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經濟發展」與「民間信仰」總被認為是兩個互不干擾、彼此獨立的領域，它們有各自的運作邏輯。不過，有一種情況它們會被迫重疊在一起，那就是當地方的經濟發展走向規模性的都市計劃與土地徵收。所以，都市計劃遇到土地公會發生什麼事？
如本文開頭引述的新聞內容，新竹高鐵特定區內的高鐵專用地有一土地公，祂叫十三甲土地公，祂的背後有一棵百年榕樹。原本在高鐵特定區都市計劃時期，高鐵公司與新竹縣政府予以保留，不過，近日在新竹縣政府的調動下，祂從「原地保留」變為「可移地保存」。在這一連串的現象中，筆者要說明的是，都市計劃與民間信仰的相遇過程背後，其實凸顯出許多台灣政府在經濟開發上的盲點與價值偏差。
一、高鐵與六家庄
高鐵與竹北六家庄的相遇源自於1991年後的國家建設六年計劃。在這個計劃中，有一個子計劃叫「一日生活圈」，意即透過高速鐵路的建置，將台灣西部平原的各個都會區串聯成帶狀的生活圈，期待能夠整合並達成新市鎮的開發。換句話說，高鐵計劃的設置並非僅是交通建設，它還得帶動經濟發展，它必須結合產業區、消費區、住宅區等各種面向。因此，高鐵的進駐勢必帶來都市計劃，如此一來，產業、交通、生活可以更緊密的結合，資本的流通也更加快速。
然而，問題來了。配合高鐵設置的都市計劃地點如何尋找？我們不難想像，既然它是要做開發，那麼它必須找的地點就必須是「未開發」的地帶。但是，國家政府的「未開發」指涉的並非荒煙漫草之地，而是農村。因為當時的農業前景茫茫、人口老化失衡且農地價格低賤，加上六家庄的區位相鄰新竹科學園區。看起來，高鐵計劃無疑是個農村鹹魚翻身的契機。
二、土地公的信仰文化意義
當都市計劃與土地徵收在農村上發生前，開發單位必須先「盤點」地方。更具體的說，在「重新整理」一個地方前，必須透過土地測量來掌握地方的空間。為降低徵收引發的爭議，開發單位必須清晰的了解在地方上到底有什麼，如各戶的私人財產、公共性資產等。也就是因為這個情況，使得六家庄的土地公不得不面對經濟發展。我們必須理解的是，都市計劃的運作其實也是將地方「抽象化」的過程，意即對開發單位而言，地方的意義僅是數字，不論是在工程學的意義上，或是在土地利益的層面上。
不過我們知道，地方上的事物不像私人財產都可以轉化為數字，像是地方上的土地公廟就一個難以轉化的事物。其原因在於，對開發單位與地方居民而言，土地公的意義是不一樣的。
研究台灣土地公的學者Alessandro Dell’Orto曾提到，土地公的安設象徵的是居民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形成，以及土地與人們情感的綁定(Dell’Orto，2002)。台灣其他學者也都曾提到，土地公的意義在於地方的領域(territory)界定、地方的安寧、人群的分類、地方拓墾的歷史指標或地理風水上的意義等。換句話說，這些土地公的象徵意義來自於自然環境、庄民的空間觀、聚落開庄歷史等，先民面對自然環境、族群關係等長期生活狀態延伸而出。它反映出了先民面對拓墾時期的高風險環境，為求安居樂業而出的社會生活。因此，六家庄的居民是使土地公具有特殊情感意義的人群，而土地公的信仰文化意義其實就是六家庄人的自我認同之一。
三、神明存續的方式
所以，當六家庄初次因高鐵面臨都市計劃與土地徵收時，他們站出來為土地公發聲，提倡土地公廟應在都市中留存。除此之外，他們也極力提倡都市計劃需依照六家庄的歷史紋理進行設計，除了土地公外，開發單位也應保留老樹、老屋、水圳等。
雖然開發單位在規劃與設計時期，就預計保留六家庄的隘口伯公、番仔寮伯公與麻園伯公，並將之用地劃為宗教專用區。但也僅此三座土地公，其他如十三甲土地公、詹屋伯公、九芎樹伯公等，都未在規劃設計階段納入保留。這個原因在於，並非因為開發單位不知道六家庄還有其他土地公，而是他們看待土地公的標準僅止於香火與廟體的大小等表面的憑準。
所以，在六家地方文史工作者與公共知識份子的努力下，未被劃入宗教專用區的土地公僅能透過都市計劃微調的方式在原屋原地保留。不過，既然是透過「微調」的方式，就代表土地公仍須與資本對抗，如果祂坐落的地點利益極高，那祂就可能再次面對拆遷的命運。就如同本文談的十三甲土地公，祂坐落在高鐵專用地，因此祂隨時都有「移地保存」的風險。
四、十三甲土地公與老榕樹
關於十三甲土地公與其背後的老榕樹的現象，其實說明兩件事。一是對於開發單位而言，他們感知中的十三甲土地公的意義與六家庄居民是不同的。在過去，十三甲土地公的安設說明了先民拓墾的艱辛狀態，祂延續了客家社會生活的歷史意義與精神意義，甚至是地理風水上的空間意義。不過，對於開發單位而言，則是「移到其他地方也是可以繼續拜，並沒有喪失其信仰意義」。
二是，十三甲土地公雖然在當初的土地徵收中留存下來，但祂並沒有受到嚴謹的制度保障。也就是說，開發單位的立場從未站在地方的社會生活與歷史紋理，而是單以成本考量在評斷神明的去留。儘管廟宇在第一波的土地徵收中保留下來，也不見得代表祂以後不會消失。隨著第二次、第三次的開發進程，不同的開發者進場後，廟宇還是極有可能被慢慢地「移位」。尤其當主張廟宇保留的人群越來越少，距離地方信仰脈絡越來越遠的人群進場。再者，廟宇的保留也可能只是策略性的考量，畢竟全面性的取得地權是區段徵收的目標。只是地權轉移後，原本主張廟宇保留的聲音也會越來越小，因為他們的權力已經隨著產權的轉移而消除。
所以，在高鐵特定區計劃結束十餘年的今天，新竹縣政府的舉動是一個必然結果，而「地方沒有異議」的原因也在於地方社群的人群轉換。畢竟，對於都市計劃或土地徵收，地方政府擁有極大的詮釋權。此時，如果開發方無法理解深刻的地方性脈絡，而單以成本、經濟作為發展地方的考量，那麼地方的文化歷史意義則會隨著工具理性式的都市規劃與設計，逐漸成為空白的一張白紙。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築夢個人組: 陳少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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