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連線成面、集面成體
-\-\-\-\-\-\回應吳明峯【氣象學家與冷血殺人魔的一線之隔】文

二二八事件七十三週年，世界上又多了一篇把外省人描寫成冷血殺人魔的文章。

我們就來看看這位冷血殺人魔，能不能在七十四週年的時候，看起來更立體一點。

闢謠會跑斷腿，我們就集中看他寫的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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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四日《民報》報導，當時市副議長楊元丁的質詢：

「一、市府接收時，本省人有一三四名，據十一月二十一日報紙上的統計，外省人七十六名，本省人七十四名是何故？二、公營事業也是外省人佔多數。三、市長前對林兩成的答覆說：因為土地生疏不知，有能相信的找本省人不到（找不到可信任的本省人），所以採用知己的外省人……有人說，現在市府採用人員，像是日本帝國主義一樣的奴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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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人石延漢真的把台灣人當奴隸用嗎？事隔七十多年，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基隆楊元丁老先生這話說得公道不公道。

陳儀時代的公務員任用，基本上我們可以用三個概念做一個快速地理解，就是：掐頭、去尾、不看中間。

「掐頭」，是要論一個迷思，這個迷思是認為陳儀接手台灣後「政府中的台籍公務員不增反減」。之所以得到這個結論，是因為大家，選擇性地，把日本時代的台籍比例掐頭掐掉了。

日治末期台籍公教人員的比例佔全體的55.53%，這個數字，無論和長官公署的任何時期相比，都是遠遠不及。

你只要不掐頭，長官公署時代的台籍公教人員比例，比起日本時代，根本是爆量增長。

陳儀接手政權後，台籍公教人員比例，在接收初期突然暴衝到76.06%，但在幾個月之間又暴跌到62.11%，之後緩慢爬升，最終穩定在72-73%之間。換句話說，如果你拿後面的任何一個數字和最初的76.06相比，當然你只會得到雇用台灣人越來越少的結論。

問題是這個最初的爆量是怎麼來的？這個76.06%是1946年4月的統計，1946年4月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因為從此時開始，長官公署才大致完成了機關接收的工作，正要開始做組織重劃。在這個時間點之前，除了極少數的事項，大部分都是日本時代是怎樣、就繼續怎樣運作，就是邊運轉、邊接管的不跳停心臟手術啦。

換句話說，如果你是一個記者，在好比說1946年3月來到台灣，看到台灣如何如何，然後你就下結論：「中華民國剝削台灣人民！」抱歉，你看到的其實是日本怎麼剝削台灣的。不要笑，大記者Harlow M. Church就犯過這個錯誤。

台籍公教人員為什麼會在4月爆量？很簡單，就是因為新舊人並存嘛，就像每個月沒有付水電瓦斯電信費之前你的薪水一樣。拿這個過渡期間的數據當作比較的基準，根本沒有意義。

過渡期之後呢？別急，我們先看第二個概念。

第二個是「去尾」。

「去尾」主要是要論另一個迷思，就是認為在外省人政權統治之下「台灣人只能當低階公務員」。

和數據無關，我們單純是要說一個造假被抓到的事情。如果你去查維基百科的二二八事件條目，裡面引了一段李筱峰在《解讀二二八》的說法：

「奉命抵台調查二二八事件的監察委員何漢文，在1947年的調查報告中即指出：
簡任官之214人中，外省人佔了202人（94.39%），本省人僅12人（5.61%）；
簡任待遇者228人，外省人佔204人（89.4%），本省人僅24人（10.53%）；
薦任者1704人，外省人佔1385人（81.28%），本省人佔319人（18.72%）；
薦任待遇者，1438人，外省人佔951人（66.23%），本省人佔487人（33.87%）；
服務機會不均等，如各機關高級人員以外省人居多，而臺灣同胞每多屈居下僚，所得待遇高低尤不公允。」

很糟糕的是，這是一筆造假的資料，因為有人把何漢文原文的最後一段去掉了，還移花接木加上自己的評論。

原文在引用數據後，其實是說：

「由此可知高級公務員本省人所佔者過少，此固較之日本統治時代十一萬公務員中，僅有台胞簡任者一名、薦任者六名，已顯有進步，然此後台省既重歸我國國土，自應設法培植其本省高級幹部人才，以求糾正過去之偏頗現象也。」

卻被有心人刪改成了完全相反的意思。

換句話說，比起日本時代，台籍公教人不但整體數目上爆量，每一個官等分別去看，也全部都是爆量。

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爆量是怎麼來的。

日本時代有著「玻璃天花板」。官制中所謂的「高等官」，指的是除了最低階的「判任官」外的「親任、敕任、奏任官」。親任官只有台灣總督一人，我們就不談。剩下的敕任、奏任官兩種，目前的研究，一般都認可整個日本時代五十年，台灣人只出了1位敕任官杜聰明。硬要說的話還可以再加上1人，即劉明朝，但他只當了一天就退休。而曾在總督府服務的高等官的總人數，僅僅在三十人左右。

這就是陳儀來台之後遇到的問題：台灣人好可憐！

你是陳儀你怎麼辦？

你想的就是陳儀想的：台灣人全部無條件升官。

方法大致如下：

日本時代「敕任、奏任、判任」，比照中華民國時代的「簡任、薦任、委任」。判任官依日本時代原有級數無條件調高一至三級，最高調到委任封頂。

中階薦任官的資格門檻，從大學畢業降為專科畢業。

低階委任官的資格門檻，從專科畢業降為高中畢業。

委任幹五年以上的就直接給薦任資格。

雇員幹三年以上的就直接給委任資格。

從事公益活動（是的，我沒寫錯、你沒看錯）滿五年的，就直接給你委任資格。

就是這樣，我們就得到了高等官數十倍的瞬間大爆量，此時不過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區區第一年。

但你或許也注意到了，這個政策是有「排富條款」的，把零拉成低階、把低階拉成中階，但這個政策並不希望把原有的中階直接拉成高階。

為什麼？

如果你是真正的菁英，明知道這裡有玻璃天花板，你會硬要去闖嗎？沒那麼賤骨頭吧？最高階的簡任官，當然不能從原有的台籍公教人員直接升，而是要從外部拉新的台灣人進去！

懂這個邏輯，我們就來看第三個概念。

最後是「不看中間」。

前面我們提到了，台籍公教人員的比例，歷經初期的大爆量，後來暴跌約15個百分點，最後才拉回。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由於日本人在統治的最後階段，突然大量印鈔，把公教人員的薪水，一次性發到了1946年3月才離開。這就導致了原有的台籍人員，在1946年的4月後開始出現離職潮。離職的原因當然各人不同，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公教人員的薪水實在追不上戰後的物價上漲，並且經常有欠薪的狀況。

這時候就出現了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歷史場景。

看過「圍城」嗎？外面的要殺進去，裡面的要殺出來。1946年的台灣就發生了這樣的場景，一方面，參議員大聲痛罵政府不給台灣人機會當公務員，但另一方面，身在公門的台灣人卻大量離開公職跑道。而那些留在公部門的人，也有很多人因為偷偷兼職被抓到而開革。

這裡面的最大宗，正是公部門中的「醫療人員」。這道理不難理解，醫療人員在民間都能有很好的待遇，他當然沒有對這種低薪又欠薪的狀況逆來順受的誘因。由於醫療人員離職情況實在太嚴重，還引得陳儀發布署令，聲明醫療人員未經合法手續辭職即棄職者，不發給開業執照。

在這種狀況之下，你是機關的主管，你的單位沒人了，你會怎麼辦？

將將～～～是的，沒錯，凹自己人嘛！

把自己親朋好友拉下水，用情感的力量，合力撐起搖搖欲墜的公共服務。

這裡面凹最大的人是誰？也不意外是台灣人自己，一方面是地緣關係，另一方面是因為日本時代末期的皇民化運動，在台灣建構了一個以親族為單位的，在公務員任用上有優待的特殊階級。一個優秀的公務員，當然就容易拉他也有行政經驗的親戚來幫他度過難關。

再去看一眼維基百科二二八事件條目吧，裡面提到「外省人牽親引戚」所舉的證據：

「如臺中法院之大部分職員為該院院長的親戚，佔全法院職員過半數。」

這位拉了二、三十個親戚在自己單位當公務員的「外省人」，名叫饒維岳，苗栗竹南人，日本名為宮崎峰明，在日本時代就是法官，可說是台人菁英中的菁英。（資料來源：《台灣紳士名鑑》頁267、興南新聞《台灣人士鑑》頁386、新民報《台灣人士鑑》頁497）。從台中地方法院院長的任期來看，陳儀接收臺灣司法機關的第一時間，饒法官即獲得留用，並升任該法院院長，任期從1945年12月17日至1946年12月4日。（《司法院史實紀要》，第三冊，頁312）在任期到一半左右，就被《民報》報導了他在自己的單位中任用親戚的「醜態」（無奈）。（資料來源：〈長官禁令哪裡去？索親引戚比比皆是！各地方法院之醜態〉，《民報》，1946年7月6日）

開不開心？意、不、意、外～～？外省人哪來那麼多親戚在台灣啦。

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要幫饒法官說話的，他在當時的決定，那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這麼做的，在當時也不只是他。

這個青黃不接的狀況，後來逐漸改善了，因為長官公署的財務狀況漸漸好轉，大量開辦的短期訓練班，結業的台灣民眾也陸續放缺任用。這就是1946年整年，台籍公教人員比例先下滑、再逐漸上升的由來。最終的比例大致鎖死在外省1、本省3的比例，這大概是陳儀心中的底線吧。

回到當年的基隆，我們再看一眼楊元丁老先生對基隆市長的質詢。

「一、市府接收時，本省人有一三四名，據十一月二十一日報紙上的統計，外省人七十六名，本省人七十四名是何故？二、公營事業也是外省人佔多數。三、市長前對林兩成的答覆說：因為土地生疏不知，有能相信的找本省人不到（找不到可信任的本省人），所以採用知己的外省人……有人說，現在市府採用人員，像是日本帝國主義一樣的奴隸政策。」

有沒有不一樣感受了？

為什麼接收時（1946年4月）本省人有134，到了11月，本省人只剩74名？

為什麼基隆市長要報告議員，因為我人生地不熟，在這裡找不到可以相信的台灣人，只能先用知己的外省人？

楊元丁老先生當年說外省人和日本人一樣把台灣人當奴隸，這話公道嗎？

隔了七十三年，你能跟我一樣，看到當年的基隆石延漢市長回答時，那個尷尬又不失禮貌的笑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