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多前，在東京購入了一間中古屋。

新住處比舊居多出一個房間，平常拿來當作書房和放置健身車運動的地方，每逢家人和朋友到訪時就變成客房。

小房間因管線配置之故，無法裝設分離式冷氣，只能容下直立式的窗型機。去家電賣場尋找一圈以後，才發現在日本已經很少有賣窗型冷氣了。好不容易終於找著，可惜選擇款項少，而且因為沒什麼銷售競爭力，價錢意外地不便宜。但別無選擇，最終仍決定買下。

安安靜靜的分離式冷氣機，用久了，完全忘記嵌入窗戶上的冷氣是多麼的吵。師傅來裝冷氣的那一天，完工後欲開啟試用。

「準備好了嗎？」師傅問我，而我卻忽地因為這句話陷入莫名的怔忡。怎麼回事？直到開啟電源的剎那，我才明白。

所有關於戰鬥機的記憶，瞬間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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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機與戰鬥機，風馬牛不相及，但小時候在我家指的卻是同一樣東西。

那是一台裝在我們家客廳，遠從中東海運而來的窗型冷氣機。

每當要開啟冷氣以前，負責按鈕的姊姊就會慎重其事地警告大家：「準備好了嗎？」見大家點頭如搗蒜，看到我摀好耳朵以後，姊姊會深呼吸一口氣，露出期待又害怕的複雜表情，小心翼翼地將手放到按鈕上。

「那，要開囉？」再次確認一回，我們也做好了萬全的準備。然後，在所有人屏息以待卻不知道她會在哪一秒鐘壓下按鈕的某個瞬間，冷氣機正式啟動。

「砰—轟隆—轟隆隆—喀喀喀喀——」

冷氣機開啟的瞬間，倏地以劃破天際的噪音，拉出不可思議的巨大聲響，同時把周圍的門窗震動得恍若大震來襲似的，喀啦喀啦地抖個不停。混雜著家裡四個小孩「好大聲呀！」的叫囂，客廳如戰場。

因此，小時候在我們家裡，冷氣機和戰鬥機是同一樣東西。每當要開冷氣時，就像是有一台的戰鬥機從我家客廳裡霸氣起飛。

不過沒有人討厭它。那個年代的台灣，只要餐廳和理髮院裡有裝冷氣的話，老闆常會在門口玻璃上寫出「冷氣開放」四個大字作為吸引客人的優勢。冷氣機還是個奢侈品，能夠在家裡就舒舒服服吹到冷氣已值得感恩。

家裡雖然有冷氣，也並非熱了想開就能開。我們家的冷氣機條款規定，一家六口必須有一半以上的成員都在家才能開。每當能開冷氣的那一夜，全家人都會擠到客廳裡打地鋪睡。像是在家裡露營的熱鬧感，比起吹冷氣本身來說，更令年幼的我感到興奮與期待。

冷氣機是我爸從沙烏地阿拉伯海運回台的，時間是一九七◯年代中期。

台灣和沙烏地阿拉伯當時尚有邦交，在國家安全局上班又轉調外交部的父親，曾經幾度被派到沙國的吉達辦事處工作，每次都待了兩年。那台冷氣機是他當時在沙國住處買來用的，當他搬回台灣時，把一些當時台灣還很少見的家用品、波斯地毯與電器都海運回台，冷氣機也一併遠渡重洋而來。

戰鬥機型冷氣機一直到我上小學搬家以前，每年夏天，都在我們家人的行注目禮之中，一次次任重道遠地降落與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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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秋季的我，老家位於台北縣中和市的一處末代眷村裡。現在的位置就是在中和區的景安捷運站附近。直至五歲左右，我都住在這兒的一戶矮平房中，直到社區改建才搬離。

我的三個姊姊年紀長我許多，她們待在眷村的時間久，情感與記憶都比我來得深。眷村拆建後，我們搬到隔壁巷的公寓裡。還沒來得及熟悉新環境，六歲開始，早讀的我便開始跨區就學，每天一個人搭公車來往萬華，然後又在那一帶念完國中。所有熟識的同學全住在學校附近，回到中和住家的我，四周全無玩伴。我只好自己跟自己玩起來，一人分飾多角，自己跟自己下象棋，跳棋也沒問題。

所幸多重人格沒誤用，拿來變成寫小說。常有人問我為什麼開始寫作？我都不好意思說，其實只是因為從小沒朋友而已。

高中三年在外住校，緊接著大學和就業以後，生活重心都放在台北市區，然後一晃眼，人已久居在日本。

我所認識的眷村，已經和許多作家筆下所描寫的環境很不同了。末代眷村裡的居民早就不只是外省人而已，來自各個地方族群的人匯聚在此。每一戶家庭背景不同，過日子的方式也不一樣。父親是年輕時移居而來的外省江蘇人，母親則是本省客家人，然而奇怪的是，我們家都不太有這兩邊的色彩。比起眷村裡的典型人家而言，我們的生活風格明顯是更洋派一些。

那可能是跟我父親多次外調異鄉工作有關。加上他在工作上結識的同事也多往返海外，他們經常進出我們家，總會帶來異鄉的禮物。因此除了那台冷氣機之外，小時候家裡用的東西、吃的零嘴和甜點，常常能見到出自於中東、曼谷（當年轉機必經之地）或美國等地，那些過去所謂的舶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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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說童年環境會左右人一輩子，我也曾這麼相信著，甚至以為影響到我在大學和研究所都選念了英美文學系。

小時候耳濡目染著洋派生活，元素中找不到任何的東洋味，誰知道我活到三十歲卻突然來個大轉彎，整個人徹頭徹尾地變日系，而且移居到日本一住就超過十年。所以曾經在想，除了長大以後受到日劇、日本文學和流行文化的影響之外，是不是有更早的蛛絲馬跡？

後來，我終於從一份豬排飯，追本溯源地找到了理由。

事實上家裡始終有個很受日本影響，但前半輩子隱藏得很好，竟然都沒怎麼顯露出來的人，那個人就是我媽。

小時候，中和沒什麼可以逛街的地方（現在也沒有），當時我媽如果想帶我出門走走時，會去的地方大致上只有三個，分別是南勢角興南夜市；鄰近的永和；搭車過河的台北城中市場、中華商場與西門町。

每次去西門町遇上用餐時分，如果那一天聽見我媽說：「今天，我們去吃好一點的吧！」那麼我就知道，我們要去的地方是大車輪日本料理。

我們去大車輪幾乎只會點一種主食，豬排便當。我媽非常愛吃日式豬排，而我對於和食中有豬排這道菜的最初印象，便是來自於此。

坐在迴轉壽司前的吧台座位前，別人是引頸挑選生魚片，而我們則是低頭猛吃豬排便當。

外婆在日治時代受日本教育，曾在日本警察局工作，想必給予我媽的教育也是很日式的。在我媽十多歲時，被送到當時中壢最大的日本料理店寄宿工作，一句日文也不會說的她，卻把菜單上所有食物的日文名字都背得滾瓜爛熟。那其中，當然也包括了豬排。

多年後，當我第一次在日本吃到在地的美味豬排時，才發現真正的日式豬排，根本做法與大車輪賣的不一樣。當然，好吃得太多。不過，我猜想大車輪的豬排，或許跟我媽年少時打工的地方，賣的豬排口感相近吧。

那些年跟著她舟車勞頓地去西門町，在大車輪吃的每一口豬排，是飽足了她的回憶，也餵養著我對東京模樣的想像。

起先是在外頭的餐廳吃，後來，我媽也開始在家裡自己炸豬排。

這麼一路想下來，除了豬排以外，她經常在家烹飪給我吃的東西還包括了蛋包飯、咖哩飯，以及鍋燒烏龍麵。

咦，等一等，這豈不都是在日本的家庭料理？

原來從小到大，我看似過著受我爸影響的洋派生活，可實際上真正潛移默化我身心靈的日常飲食，早就在我媽的調味下偏向日系了。

三十歲人生急轉彎的原因，細節居然藏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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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母親跟外甥女和姊姊來東京玩，住在我家。明明可以分散到屋子裡的不同地方睡，不過他們似乎更喜歡擠在一起。

看著她們倒在榻榻米上的睡墊，有說有笑，討論著明天要去哪裡的時候，那畫面遙遠卻熟悉。

「哎呀，這次來還沒吃到豬排，一定要去吃！」我媽說。

「那有什麼問題。我又找到一間保證合你們口味的店了。」我點頭。

我不只對眷村不熟，事實上對中和也不太熟。真正熟稔的，大概只有我的家，和曾經一起同在屋簷下的家人而已。只要他們存在著，住哪裡都可以。

該睡了。我替他們開啟客房裡的窗型冷氣，頓時，玻璃與窗緣跟著壓縮機震動起來，喀啦喀啦地抖個不停。

雖然不是巨響的噪音，依然令我想起在中和的眷村平房裡，如今已不在人世間的父親，曾經帶來的那台戰鬥機。

飛過三十多年，彷彿又飛了回來，這一天，降落在東京的小房間裡。

https://udn.com/news/story/12661/3511375

（本文發表於2018年）

瀕死的烤雞

囚徒日記
2017年7月20日（上）

昏睡，一直昏睡，直到7月20日凌晨突然醒來，昏睡時感覺我的生命狀態處於瀕死狀態，意識很低，低到模糊得無法感知我身在何處，也無法感知我的身體就在狹窄囚室的牆角邊。人類自我認知的生命現象是感覺和記憶堆積起來的沉積岩，可能固化，也可能熔解。醒來時才感覺囚室很熱，熱的程度可以熔解昏睡中所有我的感知能力，直到瀕死的知覺狀態。
從昏睡裡是不太容易走出來的，掙扎著走出昏睡的我卻像一隻烤雞，四周牆壁很熱，天花板很熱，地板也很熱，囚室是烤箱，我是烤雞。雖然天花板有一個老式電扇不停旋轉賣力的吹，窗戶上頭有個抽風扇喀喀的往外送出熱空氣，但三樓屋頂和四周水泥幅射出的熱度，排山倒海往囚室內散發。我全身汗水淋灕，像極了油膩膩的烤雞。
室友小潘指導我趕快沖個水，囚室鐵門邊有個比地板高ㄧ點的區塊，表示乾溼分離。上面緊挨著放了一個大的白色塑膠圓桶和一座沒有蓋子的馬桶。囚室寬約170公分，長約340公分。溼的區塊佔了快四分之一的面積。小潘教我坐在馬桶上，拿一個小臉盆從圓桶中滔水從頭頂向下淋水，如此好好洗個涼水澡。沖了澡後，用19日凌晨獄警教導我買的日用品包裡，抽出毛巾擦乾身體，再穿上藍色囚服。獄警拉開鐵門上的塑膠片說：「3973主管找你談話！」隨即聽到鐵栓上下喀喀響，鐵鎖嘎嘎轉動，鐵門拐拐的打開，有個獄警示意我走出囚室。
我是羈押禁見的被告，除了室友、看守所幹部、我的律師，我不許跟任何人講話。我的囚室在孝棟三樓，這個樓層中間ㄧ個走道，兩排囚室面對面，共有約四十間囚室，由一位洪姓主管管理，可能有一位獄警協助，還有幾位雜役。雜役是一些輕罪或快要服刑期滿的受刑人被調來充當的，工作包括打掃走道和樓梯，煮飯、分飯、收菜渣等等。
洪姓主管的辦公桌就在走道和樓梯間的鐵柵欄邊，他背對著鐵柵欄坐著，示意我坐在辦公桌的對面，是兩張併成一張的辦公桌，上面擺了許多立著的文件夾。洪主管很年輕，關心的問我，身體有沒有那裡不適，有沒有什麼事要他辦理。我說想不起來那裡不適，只有黎明時感到全身疼痛，神經失控，腿部肌肉自行不規律的跳動，我自己按揉手腳疼痛部位，好像舒緩一些。洪主管說幫我安排下午去醫務室找醫師看一下，我說謝謝，閒聊幾句，就被告知謝科員要跟我談話。
我被帶離鐵柵欄，經過樓梯間，到另一邊的鐵柵欄邊，有個辦公室，室內有冷氣，這裡可能是這層樓唯一裝有窗型冷氣的地方，顯然謝科員是洪主管的上司。謝科員年紀比較大，講話也很江湖，表示對我很關懷，言談之間好似我被囚禁在他的管轄區域內，他的壓力蠻大的。他問我有什麼要求，我說希望我的《台灣島史記》的草稿能送進來校對，謝科員解釋說除了平裝本而且沒有任何劃線或手寫痕跡的書可以送進來外，其他都不准送進看守所，我是「禁見被告」，也不准看報紙、雜誌、電視，不能聽廣播，更不必談碰觸平常和我形影不離的手機。我的要求被婉轉的拒絕了。
謝科員好奇的天南地北跟我閒聊台灣史，讓我有機會吹冷風，這是他的善意，但似乎有人跟他說我有「律見」，就是我的律師來見我。有位獄警帶著我走下樓梯，打開一道柵欄的鐵門，走下第一個階梯，獄警回頭鎖門。走下一層樓梯，打開另一道柵欄的鐵門，進入二樓的樓梯間，獄警回頭鎖門，再熟練的打開另一層樓梯鐵柵欄的鐵門，下了樓梯。又再鎖門，走下樓梯，開門，再鎖門，終於到了一樓。這是我一生中看過的最為複雜的下樓梯的儀式。
到了一樓很快就看到昨天那座裝有很多監視螢幕的木製高台，帶我的獄警向高台上的人說了聲：「3973律見」，就打開旁邊的鐵柵欄，走過一個房間，有很多「新同學」坐在那裡，穿過他們，出了房間，過了一道鋁門，走進一個通道，應該是一間房屋的簷廊邊，上面用塑膠板蓋著，最後進入一個隔間很像英語視聽教室的房間，林律師、魏律師和一位年輕的律師三個人擠在桌子對面，我被引導到他們的對面，隔著桌子坐下，我好像來參加論文口試，接受三位口試教授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