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封城了。人該怎看待封城？假如我所住的整個屋苑都被隔離，該怎麼應對？

卡繆的《鼠疫》這麼寫道：

「封城的最突出的後果之一，是人們突然面臨事先毫無思想準備的分離。有些母子、有些夫婦和情侶在幾天前分手時還只作了暫時離別的打算，他們在車站的月台上說了兩三句叮嚀的話後擁抱道別，滿懷著人類愚蠢的信心，以為過幾天、或至多過幾個星期肯定又能見面，親人的別離對他們的日常事務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可是突然一下子，他們發現自己已陷於遠離親人、無依無靠、既不能重逢又不能通信的絕境。因為在省府禁令發布之前幾小時，實際上封城已經開始，而且任何特殊情況均不在考慮之列。我們可以說，疫病無情襲擊的第一個結果是迫使市民們要像沒有個人感情一樣地行事。」

在公共衛生的最高命令下，人降格為一個執行者，「要像沒有個人感情一樣地行事」，戴口罩，勤洗手，保持地方清潔，注意個人衞生，也彼此這麼囑咐。然而，持續執行這種冷冷的指令，生活的機械感就會愈來愈沉重，卡繆稱之為流放生活，而封城就是整個城市被流放。

「我們還是機械地重複同樣的內容，試圖通過這些毫無生氣的字句來表示我們艱難的生活。」

於是人產生一種想突破流放的慾望，開始念親了。武漢爆發肺炎後，很快有他省歧視出現，人們叫武漢的民工不要回鄉，就是怕疫情跑出來。不過反之來說，裡面的人卻會希望有人跑進去。有一位武漢人在網上求教，說他在外地打工，怯於疫情嚴峻本不打算回鄉，哪知父母說他不回去就是不孝，他該怎麼辦呢？

奧蘭也出現類似的情景：

「又過了幾天，人們終於清楚地看到沒有人能出得了城，於是提出要求：是否可以讓鼠疫發作前出去的人回來。」

然後跟中共下了同樣的命令：

「省政府經過幾天的考慮後同意了這個要求，但是規定口來的人不論什麼理由都不得再次離城。只能進，不能出。」

結果真的有人因為想團聚而回來：

「這一來，也有些家庭——但為數不多——一心只想與親人相見，不經慎重考慮就草率地作出決定去請他們利用這個時機回來。然而那些困於鼠疫的人們很快地明白過來，他們這樣做無異把親人驅人虎口，於是寧願忍受別離之苦。在疫病最嚴重的時期，只出現過一個例子，說明人的感情勝過了對慘死的恐懼。但出乎人們意料，這次事例並不涉及一對狂熱的愛情凌駕痛苦之上的情侶，而是發生在結婚多年的老夫婦卡斯特爾醫生和他的老伴身上。」

這對老夫婦，卡繆形容為他們多年來也不肯定彼此的結合是否令人滿意，的確是很多夫婦的寫照，但藉着這流放，老夫婦便重新肯定對方：

「這次無情而又持續的隔離使他們深切地體會到彼此分處兩地無法生活，而一旦他們意識到這一點，鼠疫也就算不了一回事。」

不過，卡繆很快澄清這不過是一個異數：

「上述情況是一樁例外。對大多數人來說，離別顯然要持續到鼠疫被撲滅為止。就我們大家而言，我們自以為很熟悉的生活中的思想感情（上文已提到過，奧蘭人的感情是簡單的），現在卻已改變了面貌。平時最放心對方的丈夫或情人發現自己變得嫉妒多疑那些自己承認在愛情問題上輕浮風流的男子也​​變得忠貞不渝起來。平時對住在一起的母親不加關心的兒子發覺如今腦際經常索繞著母親面上的一道皺紋，在那上面集中了他全部的憂思和懊悔。這種無情的、徹底的、前途茫茫的分離把我們推入了心煩意亂的境地。」

在原有的營役生活，思想感情永被擱置，到了生離死別，它便成了叫流放者心煩意亂的東西——疫病對於感情簡單的人構成了一種特殊的侵擾，因為他們都不習慣多愁善感。於是，奧蘭人便開始做思想準備，管好這份壓抑；本來期望這種狀態大概會維持六個月，但很快發現這種預計只會徒添煎熬：

「他們對這一段時期事先作好含辛茹苦的思想準備，鼓足勇氣接受考驗，竭盡全力來熬過這漫長而痛苦的歲月；可是當他們偶爾遇到一個朋友，或見到報上一則消息，或者頭腦中閃過某種臆測，再不然便是突然變得有遠見起來，這時他們就意識到沒有理由不相信疫病會持續到半年以上，可能是一年，甚或超過一年。這時，他們的勇氣、意志和耐心一下子都垮了，垮得這麼突然，以致使他們感到好像再也爬不起來。因此他們強制自己不再去想解放的日期，不再去展望未來。」

不敢想未來，是流放狀態的困境。他們體驗了囚徒和流放者的悲慘遭遇，無時無刻不在留戀著過去，而感覺到的不過是惆悵。

「這樣，每個人必須接受獨自面對著蒼天過一天算一天的生活。這種普遍的得過且過的生活久而久之也許能磨煉人的性格，但目前卻已開始使人變得斤斤計較小事的得失。」

弔詭的是，這種流放而生的惆悵，是可以消除集體恐慌，因為絕望了就會無懼。

封城斷了對外交通，但車子依然在城內打轉。奧蘭封城之初是這樣的：

「首先，省長對車輛往來和糧食供應採取了一些措施：糧食受到限制，汽油實行配給，甚至還規定節約用電。只有生活必需品可通過陸運和空運運人奧蘭。這一來市內交通車輛逐步減少，直至幾乎完全停止交通，賣奢侈品的商店很快便停止營業，另一些商店的櫥窗裡出現了『無貨』的字牌，而購貨者則在店門口排著長隊。」

去到第三星期，很多人找醫生里厄，想開健康證明讓他們出城，其中一個說：畢竟我是外地人啊。撇關係是人之常情，大家都爭相尋找一個理由，去證明自己跟這裡的人是不一樣的——因為一樣就慘定了。

人人剝離原有生活，封城使生活變得抽象。不過坦白說，生活的抽象性才更貼近生活的本質，只是人平時營役過活才遺忘了這一點。如今他們被迫與這本質不得不面對面了，不知如何是好，好些人遷怒他人，或醉酒度日。隨着病疫而來的是一場心疫，可悲的莫過於：

「當人們覺得同情也無補於事後，對它也就厭倦了。在那壓得他透不過氣來的日子裡，唯一能使里厄感到輕鬆的卻是心腸慢慢變硬起來的感覺。他明白這樣反而可以便於完成任務，因而藉以自慰。」

最後，卡繆為整個封城生活作小總結——這流放就是人要同抽象觀念作鬥爭：

「對朗貝爾說來，抽象觀念就是一切和他的幸福背道而馳的東西。說真的，里厄也知道這位記者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的。但是他也知道有時候抽象觀念比幸福更要緊，而在這種情況下，也只是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重視前者……這樣，每人的個人幸福，與鼠疫有關的那些抽象觀念，兩者之間構成了陰沉險惡的鬥爭，在新的局面下展開，構成本城在這一冗長時期中的整個活動。而里厄則自始至終參與了這場鬥爭。」

官僚永遠無法告訴你，「這」就是封城。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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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封城了。人該怎看待封城？假如我所住的整個屋苑都被隔離，該怎麼應對？

卡繆的《鼠疫》這麼寫道：

「封城的最突出的後果之一，是人們突然面臨事先毫無思想準備的分離。有些母子、有些夫婦和情侶在幾天前分手時還只作了暫時離別的打算，他們在車站的月台上說了兩三句叮嚀的話後擁抱道別，滿懷著人類愚蠢的信心，以為過幾天、或至多過幾個星期肯定又能見面，親人的別離對他們的日常事務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可是突然一下子，他們發現自己已陷於遠離親人、無依無靠、既不能重逢又不能通信的絕境。因為在省府禁令發布之前幾小時，實際上封城已經開始，而且任何特殊情況均不在考慮之列。我們可以說，疫病無情襲擊的第一個結果是迫使市民們要像沒有個人感情一樣地行事。」

在公共衛生的最高命令下，人降格為一個執行者，「要像沒有個人感情一樣地行事」，戴口罩，勤洗手，保持地方清潔，注意個人衞生，也彼此這麼囑咐。然而，持續執行這種冷冷的指令，生活的機械感就會愈來愈沉重，卡繆稱之為流放生活，而封城就是整個城市被流放。

「我們還是機械地重複同樣的內容，試圖通過這些毫無生氣的字句來表示我們艱難的生活。」

於是人產生一種想突破流放的慾望，開始念親了。武漢爆發肺炎後，很快有他省歧視出現，人們叫武漢的民工不要回鄉，就是怕疫情跑出來。不過反之來說，裡面的人卻會希望有人跑進去。有一位武漢人在網上求教，說他在外地打工，怯於疫情嚴峻本不打算回鄉，哪知父母說他不回去就是不孝，他該怎麼辦呢？

奧蘭也出現類似的情景：

「又過了幾天，人們終於清楚地看到沒有人能出得了城，於是提出要求：是否可以讓鼠疫發作前出去的人回來。」

然後跟中共下了同樣的命令：

「省政府經過幾天的考慮後同意了這個要求，但是規定口來的人不論什麼理由都不得再次離城。只能進，不能出。」

結果真的有人因為想團聚而回來：

「這一來，也有些家庭——但為數不多——一心只想與親人相見，不經慎重考慮就草率地作出決定去請他們利用這個時機回來。然而那些困於鼠疫的人們很快地明白過來，他們這樣做無異把親人驅人虎口，於是寧願忍受別離之苦。在疫病最嚴重的時期，只出現過一個例子，說明人的感情勝過了對慘死的恐懼。但出乎人們意料，這次事例並不涉及一對狂熱的愛情凌駕痛苦之上的情侶，而是發生在結婚多年的老夫婦卡斯特爾醫生和他的老伴身上。」

這對老夫婦，卡繆形容為他們多年來也不肯定彼此的結合是否令人滿意，的確是很多夫婦的寫照，但藉着這流放，老夫婦便重新肯定對方：

「這次無情而又持續的隔離使他們深切地體會到彼此分處兩地無法生活，而一旦他們意識到這一點，鼠疫也就算不了一回事。」

不過，卡繆很快澄清這不過是一個異數：

「上述情況是一樁例外。對大多數人來說，離別顯然要持續到鼠疫被撲滅為止。就我們大家而言，我們自以為很熟悉的生活中的思想感情（上文已提到過，奧蘭人的感情是簡單的），現在卻已改變了面貌。平時最放心對方的丈夫或情人發現自己變得嫉妒多疑那些自己承認在愛情問題上輕浮風流的男子也​​變得忠貞不渝起來。平時對住在一起的母親不加關心的兒子發覺如今腦際經常索繞著母親面上的一道皺紋，在那上面集中了他全部的憂思和懊悔。這種無情的、徹底的、前途茫茫的分離把我們推入了心煩意亂的境地。」

在原有的營役生活，思想感情永被擱置，到了生離死別，它便成了叫流放者心煩意亂的東西——疫病對於感情簡單的人構成了一種特殊的侵擾，因為他們都不習慣多愁善感。於是，奧蘭人便開始做思想準備，管好這份壓抑；本來期望這種狀態大概會維持六個月，但很快發現這種預計只會徒添煎熬：

「他們對這一段時期事先作好含辛茹苦的思想準備，鼓足勇氣接受考驗，竭盡全力來熬過這漫長而痛苦的歲月；可是當他們偶爾遇到一個朋友，或見到報上一則消息，或者頭腦中閃過某種臆測，再不然便是突然變得有遠見起來，這時他們就意識到沒有理由不相信疫病會持續到半年以上，可能是一年，甚或超過一年。這時，他們的勇氣、意志和耐心一下子都垮了，垮得這麼突然，以致使他們感到好像再也爬不起來。因此他們強制自己不再去想解放的日期，不再去展望未來。」

不敢想未來，是流放狀態的困境。他們體驗了囚徒和流放者的悲慘遭遇，無時無刻不在留戀著過去，而感覺到的不過是惆悵。

「這樣，每個人必須接受獨自面對著蒼天過一天算一天的生活。這種普遍的得過且過的生活久而久之也許能磨煉人的性格，但目前卻已開始使人變得斤斤計較小事的得失。」

弔詭的是，這種流放而生的惆悵，是可以消除集體恐慌，因為絕望了就會無懼。

封城斷了對外交通，但車子依然在城內打轉。奧蘭封城之初是這樣的：

「首先，省長對車輛往來和糧食供應採取了一些措施：糧食受到限制，汽油實行配給，甚至還規定節約用電。只有生活必需品可通過陸運和空運運人奧蘭。這一來市內交通車輛逐步減少，直至幾乎完全停止交通，賣奢侈品的商店很快便停止營業，另一些商店的櫥窗裡出現了『無貨』的字牌，而購貨者則在店門口排著長隊。」

去到第三星期，很多人找醫生里厄，想開健康證明讓他們出城，其中一個說：畢竟我是外地人啊。撇關係是人之常情，大家都爭相尋找一個理由，去證明自己跟這裡的人是不一樣的——因為一樣就慘定了。

人人剝離原有生活，封城使生活變得抽象。不過坦白說，生活的抽象性才更貼近生活的本質，只是人平時營役過活才遺忘了這一點。如今他們被迫與這本質不得不面對面了，不知如何是好，好些人遷怒他人，或醉酒度日。隨着病疫而來的是一場心疫，可悲的莫過於：

「當人們覺得同情也無補於事後，對它也就厭倦了。在那壓得他透不過氣來的日子裡，唯一能使里厄感到輕鬆的卻是心腸慢慢變硬起來的感覺。他明白這樣反而可以便於完成任務，因而藉以自慰。」

最後，卡繆為整個封城生活作小總結——這流放就是人要同抽象觀念作鬥爭：

「對朗貝爾說來，抽象觀念就是一切和他的幸福背道而馳的東西。說真的，里厄也知道這位記者在某種意義上是對的。但是他也知道有時候抽象觀念比幸福更要緊，而在這種情況下，也只是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重視前者……這樣，每人的個人幸福，與鼠疫有關的那些抽象觀念，兩者之間構成了陰沉險惡的鬥爭，在新的局面下展開，構成本城在這一冗長時期中的整個活動。而里厄則自始至終參與了這場鬥爭。」

官僚永遠無法告訴你，「這」就是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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