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正在建设的三环路
2020年6月20日

作为第三条“一带一路”项目一部分的新天桥将在首都第八桥Por Sen Chey区的双赢大道与4号国道的交叉处进行施工。

实际上，经济和财政部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于2018年7月签署了在中国建设价值2.59亿美元的三环路的项目。

这条三环路是一条四车道的公路，总长47.6公里，总宽25米，根据交通运输部之间的建设合同，将由4、3、2和1号国道连接。 中国上海市公共工程运输建设公司。

第三环路建设开始后，房地产价格也上涨，使得第三城市环路地区的房地产如此强劲，以致沿途的土地价格急剧上涨。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该地区开展业务，特别是在三环路经过的主要地区，三环路的房地产价格将会好得多。 所有这些都应转弯，因为这条道路将穿过3号国道，2号国道和21号国道，并具有较长的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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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前在大理電視台的事，被周雲蓬寫出來了！

周云蓬专栏 | 向阳光灿烂处迁徙
2014-04-24 外滩画报

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向大理汇集

在大理坐在露台上，左手一杯普洱，右手一杯木瓜酒，前有洱海拦路，后有苍山阻截，阳光尽情倾泻到你一个人身上，心肝肺被洗得金灿灿的，没有一丝阴影。

在大理坐在露台上，左手一杯普洱，右手一杯木瓜酒，前有洱海拦路，后有苍山阻截，阳光尽情倾泻到你一个人身上，心肝肺被洗得金灿灿的，没有一丝阴影。这时你上网看到北京又是重度污染，请你一定要克制，克制你的幸福感，不然命运会报复的。

当雾霾像牛皮癣一样在天空中不断地扩大，水污染空气污染从北到南，更多的想安度晚年的人想偶尔洗洗肺的人纷纷逃到大理。我所租住的小区前些年房价低廉，无人问津，晚上黑咕隆咚的一星灯火都没有，现在一夜之间房子都已售罄，而且每平米房价飙升到万元左右。

小区里其实还是居住者寥寥，大多数人奋斗在北上广，在大理买了房子也无时间消受，只是偶尔在雾霾中想到自己在大理还有一套空房子，此刻阳光明媚，心里也会忽明忽暗地有了些希望。

艺术家们有着狗一样的嗅觉，对环境的好坏最为敏感。很多我当年在圆明园的朋友、宋庄的朋友以及树村的朋友，失散多年，常在大理街头突然地遭遇，见面通常会惊喜地询问：你也来大理了！因此大理的艺术家兵种海陆空日趋齐备。

走在人民路上，不经意间看到穿着朴素的舌头乐队主唱吴吞走上来，后面是雄赳赳气昂昂的乐队成员，他们要去山上排练了。

在“读诗吧”门口，作家野夫坐在小板凳上正在帮读者签名。导演张杨接他的一儿一女从幼儿园回家了。当年叱咤在北京美术馆门口的流浪歌手老杨一每天上午带领四十个孩子吟唱《归去来兮辞》。雾霾漫天胡不归？人生一世不就是图个好风好水好日头，再成功再有钱，癌症面前也是人人平等。

前面我说过要克制嘛，躲在被窝里偷乐，那是幸福的长久之道，老一代的移民很懂这些。十年前，他们闷着头坐在人民路边喝茶，小声聊天。一年几百块钱租个花园一样的大院子，见到北上广来的朋友就一脸苦相，好像一个被大都市淘汰的流放者。那时的大理宁静淡泊，整个一个“日暮倚修竹”的空谷佳人。

现在的大理人爱显摆了，发微博发微信晒照片：天堂啊、净土啊，好词一筐一筐地倒出来。导致人民路夜晚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男绿女挤成堆，两边门面房的租金也蹭蹭地涨。那些想一边做梦一边开个小店铺，够了一天的吃穿就打烊的文艺小老板们灰溜溜地关门转让，取代他们的是越来越多的翡翠玛瑙店、大中华麻辣烫。

我的朋友夫妻俩苦苦支撑着一个小的民营书店“海豚阿德”，卖的都是木心、卡佛和各种诗集，每天的收入还没有门前卖唱的挣得多。假设大理一家书店都开不成了，那就真正沦落为丽江第二了。

我认识一个当地的白族司机，经常跟他聊天，他坦言：这几年外来人越来越多，当然更容易赚钱了，可是也有很多不方便，比方说晚上酒吧狂欢到半夜，吵得睡不好觉；街边摆摊的人密密麻麻，出入不便；物价上涨得他们也吃不消。

我们心目中勤劳善良的白族人也并非总是温文尔雅。有好几起房东与租房者的纠纷案，有的菜刀相向，有的闹上法庭。过去租一个花园一样的大院子很便宜，所以人们一租就是十年二十年，想在这里生活大半辈子，把自己的积蓄都投入在装修改建中。

现在有钱的炒院子的人来了，一大笔钱咣当摔在房东面前，不由得他不动心，然后就是毁约啊，装作不懂法，找来当地的三亲六故群起而攻之。我有个有经验的朋友，签租房合同的时候根本不写法律条款、诉讼赔偿，直接一条：谁先毁约谁全家死光光。

大理民间各种宗教依旧深入人心，这种冥冥中的诅咒可能比法律更有约束力。还有一个狠人，房东率领家族想驱逐他的时候，他在网上下载了一个癌症晚期的假病例，打印好了，拿给房东看，目光落寞地解说：我只有半年生命了，反正早死晚死都一样，这时候如果有人要逼我，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房东吓得一连声道歉：您接着住，住多久都可以。半年之后房东眼中的他每顿能吃一斤包子，感觉要起死回生。

也许这才是真实的大理，就像梦幻泡影般的爱情落实成了锅碗瓢盆的婚姻，大理不可能遗世独立于大环境之外。

我们这些外来的植物，正想办法与土生土长的花花草草尽可能地和谐相处。很多人在这里生儿育女了，孩子在幼儿园跟当地孩子玩在一起，还学会了说大理话。今年春节，大理市长来到古城请外来艺术家代表吃了一顿团结的年夜饭。

三月，诗歌界的武林大会“天问诗歌节”落户在大理，主办者是诗人潘洗尘，东道主还有作家野夫，画家叶永青，众多诗人云集响应，林莽、李亚伟、雷平阳、蓝蓝、陈东东、车前子、庞培等诗人或者朗诵或者研讨，弄得三月的大理诗意飘香。

最后一个节目是诗人们与大理电视台合作的诗歌晚会。诗人们多江湖气，自由散漫惯了，电视台多的是庙堂之上的自身优越感，所以是狗咬刺猬两下怕。

彩排的时候时间拖了很久，诗人们开始觉得不好玩了，发牢骚，出去抽烟，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也小声嘟囔着：“也就是地方电视台，要是中央台拍，不也都得等着。”逗得我晚上唱《送别》的时候差点笑场，悲欣交集啊！

周云蓬：民谣歌手、作家。出版专辑《中国孩子》、《牛羊下山》等，诗文集《春天责备》等。

特写与调查
路透社：中国劳工机构面临空前压力

2015年1月22日

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主任曾飞洋（Alexandra Harney / 路透社）

本文根据路透社稿件 China labor activists say facing unprecedented intimidation 翻译，作者 Alexandra Harney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劳资纠纷也越来越多，许多劳工机构表示，在过去一年里他们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的压力——而他们预计今年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在中国沿海的省份广东省，经济增长的放缓和用人成本的增加让许多工厂不得不关厂或是迁往内陆省份，而这些厂在关厂和搬厂时候常常没有给工人合理的赔偿。

根据位于香港的劳工权利机构中国劳工通讯记录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的罢工数量达到2013年的两倍多——从656起增加到1378起。而2014年4月中国发生了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阿迪达斯、耐克的供货商裕元鞋业约4万名员工为争取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而进行的大罢工。

这些罢工行动给像曾飞洋、张治儒这样的劳工维权人士增加了工作，而像微信、QQ、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在中国的普及，也让工人维权行动的消息更易于扩散。

而这也让劳工维权人士和警方的关系时常出现摩擦。当地官员将罢工视为影响社会稳定，而投资者们则认为工人权利是对他们腰包的威胁。

在近二十年中，作为中国最出色的劳工维权人士之一，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对警方的骚扰并不感到陌生。但是上个月他第一次在没有被指控任何罪名的情况下，被警察带去派出所羁押了一夜。而从去年9月起，他也两次被迫在有警察看守的宾馆中过夜。

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主任张治儒
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主任张治儒

而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主任张治儒则称，去年被警察盘的次数已经多到他数不清了。

在过去一年中他被迫13此搬迁。他说，警察告诉他的房东们，他是一个有政治问题的租客。

而受访的其他劳工维权人士几乎有着同样的遭遇。

“去年面临的打压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经历了最艰难的一年，”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工人培训部主任陈辉海说。“而2015年的情况可能更糟。”

广州和深圳的警方并未对此作出任何评论。

除了面临来自警方的压力，曾飞洋和张治儒还告诉了记者他们因为介入工人维权运动而面临的其他压力。

2014年12月26日上午，四个男人来到曾飞洋的办公室，称他欠钱不还。其中的两人对他进行了推搡和殴打，曾飞洋的眼镜被打坏，腿部和背部也被打伤。

去年秋天，张治儒的车被泼汽油、后窗也被打碎。

虽然他们曾向警方报案，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破案，他们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案件的解释。张治儒则称警方连基本的调查都没有。而警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收紧境外资金

据劳工维权人士称，警方尤其关心劳工组织是否是接受境外资金资助。

“警察经常来拜访我们，而他们最主要就是反对我们接受境外资金，”一位要求匿名的北京在行动国际文化中心的职员说。而在警方的压力之下，该组织不得不停止了他们在许多劳工维权方面的工作。

张治儒负责的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也声称将不再接受境外资金。在警方的压力下，从去年10月开始曾飞洋已经停止接收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资金。

曾飞洋说，他现在是靠从一个朋友那里借钱来维持组织的基本运作，直到找到新的资助方。

随着官方对劳工NGO的打压加剧，这些劳工NGO常常会建议工人们去找官方工会求助。中华全国总工会——这个中国唯一合法的工会组织到目前为止仍在大多数劳资关系中扮演局外人的角色。

根据今年一月开始施行的《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规定，工人进行集体谈判时的的首席谈判代表必须是工会的主席。

深圳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李莹说，工会一直以来都在为工人最大程度的争取权益。但是劳工维权人士却质疑这个经常站在管理层和政府一方的共产党机构是否真的能在劳资纠纷中赢得工人们的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还是经常会找像曾飞洋这样的劳工维权人士寻求帮助。

尽管曾飞洋很担心他的工作会对他的妻子和只有10岁的孩子造成影响，但他称自己仍没有被吓倒。

“就算他们将我送进监狱，我也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