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天樂談文論史】
宋高宗為何要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死盡忠報國的一代名將岳飛呢？

1⃣️擅自行動
2⃣️觸犯皇室大忌
3⃣️交結宗室
4⃣️以上皆是
　
你覺得答案是⋯⋯？

厚厚一部二十四史：權臣歷歷 篡位自立或抄家滅族 一

歷史春秋網

作者：梅毅（赫連勃勃大王）

導讀：堂堂一國之母，披散頭髮，光著雙腳，一步一泣，梨花帶雨，哀問自己名義上為帝國元首的丈夫：「不能救我一命嗎？」而皇帝已經萬念俱灰，不置可否，只說句「我也不知能活到什麼時候」，千般無奈，萬種委屈，皆在一言之中。最令人鼻酸之處，獻帝對同坐的郗慮（臣子奉另一臣子之命竟當皇帝面捕誅帝後而安坐）而感嘆的那句話：「郗公，天下竟有這種事！」

說到權臣，首先會想到曹操。羅貫中一部《三國演義》，不僅使短短幾十年的三國歷史膾炙人口，更使曹孟德蒙上千載罵名，以「白臉奸臣」的形象遺之後世。少年時讀《三國演義》，也真為漢獻帝的懦弱而嘆息，憤恨曹操的奸詐凶狠。而後讀正史，看到史家直筆曹孟德殺了董承之後，又要漢獻帝把董承的女兒董貴人交出殺掉。當時董貴人已懷孕，獻帝「累為請」，哀求多次，仍舊母子受刑而死。當時的伏皇后驚懼異常，給她父親伏完寫信，講述曹操的殘逼之狀，讓其父想辦法殺曹操。沒料想伏完是個草包，一直「不敢發」，當然很快就事洩，伏完就真的「完」了。《資治通鑑》這段描寫最精彩：

（曹）操大怒，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為副，勒兵入宮，收（皇）後。（皇）後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皇）後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皇）後被發，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事寧有是邪！」遂將（皇）後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鴆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中國良史的作者都是高明的文學家。堂堂一國之母，披散頭髮，光著雙腳，一步一泣，梨花帶雨，哀問自己名義上為帝國元首的丈夫：「不能救我一命嗎？」而皇帝已經萬念俱灰，不置可否，只說句「我也不知能活到什麼時候」，千般無奈，萬種委屈，皆在一言之中。最令人鼻酸之處，獻帝對同坐的郗慮（臣子奉另一臣子之命竟當皇帝面捕誅帝後而安坐）而感嘆的那句話：「郗公，天下竟有這種事！」

自漢以降，「這種事」屢屢發生，史不絕筆。成年以後，能靜心讀史書，觀二十四史，權臣逼帝，改朝換代，殺戮無遺，才知道曹操誅殺那麼幾個人實在是小兒科。如果當時他自己不動手，下場肯定如其後的子侄輩曹爽等人會被人一窩「燴」掉，嬰兒不免。究讀歷史，能發慨嘆，曹孟德父子英雄，不僅武功蓋世，平定北中國，而且文採華章，曹丕、曹植，龍子騰躍。即使曹魏王朝傳至最後的高貴鄉公曹髦，不僅眉目如畫，文採卓群，更能以善畫丹青之手親執兵刃，在喊出「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的同時，二十歲的年輕人駕戰車直衝司馬府。雖然最終身為戈穿，殞於車下，其英烈之風，仍不減曹家風採！對於曹操，連崇尚儒家正統的司馬光都心悅誠服地承認：「（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與敵對陣，意思安閒，乃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用法峻急，有犯必戮。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夷群雄，幾平海內。」

在東漢末年賊兵四起，生靈塗炭之際，曹操討董卓，破黃巾，徵袁紹，戮呂布，服張繡，梟袁譚，敗劉備，滅劉表，走馬超，又遠伐塞北，烏丸三種，鮮卑丁零，無不望風降服，致使戎狄屈膝，確實為一代豪傑！而在其有生之年，「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猶畏名義而自我抑制。至於他的子孫謀國，也是天道酬之，比起王莽之流以外戚竊國，不知要勝出幾萬倍。

曹操權臣出身，漸有天下。而後曹氏家國，又為權臣司馬氏所有。依理觀之，很有佛家因果報應的意味。羅貫中就幸災樂禍地做打油詩一首：「昔日曹瞞相漢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料四十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
自古以來，王朝更迭只有兩種名義：禪讓和徵誅。權臣們奪國畏懼「篡弒」之惡，常借「禪讓」的名義。曹丕導演的「假禪讓」例子一開，晉、宋、齊、梁、北齊、後周、陳、隋、唐等等，無不借此名義。不過，曹魏，司馬晉，包括東晉的桓玄廢安帝，對前代帝君都沒有加以殺戮。漢獻帝，曹魏末帝曹奐，包括被虜的蜀漢劉禪，孫吳的孫皓，都得以善終。自南朝宋劉裕篡位，這位寒人出身的老頭子開始殺舊朝皇帝，再到沈約勸蕭衍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南朝北朝相蹈此習，末代的少年皇帝及鳳子龍孫們下場極慘，無一善終。

東魏權臣高歡逼走了北魏孝武帝，迎立孝靜帝，由於心裡有愧，對新皇帝恭禮有加。高歡死後，其子高澄襲位，對孝靜帝很是放心不下。史載這位青年皇帝好文學，美容儀，能臂下挾石獅子翻宮牆，箭術精妙，很像他的先輩北魏孝文帝。身為大將軍的高澄派中兵參軍崔季舒監視孝靜帝的一舉一動，連吃飯喝酒說什麼話都要一一細稟。有一次孝靜帝在鄴東打獵，馳逐如飛，監衛都督（應該叫「監視都督」）就叫嚷：「天子您不要跑馬，大將軍會怪罪！」還有一次，高澄侍宴，舉一大斛直抵孝靜帝下巴：「臣高澄勸陛下飲酒。」封建等級社會，真正的臣下怎敢能直接「勸」皇帝飲酒！孝靜帝也急了，不悅道：「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也不想這麼活著了！」高澄大怒，指帝大罵：「朕，朕，狗腳朕！」並命令崔季舒猛搗靜帝三大拳，然後奮衣而出。連打皇帝都不親自動手，令屬下代擊，真是聞所未聞。

不久後，高澄被家奴刺死，其弟高洋襲大將軍位，很快就上演「禪讓」戲。靜帝不得已，與嬪妃辭訣。高洋派輛破牛車在東上閣等著接靜帝搬家，值班的小班長趙德跳上車作押解狀從後面抓持，孝靜帝以肘擊之，最後發怒：「朕畏無順人，授位相國，你是什麼奴才，敢逼人如此！」而對跪滿庭院淚如雨下的后妃，風神俊朗的孝靜帝還忘不了自嘲一句：「此日之事能和漢獻帝、常貴鄉公（曹魏末帝曹奐）相提並論啊。」這句話錯了。漢獻帝和曹奐「禪位」後好酒好肉好宮殿活了多年。高洋當皇帝不久，就用毒酒鴆殺孝靜帝，並其三子。

高洋初當皇帝時勵精圖治，北中國大半為其所有。而後沈湎於酒，動輒肢解烹煮虐殺臣下，有一天忽然向他妹夫元韶發問：「漢光武何故中興？」元韶是魏朝皇族，因為是高氏女婿，一直活得還不錯，此時只得老實回答：「因為王莽沒有把劉姓皇族全部殺絕。」於是高洋把魏朝姓元（原姓拓跋）的二十五家直系皇族全部殺光，把元韶也囚入地牢，餓得這位駙馬爺啃自己衣服活活噎死。過了一陣，高洋又在晉陽把諸元疏屬也全部殺淨，或祖父為王，或身為顯貴，皆斬於東市，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槊，共殺721人，棄屍漳水，以至於後來剖魚的人常在魚腹腔中看見人的指甲，致使鄴城人好久都不食魚。高洋又留下東魏王子元黃頭一個人，讓他和一些死囚從高台上以席為翅，飄悠而下，事先講好摔不死就饒他一命。死囚們紛紛摔成肉餅，惟獨元黃頭靈巧身健，求生心切，竟能飛到紫陌慢慢降下（估計有點像現在玩滑翔傘的技術），高洋食言，全然不顧「君無戲言」的古訓，把元黃頭交給御史關在獄裡餓死，還不如摔死來得痛快……

厚厚一部二十四史，權臣歷歷：秦朝李斯、趙高，西漢霍光、梁冀，曹魏司馬氏，西晉司馬倫，東晉桓溫，東魏高歡，西魏宇文泰，南朝宋劉裕，齊蕭道成，梁蕭衍，陳朝陳霸先，北周楊堅，唐朱溫，後周趙匡胤，北宋高俅、蔡京，南宋秦檜、賈似道，元朝阿合馬、脫脫……朱元璋建立明朝，削弱宰相職權，最終閹堅弄權，宦官大成氣候，一個魏忠賢就已經「九千歲」了，種下亡國之禍。

有明一代，權臣只有張居正一人而已。清朝權臣差點當皇帝的只有攝政王多爾袞，後來的曾國藩、李鴻章小心翼翼，國柄在手仍一心忠於王室，最後的袁世凱一直被小溥儀念叨：他會不會是曹操？——果真是曹孟德之流，只不過世易時移，國人已不喜歡再有人當皇帝，春秋大夢，八十三天戛然而止。一代雄傑，活活憂死。
由此可見，權臣持國，只有兩種下場——一是先封王，受九錫，加黃鉞，然後搞「禪讓」，成為一朝開國之君；二是忠於王室，又戀於權力，或生時被殺，或死後宗族覆滅，鮮有善終。無論如何，子孫都難逃辱死。特別是南朝時期，王朝短命，幾十年就一個輪迴，可稱是「現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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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中國歷史 #曹操

曾國藩為剿太平軍四次陷入絕境 卻終死於清廷之手｜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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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以一介書生而成為軍事集團首腦，鎮壓太平軍挽救了清王朝，四次遇險，最終均有驚無險，於是成就了一代名臣。

曾國藩（1811-1872）字伯涵，號滌生，1811年11月26日（清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出生在湖南省長沙府湘鄉縣南一個名叫白楊坪的偏僻的小山村裡。他在世時，兼有「中興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頭」、「曾屠戶」、「賣國賊」的罵名。1853年1月，曾國藩以在籍禮部侍郎的身份任湖南團練大臣，編練湘軍，從此成為太平天國最強勁的對手。曾國藩從一介書生，搖身一變而為一個軍事集團的首領，指揮湘軍四處征戰，最終鎮壓太平天國，挽救了風雨飄搖的清王朝。這也使得他的名聲威望達到頂點，一度官至直隸總督，成為清王朝最為倚重的漢族官員，死後被清廷追贈為太傅，謚號文正。曾國藩雖然取得了輝煌的個人成就，但是在他十幾年的軍事生涯中也並不是一帆風順，其中，有四次遇險差點使得他功業未成而命歸黃泉。

第一次，靖港大敗。1854年2月，曾國藩已練成湘軍水陸兵勇各十營五千人，雄心勃勃地進行所謂的「東征」，臨出發之際，還發佈了著名的《討粵匪檄》。然而，這次「東征」出師起初並不順利。當他還駐軍長沙時，太平天國西征軍石祥禎部就已經佔領岳州、湘陰、寧鄉等地，兵鋒直逼長沙。曾國藩派軍進攻寧鄉，損兵折將，大敗而歸，初戰敗績。然太平軍情報偵察不明，見湘軍來勢洶洶，以為清軍主力將至，連夜撤到靖港等地。曾國藩急忙派軍進佔岳州，以圖扭轉湘北敗局。適逢太平軍湖北援軍大至，與湖南太平軍一道圍攻岳州，殲滅守軍大部。湘軍水陸傷亡慘重，逃歸長沙。不久，曾國藩也抵達長沙，以保全省城。是時，長沙清軍「二三千有餘，僅敷守垛之用」，力量較為薄弱，而且，由於出征以來連連受挫，官兵心驚膽顫，士氣低落，「人自以為必敗」，「聞吹角及火光，皆自驚」，惶惶不可終日。後來靖港民團前來報告說，那裡的太平軍人數較少而且沒有防備，「可驅而走也」，並稱已經搭好浮橋，願意為湘軍助攻。於是，曾國藩決定對太平軍實施反攻，並改變原先制定的陸路進攻湘潭的計畫，於4月28日親率大小戰船40隻、陸師800人奔襲靖港，妄圖僥倖取勝。但是，由於太平軍已作好戰鬥準備，更加上天時不利——風速過快，湘軍戰船無法在靖港停泊，只得停靠在靖港對岸之銅官渚。太平軍順風勢焚燬湘軍水師戰船10餘隻。曾國藩驚悉水師慘敗，急派陸師分三路進攻靖港，企圖挽回敗局。然「陸勇見水勇失利，心懷疑怯」，亦潰散而逃，「爭浮橋，橋以門扉、床板，人多橋壞，死者百餘人」。曾國藩見士卒反奔，親自仗劍督陣，並豎令旗於岸邊，上書「過旗者斬」。可是湘軍兵敗如山倒，士卒都從旗邊上繞道而奔。曾國藩又羞又憤，遂決定跳水自殺，一死了之。幕僚陳士傑、李元度見他支開隨從，神情有異，遂指使「小委員」章壽麟乘小船悄悄跟在他後面，以備不虞。曾國藩行至銅官渚，章壽麟見他跳水尋死，急忙搶救，將其背負船上，與陳、李一起勸回大營。曾國藩靖港大敗之後，受到長沙眾多官員的參劾。他悲觀到了極點，甚至密令弟弟曾國葆買來棺材，準備自殺以謝喪師敗北之罪。幸而湘軍悍將塔齊布率陸師於湘潭擊敗太平軍林紹璋部，獲得大勝，使得咸豐皇帝對湘軍刮目相看，救了曾國藩一命，也正由於此，曾國藩遂在湖南士紳官員中站穩了腳跟。

第二次，湖口慘敗。曾國藩從靖港逃回長沙之後，即進行嚴厲的整軍，將在戰鬥中潰散的營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僅留下敢戰之士，連他的弟弟曾國葆也在裁撤之列。長沙整軍使湘軍的戰鬥力大為提高。在經過添募新勇、修補戰船等一系列的休整、補充後，湘軍重新發動攻勢，經岳州城陵磯和武昌兩次大戰，給太平軍水師以毀滅性打擊並奪得上游重鎮武漢。咸豐帝被突如其來的勝利沖昏頭腦，賞給曾國藩兵部侍郎銜，並命令他迅速順流東下，進攻江西、安徽的太平軍。湘軍經過惡戰，亟需休整，但是在咸豐帝的嚴旨逼迫下，曾國藩只得硬著頭皮繼續進攻。田家鎮一戰，湘軍再給太平軍水師以重創，使其基本瓦解。湘軍陸師乘勝連陷湖北廣濟、黃梅，兵臨江西九江城下。太平軍方面，由於上游戰局惡化，石達開再度受命主持西征軍務，督師安慶，與猛將羅大綱共同指揮九江、湖口會戰。太平軍在九江、湖口防線深溝高壘，堅壁不出，使湘軍寸步難行。1854年12月8日，湘軍陸師進攻九江，拉開戰幕，但進攻多日沒能破城，形成相持狀態。

1855年1月3日，湘軍水師進抵湖口之八里江一帶，太平軍早已嚴陣以待。兩軍經連日作戰，均傷亡慘重。太平軍用於防守湖口的木簰水城被摧毀，石達開立即重築湖口防線，命人將大船鑿沈載江中，「實以砂石，僅西岸留一隘口，攔以篾纜」。但湘軍也被太平軍的「驚營」戰術弄得疲憊不堪，由驕而躁，急於求戰。不久，戰端重啟。29日，湘軍水師貿然衝擊湖口水卡，斬斷用以攔截湖口的竹篾纜繩，一百二十餘艘長龍、舢板等輕便船隻衝入鄱陽內湖，橫衝直撞，焚燬太平軍大量戰船。石達開抓住時機，令將士在湖口再行設卡築壘，修築兩座浮橋，橋下填上泥土，構築炮台，斷敵歸路，切斷內湖、外江湘軍水師之間的聯繫，準備各個擊破。同時，他出動小划20餘隻，圍攻外江湘軍快蟹大戰船。湘軍水師作戰，必須快蟹、長龍、舢板等大小戰船相互配合行動。快蟹、長龍火力猛，舢板機動性強，這樣大小相依，火力與機動性相結合，才使得湘軍水師戰鬥力較強。但是長龍、舢板既陷於內湖，「外江所存多笨重船隻，運掉不靈，如鳥去翼，如蟲去足，實覺無以自立」。快蟹大船無法應付太平軍機動靈活的小划襲擊戰術，敗退回九江大營。石達開決定乘勝對九江城外湘軍水師實施第二次打擊，以徹底解九江之圍。2月11日，石達開乘月黑無光、天色迷漫之際，命令三十餘隻裝滿引火之物的小划火攻湘軍水師，另派三十餘隻小划圍攻曾國藩的拖罟坐船，搜獲曾國藩的家書、奏章、地圖和咸豐帝給他的上諭。危急之中，曾國藩再次投水自殺，又被幕僚救起，「急掉小舟駛入羅澤南營」。他遙望江內水師紛紛潰散，念及自己慘淡經營數年的水師竟落得如此下場，既羞憤又心痛，欲倣傚春秋時晉國大將先軫的榜樣，策馬赴敵而死，慌得羅澤南、劉蓉緊緊抓住韁繩，眾幕僚寸步不離，經過好一番拉扯勸解才作罷。

第三次，困守南昌。太平軍自從九江、湖口大捷之後，主力乘勝直搗湘軍後方，力爭向上游進軍，收復武漢。湘軍另一頭子胡林翼這時署理湖北巡撫，要求曾國藩撤回在江西的湘軍主力，回救武漢。而曾國藩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害怕被政敵參劾，更害怕受清廷責難，堅持固守江西。他駐紮在南康府，與內湖水師相互依存，繼續指揮湘軍圍困九江，僅派遣悍將羅澤南迴救武漢。湘軍前期陸師的兩大將領分別是滿人塔齊布和漢人羅澤南。此時，塔齊布因久攻九江不下，已嘔血而死。羅澤南一走，曾國藩手上就沒有得力的將領了。這期間，他在江西主要依靠的是被困在南康的內湖水師和塔齊布的舊部（由塔的助手周鳳山統領）。1855年4月，太平軍三克武昌。在穩定了湖北的軍事形勢後，石達開便帶兵回到江西，乘羅澤南回援湖北之機，在江西展開強大攻勢。自1855年11月起，石達開聯絡廣東天地會起義軍，連下江西瑞州、臨江、袁州等府，並圍攻吉安府城。曾國藩只好從九江撤圍，調周鳳山部陸師駐紮在戰略要地樟樹鎮，以圖南下救援。但是曾國藩對能否解救吉安並沒有把握，而且又擔心省城南昌的安危，便命周鳳山在樟樹鎮堅守，以觀望形勢。石達開利用周鳳山軍舉棋不定的時機，於1856年2月攻克吉安，並乘勝攻破樟樹鎮湘軍大營。潰兵紛紛湧入南昌城，曾國藩也只好進入南昌城收拾殘局。

到1856年4月，西征太平軍佔領了江西13府中的8府46縣，曾國藩哀嘆說：「自鄂渚以南，達於梅嶺，賊蹤綿亙數百里，眾號數十萬。」為了挽救江西的危局，曾國藩急調在武昌城外攻堅的羅澤南回救。羅澤南為迅速攻破武昌城以回救其主子，加緊攻城，卻被太平軍擊傷致死。這樣，曾國藩所依靠的湘軍陸師兩大悍將雙雙斃命，處境愈加艱難。曾國藩困守南昌，文報不通，聯繫中斷，連送家書都不得不用隱語蠟丸，化裝潛行，即便如此，送信人往往還是被太平軍識破，被捕殺者達百人以上。曾國藩後來描寫當時的情形說：「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徬徨」，「方其戰爭之際，炮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群疑眾侮，積淚漲江，以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幾不能自克」。可見曾國藩當年的處境是何等狼狽。石達開在樟樹鎮擊敗周鳳山軍後，大可乘勝直搗南昌，活捉曾國藩。很可惜的是，正當曾國藩在南昌城內岌岌可危的時候，太平天國東王楊秀清將石達開調回天京參加攻破清軍江南大營的戰鬥，並帶走大批太平軍，使曾國藩得以死裡逃生。1857年3月，曾國藩接到其父的死訊，於是奏請回籍丁父憂，並且不待諭旨到來便委軍而去，離開江西回到老家，借此擺脫困境。

第四次，祁門被圍。1858年7月，曾國藩在家守制未滿，即奉清帝諭令再次出山，先後奉旨增援浙江、福建，將石達開驅入贛南、湘南，遠離主要戰場。8月，清廷應胡林翼疏請，詔曾國藩與胡林翼共圖安徽。曾國藩提出圖皖的戰略總方針：「……必先圍安慶以破陳逆之老巢，兼搗廬州，以攻陳逆之所必救。」根據這一「翦除枝葉，並搗老巢」的戰略總方針，曾國藩決定發動安慶會戰，與陳玉成決戰皖北，以奪取戰爭的主動權。為此，曾國藩制定了四路進兵的具體計畫，並始終貫徹執行之，甚至因不救蘇、常而受到清廷朝野上下責難也不為所動，終於在1860年6月將安慶嚴密包圍。為便於指揮，曾國藩將大營移至戰略位置十分重要的皖南祁門。太平軍方面，在二破清軍江南大營之後，領導者們即制定了分兵兩路合取武漢以解安慶之圍的計畫，稱為「二次西征」。根據這一軍事部署，太平軍決定兵分五路援贛，其中有一路便是攻打曾國藩的祁門大營。

1860年12月1日，李秀成帶2萬人「突由羊棧嶺竄入，圖解休寧之圍，斷鮑、張兩軍糧路」，但是被湘軍悍將鮑超、張運蘭擊敗，被迫退出羊棧嶺。李秀成的這一次進攻，對曾國藩震動極大，因為羊棧嶺距曾國藩祁門大營僅60餘里。祁門防守兵力單薄，他的身邊僅有三千餘人，而太平軍卻是人多勢眾。當時，曾國藩料定難以活命，連遺囑都寫好了，向弟弟曾國荃和曾國葆妥善安排了後事。然而，李秀成此次出兵的目的「並非欲爭此處，實上湖北招兵」，尤為重要的是，他對「二次西征」始終不感興趣，更多的是注意保存自身的實力，故而被擊敗後，便退出了羊棧嶺，致使進攻祁門的大好戰機喪失，使曾國藩絕處逢生，白撿一條性命。不過，曾國藩並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困境，太平軍在皖南的實力還是要優於湘軍。

1860年12月中旬，太平軍兵分三路再次向祁門地區發動進攻，曾國藩四面楚歌，又一次陷入驚恐之中。他在家書中說：「自十一月以來，奇險萬狀，風波迭起。文報不通者五日，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可見當時情況已十分危急。後來，曾國藩急調悍將鮑超救援，擊敗了太平軍，恢復了糧道，暫時渡過了危機。可是，此後不久卻又發生了更為嚴重的情況。1861年3月起，太平軍連續對祁門大營發起進攻，多次擊敗湘軍的抵抗，進至離祁門僅僅二十餘里的地方，又使得曾國藩文報不通，餉道中斷，陷入絕境。此時，他悲觀到了極點，在日記中寫道：「是以憂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殊不知生之可樂，死之可悲矣。」在給兒子曾紀澤的遺囑中寫有「此間局勢危急，恐難支持」、「目下值局勢萬緊之際，四面梗塞，接濟已斷，如此一挫，軍心尤為震動」、「爾等長大以後，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於見功，易於造孽，尤易於貽萬世口實。余久處行間，日日如坐針氈」。可見他當時的心情是何等灰暗，情緒是何等沮喪。恰在此時，湘軍另一首領左宗棠於江西景德鎮一帶大敗太平軍，威脅著圍祁門太平軍的後路，迫使其撤圍而去，曾國藩再一次撿回了性命。

至此，太平軍的五路援贛戰略計畫徹底破滅。自到祁門以來，曾國藩就沒有一天輕鬆過。一波三折的戰局使他恐懼不已，經常處於一日數驚的境地中。乘太平軍撤圍之機，他趕緊離開了祁門這一險地。1861年5月6日曾國藩從祁門出發，10日抵達東流，將大營設在靠江岸停泊的大船上，由水師護衛，這樣，就再也不用擔心會遭到太平軍的圍殲了。

這四次遇險沒有要了曾國藩的性命，卻使他最終得以指揮湘軍鎮壓了太平天國，建立「不世之功」。但是，同歷史上許多功臣一樣，「功高震主」的曾國藩也並沒有逃脫「兔死狗烹」的命運。從天京被攻下的那一天開始，清廷便積極對他進行打壓，提拔和扶植他的部下，使之與其地位相當，以便與他分庭抗禮，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最突出的一個例子便是曾國藩推行「防河」戰略圍剿捻軍遭到挫折後，清廷便以李鴻章取而代之，諭令他回兩江總督原任。而李鴻章接手「剿」捻事務後，仍舊推行曾國藩的「防河」戰略並取得成功。對於清廷的這種做法，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的情由。1868年9月，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1870年6月，著名的「天津教案」發生，天津的愛國群眾打死法國殖民者二十餘人，並焚燬了一些外國人的建築物。曾國藩在處理這次事件時對法國侵略者卑躬屈膝，以極為屈辱的條件接受了法國人的要求，極大地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和利益。一時間，斥責之聲充滿朝野，愛國官紳對他的痛罵不絕於耳，甚至有人當面把他比作秦檜，給他戴上了「賣國賊」的帽子。曾國藩在精神上受到極大的打擊。本來曾國藩的做法是秉承了清廷的旨意，但在全國輿論的強大壓力下，清廷不得不讓曾國藩做了替罪羊，而且，清廷借此機會再次對他進行打壓，又派李鴻章來接手「天津教案」。李鴻章對曾國藩先前處理的結果幾乎沒有大的變動，卻得到了清廷的肯定。1870年8月，清廷將曾國藩調回兩江總督原任。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在一片「千夫所指」中，死於兩江總督任上，時年6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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