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728）
情書——最早的寫作

1955年開始，是香港上海書局出版書籍最蓬勃的時期，主要是因應新、馬、印（印尼）的華文讀者需求。由於這些地區對中國紅色政權的防範，對中國出版物嚴格限制，以提供華文讀物為主的上海書局就要開拓書籍來源。上海書局總局在新加坡，在馬來亞和印尼都有分局，香港分局就要負擔將大陸出版物改頭換面提供給南洋的任務。在香港的約稿和審稿，由編輯趙克和吳藹凡負責。我在編輯部起先負責收集中國的出版物，其後升任助編和編輯，主要工作就是將中國的出版物重新編輯在香港用繁體字出版。那幾年，我編選過中國歷代詩歌、散文、小說等大部頭的選集，也編選過現代中國文學作品、西方的作家與作品集等等。因這工作，我大量閱讀中外文學作品，最令我沉醉的是中國古代詩詞，和俄國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小說。這些閱讀，固然給我扎下一些文化根底，也在思想上萌生了現實主義、人道主義的精神。在後來的極左思潮冲刷下，我的文學閱讀根底自自然然在思想上產生對極左的抗體，沒有完全喪失自我。

晚上我繼續閱讀，主要閱讀中國出版的許多人文雜誌，包括《人民文學》《文藝報》《文學評論》《哲學研究》《歷史研究》等刊物。不能說不受中共黨的文化導向所影響，但在毛澤東於1956年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時，「引蛇出洞」引出了許多真正想要通過寫作去為政治、為社會除污滌垢的作家，發表不少「干預生活」的作品。我讀到劉賓雁的《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及續篇，和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時，極感震撼，讀到一些歷史、哲學的非馬列的文章，也引發思考。我當時感到有這樣離開主流意識的批判作品和文章出現，新中國充滿希望。到1957年反右運動發生，我嚮往的作家、文化人被打成右派，我顿感失落，但愛國觀念令我為中共政權找藉口，覺得也許為了鞏固政權，防止思想動亂，真的需要這樣。

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半，是我密切接觸中國文化和思潮動向的時期，幾乎每天都陷入思考。另外，從55年初開始，與麗儀頻密通信，這也可以說是我最早的寫作。

開始寫的信，不是情書，只是講些彼此生活、學習、周遭的事，我談的多是關於閱讀、文化思潮和對中國局勢的關注，而她講的是在大學的生活，她讓我知道她學習成績優秀，又是學校的體操隊員，還被吸收入共青團，成為學校重點培養的學生。慢慢我們的通信就涉及個人的理想、胸懷、情操，談思想、哲理、社會，類似幼稚版的魯迅的《兩地書》。再後來，就談到愛情，進而就是彼此的關懷愛慕。大約一年後，彼此都幾乎每天寄出一封信，就像日記一樣坦率直抒胸臆。那時寫信，跟現在發簡訊、發電郵不同，並非即時可達，而是要等幾天，從寄出一封信到獲得對這封信的回應，至少一星期以上。一星期的等待，就讓感情在期盼與思念中深化了。這樣的感情生活，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憶。

我後來回想這段日子，覺得我的寫作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是因寫情書而練就的。因為寫情書一定是給特定的對象看，一定要真誠，要剖白胸懷，要考慮她是否明白自己的意思，是否會引起共鳴，並估量會有何反應。所有這些，都是寫作的重要條件。許多人文章寫不好，是因為沒有考慮到讀者，往往流於自說自話。若文章只是自己懂而別人不懂，那很可能是他自己對所說的道理也未必真懂。

一日一封情書，延續到六○年結婚。其後還有通信，但不是一日一封了。而且，變成談家事，女兒出生就講孩子。這些都不算情書了。
2008年麗儀去世後，我在悼亡文章中也提到過那些年寫情書的事。有朋友提議我拿來出版，但文革開始時她已全部燒掉。幸而燒掉，否則她1970年被審查時恐怕過不了關。沒有燒的、文革開始後我給她的信，被審查她的人逐字逐句審問。但燒掉了我也覺得可惜。因為當時這些信真是寫得很用心。現在出版，說不定還會有人要看呢。

我的寫作生涯從寫情書開始，大約兩年後，於1957年，我向《文匯報》的「文藝週刊」投稿，並被這個有較高要求的版面取用，由此走上左派文壇。不過，經60多年，搬幾次家後，那時的習作都失去，沒有留下來了。（42）

圖1，1956年在石澳海灘；

圖2，1956年麗儀是大學的體操隊員。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失敗者回憶錄0726）
文化搖籃時期

1955年2月，我開始了第一份工作，在香港上海書局，開始是在發行部做銷售統計和包紮書籍，兩個月後，調到位於灣仔的編輯部，做資料收集和校對。

編輯部那時人很少，總編輯趙克，編輯吳藹凡，和校對兼聯繫印刷業務的鄧耀星。我以後，又增添了兩個青年畫家：魏翀和歐陽乃霑，因為準備出版大量兒童讀物供應新馬市場，需要插圖。

我在中學時頗為自傲的廣泛閱讀和寫作能力，到了編輯部才發現自己無論知識、寫作還是閱讀層面，在這些編輯人面前，都淺薄到接近無知。趙克在香港文化圈人脈廣闊，他的學歷不知，但對中國的四書五經卻相當稔熟，人也寬容大體。吳藹凡的來歷卻真是不凡。他是畫家和小說家。抗戰前在林風眠當校長的杭州國立藝術院學繪畫。與他同在杭州藝專就讀、其後成為大畫家的有李可染、吳冠中、趙無極、朱德群等人，都是拜林風眠從法國帶回來的後印象主義和現代主義藝術流派和開放思維的影響所致。1937年抗戰爆發，杭州藝專向西南轉移，林風眠離開美術教育主流，專事繪畫。吳藹凡大概在那時候奔赴延安紅色政權參加「革命」。何以後來會離開延安來香港，他諱莫如深，但據聞他不是中共「逃兵」，而是得到中共高層批准，與同在延安的妻子一起來港的。在香港也仍與中共有聯繫並獲照顧，太太被安排在中資銀行做閒職，他被安排在上海書局上半天班，其他時間就寫作。他出版過一本小說《伶仃洋恩仇記》，寫香港水上人的愛恨情仇，1956年李翰祥進邵氏的第一部電影，就是根據這小說改編的《海茫茫》。在我那時看來，趙克和吳藹凡都知識豐厚，尤其是吳，不僅素描基礎了得，美術和美學理論也說得頭頭是道。從他那裡我獲得了許多追尋知識的入門指引，可算啟蒙老師。1964年香港舉行過一次「林風眠畫展」，吳藹凡邀我去看，一邊解釋林風眠的畫風，使我認識現代藝術。我跟他一直有聯繫，在主編《七十年代》之初，他以「伍繁」的筆名在我們雜誌上連載過兩個長篇小說，分別是1974年刊出的《水綠山青》和1975年的《鹽》，他為小說畫插圖，兩連載後來都出了單行本。

吳藹凡晚年移居加拿大的卡加利，幾年前我在那裡同他女兒見過面，說她父親1997年去世，生前畫了很多加拿大的風景畫。我一直在想，他當年放棄美術專業投奔革命是有點可惜了，否則他得到林風眠的傳承，也許會在藝術上有更大成就。後來他轉為寫作，頗有點為了生計。他在延安期間的遭遇如何不得而知，但他為人是相當膽小，對政治權力有畏懼感和保持距離，有些事比如延安生活，延安的搶救運動，他應該知道很清楚，卻從沒有說過更不用說寫出來了。

他的老師林風眠在大陸歷盡滄桑於1977年獲批准出國，兩年後在香港定居。那時我與林老也略有來往。1989年六四後，從來畫風不涉政治的林老，給了我兩幅他那時創作的題為《噩夢》的畫，當然不是原作而是幻燈片。我在1989年《七十年代》八月號刊登。這兩幅畫極為震撼。尤其想到這是出自一輩子從事現代藝術、遠離政治的90歲老畫家之手。不過，後來所有林風眠畫冊都沒有收這兩幅畫，對他的論述也沒有人提到這兩幅畫。這兩幅可能是林風眠生平僅有的政治畫作，有點像畢加索的《格爾尼卡》，但就從來沒有展出過。

我進上海書局編輯部，正趕上書局為了供應新馬的需求而在香港擴大出版的時機。通過趙克的組稿，我也在編輯部接觸了許多香港作家，包括葉靈鳳、柳木下、何達、陳凡等人。後來因為投稿《文匯報·文藝版》而認識羅孚，並由他帶進左派文壇，就認識更多富才學之士了。
1955年前後，正是中國大陸出版業最旺盛的時候。儘管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適反胡風、肅反等政治運動已陸續展開，但書籍出版卻似乎不受影響。而且因為內戰停顿了好幾年，許多作家的作品和種種譯著都如雨後春筍般蓬勃湧現。此外，各種文學、歷史、哲學的刊物，所介紹的思潮和論及的問題也都新鮮和及時，文章富文采與可讀性，不似大陸後來的文章大都被政治掛帥搞到套話連篇。我因為負責收集資料，訂閱了許多大陸刊物，也不斷為資料室買大陸書籍，每天閱讀的刊物和自己想看的書，多到可說是目不暇給。

白天是為了工作而不停收集資料與閱讀，晚上就按自己的興趣繼續閱讀，然後就會給麗儀寫信，講我的閱讀心得和思想的發現與啟蒙。那幾年，是我文化知識和寫作的搖籃時期。（41）

圖1，吳藹凡在《七十年代》的連載小說《鹽》及其插圖；

圖2，林風眠在1989年畫的《噩夢》。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今天，85了！

我從小只知道父母告訴我舊曆生日，那是農曆3月22日。在登記香港身份證那年，也許是鄰近新曆5月1日，因此就胡亂寫上那一天是我的生日。妻子女兒及朋友們都在5月1日為我慶生。後來有朋友幫我查到，我出生那年（1936年）的農曆3月22日，是新曆的4月13日。這以後，每年就過兩次生日，新朋友被告知是4月13日，老朋友還會跟我過5月1日。

近年最熱鬧的一次，是2016年4月16日，友人Felita 為我主辦的一次生日晚會，有數十人參加，大部分是年輕的新朋友，也有老讀者把二三十年前我主編的《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帶來作回憶。我那時的一些老同事也被我請來了。那是我八十歲生日。那年我出版了《世道人生之八十自述》一書。
不經不覺又過了5年，今天進入85歲了。5年前，我開始了《世道人生》的專欄，今年，我告別這專欄。

今天，我在實體上，一個人過；精神上，就把過去幾篇與生日有關的文章在這裡重刊，算是與讀友談天，一起過生日吧。

八十自述
（發表於2016年4月13日，已收入《世道人生之八十自述》一書中。）

我出生於1936年廣州。童年經歷戰前香港、淪陷的上海南京、戰後的上海北平，動亂中於1948年來了香港，在這裡穩定生活了68年。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給我更多，使我更愛。

在左派中學畢業，1955年進入親共出版社工作，在那裡得到知識的成長，1956年第一次在《文匯報》文藝版投稿獲刊登，從此走上編輯寫作之路，畢生沒有轉行。一個甲子了。

人生最大的改變是在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月刊，它開始時是一本左派背景的刊物，其後轉變成獨立的刊物。我也從一個服從中共領導的文化人，轉變成一個具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文化人。我創辦了這刊物，擔任總編28年3個月，實際上也是這刊物創造了我。沒有它，就沒有我的認識的改變，也沒有我下半生的事業，包括停刊後的寫作。

有黨派背景的報刊把報刊視為宣傳工具，講「立場、觀點、方法」，立場是第一位的。宣傳品不是以報導事實為主的媒體，不是監督社會尤其是監督掌權者的媒體，而是要把黨派的政治觀點和政策措施向讀者灌輸的媒體。辦《七十年代》之初，我向讀者宣示我們的理想雜誌，是「讀者是它的作者，而作者也是它的讀者」。也就是說，它不是由編輯組稿、作者寫給讀者看的雜誌，而是讀者和作者一起在那裏交流知識、經驗、見地和所聞所見的事實的雜誌。編者也是讀者、作者之一。我堅持開放園地，以文章的質素而不是以立場作選稿準則，終於不為左派所容；也因這主張，使雜誌緊貼時代，我的知識和思想也在讀者作者交流中不斷從自我反省得到拓展。卡爾·波柏的「批判精神就是科學精神」是我一生的座右銘。

在認識上固然需要不斷地糾正錯誤，但在明確媒體必須尊重事實、一切讀者關切的事都要如實報導，一切只要是充分說理的好文章都不拒絕刊登，這些基本價值觀卻必須堅持。由於在1970年自主決定報導海外的保釣運動，受到周恩來的關注，我也因此與中共香港工委有過比較緊密的聯繫。其後由於我100%堅守原則，而被掃地出門，但也因此給了我機會，去開闢獨立自主的媒體生涯。

「100%堅守原則，要比98%來得容易。」這是哈佛商學院教授Clayton Christensen的一句話。堅持100%，難關挺一下就會過去；堅持98%即表示你在名利權面前放棄自己2%的堅持，但放了2%就會繼續放，終於會變成一個沒有原則的人。

人生有許多時候要妥協，但既選擇媒體工作，那麼堅持不做宣傳工具就不能有2%妥協；堅持一切公眾關切的事都如實報導不能有2%妥協，寫政論須以事實為根據和忠於自己的認知也不能有2%妥協。就這樣，我見證了中國抗戰以來的變遷、文革、民運，台灣民主運動，香港則從九七問題出現到現在的所有階段，報導和評述這些變化幾十年。

父親送我的生日禮物　

（發表在2019年4月9日的文章，記下對我人生最有影響的生日禮物，就是父親在我16歲生日時送的《魯迅全集》。）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這是現代人寫的文章嗎？不。這是100年前，1918年11月15日魯迅發表在《新青年》的文章〈隨感錄三十八〉，後收入他的文集《熱風》中。

摘錄這小段文字，就明白為甚麼魯迅的時論文章在今天讀來都不覺過時，也明白為甚麼這位在延安時期備受毛澤東稱道的作家，他的小說、雜文近年在中共國的教科書中不斷被剔除了。中國歷代的專制政權，都是植根於這種「合群的愛國的自大」中，也利用這種「自大」去凝聚民眾的奴性，經久不息，延綿至今。

1952年我16歲生日那一天，我父親送了一套《魯迅全集》給我作生日禮物。他那時約略知道我喜歡看文學著作，在學校的中文作文成績也較好。這套全集我一直保留到現在，許多本都佈滿蟲蛀的痕迹，紙頁也有點脆了。

這套《魯迅全集》是中華民國27年6月15日初版，民國37年12月15日三版的版本。民國27年是1938年，魯迅去世後兩年。全集20冊，前十冊是他的著作，後十冊是他的譯作。

父親送我時，大概沒有想到，這套全集是我思想和寫作的瑰寶。我至今仍然感懷父親給我這個畢生受用的禮物。我通讀了全集前十冊，後十冊的譯作讀了一部份。

魯迅舊學根底深厚，又留學日本，博覽西方文學和思想論述，在他的小說和雜文中，有傳統文化的底蘊，西學的淵源，和針砭時弊的邏輯思維。後來認識雜文家羅孚先生，他說他是吃魯迅的奶長大的。我想我也是。我甚至認為，只通讀魯迅，就兼具國學與西學的基本認知，和一定的寫作能力。

文革時中共把所有的中外文化都批判為「封、資、修」，但因毛澤東曾經極力推崇，因此香港左派書店除了大量毛著之外，還有魯迅著作。我這時期又把魯迅所有的小說和雜文再讀一遍，並寫過一本叫《和青年朋友談魯迅》的書，編輯過他的語錄。魯迅晚年參加中共幕後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但他沒有被中共體制收編，反而批判左盟領導者為「拉大旗‧作虎皮」的「奴隸總管」。魯迅自始至終保持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魯迅作品不僅針砭時弊，而且深挖中國人的劣根性，更使我畢生受用的是他的這句話：「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我後半生的思想認識的轉變，正是秉持這種批判現實也批判自己的精神而來。魯迅是我思想和寫作的基礎之一。

鼠年的生辰雜感

（取自2020年4月13及14日的文章與網誌。）
農曆3月22日是我的生日，2020年正好與我的新曆生日只隔一天，是4月14日。

我生於1936年，鼠年。回顧我生平經歷的所有鼠年，對我的人生都有意義。出生那年，是抗戰前夕。1948年，在中國內戰中，父母帶我從北平重回香港，由此在這裏開始了與在大陸完全不同的人生，我有了香港人的身份，儘管許多年後才對這身份有認同感。1960年，結婚，太太在大陸寶安縣教書，我們分離兩地直到1974年她重回香港。1972年，我辦的《七十年代》在左派陣營中崛起，那一年被邀到北京，見到一些要人，體會到的卻不是中共官方想要給我們的觀感。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開始面對表面明朗實際上卻灰暗的未來，社會從此開始了新的、延綿至今越趨激烈的矛盾。1996年，主權轉移將臨，港督彭定康預言，「香港的自主權……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2008年，與我相伴超過半世紀的妻子離世，我一度陷入長久的困惱中。2020年，香港繼反送中的絕望抗爭之後，來到全球疫情大爆發的時代。香港也在這一年實現告別一國兩制的「二次回歸」。

人說本命年是人生的一道坎。不過精通術數的哲學家勞思光生前對我說，本命年之坎，並非應驗在所有人身上，而是還要有其他命數配合的，所以毋須戒懼。但對於我來說，鼠年至少是人生的一個關口，悠長歲月中的每一個鼠年都像是一個里程碑。或者如弘一法師遺言所說的「悲欣交集」，悲是悲眾生，欣是欣幸走了過來，欣幸在自主命運中有新的覺悟。

過去幾年，每年都有新老朋友同我慶生。今年最冷清。有朋友問我：會不會悶？會不會感到孤獨、寂寞？孤獨與寂寞不是同義語，孤獨的人不一定寂寞，反而許多朋友一起鬧鬧哄哄的人往往是寂寞的。寫作人大都孤獨而不寂寞，一個人在那裏思想飛揚，如莊子所言：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昨天看港台的視點擂台，兩個年輕人黃之鋒和民建聯的林琳一對一辯論，糾纏着一個問題，甚麼是幸福？好像各說各的，沒有定論。

現代人的所有人文思想都從來沒有超越過古賢，而只是不同角度去解讀古賢。幸福的定義，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一語道破：「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氣。」

人的不幸不僅是物質的匱乏，而且是在物慾追求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做了奴隸：權力的奴隸，金錢的奴隸，色慾的奴隸。

自由並不等同於行動上的自由。自由的意思是自主，是為自己的準則而活的藝術。

×××
今年的生日，我也懷想到去年（2019）今天告訴我她也是農曆3月22生日的朋友Venny Lai，去年十月她在大阪旅行時突然過世，我知道時震驚不已。她妹妹一直放不下傷懷。我生日的願望之一是希望她妹妹和朋友們不要被不受操控的事情困擾。

人生有困難，有困擾。困難是你可以解決或經過努力也解決不了的事情；困擾是已經過去的或不受人為操控的事情。人的逝去是其中之一，目前的疫情何時結束？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操控的。作為個體來說，不須為這樣的事困擾。

敏儀傳送一首歌給我，是1943年歌手Vera Lynn演唱的We'll Meet Again，來自Vera Lynn主演的同名電影。這首歌是1939年由Ross Parker和Hughie Charles作曲作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最著名的歌曲，激發士兵們的戰鬥意志以及他們的家人和愛人的共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5C4meGkNyc&feature=youtu.be

朋友們，我們會再次相見。在這之前，仍然可以在網絡中以文字或聲音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