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產 Deep State 之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路透社》消息指，北京當局「於閉門會議要求香港地產大亨守規矩，應運用資源和影響力維護國家利益，協助解決香港房屋短缺問題」。此一重量消息，旋即引發地產公司股價急挫，從恆地、新世界、新地到長實都錄得整體股價一成左右跌幅。《香港 01》也在今天（21 日）表示，該社獲悉香港一個「首富級家族」早前邀請國安公署要員到家中舉辦宴會，並邀請家中所有重要成員出席。消息指，宴方在席間表示「家族於反修例暴動期間的一些言論，並非同情黑暴，希望不要持續有所誤會。」消息甚至提到，「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的說法早於 2018 年經已出現。

林鄭被問到有關消息之後，也只好用官腔打發過去：她「無法證實相關傳聞，但感覺地產商今日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以解決房屋問題」。反正對高於自己層級的資訊，不承認不否認還是較好的做法。林鄭在中秋節早上在記者會的原話為：

//……事實上呢幾年呢，你問我自己嘅親身體會，因為我都當過發展局局長，都同所謂地產商打過交道，我覺得今日呢其實佢地係好願意係配合我地特區政府嘅政策……//

所以她也在回答中間接表達了：話題圍繞「地產商」而不是一般商界，而地產商今日比較主動支持政府，你就會聯想到以前地產商可能「不太主動」支持政府。

上述兩個非官方消息令人想到 2018 年的香港，似乎是「毫不重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當年表面上風平浪靜。2014 年佔領運動、2016 年旺角事件之後，社會「恢復平靜」，民主派大黨搞活動，也基於工作關係而宴請特首林鄭，後者也基於禮節而出席，還捐了 3 萬元。暴動青年被判入獄仍有「判刑合適」之說；「罪犯」逃亡也會被社會賢達公開勸告回港面對……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而從歷史時序的維度去看，19 年的事情必然部份肇發於看似安定的那一年。

2019 年一些人已經在討論「香港問題」的成因。對很多人來說，最初和現在的解釋一脈相承：暴亂是由外國勢力煽動資助的，激化了長期樸素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由守法的順民慢慢變為不守法的刁民。19 年的一切也是一個「青年問題」，是青年無法上流和置業而引發的社會騷亂。對愛好研究問題的人，這些解釋似乎說服力不足。因為很多參與者都不是青年人，早在更之前的事件，已經有中老年人在前線被捕。很多人也是有資產的，而不是手停口停的貧困人士。

然而人數較少的決策層要鉅細無遺理解中國境內的所有事情，本身就不可能，只好依靠「事件定性」，為之後的研究和跟進提供輪廓。事件定性之後，地方和前線的研究和跟進就會圍繞外國勢力資金流、地產問題、青年出路等等，至少表面上得如此。「社會事件」發生後，商界巨賈經過一輪醞釀，也紛紛在報章上表態反對暴亂。我們一直以為這些表態，是為了應對 19 年突如其來的種種事件。但「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現象或觀察，應該不是香港特區近期的新聞，而是要追溯到英治前朝，那可能是一個起源傳承自 1840 年的「香港 Deep State」俱樂部。因而有「香港真正的統治階層不在政府而在馬會」的講法。

所以據說香港的地產問題是歷史問題，不是一兩屆政府可以解決。在有關消息流傳之前，我們由自己角度觀察一切，會覺得 19 年帶來了清算香港「利益固化」現狀的空隙。然而有關戰略卻可能是長期的。據《路透》和《01》的北京消息，這一切在 18 年已經正式提出，並不是 19 年。而且你再推遠一點，2014《一國兩制白皮書》已經提出了很多類似思路。

所以回到最切身的問題，很多經歷過 19 年之後洗禮的香港人，都會覺得／知覺自己好慘。表面上展露歡顏的人，也是有苦自己知，但其實最終人們會發現，所有人都要面對「改變」的。現在股民都會受影響。反對派就不用說了，這是香港人逃避了一兩個世紀最終還要首次面對的事情。在這個重置程序中，每一個政治光譜、社會階層、年齡層都鑲嵌了新的義務和守則。守則理論上是一樣的，但下降到現實時都有不同的則重點。創作人面對的是資金和創作的線，學者面對的是要不研究某些問題，地產商面對的是賺錢之外的「社會責任」，建制派要面對全新的選舉和競爭……甚至「藍絲民眾」內心都有莫名其妙的怨氣。

我甚至會認真聽一些藍絲頻道，他們描述的世界仍然充滿危機，雖然表面上的暴徒已經被鎮壓，但很多人的意識已經被污染，例如移民就被形容為扔下父母沒有孝心，因而很多黃絲移民，因而黃絲都沒有孝心，因而黃絲根本沒有道德，被黃絲佔據的香港也沒有希望。當然藍絲網絡只是在重演早期反對派動員政治中的「激語主義」，盡量聳動地描述出一個即將毀滅的世界，而「正義」一方永遠是弱勢，令人很焦慮。

所以有些藍絲也會覺得自己弱勢，他們覺得黃絲影響力無處不在。始終人如果沒有敵人的話會相當寂寞。由於每個階層或取向要面對的新世界也不一樣（移民的香港人也要面對適應 literally 的新世界），使得後重置的社會也進入了原子化的前夜。也許在一段長時間的各散東西之中，廣義的光譜不同的香港人，也只能以 2019 年來作歷史的相認。即使是一方支持一方反對，起碼是在說同一件事，我懷疑這樣的共同點將越來越珍希。

這當然是在一個大破大立時代下人人皆要承擔的轉變，經那一兩年的濃縮蒸製，我們之間的其他連繫變得薄弱和平面。要證明外國聯繫也是在否證「存在民間自發」那一點，但不代表不防範民間一旦自發時會動用的網絡和資源。先不說「商界」在 19 年對《逃犯條例》的態度，也不說地產問題形成的民怨是否香港政治問題的動力之一……「民企」和「人民」走得太近，如何？

雖然兩次重大歷史分水嶺的背景其實相距極遠，但「六七暴動」之後，英政府快速推出了大量公屋，很多人和家庭受惠至今。據房屋署網站一篇名為〈公屋發展歷程〉的文件，香港公屋政策從 1967 至 1977 這十年間的重大內容是：

//1971 華富邨落成，是首個規劃成自足社區的公共屋邨，設有商場、學校、巴士總站，以及其他社區配套設施。

1972 政府宣布「十年建屋計劃」，在 1973 至 1982 年間，為 180 萬人提供有獨立設施的居所。

1973 重組原來負責公共房屋的多個機構，成立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以推展政府的公共房屋計劃。 政府又將徙置事務處和市政事務署轄下的屋宇建設處合併成為房屋署，作為房委會的執行機關。「第一型」和「第二型」徙置大廈的重建工作率先在石硤尾邨展開。

1976 政府決定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計劃），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和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租戶成為業主。//

甚至有說之後興建的籃球場、遊樂場，都有著「讓殖民地青年發泄多餘精力」的用心。用這個角度來說，當年很多人沒參與暴動，但在之後都獲得了好處：一個較有「住屋正義」意識的社會。現在就是一個「搵地方起籃球場」的過程。當年港英成功將反殖政治鬥爭吸納進房屋政策之中，成果有目共睹，培養了一整個靠攏英國的世代。現在中國人能不能呢？這是中西之間廣義隔空比拼的一個中層項目。至於高層項目是「核心文明對周邊地帶持續郡縣化」此一歷史傳統，更是一個出於潛意識的不必回答題，20 世紀之後的傳統認為，「做不做」的問題已經由前人答了，現在的問題僅是「如何做」的問題。當然，他們也知道自己必須首先通過「起籃球場」的考驗。

【地產 Deep State 之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路透社》消息指，北京當局「於閉門會議要求香港地產大亨守規矩，應運用資源和影響力維護國家利益，協助解決香港房屋短缺問題」。此一重量消息，旋即引發地產公司股價急挫，從恆地、新世界、新地到長實都錄得整體股價一成左右跌幅。《香港 01》也在今天（21 日）表示，該社獲悉香港一個「首富級家族」早前邀請國安公署要員到家中舉辦宴會，並邀請家中所有重要成員出席。消息指，宴方在席間表示「家族於反修例暴動期間的一些言論，並非同情黑暴，希望不要持續有所誤會。」消息甚至提到，「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的說法早於 2018 年經已出現。

林鄭被問到有關消息之後，也只好用官腔打發過去：她「無法證實相關傳聞，但感覺地產商今日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以解決房屋問題」。反正對高於自己層級的資訊，不承認不否認還是較好的做法。林鄭在中秋節早上在記者會的原話為：

//……事實上呢幾年呢，你問我自己嘅親身體會，因為我都當過發展局局長，都同所謂地產商打過交道，我覺得今日呢其實佢地係好願意係配合我地特區政府嘅政策……//

所以她也在回答中間接表達了：話題圍繞「地產商」而不是一般商界，而地產商今日比較主動支持政府，你就會聯想到以前地產商可能「不太主動」支持政府。

上述兩個非官方消息令人想到 2018 年的香港，似乎是「毫不重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當年表面上風平浪靜。2014 年佔領運動、2016 年旺角事件之後，社會「恢復平靜」，民主派大黨搞活動，也基於工作關係而宴請特首林鄭，後者也基於禮節而出席，還捐了 3 萬元。暴動青年被判入獄仍有「判刑合適」之說；「罪犯」逃亡也會被社會賢達公開勸告回港面對……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而從歷史時序的維度去看，19 年的事情必然部份肇發於看似安定的那一年。

2019 年一些人已經在討論「香港問題」的成因。對很多人來說，最初和現在的解釋一脈相承：暴亂是由外國勢力煽動資助的，激化了長期樸素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由守法的順民慢慢變為不守法的刁民。19 年的一切也是一個「青年問題」，是青年無法上流和置業而引發的社會騷亂。對愛好研究問題的人，這些解釋似乎說服力不足。因為很多參與者都不是青年人，早在更之前的事件，已經有中老年人在前線被捕。很多人也是有資產的，而不是手停口停的貧困人士。

然而人數較少的決策層要鉅細無遺理解中國境內的所有事情，本身就不可能，只好依靠「事件定性」，為之後的研究和跟進提供輪廓。事件定性之後，地方和前線的研究和跟進就會圍繞外國勢力資金流、地產問題、青年出路等等，至少表面上得如此。「社會事件」發生後，商界巨賈經過一輪醞釀，也紛紛在報章上表態反對暴亂。我們一直以為這些表態，是為了應對 19 年突如其來的種種事件。但「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現象或觀察，應該不是香港特區近期的新聞，而是要追溯到英治前朝，那可能是一個起源傳承自 1840 年的「香港 Deep State」俱樂部。因而有「香港真正的統治階層不在政府而在馬會」的講法。

所以據說香港的地產問題是歷史問題，不是一兩屆政府可以解決。在有關消息流傳之前，我們由自己角度觀察一切，會覺得 19 年帶來了清算香港「利益固化」現狀的空隙。然而有關戰略卻可能是長期的。據《路透》和《01》的北京消息，這一切在 18 年已經正式提出，並不是 19 年。而且你再推遠一點，2014《一國兩制白皮書》已經提出了很多類似思路。

所以回到最切身的問題，很多經歷過 19 年之後洗禮的香港人，都會覺得／知覺自己好慘。表面上展露歡顏的人，也是有苦自己知，但其實最終人們會發現，所有人都要面對「改變」的。現在股民都會受影響。反對派就不用說了，這是香港人逃避了一兩個世紀最終還要首次面對的事情。在這個重置程序中，每一個政治光譜、社會階層、年齡層都鑲嵌了新的義務和守則。守則理論上是一樣的，但下降到現實時都有不同的則重點。創作人面對的是資金和創作的線，學者面對的是要不研究某些問題，地產商面對的是賺錢之外的「社會責任」，建制派要面對全新的選舉和競爭……甚至「藍絲民眾」內心都有莫名其妙的怨氣。

我甚至會認真聽一些藍絲頻道，他們描述的世界仍然充滿危機，雖然表面上的暴徒已經被鎮壓，但很多人的意識已經被污染，例如移民就被形容為扔下父母沒有孝心，因而很多黃絲移民，因而黃絲都沒有孝心，因而黃絲根本沒有道德，被黃絲佔據的香港也沒有希望。當然藍絲網絡只是在重演早期反對派動員政治中的「激語主義」，盡量聳動地描述出一個即將毀滅的世界，而「正義」一方永遠是弱勢，令人很焦慮。

所以有些藍絲也會覺得自己弱勢，他們覺得黃絲影響力無處不在。始終人如果沒有敵人的話會相當寂寞。由於每個階層或取向要面對的新世界也不一樣（移民的香港人也要面對適應 literally 的新世界），使得後重置的社會也進入了原子化的前夜。也許在一段長時間的各散東西之中，廣義的光譜不同的香港人，也只能以 2019 年來作歷史的相認。即使是一方支持一方反對，起碼是在說同一件事，我懷疑這樣的共同點將越來越珍希。

這當然是在一個大破大立時代下人人皆要承擔的轉變，經那一兩年的濃縮蒸製，我們之間的其他連繫變得薄弱和平面。要證明外國聯繫也是在否證「存在民間自發」那一點，但不代表不防範民間一旦自發時會動用的網絡和資源。先不說「商界」在 19 年對《逃犯條例》的態度，也不說地產問題形成的民怨是否香港政治問題的動力之一……「民企」和「人民」走得太近，如何？

雖然兩次重大歷史分水嶺的背景其實相距極遠，但「六七暴動」之後，英政府快速推出了大量公屋，很多人和家庭受惠至今。據房屋署網站一篇名為〈公屋發展歷程〉的文件，香港公屋政策從 1967 至 1977 這十年間的重大內容是：

//1971 華富邨落成，是首個規劃成自足社區的公共屋邨，設有商場、學校、巴士總站，以及其他社區配套設施。

1972 政府宣布「十年建屋計劃」，在 1973 至 1982 年間，為 180 萬人提供有獨立設施的居所。

1973 重組原來負責公共房屋的多個機構，成立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以推展政府的公共房屋計劃。 政府又將徙置事務處和市政事務署轄下的屋宇建設處合併成為房屋署，作為房委會的執行機關。「第一型」和「第二型」徙置大廈的重建工作率先在石硤尾邨展開。

1976 政府決定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計劃），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和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租戶成為業主。//

甚至有說之後興建的籃球場、遊樂場，都有著「讓殖民地青年發泄多餘精力」的用心。用這個角度來說，當年很多人沒參與暴動，但在之後都獲得了好處：一個較有「住屋正義」意識的社會。現在就是一個「搵地方起籃球場」的過程。當年港英成功將反殖政治鬥爭吸納進房屋政策之中，成果有目共睹，培養了一整個靠攏英國的世代。現在中國人能不能呢？這是中西之間廣義隔空比拼的一個中層項目。至於高層項目是「核心文明對周邊地帶持續郡縣化」此一歷史傳統，更是一個出於潛意識的不必回答題，20 世紀之後的傳統認為，「做不做」的問題已經由前人答了，現在的問題僅是「如何做」的問題。當然，他們也知道自己必須首先通過「起籃球場」的考驗。

【整改清算】香港地產商十大高危「#壟斷行為」

外電指地產商受中央施壓引起全城烘動，地產股亦隨著恒大爆煲而大跌。其實所謂「遊戲規則已經改變」並非重點，「壟斷行為」一詞才是對地產商來說可以內容無限擴充的紅線，如何才構成「壟斷行為」暫時沒有任何定義，以下嘗試探討香港地產商十大最高危的潛在「壟斷行為」，從而預視香港地產商將會否/如何遭到整改清算。

￭ 1 #囤積居奇

單是四大地產商抬面有上千公頃土儲，估計仍有大量未登記、仍然掌控在俗稱「艇仔公司」的中介手上的土儲，亦未完全反映入公司年報， 圈地規模遠超枱面所及。

這些土地資源本來是尋常百姓的家園、自給自足的農田、自然生態的棲息地，都被囤積高度集中化起來。這些囤起來的土地資源無論有多不適合作發展，現時都歸咎政府阻礙他們點地成金，也不讓出來還原各種用途，為社會作業及自然環境重建生機。只肯短借出來作過度屋，收回之後又能借機變豪宅。

地產商的囤積壟斷，並不限於公開在公司年報上的一千公頃土地儲備，還有每年囤起上萬個已建成空置單位。本來針對此問題的《一手樓空置稅》條例草案，準備好通過最後都可以失踪泡湯，繼續容許地產商將手上空置單位待價而沽，彰顯了後國安法時代地產影響力仍然法力無邊。

￭ 2 #壟斷式圈地

除了大規模囤地自肥，過往在新界的圈地模式也很可能構成所謂「壟斷行為」。

一直以來透過在新界與村長「打好關係」，大地產商之間已形成了無形的收地地盤，亦令其他潛在競爭者無法進場，明顯的例子如新界東北及洪水橋，明顯有著分區割據之收地格局。加上還有政府配合的規劃選址及原址換地，大大鼓勵了地產商進一步圈地壟斷。

土地業權外，亦透過不限於「田地生產」的手法，從小業主手上集中化市區業權作重建，亦成功爭取放寬強制拍賣門檻的政策，大大加強收購議價能力，掃平中下階層在舊區的生存空間。

￭ 3 #操控衣食住行每個環節

過往談到「地產霸權」，一般都指不單是在住屋問題上由地產主導，而是在交通運輸、電子消費、物業管理、飲食娛樂、城市活動，深植日常生活的每個環節，各種服務選擇、物價水平、生活質素都牢牢挾制在地產商手中，連街市規劃也可以操縱。

真正的霸權壟斷莫過於市民根本無法決定自己的民生大小事，而當今被套上「壟斷行為」的罪名，很可能就是因為他們在各行各業霸佔龍頭地位，未有全面「讓」給「其他競爭者」入場所致。

￭ 4 #公眾輿論帶風向

地產利益不只在政治體制及大大小小的政策委員員內，過往還透過籠絡「經濟學者」、地產經紀、退休高官等知名人士，透過媒體版位、董事袍金、團體資助、政黨捐獻、評論專欄、顧問研究的方式，讓社會各界都有專業打手或代理人協助主導社會輿情，帶出有利地產商利益的論調，實現公眾輿論的壟斷。過往遇上反對地產利益的社會聲音，曾有抽廣告、發信傳媒及團體作「提示」的做法。

透過以上的廣泛動員做到轉移視線、sideline反對聲音的效果，過去成功創造出「土地不足」、「地權複雜」、「收地困難」、「環保霸權」、「補地價 = 白做」、「一日最衰都係辣招」等論調，令地產利益能夠以公眾利益之名滲透香港日常議題，主導土地房屋施政。

而當今還能保有「帶風向」的權力，在全面管治權下當然會被理解為新時代香港隱患。

￭ 5 #利益主導政府施政

當今各種被質疑為地產利益度身訂造的土地房屋政策，例如土地共享、原址換地、發水露台、強拍門檻、加大濕地發展密度，放寬祖堂地等，都會獲得過政府大力幫手背書成訂立， 一般都會以「地產商發功」來形容背後難以得知的政策制訂過程，卻可從「許士仁案」、「梁展文案」反映這種「功力」並非空穴來風。

人脈財力使然，這亦未必是能透過削阻地產商在特首選舉的影響力，就能輕易破除，這些都應該會被明眼人看在眼內。

￭ 6 #區位租值壟斷

壟斷不僅只在資源上、媒體中，還能透過主導基建配套達到區位上的壟斷，令區域中心地段全面配合地產利益，才能有效收割小市民的租值。

這樣就不停留於大地產商的行為，領展、港鐵、市建局三座大山顯然也是加劇城市空間階級化及房屋問題的元兇，不過暫時仍未有在輿論上分享著地產商相同的待遇。

￭ 7 #阻礙政府收地與發展

近年提出10塊私人地事隔兩年有7塊擱置，1,000公頃未發展棕地不斷避開地產商土儲只額外收得47公頃，可以預視背後現今依然有著巨大的收地力場，守護著他們愈儲愈多的土地儲備。

事實上，過往有不少案例發展商動輒進行司法覆核及上訴，發展商成功率亦相當高。明明收回土地條例是最難以挑戰的尚方寶劍，政府一直都避開而選擇更貴更破壞的填山填海。

現今恆隆地產陳啟宗試圖甩獲反指土地短缺全因反對派，但明顯土地發展最有力的反對派，其實就是地產商本身，這並不是發展商憑口就能帶過的事實。

￭ 8 #非正規掠地起豪宅

地產商不僅會大手收購公共事業如電力、巴士、媒氣等行業進行壟斷，更甚者是「不務正業」，利用這些公共事業大搞地產，懂得將旗下/合作團體的巴士廠、變電站、碼頭、機樓、科學園區、教堂等公共設施申請改劃成私樓住宅項目，如同黨媒所形容恒大在不同省市「以車圈地」的騙地模式。

這除了大大影響香港賣地庫房收益及公地公用的潛力，變相廉價搶地，將原有批租作公共用途的土地變成私樓豪宅圖利。

￭ 9 「#智商勾結」

還有透過私下「捐獻」或參與某某智庫組織，一方面能因慈善牌可獲免稅優惠，另一方面亦能借助他們影響政府施政，製造對地產利益更有利的政策環境，一石二鳥，可謂「智商勾結」，但這些行為大眾是看到的，亦可理解是另一種助長壟斷的行為。

￭ 10 #大孖沙「#鋤Dee會」

根據不少過往報導，傳聞大地產商們曾私下組成「鋤Dee會」，有傳成員包含恒大許家印、「重慶李嘉誠」張松橋、「大劉」劉鑾雄等大地產商，這種富豪「共富」的合作模式，方便在過往地產股票市場大手交易，互惠互利做Deal。

不論鋤Dee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已經在新時代香港式微，外人不得而知，但若然還有這個沒有社團註冊的「團伙」，今時今日也很有可能以「壟斷行為」被取締。

小結：風聲已聞　危難未至

現時其實只聞風聲草動，未有實質行動，但現今地產商還想以小恩小惠打發就算，更想借機以解決住屋問題之名大撈一筆，現屆仍較親地產界時或尚可蒙混過關，靠拿劏房業主Slumlord祭祭旗，但長遠且看「壟斷行為」的紅線如何變化，如何換莊，畢竟香港地產收益供養不同利益版塊，政商之間還是你中有我的利益共同體。

想留意更多有關地產商壟斷行為：

【本研Podcast】Ep57 - 施壓中 - 地產商就嚟冇得玩？
🎧Spotify：https://spoti.fi/3EwCg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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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有價　月捐撐起土地研究工作：https://liber-research.com/support-us/
FPS ID：539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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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小儀：商業電台唱片騎師，無線電視前女藝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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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富邨 #香港走一天 #香港

我在11月2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動議，要求政府正視市民對領展的不滿，最終獲得通過。領展以「賺到盡」模式經營，完全不顧其社會責任，除了拆售停車場，把部分街市管理服務外判，造成承包商壟斷經營的情況外，還大幅增加旗下商鋪租金，逼走小商戶，引入大量連鎖店，令物價大幅飆升，罔顧升斗市民的生活需要和負擔能力。我要求競爭事務委員會調查領展是否違反《競爭條例》，並考慮在各區合適的地點設立臨時墟市和增建綜合市政大樓，令基層市民有更多選擇。政府亦應該全面檢視現有的地區發展模式，改善地區設施的供求和管理。政府表示會積極與區議會合作於合適地點設立墟市，並在情況許可下加強公眾街市設施，包括興建新街市。
我並不贊成回購領展，這樣必然會推高領展股價，變相令納稅人的金錢落入領展及其股東的口袋中。即使回購成功，政府亦會面對長遠的管理問題，回購並不是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
以下為我的發言：
近年，社會各界對領展的營商手法感到極其不滿，不少人批評領展純粹以商業模式管理轄下街市和商場，包括大幅增加街市商舖租金，扼殺小商戶的生存空間、拆售停車場、將月租車位改為浮動車位，以及將管理服務外判等，完全是要「賺到盡」，只顧賺取最大的利潤回報，向股東交代，卻忽略基層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和負擔能力，令市民生活百上加斤，完全忘記企業應有的社會責任。作為議員提出首個議案，我希望就我在選舉期間，親耳聽到的意見、親眼見到問題，帶入議會，表達我的關注。
主席，新民黨過去一直關注，並積極跟進領展的問題。我同新民黨都認為，領展問題表面上是涉及市政、民生的問題，但市政服務的提供及管理，直接受地區行政影響，所以市民對領展的不滿，其實同地區行政管理出現問題有關，政府有必要一併處理。
今日我提出“力促市場健康競爭，制衡領展獨大局面”的議案，希望可以爭取各位議員的支持，促請競爭事務委員會就領展的經營或個別市政服務的提供展開研究，甚至全面調查領展有否違反《競爭條例》，同時希望政府正視各區社區設施和服務不足、商品和零售店舖選擇不多，影響居民日常生活的問題，透過推出短期措施，包括設立臨時墟市，為居民提供領展街市和商場以外的選擇，以及推出以地區為本的先導計劃，在有需要地區興建公營街市，並邀請社企參與營運；長遠則應研究在各區興建新型綜合市政大樓，以及改善和提升現有市政大廈的設施，為居民提供更全面、更切合居民需要的社區設施；同時希望政府全面檢視現有的地區行政模式，以提升行政效率和市民的生活水平。
主席，領展擁有獨特的背景和使命，服務逾70萬戶公屋居民，在不少市民眼中，領展並非一般的商業機構。現時領展的問題，主要是政府政策出現了問題。房委會在2005年以具極爭議的條件把其大量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分拆出售予當時的領匯，即現在的領展，但出售契約不夠嚴謹，房委會和領匯的買賣契約附設限制性契諾。一般而言，商場鋪位和停車場設施不得分拆出售。不過，如房委會在有關屋邨或屋苑已沒有持有任何物業權益，商場鋪位不可分拆出售的規定無效；如房委會在有關屋邨或屋苑已賣出任何住宅單位，停車場不可分拆出售的規定則無效，即是容許領展將整棟物業出售，停車場則可「拆骨」出售，根本未能有效約束領展承擔和履行其社會責任。由於現時不少公共屋邨只有領展旗下的街市商舖，缺乏競爭，所以領展大幅加租的情況令人非常關注。以將軍澳厚德街市為例，在大半年前，有超過10間商舖相繼結業，據了解，主要因為領展大幅加租，最高達30%，令到不少商戶無法繼續經營，亦令區內居民在無選擇的情況下被迫「挨貴餸」。
此外，領展將街市商場的管理服務外判，亦製造了不少問題。今年2月，青衣長發街市商戶因反對領展將街市外判予承辦商建華，決定罷市7日，而建華在3月接管街市後，曾經參與罷市的商戶則全體不獲續租。外判商以垂直整合方式經營，讓旗下街市商舖營運更具經濟效益，原本是無可厚非，但不少人批評，領展與外判商之間的角色重疊，對於外判商旗下商舖無牌經營視若無睹，更縱容外判商藉加租及操縱街市零售價格等手段，迫走小商戶。我必須強調，「外判管理」不代表「外判責任」，領展在這方面是責無旁貸，希望領展加強對外判商的監管，保障市民的合理權益。
領展上市至今已多次出售資產，涉及多個商場和停車場，有居民表示，有拆售車位的售價高達90萬元，相信拆售車位為領展帶來非常可觀的利潤。不過我想問領展，在出售資產的同時，有否顧及居民和小商戶的權益和需要呢？今年4月，領展將大埔運頭塘商場出售，新業主接手後隨即發律師信要求商場內6間小店要在半年後離場。據報道，運頭塘商場租戶與領展及新業主簽訂的租約，其中一項條款列明，只要業主決定出售、重建、翻新物業等，只需給予租客不少於6個月通知，便可終止合約。合約條款如此不平等，難怪連保安局局長黎棟國都要企出來，伸張正義，簽名支持運頭塘商場的小商戶。
主席，近年不少商舖不敵領展大幅加租而結業。根據政府和領展在今年年中公布的數據，港島、九龍和新界區私人零售業樓宇的平均租金都有明顯跌幅，其中九龍區的跌幅最大，高達30%，但領展旗下物業租金卻不跌反升，部分物業租金升幅更超過10%。不少人質疑，領展仍然可以在逆市中大幅加租，是否因為領展壟斷了街市商舖的供應？所以，我同不少市民都希望，競爭事務委員會能夠就領展的商舖營運進行研究，尤其是街市方面，探討如何可以促進競爭，並向領展提出相關建議，讓市民能夠享有更佳的價格、更優質的產品，以及更多樣的選擇；有需要時，應主動調查領展有否違反《競爭條例》中的「第二行為守則」，即《條例》第21條指，擁有相當程度市場權勢的企業，不得濫用有關權勢損害競爭。
就市民對領展和社區設施的不滿，我在今年4月和5月，聯同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和公民力量區議員先後約見了領展的管理層，以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反映市民的不滿，並且向司長遞交建議書，希望政府盡快規劃並落實興建新型綜合市政大樓。
我剛才已經講過，領展問題的核心，涉及深層次的地區行政管理問題。在香港回歸以前，各區的食物衛生、清潔街道、文康設施、熟食中心等市政服務的管理，分別由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負責。隨著兩局解散，地區行政模式出現變化，相關地區服務的管理工作，分別改由民政事務總署和區議會負責。區議會只是諮詢機構，缺乏實權，社區設施的規劃，要依賴長期在「象牙塔」內的官員制訂，試問他們又如何可以切實理解地區的需要？市民的訴求？今日的議案已清楚指出，領展問題是地區行政的一部分，但民政事務局局長居然沒有出席，回應今日的議案和議員的發言，我在此表示遺憾。
從前由兩局負責提供市政服務的模式，體現了「地區自主」的精神，決策當然更貼近民情民意。事實上，社會上有不少聲音批評現有地區行政模式欠缺彈性和效率，未能切實、有效回應各社區的不同訴求。所以，政府有必要考慮是否需要檢討現時的地區行政模式，例如在規劃及管理新型綜合市政大樓方面，可以增強區議員的參與，確保規劃及各項服務的提供能夠更貼近區內居民的需要。
主席，完善社區規劃、改善市政服務，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是政府的基本責任。然而，政府現時用作釐訂地區市政和文康服務供應的規劃標準，與不少地區居民的實際情況和需要都有明顯落差，大圍就是其中一個例子。新民黨和公民力量近年多次向政府反映，大圍區內的社區設施老舊不足，加上區內人口持續增加，現有設施根本不足應付大圍居民的需要，街市、圖書館、託兒服務、幼兒園、長者服務中心，以至泊車位通通不足夠，對居民日常生活帶來很多不便，希望政府能夠回應居民的訴求，在大圍興建綜合市政大樓。
我在上星期三的立法會上提出了有關的口頭質詢，不過好可惜，發展局局長的答覆已清楚表明：「政府現時未有計劃在大圍興建新的綜合服務大樓。」我和新民黨及公量力量，以及很多大圍居民都感到非常失望，有居民更希望我同局長講：「大圍居民憤怒了。」希望政府能夠從善如流，認真考慮並早日落實在大圍興建綜合市政大樓。
主席，領展今年獲國際購物中心協會頒發兩個獎項，包括領展「愛•匯聚計劃」奪得大會基金所頒發的「Albert Sussman國際社區支援獎」，以及天盛街市獲頒「亞太地區購物中心大獎 – 翻新及擴建」組別銀獎，對於受影響的市民而言，實在是相當諷刺。平情而論，領展接手管理房委會部分街市商場後，一定程度上為部分街市商場帶來新景象，例如不少街市加裝了冷氣，環境比以前更加乾淨、整齊，但同時卻因領展的營商手法產生不少問題，包括大幅租、月租車位變浮動車位、管理服務外判等，這些都是備受爭議和批評。林鄭月娥司長曾形容領展是需要處理的「三座大山」之一，我希望領展能夠認真審視是否應該改變現行以利潤掛帥的營商模式，更加關顧居民的需要，以其定下的抱負「服務社群並提升其生活質素」為依歸。

立法會今天開始連續三天就行政長官梁振英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的致謝議案進行辯論，首場討論主題為經濟發展及創新科技。近年，香港政治及經濟環境都面臨極大的挑戰，今年《施政報告》雖然回應了不少社會關注的民生問題，但在振興經濟的力度明顯不足，我希望政府能加強對商界特別是中小企的支援。
另外，我支持政府大力推動創新科技，為青年創造就業機會，以及加強扶助初創企業。但我希望政府全面檢視科學園、數碼港、港深創新及科技園項目，制定更完善的長遠創科發展策略。我亦建議政府能研究將科學園發展成東九龍以外的另一個智慧城市，為青年提供更多發展空間和機遇。
以下為我的發言全文：
我認同今屆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施政理念，我們都清楚知道，只有發展經濟，才能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共融。在民生方面，相信很多市民都見到，近年特區政府將土地房屋問題列為施政重中之重，積極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特首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亦就社會上爭拗多時的問題，包括退休保障和強積金對沖問題，交待具體方案，但是否如梁特首所講，基本上落實他的所有競選承諾呢？至於經濟方面，香港在過去幾年經歷了多場政治風波，社會撕裂情況日趨嚴重，整體政治、經濟環境轉差，其中零售業及旅遊業更是步入寒冬。然而，今年《施政報告》在振興經濟的力度明顯不足，對商界特別是中小企的支援更加是少之又少，實在令人失望。
所以，我期望，今屆政府能夠善用餘下任期，專注紓緩積壓已久的民生問題，特別是土地房屋方面，同時推動多元產業發展、擴闊經濟架構，希望最終能夠與市民共享經濟成果，市民的生活質素可以得到改善，更希望可以減少社會上的對立與矛盾，共同重建一個和諧、安定、繁榮的社會。
主席，根據2016年第一季經濟報告，中小企盈利率由2010年的9.8%，下跌至2014年的2.8%。中小企是香港經濟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現時香港約有32萬間中小企，僱用超過45%的勞動人口，所以我認為，政府必須加強支援中小企，幫助它們應對環球經濟不穩的風險，協助它們透過加強應用創新科技，推動企業升級轉型，對於香港整體經濟和就業都會有莫大裨益。
事實上，創新科技已成為近年全球國家和地區競爭力比併的其中一個重要環節。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表「2016-17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在全球138個經濟體中，競爭力排名下跌至第9位，繼續跑輸新加坡；在多項表現中，香港在創新能力的表現最弱，7分滿分只得4.4分，排名遜色過新加坡、南韓、台灣及馬來西亞。報告指出，創新不足是香港營商的其中一個問題，而創新跟科研往往是相連緊扣，很多時一些創新的意念、產品或服務都是由科研開始，所以香港的創新表現較差，我相信，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香港在科研方面的投資嚴重落後，直接影響香港的競爭力。
團結香港基金於2015年底公布有關香港科技創新的研究報告，當中就亞洲6個地區的研發開支進行比較，發現香港無論在私營研發抑或公共研發上，兩者佔GDP的比例都是「包尾」最少，特別在私營研發開支只有0.3%，比起南韓佔3.3%，明顯有很大差距，就算同排名尾二的新加坡比較，新加坡有1.2%，香港都是遠遠被拋離，其餘中國佔1.6%，台灣和日本分別佔2.3%和2.8%。至於公共研發的投資方面，香港和中國最少，只佔0.4%，最多同樣是南韓有1%。總體比較，香港科研總投資只佔GDP的0.7%，新加坡和中國佔2%，台灣佔3%，日本和南韓分別佔3.6%和4.3%。所以香港政府應該有策略地做好研發投資。
主席，我歡迎政府加強對本港創新科技的支持。對於今年《施政報告》提出會支持香港科技園公司在科學園旁邊興建「創新斗室」，提供住宿單位及工作空間等設施，租予其培育公司或初創企業的人員。我絕對歡迎政府持續推動創新科技，為青年創造就業機會，以及加強扶助初創企業，但有關政策必須要有通盤考慮。我建議政府全面檢視科學園、數碼港、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現時本港已落實和規劃的3個項目的定位和分工，制訂更完整、更具規劃、更有利香港長遠發展的創新科技策略。
其中，政府可以深入研究如何在科學園現有發展基礎上，逐步結合周邊土地和設施發展，將相關的人才和技術等軟、硬件和資源進行系統性的連結和整合，並加入智慧城市的發展概念，將科學園發展成東九龍以外的另一個智慧城市，為青年提供更多發展空間和機遇，我相信這個建議很值得政府深入研究。
主席，經濟和民生是息息相關，搞好經濟，香港就會有良好的條件和基礎，讓社會民生得以改善，我希望無論是今屆政府，抑或下屆政府，會繼績秉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施政理念，積極推出更多有利香港長遠發展、支援中小企、中產、專業、青年就業和創業，以及有助改善市民生活質素等措施，讓香港的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都能夠健康、平穩地繼續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