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美國的亞洲政策表述：對中國交往政策已經結束，進入競爭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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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時間5/26下午，美國白宮國安會的印太事務主管和中國事務主管－－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Kurt Campbell）與中國事務資深主任羅森柏格（Laura Rosenberger），一同參加一場由史丹佛大學亞太研究中心（Walter H. Shorenstein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所舉辦關於美中關係的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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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森伯格首先提到，拜登認為美國現在正跟中國處於艱難的競爭關係中，也相信美中雙方都不想要衝突。因此美國目前的策略是，確保它的能力在整個競爭中處於優勢但又不會導致衝突。美國的對中政策有三個主要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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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將心力投入美國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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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無論在哪種競爭下都應該要確保自己的實力越強越好，美國目前要處理的國內事務很多，像是COVID-19疫情、疫情造成的經濟危機，還有長久以來被忽視的經濟不平等和美國的民主問題。美國也認知到美中之間的主要對抗在「科技領域」，因此將會與國會合作，近一步強化科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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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與全球的夥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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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美國忽略了這個部份，相信美國往後能在合作關係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要強調的是，這樣的聯盟並不是一個反中聯盟，而是一個顯現民主國家實踐力、可以透過合作解決世界問題的聯盟。這些國際問題除了健康醫療問題，也包括如何因應中國各式的脅迫行為。例如在新疆人權問題上，美國將繼續與歐洲、加拿大等國家繼續對中國官員祭出懲罰措施。

美國當然也會繼續留在國際重要組織中以展現美國的領導地位。過去中國與俄羅斯曾合作希望重新改寫這樣的規則，拜登認為這件事情非常重要，也認為美國需要確保國際規則是由民主國家來制定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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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與中國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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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將在需要的時候對抗中國、在符合美國行動利益所在之處與中國合作。也就是，當中國做出不利於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利益和違反其價值時，美國將挺身對抗；同時美國也希望與中國在氣候議題上能有開放、誠摯的溝通。這樣的交流將能使雙方能解決更多議題並避免發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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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到坎貝爾發表時他表示，過去亞洲事務從來都不是美國的第一要務，即便是在二戰、冷戰和越戰一直都被擺在第二的位置。現在將是美國首次把策略重心、更多的經濟利益和軍事力量投入印太地區的時候，這將是一個長期而且有挑戰性的改變。畢竟目前印太地區的氣候、COVID-19和核擴散問題都需要更多的國際合作。
此外，美國也認知到有許多政策反映了中國在國際上的改變。近年來可以看到中國運用「harsh power」（徵求翻譯）和硬實力在不同層面的例子，像是中印邊界衝突、對澳洲的經濟制裁、戰狼外交、南海軍事化、不時騷擾台海的行為和對日本加強施壓。這些事件都意味著：中國決心扮演一個更強硬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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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貝爾也提到拜登政府的多邊外交。例如拜登甫上任就與Quad領袖進行安全對話、明年將提供東南亞疫苗、與日本首相菅義偉和南韓總統文在寅見面討論合作等，並接著說道「與盟友合作才是最好面對強硬中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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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這次會議中最吸引人注意的莫過於坎貝爾對「接觸政策」（engagement policy，又可譯為「交往政策」）的看法轉變。坎貝爾主動表示，#美國對中接觸政策的日子已經走到盡頭，#之後將採取主要是競爭的對中政策，目標是使這樣的競爭能夠維持穩定與和平。而美國也將做出一系列努力來消除「美國正在衰退」這種錯誤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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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大部分習近平身邊的顧問都不斷在宣傳美國正在衰退而中國的時機已經到來。當然這種說法不是第一次聽到，從越戰、冷戰、金融危機到現在的疫情，這種看法一直存在。但有趣的是，美國有著浴火鳳凰重新再起的能力，也會運用智慧、決心和科技等力量重建美國。美國也將告訴國人和其他國家，美國決定重返領導世界的角色。在把戰略精力全放在中東二十年之後，是時候將戰略重心轉到印太地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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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坎貝爾對還是副總理時受邀訪美的習近平的觀察。他認為習近平是一個帶有強烈意識形態而且不為情所動的人。習近平跟胡錦濤、溫家寶很不同，喜歡將自己塑造成一個有魅力、強硬、隨時接受挑戰並希望將中國向前推進的領導人。
坎貝爾也提到，之前在阿拉斯加會談見到面的中國官員楊潔篪和王毅其實都不在習近平的權力集團中，美國現在的執政團隊從來沒有與習近平身邊親近的人接觸到。他也認為許多他們掌握關於習近平與身邊團隊的分析和訊息都顯示，中國核心菁英們都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其中也包含了對於美國正在衰退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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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被主持人問到要如何避免台海危機時，坎貝爾回答除了台灣關係法與一個中國政策不變外，美國也採取許多作為，像是發表聲明、警告和震懾、鼓勵台灣適當的國防改革以及維持美國的能力。（按：這其實就是在「戰略模糊」的大框架之下，同時推出許多更清晰表達的政策）
更重要的是，坎貝爾指出美國也將日本和南韓納入這些努力當中。日本和南韓表達維護台海和平的呼籲是日本自1960年代以來第一次、南韓史上第一次做出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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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會議內容就是目前美國白宮國安會負責亞洲事務和中國事務的主管，對亞太情勢的最清楚表態，值得大家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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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訊會議連結：https://youtu.be/Hrm5Gthy0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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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代表不應出席阿拉斯加峰會

上周在美國阿拉斯加，開了拜登上台後的第一次中美高層會議。今次峰會被形容為針鋒相對，高潮來得很早，就在傳媒面前講的開場白。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先發言，客氣說話不多，已開始批評中國的所謂人權狀况問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回答亦不假以顏色，直接指出美國不守外交禮節，本以為農曆新年前，美國總統拜登主動打電語給國家主席習近平，向中國人民拜年，是個友善的好開始，所以才答應這次峰會。但竟然在開會前數天，再次以新疆為藉口，宣布對24名中國官員的所謂制裁，明顯是故意侮辱中國。發言中被認為最精彩的一句可能是「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的面前說，你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同中國談話，這個老毛病要改一改。」

峰會前制裁中方官員 故意侮辱中國

中國人民反應非常熱烈，覺得中國人終於站起來了，不再像120年前簽署《辛丑條約》時，可被西方隨意侮辱！中國對美國全球霸凌的指摘，對美國本身人權問題的提點都是事實，對新疆和香港人權問題無理指控的解釋，更充滿理據。但西方傳媒完全不感興趣，只會扭曲為討好本國人民的宣傳！為何傳媒有權妄下如此荒謬定論！

會議本身是閉門的，內容沒有公開，亦沒有會後共同宣言或記招。中方只禮貌地說會議坦誠和有建設性，美方說法也差不多，但不忘故意多踩一腳，說當美方提到新疆和香港人權問題時，形容中方反應為意料之內的「defensive」（意指心虛充滿戒心）！

會議的唯一重要結論是美中願意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合作，當然是好事。但我已多次指出，解決氣候問題需要維持數十年的長期穩定政策，今天拜登支持，但他連走樓梯都不穩，能否完成任期都是個疑問，莫說下屆總統的政策如何，根本無法預測，特朗普捲土重來都有可能。雙方似乎亦同意繼續對話，亦算好事。

近月中國通、現任亞洲協會會長、前澳洲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不斷警告美中角力，如毫無遊戲規則，隨時擦槍走火，導致世界大戰，所以建議必須把這場龍爭虎鬥放在一個「有管控的戰略競爭」（Managed Strategic Competition）的框架之下。他想理想化地（仍稍偏幫美國）企圖把鬥爭分為3種：

（1）可合作解決的問題。理論上可以和應該合作的地方很多，除氣候變化外，另一迫切危機是處理揮之不去的疫情，已出現多種傳染力更強的變異病毒，全球大部分地區確診再次上升，發達國家自私無比，囤積遠超人口需要的疫苗，大部分貧窮落後國家，只得到中國援助，但仍然遠不足夠，是一場人道災難，嚴重性遠超甚至超過個別種族滅絕！早前美國、日本、印度和澳洲組成的所謂「四方安全對話」（QUAD），舉行領袖視像峰會，同意為亞洲提供10億劑疫苗，是好事，但不害羞地承認此舉出發點只為抗衡中國！

陸克文亦指出，其實值得亦需要中美合作的另一議題是對貧困國家的「債務寬恕」（debt relief）。疫情下，全球經濟衰退，不少國家確無力償還國際貸款，極需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組織的援助。IMF和World Bank同為二戰後美歐帶領成立，至今仍維持充滿種族歧視的規矩，World Bank總裁永遠是美國人，IMF總裁必須是歐洲人。

既然中國已成為超級強國，怎可繼續接受此無理規限，所以自立門戶，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BRICS Development Bank）等組織。按照大部分對國際援助有經驗的銀行家所說，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和金磚銀行，行政上比IMF、World Bank、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和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等傳統組織更有效率，更專業和更清廉。

世銀IMF滿是官僚與歧視

我念的是Public and Private Management，相信「noblesse oblige」（貴族義務）這句法文格言，所以20年前當我離開投行時，曾考慮轉而投身於這些國際發展銀行，但當我向一些有經驗的朋友請教時，他們異口同聲勸我千萬不可，因為這些機構不止極度官僚，毫無效率，一切政治掛帥，完全按照西方老闆的利益為依歸，貪腐情况更非常嚴重！多謝朋友的提點，後來就放棄了這天真念頭。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IMF對受到外資急撤嚴重衝擊的亞洲各國的建議是，你們過度揮霍，咎由自取，所以必須勒緊褲頭，極力削減開支。即使導致無數人破產，政府倒台，不少地方如印尼，甚至出現恐怖血腥暴亂，也冷血不理！到了2008年的金融海嘯，主角換為美國和歐洲，IMF和其他國際組織的腔調就完全不一樣，異口同聲贊同和鼓吹極度寬鬆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去年疫情中，哪一個西方國家的財赤低於GDP的10%？勒緊褲頭？大概這只是肚滿腸肥的西方人，跟營養不良腰圍只有20吋的貧困有色人種，開的玩笑吧！

西方人喜愛無理指控中國的一帶一路發展計劃為經濟侵略，甚至形容為「債務陷阱」（debt trap）外交。之前我已提過希臘前財政部長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在一次演說中敘述的一個故事，希臘出售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 Port）給中遠，本來條件在他上任前都已談好，但他認為不公平，所以向中方提出修改條款的要求，中方竟大方接受，把部分股權捐給了希臘的退休基金。他問觀眾，如果換轉買方為美國或歐洲機構，會答應嗎？在「寬恕」國際貸款這議題上，我願意打賭，中國必比美國更願意接受，更樂意伸出援手。

國家發展科技 勿扼殺民企發展空間

（2）中美也有很多競爭範疇，包括科技、貿易、投資、貨幣、經濟、外交和軍備等等。重要科技尤其半導體，兩方都有不足之處。中國仍然落後於美國，但美國在製造半導體的技術上，亦已遠遠落後於台灣和韓國，這亦是近年東北亞局勢變得如此緊張的最主要原因。不少美國朋友，包括前國防和外交高官，以及主要投行科技分析師，都記得我是最先提出此重要觀點的。

數年前在中美貿易科技戰尚未正式開始前，我也寫過文章，提到曾在深圳，跟一些華為工程師和管理層交換對中國發展半導體計劃的一些觀察和意見。當時大家都同意全球最重要企業就是台積電，而中國面對的技術瓶頸很多，最主要的包括生產器材和EDA設計軟件等等。更麻煩的是欲速則不達，如清華紫光般大量砸錢投資，也不一定成功，反而招來西方的不安，反而更落力打壓，結果反陷入嚴重財困。

中國仍必須努力自力更生，發展自己的科技，但要提醒一點，國家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在支持大學裏的基本科研，但小心過度扼殺民企的發展空間，應用科技發展上，他們更具創意，效率更高。不止中國，美國的最重要技術發展動力，亦來自企業家，近年最成功例子當然是Tesla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sk），不止Tesla帶來全球電動車革命，SpaceX發射火箭的技術，亦遠比美國太空總署（NASA）和甚至比中國更先進，Starlink（星鏈）的潛力亦不容忽視。FAAMNG等科技企業，固然有一定壟斷性，但美國幸有這批後浪，才可繼續保住全球經濟、金融、科技和控制傳媒的霸權，的確需要小心考慮如何監管，但美國絕不會不顧後果地把他們打死。中國也必須小心處理龍頭科技公司的監管問題，大不一定就是有罪！

美國續在軍事上耗國力未必是壞事

美國對華政策，採取過時的冷戰思維，重新進行軍備競賽。中國在這方面較冷靜，但仍不斷發展更先進軍備，提升戰鬥力。美國恐嚇世人，中國野心勃勃，國防開支急速增加，但其實中國國防支出非常克制，去年約1800億美元，不到GDP的1.5%，比美國經常投訴支出過低的北約（NATO）盟友如德國的1.57%還要低！美國自己的國防支出接近瘋狂，每年超過7500億美元，近乎無王管，多年漠視國會的核數要求。美國的國防支出是後面10個國家的總和，比十九世紀英國遵行的「兩強標準」（Two-Power Standard）更誇張；美國擁有7000枚核彈，為中國20倍；美國的海外基地800個，中國只有3個。美國塗炭生靈，在阿富汗和中東各地打了20年的forever wars，連繼續打下去的原因都不知道了！

中國千萬不要墮入此冷戰陷阱，讓美國繼續在軍事上消耗國力，也未必是壞事。重要的是中國繼續發展和平的外交政策，只需保護國家安全，拒絕稱霸，更不會無理攻圢其他國家，最終必能贏得道德高地。

（3）陸克文建議美中雙方講清楚自己的核心利益，劃下不可碰犯的紅線，然後要求互相尊重。這建議最不切實際和最危險。中國似乎有點太天真，真的說出紅線，包括中國領土完整，美國不可干預內政和不可質疑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確有廣大人民的支持。美國聰明得多，布林肯把這第三類範疇形容為adversarial（對抗）關係，在所謂新疆、西藏和香港人權，以及台灣問題上，必定會繼續發言和增加壓力，這些不就是中國定性為不可碰犯的紅線！

中方也有提到BLM問題，批評美國人權狀况，但布林肯狡猾地自辯美國從沒有自稱完美，且引用《美國憲法》的前言，永遠在追求「more perfect union」（更完美聯邦）。多漂亮的高調，但只是完美BS，完全解決不了美國面對的實際危機，無日無之的恐怖槍殺案，和日益嚴重的歧視和襲擊亞裔人士問題等等。美國聰明地不願說出美國的真正紅線──過時反民主體制，令到美國在過去30年，不管民主黨或共和黨掌政，已淪為一個充滿不公、仇恨、怨氣，貧富懸殊加劇，人均壽命下跌，由一小撮權貴操控的「金權政治」（plutocracy）社會！

近年未邀中國領導人訪美 於禮不合

有人問我，怎樣評價中國在阿拉斯加峰會的表現。我也同意表現不錯，有點火藥味，但說出了一些重點，亦達到某些效果。但我的建議是不應答應去阿拉斯加參加峰會，應堅決要求美國來中國開會。

首先從外交禮儀上，上次是去年6月跟時任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的峰會，已在夏威夷舉行，禮尚往來，即使拜登是新上任總統，今次峰會實應在中國舉行；加上在整個特朗普4年任期內，從未邀請中國領導人去美國作國事訪問，但特朗普上任不久，習主席和夫人給足面子，去了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Mar-a-Lago）作友善家訪。後來亦邀請了特朗普到中國作正式國事訪問，規格上非常隆重。

之後美國發動貿易戰，中國領導人回訪美國一事就被擱置了，後來特朗普女婿庫什納（Jared Kushner）想當和事佬──他老婆伊萬卡（Ivanka Trump）跟鄧文迪為閨密，企圖安排習主席再度訪問佛州。在一次2018年華盛頓峰會上，偶然碰到他，私下交談中，我直言此舉於禮不合，必須邀請習主席到華盛頓作正式國事訪問。但隨着關係惡化和疫情爆發，此事也不了了之。

中國應制裁美國涉中東政策官員

中國不應出席阿拉斯加峰會的更重要原因是主客發言次序的問題。如今次峰會在中國舉行，作為主人家，必然是先發言的一方，亦即是有寶貴的主動權。我建議提出的第一點應是為中東伊斯蘭教徒發聲，質詢為何美國20年來不停濫殺和打壓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和北非等無辜人民，死傷人數過百萬，因此而失去家園的難民數百萬！中國甚至應宣布對掌管中東政策的美國外交和軍方官員，作出一些制裁。

即使西方傳媒偏頗，總要報道主人家的第一句開場白，亦不可以形容為defensive吧！

（中環資產持有台積電、Tesla、Apple、Amazon、Microsoft、Netflix及Google的財務權益）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