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看法白才知道：用和解，來換取真相的國家

之前，我們跟大家講述過，捷克和波蘭的轉型正義的經驗。

捷克用比較激進的作法來處理，而波蘭用比較溫和的方式處理。而有一個國家透過比較不一樣的方式來處理，也就是建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南非在轉型正義上選擇了第三條路：一種透過「和解弭平傷痕，以真相換取赦免」的修復式正義，其中南非經驗更是此類轉型正義工程的典範。

他們所追求的不僅是一個刑事判決或具體處罰，而是把焦點放在如何建立並促進關係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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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轉型正義歷史發展

南非曾經經歷非常惡名昭彰的種族隔離體制在運作 40 多年後，最後在反抗中成功展開民主轉型。

轉型協商之際，考量為了維繫新興政府運作，政府仍需保留大量公務員，才能夠維持正常營運，因此需與舊有勢力共享權力，並赦免特定官員。

再者，彼時的司法體系在裁判品質與人力上，可能也無法負擔大量的審判案件，況且有許多罪行的證據與檔案早已被銷毀，若堅持司法途徑，是否能確將加害者定罪也有疑慮。

由於改革勢力還不能夠與既有白人勢力分庭抗禮，且後者也未必甘心移轉政權，所以執政當局也不得不體認，為順利推行民主化，只好做出一定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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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度的憲法來處理

後來在 1993 年達成共識，訂定過渡憲法，為 1994 年結束種族隔離體制後的全國首度民主選舉，與後續產生立憲代表、制訂正式憲法奠定基礎。

過渡憲法將「和解而非復仇」作為為處理種族隔離遺緒的目標，要求國會制訂法律處理赦免的標準、機制與程序問題，以促進社會的和解與國家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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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究竟怎麼運作？

委員會會調查究竟有何違法狀況，如過去處於種族隔離時期被掩飾的種種犯行，是否為維持種族隔離制度所為？

另人權侵害委員會也在全國舉辦聽證會，透過媒體帶領的密集傳播與討論，使全國人在幾年之內都能接收到這段黑歷史的淬鍊——尤其是白人，很難再假裝整部體制所帶來的不公，跟自己的生活毫無瓜葛。

曼德拉任命聲譽崇高的屠圖主教出任委員會主席，在白人疑懼真相調查淪為勝利者的復仇，黑人社群忿忿不平於和解設計的紛雜輿論中，帶領委員會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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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被害人可以暢所欲言？

而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特色在於，除能讓被害人暢所欲言，而不只是在法庭上被對造律師苦苦相逼，而得公開訴說內心深處的痛、帶來療癒之外，也在加害者完整交代罪行的前提下，給予適當的司法赦免，而被視為權衡折衝下的必要取徑。

然而，並非如此完美。

實際站上法庭者卻是屈指可數，具體的正義付之闕如，也讓不少受害者雖然在公聽會上宣稱願意和解，但私下卻又表示相反見解。

此外還有加害者的僥倖心態，過往遍佈南非各處的人權侵害雖層出不窮，但正式提出特赦申請的案件還是不如預期，這主要是因民主化後的南非司法體系尚未健全，加害者願意冒險一賭。

最後在補償方面，由於種族隔離的被害者人數眾多，也讓補償與復原方案的擬定格外困難，進度也相對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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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支持這樣的做法嗎？

台灣，究竟是要有什麼樣的轉型正義的做法嗎？

更多的資訊，這邊請：https://kueichihy.sg-ho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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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白話文運動 #轉型正義 #南非

【閱讀政治史學類書籍的潮流與泰國民主運動的關係】‧照片裡的是泰國學生聯合會的主席，她前幾天被抓去警局然後又暫時獲保。

這幾天泰國民主運動的領袖們都反覆面臨這樣的遭遇，抓進去再保釋，也有人被撤除保釋等等，但他們都說，不管被抓了幾個人，他們相信追求民主的力量已經起來，就不會再被壓回去。

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手上抓著一本書，仔細一看會發現，是美國開國元勳湯瑪斯•潘恩的著作《常識》的泰文版，當然是要諷刺說要現在的泰國政府多去讀點書。

剛好BBC Thai前幾天就做了一個專題報導，關於泰國年輕世代愈來愈多人開始看書的現象，而且關於政治、思想等類型的書籍閱讀率愈來愈高。

泰國人真的不是只讀八行字喔（娘娘本人也是碩士欸😂）

因為全文直譯有點太花時間，所以我下面會把這篇文的內容盡量精簡地摘要出來：
https://www.bbc.com/thai/thailand-53970497

網誌閱讀版：https://thaichintranslator.wordpress.com/…/reading-and-dem…/

在文章開頭便提到，有不少出版商都在報導中向BBC Thai表示，過去幾年關於政治、社會甚至分析君主制的書籍銷量都愈來愈好，年輕世代都試圖從這些書中尋找答案，這些書中的知識甚至被他們應用到政治集會中。而長期研究學生運動的學者也發現，現在泰國學生們在讀的書有時令人非常驚豔。

【巴育是導火線】

一位組織「哈姆太郎」集會的受訪學生向記者表示，他大概是在2015年開始讀相關書籍的，因為他注意到人們開始批判巴育的統治。

另一位法政大學學生說，他在2014年的政變之前曾經跟家人參加PDRC的集會（人民民主改革委員會，反盈拉政府的集會，保守派），當時只是希望國家可以變回更好的君主立憲國家。但那之後他開始閱讀相關書籍，才發現很多教科書裡沒講的內容，尤其是法政大屠殺的事件，更讓他意識到國家的歷史中隱藏了很多血腥與暴力。

他說他最喜歡的書是Claudio Sopranzetti等人寫的Il Re di Bangkok，這本書從1977到2007之間的泰國歷史改編成影射現實的故事（註：泰文版譯為《覺醒》），他也很喜歡Chris Baker跟Pasuk Phongpaichit寫的A History of Thailand，回應了很多他對泰國社會的疑問。

【不給我們知道，反而更想知道】

「孔敬受夠了」的領導學生Wachirawit Thetsrimuang表示，他從小就對政治有興趣，也會跟親戚一起參加活動。他覺得學校的歷史教科書教得很少，只會強調什麼素可泰跟大城時期的東西，讓他很困惑，「所以是有什麼東西政府不想讓我們知道嗎」？但位於東北的孔敬只有兩間書店可以找到這類書籍，因此他常常利用書展時間到曼谷買書。

他說自己選書都是看內容而不是看作者，譬如他最近看的是Piyabutr Saengkanokkul（前新未來黨秘書長，法學教授）寫的《憲法》，Thongchai Winichakul （國際知名歷史學者）的《走出泰國史窠臼》，以及Wissanu Krea-ngam（泰國副總理）寫的《上船坐一下》（內容是關於2014政變至今的回顧）

【從線上到書本】

研究學生運動的學者Kanokrat Lertchoosakul教授表示，她發現使用社群網站使得年輕世代的思維模式有了驚人的改變。但她也解釋說，很多人覺得是網路使得年輕人「覺醒」，這其實只回答了一半。

年輕人之所會站出來，是因為目前政治狀況跟社會環境都跟他們密切相關，當高中生跟大學生對制度感到不滿，卻又發現制度沒有讓他們參與的空間，他們自然會湧向網路上發表自己的意見。而網上很多意見都會促使學生們去讀更多的內容，包括紙本或是電子資訊。

【年輕世代感興趣的四大類書籍】

根據Kanokrat教授的研究，她發現目前年輕人們最感興趣的是以下四類的書：

1. 關於泰國史的書籍，尤其是1932年革命的相關事件，以及10月14日和10月6日的歷史資料。

2. 各種政治批評書籍。不論是對官僚制度、司法或是軍方。

3. 關於各國君主制度的書籍。

4. 比較各國歷史與社會制度的書籍。

這些書籍的資訊透過The Standard, The Matter, Echo, 101等線上媒體介紹而傳播開來，他們也會製作簡單易懂的圖文，讓年輕世代對這些資訊更容易產生興趣，並試著去獲得更多知識。

Kanokrat教授也發現，紙本書籍也同步穩定地成長，尤其是那些提供學術內容的出版社，譬如「同一片天空出版社」（สำนักพิมพ์ฟ้าเดียวกัน），而教授也提到那些年輕人們常提到的書籍，例如美國開國元勳湯瑪斯•潘恩的著作《常識》，因為書裡對美國革命的敘述和對英國專制的批評，讓當下的泰國年輕讀者很有共鳴。

Kullada Kesboonchoo Mead所著的《泰國專制主義的興衰》也啟發了讀者對於君主制、國族主義國家概念的不同想法。

【銷售量大幅增加】

儘管這類書籍跟商管類、自我成長等大眾書籍的銷量還是無法比擬，但是許多泰國獨立發行商都表示，過去五年來，銷售量都呈現成長的趨勢，尤其是討論政治、社會、文化與君主制度的書籍，甚至連哲學書籍的銷量都在成長，讀者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同一片天空出版社」的編輯告訴BBC Thai，今年出版社已經為了十本已出版或剛出版的書增印才能滿足需求，需求量在過去五年間大概增長了4-5倍。他也提到，新未來黨成立以來對閱讀潮的影響是很大的，出版界甚至認為新未來黨宛如出版界的衣食父母。

尤其在2019年3月那場選舉結束後，閱讀的熱潮也有顯著提高，例如Matichon在2019年10月出版Piyabutr的《希望政治》，在書展上大排長龍。

另外一間「設想出版社」（สำนักพิมพ์สมมติ）的編輯則說，如果問他為什麼學生會開始舉起三指，只要去書展看看就知道了，都是年輕人在看書，尤其是過去三、四年，學術類的書籍銷量一直都不錯。

或者類似《1984》這樣的書也很多人在看。但他認為在主流的大書店中還是沒有為歷史書籍留出空間，那些書店應該要為此作出調整，以滿足讀者的需求。

【某些年輕世代也開始讀哲學書】

「啟迪出版社」（สำนักพิมพ์อิลลูมิเนชันส์）則從臉書專頁上看到了變化，這間出版社的創辦人表示，近來專頁上18-35歲的族群增加很多，但他們的書系都是沉重的學術著作，他原本以為應該是研究生、教授才會看他們的書，但現在的讀者多是大學生甚至是中學生。

他表示，因為現在的學生對「國家、宗教、王室」這組傳統的觀念有愈來愈多疑問，他們出版社的書剛好能回答這些問題，例如Patrick Jory 的Thailand's Theory of Monarchy: The Vessantara Jataka and the Idea of the Perfect Man泰文譯本，以及Kengkij Kitirianglarp寫作的《Autonomia:知識資本主義、非物質勞動與集體革命》等等。

【出版界眼中的民主示威運動】

「星光出版社」（สำนักพิมพ์แสงดาว）的負責人認為，對歷史書籍的興趣不是泰國獨有的現象，而是全世界共同的趨勢，譬如以色列史學家Yuval Noah Harari的《人類大歷史》就在全球熱賣。但泰國在過去十年卻有顯著地成長，年輕世代對2006以來的政治情勢有更多的懷疑，也會去思索1932年革命以來的政權更迭，這是思想更為縝密的一代。

而曾親赴示威現場的他也發現，很多文宣的內容，或是組織的方式，顯然都是從這類書籍上得到的啟發，這是一場讀書人的民主示威活動。更有趣的是，他注意到當台上的人在發言時，很多人都會馬上拿起手機搜尋相關資訊，找到延伸的內容，這也展現了一種媒體吸收方式的改變。

延伸閱讀：
【泰國示威潮突顯的世代差異】
https://www.facebook.com/ThaiChintranslator/videos/237639280725029/?vh=e&extid=6OrEwRMsNAVI9D7u

【泰國中學生對思想箝制的控訴】
https://www.facebook.com/ThaiChintranslator/videos/678286862977117/?vh=e&extid=UdCYWCA7fTZfbDbC

圖片來源：The Standard

【盧斯達：香港人「去激進化」了嗎？】

據說「民主思路」做了一個民意調查，顯示市民「重返溫和」，港獨本土及傳統泛民的支持度皆縮水，結論是市民「去激進化」了。

由於調查和文章是「民主思路」主導的，所以恐怕我們不能以常識來理解「激進」和「溫和」這類詞語。大概在該組織的話語下，「溫和」其實是「中間派」，而中間派是「沒有政治傾向」（雖然事實上沒有這回事），而該組織則自命代表這樣的「中間派」；在其世界觀下，「激進」不只是支持激進抗爭或希望動搖現體制的人，就算是泛民包括公民黨民主黨之類，大概也屬於「比較上的激進派」吧。

這個調查大概是暗示自己所代表的路線正在擴大，而之前的選舉失敗，則歸咎當時「激進派」（親北京派與民主自由派）仍然主導和影響人民。

真的有毫不動搖的溫和/激進派嗎

雖然，作為召集人的湯家驊以及「民主思路」這個牌頭，很容易令人覺得不用認真對待這類調查。但就當它是 100% 真實吧。反正近年大家都會說，現在是「社運低潮」。獨派會這樣說；看到遊行人數不斷下降以及補選中「選票六四比」消逝的「黃絲」，也會採納類似的講法。因此，也許這才是登報回擊梁振英活動得到群眾支持的大眾心理背景。

任何活動都會有異議，例如柳俊江也說這只是感覺良好，並無實效，但很多民主派支持者（也許？）則激烈反駁，有些人甚至明言，自然是明白一切只是感覺良好，但表示人民也有「發泄權」，在這股甚麼都無效的低氣壓，他們需要發泄和振奮。

所以自然是有某種東西崛起而籠罩著香港。「中間派」會認為那是「去激進化」、真建制派會認為那是社會「重返理性」，「反對派」則會視之為自身面對之逆流。但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謎思。玩弄民調或者依賴數據，其實會有盲點。那就是將民意或個人的意識形態，看作不容易改變的實體，而民調即將此顛撲不破的真理揭露出來的手段。

然而，民意或意識形態，是極受現實環境和形勢所影響。所謂「形勢比人強」，形勢不只比個體強，也會改變個體的看法。社會運動在高潮的時候，一切看來有希望的時候，其實很多人都不會介意表示自己支持。例如雨傘前後，或者本土派醞釀參選的時候。很多人都會在民意調查中表示不一樣的看法。

在運動高潮的時候，其實人人都會比平時的自己激進，人人都是激進派，但這不是代表香港真的有源遠流長的激進土壤；革命一旦進入低潮，中堅和頭面人物被捕殺、前路不明的時候，大家就會自保，都會收斂，之前聚集的民眾一哄而散，或者聲稱自己從來不支持，也是民眾之常情，但卻不代表他們另有身位可走。其實都是一班繼續存在的人。

自我評估受運動的高潮或低潮形塑

民調民意這東西，並不是檢測真實，而是檢測人們的「自我認同」。這自我認同明顯受現實左右。民主運動進入低潮乃至死寂，基本上在 2014 年 831 決議之後，就已經是定案；DQ、獨派和自決派被封殺，之後的打擊面亦未必不可以擴大，則是為此現實形勢蓋棺定論。

在此形勢下，大部份受訪者自然會自稱「溫和派」，因為自稱「溫和派」其實就是一種對現實環境的研判：社運無出路。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大眾是後者，在一切看來沒希望的時候，堅持和適應新形勢的，一定不會是多數。但不代表人都跑光了，也不代表這裡沒改變的希望。

其實以前香港人也大部份自稱經濟動物，但在之後的社會運動，還是可以見到他們或者他們的影響力/資金的身影，所以人在不同形勢下的取態，根本無法簡單約化為「激進/溫和」的對立。甚至是很多被定位為「激進派」的人，他們又可能覺得自己其實很溫和。這類描述性的選項，是很流動和主觀的。

2016 年之後，民調甚至選舉可以解讀到的事情，會變得越來越有限。因為在政治威嚇下，很多人根本不會發表真實看法；所以一個社會的人民是激進或溫和，「政治傾向」如何，其實是由政治和經濟這樣的客觀形勢所形塑。而民主思路的那個選舉導向的論述或者企圖，似乎將兩件事倒轉了，亦即此調查其實是多餘，沒有在「政治運動進入低潮」此人盡皆知的現實上，加添任何新意義。

不過，這個調查結果，似乎是希望將中國導致的客觀低氣壓（撕毀條約、侵害香港人權），解釋為香港人自身轉變（所謂的「溫和化」）而導致，進而為「憲政新秩序」之下的「新參政思維」造勢。當然這也是值得留意的，因為作為時代產物的泛民，在沒有出路和沒有傳承可能的時候，裡面會有很多人希望嘗試這條出路。所以如果只是談論選舉經濟，那可能都有點意義。但如果關乎整體局勢，看人民客觀上在想甚麼，基本上是沒意義的，因為人民或者人類，從來就不是那麼客觀和實在的東西。

由形勢主導的立憲派和革命派之爭

晚清時，立憲派和革命派的此消彼長背後，原理類似。晚清人基本上就是在立憲派與革命派之間彈出彈入。要求滿清實行「君主立憲」的立憲派，在初期基本是倡議，例如康有為與光緒這個組合，在當時大概肯定不是「主流」，但到了 1904 年，日俄戰爭爆發，打了一年半，日本戰勝，大清很受震動，日本打贏了大清，也許很多人都未消化到，或者認為是一時運氣；但打贏了洋人，就非同小可。

於是他們認為，是因為日本實行君主立憲，而立憲勝過了沒有立憲的帝俄。立憲運動於是風風火火，大家都支持立憲了，都成為了立憲派。1905 年，大清派人去海外取經，次年頒發《宣示預備立憲諭》，設立一些專為預備立憲的政府機構，在地方上也開始籌備自治議會；1908 年，頒佈《欽定憲法大綱》，大勢如此，人人都樂於做/自稱立憲派。當時也有很多輿論支持政府，反對革命，例如民間創作的《歡迎立憲歌》。

1906 年，上海《申報》報導：「凡通都大邑，僻壤遐衢，商界學界，無不開會慶祝。」如果當時做一個民意調查，則人人都是立憲溫和派了，因為立憲已經成為既定事實，西瓜靠大邊，是人的本性。如果拿著 1906 年的一個民意調查，去認定「中國人」就是大部份支持立憲，是一個立憲主義的民族，那是可笑的。

在當年的時空，立憲派得勢，結果自然是革命派衰落，就算是 1910 年的黃花崗起義，也沒有出現之後的「各地響應」，可見一面倒的時候，真的很一面倒。但革命派的衰落，不是永恆的衰落，革命在幾年之後就席捲全中國。立憲派在 1905 年前後的那個時空表示，可以和平過渡，和平發大財。此立憲派的幻象，只持續了幾年。一切因為大清之後公佈的內閣名單，滿漢比例極不平等，又再激發民族仇恨。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原先的立憲派迅速「倒台」，很多地方上的立憲派，都很快變成革命派或者革命同情者。

這內閣名單，才導致之前累積的「民氣」全面釋放。立憲和革命之爭，是滿人要不要打倒的死生大事，人民尚可以在幾年之間彈出彈入，何況只是相對主觀的「溫和/激進」自我標籤？一個政治組織，談論的可能是「高大上」的守護甚麼、發展甚麼，或者是客觀而言的「服務街坊」（提供福利），甚至只是模糊的「發大財」口號也好，也是正常的，也好過一些只能自我標榜「溫和」的「新思維」。

「溫和」或者「激進」其實是沒甚麼 intrinsic value 的。別人這樣說，倒是別人標籤；但如果是自己有意無意的標榜，就令人啼笑皆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