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P, Professor Christensen

Clayton Christensen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管理學者之一，他的影響力無遠弗屆，他的辭世也是當代的重大損失。

與多數管理學者不同，他是典型的哈佛商學院型的學者，從BYU畢業後，就兩人一組的到南韓傳摩門教，因此學會了韓文，之後自哈佛商學院取得MBA，到BCG做管理顧問，接著投入實業，直到成為CEO之後，接著離開職場，到哈佛商學院讀DBA（商學院的實務導向的博士，與學術導向的PhD不同），因為博士論文太過傑出，畢業後直接留在哈佛商學院擔任教職，僅花了六年就成為正教授，是哈佛大學創校以來最傑出的教授之一。之後他又合創了Innosight 和Rose Park Advisors 兩家公司，從事顧問服務。

他一生獲得榮譽學位與教授無數，包括台灣清大在內。他最知名的經典著作是《創新者的兩難》，從某個角度上來說，這本書可以說是和哈佛商學院的Michael Porter的《競爭策略》相互輝映，《競爭策略》是八〇年代解釋企業要如何獲勝最重要的著作，《創新者的兩難》則是九〇年代解釋大企業為何衰敗的經典，但是 Christensen不僅止於此，他之後又出了幾本書解釋企業應該如何應對造成創新者兩難的diruptive technology。

我曾經簡單評介過《創新者的兩難》：

這本書的核心概念是破壞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與熊彼得的創造性破壞是兩回事）如何影響企業的興衰，出版時在台灣引起騷動因為當時華碩發明Netbook，令個人電腦產業為之撼動，Christensen並邀請施崇棠到哈佛講述發明eee PC 的經過，可惜的是，Netbook 其實也是個過渡產品，最後真正收割成果的是賈伯斯推出時不被看好的 iPad，這件事情對於台灣企業的創新具有重要的意涵。

破壞式創新的概念被證明十分有用，今天從電子產品到醫療教育的創新，都受其影響。這本書出版時，我正好在讀博士班，見證了其思想發展的過程與影響。

Christensen最早將其概念寫成兩篇文章，雖然登在生產管理而非策略管理的期刊，但是因為廣受哈佛教授好評，很快引起學術界的注意，書籍出版後，更是佳評如潮，克里斯丁生也罕見地留在哈佛任教，各種個案、學術論文與通俗文章如潮水湧來。

然後是概念的數理化。我博士班的老師將之發展成數理模型，登在產業經濟學最好的期刊，緊接著各種學術論文不斷地引用、擴展與批評，其中最有趣的是一位歐洲策略學者的批評。

據那位學者說，Christensen的資料包括一位磁碟片產業雜誌的編輯，多年來只有該編輯擁有這個產業的所有資料，他想：「既然克里斯丁生沒跑實證，我為什麼不跑跑看？」於是他找到那位編輯，將數十箱資料影印並輸進電腦。

儘管原先未抱太大希望，但是當結果出來時，卻令他大吃一驚。簡單來說，Christensen的理論說明，當破壞式創新發生時，那些能夠回應的公司生存下來，但是未能回應的公司則逐漸死亡——無論原先的規模如何龐大、資源如何充裕、技術如何先進。

但是他的結果卻顯示，當時多數公司的回應都是理性的，即使是那些未能妥當回應的公司，也已經做了所有可能的結果中最好的回應。資料顯示，「如果」那些後來失敗的公司模仿後來成功的公司，做出正確回應的話，反而會死得更快。也就是在當時的條件下，當破壞性創新發生，這些企業就註定要死亡，不回應反而比回應活得更久些。

這之後的發展就過於理論化，我無法在此一一介紹，但是簡單來說，這牽涉到我們對於不同類型創新的理解（包括創新的優點與毀滅性結果的範圍、時間與幅度），以及是否相信，某些歷史的發展必可以用先前發生的事情加以解釋，批評者認為Christensen的理論並未充分滿足這些條件。

Christensen的資料始自1970年代末，當時磁碟的尺寸從14英吋減少到8英吋，到5.25，再到3.5，再縮小到2.5和1.8英吋。Christensen將其中116項新技術中的5項列為破壞式創新，其餘為持續性創新。

雖然Christensen的理論解釋了大多數企業的變化，但是卻有一個明顯的漏洞：對於大名鼎鼎的希捷，他的理論缺乏解釋力，1989-1990年，希捷銷售額倍增為24億美元，「超過了所有美國競爭對手的總和。」而他所描述成功回應的公司中，不少企業的成功也是短暫的。即使Christensen的理論是正確的，他似乎也低估了持續性創新的影響，而高估破壞式創新的重要性。

而且和波特的顧問公司命運類似，2000年3月10日，Christensen推出了一個價值380萬美元的破壞性增長基金，他與聖路易的經紀人一起管理。不到一年之後，該基金被悄然清算：在納斯達克價值因網路泡沫化而損失50％的期間內，破壞性增長基金下跌了64％。

我希望以上的說明不要令人產生Christensen的理論錯誤的印象，事實上他的理論依舊是過去三十年來最重要的商業理論之一，所有與他討論過理論的學者，都訝異於他的思想之敏捷與深入，多數管理學者認為，《創新者的兩難》值得獲得管理學界的諾貝爾獎，是無庸置疑的經典，只是它也將如同其他理論一樣，受到學術界無情的拷打與淬煉，以期從中得出更純粹的黃金。

不過Christensen的關心層面遠不止學術或是商業領域，他的人文精神也是極其顯著而具有影響力的，《如何衡量你的人生》試圖為當代困惑的人們，提出生命昇華的建議，我將他對此的TED演講放在留言一樓。

正值壯年Christensen的辭世是當代的一個重大的損失，紀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閱讀他的作品，聽聽他的建議，並祝他安息吧，了不起的Christensen教授。

《從一起商業團山難，探討台灣的山域政策》
本山難發生於2019年3月，綽號「虎哥」的商業團領隊王詮翔，身為登山嚮導卻疑似判斷失誤，進而造成客戶在裝備不周的情況下不幸滑墜身亡。除了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爭議，逝者家屬的不滿更是非常強烈。

最近檢方認為他不專業、無責任感，還意欲透過媒體營造有利於己的輿論，足證犯後毫無悔改，依過失致死罪起訴，求處2年有期徒刑。

根據事後各方資訊所拼湊的現場情況，當時山上有積雪，隊員未配備齊全，他卻說可以繼續登頂，結果一位隊員不幸滑落摔死，其家屬認為嚮導難逃其責，是為起訴之由來。

.

這事可大可小。

對於大眾來說，這就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山難，頂多就是進入司法程序來決定領隊是否要負責任而已；但對於我來說，這一則小小新聞背後的是台灣登山環境長久以來的制度缺失，甚至不少人就連領隊/嚮導以及商業活動的意涵都一知半解，讓我們平白損失了建設性討論的機會。

以下就讓我細加剖析此事，望大家能有更全面的瞭解。

-\-\-\-\-

1. 政府未有「使用者管理」觀念
走在步道上一眼望去，我們怎麼知道誰是自組團，誰是商業團？答案是沒有明確定義，但大家一樣都是在使用有限的山屋、營地空間，彼此之間乍看之下別無二致。然而即便沒有數據可供參考，常在熱門百岳路線上活動的山友，都能感受商業團體的存在感有多高。

施政應以數據為基礎，但如果沒有辦法區分這群人，也就不容易以客觀的角度來檢討現行制度。

打個比方，如果我們能清楚知道排雲山莊(全台競爭舖位最激烈的地方)和其他熱門山屋的使用數據為何，長期來看有多少舖位是商業團抽走，多少是自組團抽走，才能依此改善現有制度，例如引入國際上行之有年的商用配額制或特許經營制度，保障公共資源分配上的平等。

究竟該如何應對「假自組真商業」的散兵游勇、層出不窮的人頭戰術、個資盜用、多地申請、連續申請等，國家公園管理處與林務局多半是力不從心。結果？申請到的團體或選擇避不見面，或臨時撤銷申請，讓眾山屋在兢爭最激烈的假日也能出現空位，對於那些長期籤運或網速/手速欠佳的山友來說情何以堪。

這一直是令當局最頭痛的問題，可是我認為只要開始進行使用者分類與數據統計，就能露出一道曙光。但分類的前提是清楚的定義，詳見下面的第2點。

2. 何謂「商業登山」？
入園證是眾生平等，一視同仁的設計，國家公園對領隊並無資格上的要求，也就是說任何人都能收費帶隊爬山。極端案例之中，出山難還能將責任推回給客戶，甚至呼叫直升機來載受傷的客戶下山，費用全民買單，自己的判斷不周、思慮不嚴、能力不足都不必受到檢討，商譽也缺乏公開透明的機制可供民眾參考。

當然──這是少數極端案例，但少數極端案例偏生容易成為突破同溫層的錐子尖端，長久下來其實會加深大眾對戶外活動的誤解。

承1.，我國對於誰才能「合法」辦理登山行程，非常地曖昧不明，也就是這曖昧不明，給了不肖業者施展的空間。看看現在靠山賺錢的業者們，有多少人成立了旅行社？有多少人以協會之名行營利之實？有多少人假借自組隊名義出團卻從未平攤所有費用？

實務上，資本額動輒數百萬的旅行社不是每人都成立得起，所以他們要不就依附在某旅行社名下「靠行」，要不成立美名為服務山友的協會，要不就以自組隊為幌子來執行業務。這不是業者不想守法，這法本身就是模糊的存在！

所以對於這個問題，我一直都認為應該採取美國政府對國有地上商業活動的定義：凡是任何活動牽扯到利益交換，包括金錢、服務、貨品等，都是商業行為。

對應到我國的律法，這玩意兒叫做「國家公園事業」，但猜測是因為許久以前的官員認為商業登山市場規模微不足道，故沒有積極推動。然而在高山嚮導證與傳統協會退場之後，商業登山活動日益普及，但我國的管理體制，就如同許許多多領域中的政策一樣，依然原地踏步，等待著立法與修法的變革。

或許《登山嚮導服務定型化契約》是個不錯的解法，但就如同本文所述，現在這個行業根本上還存在著許多定義上的模糊地帶，所以可能還有得等吧。

.

□ 國家公園收費簡介

更深一層討論，原則上台灣國家公園向來都是100%公帑支持，2013年政府曾動過收費的念頭，認為支出年年升高，應該以使用者付費換取更好的服務，卻遭到立委抨擊而不了了之，但2015年還是在國發會要求下通過了，顯示高層認同應該開闢財源來應付逐年升高的訪客人次。

近來實施收費制的錐麓古道據推測在去年就為國家賺進了600萬台幣，顯示這個模式不是行不通。雖然目前的案例都集中在觀光型的一日/半日行程上，但若套在山岳型國家公園內的多日登山活動上，以這種方式創造收入讓山屋/營地軟硬體服務、步道養護、垃圾清運等更好，何樂而不為？

.

3. 商業登山，我們付的錢換來的是什麼？
無論是「領隊」或「嚮導」，在大部分如今的登山團體中，就是個拿主意的領導者。有跟過商業團的人，應該能記得隊伍裡走在最前面的嚮導；習慣自組隊的人，也知道隊上誰的資歷最豐富，且眾隊員都願意聽他的話。

然而在90年代，就有前輩觀察到「... 目前我國的登山團隊，對領隊的認識十分淡漠，甚至忽略其重要性，使得領隊的立場變得十分模糊；在另一方面，領隊所應具備的責任感亦漸之消失，逃避責任的風氣反而盛行起來 ...」

以上話語摘自1993年出版的台灣登山百科全書。就連快30年前就這樣了，現在的我們只能更糟，領隊該具備的技術、經驗、品格，對於新生代山友來說是個模糊的輪廓，虎哥也只是負面教材的其中一頁罷了。

我們付錢給人，讓他帶領我們爬山，主要就是因為自身能力不足，所以才交由專業人士管理風險。這就是以金錢交換服務，交換領隊/嚮導的知識、能力、責任，讓我們能平安地回家。

雖然這不代表客戶就免責，但假如是領導者的計畫與決定出了差錯而導致山難，那他即是有失專業，必須承擔或多或少的責任。即便「安全是自己的責任」，但消費者不就是為了保障安全而雇用嚮導嗎？

4. 虎哥之流能繼續帶隊嗎？是。
以往在傳統協會與大學登山社的體系底下，不適任的領隊會在通盤檢討後被剝奪帶隊的資格，甚至出現死亡山難後還會連累整個組織，遭到警察機關禁止申請入山證一年至數年不等。

現在商業框架底下的失職的領隊/嚮導，或是風評不佳的業者，我們可有任何辦法反制？除了上法庭自力救濟之外，沒有。承1.與2.，就連使用者管理與商業活動定義都不清不楚，這真是談何容易。

於是消費者陷入了一個只能自立自強的尷尬處境。對於大眾而言，誰會知道同行程不同業者的報價上差異會體現在何處？誰能輕鬆查到某業者的風評如何？假設某業者早就聲名狼藉、素有劣跡，為何還能持續穩定出團？我說過了，登山安全不是僥倖的安全，我們都不應該拿命賭在低價團的俄羅斯輪盤。

所以我才在去年登山研討會論文中建議政府(現在的主管機關是體育署)應該盡快確立未經許可在國家公園/林務局轄區內營利是為非法，建立業者名錄，有個基本的列管機制，起碼能夠阻止極端個案繼續帶隊賺錢，以及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這不是反應過度。人命啊。這個時代，寄望跟團的客戶都能對自己負責只是種奢望，總是有依賴度特別高的一群人，甚至人數只增不減，除了長期宣導教育外別無他法；但另一方面，商業管理體制上的革新，是現在就能做的事情，雙管齊下豈不美哉？

以民間發起之嚮導協會等方式來促成有效管理、去蕪存菁，一直以來都有人在談論，但尚無實質進展，我們剩下的解決之道，無非就是讓公權力出手了吧。

.

現在正是「2020脊梁山脈旅遊年」，但政府究竟想不想讓我們陳舊的體制與國際看齊，讓中外訪客都能滿意、安全地完成登山行程？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團結、監督，是我們公民擁有的最強力量。

《從一起商業團山難，探討台灣的山域政策》
本山難發生於2019年3月，綽號「虎哥」的商業團領隊王詮翔，身為登山嚮導卻疑似判斷失誤，進而造成客戶在裝備不周的情況下不幸滑墜身亡。除了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爭議，逝者家屬的不滿更是非常強烈。

最近檢方認為他不專業、無責任感，還意欲透過媒體營造有利於己的輿論，足證犯後毫無悔改，依過失致死罪起訴，求處2年有期徒刑。

根據事後各方資訊所拼湊的現場情況，當時山上有積雪，隊員未配備齊全，他卻說可以繼續登頂，結果一位隊員不幸滑落摔死，其家屬認為嚮導難逃其責，是為起訴之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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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可大可小。

對於大眾來說，這就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山難，頂多就是進入司法程序來決定領隊是否要負責任而已；但對於我來說，這一則小小新聞背後的是台灣登山環境長久以來的制度缺失，甚至不少人就連領隊/嚮導以及商業活動的意涵都一知半解，讓我們平白損失了建設性討論的機會。

以下就讓我細加剖析此事，望大家能有更全面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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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未有「使用者管理」觀念
走在步道上一眼望去，我們怎麼知道誰是自組團，誰是商業團？答案是沒有明確定義，但大家一樣都是在使用有限的山屋、營地空間，彼此之間乍看之下別無二致。然而即便沒有數據可供參考，常在熱門百岳路線上活動的山友，都能感受商業團體的存在感有多高。

施政應以數據為基礎，但如果沒有辦法區分這群人，也就不容易以客觀的角度來檢討現行制度。

打個比方，如果我們能清楚知道排雲山莊(全台競爭舖位最激烈的地方)和其他熱門山屋的使用數據為何，長期來看有多少舖位是商業團抽走，多少是自組團抽走，才能依此改善現有制度，例如引入國際上行之有年的商用配額制或特許經營制度，保障公共資源分配上的平等。

究竟該如何應對「假自組真商業」的散兵游勇、層出不窮的人頭戰術、個資盜用、多地申請、連續申請等，國家公園管理處與林務局多半是力不從心。結果？申請到的團體或選擇避不見面，或臨時撤銷申請，讓眾山屋在兢爭最激烈的假日也能出現空位，對於那些長期籤運或網速/手速欠佳的山友來說情何以堪。

這一直是令當局最頭痛的問題，可是我認為只要開始進行使用者分類與數據統計，就能露出一道曙光。但分類的前提是清楚的定義，詳見下面的第2點。

2. 何謂「商業登山」？
入園證是眾生平等，一視同仁的設計，國家公園對領隊並無資格上的要求，也就是說任何人都能收費帶隊爬山。極端案例之中，出山難還能將責任推回給客戶，甚至呼叫直升機來載受傷的客戶下山，費用全民買單，自己的判斷不周、思慮不嚴、能力不足都不必受到檢討，商譽也缺乏公開透明的機制可供民眾參考。

當然──這是少數極端案例，但少數極端案例偏生容易成為突破同溫層的錐子尖端，長久下來其實會加深大眾對戶外活動的誤解。

承1.，我國對於誰才能「合法」辦理登山行程，非常地曖昧不明，也就是這曖昧不明，給了不肖業者施展的空間。看看現在靠山賺錢的業者們，有多少人成立了旅行社？有多少人以協會之名行營利之實？有多少人假借自組隊名義出團卻從未平攤所有費用？

實務上，資本額動輒數百萬的旅行社不是每人都成立得起，所以他們要不就依附在某旅行社名下「靠行」，要不成立美名為服務山友的協會，要不就以自組隊為幌子來執行業務。這不是業者不想守法，這法本身就是模糊的存在！

所以對於這個問題，我一直都認為應該採取美國政府對國有地上商業活動的定義：凡是任何活動牽扯到利益交換，包括金錢、服務、貨品等，都是商業行為。

對應到我國的律法，這玩意兒叫做「國家公園事業」，但猜測是因為許久以前的官員認為商業登山市場規模微不足道，故沒有積極推動。然而在高山嚮導證與傳統協會退場之後，商業登山活動日益普及，但我國的管理體制，就如同許許多多領域中的政策一樣，依然原地踏步，等待著立法與修法的變革。

或許《登山嚮導服務定型化契約》是個不錯的解法，但就如同本文所述，現在這個行業根本上還存在著許多定義上的模糊地帶，所以可能還有得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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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公園收費簡介

更深一層討論，原則上台灣國家公園向來都是100%公帑支持，2013年政府曾動過收費的念頭，認為支出年年升高，應該以使用者付費換取更好的服務，卻遭到立委抨擊而不了了之，但2015年還是在國發會要求下通過了，顯示高層認同應該開闢財源來應付逐年升高的訪客人次。

近來實施收費制的錐麓古道據推測在去年就為國家賺進了600萬台幣，顯示這個模式不是行不通。雖然目前的案例都集中在觀光型的一日/半日行程上，但若套在山岳型國家公園內的多日登山活動上，以這種方式創造收入讓山屋/營地軟硬體服務、步道養護、垃圾清運等更好，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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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業登山，我們付的錢換來的是什麼？
無論是「領隊」或「嚮導」，在大部分如今的登山團體中，就是個拿主意的領導者。有跟過商業團的人，應該能記得隊伍裡走在最前面的嚮導；習慣自組隊的人，也知道隊上誰的資歷最豐富，且眾隊員都願意聽他的話。

然而在90年代，就有前輩觀察到「... 目前我國的登山團隊，對領隊的認識十分淡漠，甚至忽略其重要性，使得領隊的立場變得十分模糊；在另一方面，領隊所應具備的責任感亦漸之消失，逃避責任的風氣反而盛行起來 ...」

以上話語摘自1993年出版的台灣登山百科全書。就連快30年前就這樣了，現在的我們只能更糟，領隊該具備的技術、經驗、品格，對於新生代山友來說是個模糊的輪廓，虎哥也只是負面教材的其中一頁罷了。

我們付錢給人，讓他帶領我們爬山，主要就是因為自身能力不足，所以才交由專業人士管理風險。這就是以金錢交換服務，交換領隊/嚮導的知識、能力、責任，讓我們能平安地回家。

雖然這不代表客戶就免責，但假如是領導者的計畫與決定出了差錯而導致山難，那他即是有失專業，必須承擔或多或少的責任。即便「安全是自己的責任」，但消費者不就是為了保障安全而雇用嚮導嗎？

4. 虎哥之流能繼續帶隊嗎？是。
以往在傳統協會與大學登山社的體系底下，不適任的領隊會在通盤檢討後被剝奪帶隊的資格，甚至出現死亡山難後還會連累整個組織，遭到警察機關禁止申請入山證一年至數年不等。

現在商業框架底下的失職的領隊/嚮導，或是風評不佳的業者，我們可有任何辦法反制？除了上法庭自力救濟之外，沒有。承1.與2.，就連使用者管理與商業活動定義都不清不楚，這真是談何容易。

於是消費者陷入了一個只能自立自強的尷尬處境。對於大眾而言，誰會知道同行程不同業者的報價上差異會體現在何處？誰能輕鬆查到某業者的風評如何？假設某業者早就聲名狼藉、素有劣跡，為何還能持續穩定出團？我說過了，登山安全不是僥倖的安全，我們都不應該拿命賭在低價團的俄羅斯輪盤。

所以我才在去年登山研討會論文中建議政府(現在的主管機關是體育署)應該盡快確立未經許可在國家公園/林務局轄區內營利是為非法，建立業者名錄，有個基本的列管機制，起碼能夠阻止極端個案繼續帶隊賺錢，以及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這不是反應過度。人命啊。這個時代，寄望跟團的客戶都能對自己負責只是種奢望，總是有依賴度特別高的一群人，甚至人數只增不減，除了長期宣導教育外別無他法；但另一方面，商業管理體制上的革新，是現在就能做的事情，雙管齊下豈不美哉？

以民間發起之嚮導協會等方式來促成有效管理、去蕪存菁，一直以來都有人在談論，但尚無實質進展，我們剩下的解決之道，無非就是讓公權力出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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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正是「2020脊梁山脈旅遊年」，但政府究竟想不想讓我們陳舊的體制與國際看齊，讓中外訪客都能滿意、安全地完成登山行程？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團結、監督，是我們公民擁有的最強力量。

＃記得打開ＣＣ字幕　＃公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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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節重點：
01:22 台灣的性產業從何開始？
01:52 性產業的法制化？
03:18 屹立不搖的「性產業」
05:23 「女權運動」與「公娼」
06:22 廢除公娼的爭議
08:06 公娼的消失
09:22 我們的觀點
10:58 提問
11:23 掰比

【 製作團隊 】

｜企劃：羊羊
｜腳本：羊羊
｜編輯：土龍
｜剪輯後製：絲繡
｜剪輯助理：絲繡 ＆ 范范
｜演出：志祺

——

【 本集參考資料 】

→ 召喚法力：法律白話文小學堂
→ 鄭俊彬，〈性產業工作者與基隆社會的互動（終戰前後）〉
→ 張曉旻，〈日治時期臺灣性病防治政策的展開〉
→ 陳玉箴，〈政權轉移下的消費空間轉型： 戰後初期的公共食堂與酒家(1945-1962)〉
→ 洪婉琦，〈台北市娼妓管理辦法之研究(1967~1999)〉
→ 張秀卿，〈戰後臺灣婦女史研究回顧—以國內各大學歷史系所學位論文為中心（1987-2011）〉
→ 吳雅琪，〈評介Doris T. Chang《二十世紀臺灣婦女運動》〉
→ 公娼／性工作者-臺灣女人：http://bit.ly/2q0f4o7
→ 圖書資訊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http://bit.ly/2p4LBc2
→ 公娼歷史年表｜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http://bit.ly/2IAIzn0
→ 廢公娼20年後，「小姐」們都怎麼了？合法淪為非法，她們道盡底層求生絕望：http://bit.ly/2nvzUuF
→ 陽明橙報｜臉書貼文：http://bit.ly/2VpalYy
→ 台灣性產業｜維基百科：http://bit.ly/2IA0wC0
→ 張哲生｜臉書貼文：http://bit.ly/2ATI0QD
→ 女性主義起點站-性交易的禁制與除罪：台灣婦女運動的性政治：http://bit.ly/31ZqLtn
→ 女性主義起點站-誰的身體，誰的香火——身體自主權的艱苦奮戰：http://bit.ly/2ODScoq
→ 王芳萍：反廢娼運動的苦難 是社會不面對結構：http://bit.ly/310YJw9
→ 台灣婦運及其政治意涵（李元貞）：http://bit.ly/2AX320W
→ 50 年前《時代雜誌》的裸女照讓蔣中正氣炸！解密這段課本不能教的台灣外交秘史：http://bit.ly/2IPE3RJ
→ 台灣社會人文電子影音數位博物館：http://bit.ly/2MtE8eu
→ 官秀琴｜維基百科：http://bit.ly/2ohTpY7
→ 高睿甫｜性交易面面觀：法制沿革中的性別意識：http://bit.ly/2oqWi8V
→ 誓死捍衛生存權─臺北市廢除公娼事件（1997.09－1999.03）-臺灣女人：http://bit.ly/2Oy9T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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