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蘋果日報的七月一日，香港的報紙就長這樣，太陽升，東方紅。2021直接變1984。

同事陳虹瑾蔣怡婷寫的《當蘋果落下》，照片來自Thomas Kuo（顧爾德）臉書。

《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落地香港，不到1年，剛過26歲生日的香港《蘋果日報》也落地了。

6月17日起，《蘋果日報》（以下簡稱《蘋果》）在短短1週之內被迫關門。直至截稿，至少有7名《蘋果》員工被抓，除了管理層級，更有負責撰寫評論者，港警並警告，未來不排除逮捕更多蘋果人。

蘋果終究沒能撐到今年七一。中共歡慶建黨百年的同時，香港的新聞自由正在急速死亡。曾是新聞自由堡壘的香港，在無國界記者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從2002年的全球第18名，摔到2021年第80名。

本刊訪談的15名前香港《蘋果》員工，在《蘋果》年資最長者達25年半，最短者僅5個月，他們之中，不乏在《國安法》正式生效之後，仍堅持到《蘋果》報到的記者。走過自由的黃金年代，香港新聞界最壞的時刻可能還沒到，有人卻說，最壞的年代，最需要記者。

6月23日，收到《蘋果日報》正式停運的消息時，Ruby（化名）在旺角的咖啡店裡看著手機的新聞標題，幾乎不可置信。手機不斷彈出同事傳來的訊息，「回公司、回公司」，她忍不住流下眼淚。

　

工作最終日　公司的死期

2018年，Ruby加入《蘋果》港聞組擔任記者。這是她畢業後的第1份全職媒體工作。最初，她寫人物專訪、城市裡大大小小的人情故事，但沒過多久就遇上了反修例運動與香港政治環境變動最劇烈的時刻。「我好像是專門寫抗爭新聞…由2019年開始，全部的東西都是和抗爭有關。」

前一天，她已交出在《蘋果》的最後一份稿件。她想轉換跑道，幾週前辭職，只是沒想到，原訂工作的最後一天，竟成公司的死期。

香港《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深夜正式生效，阿婷（化名）在7月進入蘋果工作。其實，當時她也拿到其他媒體的工作機會，會選擇蘋果，有2個原因：「我待過親建制的媒體，想試試香港最自由的媒體；還有，我想見證歷史。」入職不到1年，歷史突襲阿婷和她的同事，她嘆：「大家都知道這一天會來，但來的時候，每個人做100次準備都不夠…」

6月17日清晨，港警以「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壹傳媒集團營運總裁周達權、香港《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總編輯羅偉光及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等5名高層，隨後正式起訴張劍虹、羅偉光，並凍結《蘋果》3間相關公司共港幣1800萬元資產。其後，警方動員逾500名警力搜查壹傳媒大樓，並帶走44部電腦和大量新聞材料。6月21日，黎智英顧問Mark Simon透露，《蘋果》缺乏資金，可能在6月25日前會被迫關閉。

恐懼纏繞著蘋果辦公室。6月21日下午，陳沛敏表示，如果同事決定辭職，可以不用通知期，即時生效。負責國際、突發及英文版的主管相繼離職，動新聞和財經版亦停止運作。6月23日，警方拘捕筆名李平的蘋論主筆楊清奇，《蘋果日報》當天表示，基於「員工安全及人手考慮」，宣布將提早於當晚關閉，並在6月24日出版最後一份報紙。

　

法治框架中　紅線在哪兒

滂沱大雨中，Ruby搭計程車趕回將軍澳壹傳媒大樓，路上買了5份《蘋果日報》，想回辦公室後分派給同事。2天前，她和一群同事像去戶外教學一樣參觀公司的印刷廠。看著機器吐出一份一份滾燙的報紙，她說當時有種看電影《Spotlight（驚爆焦點）》時的感受。《Spotlight》講述的是《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們如何揭發天主教會在波士頓性侵兒童醜聞。「我覺得對於任何一個做傳媒的人來說，那個moment都是一件好浪漫的事情。這是一個大家同心合力的結晶。」

但過了這一晚，這些都要成為歷史。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表示，從以《國安法》起訴黎智英，到拘捕公司管理層、打壓《蘋果》，這些動作背後，港府想傳遞給香港新聞界訊息很簡單，「就是做報導、做評論、做新聞工作是會有後果的。」他指出，香港新聞界在《國安法》落地後的一年內經歷多次打擊，例如整肅香港電台、撤換有線電視與《Now新聞》高層，又例如記者蔡玉玲運用查車牌資料做報導，就被控「虛假陳述」並遭定罪。「整個氣氛都是對新聞業不友善，是不是記者知道太多事情，對整個（政府）管治會不好呢？」

《蘋果》熄燈後2天，香港政府公布新人事任命，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升任政務司司長、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出任保安局局長。以往，政務司司長這個香港政府的「第二把交椅」均由政務官擔任，李家超上任後，成為首名具保安局背景的政務司司長，香港負責制定政策的機構和實際執法的機關，現在都由有保安局背景的人出任。

6月23日，李家超在接受商業電台專訪時表示，《國安法》公布1年來，國家安全的嚴重風險已降低，但須防範資金以「基金」形式透過「媒體、藝術、戲劇」等「軟性」途徑進行思想方面的滲透，「宣揚港獨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訊息」。對傳媒的整肅，可能尚未到頭。

陳朗昇觀察，香港的傳媒工作者一直站在法治的框架中思考紅線在哪裡？到底什麼樣的報導、評論會有問題？但從特首到警方，沒人說得出標準在哪裡。「不是法律，而是政治問題。」他說.......

·········《蘋果》前總新聞主任李家聰是《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的負責人，今年6月從《蘋果》離職，卻以特約方式持續參與節目製作，對外他都說：「離職原因很複雜。」《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是他去年八月底一手規劃的節目，彼時，香港2家主要電視台《Now新聞》及有線新聞台均有高層人事異動，立場親中的空降新團隊引發電視台大批記者離職，「網路上很多年輕人說，現在沒有一個可以看的電視台了，都給建制派說話了，《蘋果》可不可以開一個新聞播報？」

「我想了很久，很想做，我主管、最近被捕的（動新聞總監）張志偉就跟老闆提，他（黎智英）一口就說，『應該做，馬上做。』那是（去年）810大搜捕後，黎智英被抓進去調查，2天後放出來時，」李家聰在電話那頭笑道，「《蘋果》是很奇怪的公司，很自由，沒有規範，可以讓你不停做你想做的事情，黎智英是不能停下來的人，隨時有新想法，要做就做，企劃案都無需提。」於是他和團隊從零開始，訓練同事當主播，用現有機器建出「很山寨」的攝影棚，不到1年，《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每日直播都有1萬多人收看，最後一天直播甚至有3萬6千人在線觀看，單集點擊率已近40萬次，「香港話講，我們是『用蔗渣價錢做出燒鵝的味道』。」

彼時親民主派的香港新聞台節目正在消失，「像是47人案（47名泛民主派因「35+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審訊，我們都會在法院門外做直播，別家媒體肯定不會放在重要位置，但我們用一整節15分鐘做，人家不敢做、怕做的，我們更應該站出來。」

　

國安法逼迫　當局眼中釘
港聞靜態組採訪主任蔡元貴工作到公司營運的最後一日。他1999年入職，至今已22年。他說《蘋果》政治立場向來鮮明，這些年受到不少壓力。「2019年之前，報紙和網路經營狀況很差，被一些廣告商杯葛嘛，就算政府不搞我們，可能也會很辛苦。」但他回憶，自他入職以來，《蘋果》的編採政策從沒因政治壓力而改變。「從1999年開始做，感受到外界政治壓力越來越緊縮。所以在《蘋果》好幸運，當很多人都不敢講話的時候，你還敢講。」

但今年4月開始，前所未有的壓力，逐漸逼到《蘋果》眼前。4月15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稱會依照《港區國安法》「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對國家安全事宜的處理」，時任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強調「假新聞和國家安全直接有關」，將採取調查，並影射批評《蘋果日報》。5月17日，香港警方根據《國家安全法》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多數股份，及黎智英擁有的3家公司銀行帳戶內的資產。當天，台灣《蘋果日報》宣布停止印製報紙。

　

報導不具名　是認輸了嗎
5月底，港聞組記者阿凱（化名）身邊已有4、5個同事離職，其中包含他的主管。當時，除了年資淺的同事，還有一批中高層主管離職。阿凱證實說，「當時真的有幾個中高層的人走，他們對外都說是個人理由，但其實也是透露《蘋果》可能會關，記者可能會被抓…」那幾個月，公司迎來更詭異的低氣壓，上層甚至開始盤點人力，問人員：「有沒有想要走？」傳言流竄，「有人說他們是逃兵，但我覺得，他們不是害怕而離開的，中高層的人總是會被找到，比較像是提醒同事，每個人都應有不同考量。」

「我想自己還可以留多久呢？我還有3、4個採訪沒有做完，我一定做完，所以傾向要再待一陣子。但下一步是什麼？要等到總編被抓時走嗎？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堅定說，要跟《蘋果》走到最後。」5月初，阿凱在越洋電話那頭說。

當時他的工作已比過去艱難得多。官方活動這兩年已很少邀請《蘋果》記者，《國安法》實施後，他的受訪者紛紛拒訪，「大學教授以前很樂意回覆採訪，現在敢說話的很少，『刊登在蘋果』會不會被視為支持《蘋果》？」報導紅線在哪？哪些是「敏感詞」？「現在很流行說勾結外國勢力，像採訪外交新聞、流亡人士，都要小心，不然就會被認為是宣傳港獨思維，我們要引用比較多官方內容，盡量平衡報導，也是保護自己。」

據悉，去年中《國安法》落地，港蘋記者從此幾乎不在報導中使用真名。今年4月，《蘋果》曾舉行內部編採會議，將報導中使用的「武漢肺炎」，一律改為「COVID-19」。「這是很重要的改變，像黑警這樣的詞改掉，我覺得OK，但武漢肺炎並沒有情緒化，只是形容某個疾病從哪裡發生，感覺公司更保守了。我們不應該禁止、不能用哪個字眼，這是一個重要的訊號，編採做法變了，」6月底，當阿凱再次接受我們的採訪，他無奈提及那場會議。

蔡元貴也證實，港聞靜態組近期曾舉行內部編採會議，將報導中使用的「武漢肺炎」，一律改為「COVID-19」，涉及國外制裁的內容也都盡量避免報導。

幾乎每位受訪的港聞記者，都提到「武漢肺炎」一詞用法的轉換。不少人也提及，《國安法》去年通過後，稿頭幾乎不再放記者名字，有些記者對此安心，卻有人對公司做法感到憤怒。雙方妥協後的做法是：若記者堅持要掛名才掛名，其他報導一律隱去記者真名。

6月24日清早，香港書報攤湧現購買最後一期《蘋果日報》的排隊人潮。（達志影像）
這一年之中，阿婷曾訪談香港本土青年組織與其他敏感題目，類似稿件，她都堅持在稿頭掛上本名。「我主管再三問我：『真的要掛嗎？妳確定喔？』我說：『確定。』」為什麼如此堅持？「我想…表現一種：『我就不怕』的態度吧…」

港聞記者駱嘉輝（化名）說得直接：「光榮和安全，我不用思考，安全第一。」這整年，他做的重要報導都不具名。港聞記者阿海（化名）說：「可是，自己的獨家或重要故事，還是會想給自己credit啊。」阿海又說：「雖然我不知道自己何時會出事，但受訪者是具名受訪，我們不下byline（記者署名），對受訪者也不公平。」記者阿強（化名）曾經質疑公司的做法：「我為什麼不要具名？我覺得這樣好像是我們認輸了。有同事問公司，為何要後退一步？為何讓人家覺得你怕《國安法》呢？」我們問阿強，此刻回頭來看，如何看待公司1年前不讓你們掛名的決定呢？「我不知道…」他沉默了一會兒，答道：「也許他們（主管）的危機意識很高吧。」

雖然阿強的立場是「不向《國安法》低頭」，但他仍不諱言，這一年中，經歷過前所未有的自我審查。例如在報導裡，「港獨」字眼是萬萬不可出現了；就連報導《國安法》後街頭的零星民主行動，有人高舉或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到最後他連受訪者說的原句都不敢寫，自動替受訪者隱去「那8個字」，轉而改寫成隱晦的「光時」2字。駱嘉輝更曾在挑照片時，和同事討論半天：照片裡的人手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字樣，那8字是否該打上馬賽克？

　

身陷恐懼中　憂被警抓走
「《蘋果》死掉，只是反映了整個行業快要死掉的問題。每個人的『最後』是不一樣的，我不一定能承受那種恐怖（挑戰底線），在香港，沒有記者認為自己是在做非法的事情，以前在香港做記者是挺好的，但現在要想，為了做對的事情，要付出什麼代價？讚美政府的文章沒有新聞價值啊，要批評它，找出問題才是我們的工作。」但恐懼不時鑽進阿凱腦中，「我有時候會想像這個畫面，早上6點鐘，警察上我家的門要抓我。我是不是該跟家人討論、做好心理準備？不能當沒有這一回事，但這很難跟家人討論，他們一定會叫你不要做啦。我心裡也一直有一個人在呼喊，『走啊！走啊！不可以留下來！』」

阿凱終究留到最後一天。6月17日，羅偉光等人被抓那天，他在外頭採訪，他用訊息告知我們，「我問了採訪主任，他說如常採訪，我就繼續做已約好的訪問。有同事說：『做好今日，才有明日。』」

同樣留到最後一天的港聞組記者S則說，早有心理準備了，只是沒料到會有500港警上門搜公司，她見長官被港警押出《蘋果》大樓，「那種感覺很差，不是害怕，而是憤怒。」6月17日，她回到公司時見電腦被抄走，抽屜被亂翻，唯一慶幸是，她把重要資料都處理掉了，「其他所有文件都被翻過了，去年公司被搜之後，我就只在抽屜放食物、零食。」但她顯然還是不甘心：「我們之前覺得，《蘋果》能熬過六四，是不是能熬過七一呢？」答案很明顯了，話筒那頭沉默許久，傳來一聲慘笑。

凶險超乎預期。6月17日中午，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記者會上稱，《蘋果日報》有數十篇文章呼籲外國制裁，危害國家安全。他並稱：「行動是針對利用新聞工作為工具，做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一般新聞工作者與他們不一樣，不要和他們扯上關係，要和他們保持距離。」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甚至形容《蘋果》大樓是「犯罪現場」，媒體追問，一般人轉發《蘋果》文章、市民購買或訂閱《蘋果日報》是否違法？李桂華竟稱：「要視乎其企圖。」

6月19日，羅偉光等人出庭那天，李家聰去了法庭旁聽，「我在公眾席上一直在想，他們到底做了什麼的大錯事？現在要面對牢獄之苦？我不禁想，如果今天坐在裡面的是我呢？」那天羅偉光對來支持他的同事們比了個握緊拳頭的手勢，示意「要加油」，卻讓旁聽的同事們哭了出來。

全文連結
https://www.mirrormedia.mg/premium/20210628pol001

#英文信件對我影響深遠的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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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到大人學的Byran po文討論，有個讀者詢問：在外商公司，大老闆在國外，平常不見面，要如何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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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yan回答：靠email，清楚表達、邏輯思辨，你會給人家留下好的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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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在是再同意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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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職涯裡，有三年的工作就是處於老闆不在台灣的囧境，我因此有兩個很印象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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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事情發生在我進公司的第一年，公司預備裁員，我是菜鳥、面對24 on call我很容易緊張到犯錯，於是，我自然是在名單上。公司讓我再次回到了三個月的prob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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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實沒有過，第一個月我就知道，我不會過，我第一個月因為更緊張，更頻繁出包，我頻繁到我認真覺得自己是不是腦袋有問題。自己每天都驚醒，時時刻刻擔心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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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不想離職，我好想要繼續努力，那是我夢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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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總經理換人，就在我被放上正式裁員名單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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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新的總經理來，我又是新的機會，我找了我們部門英文最厲害（喔對因為我英文很差），我跟他說我的困境，我說我有把握我之後會不出錯，我要留下來，但關鍵是，我做的事情連自己部門的人都好難理解，我要怎麼跟一個老美老闆解釋清楚，並且讓他把我從裁員名單拿下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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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調查好他的飛機什麼時候抵達台灣（喔這時候你在辦公室的弱連結很重要），我們的目標就是在他下飛機的那一刻，打開信箱，就看到了我的完整自我介紹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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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寫到凌晨四點，寫了無數版本，想了很多方法，最後我們用了比喻，那是一封兩頁A4的自我介紹信件，包含我做的事情、我未來的想法，那是我第一次人生覺得自己在作弊，因為我寫中文，那個英文最好的幫我翻譯，但是我沒辦法，我需要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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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發出後，這還不夠，新老闆一來最喜歡做什麼？1-1聊天，我知道，我開口，他會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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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他答應給我20分鐘，我準備了簡報，我的目標是告訴他我真的很重要，你要留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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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簡報一打開，他就讓我暫停，他說「我知道你的重要性，無庸置疑，昨天的信件說得很清楚，你不需要重複了，你想要跟我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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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我想要告訴你，我在裁員名單上，我需要你把我的名字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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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26歲，我極力忍住不哭的語氣，我努力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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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驚訝地說：「喔，我不知道這件事，我不知道能不能改變，但是我會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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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鐘後，我很沮喪的出去，我說「好消息是我英文進步了，我都聽得懂也可以回答，但壞消息是他說他不知道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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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我懷著可能是最後一次跟同事唱歌的心情去聚會，然後我在KTV收訊那麼差的地方，收到他跟我說「我跟人資說了，你會留下來的，我們不能失去你這麼好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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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我知道：​
1. 一封好的英文自我介紹信件可以救我。​
2. 不到最後一刻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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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信讓我留下來。​
我不只留下來，他還加了我薪水，儘管不多，但我備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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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組織異動，我的老闆換了另外一個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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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上一個經驗，我當時的英文進步、對部門了解更多，我又更敢說，27歲，靠著自己的英文筆戰（年少輕狂不懂事），直到現在，我一直記得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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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want it, sa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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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何止say，我簡直是盡情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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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算美國老闆的起床時間、上班時間、正常應該回信的時間，每個時間他的回覆代表不同的意思，我細心判斷我是否需要follow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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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會直接打（我現在想想，他可能覺得很無奈，一直被一個台灣妹妹騷擾），但他會聽，我說得越多，他回應越多，我越知道他的想法，我就越敢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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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一切不是全然莽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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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中間有一個轉捩點：我們需要飛一趟美國總部開年度會議，會議名單沒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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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生氣，為什麼沒有我！！！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一定是他不知道我！！！對！我要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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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傳訊息給他，一個很像email的信件，我這次知道怎麼寫，我跟他說我覺得我該去參加，他說我們沒有提案，我說我有，他說「好，那台灣時間明天早上8點你跟我說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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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口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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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最好有提案啦，但要先答應。我這次沒有人可以幫我，還有12小時，我瘋狂做、瘋狂練習、瘋狂找之前的email、瘋狂找數據，幾乎又要到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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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早上8:00表現超爛，但我真的想去，我們一個小時都在邏輯辯證、抗辯，我把我全部的會的都說了，我就是不願意我沒有出現在那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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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老闆不滿意。我說：「我保證一個半月後我會改進我的提案」，我永遠記得那通電話的最後一句話：​
“ welcome to Dal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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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幾乎要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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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憑著這樣的精神簡直就是殺不死的蟑螂，明明英文很爛，但是可以到處看別人的email，看那些厲害的怎麼寫，我就學起來，意思如果一樣我就照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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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老闆怎麼寫，我就一樣怎麼回，你說是copy cat都不為過，但沒辦法，那裡都是厲害的人，英文每一個都嚇嚇叫，我這種純中文系的，真的要擷取他人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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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語言是拿來表達，能表達比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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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問說為什麼我曾經英文很好（對是曾經），因為在這樣的環境下操練三年，我根本還趕不上大家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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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工作最後一封長信，我最印象深刻，是一個很爭議的議題，我半夜三點寫了很長很長的信，我很完整的說明：​
情況判斷、我的想法、人力安排、我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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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實也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這麼可以寫，我只是覺得，如果我知道、我有想法，為什麼我不說？我現在思考，那時候的信件還是有漏洞的，例如欠缺人性的考量等等，但是，都寄出去了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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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了一封回信，美國老闆回「這是一封很詳細的信件，我會認真考慮。ps 我把你的信轉寄給CEO，我覺得他也需要知道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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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當了管理20個人團隊的客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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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第一次知道，email的威力，是你寫得好，你就可以有很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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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想到了這些事，過去很莽撞，覺得是自己的就要爭，但也因為這樣，有了這些想起來還是覺得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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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過去的CEO都不會看到po文，但想對你們說「謝謝你們過去對於我這個小妹妹的照顧（鞠躬），那些和你們打電話抗辯的時刻（真的是隨時隨地打電話越洋吵架，我那時還會覺得我都算好你那邊是白天喔）現在想想，真的是無比莽撞與沒禮貌，但謝謝你們的包容，希望你們未來一切順利：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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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小金魚的日更200篇挑戰 #DAY133

「這次堵塞el Prat行動，西班牙人和傳媒都是立即聯想到香港的情況，甚至有示威者前往機場時，高呼「我們做一次香港吧！」（¡Vamos a hacer un Hong Kong!）」
　
先前我有猜到香港的逆權運動發揮了前所未有的群體智慧，沒有組織的領導下，所有人分頭並進，以癱瘓政府的行政與主要交通作為表達意見的手段，這個舉動一定會在全世界發酵，果不其然有人寫了全球示威香港化的文章，請參考這篇　https://pse.is/M72GB　
　
　
昨天早晨我們有預感要提前動身至巴塞隆納機場，雖然是10:00飛往阿姆斯特丹，因為交通種種不確定的因素，怕路途有所耽擱延誤，我和妻子決意早上六點就出發。
　
　
前一晚我看書做筆記為返國後的寫作計畫和教學計畫預作準備，興奮的睡不著覺，大約凌晨接近三點多入睡，鬧鐘定在五點半起床，行李都收拾好，勉強瞇一下，就跟妻子咚咚咚把行李箱從狹窄的電梯運下樓，告別巴塞隆納對角線大街的公寓住所。
　
　
這個城市沒有Uber 聽說是跟當地的政策有關，好在巴塞隆納的計程車司機是 24 小時排班，我們先走到對街馬路，順利攔下一輛車把我們載去加泰隆尼亞廣場搭乘機場巴士，妻子早買好了來回車票，我們就直接上車，把行李箱放好，約莫半小時左右已抵達機場。
　
　
當巴士接近機場時，我感覺到一種詭異的氛圍，早晨才六點半，但是機場擠爆了，到處可見排隊的人潮提著隨身行李，本以為可能是等待要出差的商務人士，可是愈想愈不對，說不出來的焦躁感，我們先找到航空公司的櫃台開始排隊，
　
　
雖然有點餓，但一切等安檢完畢確定通關後，再看看機場有什麼吃的，就在這時候一名中年女性對著她的先生咆哮，說話愈來愈大聲，手勢也很誇張，雖然聽不懂她在說什麼，但我知道她要爆炸了，瞬間那個直覺上來。
　
　
接著她放聲尖叫，大吼，好像在說我們回不去了，怎麼會這樣，我該怎麼辦，然後就戲劇性的跪了下來崩潰痛哭，我開始意識到這些密密麻麻的人群，很可能從昨晚就守在這裡，因為班機異動，以及可能會有示威遊行來到機場，他們想要快點離開巴塞隆納，總之機場內瀰漫著不安的氣氛，有許多人搶著去買機票或換票。
　
　
機場人群騷動，買到票行李也確定掛上的民眾飛也似的奔向安檢門，我和妻子也感受到了這股騷動，要上飛機的民眾非常多，幸好安檢門也很多，過程中還算順利，排隊的人龍也沒有等太久的時間，只是航空櫃台比預定時間晚了半小時，那段等待有點令人心裡不踏實，到底飛機會不會飛，可能待在機場的人都會擔心吧。
　
　
安檢門通關完畢，我去漢堡王排隊買早餐，妻子去Zara免稅店買幾件冬衣，因為阿姆斯特丹天氣轉涼，兩人會合之後，才發現登機門好遠好遠，我走到腳好痛，沒辦法快步走，這時候就覺得有種末日感，好不容易找到B65的登機門，我們差不多已經走到航廈的另一端，真的很遠，抵達登機門的時間掐得剛好，已經開始登機連等待的時間都沒有，登機之前我跟妻子說漢堡太小，我沒有吃飽，需要再買個東西上飛機，她只吃六塊雞塊就飽了，她還買了礦泉水和可樂。
　
　
這次搭Vuling航空和Level航空聯營的阿姆斯特丹航班，我快速的買了一個夾火腿肉片的脆麵包就衝回登機門，上飛機的過程一切順利，但因睡眠不足，我確定入座繫好安全帶就靠著頸枕睡著了，迷迷糊糊醒來，窗外已經可見靠近陸地的海洋，應該這裡就是阿姆斯特丹，這是個水路和運河資源很豐沛的地區，地景和馬德里有著截然不同的差異，馬德里是內陸乾旱紅土，樹木很稀疏，大地呈現光秃的模樣，但阿姆斯特丹遍地是樹，河川湖泊和樹林，一片綠意盎然。
　
　
出了海關，拿好行李，接下來就是買車票，妻子有事先查好車票怎麼買怎麼搭，但完全不做功課的我，這回踢到鐵板，我先找到兌換外幣的窗口，把手邊的些許英磅現鈔換成歐元，因為我英磅換的比較多，信用卡額度已刷爆，用於住宿和機票，身上能活用的只剩下現金，然後回頭找到妻子，她負責顧行李和背包，我們一起去搭機場快速車，但我們真的看不懂路線怎麼搭，結果一次坐過了站，另一次則是在返程每站皆停的區間車下錯了站，怎麼辦呢？
　
　
妻子不想再迷路了，她叫了Uber 是一位時尚氣息，講英文的漂亮女司機，開著BMW的白色車來載我們，很快的在十多分鐘內穿過高速公路，把我們載到住處，位於阿姆斯特丹郊區的公寓，但房東說好的大門鑰匙並沒有放在指定的密碼盒中，我們按照指示鍵入密碼打開是空的，只好傳訊息給房東請她處理，據說房東是個從事老人照護的護理師，可能正在工作中，我們只好待在門口傻等，接著我想到可以先去附近超市買食物，而且我有點想要上廁所，於是讓妻子留守在公寓門口，我走路去差不多七百公尺外的地鐵車站旁的快餐店，買了炸雞和可樂，也跟店家借了廁所，再慢慢走回來。
　
　
郊區的景色怡人，散步道好寬敞，可能由於人口不密集，這裡的建築物彼此之間不會太靠近，處處是綠地，光走這段路就可以看見十多種大型鳥類，妻子對於羽毛藍色的肚子胖胖的鳥有興趣，牠的叫聲也很嘹亮，本來以為是藍鵲，上網查才知道是喜鵲，我則是對於烏鴉特別有興趣，烏鴉很多動作很草莽粗魯，我試著丟一些炸魚塊給牠們，烏鴉群就立刻靠近走在草地上跟著我伺機行動，牠們也很懂得爭食，這裡的鳥不太怕人，都是大型鳥居多，綠地的樹好漂亮，也有染成紅色的樹葉，走在草地上，心情特別好。
　
　
返回公寓的路上，妻子傳來訊息說有遇見小天使協助她，是兩個看似大學生的女生，她們問妻子，怎麼沒進屋裡，是不是沒有鑰匙，妻子說找不到房東，她沒把鑰匙留給我們，女孩跟她說，沒關係，我認識屋主，妳有她的連絡方式嗎，妻子就把手機簡訊秀給對方看，對方說是她的手機號碼沒錯，我立刻幫妳打電話給她，很快就接上線，房東也知道自己迷糊忘了留鑰匙，連忙跟妻子說抱歉，因為在工作的關係，沒辦法親自送鑰匙，於是她請她母親開車來把大門鑰匙拿給我們，兩個女孩確定沒問題，就跟妻子揮手說再見。
　
　
等我享受完烏鴉們的餵食活動後，我散步回到公寓門口，看見另一輛小小的白色車停靠在門前的馬路邊，我想該不會就是房東的母親吧，果不其然，她下車很不好意思的跟妻子說，等很久了吧，真不好意思，我們忘了把大門鑰匙留給妳，於是就給了妻子一個大大的擁抱，這次妻子並沒有焦急到慌張，很鎮定的耐心等候，我們跟她說沒關係的，有鑰匙就好，一切都平安，接著我就把行李送上二樓的房間，房東母親確定我們已經安頓好，房間鑰匙也拿到了之後（放在二樓）她就開車離開了，我們溝通都是用英文，當地人好像英文和荷蘭文都會講，房東應該是個黑人女性，從她母親的膚色得知，是很健康的棕色，笑容很燦爛。
　
　
在房間安頓好，我拿炸雞給妻子吃，她說噗浪上朋友有傳訊息說巴塞隆納機場目前被示威群眾徹底癱瘓，據說是仿效香港逆權運動的做法，而時間就在我們飛離開巴塞隆納機場之後到入夜，人群仍未散去，機場外主要道路也被阻斷，連火車軌道都有示威民眾佔據，他們非常生氣，因為西班牙政府不願聆聽他們想要獨立民主的心聲，還將獨立運動的九位領袖重判十多年的刑期，罪名分別是叛亂和挪用公帑，引發數萬名民眾走上街頭抗議，難怪前天在巴塞隆納公寓一直聽見直昇機和警車的聲音，對角線大街也有交通管制，不時見到警車在路中央進行交通疏導，時不時就聽見路上有民眾喊口號，原來是這個緣故。
　
　
而稍早我在阿姆斯特丹機場有看見新聞播報癱瘓機場的畫面，沒想到就發生在我們剛離開的巴塞隆納機場，這樣想起來，我們迷路真的不是什麼大事，幸虧先離開了機場，否則可能不知道被滯留多久，飛機可能停飛，可能買不到機票，可能不知道要住在哪裡，還在待在機場傻等，一切都有變數，會整個打亂旅行的節奏和心情，幸好我們已經在阿姆斯特丹的郊區公寓，我也才能在這裡打字，記錄這一天的過程，有時候不是因為眼前的美景記憶深刻，而是旅程中遇到一些令你難忘的際遇，這一切使得旅行的記憶更加鮮明，過了好幾年，依然可以回想起來，這也是旅行有意思的地方，那些不順遂的部分反而讓你能夠去回憶。
　
　
我們迷了路，搭錯車，下錯站，卻意外看到阿姆斯特丹郊區城市的風景，農莊、牧場、小鎮，賺到了不同的行程，我還滿喜歡這種意外性，搭上一輛連目的地也未知的列車，在陌生的小站下車行走，懷抱著不安與期待，以及總會否極泰來的篤定感。
　
　
通過這次旅行的考驗，心理素質增強，妻子說現在如果隨意選一個城市去旅行，她會比從前更勇敢，我們好像能接納自己處於任何環境，但千萬不要遇上機場癱瘓，那真的很令人焦慮，不過還是很希望加泰隆尼亞人能夠實現他們的夢想，雖然西班牙政府極力反對不希望他們從國土分離出來，但或許這就是接下來的政府所要面對的問題，我們之前旅行的愛丁堡，那裡的蘇格蘭人也想要獨立建國，脫離英國的統治，很奇妙，世界各地正在以民族自決的方式重新找到屬於自己的路。
　
　
好消息是，七天前荷蘭眾議院首次表決通過籲請荷蘭政府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在中國持續打壓台灣外交空間之際，荷蘭等理念相近國家國會挺身支持台灣特別具有意義。
　

每次在城市之間進行移動的時候，當天都會處於興奮狀態，而且特別的疲累，到達臨時的住處安頓以後，我總會虛脫似的身體放鬆下來，當我確定食物無虞，而妻子的狀態也ＯＫ的時候，我就會像是船艦被擊沉似的沾到床舖就立刻秒睡，完全不用前置作業或儀式，也不需要安眠藥，進入完完全全無聲的世界，帶有夢境的深眠。
　
　
現在你所看到的文字就是醒來以來的午夜在房間打的字。

　
文 / 銀色快手（Silverquick） 一天有25小時的人
20191016 AM 00:32 阿姆斯特丹郊區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