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跟中國在21世紀的霸權對抗，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美國取得最終的全面利益，而美國在地球上則會更為強大，在人類史上的不同時代和地區，強權的形成需要適合該時代的制度（憲政、社會潮流、金融）和資源（人力、技術、天然資源）能完全整合，還要在對的時空背景，才能讓強權崛起，而強權要一直維持下去，需要事先預判下一個人類社會的高強度競爭條件，持續維持具備所有條件，才不會被後輩超越，這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

那為何21世紀美國戰勝中國，繼續維持世界第一的機率非常高呢？

因為美國在各領域持續保有國際等級的高強度競爭，競爭是物種進步的重要動力，強權的更迭原理也是如此，當英國和歐洲地區邁入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工業革命時代，歐洲地區的帝國管理制度、科學技術、工業發展，搭配金融與法律兩領域的不斷創新，資本主義成為帶動歐洲全面大躍進的最強武器，資本主義推動歐洲成為全球競爭力最強的地區，歐洲諸國都想要戰勝對方，擴大殖民地的經營和掠奪，賺大錢發大財，高度競爭的結果，航海科學化、船艦科學武裝、增強對每個大陸的動植物與人文知識，大幅提升殖民地農業和貿易的效率，維持強大的國防武力，保護各航線可以收保護費，金融技術擴大資本市場的金流供給，大幅壓低融資借貸成本，改革法令，解放新技術和引入新觀念，全世界當時最強的人才和技術，許多領域的菁英聚集在歐洲，歐洲自然強權一個個的誕生。

要讓整個社會達到高度競爭力的狀態，當時歐洲諸國在傳承知識、文化、經驗、技術的過程，可以說是人類文明進步最快的歷程，透過不斷的失敗、思想批判、學院制度、研發和研究獎勵、美學培養，新人前仆後繼的踩在前人的經驗上，讓整個社會的價值觀與思考方式不斷翻新，在歐洲發表論文和學說，科學家和思想家可以發大財，成為研究院德高望重的教授，而且科學、思想、哲學、文學、金融、法律、數學等各領域都有機會讓人才晉升上流社會和取得財富，歐洲對知識和技術的批判、保護和傳承，建立了很完善的系統，還有條約與著作權可以保障技術人才的知識財產。

而這些優勢在大中華地區，完全不存在，不要說人文和美學，就算是可以最直接挹注國力提升的科學，在大中華地區也不易傳承，大中華地區可以有少數人發現新知識或設計出新發明，像是勾股弦定理、圓周率、指南車、火藥、印刷術、都江堰等，但這些都是偶然出現的工程或發明，而不是科學，科舉制度讓文人加官晉爵，但那對於化學、物理、數學的發展非常有限，而且那些新發明，也僅流於個人成就，沒有智慧財產權保障和促使專人繼續研發下去，後繼無人，但是在歐洲，透過不斷的公開質疑和批判，從科學、憲政、藝術、金融到人文領域，樹枝狀的蓬勃發展，大量的資本和社會榮耀支持人們不斷創新，直到美國取代歐洲，成為更適合技術和創新的社會，美國和歐洲強權的勢力也更迭了。

即使到了21世紀，中國社會仍然無法產生一個利於社會大眾質疑與批判的自由思想環境，中國社會沒有政治、法律去保護質疑者和創作者，甚至連批判和質疑都可能損失人身自由，中國可以執行很多艱難或罕見的工程，但是這些都是建立在，日本和西方國家早已研發的或建立的理論基礎與技術，中國只能模仿或加以改良，中國社會無法建立歐美那種數百年的知識和學術傳承架構，因為關於知識的思辨、批判、集體進步、推翻、挑戰，中國社會無法「自由」的達成。

美國的整體國力在20世紀超越了歐洲，因素很多，但是關於讓技術、發明者、設計者在努力且成功後能有更優渥的報酬，美國比19世紀的歐洲做得更好，美國的商業和行銷整合能力，加上美國的金融工具與股權制度，讓美國社會和全球更願意以資本和商業合作來間接和直接提供創作者更好的利潤，美國在科技、軍事、運動、電影、商業、管理、金融、法律、外交、工業、航空等各種領域，在全球都是數一數二的頂尖位置，美國社會早已把強者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概念結合成高度資本主義的強者社會意識，只要你肯拚，有能力，不管你是畫家、歷史學家、科學家、交易員、賽車手、音樂家、建築師、技術人員、運動員、船長、廚師等，只要你是每一個領域的強者，美國社會都會引導你能拿到高薪，用商業廣告與高資本化的方式，讓財富湧向各個產業的頂尖人員。

美國真正強大的不是科技，而是價值觀和思考方式不斷變革的文化，那對於對個體成長幫助有限，但是對集體進步就非常有幫助，民主國家的優勢在於，國家決策的權力是分散的，例如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國家發展長遠的決策，不能只靠領導人來獨自決斷，因為再怎麼強的人，也無法處理那麼龐大的資訊和其連動關係，而且那還涉及非常多領域的專業技術或知識，絕不是少數人所能達成，美國的政府決策，必須納入廣大的民間團體、專業顧問、各部門的評估和配合，前述所提到的各領域頂尖人員是直接或間接參與決策和貢獻自己的意見，這讓美國的執政黨和國會，可以用更宏觀的外交和戰略思維去歸納國家發展方向，而不是只靠總統來寡斷。

但是中國社會無法建立美國那樣的群眾決策平台，大中華地區，明朝實施海禁，清朝箝制思想，中國壓制異議，其實本質是相同的，帝國統治者始終希望根除威脅統治的起源，中國統治者只希望中國社會可以太平發展，鞏固政權，社會思想的批判、議論、共決、進步，那根本不重要，甚至那些在未來某一天可能發展成為不可控制的異議群體，例如法輪功和基督教團體，中國政府會希望完全根除，而且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人，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的社會團體或領頭羊，全部都予以封殺，因為這都是危害統治者的潛在風險。

當世界上某個地區，可以匯聚大量優秀人才和技術，而且社會和法律制度可以保障各種意見與觀點，甚至讓人們認知，獻出良策和技術，就有機會獲得實質的回報，如同資本主義推動社會每個人努力工作那樣，社會各領域的人才，為了自己，同時也為自己的國家奮鬥，這個國家自然會長期維持高度競爭力，羅馬帝國、秦朝、蘇維埃俄國、元帝國、清朝、西班牙王朝、大英帝國，這些歷史上的強權，以既有的優勢，面對社會結構的時代變動，終究還是遭到淘汰，但是近百年來的美國社會則是不同的，美國社會的多元思想不斷的演化和蛻變，美國的社會和商業制度，甚至會把挑戰美國的外國潛能者內化為自己的陣營，透過不斷的競爭和挑戰，美國保持全球最高度的整體國力競爭力，雖然GDP差距可能一時會縮小，但時間越長，美國和世界其他經濟的整體國力差距較高機率只會擴大。

【盧斯達：天真爛漫的白人公知，令我們忘記「民主就是要排外」】

武漢病毒全球化，考慮全球人類智力和思想靈敏度。到目前為止，不能通過考驗的人很多，特別是「公共知識份子」。

女性主義者 Judith Butler 批評美國抗疫政策「美國人優先」，批評封關政策歧視排外。歸結到最後，就是要提防「民族主義」，聲稱在疫情更要擁抱「人人平等」的理想。

由仆街宣講真理

中國先輸出病毒，繼而無證據散播「美國軍人源頭論」，要美國「給中國一個交代」；特朗普回擊直指這是「中國病毒」，「因為人人都知道它來自哪裡」。特朗普是仆街、老粗、自私自利、二世祖，但整個白人自由世界，只有他敢高調說一句常識：是中國帶來病毒，是中國人隱瞞、操弄世衛，令全球錯失良機而冚家富貴。

全球高尚者那麼多，最後卻要由一個仆街宣講真理。這是西方的恥辱。億萬白人，竟無一人是男兒。他們不敢向病毒源頭問責，不反對中國的流氓外交，反而究責其他受害國家排外、歧視。他們安全批判「中國病毒」之說屬種族歧視，卻不追究中國用殺人、活埋、剝奪人權的方法抗疫，造成大量不正常失蹤和死亡。一些白左是有心附和中國的國家敘事反擊戰，協助中國由禍害全球的加害者，華麗轉身為國際社會領導者，例如找意大利人聲稱病毒「有可能」在北意大利先於中國爆發。一些西人則害怕說真話，會遭受中國的人民戰爭式外交攻擊，包括學院封殺、禁止學術訪問、損害出版機會、指控「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等等的道德情緒勒索。

武漢病毒成為白人金玉滿堂，但道德勇氣跌到歷史低點的明證。

蘇區和上海

中共當然極懂愚弄白人。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共已經邀請擁抱進步思想的白人，去參觀蘇區，了解蘇區人民如何「解放平等進步」。回到西方之後，訪客就成了自帶乾糧的五毛，在外圍宣佈中共進步論。出口轉內銷之後，中國人就覺得，白人進步知識份子都這樣說，中共確實比國民黨進步，於是慢慢在國內形成改朝換代的輿論。

東亞人一染洋風，亦就容易著共產主義的道。內戰前夕，全中國進步地區的知識份子，沒有哪個不受中共的烏托邦想像吸引。人人平等好不好？當然好。男女平等好不好？當然好。資源平等沒有剝奪好不好？當然好。國際友好世界大同好不好？當然好。然而他們不知道世界大同是虛幻，中間那個血污海卻必然真實。

上海的中產和洋化中國人，就像今日滿西方的左翼進步自由派；整個西方，就像昨日的上海，等待自我毀滅。

白人天真瀾漫，尤如長於深宮婦人之手的小王子，一入東方大觀園，就迷得沒頭沒腦。洋五毛判斷中國抗疫很厲害，論述基礎卻是官方的「零感染數據」，以及無視坑殺大量人命的代價，是中國人命比較賤？就像上世紀白左在蘇區看見階級平等，卻看不見之前一大輪打土豪、殺地主全家的行動。

再說遠一點，幾百年前歐洲教會知識份子，因為不滿歐洲的封建神權現狀，知道少少東方的皮毛，就無限幻想，認為中國大一統帶來和平、科舉取士是開放君權社會平等、將東亞人「敬天法祖」視為信仰長期上帝……有理想國是好的，但如果在世界找到一個幻想和愛戀的對象，那個對象（即中國）就會接收所有紅利。等於信上帝是好的，但地上不能有上帝的代言人。西方人對中國欠缺戒心、對中國隱惡揚善，其實是歐洲文明的返祖現象。

「人人平等」是說甚麼人平等？

每一個周期的東方熱、中國熱，都是白人理想幽情間歇勃發噴射。這個被人屢吃豆腐的理想，與基督教不能說沒有關係。熱病的第一波：耶穌有革命身影，祂出身於低下階層，與追隨者建立類似公社的集體生活，而且救恩也向全人類開放。在馬克思之前，理想國早就有了；熱病的第二波：「啟蒙時代 — 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時期，總結出「自由、平等、博愛」（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的總理想，帶領歐洲人離開君主國和宗教神權時代，但現代性的矛盾，在現代開端之時已然種下：「民主」和「人人平等」是矛盾的，特別是在全球化不斷推進的 19 世紀以後。

Judith Butler 之流批評美國「美國人優先」，其實是在挑戰現代政治世界的基本原則：主權國家向被統治之國民負責。如果美國政府優先服務美國人竟然不對，批判者其實是呼喚「帝國義務」：帝國有擴張、教化和拯救「野蠻人」的義務；言則進步派在推銷「個體權利」、「我們對他人的義務」，但又極少談論「個體的義務」，那麼世界只有由單一帝國總理萬事，才符合這種政治期待。

故而進步派的心態總是希望加強政府權力，以總權力去救濟所有人，又期待所有人都不用付出代價，不用自行負責，全部都可吃免費午餐，結果就是將權力一層一層往上送。20 世紀以來，如此多進步派知識人為蘇聯以來的各個極權真心搖旗吶喊，就非常容易理解。要消除貧窮、剝削、改造世界，的確是要集中權力和生產資源，自然結果就是先鋒黨、極權、大國家、帝國主義。

民主就是公民實踐其獨佔權力，政權向讓渡部份自由和權力的共同體成員負責。本國人優先，當然不會片面符合啟蒙時期的平等博愛主張。因為啟蒙時期的武鬥對象，是教會和貴族君主，平等博愛具體必然是說「某君主國統治下的臣民」平等和博愛，未出生的共和政體的界線，在君主國時代已經劃下。殘忍的劃界，由實力政治的自然原則完成。因此「自由平等博愛」的共和國時期就好似不用劃界，這是錯覺，是社科人讀歷史不夠博大的結果。

君主專制和神權被歷史消化之後，劃界問題又再重新浮現。「人人平等」及「民主原則」如果無限擴大到國界外、擴大到全世界，其實就是取消自己的國體，取消自己的民主。如果非美國人可以投票選美國總統、若果總統要向非本國人問責，那就是瓦解民主，瓦解人民主權，毀滅「政治事務由被統治者決定」的原則。

極權的起源：思考「世界命運」

歐盟、跨國帝國主義、各種超國家組織，其實都在破壞原初的民主原則。正如你無法投票辭退世衛譚德塞。只能說兩次大戰後，為了降低國際合作成本、建立集體安全制，「國族國家民主」的原則就因其他實利而退讓。客觀結果，是發達國家人民慢慢對民主無感。因為選哪個黨哪個人都受到超國家組織左右，國民有選票，可是他們發現國外人比本國人更能決定國家事務。

自由派菁英會說美國優先、英國脫歐、歐洲反對收容難民等等，是「民粹」；但菁英太驕傲，看不到在極端全球化之下，民主變成儀式而失去功能。很多人有民主制度，卻沒有「民主獲得感」。真民主就要真排外，以界定誰人有權。絕對拒絕排外，其實是世界帝國主義者。自由左派的解決方案總是一元論的世界政府，他們總是抗拒不了迷戀波爾布特、毛澤東和蘇聯帝國，因為東方充滿了打著平等大愛旗號的擴張者。

若要實驗室潔癖地排拒差別對待、又要大愛、又期望政府有義務照顧所有人，確實只有「單一世界帝國政府」才能滿足白左政治烏托邦想像。白左最在乎的不是「民主」，而是「齊一」、絕對無法接受「差別」。對他們來說，一個專制甚至邪惡的世界政府，也比起世界各國各自充滿差別地民主自由更好。

世界要怎樣走向世界政府？當然要經過一個史無前例的血污海。香港的中國愛國者，其實也是「耶穌—教會知識份子—白左」體系的隔代傳人。他們自稱不是民族主義者，卻同樣認為香港獨自繁榮不義，所以應該「回歸」進去「內地」，十幾億人一起了，才慢慢爭取民主。有沒有民主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回歸」。「民主回歸」—「民主」是花紙，「回歸」才是主菜，變成「人類命運共同體」才是正經事。

大一統、帝國主義的蘇聯、中國，很受一些崇尚原始幼稚平等理想的歐美白人迷戀。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權利和學術思想自由，都是由分裂、彼此戰爭的歐洲養育，一種因為遠古的「歧視」和「排外」而衍生的 privilege。得到 privilege 的他們，現在就鼓吹世界走向大一統，與專制大一統極權眉來眼去，是故意忽視真實中國的智力障礙，也是「挑軟柿子」的道德缺陷。他們知道批評美國有道德光環，卻不會有後果，只賺不賠；中國做了甚麼事，他們都會隱惡揚善，維吾爾集中營，是不是假新聞？因為你批評，中國會傾全國之力打壓批評者。

西方常見的「功利批判比例」，就是歐美知識份子近乎全體墮落的證據。明明是中國散播病毒、隱瞞疫情，現在歐美人忙著做甚麼？批評特朗普的用語「種族歧視」、法國學者 Jon Solomon 發起聯署開除講了一次真話咁大把的袁國勇、華人書生咬文嚼字討論「Chinese」究竟代表中國政權、中國還是中國人。

房間裡的大象，卻幾乎只有特朗普敢說。

我沒有特別支持特朗普，美國是否重新強大，我也不關心。我只知道 Donald Trump indeed makes common sense great again。全世界都盲目維護中國，千人諾諾，一士諤諤者，卻是世俗眼中的二世祖咸濕老粗。他不用自豪，你卻應該懂得羞恥。

【盧斯達：天真爛漫的白人公知，令我們忘記「民主就是要排外」】

武漢病毒全球化，考慮全球人類智力和思想靈敏度。到目前為止，不能通過考驗的人很多，特別是「公共知識份子」。

女性主義者 Judith Butler 批評美國抗疫政策「美國人優先」，批評封關政策歧視排外。歸結到最後，就是要提防「民族主義」，聲稱在疫情更要擁抱「人人平等」的理想。

由仆街宣講真理

中國先輸出病毒，繼而無證據散播「美國軍人源頭論」，要美國「給中國一個交代」；特朗普回擊直指這是「中國病毒」，「因為人人都知道它來自哪裡」。特朗普是仆街、老粗、自私自利、二世祖，但整個白人自由世界，只有他敢高調說一句常識：是中國帶來病毒，是中國人隱瞞、操弄世衛，令全球錯失良機而冚家富貴。

全球高尚者那麼多，最後卻要由一個仆街宣講真理。這是西方的恥辱。億萬白人，竟無一人是男兒。他們不敢向病毒源頭問責，不反對中國的流氓外交，反而究責其他受害國家排外、歧視。他們安全批判「中國病毒」之說屬種族歧視，卻不追究中國用殺人、活埋、剝奪人權的方法抗疫，造成大量不正常失蹤和死亡。一些白左是有心附和中國的國家敘事反擊戰，協助中國由禍害全球的加害者，華麗轉身為國際社會領導者，例如找意大利人聲稱病毒「有可能」在北意大利先於中國爆發。一些西人則害怕說真話，會遭受中國的人民戰爭式外交攻擊，包括學院封殺、禁止學術訪問、損害出版機會、指控「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等等的道德情緒勒索。

武漢病毒成為白人金玉滿堂，但道德勇氣跌到歷史低點的明證。

蘇區和上海

中共當然極懂愚弄白人。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共已經邀請擁抱進步思想的白人，去參觀蘇區，了解蘇區人民如何「解放平等進步」。回到西方之後，訪客就成了自帶乾糧的五毛，在外圍宣佈中共進步論。出口轉內銷之後，中國人就覺得，白人進步知識份子都這樣說，中共確實比國民黨進步，於是慢慢在國內形成改朝換代的輿論。

東亞人一染洋風，亦就容易著共產主義的道。內戰前夕，全中國進步地區的知識份子，沒有哪個不受中共的烏托邦想像吸引。人人平等好不好？當然好。男女平等好不好？當然好。資源平等沒有剝奪好不好？當然好。國際友好世界大同好不好？當然好。然而他們不知道世界大同是虛幻，中間那個血污海卻必然真實。

上海的中產和洋化中國人，就像今日滿西方的左翼進步自由派；整個西方，就像昨日的上海，等待自我毀滅。

白人天真瀾漫，尤如長於深宮婦人之手的小王子，一入東方大觀園，就迷得沒頭沒腦。洋五毛判斷中國抗疫很厲害，論述基礎卻是官方的「零感染數據」，以及無視坑殺大量人命的代價，是中國人命比較賤？就像上世紀白左在蘇區看見階級平等，卻看不見之前一大輪打土豪、殺地主全家的行動。

再說遠一點，幾百年前歐洲教會知識份子，因為不滿歐洲的封建神權現狀，知道少少東方的皮毛，就無限幻想，認為中國大一統帶來和平、科舉取士是開放君權社會平等、將東亞人「敬天法祖」視為信仰長期上帝……有理想國是好的，但如果在世界找到一個幻想和愛戀的對象，那個對象（即中國）就會接收所有紅利。等於信上帝是好的，但地上不能有上帝的代言人。西方人對中國欠缺戒心、對中國隱惡揚善，其實是歐洲文明的返祖現象。

「人人平等」是說甚麼人平等？

每一個周期的東方熱、中國熱，都是白人理想幽情間歇勃發噴射。這個被人屢吃豆腐的理想，與基督教不能說沒有關係。熱病的第一波：耶穌有革命身影，祂出身於低下階層，與追隨者建立類似公社的集體生活，而且救恩也向全人類開放。在馬克思之前，理想國早就有了；熱病的第二波：「啟蒙時代 — 美國獨立、法國大革命」時期，總結出「自由、平等、博愛」（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的總理想，帶領歐洲人離開君主國和宗教神權時代，但現代性的矛盾，在現代開端之時已然種下：「民主」和「人人平等」是矛盾的，特別是在全球化不斷推進的 19 世紀以後。

Judith Butler 之流批評美國「美國人優先」，其實是在挑戰現代政治世界的基本原則：主權國家向被統治之國民負責。如果美國政府優先服務美國人竟然不對，批判者其實是呼喚「帝國義務」：帝國有擴張、教化和拯救「野蠻人」的義務；言則進步派在推銷「個體權利」、「我們對他人的義務」，但又極少談論「個體的義務」，那麼世界只有由單一帝國總理萬事，才符合這種政治期待。

故而進步派的心態總是希望加強政府權力，以總權力去救濟所有人，又期待所有人都不用付出代價，不用自行負責，全部都可吃免費午餐，結果就是將權力一層一層往上送。20 世紀以來，如此多進步派知識人為蘇聯以來的各個極權真心搖旗吶喊，就非常容易理解。要消除貧窮、剝削、改造世界，的確是要集中權力和生產資源，自然結果就是先鋒黨、極權、大國家、帝國主義。

民主就是公民實踐其獨佔權力，政權向讓渡部份自由和權力的共同體成員負責。本國人優先，當然不會片面符合啟蒙時期的平等博愛主張。因為啟蒙時期的武鬥對象，是教會和貴族君主，平等博愛具體必然是說「某君主國統治下的臣民」平等和博愛，未出生的共和政體的界線，在君主國時代已經劃下。殘忍的劃界，由實力政治的自然原則完成。因此「自由平等博愛」的共和國時期就好似不用劃界，這是錯覺，是社科人讀歷史不夠博大的結果。

君主專制和神權被歷史消化之後，劃界問題又再重新浮現。「人人平等」及「民主原則」如果無限擴大到國界外、擴大到全世界，其實就是取消自己的國體，取消自己的民主。如果非美國人可以投票選美國總統、若果總統要向非本國人問責，那就是瓦解民主，瓦解人民主權，毀滅「政治事務由被統治者決定」的原則。

極權的起源：思考「世界命運」

歐盟、跨國帝國主義、各種超國家組織，其實都在破壞原初的民主原則。正如你無法投票辭退世衛譚德塞。只能說兩次大戰後，為了降低國際合作成本、建立集體安全制，「國族國家民主」的原則就因其他實利而退讓。客觀結果，是發達國家人民慢慢對民主無感。因為選哪個黨哪個人都受到超國家組織左右，國民有選票，可是他們發現國外人比本國人更能決定國家事務。

自由派菁英會說美國優先、英國脫歐、歐洲反對收容難民等等，是「民粹」；但菁英太驕傲，看不到在極端全球化之下，民主變成儀式而失去功能。很多人有民主制度，卻沒有「民主獲得感」。真民主就要真排外，以界定誰人有權。絕對拒絕排外，其實是世界帝國主義者。自由左派的解決方案總是一元論的世界政府，他們總是抗拒不了迷戀波爾布特、毛澤東和蘇聯帝國，因為東方充滿了打著平等大愛旗號的擴張者。

若要實驗室潔癖地排拒差別對待、又要大愛、又期望政府有義務照顧所有人，確實只有「單一世界帝國政府」才能滿足白左政治烏托邦想像。白左最在乎的不是「民主」，而是「齊一」、絕對無法接受「差別」。對他們來說，一個專制甚至邪惡的世界政府，也比起世界各國各自充滿差別地民主自由更好。

世界要怎樣走向世界政府？當然要經過一個史無前例的血污海。香港的中國愛國者，其實也是「耶穌—教會知識份子—白左」體系的隔代傳人。他們自稱不是民族主義者，卻同樣認為香港獨自繁榮不義，所以應該「回歸」進去「內地」，十幾億人一起了，才慢慢爭取民主。有沒有民主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回歸」。「民主回歸」—「民主」是花紙，「回歸」才是主菜，變成「人類命運共同體」才是正經事。

大一統、帝國主義的蘇聯、中國，很受一些崇尚原始幼稚平等理想的歐美白人迷戀。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權利和學術思想自由，都是由分裂、彼此戰爭的歐洲養育，一種因為遠古的「歧視」和「排外」而衍生的 privilege。得到 privilege 的他們，現在就鼓吹世界走向大一統，與專制大一統極權眉來眼去，是故意忽視真實中國的智力障礙，也是「挑軟柿子」的道德缺陷。他們知道批評美國有道德光環，卻不會有後果，只賺不賠；中國做了甚麼事，他們都會隱惡揚善，維吾爾集中營，是不是假新聞？因為你批評，中國會傾全國之力打壓批評者。

西方常見的「功利批判比例」，就是歐美知識份子近乎全體墮落的證據。明明是中國散播病毒、隱瞞疫情，現在歐美人忙著做甚麼？批評特朗普的用語「種族歧視」、法國學者 Jon Solomon 發起聯署開除講了一次真話咁大把的袁國勇、華人書生咬文嚼字討論「Chinese」究竟代表中國政權、中國還是中國人。

房間裡的大象，卻幾乎只有特朗普敢說。

我沒有特別支持特朗普，美國是否重新強大，我也不關心。我只知道 Donald Trump indeed makes common sense great again。全世界都盲目維護中國，千人諾諾，一士諤諤者，卻是世俗眼中的二世祖咸濕老粗。他不用自豪，你卻應該懂得羞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