一支。

然而，到控方大律師熊健民，盤問女孩時，卻向女孩口供紙，和與男友交換背囊的說法作反覆的挑戰。熊健民身型有點胖，肚腩微凸，一頭灰白髮，戴着灰白色粗框膠眼鏡，領呔是藍色四方型圖案。

控方熊大狀用右手食指指着女孩問：「妳話你冇做過虧心事，咁點解要交換背囊揹？」

女孩答：「我聽到佢（男友）提出擔心，為咗撇除佢擔心，我主動提出交換。」

熊續問：「咁有無諗過差人拉你地既時候點樣做。」

女孩答：「因為支筆不是我的，我都冇諗過呢個問題。」

熊追問：「妳和男友感情點樣。」

女孩說：「正常，普通情侶囉。」

熊續問，特別帶出她男友的責任：「妳男友驚身上有雷射筆畀差人拉，呢件招惹嫌疑既物件，畀你攞上身？」「點解妳唔直接將支筆放入你個袋？要成個袋交換？」

女孩有時聽不明白：「我唔明你意思，唔該你重覆問題。我無諗過。」

此時，坐在被告席的男友，也是一名21歲穿白恤衫的少年，向天望了一望，嘆了一口氣。男友選擇不作供。

熊問到：「點解妳脫下了口罩和帽是交給男友，不是放在自己的袋裡？」

女孩回答：「我成日將我既物品叫佢幫我攞。」

熊指，口供紙上，寫了她承認雷射筆是來自「一名男示威者」，但現在女孩否認，而女孩曾口供紙上簽名確認。

女孩反駁：「我一時諗到咁既嘢，我想保護男友，支筆又唔係我既。」

熊大狀：「妳又話唔知當晚有示威，又在口供紙寫男示威者？」
女孩：「因為我年輕，咁講比較合理。」

熊進逼：「妳不是想置身事外嗎？點解又在口供紙中話自己同示威者同一立場呀？」

女孩回答：「我當時以為咁講無問題。」

熊說：「因為妳為咗達到目的，不用尊重事實，為咗達到目的，你可以隨便亂講，唔洗尊重事實，唔理真相，任你講！」

女孩嘗試回應：「當日我冇諗過呢個問題。」

熊說：「咁妳現在法庭作供都可以係講大話啦？」

女孩回答：「當日落口供唔知咁大件事，我當時唔知要上庭。」

熊指出：「妳當時係被懷疑藏有非法武器（雷射筆），妳係知道架。當時係警誡下，會變為呈當証據，你知道嚴重性。」

女孩指：「我當時唔知有機會上庭。只想落完口供番屋企。」

熊用食指指着女孩：「事實係，妳隨意任意扭曲真相。」

熊：「我向妳指出，雷射筆係你同男友共同擁有，意圖傷害他人。妳係不誠實證人。」

女孩：「唔同意。」

熊：「為咗雷射筆，妳惹咗今次官非，變成被告，點解妳無問過男友，點解身上有支雷射筆。」

女孩：「我冇追問原因，事件發生咗了，是以前的事，我無再問。」

熊追問：「雷射筆不是以往的事，事發之後兩年以來，妳都無問到被告點解有支筆？」

女孩：「我信佢，我無問。」

終於完成了作供，女孩回到法庭較後位置，坐在律師和旁聽市民中間的桌子之後。在裁判法院，不用還押的被告，都不用坐入犯人欄，而是坐在普通的坐椅。女孩回到男朋友身旁，低聲細語了一會。

一支雷射筆，讓全個法庭檢驗一對小情侶的關係；一支雷射筆，改寫了兩個年輕人的未來。

誰入罪誰脫罪，誰把誰的東西揹在身上，成為了法庭用放大鏡檢驗的公共討論內容。

兩個月多月後，男孩判罪名成立，女孩則罪名不成立。

裁判官梁嘉琪指，女被告證據不合情理，但認為女被告為保護男友才提出不合理證供，亦接納兩人交換背包說法。

梁官質疑男被告沒涉及示威但卻憂慮雷射筆是危險物品，又指不會和女友外出隨便帶着一支最高級別的雷射筆，故裁定男被告罪名成立。梁官認為，女被告自辯不真實不準確，惟控方未能在毫無合理疑點下推論女被告有傷人意圖，故裁定女被告罪名不成立。

宣佈裁決結果時，女孩開始流淚，至得悉男友須立即還柙，女孩放聲痛哭。案件押後至8月5日判刑。

(圖為蒙面法推出後，香港街道一景。政府用膠水黏起行人道上的地磚，以防示威者挖起。街燈照射下，磚與磚之間的膠水礙固成淚水的樣子）

［知行合一］（六之四）

國安法第一審繼續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的意義，繼續進行討論。控方由嶺大學者劉智鵬以歷史學者身份，早前指出「光時」有分裂國家意思；而辯方的港大學者李詠怡 (Eliza)則已作供進入第三天。今天下午，和Eliza一起撰寫專家證人報告的另一位學者，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開始作供。

由於辯方兩位專家的姓氏同為「李」，「雙李」容易引起混淆。甫坐下，高個子的李立峯教授說，他想用Eliza稱呼李詠怡教授，獲法庭接納。

李立峯解釋，Eliza專長政治學，故對政治選舉及相關理論熟悉。而Francis自己則是傳播學教授，辯方劉偉聰大狀在庭上先介紹Francis， 指出他畢業於史丹福大學，博士論文研究美國9.11事件中，比較報紙讀者來信和網上論壇的言論，專研範圍為「政治傳播學」。

Francis曾出版學術著作，有講述雨傘運動與傳播關係，將出版另一本書，談及六四紀念活動的集體港人記憶現象，「我對香港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有現代歷史脈絡的理解」。Francis亦曾於2017年成為香港法庭歷史上第一位以「民意研究專家」，為佔中九子案擔任專家證人。以往，香港法庭專家證人多為醫生及物理學家等。

三位法官表示接納Francis的專家證人身份。今天在大狀袍下穿了條子花紋西裝褲的劉偉聰大狀，溫文向法官們道謝：「I am grateful」.

Francis花了頗長時間，解釋社會科學中，量化研究（大型民調）和質化研究（焦點小組）的方法論及兩者作為理解社會現像的用途。

由於過往香港法庭甚少傳召社會科學家作專家證人，三位法官發問了很多問題。唯一男性法官陳嘉信說：「我是laymen（普通人）有這些問題」；女法官杜麗冰亦在休庭前向主問劉偉聰說笑：「對不起我們打斷了你的發問。」

休庭前，三位法官先後向Francis多次問及社科研究法的疑問。Francis越答越興起，語速快了。控方周天行說：「教授請說慢一點。」Francis說笑：「我教書時，學生經常說我說得太快。」此時法庭響起了輕鬆的笑聲。

Francis說，他們進行了的量化研究，就是於2019年從連登討論區上，以電腦程式，抽取討論區上曾提及口號相關的帖子，抽取的口號分別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港獨」、「五大訴求」。由於連登上的留言量可以數以百萬計，需要由懂寫電腦程式的學者作技術上協助，他再進行統計學分析。法官們沒有太多發問。

Francis說：「看數字，以數量計，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就可以處理，但要看人們怎樣建構意義，那要進行質化研究，因為做簡單問卷，是不可以看到意義建構的過程。此時要靠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我們做了焦點小組(focus group)。」

七個焦點小組，每個有五至八人參加，三組是包含了不同年齡性別職業的市民，四組是參與者背景相近的小組，一組是社工，一組是老師，一組是年輕人。總共有40人參加焦點小組，都是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有參與示威或同情反修例運動的人。「因為我們要看示威者在想甚麼。」

三位法官發問頗頻密，其中，陳嘉信問，焦點小組只有四十人那麼少，如何有代表性？Francis解釋，質化研究是找「意義成形的過程」，代表性則由量化研究補充：「所以我們用不同研究方法互補不足。」

法官對社會現象的理解，和社科學者明顯有差別。

陳官問道：「參加焦點小組的人，會不會心裡想一樣，答你說另一樣？好像美國選舉你問選民選誰，可能他因為尷尬告訴你一個答案，但去到票站就投另一個。」陳法官形容，這是一個「危險」(danger).

作為社會科學學者，Francis這樣回應：「我不看成一種『危險』，因為人是複雜的動物，人的腦子裡不只有『單一的真相』，面對不同人，在不同處境，會影響人如何建構意義。從社會學及人類學角度，人們會在不同處境『管理自己的形像』，我會形容為因應處境而作出的『調整』，而不是在直白地說謊」。

Francis繼續解釋，「而建構意義是一個過程，同一個人在不同時候，他的想法也有改變。像我們現在在討論『甚麼是焦點小組』，我們（他和法官們）也在集體參與意義建構的過程。」

此時，Francis引述了焦點小組裡，其中一個焦點小組參與者，對「光時」口號的理解，隨時間而出現改變。

Francis在庭上說，其中一個支持反修例運動的焦點小組參與者說：

「最初我面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我說不出口。為何呢？因為我最初認為這口號與『港獨』有關，好像要推翻政府，這不是我的目的，我不支持港獨的。但隨着反修例運動發展下，我理解這個運動是關於爭取普選，關於愛好自由，公義。漸漸我可以喊出口了。這個口號好像承載了一種精神。當我去到集會現場，我喊『光時』口號時，我會覺得和其他香港人連繫起來。」

Francis解釋：「這是一個好例子，這個人最初覺得，『嘩，光時口號好激進』，但漸漸他覺得意義改變了。即使他不支持港獨，他也會嗌這口號。」

「這例子正正示範了，口號的意義建構過程，可以如此複雜，豐富，充滿餘韻(nuances).」Francis說。

Francis還引述了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Lance Bennett對政治口號的見解 “Effective political themes and slogans invite people to bring their own meaning to a situation. Thus, an image is an impression anchored partly in symbolic suggestion and partly in the feelings and assumptions that people have in response to that suggestion.”

(有效的政治口號邀請人們把他們自己的意義加諸其上。所以，一個影象像個錨，作為一個符號提示人們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到其中。)

Francis亦說，焦點小組中發現，只有部份人認為「光時口號」與港獨有關，所以口號是開放式的。「總的來說，光時口號就是關於一些失去的東西，而人們覺得需要改變。至於失去了甚麼又如何改變，則因人而異。」

法官們亦用法律用語詢問，焦點小組裡會否有「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即因為主持者主動提起「港獨」而引導被訪者去提及這個答案。這顯然是法庭常關注點。

但Francis說，焦點小組做法是開放讓大家討論，「而進行焦點小組時間正好在2019年9月，那時基本上整個社會都在討論這句口號的意思，是否和港獨有關。所以在焦點小組裡不需要提示，就會自然進行討論。」

法庭場境裡，引導性問題，會是法官關注的事。

這天早上，李詠怡(Eliza)教授，繼續接受控方盤問。Eliza早前曾說過，為甚麼「光時」口號在7月21日於社會流行起來，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人們對「元朗襲擊」感到憤怒，需要一個口號去表達其情緒。

然而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 則挑戰Eliza，周專員多次指，7月21日口號最初出現於白天，當時中聯辦被示威者包圍，國徽被損毁，當時中聯辦外牆上更出現「光時」口號，周專員指，「光時」口號的意義，應該與中聯辦事件有關。

控方的周專員說：「中聯辦外示威中，清楚反映拒絕中華人民共國和政府的意思，你為何不認為這些示威活動的意義，有助我們脈絡性地理解口號的意思？」周專員亦呈上了多張中聯辦被損毁的照片叫Eliza細看。

Eliza指，她和研究伙伴，曾在7.21後，嘗試從數據了解為何當天之後，光時口號的使用明顯更普遍。於是她從兩張報紙裡，點算傳媒提及過的地區，發現「元朗」字眼出現的頻率，要比「西環」、「中聯辦」及「上環」高出很多。

「媒體注意力反映公眾注意力，而焦點小組發現，7.21大家一致是關注警察暴力，而不是關注中聯辦。故此我們認為令到7.21口號普及化，元朗事件比中聯辦事件重要得多。」Eliza說。

Eliza早前指，梁天琦在造勢晚會曾引述過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說「the Ballot or the Bullet」意思，Eliza認為「子彈」只是比喻，並非像控方專家劉教授所說有「武器」的意思。控方更指控梁天琦有意推翻政權。Eliza當時更說，以她所知， Malcolm X不是「分裂國家主張者」(secessionist)。

周專員今日呈上Malcolm X的1964年的演講，讀出部份內容，又追問Eliza知否Malcolm X被指為 “separatist”和知否Malcolm X曾經加入激進伊斯蘭組織。

Eliza語氣有點難以置信地反問：「我們是否要進入複雜的美國種族歷史？美國黑人民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t)和非洲裔美國人那時的分離主義（separatism）, 尤其是於種族隔離(apartheid)的過去有多複雜?要研讀多少歷史脈絡？」

周堅持追問：「那Malcolm X是不是分離主義者？」

Eliza沒好氣答: 「若是說建立一個有主權的國家這個理解下，我認為不是。」

周專員仍在要求Eliza看Malcolm X說話節錄。此時，彭官要求暫停提問，三位法官退後座椅商議一會，然後彭寶琴說，Malcolm X是否分離主義者，與本案案情「拉扯得太遠」（far far removed）, 彭官提醒周專員，Eliza一直不反對梁天琦在選舉演說中對港獨持正面看法。

周專員另一處的追問，把梁天琦與Eliza拉得更近，問答更有火花。周專員引述去年夏天來自《眾新聞》的報導，報導中訪問了三位學者，表達學者們對泛民立法會議員在政府表示因疫情把選舉延期一年後，是否應該總辭。

報導中，Eliza認為議員應該留任，訪問中提到議會是重要「抗爭陣地」「在威權政治下，策略上考慮比民主原則更重要……」周專員反問，梁天琦進入議會，會否也像她所說的一樣，「具策略意義，目的是去推翻政權」？

Eliza罕見地光火起來：「你在引述我？你是否在說我和梁天琦是一伙？說我和他是同黨？(You suggest I am part of his cohort?)……好了，現在我被審訊，我要回答吧？ (I am the person on trial, I have to answer this……)」辯方劉大狀立即站起來抗議，指Eliza是來做證人的。

此時彭寶琴語氣溫和地望着Eliza說：「不是的，妳是來作供，提供專家意見給法庭。請不要覺得來被審判，這不是原來的意思。」彭官打圓場道：「我想周先生要想問妳，會不會梁天琦進入立法會，覺得策略上可以作出改變，而不是留在結構以外。」

Eliza鬆了一口氣，望着彭官說了幾聲：「感謝妳的澄清，感謝。」然後Eliza詳細解釋，她在泛民總辭上的看法，已經算是「溫和派」，因為當時社會上較激進的想法，是主張泛民議員一起總辭以表示對選舉延期的不滿。而Eliza說，我主張泛民留任，是希望有議員監察政府，希望加強政府問責性。

現在仍身陷囹圄的梁天琦，始終成為庭上反覆被斟酌的客體。

Eliza今日完成作供前，有機會詳細解釋，她作為政治學者，如何理解梁天琦為何要使用「光時」口號。Eliza解釋，2016年梁天琦參加的是新界東補選，和以往立法會選舉不同，選舉制度是「單議席單票制」，並非「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之下，勝選者需要的票數不需很多，只拿取選票一成也可以拿到席位。然而補選的規則，則是誰多選票誰便勝出，故要爭取選票數量。

Eliza說，回看2016新東補選中，參選者多達6人，當中梁天琦的對手，有知名度高的政黨領袖，梁天琦當時相比之下，是一個無人認識的小伙子，只有大學宿生會經驗，或參加過一些小型社會運動，但知名度不高。「他需要設計一個非常搶耳的口號，以拿得最多的票數。」

Eliza指，一個知名度不夠的參選者，設計口號會有「不成比例地戲劇化」的情況(dramatizing out of proportion)，故此梁天琦即使說「選票就是子彈」是一種誇張的說法而已。

Eliza進一步指出：「很多提倡港獨的政治組織，大部份沒有具體的行動計劃，只是口說『香港獨立』」。法官彭寶琴補充：「妳所說的沒有具體行動計劃，是在公眾知道的情況下沒有而已。」

Eliza再補充：「究竟（這些組織主張的）是和平遊說，還是使用暴力或武裝力量？沒有看到這些（資訊）。」

今次被告唐英傑的電單車上，插着旗幟的版本，除了有「光時」這個八字中文口號，亦有七字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中英文版本均在法庭反覆被檢驗。辯方學者卻說，原來口號的出現，並非有明確的設計時刻，或單一設計者。

彭官曾詢問，英語口號如何出現，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那裡來？彭官留意到梁天琦2016年造勢晚的佈景板已出現這七個英文字。

但Eliza指出，她曾經從梁天琦遞交給選管會的個人簡介中，找到「光時」的英文版，卻是被譯成「Ignite Revolution to Reclaim Our Age.」對於造勢晚會和選管會的文宣為何有差異，Eliza說她不知道。

而Eliza亦曾找遍不同資料，去嘗試看看梁天琦當初創作「光時」口號的原意，但發現他除了在晚會說過，口號不想專注「世代」差別，除此之外，她沒找到更多解釋。不過Eliza說，原來梁天琦最初創作了另一個八字口號，但她認為，梁天琦最初的口號不搶耳，不令人留下深刻印像。

「選舉口號要搶耳，要令人容易記起這個參選人，而原來梁天琦最初設計的口號很悶蛋，孩子氣得像大學活動口號一樣。」

原來，於社會掀起沸沸揚揚的談論，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被廣泛流傳過，今天被法庭研究是否違反國安法的八個字口號，並不是梁天琦最初的構思。

此時，Eliza翻查文件找到了紀錄，並以廣東話在高等法院朗讀出，梁天琦最初曾經構思，但最後放棄了的意念。這個被埋葬了的口號，原來一樣是八個大字：「知行合一，世代革新」。

如果歷史有如果，假若「光時」沒有出現過，今日香港的光景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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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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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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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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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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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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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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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第二位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院，明天他會繼續作供）

注意：文章內容提及食人，但食人太過恐怖，黑白相都頂唔順，故以圖畫代替

中國基因先天不足，物競天擇香港必勝

香港自有文化，與中國文化距離極遠。世人慣以中西合壁形容香港，可謂過時。香港民族擁有共同信仰，與缺乏靈性之中國人早已分流，未來立足東亞，亦必拋棄空洞無物之中國包袱，堂堂正正，以香港人之獨有文化為宗。自由即獨立，有愛即民族，即使未有一神宗教為基，民族之存在，已經足以自證神聖。

華夏食人，德性淪喪

儒家文化提倡之仁德，始終停留於空談，從未於現世實行。共產主義可以於中國落地生根，所反映嘅就係中國人本身就無惡不作，樂於擁護殺人暴政。暴君降世，從來唔係一人之責任，事關領袖從來都係集體意志嘅呈現——殺人食人之暴行若然只得少量黨羽依附，缺乏廣大無產階級全力支持，長久統治亦絕非易事。所以，要了解今日大多數中國人之喪心病狂，大家必須從中國之失德文化之中尋找線索，追蹤源頭。

中國自古即有食人之事，並非中共建國後方有，亦非戰爭時期獨有。根據《封神演義》，商國紂王曾殺姬昌之長子伯邑考，製成餡餅，迫令挑戰自己權位之姬昌食用，以試探姬昌之忠誠，而姬昌亦果然照食無誤。紂王所言，「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證明中國人向來隨意挑戰人性底線，群體道德下限亦確實超乎尋常，而後來以周代商之開國者姬昌，亦絕非有德之人。傳說從來取材自生活，為後人於十六世紀中國明朝時期所創作，中國人食人習俗之流行，可想而知。

周室衰亡之後，食人之事未有間斷。齊國桓公稱霸一方，亦曾食人，根據《韓非子》，「昔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引得尚有人性之輔臣管仲批評：「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反映烹子求榮之事，於中國人而言實在未嘗不可。而《墨子》之中，「越之東有駭沐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亦有合理原因。後來，中原列國並立，各國為求擴張領土，不擇手段，戰爭成為常態之後，相食之事更加頻繁見於史書。觀《史記．白起王翦列傳》秦將白起圍攻趙軍於長平，戰爭曠日費時，結果「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即知。由此可知，食人原因眾多，有說源自巫道獻祭文化，有說有關幼子繼承之權，如此行為從來不絕於黃河長江流域民間。

食人文化與部分原始宗教有關，故此以後世之尺寸，量度人類文化尚未發展至食人萬萬不可之世，未免不當。然而，深知食人之恐怖，故意以食人突顯自身之天不怕地不怕以樹立權威，則屬富有中國特色之事，理應苛責。劉邦以漢代秦，得天下之後，據《史記．黥布列傳》記載：「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賜諸侯。」一國之君可以將曾經與自己出生入死嘅兄弟剁成肉醬分食，事態本已荒謬，但更荒謬嘅係，何以在席諸侯皆可目睹各人咬合咀嚼，最後相安無事？究其原因，就係食人之事其實甚為普及，好易為中國人所接受。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人相食之場面，泗水亭長劉邦當然見慣不怪。

漢國開國功臣集團所作所為，絕對代表得到當時平民風俗。根據宮崎市定《中國史》分析，劉邦出身中等農民之家，出生地位於當時華中華北交界處，而同佢共同起事嘅蕭何、陳平、曹參等人，性格傾向都係受同一文化影響。以此為基，對照集團中之孤獨者韓國貴族張良，後人唔難想像到佢之所以一直因為自身為外地人而缺乏融入功臣集團之自信，更於天下統一之後即自行引退，大概就係因為知道大家品德有別，一於走為上著。果然，劉邦並非善類，與舊日戰友之間未有建立真感情，所以到後來出現利益衝突，殺死朋友，分食肉醬，亦唔見得有幾難落手。要適生於中國，必須敢於殘害他人，劉邦喺呢個群體裡面成為最成功嘅民意代表，原因昭然若揭。

漢有劉邦，明有朱元璋，食人族長一脈相承，女真族人民風純樸，絕對難以相比。華北曾經長年流傳之「紅蠅驅散」傳說，正係影射洪武食人，而朱元璋起義軍殺人食人之事，亦見於日韓之史書。食人傳統，直至戰亂平息之時仍然得以保留，明成祖朱棣之孫朱有熺，即以食用妙齡少女聞名。後來權宦劉瑾失勢，處決之後，百姓爭相分食屍體洩憤兼充飢之事，亦有流傳。而所謂名醫李時珍撰寫之《本草綱目》，其中亦有介紹人肉療效一部分，「舉凡毛髮、指甲、牙齒、屎尿、唾液、乳汁、眼淚、汗水、人骨、胞衣、體垢、月水、陰莖、人膽、結石……無一不可入藥」，可謂閱之膽寒。崇禎十四年，李自成軍置大鍋於市中，與幾百下屬一同享用人肉部隊鍋，其中佳餚正係活活煮死嘅朱氏皇室成員福王朱常洵。食人食出新意，大眾又毫無異議，人心難測至此，野史正史，已非關鍵。

中國文學界奉魯迅為名家，非因蘇聯中共合力造神而致，而係因為佢確實係文壇嘅毛澤東，深得中國人心。寫得出人血饅頭情節，全因中國社會的確以食人為尚，引人共鳴，而魯迅滿身血污，即使深受挫傷，亦無法逃出嗜血文化。劉仲敬形容中國為「內捲化社會」，認為中國文化無藥可救，中共勢必倒台，而中國人亦將落入自相殘殺之窮途末路，而我則認為中國人應該正名為「現代華夏食人族」，言明正身——所有繼續支持現今中國繼續奴役平民嘅人，都係魯迅化身，無論如何都難以辭去幫兇之罪名，差嘅只係食人數量多寡。中國歷史從來都係為粉飾太平而撰寫，食人竟然可以如此有恃無恐載於史書，不加刪改，反映嘅豈非每任統治者都認為道出真相，非但唔會影響自身名聲，更會有助於證明威勢？更加恐怖嘅係，隨意食人合乎社會人情，代表嘅係對現代華夏食人族而言，食人都有灰色空間。

共產中國，變本加厲

劉朱之後，暴君青出於藍，二十世紀之毛澤東，就係繼續上述中國社會食人文化嘅表率人物。正如管仲所言，「人之情莫不愛其子」，連家庭都可以放棄，輕視友誼，不守信用，變節出賣，又有何不可？愛，乃係人性本能，互愛互助而形成小共同體，乃係人類文明之本，但如此發展順序，早已經絕跡於中國。社會文化推崇失德之人，失德之人佔據高位，形成君主獨裁及衰亂周期，正係中國文化之本質。當環境已經徹底污染，中國人擁有自然生成之情感，「莫不愛其子」，反而不利競爭，所以，中國人就演化出自私自利之社會基因，而如此演化結果，就成為共產主義嘅溫床。

共產主義要成功，就要解除人與人之間之信任，化整為零。若然社會有共同信仰，共產主義之解構病毒就會暴露毒性，無處容身。歐洲社會之基督信仰同民族建構，正係對抗共產主義嘅武器。蘇聯解體，表面上係因為經濟衰退而不敵美國，但事實上係因為經濟與社會信任直接相關，最後政治體制破壞社會產能。中國經濟之所以尚未完全停擺，並唔係因為國力比蘇聯強，而係因為中國社會文化本來就易於接軌共產主義。

二十世紀初，滿清政權倒台，曾受滿清管治嘅中國人終於意識到世界秩序已經降臨東亞。中國人去歐美日俄留學取經，見盡各種政治思想，提倡聯省自治者亦不乏人，但最後國共兩黨都選擇引入蘇聯共產主義，足證中國人私心之重。國共兩黨以愛國為名，虛構出大中華思想，亦即中華民族主義，為蘇聯無產革級革命加上糖衣包裝，政界大多數掌權者，都只係一心發展自己家族力量，安插自己親信圖利，如何可以令世界變得更好之想法，一直未有成為主流。國民黨拒絕地方獨立勢力，蔣介石得蘇聯軍事援助，四處攘內征伐，反映佢貪戀滿清版圖，只想肅清割據軍閥，確立自己位置。國民黨成為蘇聯代理人，以為可以從中取利，結果蘇聯喺二戰之後轉移扶植根正苗紅嘅共產黨，國民黨隨即成為廢物，只可以敗走台灣。

共產黨之所以贏得天下，原因極為簡單，就係佢地對中國人之醜惡極為理解，對蘇聯而言，更有利用價值。世界一分為二，一邊係資本主義秩序，另一邊係共產主義秩序，前者以自由主義為推動力，後者則以無下限解構主義為破壞力。宗教改革之後，基督新教倫理流向歐洲，加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巧妙結合，驅使大眾入世制慾，最終推動歐洲經濟急速發展。同時，宗教亦具有凝聚人心之功用，歐洲人難以接受無神論，亦自幼就有教會教誨護體，因而普遍道德觀念底線可保。如此富裕社會與社會共同體，正係共產主義寄生繁殖之豐收糧倉。有人口，方可奴役，有器官，方可活摘，食人賺錢，可謂一石二鳥。

列寧黨人白手興家，創黨資源來自搶劫貴族富人。中共黨內流氓雲集，模仿歐洲社會失敗者之發達手段亦駕輕就熟。西方及日本商人協助滿清及中華民國治下商人振興之經濟成果，因而由中共一手收割，日軍投降後留低嘅武備，亦令中共軍火變得充足。加上善用中國人品德低下之利而大量用諜，中共最終贏得中國政權，而毛澤東亦正式登基成為食人族長，紅地毯之紅，盡皆人血。其後，中共全力搜刮民間脂膏，地主之家十室九空，演至大躍進時期，寄生者財富集中，空前肥大，而一般人則三餐不繼，瘦骨嶙峋。三年大饑荒，死亡人口數以千萬計，隨處都係屍體，食人文化又再變得蓬勃——根據楊繼繩《墓碑》所引，家庭之內，十四、五歲嘅女仔，連「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都懶得，直接殺死細自己十年嘅細佬，煮咗黎食。而且，人食人如此恐怖之事，絕對唔係個別現象，「其面積之廣，數量之多，時間之長，實屬世人罕見」。共產中國，按照管仲之語而活，必然無法適生，對中國人而言，迫害自己家人朋友，批鬥獨當一面嘅有能之士，都係迫不得已。

身無長物，擁抱共產

中國人社會缺乏互信，人人各懷鬼胎，自掃門前雪，社會共同體關係如履薄冰。反觀香港民族，不但從未淪落到要擔心同胞會殺害自己嘅境地，更具有寧死不屈之民族氣節，以及齊上齊落之堅定信念。香港人相信，自己受到不公對待，同胞會討回公道，亦相信自己衝到最前，同胞會銘記在心，如此情感扣連，如此患難與共，已經達到中國人所無法理解嘅高度。

中華民族概念野心過大，係近因。中國以中華民族包攬諸多民族，又以共產主義操控人心，最終報應，就係解體。多民族主義會消解難得形成嘅一切小共同體，寄生主義會榨乾難得滋生嘅改革開放成果，驚人而又合情合理嘅係，兩種情況目前正喺中國發生。社會主義重視民主，主張修正資本主義，理想中嘅局面係階級共生，同一國家內嘅富人窮人可以共榮，合力建構社會未來，即使最差情況都只係先鋒黨走火入魔，形成大多數人暴政，絕對唔會釀成文革如此級數之人道災難。共產主義強調仇恨，每逢察覺社會出現人性光輝就急於毀滅，然後推崇失德之人，失德之人缺乏動員群眾之自然魅力，結果只有思想控制一途可走。階級之間，必須鬥到魚死網破，推倒重來，全因共產黨人無法加入小共同體，亦無法從中獲得保護或任何紅利。共產黨人長期陷於恐懼，長期唔相信他人，成長之後只有兩種角色可以選擇，一係某領域精英而非貴族，二係依附某領域精英嘅小人，同中國人社會之君主士大夫關係不謀而合。

所謂貴族，初代不過凡人，但凡人透過自身努力，擺脫階級限制，最終就可以成為貴族。每日精進，時刻自省，堅定志向，實踐所學，誓死捍衛身邊所有人，就係貴族要承擔嘅義務。檢視所謂中國歷史中嘅帝皇將相，或中國人所崇拜嘅英雄好漢，具備如此特質者可謂寥寥可數。項羽戰力高強，天生威風，恥於暗算劉邦，到最後寧願接受失敗，亦唔願意歸去江東，就係因為佢知道顏面無存，退縮之後，就係懦夫，但中國人傾向欣賞劉邦之狡滑，更視之為機智，奢望成為另一個劉邦者大有人在。陳炯明認為城鄉鎮地方自治方為立國之本，救中國必先鞏固小共同體，睇穿孫中山政治理論之根基浮淺，但中國歷史，甚少提及如此具有遠見之前人。反觀孫中山專權獨斷，重視名位，不惜生靈塗炭都要發動多次戰爭以達致中央集權，反而贏得後人為佢隱惡揚善，如此發展，亦正符合中國社會顛倒是非黑白之文化。

中國人深信有國方會有家，疏習世界歷史，已經忘記咗世界各地嘅人類文明演化史。家庭為社會之本，大小家庭共同居住營生，不論形式為搜集、漁獵抑或農耕，都會形成聚落，其後聚落逐漸變成大聚落，就係自然而然嘅結果。距今四五千年前，黃河流域一帶所出現嘅獨立小國，正係以農耕為主而具有城郭為防嘅小型都市國家，而呢啲由一戶一戶人家合併而形成嘅小國，其實就係由姓氏制度結合而成嘅社會共同體。當時，擁有市民權嘅士都非常重視小國之內嘅農產，自然亦樂意關心政治，武裝護城——參與國政，履任官職，就係士嘅權利與義務。士嘅角色，並非新移民或戰爭降民可及，其實已經同貴族相距不遠。

士之精神，延續至春秋戰國，孔子重視所謂禮樂，亦係士之代表。而禮崩樂壞之體現，就在於國家之間篡弒頻仍，擁有武力之人戰勝代表傳統之人而稱王——本國道統失去神聖，傳承中斷，國家領袖亦無力鼓動身邊人重振家聲，最後宗教神話已經無助於解釋主權來源，武力就成為一切，唯物史觀果然警世。中國人之精神世界萎縮，源於春秋諸侯貴族輕易放棄道統；輕易放棄，源於道統本身輕如鴻毛，貴族不成貴族；而貴族之所以不成貴族，就係源如祖先之精神世界虛弱無力，無法將人類最寶貴之精進特質代代相傳，形成系統及文化。生態環境一但受損，復原就需要時間，唔去思考如何善用一地狀態而只知不停消耗地力，往後復耕就必定更加艱難。少數心性善良嘅中國人正正就係處於如此困局之中，生而為良種，但終其一生無法自拔，而無數民族入主中原都無法適生，亦係因為雙方對人性理解之差距太大，無法調和。家人之間，都會隨時煮咗自己填飽個肚，家族榮譽，又點會係佢地誓死捍衛之物？

若然中國文化確實存在，落戶黃河流域之農耕聚落，相信就係中國人之祖先，而中國社會基因異常之遠因亦告水落石出。人類得以存活至今，全賴演化出同理心，故此人皆有同理心，對現代人而言，可謂不證自明。然而，中國人祖先大概係世界上嘅少數例外，因為佢地嘅社會基因之中，未有保留利他精神。人必先相愛，方可推恩至萬物，社會共同體要形成，同理心可謂不可或缺。日本人認為神社巫女一職，其人必須善待他人，因為只有善待他人方會懷有敬神之心，正反映日本文化之中，人性與神性關係密切。信仰係社會集體意志之呈現，宗教即由個體形成之共同體之信念，換言之，中國人祖先之缺乏人性，正係中國無神論之源頭。而中國人只靠殘害環境以自利之農耕方式，以及中國人認為天子可以操控自然之世界觀，亦為上述理論之佐證。

精進自身，基因突變

生物學定義之基因會隨時而變，社會基因亦然。無可否認，香港人深受中國社會思想影響，缺乏可以自豪之道統，但香港人決心離開中國，就等於將佢地嘅後代帶咗去更安全嘅環境，於是香港人就一代比一代更聰明，更強大，更接近人類本性。植物種子散落於不同土壤，自然會生長出不同形態，香港人之優秀，道理亦同。

香港係適生之地，人類回歸本性，顯現人性光輝，善待家人親友，絕對唔會如同中國人一樣，變成引狼入室，招惹附近村人飛擒大咬，裂身而食。留喺中國，待人以誠，只會淪為他人充飢肉品。英治香港，平民日夜拼搏，必有回報，獅子山精神即向上流動之象徵，而流動路徑只因人身安全與私有產權得以保障。如此社會，早為普遍西方模式，移民從中國逃難南下香港，空氣流通，如魚得水，自然豁然開朗，復見真誠。人類應有善性，於香港人身上發光發熱，平民由基層變成中產之經濟起飛歷史，正係為自身及家人精進之成果。

香港家長全心全意養育仔女成材，樂於見到子女出人頭地，比自己行得更遠，並唔係為咗養兒防老，而係希望小朋友可以傳承自己曾經艱苦奮鬥嘅精神。艱苦奮鬥，係廿一世紀嘅人類，同二百五十萬年前嘅人類，所共同擁有嘅記憶，差別只係前者可能委身於辦公室或街頭巷尾，而後者則係忙於對抗惡劣天氣與猛獸襲擊。香港人一步一腳印，由遺民難民蛻變成為人民公民，就係因為大家一直堅持向前，希望同自己嘅小共同體過理想中嘅生活，而捍衛自己最重視嘅身邊人，即使最終未能流芳百世，震驚全球，都堪稱不枉此生。

香港喺世界上非常渺小，一家幾口喺七十億人之中更加渺小，但家庭同時亦可以係一切，香港同時亦可以係全個世界。世界之大小，唔在於平方公里，而係在於心之所屬。環遊世界，踏遍極地雨林，兜兜轉轉，香港人都係會心繫香港，正係因為香港消失，香港人嘅世界亦會隨之而消失。張愛玲嘅世界，係上海，係張家，但因為共同體無法成形，民族趕唔上時勢而早夭，小說成為佢寄情之載體，所以佢嘅小說，就係佢嘅所有，離開租界之後嘅美國生活，不過行屍走肉。沈旭暉生而為香港人，偏偏樂於以世界公民自居，強調國際視野，甚至積極提出各種顯得精明靈活之主張，其實都係用情未到深處，因而顯得遲鈍之表現。香港人比張愛玲同沈旭暉都要好彩，因為我地可以成為民族，可以擁有同喜同悲嘅同胞，相信未來會有希望。確認大家心意，相信民族之內無分你我，我地就已經有永不放棄嘅理由，亦自然毋須再自困於「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之類過氣比喻——所謂芝草無根，不過係因為有啲生物具有靈根，並唔係天良盡喪之人肉眼可見。

先烈遺愛，民族榜樣

萬物有靈，人性本善，自幼即窺見人性光輝者，成長之後自然具有能力佈施行善。相反，中國人猜忌成性，無法取信於人，自然亦需要相當時間至有可能重歸正道，而中國解體之後裂地而成之自由土壤，即為再生前提。香港自一八四二年起，得享英人庇護，遠離中國食人文化，人性經一百七十年之順其自然自由發展，已經大異於中國人。故此，家庭有愛，手足有愛，同胞彼此心意互通，不離不棄——既以共同信仰為基，建構之社會共同體自然亦堅不可摧。

未來香港，尊重宗教多元必為立國基礎信念，只要教義導人向善，自然應該獲得傳播自由。然而，真正屬於香港人嘅共同信仰，必當自同胞互愛之中產生，由人性光輝之中產生，民族後進努力嘅方向，就係繼承先賢精神，承諾發揚光大。共同信仰來自個體之精進分工，勇於奉獻，反送中抗爭一役所有死難同胞，正正就係為仍然健在嘅百萬同胞同埋千千萬萬嘅新生後代示範人性。對抗中國統治，爭取自由獨立，現代華夏食人族必定有意吞滅我地，但香港民族團結一心，拒絕分化割蓆，戰意之高昂，信念之堅定，不但撼動中國，驚醒世界，更為自身前途突破樽頸，打開空前缺口。為撥開赤色極權迷霧，揭露中國一心擾亂世界秩序之惡意，香港民族不惜代價，鮮血流盡，但歸根究底，都係為咗守護香港，而香港之所以係抗爭者嘅家園，正係因為大家所愛嘅人事景物，都存在於香港。家園失落，香港淪陷，任由食人族肆意踐踏，分而食之，就係香港民族最無法接受嘅結果。

生於香港，長於香港，成於香港，係百萬香港同胞共有之情。先烈陳彥霖雖家人離異，但佢生前深受朋友關愛，一心以香港為家，故此至會參與抗爭，與食人族僱傭兵短兵相接。失蹤之後，精於泳術偏竟浮屍大海，慘遭虐殺之事實擺在眼前，就係佢為香港而犧牲嘅鐵證。先烈周梓樂為人樂天，生性好動，學業有成，就讀香港科技大學，本應前途無量，但因為關心香港民族自由民主，熱心抗爭，最終喺將軍澳一多層停車場內，受食人族僱傭兵迫害而墮樓身亡，沉冤仍然待雪。痛失家中獨子，雙親白頭人送黑頭人，哀痛可以想知，但最可貴嘅係，佢地始終相信愛兒之正氣凜然，珍重愛兒之義勇無畏，清楚知道佢係為香港人而斷送大好青春。兩位後生之所以觸動同胞甚深，正係因為大家都理解佢地係為香港而死，有信念而死，因而知道痛苦之無量以及靈魂之重量。

信仰雖無形，但想像非憑空。為國赴難者，數量累計不在少數，只有中國解體，香港獨立，與食人族劃界而治，苦難方會有終止。待主權確立，國體大定，後人必會為諸位先烈英靈立碑紀念，而保家衛國之不朽故事亦必會流傳於幼童之歌謠教科書，世代化育民族後生。人生際遇難料，禍福不明，人性光輝，未必可以隨處可見，但若然他日幼童可以從前人榜樣身上獲得心靈啟迪，喺日常生活之中耳濡目染，有朝一日，香港民族就會擁有前所未見之巨大能量，活出民族獨有之精神面貌，無懼風浪，堅定前進。共同信仰要傳世，所賴者無他，神話故事與民間傳說就係每日提醒民族必須有愛之載體。

人類無法長生不死，肉身消亡，難免令人陷入絕望虛無。然而，擁有共同信仰，信仰內之個體就有可能擺脫有限，挑戰極限，通往無限。個體精進，可以感召他人，群體精進，則可以互補不足，如是者，即使認知到個體之極限，陷於一時脆弱，亦可以因為獲得他人之無條件支持而無畏無懼，整裝待發，繼續奮鬥。精進循環生生不息，互愛分工效果加乘，共同信仰亦會日益鞏固，最終民族就會建設國體，而國體之存在，就係民族信念之集大成。民族有愛，共同信仰不假外求，靈根自植，本性高於仁義道德，香港人之主體意識，過往或者淡如無物，但喺同胞決意交出生命去守護民族之時，香港奇跡已經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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