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星星的猩猩（上）
　　
見到呢隻猩猩，我知道，我嘅人生即將有突破。

尋日，政府喺郊野度發現咗隻飛碟，飛碟嘅科技遠超地球嘅水平，當然即刻被運去研究。

飛碟內只有一隻貌似猩猩嘅生物，作為動物學家，我被任命為「星星猩猩研究組」嘅組長，負責研究呢隻猩猩嘅狀況。
　　

第一個正式研究外星生物嘅動物學家！諗吓都令我熱血沸騰。

我直情搬去研究所，日以繼夜咁對住隻猩猩，希望儘快得到成果。

測試完基本生理狀況後，就開始測試佢嘅智商。

佢嘅智商出乎意料地高，我哋好快就教識佢寫字，可以好似人類咁溝通，不愧係外星猩猩。
　　

我問佢：「你喺邊度嚟㗎？」

猩猩寫咗一個名，我當然睇唔明，可能係佢個星球嘅名掛。

我又問佢嚟做乜，佢寫咗個單詞「開心」。

嚟地球開心？有幾開心？我繼續同佢用紙筆傾計，教佢哋球人嘅用字。
　　

我本來以為，我哋會咁樣相處一段時間，我就出番篇論文，講外星猩猩嘅特性。

根據政府安排，猩猩寫嘅所有嘢，都要交畀政府留底。

有時猩猩寫一堆亂七八糟嘅字母同符號，我都睇唔明，只係照交上去。
　　

點知，無幾耐，總統居然出現喺研究所！

據講，猩猩喺其中幾張紙裡，寫咗一種武器嘅研製方法，
嗰種武器嘅科技水平至少超前五十年，應該係外星人用嘅武器。

如果我哋掌握更多高科技武器，就有更多嘅國際話語權。

所以，總統專登嚟觀察隻猩猩，將猩猩嘅存在列為國家機密，嘉許我嘅努力，
並且畀我一個重要嘅任務：喺猩猩身上發掘更多武器嘅科技。
　　

我呆咗：「佢......佢係一隻猩猩啊，佢點會識乜嘢科技？」

「佢來自外星，可能偷睇咗外星人嘅科技呢。」
總統答：「原因唔重要，總之依加嘅情況，就係猩猩掌握咗重要嘅科技。」

雖然大家都充滿希望，但我都係無乜信心，從一隻猩猩身上學整武器喎，始終覺得有啲荒謬。
　　

死馬當作活馬醫，我只好問：「有無犀利嘅武器？」

猩猩寫：「香蕉。」

我遞咗兩條蕉畀佢，跟住佢就埋頭苦幹，寫咗一堆嘢出嚟。

我當然唔識睇，交畀軍事專業分析，發現佢寫嘅，係核武器防護罩嘅研製方法。

顧名思義，就好似科幻片咁，受到攻擊時，會出現一個透明光幕，
其實係能量場，喺短時間內吸收大量能量，擋住核武嘅衝擊波、光輻射、放射性塵埃等等。
　　

軍事專家們熱血沸騰，迅速調動大部份資源展開研究，證實核武器防護罩確實有效。

本來，各國都唔會動用核武，係因為核武破壞力強而且難以防禦，用核武必然導致核反擊，於是同歸於盡。

依加，我哋有咗防衛核武嘅可靠方法，咪即係話我哋可以用核武，而又唔怕其他國家嘅核反擊？

政府中嘅主戰派極度興奮，聲稱我哋唔駛再同敵國談判，為咗一丁點嘅利益殫精竭慮，我哋可以直接開戰！

主戰派強調，暴力唔可以解決問題，但絕對嘅暴力，可以消滅帶來問題嘅人。
　　

我覺得有啲唔妥，雖然我一向同動物打交道，對軍事科技一竅不通，

但純以邏輯思考，咁勁嘅核武器防護罩，用兩條蕉就換到，係咪唔太合理呢？

我表達出我嘅諗法，但所有人都同我講：「嗰隻只係猩猩啫，猩猩邊度識『抵唔抵』吖，畀條蕉就咩都講晒，有幾奇？」

總統仲直接回覆我，叫我唔好諗咁多，
我唯一嘅任務，就係繼續努力，喺猩猩身上掘出更多武器嘅資料。
　　

事情一步步發展，政府竭盡全力，將核武器防護罩安裝好。

然後，我國喺國際對話中姿態強硬，屢屢以核武作威脅，其他國家當然不以為然。

無幾耐，我國動用核武，毀滅咗長年敵對嘅A國嘅一個城市。

各國都譴責我國，A國迅速以核武反擊，但眾目睽睽下，戰無不勝嘅核武，被防護罩擋住，消弭於無形。
　　

總統好開心，主戰派好開心，似乎我哋成為地球上最強嘅國家，指日可待。

至於我嘅工作，係繼續對住隻猩猩。

我將啲片播畀猩猩睇：「你寫出嚟嘅防護罩，真係好勁喎。」

猩猩手舞足蹈，好開心好自豪咁樣。

「你有無其他武器嘅研製方法啊？依加開戰啦，寫出嚟，幫吓我哋國家啦。」我遞咗兩條蕉畀佢。

猩猩一路食蕉，又寫咗幾種外星武器嘅研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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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上香港官員和商人的子女都曾/正在接受外國教育

// 2016年，中共教育部黨組發出《中共教育部黨組關於教育系統深入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實施意見》（教黨〔2016〕4號），罕有地將港澳納入其中，語言政策是其中一環。有關部分不瘟不火地寫「支持和服務港澳同胞學習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開展港澳普通話水平測試」，目的是要「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增強青少年學生的國家認同」。

要達到上述目的，如果只是如常的推廣普通話當然難以成事，因為是次中共教育部的實施意見是要求「深入開展」，所以如何在港「深入開展」普通話學習，並制度性地進入課程、課堂、頭腦，很可能是北京欲成之事，在港加強普教中相信是其中一個方向。

有內地學者已作相關研究，爭取普通話和簡體字在港的法定地位。武漢大學文學院中國語情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和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兩位學者王宇波和李向農都主張，在港「可以進一步明確法定繁簡、粵普並行，即明確規定簡體字和繁體字在香港都是中文的合法書寫形式，粵方言和普通話都是合法的中文口語形式」，並強調這完全附合《基本法》。

筆者相信，當普通話、簡體字深入制度後，「粵普粵普」將會「越來越普」，「繁簡繁簡」將會「越來越簡」，主流普通話教學屆時可大行其道。//

【聽楊潤雄有感】先有教育局「網上資源」文章否定粵語是母語，再有特首林鄭月娥在立法會拒答她的母語是甚麼（不敢理直氣壯說廣東話），今有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提出用廣東話學中文是否長遠的疑問，他的說法如下：

「我有時想，當然需要一啲去專家研究啦……全世界學中文你諗下有邊啲地方用廣東話？其實冇架……即係成個世界將來中文嘅發展，係以普通話為主。香港一個700萬人嘅社會用廣東話學中文，將來會唔會長遠？會唔會有個分別令我們失去優勢呢？呢個要專家去研究。」

其實，北京一直十分希望香港學生能多用普通話和簡體字學習，並認為這是「愛國教育」的一種實施手段。

2016年，中共教育部黨組發出《中共教育部黨組關於教育系統深入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實施意見》（教黨〔2016〕4號），罕有地將港澳納入其中，語言政策是其中一環。有關部分不瘟不火地寫「支持和服務港澳同胞學習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開展港澳普通話水平測試」，目的是要「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增強青少年學生的國家認同」。

要達到上述目的，如果只是如常的推廣普通話當然難以成事，因為是次中共教育部的實施意見是要求「深入開展」，所以如何在港「深入開展」普通話學習，並制度性地進入課程、課堂、頭腦，很可能是北京欲成之事，在港加強普教中相信是其中一個方向。

有內地學者已作相關研究，爭取普通話和簡體字在港的法定地位。武漢大學文學院中國語情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和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兩位學者王宇波和李向農都主張，在港「可以進一步明確法定繁簡、粵普並行，即明確規定簡體字和繁體字在香港都是中文的合法書寫形式，粵方言和普通話都是合法的中文口語形式」，並強調這完全附合《基本法》。

筆者相信，當普通話、簡體字深入制度後，「粵普粵普」將會「越來越普」，「繁簡繁簡」將會「越來越簡」，主流普通話教學屆時可大行其道。

另外，全國政協常委林建岳（2018年由政協委員升為常委），2015年曾在政協提案，提倡香港從幼稚園起至中小學全面普教中，連周會、班主任課和其他非學科範疇的教育中都要使用普通話，以配合加強在港的「國家教育」。

2010年，廣州曾發生「廢粵推普」風波，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亞運倒數百日為平息民憤，打圓場說：「我都在學廣東話，誰敢廢粵（語）？」（感謝前輩程翔早前提起此事，助我記憶）。

雖然汪洋表面擺姿態，但當時廣州的廣東話由一名普通話官來撐。諷刺的是，今次香港的語言風波，一手打壓廣東話的，竟是一些說着廣東話的官員，他們不撐已可恨，為何還要來貶低廣東話的價值，久不久又來踩多一兩腳？

註：以上香港官員和商人的子女都曾/正在接受外國教育

//其實，北京一直十分希望香港學生能多用普通話和簡體字學習，並認為這是「愛國教育」的一種實施手段。

2016年，中共教育部黨組發出《中共教育部黨組關於教育系統深入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實施意見》（教黨〔2016〕4號），罕有地將港澳納入其中，語言政策是其中一環。有關部分不瘟不火地寫「支持和服務港澳同胞學習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開展港澳普通話水平測試」，目的是要「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增強青少年學生的國家認同」。

要達到上述目的，如果只是如常的推廣普通話當然難以成事，因為是次中共教育部的實施意見是要求「深入開展」，所以如何在港「深入開展」普通話學習，並制度性地進入課程、課堂、頭腦，很可能是北京欲成之事，在港加強普教中相信是其中一個方向。

有內地學者已作相關研究，爭取普通話和簡體字在港的法定地位。武漢大學文學院中國語情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和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兩位學者王宇波和李向農都主張，在港「可以進一步明確法定繁簡、粵普並行，即明確規定簡體字和繁體字在香港都是中文的合法書寫形式，粵方言和普通話都是合法的中文口語形式」，並強調這完全附合《基本法》。

筆者相信，當普通話、簡體字深入制度後，「粵普粵普」將會「越來越普」，「繁簡繁簡」將會「越來越簡」，主流普通話教學屆時可大行其道。//

【聽楊潤雄有感】先有教育局「網上資源」文章否定粵語是母語，再有特首林鄭月娥在立法會拒答她的母語是甚麼（不敢理直氣壯說廣東話），今有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提出用廣東話學中文是否長遠的疑問，他的說法如下：

「我有時想，當然需要一啲去專家研究啦……全世界學中文你諗下有邊啲地方用廣東話？其實冇架……即係成個世界將來中文嘅發展，係以普通話為主。香港一個700萬人嘅社會用廣東話學中文，將來會唔會長遠？會唔會有個分別令我們失去優勢呢？呢個要專家去研究。」

其實，北京一直十分希望香港學生能多用普通話和簡體字學習，並認為這是「愛國教育」的一種實施手段。

2016年，中共教育部黨組發出《中共教育部黨組關於教育系統深入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實施意見》（教黨〔2016〕4號），罕有地將港澳納入其中，語言政策是其中一環。有關部分不瘟不火地寫「支持和服務港澳同胞學習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開展港澳普通話水平測試」，目的是要「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增強青少年學生的國家認同」。

要達到上述目的，如果只是如常的推廣普通話當然難以成事，因為是次中共教育部的實施意見是要求「深入開展」，所以如何在港「深入開展」普通話學習，並制度性地進入課程、課堂、頭腦，很可能是北京欲成之事，在港加強普教中相信是其中一個方向。

有內地學者已作相關研究，爭取普通話和簡體字在港的法定地位。武漢大學文學院中國語情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和華中師範大學文學院兩位學者王宇波和李向農都主張，在港「可以進一步明確法定繁簡、粵普並行，即明確規定簡體字和繁體字在香港都是中文的合法書寫形式，粵方言和普通話都是合法的中文口語形式」，並強調這完全附合《基本法》。

筆者相信，當普通話、簡體字深入制度後，「粵普粵普」將會「越來越普」，「繁簡繁簡」將會「越來越簡」，主流普通話教學屆時可大行其道。

另外，全國政協常委林建岳（2018年由政協委員升為常委），2015年曾在政協提案，提倡香港從幼稚園起至中小學全面普教中，連周會、班主任課和其他非學科範疇的教育中都要使用普通話，以配合加強在港的「國家教育」。

2010年，廣州曾發生「廢粵推普」風波，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亞運倒數百日為平息民憤，打圓場說：「我都在學廣東話，誰敢廢粵（語）？」（感謝前輩程翔早前提起此事，助我記憶）。

雖然汪洋表面擺姿態，但當時廣州的廣東話由一名普通話官來撐。諷刺的是，今次香港的語言風波，一手打壓廣東話的，竟是一些說着廣東話的官員，他們不撐已可恨，為何還要來貶低廣東話的價值，久不久又來踩多一兩腳？

註：以上香港官員和商人的子女都曾/正在接受外國教育

香港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設計簡樸、高雅，百多年來見證了香港社會的滄桑。最初，聖母無原罪堂於1842年建於威靈頓街。這座教堂曾在1859年被祝融光顧，夷為平地，後來重建。1881年教會當局鑑於鄰近環境不宜再作宗教聚會地點，於是在堅道購地建造現時的主教座堂。威靈頓街的教堂便於1886年被商家購買後拆卸。現時的主教座堂於1888年12月7日聖母無原罪節日前夕舉行首次的獻祭。這教堂是一座仿歌德式設計的建築物，由倫敦一閒公司負責設計。教堂的形狀猶如一個希臘十字架，但它的右邊卻較左邊短，全長八十二米，闊四十米，高二十三點七米；另中央尖塔高十米，設有座位一千多個。主祭台位於中殿和耳殿的交匯處，是整個教堂結構的焦點所在。在祭台的西南面特設有主教的寶座，亦因此稱這教堂為主教座堂。主教座堂內處處都與聖者有關連，主祭台的雲石地板下面安放了十位聖者的聖體。牆壁和石柱上，各安放了近二十位聖人的塑像。彩色玻璃窗上也是聖人的畫像和事蹟。祭壇後方祭衣房門口的地底，安放了香港天主教首位領袖若瑟神父的遺體，在平放地面的石碑上，以拉丁文記載了他的生平。正對著這石碑的牆上，原放有一尊木刻的聖母像。這尊聖母像頭戴皇冠，腳踏蛇頭，稱為「無染原罪聖母」，是於1955年聖母年時由公教學生捐贈的。2008年移放到福傳小堂，代表聖母陪伴香港教區成長。主教座堂內設有四個小堂，他們由左至右順序是聖體小堂，福傳小堂，中華殉道聖人小堂及亡者小堂。除了福傳小堂外，其他小堂所使用的祭台，都是由威靈頓街舊教堂搬過來的，使堅道和威靈頓街兩座歷史上緊聯的教堂有這些文物作為實質的憑據。教堂從前採用蠟燭和氣燈來照明，現在也被射燈所代替了。過去，參加禮儀多要帶備扇子取涼，現在教堂口安裝了空調系統。以前，講道者要爬上教堂中央大石柱的講道壇上大聲疾呼，現在透過擴音器便可清晰地講道。這些變化都見證了百多年來香港人生活上的改進和時間的遷移。主教座堂幾乎每二十年就大規模的維修一次，透過基本維修和提高座堂內設施的水平，保護工程不僅鞏固了原有歷史建築的結構，亦振興了香港天主教會的靈性和團體生活。
天主教香港教區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榮獲聨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榮譽奬 。對座堂的評語 : 「主教座堂的保護工程，更新了這座已維持了一百一十五年的建築，使它繼續成為本地宗教信仰的地標。進行維修及修復工程之前所作出的「不損壞性」調查，及改善音響和燈光效果之前所進行的各項不同系統測試，都顯示出維修小組的專門知識及對修復歷史建築物的複雜性之深切理解。透過基本維修和提高座堂內設施的水平，保護工程不僅鞏固了原有歷史建築的結構，亦振興了香港天主教會的靈性和團體生活。」這是本港建築項目第四度榮獲文化遺產保護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