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東彥的《霧中》入圍了威尼斯的影展VR非競賽單元「特別選映」。

某種程度，這個短片等於是EROS《野狼亂交館》，或G@me Virtual Date的再升級，等於把電腦D槽裡面的那些淫猥妄想藉由立體8K VR技術效果把一整座三溫暖發展場搬到你面前來。

某個手機的廣告詞是「科技始終來自人性」，或者也可以改成「科技始終來自性」，我們追求更高的頻寬、更高階的電腦、更巨大的硬碟容量，是為了實踐那些關起門來一個人在房間裡對荒淫的色情念頭。

周東彥所有創作似乎都在回應這個問題。

無論是這一次的《霧中》，之前與澳洲藝術家跨界合作的《虛擬親密》，或者在更早更早之前紀錄片《你找什麼》，他彷彿某種趨光的昆蟲在寂寞的暗夜中飛向手機、電腦等科技的光源。

也知道不能耽溺於社群網路交友軟體了，兩年前擔任兩廳院駐館藝術家推出的行動藝術《國家級徵婚》，在1天之內連續約了35個男人，給彼此10分鐘，相互詢問：「你是我找的那個人嗎？」

其實人到中年，其實不大會被性欲擺布，但寂寞還是時不時地冒出來，逛街看見喜歡的酒杯，都是成雙成對地買，幻想有一天會遇見喜歡的人可以對飲，但總是平白無故打破杯子。

他與人最親密的關係大概是某連鎖按摩店的某號按摩師，「他時間很好配合，漸漸有點固定的感覺。我們不大說話，但他很貼心，我長得高，棉被蓋不到的地方，手腳容易冷，他會主動幫我蓋2條被子。」覺得寂寞不好，應該要改變，但人生充滿太多「可是」，「我也想學網路的人約抱睡，可是我每天都睡不好，睡覺大腦還處於開機80％的狀態，約抱睡怎麼會睡得好呢？」

以下是兩年前的訪問。

《因為寂寞的緣故/周東彥》

時間是某個星期三下午，地點是誠品信義咖啡館，青年藝術家周東彥坐我對面，聲音沉穩而低沉，很低很低，簡直低到桌子裡了。週間上班日的午後，巴哈無伴奏大提琴殷殷切切地迴盪在空中，鄰桌婦人窸窸窣窣地議論著誰整形失敗，誰老公有外遇，置身如此懶散的氣氛中，也讓訪談有一點八卦和窺探的意味。

「所以那天來了35個男人，只有一、二個是你的菜？」「會再碰面吧，才過一個禮拜而已啊，我們有在LINE繼續聊天，但我不斷在會議跟下一個會議之間穿梭，太忙了。」「你到底喜歡哪一型？」「對工作有熱情，喜歡他正在做的事情。可以一起去看表演，但他要打瞌睡也是可以的。下雨天穿著白色運動鞋，會加分。」

周東彥與我的談話與鄰桌碎嘴八卦的婦人並無不同，然而他講話字字斟酌，彷彿文化部長發表演說那樣慎重。周東彥是台灣當代備受矚目的劇場工作者和紀錄片導演，以劇場結合多媒體投放建立風格。我們談話內容論及婚嫁，乃他現為兩廳院駐館藝術家，辦了一個「國家級約會計畫」。今年5月24日，台灣同婚法案通過這一天，他穿上西裝，拿著玫瑰，拍徵友照片，張貼在國家戲劇院外頭燈箱，昭告天下他正在尋找男朋友，一百多個人來信，他遴選其中35人，於7月7日當天給彼此十分鐘，相互詢問：「你是我找的那個人嗎？」

他說同志相關議題公投後，他一直思索該如何活得更同志，如何突破同溫層，「在兩廳院徵友，除了可以跟進出兩廳院的中高產階級家庭、家長進行對話，我也在想是否能給還不敢認同自己的同志，多一點點信心。」前年，他入圍金馬獎的紀錄片《你找什麼？》談論的男同志網路交友文化，明年即將推出的舞台劇《虛擬親密》亦聚焦網路世代對親密關係探索，社群媒體上的寂寞已然成為他近年創作核心，問這一切與他單身5年有直接關係？他說：「是。」

周東彥今年38歲了，至今談過4場戀愛，開頭二段是念北藝大時認識的學弟和學長，2008年在巴黎駐村，網路上認識一個住布魯塞爾的義大利人，後來他回台灣了，用SKYPE維繫情感，但濃烈的情感不敵遠距離，二人2010年分手。2年後，他又在同志交友軟體JACK'D認識一個住北京的青島人，一年後還是走不下去，「我後來二段感情都是遠距離，可是我真的很認真，我受夠這一切了，我不想再和手機談戀愛了。我並不是說交友軟體不好，科技帶來很多美妙的事情，創造了許多不可能，但它也帶來許多可怕的事情，人跟人認識的速度來得快，但感情消逝也去得快。我做約會計畫單純只想回到真實的生活，人跟人的互動有呼吸，有體溫，我可以看見人，也想被人看見。」

交友軟體確實可怕，三貞九烈的地方媽媽在網路上需要火辣的性愛；道貌岸然的異性戀護家盟在午夜色情聊天室比誰都淫蕩，誰在網路上都是人格分裂，誰都是一人分飾二角，故而我不懷好意地問：「周東彥，身為當代備受矚目的劇場工作者，你在交友網站怎麼介紹你自己？」「就放自己的照片啊，跟人聊天，入圍金馬獎那次，有人認出我來了，就祝我得獎。」談話如同文化部長一樣慎重的人會沒有偶像包袱，我不信，遂命令他打開他的交友軟體，在眾多袒胸露背，肉香四溢的交友照片之中，果然他的徵友照片與放在表演節目冊上的宣傳照沒有什麼差別。

假裝我是手機那一端的陌生人，他會這樣對我介紹他自己：「我是周東彥，劇場工作者，紀錄片導演，我喜歡男孩子，而且從小就是。小時候去游泳，木柵的游泳池很原始，沒有隔間，我發現我一直盯著我不該看的，彷彿一切感官都放大了，快快穿上衣服離去。我高中念明倫高中，大概1997、1998年的時候，我會去看屏風表演班，看耕莘小劇場，有一次在劇場外頭看到一個人拿著攝影機拍攝，那個人是陳俊志，覺得拍片這件事很酷，我媽幫我買了一台小攝影機，開始透過小視窗認識這個世界。差不多是同一時間，我讀到一本雜誌叫做《同言無忌》，我確定我是同志，我在大一新生訓練就宣告出櫃。」

年輕藝術家人生沒有櫃子，但不知為何，講話有一種架子，一個字一個字拖得慢慢的，內容明明應該是輕鬆詼諧的，但他口氣始終是事不關己的，淡漠的。問他講話就是這樣子嗎？「應該是吧，我小學一、二年級上課都趴在桌子上，我們老師都叫我懶骨頭。我講話很慢嗎？我講話速度很快欸，我今天有告訴我自己講話一定要放鬆。大概昨天晚上沒睡好，吃了一顆安眠藥，藥效還沒退吧。」「我覺得你講話有一種架子，優雅的，像女明星一樣的派頭，有架子並不是壞事，你身處藝文圈，你得要撐一個專業的形象，去公部門開會，這個架子可以讓你跟舒淇當閨密，但不可能讓你收穫一個理想男朋友啊。」

「或許吧，我自己有想過我這樣的狀態在男同志界都是不優的，不好的，」對我的觀察，他不以為忤，淡淡地說：「大概小時候看了太多時尚雜誌的關係吧，我在高中會去誠品買《VOGUE》之類的外國雜誌，然後聞它的味道。時尚雜誌教了我認識很多名牌、名模，不只是牌子怎麼拼、怎麼唸，還有每個品牌、人物、甚至配件的故事。好東西是非常努力地打造出來的，不論是一個手工包包，還是一個讓人仰望的明星。」從時尚雜誌學會講話要得體，做人要優雅，所以當我問他誰是他做人處事的典範？他說張艾嘉，一點也不讓人意外，「我沒有真的很認識她，但她是那個會照顧人，會關懷別人的人，大器又得體，她沒有滿足於當一個女明星，當所有的女明星都停下來了，她還是不斷地往前走，金蟬脫殼好幾次。我的Role Modle都是這樣獨立的，堅強的。」「你跟林懷民合作過，也跟林奕華共事，不把他們當標竿，將自己投射在張艾嘉莫非是性向使然？」「我也沒有不把林懷民和林奕華當偶像，但張艾嘉比較美啊。」

因為喜歡張艾嘉的獨立自主，故而從懶散的創作者變成經營者也解釋得通了：他2010年自立門戶，創立狠主流影像公司，從3個人的工作室演變至今10個人的公司，在同輩的創作者並不尋常，他解釋有些大型的案子，就需要比較大的建置才能負荷，然而與他因《關於島嶼》有過合作的林懷民對此卻是憂心忡忡，「到底他是用團隊養創作，還是用創作去養團隊呢？這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他的創作都是手工的，勞力密集的，但市場太小，他隨時都把自己搞得很累，永遠都像一隻生病的貓咪。」

生活忙與盲　孤單想找伴
我向他轉述林懷民的說法，「還好誒，比我辛苦的人大有人在，每個人都有不容易的地方，不是我不跟你講，是我自己都沒去看到。」他不訴苦，回應依舊像女明星一樣雲淡風輕的，舉止氣質像是優渥家庭出身的孩子，但母親的說法又是另外一種版本：「我們家也不是很有錢的家庭，他爸爸身體不好，現在中風，我以前早上要送報紙，然後去幼稚園煮點心。他去英國念碩士是自己貸款，跟二家銀行一共貸款150萬元。他念博士班，我跟他爸爸覺得不行，幫他籌錢，念了一個學期，沒錢念下去，我們很自責，他反過來安慰我說：『媽媽，我念藝術是要美化人心，如果要讓爸爸媽媽辛苦那就不美了。』東彥從小就貼心，斯斯文文，乖乖的，小時候被同學叫周妹妹，我知道後很生氣，但他跟我說：『媽媽，我們不要理他，我們努力就好了。』他說自己是同志，所以更要努力，不要讓別人瞧不起。」

拿張艾嘉當標竿，希望當個獨立堅強的人，不被別人看輕，也把自己活成一首張艾嘉的〈忙與盲〉：「盲盲盲，忙忙忙，盲得已經沒有主張，盲得已經失去方向，忙忙忙，盲盲盲，忙得分不清歡喜和憂傷，忙得沒有時間痛哭一場。」手機上行事曆，五顏六色的色塊，各式各樣的工作排到明年秋天，問他最近一次痛哭是什麼時候呢？「二年前，世界劇場展在台灣辦頒獎典禮，我下午跟學弟聊天，彷彿上演《大象席地而坐》，覺得一切都很無力，晚上金曲獎工作人員找我吃飯，他們很能喝，我沒吃什麼，就一個止痛藥，然後傳來消息說學弟得獎了，我哭是為了他高興，但也為自己其他的事哭一哭。我很容易哭，但後來壓抑到哭不出來了。」

原來他講話低沉不是學習女明星的慵懶，就只是疲累。人至中年，其實不大會被性欲擺布，但寂寞偶爾還是會跑出來，逛街看見喜歡的酒杯，都是成雙成對地買，幻想有一天會遇見喜歡的人可以對飲，但總是平白無故打破杯子，只能一個人孤孤單單在週末夜喝酒。每個跨年會許願改變自己嗎？「會啊，不論跨年或生日，都會跟自己說真的不要再鬧了，真的要找一個伴了。我沒有歸咎是工作耽誤了姻緣，我還有自己的問題，我太挑，不符合市場上肌肉、蓄鬍的需求。我應該在網路上勇敢表現自己，但因為我在很多工作場合已經過度表現自我了，所以覺得不知道如何是好。」

忙碌的青年藝術家最親密的關係大概是某連鎖按摩店的某號按摩師，「他時間很好配合，漸漸有點固定的感覺。我們不大說話，但他很貼心，我長得高，棉被蓋不到的地方，手腳容易冷，他會主動幫我蓋二條被子，這種細節他都注意到了。」於是，孤單的人到頭來只能仰賴陌生人的慈悲。他也覺得這樣不好，應該要改變，但人生充滿太多「可是」，「我也想學網路的人約抱睡，可是我每天都睡不好，睡覺大腦還處於開機80％的狀態，約抱睡怎麼會睡得好呢？」

他是矛盾的，那像喜歡男人穿白球鞋，採訪拍照的這一天，也穿著一雙刷得乾乾淨淨的白色球鞋，偏偏這天下雨，在積水的窟窿都踩髒了。

想太多的人活著就是自找麻煩，問他近日為追求愛情做出勇敢的事，他得意地說他有一天遇到了《美麗少年》的羅國宇，「他就是那種環境很好的台北小孩，前三志願 ，完全是我的型。我很積極地打招呼，並且加了LINE，但我丟訊息說：『嘿，有一天我們可以一起出外Hang Out（鬼混）。』卻打成了Gang Out。」 為愛踏出了第一步，明明是值得歡呼的事，他卻為了無傷大雅的錯誤，擔心對方以為自己邀約「群交」，自責了好幾天。

犯罪偵查與人權保障之間的平衡—科技偵查法制公聽會
　
法務部在上個月月初（8日）公告了「科技偵查法」草案，但因為公告期只有5天，又涉及秘密通訊自由、隱私權及科技資訊權等基本權利，並明文授權包括被稱為「國家木馬」、有著高度爭議的設備端通訊監察在內的偵查手段，而遭到各界抨擊。法務部檢察司林錦村司長也在公告結束後表示，考量各界意見多，將進行研議後，再送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
　
為了讓官方跟民間在草案能有機會直接對話，我在9月25日星期五開了一場「科技偵查法制修法公聽會」，邀請司法院、法務部、國安局、調查局、廉政署、海巡署和刑事警察局等各執法機關，和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林永頌律師、台灣人權促進會 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周冠汝專員、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李宜光律師、台北律師公會 王怡婷律師、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 陳奕廷律師、劍青檢改 林達檢察官，一起交流寶貴的意見。
　
因為與會來賓的發言都非常全面，為了方便閱讀及掌握爭點，我請助理把與會人員的發言，重新依據議題歸納整理。希望有助於聚焦討論。
（如果有誤解或任何錯誤，歡迎隨時指正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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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權會：資訊接露和隱私保障】
　
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周冠汝專員，率先分享國家監控的資訊透明狀況。台權會曾經在加拿大的學術報告中，發現台灣有間諜軟體伺服器，更曾經被偵測到在公共網路上有可以篩選封包、封鎖內容與進行監控的設備，但是從來不知道使用的單位和目的。
　
除了網路監控之外，還有位置的監控。周專員表示，依據法務部調查局2017-2018年GPS的使用統計資料，監控時間大多沒有超過60天。科技偵查法草案規定超過2個月才有法官保留，會讓大部分的監控都不用經過法官的審查。
　
周專員強調，問題在於如何監督科技偵查手段的行使，也擔心會如同英國或德國般，促使監控產業的發展。專員表示，立法前應該盤點過去的使用狀況，了解足夠的資訊後，才能和社會溝通並決定調整的方向。
　
【司改與律師團體：草案規範有所不足】
　
民間司改會和律師團體，則從法學專業與經驗出發，指出草案有待改進的面向。
　
１．隱私空間界定狹隘，不符社會通念和司法發展
　
司改會董事長林永頌律師指出，草案規定非隱私空間就可以拍照、測量、錄音、錄影，但公開場合並不代表沒有個人隱私。此外，法律規定的要件只需要檢察官甚至警察認為「必要時」即可，非常地抽象而不明確，更不需要法官審查，林律師因而質疑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聯會李宜光律師也表示，草案中隱私空間的範圍是被縮小的。一般的搜索，進入大門就要搜索票，但現在庭院也不算隱私空間，因為並非住宅或其他具有隱蔽設施之地上物的內部空間，使得人民的隱私範圍被限縮到限於住家裡面。
　
台北律師公會王怡婷律師，引用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理由，說明現行司法實務已不是用單純物理空間決定隱私保護範圍：「即他人之私密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在公共場域亦有可能受到干擾，而超出可容忍之範圍，該干擾行為亦有加以限制之必要。蓋個人之私人生活及社會活動，隨時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其言行舉止及人際互動即難自由從事，致影響其人格之自由發展。」王律師質疑，公寓大廈有開放的大廳，是否也代表國家機關可以在大廳監看人員進出，不構成隱私侵害？這樣是否符合國家應該保障隱私權的作法？另外，公共場所如果能任意監看與聞，也可能涉及到人臉辨識等科技執法的問題。
　
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陳奕廷律師表示，正如同美國Marshall大法官所言：「隱私不是全有或全無的概念，對個人來說，也不該只有『保有』或『失去』隱私兩種選項。」，草案採取二分法並作為強度設計的標準，會造成誤導。如同大法官解釋意旨所說的，公共領域也有隱私權，不應該再以物理範圍重新界定隱私空間。
　
２．隱私空間的隱私和第三人的隱私
　
李宜光律師認為，法案有株連過廣的問題。在對隱私空間的非侵入性偵查，例如對住家使用熱顯像儀的狀況，對先生蒐證時，配偶子女也會被偵測到。此外，蒐證還有馬賽克式的狀況，個人的行蹤和軌跡會被偵測到，並從破碎的拼圖變成一個完整的面，對隱私侵害很大，而且實施時間很長，可能無法通過比例原則的檢驗。
　
陳奕廷律師指出，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3條已經明文禁止在私人住宅竊錄影音的「大監聽」。雖然科技偵查法的規定沒有涉及錄音，但一舉一動，無論洗澡、親密活動或其他人的資訊，都可以用如熱像儀等儀器一覽無遺。國家就像隱形人在旁邊看你活動，是對隱私更強大的侵害，也是大監聽的復活。陳律師認為，原則上要全面禁止，例外也要有更嚴格於通保法的規定。
　
３．位置追蹤與隱私保障
　
對於GPS等位置追蹤的偵查手段，草案規定的要件是「檢察官認有必要時」，且實施超過兩個月的話，要由檢察官聲請法院同意。對此，林永頌律師質疑無需法官保留的兩個月時間過長。陳奕廷律師也強調，這些監控不是驚鴻一瞥，是長期大量的監控，資訊量差異很大，因此要有令狀原則、通報紀錄和僅供本案使用等限制。王怡婷律師也指出了「必要時」沒有客觀標準的問題。
　
４．層級化法官保留
　
李宜光律師表示，針對科技偵查的必要性，規範方式有三種程度類型：「有必要」、「有相當理由」和「有事實足認」。如果「有必要」並且由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就能認定，範圍真的太大，在比例原則和法官保留等要件上要重新思考。
　
陳奕廷律師則指出，設備端通訊監察不亞於監聽錄音，包括照片、影片和檔案，都有機會透過草案第14條的規定授權獲取，遠比掛線監聽的範圍更大更多，並質疑草案規定比傳統監聽還要寬鬆。
　
５．違法取證怎麼辦？
　
王怡婷律師質疑，刑法第307條違法搜索罪是非告訴乃論之罪，為什麼草案規定違法實施設備端通訊監察和洩密是告訴乃論之罪？甚至在某些狀況下，可以不用事後通知受監察人，又怎麼提出告訴？陳奕廷律師也認為，告訴乃論之罪的設計，律己從寬到極致，刑度上還可能比通保法的規定少，因為沒有「意圖營利」的加重規定，並質疑這樣的刑責程度能否有效嚇阻公務員濫權。

在證據能力上，陳奕廷律師指出通保法第18-1條有「不得作為證據」（證據的絕對排除）的規定，但是草案第27條所規定科技偵查法實施前蒐證證據的證據能力，卻是採用權衡之相對排除的方式，是否能有效遏止國家機關違法蒐證，也有待釐清。此外，德國有外部中立單位的審查。草案條文規定監聽後要移除程式，有沒有任何監督機制存在？陳律師並主張應考量由中立客觀的單位，進行科技上的監督與管考。
　
６．法律體系
　
在法律體系上，林永頌律師、王怡婷律師和陳奕廷律師都指出，設備端通訊監察以及數位證據的蒐集和保全等規定，涉及到既有通保法與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事項，也都涉及對秘密通訊自由的干預，草案更相當程度地準用了通保法的規定，並質疑是否修正整合修正通保法的規定，是更完整妥當的立法方式。
　
林永頌律師進一步表示，強制處分是程序法重要的概念，以目前的規範來看，應該由司法院提出法案，而且司法院會相對重視相關的法律原則──法務部不是不重視，但同時也有犯罪防治的業務目的。
　
【劍青檢改：犯罪訴追與合法性監督】
　
除了律師團體與人權團體，改革派檢察官的代表──劍青檢改的林達檢察官，也以基層檢察官的角度表達意見。林達檢察官表示，從檢察官的角度來看，能立法是好事。因為立法是限制國家權力的作法，也就是保障人民基本權。如果沒有立法，執法人員可能有兩種不同的心態，一種是法律沒有規定所以都可以做，另一種是沒有規定都不能做，但實務上前者比較多。此外，沒有立法的狀況下，也無法統計、知悉使用狀況，立法才能納入管制。只是，談到立法就會走入細節，就會有相關爭議。
　
對於科技偵查在實務上的需求，林達檢察官舉出了海上走私、盜採林木、製毒工廠和先前發生的略誘少女案件為例，因為環境與犯罪模式的特殊性，如果沒有相應的科技偵查手段，諸如GPS、M化車、空拍機和熱顯像儀等科技設備幫助，就會難以偵查犯罪。
　
最後，林達檢察官認為，應該思考是否要全部法官保留。全面法官保留是很極端的作法，案件也會衝進法院。然而，國家法律必須考量到司法資源分配的問題，而需要層級化的法官保留。林達檢察官也表示，要和各界溝通對檢察官的信任程度。其實在檢察官的工作上，常常和司法警察發生爭執，因為檢察官對於蒐證程度和證據調查的聲請，有著很高強度的合法性控制。
　
【執法機關：科技進步與偵查障礙】
　
執法機關各自分享了第一線人員的經驗和困境。國安局人員表示，當遇到境外敵對勢力的威脅作為時，例如網路駭侵行為，傳統偵查有其不足，而有更新法律的必要。法務部廉政署肅貪組蔡旻峰副組長，指出了傳統通訊監察法制面對現代網路通訊應用的無力，除了無法及時掌握行賄的關鍵證據之外，還必須出動大量人力蒐證，而無法在更多貪瀆案件多所著墨。
　
法務部調查局廉政處蘇子廉副處長表示，科技偵查作為往往涉及人民基本權的干預，所以執法機關需要法律授權才能確保符合憲法法治國原則。民眾期待司法警政機關抓壞人維護治安，但是偵查法令的設計似乎跟不上科技演進，例如通保法不及於加密的通訊軟體，就造成犯罪的死角，並強調犯罪者和偵查者必須武器平等。
　
海巡署孫世亮副組長強調，傳統偵查手段有時效延宕績效不彰和精準度不及的窘境，而如果有完整的證據，就可以避免誤判，讓嫌疑人證據確鑿或避免冤情。海巡署犯罪偵查科陳佐霖科長則以盜運砂石為例，表示嫌疑船隻一出海，就會關閉自動識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AIS），造成追查困難。因為法院認為要有法律授權才能使用GPS，海巡人員也就不能使用GPS調查。另外，海巡執法面積有13個台灣大，沒有科技偵查，很難阻絕犯罪於境外。
　
刑事警察局謝有筆科長表示，犯罪者為了躲避查緝，除了採用通訊軟體進行聯絡，工廠也在偏鄉或人煙稀少的地方。在沒有掌握的狀況下進行跟監，除了會被懷疑而撤掉工廠，也有警察人身安全的問題。因此，警方需要不受人力和時間限制的偵查手段，例如監視攝錄定位追蹤等方法，讓警方能掌握相關犯罪情資。
　
法務部林錦村司長表示，科技偵查的立法，是因為基層執法人員遇到困境。犯罪組織用先進科技躲避查緝，也要思考給執法部門相對應的科技偵辦犯罪。林司長強調，在給予執法部門科技偵查手段的同時，難免對人權有所侵害，並認為要兼顧犯罪調查和人權保障的面向。
　
林司長也對草案的立法體制進行了回應。法務部之所以不修正通保法和刑事訴訟法，是因為通保法規範的是通訊秘密，GPS等科技偵查方法並不是通訊秘密的範圍。此外，設備端通訊監察不是台灣獨創，德國、奧地利、瑞士等國家都有。司長也表示，科技辦案難免會侵害權益，是否能依照侵害程度層級化法官保留。司長還特別說明，科技偵查是以刑事犯罪為前提，如果沒有取得令狀，很多無關的資訊應該立即銷毀，偵查結束後，設備端軟體要移除，其他檔案如照片行事曆等也不得使用。而未來將會建立流程，也會有不辦案的中立獨立的專責機關，並會強化資安的保障。
　
【司法院：保護人權與建立制度】
司法院的楊明佳法官表示，刑事訴訟法、通保法和科技偵查法等各部法律，如果標準不能齊一，會有操作上的混亂與困難。而在層級化法律保留上，應該從侵害基本權的種類和程度思考。例如刑事訴訟法上的搜索扣押，可能侵害到財產權和居住安寧，通訊監察則涉及秘密通訊自由和隱私權。至於科技偵查就可能非常廣泛，目前有熱顯像、M化車等設備，不知道未來還會有什麼。從這個角度來看，應該將科技偵查規定在刑事訴訟法，或考慮用一部特別法將所有科技偵查進行統合性規範。
　
顧正德法官則認為，無論規定在哪部法律，最重要是內容，法制要完善，監督機制也必須有事後檢驗。顧法官並認為，採用專法較能進行完整的體系規範。在立法上，顧法官認為科技偵查有科技和偵查的兩個面向，最後也要回歸法律面和偵查機關的需求，法務部或偵查機關會更清楚知道犯罪人的手法和犯罪困境，以及必須借用哪些科技手段。
　
楊明佳法官另外指出，科技偵查要考慮隱私權侵害的程度。草案對於隱私空間的區分方式，可能會造成人民權利侵害的結果。此外，也要考量偵查方法究竟是秘密還是公開為之，更要考慮時間長短是否合理，或者有更細緻的規劃。楊法官並引述司法院釋字第631號解釋解釋文：「國家採取限制手段時，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明確，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圍，所踐行之程序並應合理、正當，方符憲法保護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強調要件要儘可能合理明確。
　
楊明佳法官認為，監督機制也很重要。在通保法上，通訊監察分成建置機關和執行機關。建置機關的資訊是客觀而無法人為調整的，同時搭配相關的監督考核機制，讓建置機關的運作可以公正客觀。但目前科技偵查法草案的規定，大部分是誰有設備就可以做。例如手上有高倍數相機，就能對人家家裡拍照，有M化車就能今天開甲地明天開乙地。楊法官並質疑，如何透過事後監察達到有效管控。此外，證據能力的部分，草案第27條和刑事訴訟法第158-4條都是權衡的方式，是否還要在草案規定、目的是什麼。
　
顧正德法官也針對草案中的各種偵查手段提出其看法。首先，科技設備在特性上可以長時間進行紀錄，也可以進行分析，甚至可以侵入隱私空間偵查。而即使是非隱私空間，長時間的監看累積，也可以呈現圖像式的生活模式，就是憲法所要保障的隱私權範圍──時間短暫可能沒有侵害，累積到一定量時就會有侵害，所以沒有法官保留就會有違憲之虞。

關於戶外的非隱私空間，顧法官表示還是有合理隱私期待的可能性。至於法官保留的時間長短可以再詳細討論，例如德國規定實施連續24小時或者間斷實施2日，就要法官保留。而科技偵查法草案規定，追蹤位置在2個月以內是檢察官保留，超過才是法官保留，時間會不會太長？時間又要如何計算和監督？顧法官並提出警告，如果沒有做好，會等於空白授權。

此外，顧法官認為，依法院的見解，GPS和M化車會侵害人民隱私權和資訊自主權，裝設裝置也侵害財產權，可能一開始就有法官介入的必要。也要進一步思考，人臉辨識能否使用在追蹤位置？外國有在進行，但會傷及無辜，因此雖然要允許追蹤位置的科技偵查手段，但有些手段是否也應該禁止呢？

至於對隱私空間的科技偵查，顧法官指出，問題首先在於是否允許國家透過科技手段偵查屋內隱私。如果真的有必要，除了法官保留，也要提高門檻和建立監督機制。草案雖然採取相對法官保留的立法模式，如果只需要「相當理由」，可能也無法發揮司法審查的功能。另外，如果未來技術允許，是否可以允許從戶外透過網路打開屋內的手機鏡頭或麥克風？如果不允許，或許要立法絕對禁止。

最後，關於設備端通訊監察的部分，顧法官認為這也是一種通訊監察，並建議可以放入通保法，不要立在專法再準用。此外，顧法官也質疑技術上是否能做到只擷取通訊隱私，以及如何區別通訊隱私和其他隱私（包括照片或上網紀錄等個人隱私）。如果要用人工識別而可以事前接觸資料，就會有問題。
　
除了前面的議題，還有兩個問題被熱烈討論了一番。
　
【問題1：電磁紀錄搜索扣押，會不會及於雲端資料？】

周冠汝專員對電磁紀錄搜索扣押範圍提出質疑。首先是透明程度的問題。周專員問道：過去台權會在看統計資料時，搜索票部分的電磁紀錄統計，有多少只涉及裝置，又有多少是取得裝置後再進入其他設備或登入雲端硬碟？周專員表示，如果搜索票聲請書單純只寫電磁紀錄，法官可能很難衡量侵害程度。第二，是否能搜索遠端電腦或雲端資料，涉及存取權的問題。例如協作的文件，是不是屬於通訊的一部分？而且雲端資料也不是單一個人擁有存取權限。周專員也質疑，會不會建置資料庫，供本案或他案使用？王怡婷律師也詢問，電磁紀錄的搜索扣押，是否包括網路銀行的帳號密碼和連接後的交易資訊。

黃致中檢察官說明表示，對於電磁紀錄的搜索統計資料要再確認，但應該沒有單獨統計雲端的部分。而草案關於電磁紀錄搜索扣押範圍的部分，只是澄清性的規定，立法理由也說明是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補充性規定，所以不會成為遠端搜索的授權依據。至於協作文件的取得，和通訊並沒有關係，因為不是監視製作文件的往來過程。最後，設備端通訊監察的相關規定，是從通保法移植而來，因此不會包括諸如輸入帳號密碼等通訊以外的事項。如果會造成這樣的誤解，會回去研究怎麼樣不造成誤解。

林達檢察官也分享辦案的實務經驗。在偵查機關扣押手機後，會先用飛航模式斷開連線，避免檔案被從遠端消除。而遠端空間的規範，還涉及到軟體的具體功能，例如把擋案存在手機裡，或手機上只有檔名和路徑──如果涵攝到具體案例，就有很多特殊的功能。

陳奕廷律師質疑，搜索票有空間上限制，那如果要搜索電磁紀錄，是要在搜索票上表明針對具體硬體，還是可以對遠端附帶設備進行附帶搜索？美國法上正反意見都有，是有爭議的事項，是否能立法直接包含呢？就像搜索到鑰匙，是不是可以拿鑰匙去把門打開？

【問題2：對隱私空間進行科技偵查的重罪原則？】

李宜光律師表示，對隱私空間應該要特別重視，但是草案第9條第1項規定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犯罪，就能採取對隱私空間的監控，連竊盜和傷害罪等輕罪都會包含在裡面，因而質疑是否有寫錯字，並主張應該改成「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法務部黃致中檢察官解釋說，這條規定並沒有寫錯，如果認為範圍過大可以討論。而如果是「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那和誘罪就完全不能用，所以在討論犯罪範圍時，應該要思考哪些犯罪會用到這樣的偵查手段。法務部李濠松副司長補充說明，通保法關於調取票的要件，就是規定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通訊監察書才是最「輕」本刑，這是因為隱私權干預程度不同，就設定不同的門檻。

對此，陳奕廷律師認為，該規定是「大監聽」的復活，因此不是法官保留的問題，而是國家能不能做的問題，並對本條規定持保留態度。

李宜光律師更表示訝異，最重本刑三年以上的話，傷害罪等輕罪就能適用。另外，該規定涉及隱私空間，要件也只是「相當理由」，對人權的侵害將難以想像，因為條件寬鬆、罪名很輕，侵害範圍又是隱私空間，手段也有錄影，時間更可以到30天，所以從憲法來看，很難通過比例原則的挑戰。此外，在一般人可以共見共聞的範圍內，雖然沒有隱私權的保障，但一般是指在民事法律的狀況。國家動用公權力監察人民隱私，應該受到更嚴格的限制。李律師並認為，只要是有隱私的合理期待，就像美國大法官說的，就應該要聲請令狀向法院聲請。如果有可能侵害隱私空間，應該檢具證據向法院聲請，而不要任意為之。

林永頌律師則表示，在法律設計上，不是只有「最重本刑」或「最輕本刑」的規範方式，如果有犯罪具體情形上有其需要，那就明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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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在經過了三個多小時的假公聽會真研討會之後，又到了時間吃午餐。我相信，這樣一場面對面的公聽會，是促進官方和民間理性討論和完善制度最好的方式，更期待未來在規範的制定和政策的研擬上，能有更多對話而非衝突的空間。

培養金融科技獨角獸：要獎勵、要政策、不要口號

虹安今天上午參加參加了財經立法促進院主辦的「金融科技與網路銀行發展」座談會。會中談到台灣有很好的金融和科技人才，也有很棒的實驗場域，以台灣的創新力，有相當潛力培養出金融科技獨角獸。金管會黃天牧主委曾經也在6月18日公開談及以三大方向催生金融科技獨角獸的目標。

然而，實際的獎勵措施及政策落地才是重中之重，金管會等相關單位，應儘快瞭解產業心聲，完善金融科技發展計畫，台灣才能一步步接近此願景。

過去十年很多的金融科技獨角獸出現，共同特點是運用科技創新解決問題，比方保險快速理賠、免手續費交易、最低手續費轉帳、跨境匯款等等。隨著這些以科技突破傳統金融範疇的跨域創新越來越多，金融創新開放與金融市場穩定，以及消費者保護間應如何平衡，不但是金融產官學界的熱門研究議題，更向來是世界各國金融監理機關的難題。

過去，讓民眾從傳統銀行跨入網銀或純網銀一直有很高的門檻。但今年第二、三季因為疫情關係，民眾較不願出門使用傳統實體銀行或ATM，又必須進行金融相關業務。許多人因此跨越了網路銀行的進入門檻，提升了數位經濟及網銀使用率，網銀前景一時大有可為。台灣有很好的金融和科技人才，也有很棒的實驗場域，有相當潛力培養出金融科技獨角獸。

然而，在金融科技創新運用的過程中，也有三件事一定要注意，那就是流動性、資安及法遵風險的問題。包括監理單位、政府及產業都必須在「金融穩定及安全」及「金融創新及突破」，也就是天秤的兩端取得平衡點。尤其近年來金融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消費者相關知識更大幅提升，對自身利益亦更為關注，已漸漸不能滿足於傳統的金融服務模式。為此，未來金融主管機關在處理金融創新相關議題上，勢必得將消費者的需求納入決策考量，而非僅以傳統的金融穩定或風險控管等原則為唯一考量。

雖然金融監理沙盒機制已於近年建立，但實際上運用相關法令提出申請的案件數不多。今天的與會學者政治大學風管保險系謝明華教授也提到，政府對於出沙盒後的落地機制須有更多實際的作為，才能真正讓金融監理沙盒發揮功效，虹安也將於立法院敦促此項業務的推展。畢竟金管會黃天牧主委也曾經說過，希望台灣未來也能催生金融科技獨角獸，這不該是口號，還是要拿出實際的政策措施，台灣才能在這塊站穩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