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週總結｜

每到週六早上，我一個星期唯一可以吃可頌的早上，就覺得時間過得好快，好像上一次吃可頌、讀世界報不過昨天，但事實上眼前的報紙新聞內容是不同的事。

這個星期世界上發生了好多事情，這也跟每個星期一樣，讓人驚訝世界的改變。

本週我沒說的是，我看了ARTE電視台關於紅國領導人嘰嘰平的紀錄片，身邊不少法國朋友也看了，大家看完後只覺得恐怖，因為紅國將軍事基地擴展到非洲、南亞，在蒙古軍事基地建了一個台灣總統府做戰爭模擬。老外看了紅國的強大軍隊想到30年代的德國納粹，我想到秦始皇統一天下，這回紅國還真的要統一「天下」了。

我也看到了坎城影展最後一天加映香港紀錄片的事情，不意外，就說質疑、反對和抱怨請不要和法國爭第一。這個國家就是這樣，不喜歡被人家威脅恐嚇，還記得幾年前查理周報事件導致全法國的大遊行？他們就是高盧鐵公雞，有些人就是頂天立地不怕和紅國硬碰硬。當然，今天的週末版世界報是沒有報導的，反倒是報導了一部中國電影，所以我說「有些人」。

這個星期我也看到了當代藝術家Boltanski過世的新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是誰，這也是正常。我這麼多年來，在歐洲大大小小的美術館裡，不管是巴黎、倫敦、漢堡、巴塞隆納、威尼斯、阿姆斯特丹⋯⋯都遇到過Boltanski的作品，就算是度假時在亞維農的私人美術館裡也有他的作品。Boltanski對我來說就像是心裡深處的一個老朋友，只要在美術館裡看到讓我心裡感到害怕陰森的人像照片、燭台、檔案櫃、黑布⋯⋯等猶太象徵，大多是他的作品。在我所見過他的展覽中，威尼斯當代藝術雙年展是清淡小菜，到了龐畢度藝術中心個展則是極致，整個展間是被納粹屠殺的猶太人的紀念碑。不過我近年不想在某人過世的第一時間特別撰文，雖然世界報的app隨時都會傳送某某某去世的即時新聞，年紀大了，反芻較慢。

最後，這個星期還有在伊拉克發現了很多伊斯蘭國的犧牲者遺骸、黎巴嫩決定重新組織政府、中國開始收每公噸52,78人民幣的碳稅、德國水災造成81人死亡⋯⋯等等。唯一讓人欣慰的是，台灣感染人數降到個位數，還有我母親很勇敢的接種了疫苗而且目前沒什麼異樣。在這個紛亂的年代，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

下圖：今天是我們西班牙紅酒團的最後一天，如果要我最後再說點什麼，大概就是這瓶酒的CP值很高吧！雖然我不太愛用CP值當作購物的評斷與推薦，但用在這瓶酒身上倒是不差。亂世之中，只有小酌一杯能讓自己快樂了。

緬甸上週發生的政治局勢變化，讓不熟悉緬甸政治情勢的我們十分意外。本以為軍方與文官政府已經逐漸走向合作，將有機會讓民主體制在緬甸穩定下來，但事實並非如此。翁山蘇姬挾帶著國內外的支持聲量，在被釋放後成為緬甸民主體制的實質領導者，但是在前幾年軍方壓制羅興亞人的時候，翁山蘇姬選擇了與軍方合作而不是以西方社會認可她的人權立場來發聲。從那時候起，能夠觀察到緬甸的政治局勢還沒有完全掌握在民選文官政府中。因此，未來緬甸的政治情勢又再次陷入未知之中。這個未知處境，究竟有多少來自西方民主體制的問題？又有哪些是緬甸本身的特殊歷史脈絡影響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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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是各民族的聯邦國家。中文媒體常常用「中央政府」四個字，實際上是錯誤的。秦始皇之後的所謂中國人是無法理解聯邦的，他們只懂得中央（包括黨中央）。

緬甸議會的上院是民族院，這在全世界都是不多見的政治體制。按照英國人的統計，緬甸有135個民族。其中撣族群下面就有33個民族，欽族群下面有53個民族，不一一列舉。這個不難理解，中國民族最多的地方就是「西南」，而「西南」實則是亞洲的「東南」。緬甸和雲南在地理、文化和人種上幾乎很難分開，八旗即將出版一本《雲南的世界史》，屆時可以看看。

英國人和滿洲人一樣因俗而治，尊重地方既有的政治秩序，不搞什麼以華變夷。當然你自己願意改變是沒問題的，這也是英國治理緬甸期間，其境內的部分克倫族信奉基督教、親英抗日的原因。英國人撤退的故事通常被放在反帝反殖的解釋框架內，翁山蘇姬的父親因此被視為緬甸國父。但殖民主義和自由主義是一體兩面的。英國人留給多民族的緬甸一個聯邦政府的結構，這是一個從理論上講最好的、最適合緬甸的政治結構。它的本質換成東亞熟悉的說法，就是「五族共和」。當然緬甸是八大族群，是「八族共和」。帝國治下，八族相對平安無事。

1947年，帝國離開前主導的「彬龍會議」，以聯邦的形式把八族（撣邦和緬甸最大）整合為一個叫緬甸的國家，否則它可能變成八個國家──事實上，撣邦在此之前已經是國家，有自己的國旗和國歌，還有國慶日。只是加入緬甸聯邦後，它把自己的國慶日改為撣邦節。

所以說緬甸的政治問題主要是民族問題。各族都有自己的軍隊，比如克欽獨立軍、若開軍、克倫民族解放軍、南撣邦軍、德昂民族解放軍，不勝枚舉。東亞讀者可以像理解「北洋軍閥」一樣理解緬甸軍閥，只是北洋軍閥基本上沒有民族色彩。

目前的「緬甸軍政府」指的是聯邦軍政府。我們要理解到，緬甸四周山區裡，至今存在著民族主義軍閥的各族勢力，這恰恰是聯邦軍政府強勢存在的原因。我當然無意替軍政府辯護，我只是想表明，在緬甸佔七成的緬族人為主構成的軍政府，還未能實現他的「北伐」和「統一緬甸」，而最終控制和壓制其他「民族軍團」。緬甸軍政府和翁山蘇姬的合作，實際上是希望藉此解除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借著外力而「統一緬甸」。

但問題恰恰在於，緬甸的政體是聯邦制度，各民族有非常高的自治權，歷史上一度也有退出聯邦的權利。軍政府想推行「一統天下」，遇到的阻力必然大於蔣介石和毛澤東。緬甸聯邦維持得很辛苦，這個和政治德性的高低有關。在中國、印度和泰國包圍下的緬甸，如果分散成個民族小國，必然被周圍國家蠶食鯨吞。撣邦裡的撣族是什麼人？是泰國的泰族。克欽族是什麼人？是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羅興亞人是什麼人？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孟加拉人。所以緬甸一定要聯邦整合。然而，如何維護聯邦的精神？緬族人可以壓迫其他七大族群嗎？這就要看政治德性了，難啊難。

翁山蘇姬和軍政府的衝突，其實是表面的形式。假設讓翁山蘇姬完全執政、軍人完全服從她的文官政府，而緬甸也修改憲法，規定外國人的母親可以做緬甸總統，請問翁山蘇姬有可能處理好緬甸複雜的民族聯邦問題嗎？我覺得非常難。以上描述是粗線條的，細節遠比我說的更為複雜。如果你是專家，歡迎提供更多觀點！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41/article/10469?utm_source=fb_kol&utm_medium=affiliate&utm_campaign=fb_kol-affiliate_liao&fbclid=IwAR2pWjoiVHxvIp8lRZKpr4D1czyDiI06-n-slKl8KORlkHkA5ClUzxSYpj8

余杰的序
新書在書展已有售

余杰：反共是常識，反統是決斷
序盧斯達《我迷失在這場殖民遊戲》

十多年前，有一次我跟劉曉波談到中國民主運動“道阻且長”，有不少當年的參與者變臉脫隊，甚至走上反方向。劉曉波説，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一步都不能少”，少向前走一步，或錯過某個重大事件，或未能與某個新的思潮契合，就有可能從先行者變成攔路石。我對此心有戚戚焉：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如此，一九九七年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也是如此。

香港有兩件個案最能說明此一問題：民主黨年輕一代議員許智峯因不堪保安局行政主任在議會內監控議員出入，憤而搶去其手機，被政府建制派聯手狙擊，誓要褫奪議員資格。數以千計的香港市民發表聯署信支持許：“對於近日的手機事件，源頭是政府舖天蓋地監視議員，干擾立法會運作，做法不能接受，引起許智峯議員作出是次行動。許已就事件致歉，並願意承擔責任。……我們呼籲所有立法會議員，尊重選民，勿因黨派利益任意取消個別議員的資格。”然而，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在媒體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譴責許智峯，“既不適合留在民主黨，也不適合繼續做議員”。

劉彗卿忘記當年她遭到共產黨宣傳機構圍剿的經歷，如今卻要拿許智峯的人頭給北大人當投名狀。有香港媒體人忍無可忍地反駁説：“一件趕蒼蠅的小事竟都可以發大到好似姦淫擄掠般的十惡不赦。……眾多的荒謬之中，民主黨的荒謬最令人側目，一個壞孩子以身犯險，即使做了蠢事，即使徒勞，也起碼顯示了反抗的意志，同屬隊友的民主黨，不去利用這辛苦掙回來的罪證，完全沒有化危為機的企圖，卻竟先下手為強，先把他活活打死，以為這就可以堵住了敵人的口，最後還好意思叫這危機管理，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另一件事是：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因參與旺角騷亂案，被香港法院裁定暴動罪成。其辯護律師蔡維邦在法庭上動情地說，九七年之後民主倒退，他自己這代人甚麼也沒做過，只為自己的事業和家庭努力，到現時事業有成，貪圖逸樂，反而怪責年青人「搞亂」香港，對此深感慚愧。民主派律師吳靄儀在一封求情信中指出，梁天琦是她從政三十年見過最優秀的政治人才，有深刻的理性分析，熾熱追求理想，亦有自我反省、敢於承認，不迴避過失責任。梁天琦以一名大學生的熱誠去找尋香港的出路，同齡人面對的未來是賺錢、買樓、買車、結婚，但梁天琦要面對的是「自由的喪失、黃金歲月的白白流逝」。讓人莫名驚詫的是，曾被中共錯誤地當作“港獨教父”猛烈批判的“城邦論者”陳雲，此時此刻卻往梁天琦背後插刀，在社交媒體上以教主身份居高臨下地對梁天琦判罪：“梁天琦真正犯的罪，是出賣香港前途的道德上的罪。他一手破壞了永續基本法的選舉議程，令香港前途斷送，港人從此陷入黑暗。香港建國之後，再來審理。”

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年”，劉慧卿和陳雲的言行讓人大搖其頭：那些曾經年輕、曾經激情、曾經純真的人物，如果不能勇於“以今日之我挑戰昨日自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轉瞬之間就會在“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政治和思想場域中不光彩地退場。並不是所有號稱“反共”的人都是朋友，“反共”只是一條最低的底線和一個不假思索的常識；在今天的中國、香港、台灣乃至整個華語世界，僅有“反共”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反統”之決斷，以批判中國文化和解構中國為最高目標。在這一點上，奮筆疾書反抗“左膠”和“大中華膠”的香港年輕一代評論人盧斯達，可謂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左膠迷途不知返，反抗“中帝”正當其時

文革結束之後，作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核心價值”之一的“反對帝國主義”口號，很少出現在中共官方宣傳之中。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急急忙忙地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來掩飾其殺人罪行；一九九二年，卻急病亂投醫地又發表“南巡講話”，與國際資本打得火熱。

在港台及海外華人世界，左派的“反帝”思潮卻一直揮之不去。反帝的台灣作家陳映真晚年成了釣魚臺國賓館中圈養的寵物，卻從不面對中國本身是劣質資本主義血汗工廠的事實；反帝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穿著格瓦拉的T恤大呼小叫，卻對年輕人香港獨立的訴求嗤之以鼻。這些貌似進步的人物，一邊追求平等和正義的抽象理念，一邊又維護大中國的美好想像。

“反帝保華”是當年義和團“扶清滅洋”口號的翻版，“只反共產黨，不反大中國”是清末革命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的翻版。不反共的左膠認為，中國的不公不義都是國際資本主義的禍害，去除國際資本主義就能救中國；而反共的左膠則認為，共產黨雖然不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滿人，卻是信奉馬列主義的“黃俄”，只要趕走馬列這一“外來邪教”，中國就能恢復“天朝上國”的榮耀。而大部分左膠都認為，民主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只要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香港和台灣就會心甘情願地融入大中華。

然而，盧斯達冷靜地指出：“中國文化早就有帝國主義，中國從古到今都是帝國主義，沒有一天不是帝國主義。十九至二十世紀的那一段，其實中國都是帝國主義，只因為實力不足，而潛心等待。在帝國主義的建設路上，中國是西方的前輩，早就在終點線等待他們。在羅馬共和國未形成之前，秦始皇已經「南征百越」，之後不同君主的侵略行動，一直受到後世儒生之文飾。左宗棠、王震在新彊的種族屠殺，國民黨之屠「皇民」，亦自不用言。”換言之，如果只是反對共產黨，而不去除兩千年一以貫之的大中國情結，民主化之後的中國會像俄羅斯一樣，對車臣、喬治亞、烏克蘭發動殘酷而骯髒的戰爭。

習近平上台前，訪問墨西哥時，粗魯無文地説，中國並未“輸出革命”，西方也不該對中國“說三道四”，好像他要關起門來當土皇帝一樣。習近平上台之後，承諾“不稱霸”的中國卻急不可待地向外輸出“中國式病毒”，盧斯達指出：“中國人作為一個團結的整體，雖然經常抗議外國干預其內政，但中國又同時經常用自己的禁忌規範(或化身成「傷害人民感情」一說)，去干預別人的內政甚至價值觀。”中國強迫全球航空公司將“台灣”改為“中國台灣”，強迫奔馳公司撤下達賴喇嘛的人生格言，強迫美國服裝品牌GAP和日本服裝品牌無印良品撤回“台灣製造”的標籤及更改不含台灣的中國地圖，如此咄咄逼人，如此窮凶極惡，難怪被白宮發言人稱之為“歐威爾式的胡言亂語”。

“中國式的道歉”為何流行？用盧斯達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崛起之後，世界「中國化」。中國的禁忌和好喜，以主流國際社會規則作為掩護，以市場作為媒界，擴張到世界，搞到人人被迫遵守。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方式，好像就只能圍繞著中國自己的禁忌，佐以暴躁的群眾，最後以外國的退讓終結。……中國得以用主權國家的無上權威，將各種問題「內部事務化」，以阻止他人介入，但又同時以狂躁和海量的「民族民意」，脅迫他國在國際事務讓步；得到「主權國家」免死金牌的中國，卻又無意涉獵及採用一點「國際社會」發展出來的中心思想或核心價值。”在香港的有關評論中，這是對“中華帝國主義”最為清醒的認識和最為深刻的剖析。“中華帝國主義”比王朝和黨派的壽命都更長：中華民國取代大清王朝，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但“中華帝國主義”一成不變。

“民主中國”水月鏡花，“解構中國”迫在眉睫

共產黨不是一塊“飛來石”，馬列主義也不單單是一種“外來邪教”，與馬列主義相結合的乃是如假包換的“中國國情”，在這一點上，中共的說法一點都不誇張。

中共奪取天下，除了倚靠武力之外，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認識到這一點的人並不多。很多厭惡中共的人士將中共描述得一團漆黑、一無是處、民心盡失、崩潰在即，中共卻在六四屠殺之後三十年一直活得好好的。中共的統治不僅僅靠刺刀——沒有任何一個政權的統治可以坐在刺刀上完成。即便今天中國開放直選總統，即便劉曉波還在世並與習近平展開競選，我相信投票給習近平的人一定比投票給劉曉波的人更多，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在香港也一樣，即便香港有了雙普選，泛民就能佔據多數議席並推出有把握勝選的特首候選人嗎？結果如何，我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對於中共是否“得民心”，我曾經與某位民主運動前輩有過一番爭論。那位前輩認為，共產黨從未得過民心；我卻認為，共產黨不僅僅依靠暴力統治，當年歡迎共產黨入城的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是多數，幾年前熱淚盈眶地觀看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中國人也是多數，一直支持鐵腕統治西藏、新疆和香港以及用武力“收回”台灣的中國人也是多數。把中共與中國一刀兩斷的敘事策略是自欺欺人，反對中共而不反對中共孕育生長的土壤，只能事倍功半、竹籃打水一場空。

比反共更艱鉅的工作是解構中國、打破中國文化之醬缸，像明治維新時的日本那樣斷然“脫亞入歐美”。對此，盧斯達指出：“中國向來不是法國大革命以後講求一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部落、種姓風格的社會。中央剝削地方，高種姓一層剝削一層下層種姓，孔子以來的學說被視為維持社會和平的必要手段，而二千年來基本不受質疑。朝廷裡的省籍情結，到現代中國的戶籍制度，都是中華種姓的延續。”在面對大中華主義打壓時，港台形成了某種“命運共同體”之關係，盧斯達作為香港人，當然首先關心香港議題，但他也以香港的切身體驗忠告台灣的統派和中立派：“問題從來不是台灣人實際上是抵抗中國，還是順從中國，而是台灣對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異質子集，從來是信不過的潛在敵人。就算台灣人今天無血開城，恭迎中國軍隊入城，台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省，也不能改變自己在中華定義下的低賤屬性。”在中原士大夫眼中，台灣人是不可救藥的皇民和蠻夷，香港人則是英帝國的臣民。

大一統跟民主自由價值格格不入。中國非得解體，人們才能自由生活。中國的存在必然帶來地域和省籍歧視，盧斯達評論説：“有些人永遠不能進入「中國人」這個子集之中，他永遠不是「純正」的中國人。例如廣東人就從來極少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系統，統治廣東人的中共官員大多數都不是廣東人。”廣東人西化得最嚴重，所以不受信任。反之，孔孟之鄉的山東人“最中國”，也“最中共”。在中共十九大上，山東籍中央委員數量最多，占總數二百零四個名額中的三十個，高達百分之十五，是每個省平均數得四倍。在地方大員中，山東的名額也最多，共有八人。其次是浙江省，中央委員占總名額中的十三人，地方大員共有四人，兩者都不足山東的一半。這是耐人尋味的、關於籍貫和省籍的“微觀政治學”。如果中國解體，四川人管理四川，廣東人管理廣東，就不會出現這種“高等中國人”對“低端中國人”的統治及歧視了。

香港獨立是香港惟一的生路

支聯會“愛國愛港”的口號早已不合時宜，陳雲“香港城邦國”的論述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如果説台獨思潮肇始於二二八屠殺，那麽台獨真正成為大部分台灣人的共識是在六十多年後的太陽花運動；同樣，如果説港獨的思潮肇始於雨傘革命，那麽港獨要成為大部分香港人的共識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但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已轉向本土、在地、獨立。國民黨是台獨的推手，共產黨則是港獨的推手。

中港矛盾不單單是政治制度的差異，更是文明的衝突，或者更準確地説，是文明與野蠻的對立。難怪香港人那麽在意中國遊客在香港隨地大小便的問題，這個問題即便在中共垮臺後也會長期存在。盧斯達發現，很多時候，人類文明是逆向傳播的，並非優勝劣汰，而是反向淘汰：“在香港，我見到一班很優雅、很天真又很高傲的香港人，如何被窮山惡水出來，因而野心勃勃的中國人玩弄到體無完膚。不只是港英一代菁英被中共愚弄，就算是平民之間也是。中國遊客在香港總是氣焰衝天，佔盡所有人的便宜，還有「左翼人士」保駕護航。”一九九七年之後，隨著大量中國人湧入香港（其中，小部分是中共刻意安排的、為香港“換血”的“五毛黨”，大部分是一心過“好日子”的普通移民），其結果造成香港日漸沉淪。這不是左膠們痛恨的“種族歧視”的觀點，而是活生生的現實，這個現實在中國移民湧入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西方國家亦隨處可見——中國大媽的廣場舞讓你無處躲避。

香港沒有能力改變中國，香港太小、太弱，“建設民主中國”不應該是港人的奮鬥目標；香港改變中國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爭取自己的自由與獨立，像台灣那樣建立一個典範的“華人民主國”。所以，即便每年紀念六四的香港人越來越少，即便香港年輕一代對六四“無感”，也不必大驚小怪、痛心疾首。香港人有權利選擇自己關注並獻身的首要議題。

有人批評盧斯達等本土派、港獨派太過激進，也有人希望傳統泛民陣營與本土派完成某種“整合”、像共產黨那樣建立“統一戰線”。某些聲稱“以大局為重”、“反共優先”的人士更批評盧斯達對泛民的非議是“破壞團結”、“熱衷內鬥”。我不認同此種看法。我相信，我與盧斯達都贊同這樣的看法：不是所有反共的人都是朋友，那些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共的人，即便不是敵人，也不能以朋友視之。左膠和大中華膠一旦掌握權力，未必比共產黨更寬容和仁慈。我們的目標不單單是反共，反共只是其中的“中間階段”，我們的終極願景是自由、民主和獨立。

盧斯達對當下香港民主派陣營並不看好，他期待被自由價值洗滌之後的真民主派的出現：“等香港的主體人民都認清了自己命中注定就是廣義的港獨份子，到時才會有真正意義的民主派。畢竟在立場上反對獨立的，其實只是否定人生而自由的信條，這種「民主派」只是中港之間特定時空、過渡狀體之下的畸型產物，一點也不「普世」。我期待香港有一天「跟世界接軌」，出現第一代貨真價實的民主派。”這正是盧斯達的可貴之處：作為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生的年輕一代港人的“第一健筆”，盧斯達比老一輩的李怡、董橋、陶傑更為放言無忌，具有劉曉波式的“理論的徹底性”，他直言不諱地“反中”、“反統”並逐漸形成了丰滿的“港獨”論述。當年，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等人等文章成為美國獨立和美國憲法的精神基礎；如今，盧斯達和他的同仁們的港獨論述也必將成為香港版的《聯邦黨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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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會在書展釀字工房攤位(綜合書刊館1A-D40)有售，簽書會在星期五晚上七點、星期六晚上九點

圖片來源：國度復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