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太陽花學運時，曾訪問許多社運現場的公民， 雖然大多數的參與者對於服貿並沒有太深入的瞭解，但都願意放空自己，將這場運動視為一個自省與學習政治的場所。筆者同時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反對自由貿易與贊成自由貿易的人們，居然聚集在同一個地點向國民黨政府抗議。最重要的理由不是賣台不賣台，而是國民黨政府侵犯了台灣人最重視的民主程序。但很可惜的是，現場並沒有激起不同意見的辯論，也許當時的人們還沒有樂觀到認為國民黨政府將會垮台。

根據筆者當時的紀錄，贊成自由貿易者以民進黨為首，大力鼓吹現場群眾放棄服貿，追求與美國簽署 TPP，不少現場民眾也同意此觀點。另一方面，以左派、環保團體為主的意見領袖們，也就是後來參與 2016 國會選舉的綠社盟，左派其實主導許多街頭演講，宣揚反服貿的主要理由不只是反黑箱作業，更要反自由貿易，並成功獲得年輕學子的支持。第三派則是坐鎮會場、媒體目光焦點的學運領袖們，雖然致力向社會表達黑箱作業的危害，但卻沒有任何針對台灣未來的貿易議程進行討論。

當時社運現場各派人馬的意見差別，種下台灣在貿易政策的巨大分歧，即將在 2016 年台灣新政府上台後，轉變成外交上的巨大難題。當我們拒絕粗糙的兩岸貿易協議時，是否也有辦法抵擋亞太區域整合的潮流？

美國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已經不是一個學術上的名詞，而是政治上的現實。美國除了在戰略上涉入南海議題，並運用貿易協定圍堵中國，在亞太建立一個排除中國在外的自由貿易區。同時，美國的傳統盟邦，如日本、澳洲、紐西蘭也紛紛呼應此戰略，成為 TPP 談判中的主要國家。2016 年 2 月中，亞太 12 國的外交代表於紐西蘭首都奧克蘭完成簽署 TPP 協定，雖然生效仍有待各國國會同意，但此趨勢已顯而易見。

TPP 對國家主權的影響
亞太區域整合的趨勢就如同將所有國家放到一個迷宮中，如果你無法成為迷宮的建造者，就只能想盡辦法在迷宮裡生存。這也就是為何中國與美國積極地在亞太建立區域性的貿易協定，誰能先建立自由貿易的規範，誰就能取得建立貿易制度的主導權。事實上，一旦 TPP 成形，中國將被迫接受這套貿易體制。當區域中的主要國家都已適應 TPP 的規範後，就有可能產生定錨效應，這些已接受 TPP 的國家，將把 TPP 的高標準套到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協定中。

試想，我都已經在高標準的貿易規範中生存下來了，怎麼有動機再跟其他國家談低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呢？且簽了比 TPP 標準更低的協定，形同兩國的開放水準不均，等同讓利給對方。因此只有至少等於 TPP 水準的 FTA，才會吸引這些成員國。於是 TPP 的規範將陸續擴散至其他國家，最終形成一種新的貿易原則。

從 WTO 成立至今，全球的平均關稅稅率已不到 10%，而 TPP 的目的是拆除最後一段貿易障礙，也就是農業與非關稅措施。非關稅措施其實泛指主權國家內部的法規，包括對於金融、醫療、智財權、與服務上的法規。這些法規時常造成貿易上的障礙，例如數量上的限制、或是必須獲得證照或許可證，甚至細微至海關的通關或驗證制度。

假設未來台灣加入 TPP，關於商業據點的設立，或是會計師執照的取得，皆必須與國際標準一致，且不得歧視外國人。其中最大的改變，在於用「負面表列」的方式進行非關稅障礙的撤除。過去的法律是「正面表列」，也就是不 寫在法律裡的都不能做，但負面表列則是不寫在法律裡的都可以做，也就是原則上全部開放，只有少數例外是禁止的。

TPP 的條文涵蓋 12 國第一輪談判的成果，每一項條文都牽涉這些國家的經濟利益，面對此一趨勢，台灣只能選擇加入或抵抗，無法任意更動這些條文，所以部份國家內部發起抵抗 TPP 的社會運動，因為政府若接受此協定，就必須讓國內法規配合條文，美其名是法規調和，實際上則是增加外國干涉內政的機會。

例如極具爭議的 ISDS (投資者與國家間的爭端解機制)，就允許企業控告政府，若政府限制外國投資，則有可能因為違背貿易協定而賠款給企業。也因為 TPP 已侵害到各國主權，目前各成員國內部皆有零星的抵抗，其中尤以紐西蘭、馬來西亞、越南等經濟規模較小的國家，內部抗爭最激烈。因此，TPP 對於台灣 來說，是一個戰略上必然踏入的陷阱，當我們著眼外交利益時，民眾的權益往往不自覺的犧牲。
但有趣的是，TPP 恰巧是目前唯一排除中國的亞太區域整合途徑。如台灣人所 熟知的東協 +3、東協 +6 等途徑，中國都是不可或缺的要角，唯獨 TP P 談判中，美國與日本才是真正的規則制定者。因此對於台灣來說，我們不用擔心某國政府可能會利用貿易協定來「以商圍政」，當前的 TPP 協定內容早已是各國折衝的結果。

例如農業大國之間彼此相互合作，打開區域內其他國家的市場。另一方面，小農國家也已利用此一契機轉守為攻，例如日本則打開美國與紐澳等國的汽車及零組件市場，且利用肉品開放的機會，減少國內廉價肉品的生產，並計畫將原本以本國市場為主的和牛，以高價與精緻行銷至其他國家。因此 TPP 對於台灣來說也是一個戰略契機，至少是一個公平開放的競爭場域。

如何找到戰略契機？
即便 TPP 已將貿易開放的程度從商品深入到法規中，但各國之所以加入 TPP 的原因，無外乎就是打開其他國家的市場，並吸引更多的投資。尤其 在全球經濟持續疲軟，世界主要市場的消費能力減弱，而中國經濟又存在崩潰危機，自由貿易協定因此成為新的成長契機。台灣是一個貿易依存度超過 100% 的國家，也是東亞的主要經濟體之一，面對 TPP 的來勢洶洶，不應抗拒或退縮，反而應該利用 12 國內部審查 TPP 的時間，提出有效的轉型計畫，以因應來自自由貿易的衝擊。

從積極的角度來看，TPP 不包含中國，也因此減弱了兩岸關係的敏感度。同時，TPP 僅要求成員是獨立的關稅領域，這與台灣在 WTO 的身分不謀而合 (台澎金馬獨立關稅領域)，因此主權國家的與否，與 TPP 的加入條件並不相關，這對長期在國際上受打壓的台灣，是一個可把握的機會。
另外，當美日積極在東亞尋求經濟盟友的同時，台灣不應放棄這個與國際接軌的機會。透過 TPP，我們可以將國內過時的法規汰除，並增強企業國際移動的能力。尤其對於中小企業與新創事業，就不必再仰望國內大企業或台灣民眾的偏好，可從區域市場的角度，去規劃新的產品與行銷策略。

最後，從消極面來看，過去台灣的貿易談判上花費太多心力在處理來自中國的關切，當中國的態度成為與區域各國貿易談判的關鍵時，我們勢必無法在兩岸貿易談判上獲得好處。而長期無法與主要經濟體達成貿易互惠的結果，就是民間缺乏對區域經濟的認識，間接導致對外貿易的封閉心態。

當日本、韓國都在積極布局東南亞與第三世界國家時，台灣還受困於兩岸談判僵局。長此以往，我們的產業將會把中國當作唯一的市場，而失去與亞太市場的連結。因此 TPP 雖然有其制度上的陷阱，但這些陷阱並非無法調整的死局，也可以是一個經濟戰略上的契機。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準備，希望這篇文章，能拋給讀者更大的觀察空間。

經濟學人資訊社公布了2021年全球最宜居城市，紐西蘭的奧克蘭因為抗疫有成，榮登榜首。而今年亞太城市的表現亮眼，在前十名當中，澳洲就占了四個名額，日本的東京跟大阪也入列，台北則排名第33。至於今年吊車尾的，依舊是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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