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遠十一遊行案法庭陳詞 — 中文譯本】

法官閣下：

從小我父母便教我要有同理心，要關顧社會上相對不幸的人。儘管在早年職業生涯上取得不俗成就，但我從來沒有意欲將追求個人財富視為人生目標。

當我在國外生活了多年後回到香港定居時，我為這個我自豪地稱之為家的城市，存在如此嚴重的社會不平等而感到困惑和擔憂。 令我震驚的是，社會如何漠視對窮人和少數族裔的歧視。既有的社會結構，有時甚至會鼓勵這種歧視繼續發生。同時，我們也無法一如其它地方，享有基本的民主權利和自由。

這些都是我參與社會運動以至參與政治的動機。我希望盡己所能，為被忽視的弱勢階層鼓與呼，替不能為自己發聲的人說話。

與許多人相比，我很幸運能夠接受良好教育，並擁有一定程度上的財務自由和社會地位。我們很幸運，能夠過上舒適生活，並有自由選擇我們的道路。我選擇為社會平等而奮鬥。其實這個法庭上許多人都差不多，我們都喜歡香港，這個稱為家的地方。或許我們在生活中選擇了不同的角色，但目標都是相同：為他人服務。

可悲的是，我擔心我們已經逐漸成為社會制度中的例外。當下許多香港人根本沒有那些機會，包括貧困長者，欠缺向上流動機會、被邊緣化的年輕人，還有犧牲所有時間但只能為家庭僅僅維持基本生活的工人。這些人再努力，生活中的選擇仍然局限於維持生計。對他們來說，「選擇」是負擔不起的奢侈品，更不用說如何決定自己的命運。

在生活壓力下，我們的視野通常很難超越自身的社交圈子，更難的是對陌生人展現同理心。兩極化的政治分歧產生越來越多裂痕，令我們有時候無法互相理解、和而不同，亦不願意試圖尋求某種程度的妥協。

我一直希望，一個較民主的制度能夠成為一道橋樑，彌合上述社會鴻溝，或者至少容讓我們選擇怎樣共同生活。

2019年的動盪，為整個社會帶來了沉重的打擊。無論政治立場如何，我敢肯定這個法庭上有許多人，都為此而傷心欲絕。整座城市都被不信任、仇恨和恐懼所淹沒。今天固然不是討論這個問題的合適地方，但我希望法庭能夠理解，僅靠司法機構並不能解決已經根深蒂固的社會政治鴻溝。

我們需要集體力量、勇氣、誠實和同理心來修補我們的家。看看幾位同案被告，他們在服務社會方面有著非凡的紀錄。比起囚禁在監獄，我相信他們能夠對社會作出更大貢獻。

為了追求全體香港人的權利，我的確違反了法律，並且已準備面對法院的判決。令人敬重的幾位同案被告，畢生捍衛法治，為民主而戰，為無聲者發聲，我十分榮幸能夠與他們並肩同行。

我相信終有一天，籠罩我們城市的烏雲將會消散，光明將會重臨，愛和同理心將會戰勝歸來。

吳文遠
2021年5月24日

Avery Ng Man Yuen’s Statement

Your Honour,

I was brought up by my parents to value the importance of empathy, to care and to feel for others in our community less fortunate. Although I enjoyed great success early in my career, I never had a desire to pursue personal wealth in the more traditional sense.

When I settled back in Hong Kong after years of living abroad, I was baffled and disturbed by how severe the social inequality existed in a city I am proud to call my home. I was struck at how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poor and the minorities far too often goes ignored or can even at times is encouraged by the established social structure; and how we cannot have the basic democratic rights and freedoms that other places enjoy.

These were my motivations to join social activism and enter into politics. I chose to spend my energy to speak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the disenchanted and often ignored segments of society. To offer a voice for those who could not speak for themselves.

Compared to many, I am privileged to have a great education and a certain level of financial freedom and social standing. We are fortunate enough to be able to lead comfortable lives and have the freedom to choose the path that we take. I chose to fight for social equality. Many of those in this court are not that much different. We all love Hong Kong, the place we call home. We chose our different roles in life but with the same aim: to serve others.

Sadly, I fear that many of us are increasingly the exception to the rule. Today far too many Hong Kong people do not have that chance, whether that is our elderly who live in poverty, marginalized youth with few opportunities for social mobility, or workers who give up all their time slaving away to provide the bare minimum for their families. These people all struggle to make ends meet with very limited options in life. “Choice” for them is a luxury that they cannot afford. Let alone having the gratification of being able to dictate their own destiny.

I recognise, with the pressures of life, it is often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see beyond their own social bubble. It is harder still to acquire empathy for strangers. Polarized political division increasingly has driven a wedge between people, making it sometimes impossible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and empathise with one another, to disagree agreeably, and attempt to find some level of compromise.

It has always been my hope that a more democratic system could be the bridge that heals this social divide or at the very least allow us to choose how we can live together in our home.

I’m certain that none of us in this court wanted to see the turmoil in 2019, which has seen our whole society suffer regardless of political preference. Distrust, hatred, and fear has engulfed Hong Kong. Today is certainly not the right forum for this immense topic. However, I hope the court can understand that the Judiciary alone cannot resolve the deep-rooted socio-political divide which exist.

It will take our collective strength, courage, honesty, and empathy to mend our home. Looking at my fellow defendants with their extraordinary history in serving this society, I believe they can do far greater good among us in society than being locked in prison.

In pursuit of the rights of all Hong Kong people, I have broken the law. I am prepared to face the court’s judgement. I am proud to be in the company of my esteemed fellows who have spent their lives championing the rule of law, fighting for the democracy and voicing for the voiceless.

I believe the storm-clouds that currently reside over our home will one day lift, and make way for a bright and clear day. I believe love and empathy will eventually prevail.
————————————
文遠交低話大家記住一定要撐 #文遠Patreon 呀！

⭐️支持文遠⭐️請訂閱Patreon⭐️
www.patreon.com/AveryNg

3.2 美國投資和生活環境
過去幾年，很多人去日本投資房地產。不知道是哪個瘋子想出這樣的爛主意。日本人口老化，人口萎縮，地價30年不變，樓價衰足30年。日本出現無償讓渡的零樓價物業，甚至業主倒貼賣樓。香港人跑去日本買樓簡直找死。由此可見，香港人的投資智慧受到香港環境影響，不適應海外投資環境。換句話說，香港人用香港投資策略在海外投資。
從投資環境看，日本以日文為主，美國以英文為主。懂日文的香港人不多，但是，所有香港人都學過英文。要是在美國唐人街生活，和香港的生活相差不大，基本上可以用廣東話和中文。在語言上，投資美國較為合理。
法律上，美國法制與英國法制相似，香港人較為容易適應。中國大陸的法律，特別是私人財產方面，香港人完全不適應也不懂。日本的商業法律跟香港有很大差距，香港人一時間很難適應。例如日本法律規定，除非勞資雙方早有協議，僱主不能要求僱員每日工作超過8小時，每周超過40小時。
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投資環境之中，實業家找銀行貸款是天大難事。在美國拿到貸款的機會較高，成功機會也較大。反過來說，中國和香港是炒樓天堂，有樓就有貸款。在美國，有物業也很難得到樓按。前聯儲局主席伯南克就曾經說過，他想將自住物業按給銀行借些錢，被銀行拒絕。在美國炒樓，很多炒家選擇一筆過現金付清樓價，完成交易後才找銀行借樓按。要是先搞好樓按手續，花很多時間，拿到樓按批准的時候，物業早就被其他人買下。
只要去商會和商業聚會走走，自然會找到投資和做生意機會。在美國找生意機會高過香港很多。香港人的創業意欲高過美國人很多，香港的商舖和寫字樓租金高過美國很多，因此，在美國創業遠較香港容易。
對香港人來說，美國的投資和生活環境好過歐洲國家和日本。加州有些地方的生活比香港還要好。當然，美國有很多恐怖地方，不宜人類居住。2021年，三藩市和屋崙唐人街出現殺老人狂徒。唐人街很多商舖遭到破壞和搶掠。
紐約冬季十分寒冷，三藩市全年氣候溫和。美國各城市的生活和營商環境有很大分別。只要在吃方面不太挑剔，美國是個很好的居住地方。很多人以為美國難找工作。只要懂英語，在加州找工作並不困難。我認為在美國生活最大困難是醫療保險。美國的醫療保險十分昂貴，特別是吸煙的人。即使有醫療保險，自付費用也相當要命。美國的公共交通系統很差，香港人一定不習慣。公共汽車班次疏又不準時，車費又貴。鐵路系統的治安和衛生十分抱歉，比很多發展中國家還要差。唐人街很難找車位泊車，塞車情況嚴重。簡單地說，在唐人街居住或者工作並不容易。

3.3 放棄香港投資心態
美國有大量投資機會，中國大陸和香港人來到加州偏要找最不值得投資的東西將錢丟進去。最有趣的例子是三藩市最高住宅大樓Mission街的58層高千禧塔Millennium Tower，2009年入伙。我在2002年移民美國，定居加州薩克拉門托。千禧塔入伙的時候，我搬到三藩市灣區居住。當時，千禧塔是熱門話題。除了全層單位和頂層單位之外，樓價由150萬至450萬美元，屬於超貴豪宅。有人跟我談起千禧塔，我問為何要住在地震帶上的高樓大廈，不怕地震嗎?
這一問引來一輪又一輪臭罵。當然囉，我跟想買千禧塔的人說那裡不安全，像是咀咒那樣。我對地震帶的高樓大廈沒有好感。住在東京和三藩市等城市的高樓大廈有恐懼感。二十來歲的時候，入住東京的4層高商務酒店。晚上地震，整座大廈搖動，嚇得我穿著內衣跑到大堂叫救命。
不是我膽小，只是君子不立危牆下，沒有必要住在三藩市高樓大廈等著地震來臨。千禧塔地基出了問題，可能造得不好，2016年被揭發沉降16吋，傾斜6吋。成交價1,300萬美元的閣樓單位也出事。有些房門櫃門被扭曲的建築物卡死，有些磚和玻璃裂開.........。千禧塔被視為美國最貴的危樓。
老實說，即使沒有地基沉降，我也不會買千禧塔這種無法安睡的豪宅。沒有嘗過身在高樓遇上地震的人不會明白那種恐懼。
2009年擁有200萬美元，何必買千禧塔? 可是，很多香港人對千禧塔那樣的高樓大廈情有獨鍾，真是他媽的有種。我沒有膽量住進去，一個晚上也不行。
更加無厘頭的花錢方法是買超級跑車。我對跑車沒有興趣。不知何故，香港富人都願意花錢買名車跑車。那些東西等閒數十萬美元，買棟房子也不必花那麼多錢。
香港人來到美國，千萬不要去賭場和俱樂部。賭場和俱樂部是中國大陸和香港人男性喜歡去的地方。賭場輸錢可以傾家盪產，俱樂部開支酒要花500美元至2,000美元。對窮書生來說，絕對是窮奢極侈。
我認識的人之中，有十多人曾經投資賭場租賭枱，有另外十多人投資娛樂場所。這幾十人沒有一個有好結局。去賭場賭錢輸身家沒有甚麼稀奇，開賭的人在賭場也是賭錢，也可以輸身家。這是我來到美國才知道。娛樂場所表面風光，內裡很多事情，賺錢不多，惹上的麻煩卻很多。
在加州開唐人餐館不是好主意，因為我曾經去過的唐人餐館大都結業。餐館不停改招牌，不停轉手，開張之後關門跟著又開張。有很多餐館賺大錢，但是，2020年的虧蝕是天文數字，三藩市和屋崙的唐人餐館相信8成無法重開。災情慘重至甚麼程度，可想而知。2021年不適宜投資零售、餐飲和娛樂場所。在唐人街開店更加是投資禁忌。
美國有很多投資機會，沒有必要「明知山有虎，偏要虎山行。」

＃神父的鹽
　
歐陽娜娜前幾日登台央視，在中共國慶日唱「我的祖國」，這反映了歐陽家的家庭教育，完完全全是一場徹底的失敗．
　
在過往，傅娟經常拿她對於三個女兒的教育方式，在媒體上大書特書，甚至被奉為一種典範，如今來看，根本是虛偽不實．
　
華國人經常將「反教育」、「非教育」，當成一種「教育」，向台灣人推廣，要人們向他們學習，事實上，那不過是一場金錢與政商關係堆砌起來的龐式騙局．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歐陽家塑造了一種上流階層的幸福家庭景象，女兒有才華，有氣質，唸名校，還擁有一對開明的父母，他們奉行自由主義的教育方式，讓女兒們選擇自己的興趣學習，家人們感情融洽，孩子們很聽話，不對父母有任何不滿－即使不逼迫她們，她們仍然滿意的往各自想要走的路去，獲得自己的成就．
　
然而，歐陽家沒告訴你的事，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獲得林青霞贈送的一雙鞋子，並不是所有人都有他父母的裙帶關係，就算這三個孩子看起來跑向各處，其實那隱形的絲線，都牢牢握在父母的手裡，不管怎麼走，都走不出去．
　
歐陽式的教育的確給了孩子們一些自由，不過最終都走到父母給她們安排好的道路上，相較於傳統中牢籠裡的鳥，他的欄杆是更加透明而且廣闊無邊，那就像是一個巨大的襁褓，一草一木都有他的特殊安排，而鳥是沒有什麼自覺的，他在無意識間配合父母的動作，從一枝樹梢飛到另一座花園，其實，是從舞台的另一個場景飛到另一個場景．
　
是的，我就是在說，楚門的世界．
　
「對我來說，私生活和公眾生活沒什麼分別．我的生活就是楚門的世界．楚門世界就是一種生活，一種高尚的生活，一種真正幸福的生活．」
　
這是楚門的世界裡的梅爾，所說的台詞，她扮演楚門的妻子，她是一個廣告行銷的高手．
　
歐陽家的女孩，從小到大都活在觀眾的眼球裡，不過不同的是，觀眾並不愛看，他們一家佔據了龐大的媒體資源，每一則關於他們女兒，他們一家和樂融融的樣子，或者是母親高貴的教養技巧，都像是一種強迫推銷，即便人們表達了極度的厭惡，特定媒體還是強迫他們的消息映入受眾眼簾．
　
我彷彿聽到背後隱藏的聲音，有位節目製作人在後頭低語，「看吧，多看一點吧，給我們更多的關注．」，他們的女兒個個都是導演精心安排的的演員，每一則消息都蘊藏著商業利益，透露出一股不真實感，也許他們還會對著鏡頭這麼說，「我曾嚐過其他牌子的可可豆，還是覺得這種最好．」
　
歐陽妮妮１１歲，歐陽娜娜７歲時，女兒們還未成年，傅娟隨即開設了「妮娜娣國際有限公司」，這可以看出她的野心，雖然歐陽式的教育強調「孩子自己的選擇」，「把喜歡的事情做到變專業」，但無論是拉琴、跳舞、溜冰，最終都會回到一條線上，歐陽家族的明星事業．
　
歐陽娜娜的求學過程是破碎的，雖然被譽為提琴高材生，但幾乎沒有一個完整的學習經歷，雖然保送師大附中國中部音樂班，但僅讀了一年，便「在家教育」，雖然考取了著名的柯蒂斯音樂學院，但讀了兩年就休學了，媒體報導是雜務太多，被退學，但歐陽家稱，「選擇了放棄奬學金而留在亞洲生活與學習」是「她自己的人生規劃」，然後，依舊是在家自學．
　
在她２０１４年就學期間，即悄悄的到了中國，開始她的演藝事業，各種名牌代言、戲劇、綜藝節目和演奏會，歐陽式的教育，雖然號稱尊重孩子的選擇，但本質上是一種功利主義，Ｃｈａｎｅｌ　ｏｒ　Ｃｏｎｖｅｒｓｅ大中華區代言人，這都和教育無關，只是在複製父母對待姊姊的模式，不過多了一把提琴而已，而且更早、更窄，更讓人無言以對．
　
她擁有與普通的孩子相仿，人與人之間相處的點滴嗎？她擁有與同儕共同的生活經驗嗎？她明白這個社會的道德規範嗎？她能辨識其他人的情感嗎？她能明白他人的感受嗎？她知道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行嗎？更重要的是，她快樂嗎？
　
各種標誌自己的標籤與頭銜，在達到當下目的後，就沒有實踐的必要了；還沒達到真正的成就，就宣稱了她已經達到了，急於替她收集更多讚美和掌聲，好匯聚更多的鎂光燈，轉化為商業的利潤．
　
還沒做好的時候，就用做好了的態度去稱讚她，孩子也就不會明白什麼是好，做到好是什麼模樣；做到了一半，就讚美她已經很努力了，所以沒必要繼續做下去，孩子就不會明白付出與回報是什麼道理，也永遠無法享受到憑自己努力得來真正成功的滋味；付出的，與得到的回報不成正比，僅付出了一點，就得到不符合自己成就與地位的名聲和利益，孩子就會認為不踏實，努力好像是白費了一樣，多餘的一樣，不用特別努力，就可以得到一般人夢寐以求的東西，努力與不努力，也就沒什麼差別了，他可能學習到放棄努力，或者是，迷失在物質與他人崇拜之中，失去了自我，認為得到的，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東西．
　
努力錯了方向，挖東牆來補西牆，當成是一種收穫，好比我辛苦的種植番茄，卻始終無法結果，父母塞來了滿車的水果香蕉，當成是自己種的，當成是一種獎賞，除了讓孩子感覺到是一種搪塞，心中的不確定與不安全更可能逐漸擴大，這個世界失去了真實，我明明種的是番茄，卻得到了一堆香蕉．
　
揠苗助長，半途而廢，或許可以說是歐陽式教育真實的面貌，每一個學習成長過程中，所閃現的曙光，應該是繼續學習的啟示，而非急於收穫的終點站，就像剛發芽的新苗，把那剛舒展的葉片，都當作花瓣，削下來當成供品，這株草就會忘記自己本來的面貌．
　
１７歲，１００場的演奏會，宣稱完成了一種成就，說這是一種圓夢，一邊拍手，一邊鈔票從天而降，提琴上的弦，卻越撥弄越是粗糙，這個女孩，不過是枯竭心靈的消耗品．　
　
最終，將孩子送上了一個統戰的舞台．
　
歐陽娜娜的統戰陰影，並不只在那中共的國慶日，早在那重返校園的那一天，就能看個明白，她轉到伯克利音樂學院，說可以一邊工作一邊讀書，居然在伯克利音樂學院創辦歐陽娜娜獎學金，她說，「你只要是全亞洲內的中國人，學傳統樂器的，你都可以來申請這個獎學金．」
　
不知道一個學提琴的怎麼突然想起要發揚傳統樂器，條件又設定只有中國人，只有中國人才能申請，是要他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嗎？一個台灣出生的藝人，居然專門為中國人服務，明明是一個學生，卻當起金主，這令人想起了孔子學院，不知是否要支配起學校來？
　
自那時候起，或者更早，歐陽娜娜已經成為一個失去靈魂的空殼娃娃．
　
歐陽家族將女兒教育成一個純粹利益的工具，為獨裁政權服務，我想，這起風波，他們要負最大的責任．
　
這令人想起電影「鵝毛筆」中的場景，一個修道院專門收容孤兒，教她們要守貞，要有教養，最後，在她們不滿１６歲的時候，把她們嫁給年歲可以當父親的貴族老頭，這就是她們誦念經文時，唯一而且最終的目的．
　
電影中的少女，西蒙娜，最後讀了薩德侯爵的書，和裝潢工一起私奔，歐陽娜娜是否有像她一樣的勇氣和智慧？或許，她會永遠被禁錮在紅色的大房子裡，稱自己是自願的，很快樂，很開心，充滿愛．
　
「愉悅的奴隸是自由罪苦澀的敵人．」
　
瑪麗．馮．埃布納．艾申巴赫如是說，歐陽式的教育為她創造了一個世界，這個世界與現實世界隔離，她聽不見其他人的聲音，出賣了她真正的祖國－台灣以後，她聞聞大海的味道，感受這片天空，覺得生活很美好．
　
但他人的美好被破壞了．
　
在中國派１８架戰機，侵入台灣西南、西部、北部及西北空域，跨越海峽中線，甚至聲稱「海峽中線」不存在，最靠近的，甚至只要６８公里，就能進入台灣，的這個時候，她跑去中國唱「我的祖國」．
　
中國攜來了武漢肺炎，人人都活在恐懼之中，中共制定了港版國安法，抓捕香港人，那些跟她一樣年紀的孩子，冒著失去生命的風險，拚了命的，也要過來台灣．
　
他們聞的大海，是戰慄的味道，人們看的天空，不安而且惶恐，連我們自己的飛機劃過去，都以為是敵人的戰鼓聲．
　
活在台灣的人們，很卑微，要的，只是一片寧靜．
　
當妳唱著「迎接他的，只有獵槍」，可知道獵槍對準誰？
　
當妳歌著「這是英雄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可曾知道妳頌讚的英雄，是即將殺死妳朋友、親人、同學的殺人犯？
　
妳可曾記得妳生長的地方是在何處？
　
妳出生在台灣的首都裡的一家醫院，而不是北京．
　
妳不是妳的祖先，那裏不是妳的祖國．
　
妳不要為了錢，為了更多的錢，出賣了妳的靈魂．
　
華國人的道德觀，是粗鄙而且落後的，這反映在他們的政治觀點上，他們寧願去責備一個孩子遇難後，勇敢振作的母親，說，她在消費自己的孩子，遇到真真正正在消費自己孩子的父母，中共徹底消費出生在台灣的女孩，用她來損害全體台灣人的利益，他們無視；他們習慣去質問死去孩子的母親，「妳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見到了為了謀求更多利益，把孩子投入火坑的父母，追求更多才藝、名校，扭曲的教養，把自己的孩子當作滿足家長欲望、想像的容器，任由獨裁的國家恣意妄為地往自己喜愛的方向捏來揉去，他們認為是正確的，他們企圖使人無聲．
　
他們扯林志玲，卻不知林志玲拒絕了春晚，中共國慶上唱我的祖國，是怎樣的一種宣示，怎樣的一種政治活動，歐陽娜娜的行為，是怎樣的逾越了底線，那不是跪著，那是趴在地上，用舌頭去吸吮．
　
扯到台商要不要法辦的，一群人闖紅燈，難道就沒違法了嗎？紅綠燈應該要廢了嗎？昨天沒抓到闖紅燈的人，今天闖的人就讓她繼續闖個過癮嗎？如果法律的目的，是為了遏止闖紅燈的人，那就應該徹底執行，樹立規範，讓其他人見了有人被開單，停止自己的腳步，否則，人們將闖個沒完，因為沒人會有事．
　
至於扯到什麼大陸是你不可迴避掉的舞台，台灣沒有能力提供舞台給她，這番類似用屁眼來思考的說詞，就彷彿再說，一個人去偷竊的時候，架上的商品是如何琳瑯滿目，一個人去賣淫的時候，嫖客的老二是你不可迴避的市場．
　
做了損害他人利益的事，居然是怪她人不給他更多的金錢，好用來滿足她，超商裡，有人在打工，他們辛苦而且心安理得地賺取報酬，何曾如同歐陽娜娜，篡奪她人的意志，置無辜的人於險境，在他們被侵犯的時候，代替他們跑到兇手身旁說，「是，我們樂於被侵犯」，「再給他們更多的教訓」？
　
她是為了追求「更多的」財富，而讓人們放棄「自己本來應該擁有的」，「僅存的」歸屬之地．
　
用數千萬人的生家性命，餵保她一個人的私利．
　
在華國人的觀點，「台灣之光」就是男盜女娼，要其他人剩下，少許的，去注入她慘白的夢想，名牌包包，父母的房產，為了歐陽家族的慾望，使台灣人自己無法成為自己．
　
只有出事了，才會要台灣人來庇護自己的罪，沒有比這種更惡質的消費，欺騙了其他人，還要受害的人讚美，把偷盜當成一種無比光榮的事情，只是因為他們偷的人教做台灣人．
　
要窮人去成就自己的奢華，要無辜的人滿足他們更多的人民幣．
　
如果這是正確的，那麼，你們還算是個人嗎？
　
歐陽家無法教給歐陽娜娜的，那就由國家來教育；一群人企圖拿別人的皮膚煉成名牌包包，或者將他人的毛髮拿到名車的頭燈前焚燒，那就由充滿智慧與正義感的公民們，來將他們從頭至尾，重新清洗一遍．
　
沒有人需要為自己的認同道歉，但如果有一個國家，要所有人為自己的認同道歉，
　
你認同他們，認同他們傷害的每一個人，那，你就必須向所有人道歉．
　
你要如何毀掉一個人呢？
　
那就是在她做錯的事情的時候，瘋狂的稱讚她，憐憫她，擁護她，這樣子，不叫做溫柔，叫做殘酷．
　
你要如何毀掉一群人呢？
　
那就是在人們做對的事情的時候，瘋狂的詆毀他們，謾罵他們，制裁他們，這樣子，當下一個勇敢說出真實的人出現，他將變得格外艱難，膽怯，甚至消失，由一群自滿於犯錯的人取代．
　
在你頭上的是星空，在你心中的，是道德的法則．
　
一個人的品格，是如此不明顯，只有在進退維谷之中，才能顯現．
　
不要讓你的原則，像是流星一樣，稍縱即逝，不要讓你的島嶼，像是孤單的浮冰，載浮載沉，ＢＲＯＴＨＥＲ．
　
　
本篇文章的完成　感謝　＃茂雷　ＴＯＭＯＹＯ的贊助
　
【贊助神父的菸　捍衛我們的島】
https://g6m3kimo.blogspot.com/p/blog-pag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