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動儀能否預測地震

【地動儀惹了誰？千年後遇輿論震動】

　　地動儀根本無法預測地震，國民自信轟然倒塌變笑話、「國寶級發明被證明是騙局」、「教科書騙了我幾十年」……這幾天，那只寄寓先民智慧的地動儀，在千年後遭遇了一場「輿論震動」。
　　
　　筆者20多年前上小學，課文中並未說地動儀能預測地震，而是地震發生後，能及時判斷方位。又遍查如今中小學課文，無論是人教版，還是其他省市版，關於地動儀的描述均為：「是世界上最早測定地震方位的儀器」，而非「預測」。
　　
　　而且，如果單憑「課本中地動儀是後人復原的模型」，就認定地動儀沒用，照此邏輯：課本中秦皇漢武畫像都是後人復原的，所以，整部中國歷史都是假的？
　　
　　「中有都柱，傍行八道」的地動儀科學與否，理應在專業刊物上由科學家來回應。如果尚無定論，就動輒訴諸大眾媒體，並拿大家熟悉的教科書「開刀」，則往往會在公眾科學文化素養相對不高的當下，造成認知的混亂。
　　
　　回過頭來看，這則新聞不過是「炒冷飯」。早在幾年前，有科學界的所謂「打假達人」，就把地動儀和中醫，都踢進「偽科學」的範疇，「中國古代沒有科學」之類言之鑿鑿，也頗有市場。科學需要質疑精神，但得有理有據，如果大而化之、為了質疑而質疑，不禁會讓人質疑其動機來。
　　
　　這一現象，並非孤例。近年來，教科書批判熱層出不窮，而首當其衝的是語文和歷史課本。在任何一個民族國家，語文和歷史教科書，都擔負著敘述民族國家起源、建構核心價值的重任。這並非說教科書就不能反思、不用修改，因為時代在變，觀念在變。事實上，從2001年教材的壟斷局面被打破後，各地教材內容與時俱進，百花齊放。這之中，也有不少為了改而改，三五年就一大改，唯恐背上「保守」之名，卻讓不少師生無所適從。其實，保持教材適當的穩定性，與教材改革，同等重要。
　　
　　而且，任何一本教材，難免都有其局限性。比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數學課本中，不少與計算新中國成立前地主如何剝削人民有關。再比如，有人指出一些歷史課本中，歷代皇帝長得差不多，不過是同一頭像，換了不同的服飾罷了。這些自然都需要更新、修訂。
　　
　　但有一些批評，往往啼笑皆非，甚至別有用心。比如，有的認為《魯提轄拳打鎮關西》太暴力太血腥，與法制社會背道而馳，該撤；有的認為朱自清《背影》中，父親翻越欄杆送桔子，違反了交通規則，該撤；有的認為《愚公移山》中愚公太蠢了，為什麼不繞過去呢？有的認為陶淵明是個不稱職的男人，老婆孩子都餓着，還死要面子「不為五斗米折腰」……這之中，固然反映了思想的多元化，但通過所謂一些專家之口和媒體廣為傳播之後，則流毒匪淺。
　　
　　這些觀點不僅喪失了歷史固有之同情，而且淪落為庸俗的求證主義、批判主義，瓦解着中華民族反抗精神、獨立精神、奮鬥精神、親情倫理等諸多方面的根基。按此邏輯，不少文學和歷史，都可以順理成章地被顛覆：比如李白就是個騙子，誰的白髮，能有三千丈呢？
　　
　　如此質疑，不要也罷。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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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談古代租房史

歷史春秋網

作者： 陸棄

古人租房，滿足的是不同的需求。

吃穿住行，人類在日常生活中每天必須面對的四大項，很現實，誰也逃離不了。其中住這一項，從很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一個人的生活品質。許多「剛需族」苦於高房價，買不起房，只好租房住。其實在古代，也有許多人買不起房的，故而杜甫發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的哀嘆。

出租房已有五千年歷史，買房與租房本是孿生兄弟

中華民族的住房史，如果上推，可推到遠古時候的有巢氏。「上古之時，諸事不備，有聖帝出，教民構木為巢，以避爪牙角毒之害，故曰有巢氏」，有巢氏發明了房子，被後人尊稱為巢皇，雖然是巢居，和鳥兒一樣，但至少可以躲避洪水、野獸等。隨著華夏族人口的增加，巢居改到了地上，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條件住自己的房子，於是有富餘房子的人，出租給沒有房子住的人便成為可能。

歷史上最早的租房客，可以追溯堯帝時的隱士許由。許由是堯時代著名的賢士，那個時代實行禪讓制，堯帝想將帝位禪讓給許由，結果許由不想當，聽了堯帝禪位的話去洗耳朵，認為是這侮辱了他的耳朵。史載「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逆旅就是旅館的意思，五千年前的日租房。舍就是住的意思，許由是有歷史記載的住宿第一人，既然那時候有了原始的旅館，短期的出租屋，很有可能也會同期出現中長期的出租屋。

夏商周時期，出租屋開始興旺起來，《周禮》上記載了周朝出租業的盛況：「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裡有候館，候館如積」。漢朝時出現了私人旅館「郡邸」和專供外國人租住的「蠻夷邸」，南北朝時出現了門面出租房「邸店」，寺廟也開始對外提供租住，宋代出現了管理房地產稅務的「樓店務」，也叫「店宅務」，相當於房管局，分管出租房子和修造房子，元朝時為瞭解決公務員租不起房的問題，出現了「系官房舍」，給官員們分房住，明朝時出現了最早的廉租房「廊房」。可以說，買房與租房是一對孿生兄弟，五千年來一直共同存在。

歷史上那些租房的名人們，出人意料

和現代買不起房子的許多剛需族一樣，古代也有許多人買不起房子，其中不乏名人雅士。買不起房子，又得上班，只好選擇租房住。可見古代的房價也是很高的。

最有名的租房客，首推詩仙李白，李白的一生，是「詩和遠方」的一生，他「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出生地在中亞吉爾吉斯斯坦的碎葉城，曾到過中國的18個省市自治區、206個縣鎮，攀登過80多座名山，遊覽過60多條江河，實現了全國各地的遊學夢想。這麼多地方，李白不可能買房住，只能租房住或蹭房住，那首「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就是在旅館寫的。李白的一生，是租房的一生，最後投靠族叔李陽冰，住的也不是他自己的房子。其次的租房客，則屬詩聖杜甫，杜大人生活在安史之亂的亂世時代，比李白還窮，買房子對他來說是不可能的，那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就是他的傑作，因為沒有錢，杜甫非常同情像他這樣的寒士，發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的吶喊；第三個有名的租房客，就是大詩人白居易，白居易雖然是進士，當了朝廷公務員，但掙得錢少，在他的官宦生涯中，竟然租了十八年的房子，直到五十多歲才攢夠錢買了一幢屬於自己的房子，還是在京城遠郊。於是作詩一首感嘆：「遊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長羨蝸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湫隘與囂塵」。

宋朝時的租房客，最著名的就是三蘇。蘇洵在京當了十幾年官，買不起房子，只得租住。蘇東坡與蘇轍來到京城後，布了父親的後塵，照樣買不起房子。蘇洵到老死，除了家中老宅，沒有在京城購置一住房產，蘇東坡的兒子結婚，是借的朋友房子完婚；最幸運的還是蘇轍，拼盡一生財產買了一幢房子，不過這已經是他的晚年了。

在什麼地方租房，根據自己不同的需要

從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與宋朝的三蘇來看，即便是盛世，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買得起房子的。

古人租房，滿足的是不同的需求。史上有個著名的孟母三遷的故事，孟子的母親是買房還是租房，歷史上沒有記載，不過根據分析，租房的可能性比較大，孟母又不是「房姐」，哪有那麼錢財搬家。孟母的租房需求，是選擇一個好的鄰居和一個好的居住環境讓孟子安心學習。和孟母同樣看法的，還有南北朝時期的宋季雅，他留下了「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的故事，當然，宋季雅是屬於買得起房子型。古有「非宅是卜，唯鄰是卜」的說法，這個說法適用於買房，也適用於租房。

第二種租房類型，是選擇靠近書香氣的地方，為了借書方便。古時候出版業沒有現代這麼發過，租房子選擇一個就近借書、讀書的地方，也是首選之一。「整娖牙籖萬卷余，誰言家具少千車。僦居會向春明宅，好借君家善本書。」，這首詩說的是清朝大名士朱彝尊家中藏書非常多，金庸的先祖查慎行租房時，就選擇了在朱家附近。

第三種租房類型，是選擇靠近伯樂的地方，當然這樣就比較功利了，但更實際。清初名臣徐乾學深得康熙寵幸，於是有許多學子就選擇租房在他家附近，「其所居繩匠胡衕，後生之慾求進者，必僦屋於旁」。這些學子一是為了巴結徐乾學，萬一被收為門下呢？另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可以隨時向他請教學習。

第四種租房類型，是圖個上班方便。清朝的大臣們，在宣武門租房的比較多，名臣曾國藩就在騾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條胡同租的房子，為了就是上朝方便。

至於租房價格，各朝各代都有不同。以宋朝為例，當時公租房的月租金為一百七十文，而一個當差的員工，月薪只有四百文，也就是說，拿出一半的工資來租房。宋仁宗時，大臣張永和建議宋朝政府將租房的費用分出三分之一作為軍費，可見宋朝的租金是不少的，名相晏殊家裡有錢，他用錢都蓋了房子出租出去，因為房子多，成為當時的「房叔」。而名相歐陽修就屬於沒錢型，買房子肯定買不起，租房子也租不起好的，所以寫詩發牢騷：「鄰注湧溝竇，街流溢庭除。出門愁浩渺，閉戶恐為瀦」。

這可真是，上下五千年，租房一樣難。今人的痛苦，古人已經都嘗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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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淡的康乾盛世

歷史春秋網

作者：陳路

中國朝廷似乎免不了被滅亡的命運，宋太宗得知日本天皇是萬世一系的時候，表達了自己的羨慕之情。

在傳統的歷史敘述中中國的大一統王朝往往經歷初創、發展、繁榮、衰落四個階段。其實，這就是積累充足和不充足的區別而已。在前兩個階段，尤其是第一個階段，往往大家都很窮，這種窮是超越階級的普遍貧窮。到後來積累充足了，因分配問題開始走下坡路。拋開日本天皇和中國皇帝在政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日本之所以「萬世一系」，很可能和他們一直貧窮有關。
　　　　
探花不值一文錢

經歷了晚明大變局後，清朝初年是十分貧窮的，葉夢珠、呂留良都曾記載，「今日之窮，為羲皇以來所僅見」，「四海之內，日益窮困」。但滿清並沒有與民「休養生息」，在清朝初年，順治皇帝接納朱國治的意見，還搞了偷稅漏稅的普查。

這本無可厚非，一個政權即便對社會寬鬆，但還是需要一定的資金來維持正常運轉，但剛剛從東北過來的清朝皇室的做法，顯然太過野蠻。他們制定了剛性規定，只要是欠稅的，不管官職大小，也不論數量多少，當官的一律降兩級，有功名的，從秀才到進士，一律革去功名。如果什麼都沒有的，請君入獄。就有這樣一個倒霉蛋，他叫做葉方靄。他是順治十六年的進士，還高中探花。朝廷按照規矩，讓他當了翰林院編修，官職品等為正七品。

他家世代為讀書人，土地並不多，官府清算之後，發現他少繳了一文錢。由於當時的政治氣氛，數量雖然微不足道，也被報送到朝堂之上。要知道，那時候清廷已經急紅了眼，奏銷案牽扯了一萬多人，多他一個也無妨。於是，葉方藹便被革去了功名，好不容易得來的探花也丟掉了。這一年發生了很多大事，順治皇帝本人也駕崩了，新登基的是年僅八歲的康熙。葉方藹藉著新皇登基的契機，自己上表陳清，表示確實欠了一文錢，也願意補交，希望能得到開恩。可是，這個請求卻被無情的駁回。

消息傳到老家，苦中作樂的百姓將此事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到處流傳有「榜眼不值一文錢」的笑話。從這裡，我們不禁產生一個疑問，滿清在草創初期，為何會如此敲骨吸髓式的盤剝，還波及到了算是統治階層的葉探花呢？

康乾盛世怎麼來的？

順治時期稅收收入，和萬曆晚期差不多，而遠高於崇禎時期。剔除徵稅能力不考慮，這說明一個什麼問題？說明實際上在清代初年經過長時間的戰亂和80%的人口損失，中國家庭仍然能保有一定財富。

一直到滿清統治者沒有下限的勒索，才變成全國性貧困。經過大亂，還能禁得起滿清統治者勒索，也能反證明末的中國家庭是相當富裕殷實的。更別說達官貴人。大明公司最後一位董事長朱由檢，為了軍餉問題，頭疼不已，甚至把故宮大門上的銅釘都拿去熔作貨幣。

當時的一條解決方法就是以皇帝的名義去借，史料有記載，有人提議讓崇禎皇帝去跟京官和商人借錢，少則五百，多則一千兩千。「俟皇上財用有餘還之」，結果無人肯借。崇禎皇帝只能大發感慨，說跟那些達官貴人借錢，他們不肯借。真要等流寇來了，照樣被搶光，真是愚蠢至極。等到大明這個公司沒有了資本公積，沒有了法定公積，沒有了利潤盈餘，最後就只能山窮水盡破產清算。朱董事長的結局值得我們同情，但那些不肯借錢的人是不是就很可恨呢？

要知道在古代賺取財富，獲得資產積累就必須通過儲蓄。這就得靠一代又一代守財奴對家產的守護，通過時間來完成原始積累。不能怪他們拎不清大勢，我們也只是站在新世紀開上帝視角罷了。而中國最後的帝制王朝，秉承了老百姓錢太多不太好的思路，玩命把民眾往死裡盤剝，也不知道是誰發明的康乾盛世的說法。朱由檢征不上稅，也代表了人家是要臉的，儘量不擾民，跟滿清比起來，他吃相好看得很。無怪乎，人們都懷念明朝。
崇禎如果不顧吃相會如何？

拋開東林和閹黨忠奸的問題，假設崇禎沒有誅殺魏忠賢，利用閹黨制衡東林，是否能征到稅，讓明朝免於滅亡呢？古代中國王朝的統治，高度依賴於由文官構成的職業官僚系統。

無論是對資源的汲取還是分配，這套系統都遠較其他文明的政治系統要高效合理的多。但天底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等價交換才是世間的真理。古代王朝在享受這這套系統創收的同時，也必然要承擔維繫這套系統所需要的成本。而汲取與分配能力的高效，意味著需要具備相應的規模和專業性，自然這套系統的維繫成本也就遠較日本、西歐那種封建化的治理系統要高的多。

而且，這套系統本身並非固定不變的。人類社會的各種組織體系其實也如人一樣，有著強烈的自我壯大的傾向。與官僚體系的壯大相伴隨的，是資源與分配能力的擴大。但是社會上所能夠被汲取的資源是有限的，官僚體系的自我增殖是無限的。這有限的資源汲取一旦不再能滿足不斷自我增殖的官僚體系的需求，這個體系的第一反應就是削弱社會救濟來維繫組織自身的存在，由此便會形成亂源，從而導致王朝的崩潰。

閹黨的成員，很大一部分也是文官，在維護自身利益的層面，和東林並無不同。但是你別看崇禎天天哭窮，當時官僚系統的汲取能力卻是空前的強悍。如果顧炎武所言屬實的話，當時明末地方所收繳的稅賦，已經有九成被解送朝廷，地方所留不過一成，可以說幾乎所能汲取的資源都已經完全被轉移到中央去了。滿清比大明佔便宜的地方在於，明末改朝換代的大規模戰亂，實際上相當於給社會整體來了一場徹徹底底的格式化，特別是對官僚體系的格式化。

清朝初期官僚機構的規模是很小的，有時在編的官員數量甚至不超過萬人規模，這與明末十幾萬的龐大編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船小好掉頭」，所以滿清才有精力對欠一文錢的葉探花進行懲處，換到乾隆後期，你試試？

滿清為何沒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康乾盛世雖然是吹出來的，但是整個社會趨於穩定也是事實，只要不出現大的動亂，人們的財富還是能越來越多。

當滿清走到王朝的一般規律時期，為何又延長了那麼久的國祚？農業社會，積累普遍充足時期，必然面臨兩種道路選擇。一是原有通道的擴大，二是新通道的開闢，比如工商業。因為工商業的效率要高於農業。這世界，永遠是高效率行業吸收低效率行業的過剩產能。這就是為何富士康當年出現了那麼大的新聞，那些年輕工人為何不會義無反顧回家種地的原因。同理，可以解釋為何某知名人物會喊出「996是福報」的口號，拼夕夕員工的淒慘絲毫不影響它的股價躥升。

就目前社會而言，互聯網行業的效率算是最高的。可發展工商業，需要一個工具，那就是槓桿，也就是負債經營。崇禎跟人借錢都不行，說明了在農業社會搞這個是太難了，因大夥兒的思維慣性接受不了。就跟改革開放沒多久，很多人下海一樣，當時可是銀行主動給人貸款，人都不敢借。滿清到了晚期，也遇見了晚明同樣的問題，但他們卻沾了全球化的大便宜。

那就是西方列強的到來使得過去封閉的經濟體系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滿清不再依賴於傳統的農業稅收來維繫系統的運作，而是可以通過關稅以及找西方列強借債來維繫系統的運作。所以滿清不但扛過了太平天國這個大劫，又續了幾十年，還能砸錢搞洋務搞近代化。如果沒有每年上千萬兩收益的關稅和抵押權益換取的各項巨額貸款，這些大動作幾乎都是難以想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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