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上市📖｜#這樣安排是為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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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安排是為你好！」──照顧父母的25個盲點》​
◎陳乃菁 醫師／副教授（高雄長庚神經內科系主治醫師、前智能與老化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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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無法想像的老後狀況，震撼、揪心，​
正每分每秒發生。​
✅為了安全，把長輩關在床上？​
✅為了討愛，奶奶要求掛上鼻胃管？​
✅看護要睡覺，只好讓媽媽吃安眠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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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子女什麼都幫年邁父母做，並不是真正的孝順。​
▌孝順是讓年邁父母自立，盡量健康活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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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狀況，都是照顧父母時，我們容易犯下的盲點。​
▘中風後的爺爺走路慢，還沒到廁所就尿出來，只好幫他包上尿布？❌​
▘因為怕王伯伯危險，看護把他綁在床上？❌​
▘外籍看護要睡覺，只好讓媽媽吃安眠藥？❌​
▘一年只回家兩次的弟弟對姊姊說：「媽媽被你照顧，好像變瘦了？」❌​
▘爸老了，什麼都做不好，所以什麼都不要讓他做？❌​
▘用藥當然是照顧父母的第一選擇？❌​
▘子女無法照顧父母，當然就請外籍看護？❌​
▘住院的奶奶想下床走一下，當然要禁止她：「不行」、「很危險」？❌​
▘我們三個兄弟要「公平」照顧媽媽，所以媽媽輪流在我們三兄弟家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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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對年老的父母說：「#這樣的安排都是為你好！」​
但，我們與父母討論了嗎？​
我們了解父母的想法與感受嗎？​
因為，「#尊重」與「#將心比心」才是最好的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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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都會老。​
今天我們照顧父母的方式，就是我們未來被照顧的方式。​
老後的「#獨立自主、#尊重生命品質」​
是父母與子女都該學習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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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長庚神經內科系主治醫師、前智能與老化中心主任陳乃菁醫師，對於照顧父母，除了提出相互尊重與良好溝通的想法外，她認為「#自理與自立生活」更該是台灣年邁父母與中年子女都需要學習的一門新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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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普遍重視孝道，中年子女也容易因為孝順，而以年齡來限制父母能做的事，又或對年邁父母過度保護，但當剝奪了父母的自理能力，在中風、生病後因過度保護而失能、臥床。雖然父母壽命極長，但那卻不是一個人該有的生命品質。如何如同北歐長者獨立自主，往生前臥床僅數週，乃菁醫師期待所有人可以一起為有自主的老年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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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愛著這些老去的父母，我們多麼希望他們不要因為藥物而沉默不已、整日昏沉；我們多麼希望他們還可以叫叫我們的名，跟我們說說一天內發生的事情，甚至一起唱歌、聊天，或憶著過往，這些都是人與人間的親密交流。我們不該只期望讓父母安靜、睡著。​
只有呼吸的照護，不是真正的照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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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否因為忙碌、「方便」照顧，忽視父母的需求？​
▌我們是否因為「害怕」，而限制父母的能力？​
▌若照顧父母有困難，我們是否忘了尋求其他資源、求助相關單位？​
因為父母的不適，可能他們說不出來；父母的疼痛，可能不知如何開口；更可能他們的眼淚，總是獨自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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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子女們照顧父母多是基於關愛的，但一不小心很容易超出界線，而不自覺，變成了「愛」少一點，但「關」多一點。​
子女們不自覺地把老病衰的父母看成沒有自主能力的孩子，或是乾脆擺起來，當家中太上皇般地讓家中大小事都不入他的耳朵，殊不知「不讓老人家因知道而操煩」的善意，卻也可能變成「不想讓老人家煩惱，所以什麼都不告訴他」的控制。反倒造成家中長輩只能被動地接受子女們為他做的決定，沒辦法參與事前的討論過程，更無法透過討論來表達自己的愛惡和心意。」──本書作者 #陳乃菁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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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推薦✍️】​
朱為民（民醫晚安。朱為民醫師 、臺中榮總健康管理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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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推薦❣️】​
朱偉仁 （愛長照執行長）​
余尚儒（都蘭診所所長）​
林書煒 （POP Radio電臺臺長／主持人）​
郭慈安（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理事長）​
蔡佳芬（台北榮總老年精神科主任）​
詹鼎正 （新竹台大分院副院長兼新竹醫院機構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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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父母的25個盲點​
#這樣安排是為你好8月20日溫暖上市💕

推薦序：張志朋律師（恒達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走進柏樂，身心快樂！」


失眠是文明病之一，要如何睡的夠久、睡的夠好、睡的夠飽，一直困擾著很多淺眠、失眠的現代人。

記得我十多年前在巴黎唸書時，每當夜間唸書時間過晚，一睡覺時躺在床上，總覺得腦袋轟隆轟隆的不斷在運轉，難以馬上入眠。之後就養成睡前二小時開始要將腦袋運轉「降速」，例如聽些音樂或看看休閒讀物，以免失眠症頭再次上身。但是律師工作總難免遇到臨時需要加班處理的事情，要如何一方面讓腦袋加速運轉完成工作，一方面又要避免運轉過熱導致睡覺時無法停機失眠，還是件很傷腦筋的事情。

我多年前認識劉貞柏院長時，劉院長仍在台北榮總新竹分院服務，當時就已經著有「失眠關鍵50問」及「請問醫生，我的孩子有問題嗎？：精神科醫師教你聽懂孩子的內心話」等二本書，劉院長長期關注失眠及親子溝通問題，不言可喻。其後劉院長設立柏樂診所，忙碌的看診之餘，更透過巡迴衛教演講等方式，讓更多人能夠瞭解應如何面對、瞭解、克服失眠問題，讓人佩服。

現在，劉院長集結多年診療的專業及經驗，完成這本「24週練習活化大腦改善睡眠」一書，書中精選12個章節案例，每個案例都分別從心理、運動、活動、飲食與藝術創作等五個向度說明改善睡眠的方式，最後還有實際練習的紀錄表格，這可以讓讀者在閱讀後，照表操課，實際檢視練習後的改善成效。

舉例而言，書中第五章「卸下心防，汲取新的能量」，以商場女強人「賓士姐」為主角，描述「賓士姐」有著長期自我型塑的內心保護殼，以及醫師要如何協助走出保護殼，儘管這需要一段時間，書中這段文字讓我印象深刻：「醫師要推銷身心靈健康概念，面對這沙場老兵，不是簡單容易的事。強悍是她的保護『殼』，柔軟的內在若輕易示人，容易內傷。豪邁大方的氣度神色裡，層層包裹著一閃而逝的落寞。雙方初次見面還不熟，即使是醫師也要對這厚實的保護殼給予尊重，先讓這殼靜一會兒。若輕率地展開心靈解剖，怕只看到血淋淋的內在，已非原來樣貌。….」這讓我想到，自己身為律師，在面對當事人時，常常第一時間立即要求當事人將自身的「保護殼」全盤剖開，完整交代事件始末，卻未考慮到對很多事業有成的商場老將的內心的傷害有多大。雖說律師和醫師面對客戶的處理模式不盡相同，但劉院長此段文字，也讓我沈思反省許久。

正因為這本「24週練習活化大腦改善睡眠」有這麼多的特色與好處，劉院長請我協助作序時，我二話不說一口應允，期待各位看了這本書後，能夠睡的夠久、睡的夠好、睡的夠飽！更別忘了：走進柏樂，身心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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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覺也需要練習》
博客來：http://bit.ly/2lkMS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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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覺也需要練習

案例

“一個憂鬱者的自白：台灣社會給憂鬱症患者的二次傷害：
到美國留學不久後，我因為經濟、學業的雙重高壓，得了憂鬱症。剛開始我只覺得有異常的嗜睡問題，於是到校醫處做抽血檢查。結果出來後一切正常，醫生就說，或許我可以去跟學校心理諮商師談談。
接著，憂鬱症的其他症狀開始發作。除了常見的情緒低落之外，身體方面，有頻繁的惡夢、心悸、胸悶、想吐和呼吸困難；大腦認知方面，開始有間歇性失語症，閱讀書寫的能力也喪失了。在那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連閱讀中文文章都有問題，一個個從小熟悉的中文字，成為了沒有意義的符號。在和學校教授、主任與諮商師的討論後，我決定接受自己生病的狀態，暫時休學回到台灣休養，等康復後再回到學校繼續學業。
在本文，我想從我的經驗出發，探討台灣社會給予憂鬱患者的二次傷害。
社會大眾單方面拒絕接受患者生病的事實
回台灣後，我最常聽到的是「你確定嗎？你說不定只是暫時_____而已。妳想太多了。」
很弔詭的，生病的是我，在專業心理諮商師跟精神科醫師的鑑定下，我確定我得了憂鬱症，然而大家卻不相信。
相比之下，我在美國大學的經驗很不同。當我的朋友和教授知道我即將因憂鬱症休學時，反應都是：「這對你來說一定很難受。不過生病了就該休息，有什麼我可以幫上忙的都能告訴我。」又或者與我分享他們自身或朋友的憂鬱經驗，告訴我這很正常，每個人都會有生病的時候。
學校休學的程序也很簡單，只要跟自己的指導教授談過，上網花5分鐘填一個表單就可以了，其餘的事情學校會代為處理。因病休學的期限也很彈性，非病假休學有2年年限，病假則無。家裡有特殊情況和病假的學生可以申請把在修的課改成Incomplete（未完成），Incomplete則可以延長作業繳交甚至考試的完成期限，以避免生病學生因考試時身心狀況不佳，而落得成績太差被退學的處境。
憂鬱患者在生病時已有很多生活上的困難需要面對，這時候我們最不需要的，就是社會大眾直接根本性拒絕承認我們生病的事實，被強迫繼續過著正常的生活。拒絕承認憂鬱症是件邏輯很怪異的事，難道當一位朋友說他發燒，需要請假休息的時候，會有人認為他一定是自己想像出來的，他根本沒有發燒，而應該要繼續工作嗎？
若從歷史追溯起精神病患就遭受到污名化，台灣社會對於憂鬱患者也有許多污名。常見的有：認為憂鬱患者是「太有空，才有時間憂鬱」、抗壓性低、找藉口偷懶、甚至是因為「有髒東西，快去收驚」。
並沒有人選擇要憂鬱。憂鬱症是一個大腦分泌情緒穩定物質功能失衡的狀態，可能發生在每個人身上，與是否被鬼神附體和抗壓性低沒有關係。關於憂鬱症患者的「低抗壓性」和「想太多」，我們常有誤解。事實上，很多憂鬱患者是因為一直以來有著高於常人的抗壓性，且需要單獨承擔很多家庭和經濟責任，才會在經年累月之下，一夕崩潰。
至於「太有空、想太多」，人在有創傷經驗或高壓之下，很難控制自己的頭腦去想和不去想什麼。我在憂鬱症之後被惡夢所苦，每每在尖叫中驚醒。我試圖實踐從諮商師那學來的情緒穩定技巧，比如說深呼吸，和想像一個令人安心的回憶。在我醒著的時候，有時這些技巧能有限度的控制我的情緒，但在睡著之後，沒有任何是我能做的。在這種情況下，大腦通常有兩種反應，一是過度去回想負面的回憶；二是完全隔離負面情緒，讓患者有選擇性心性失憶、或感覺麻木。與一般人認知的情況不同的是，憂鬱患者常常有腦袋空白和感覺不到情緒的時候。
由於台灣社會對於憂鬱患者的污名化，我必須隱藏自己憂鬱症的事實，才不會讓別人對我有錯誤的猜測。因為不想讓父母承擔被親戚說話的壓力，所以在回台灣之後，我搬出中部的家到台北與朋友租屋居住。過去一年半來，我跟父母達成了年節我不回家過節，而是他們來台北找我遊玩的共識。
我像是一個必須隱形的人一樣，在台灣社會中努力維持和照顧自己的生活。且作為一個年輕女性，外表精神狀態不佳，也帶給我了多次被性侵加害者意圖攻擊的可怕經驗。
缺乏精神醫療和社會支持資源，讓病患和家屬沒有喘息空間
台北的精神醫療在台灣算是數一數二，有許多精神門診和專業諮商師的資源可以利用，然而我的經驗是：台北精神照護的醫療品質依然很參差不齊。而且比起社會的不支持，來自「專業人員」的傷害可能更大。
剛到台北，我接受在台大就讀的朋友推薦，到台大心輔中心合作的校外診所看診。在任何一個精神科的初診，醫生都會詢問患者的整體狀況。我簡單說我在美國學校看診的狀況，講到一半，醫生打斷我，說：「你不要跟我講壓力，現在城市人誰沒有壓力的？」過程中他多次否定我的感受，並質疑我的經歷和生病的正當性。看診出來，我馬上抱著我的朋友大哭。我以為專業的醫生會理解我的狀況，並給我專業的照護，結果完全相反。
除了上述家中狀況，還因為經濟原因，我沒有在家裡住。剛到台北時，我仍需要找工作，才能支付高額的醫療費和生活費。在台灣的心理諮商治療是沒有健保給付的。少數醫學中心有提供健保補助的心理諮商，然而名額少得幾乎排不到。雖然後來找到一間好的精神診所，和一位我負擔的起的心理諮商師。我的狀況仍時好時壞，照顧責任則落到了跟我一同租屋的朋友身上。
為了緩解在她身上的壓力，我很努力尋求外界的幫助。我查找過是否能聘請看護？不行，並沒有針對年輕心理疾病者的看護。即使我需要的只是有人可以陪我出門買生活用品、看醫生和張羅三餐，並在我情緒不穩、心悸和呼吸困難的時候幫我拿緊急用藥。我查詢過社會局醫療補助，台北市有針對台北市民的補助，然而在我的戶籍地政府並沒有提供。我打過所謂的自殺防治專線，然而夜深人靜時得連續打一小時才打得進去。打進去之後還是一位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先生接的，他聽上去就跟我家鄉的長輩一樣，覺得我想太多，不接受我生病的事實。
最誇張的一次，是我有次情緒狀況非常不穩。我覺得我要失控了，很可能會在白天同住朋友去上班時做出憾事。於是我請朋友請假一天，陪我到台北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科專門院區）。當時的我認為我需要專業人員照護我至少幾天，監控我的狀況和及時調整用藥，因為我的意識狀況已經差得無法自己判斷情況吃緊急用藥的地步，且快要失去所有意識了。我用盡了全身力氣和勇氣去找醫生，告訴她狀況，但她表示我不夠嚴重，不能進精神科專門病房，除非真的忍不住真的想死了，刀已經拿在手上了，或是已經做出自殘行為，不然現在只能按順序排普通病房。她說我只是缺一個人照顧我，幹嘛不回家讓家人照顧就好？那天晚上回家後，我的自殺慾望到達了高峰。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熬過來的。
當精神科醫生只是有什麼症狀開什麼藥，而缺乏同理心和完整照護病患的概念時，會給病患造成很大的心理和甚至身體上的傷害。在台灣我聽到很多人跟我一樣，因為忍受不了每天吃眾多藥物的副作用（因為同時要吃很多藥，醫生會同時開胃藥）自行停藥，而產生難以忍受的身體戒斷作用。當社會支持不夠，而尋求專業醫生也得不到全面的幫助時，憂鬱症患者和家屬只能孤軍奮戰。
我的結論是：面對當今社會的各種挑戰，精神疾病比我們想像的普遍。當我們想像自己生病時想要得到如何的對待，就能在面對憂鬱患者時，能多一份體諒、少一份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