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 醫療廣角鏡】原住民的基因是全球頂級商品

鄭春鴻於8/21日投書民報，跟我們分享了近年來基因庫商機崛起後，原住民族基因炙手可熱的各種前因，並且精準的將矛頭指向眾多財團與政府大型計劃裡，缺少包容性與公平性的利益共享模型。

到底原住民的基因主權該如何爭取？是被當成動物、還是能夠與全球科學研究一起共享研究成果與獲利？我們來看看以下的文章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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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醫學治療大多是針對「標準化病人」設計，同一個病，用同一個治療準則，甚至同一藥物。這種「標準治療策略」雖然在許多病人身上曾經很成功，但對某些病人卻無法奏效，因為這樣的「概全性治療」忽視了病人的個體差異和疾病的異質性。而「精準醫學」（Precision Medicine）就是在針對病人體質差異和疾病的異質性的特殊考量下，所訂定出來的疾病預防和治療策略。舉例來說，罹患同一種癌症，即使又是同一期別的病人，但不一定吃同一種標靶藥；而必須進行基因檢測，分辨其基因表現的異質性，再來進行不同的治療。

人類基因數據，已成為全球「頂級商品」

很早就有人喊出「二十一世紀是精準醫學的世紀」。而這些精準醫學科技發展必須仰賴於：（1）大規模生物數據資料庫（例如 human genome sequence, TCGA database）；（2）可以獲得生物資料的科技 （例如: 基因微陣列、大規模平行DNA定序、蛋白質體學、甚至行動醫療裝置科技等等 ）；以及（3）可以分析大量數據的電腦工具，目前台灣的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就有這個能力。

近年來，原始數據，包括從人類基因組獲得的序列數據，已成為全球「頂級商品」。這種轉變是如此新奇，以至於專家們仍在評估這種數據在全球市場上的價值。2018年，直接面向消費者的基因檢測公司23andMe就以3億美元的價格將其包含約500萬人的數位序列數據資料庫的查找權出售給了全球三大藥廠之一的葛蘭素史克藥廠（GlaxoSmithKline）。今年稍早，23andMe又與西班牙製藥公司Almirall合作，Almirall正在利用這些數據開發用於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新型抗炎藥，這是23andMe首次簽署用於開發藥物的一項許可協議。

原住民的血液和基因數據可以換鑽石

我們一家都是「人」，但是每個人都是上帝獨一無二的作品。人與人之間，族裔與族裔之間，都存在其獨特性、異質性。

來自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人類學系，全球衛生計劃和原住民實驗室的凱魯·福克斯 （Keolu Fox） 博士，7月30日在新英格蘭學期刊（NEJM）最新發表的〈包容的錯覺—「我們所有人」研究計劃與原住民的DNA〉（The Illusion of Inclusion — The「All of Us」Research Program and Indigenous Peoples’ DNA） 指出，在非洲南部的內陸國博茨瓦納（Republic of Botswana）經營的盧卡拉鑽石公司（Lucara Diamond Corporation）最近開始將所有零售額的5％分配給基於社群的利益者共享。結果，博茨瓦納政府開始使用鑽石特許權使用費來做為基礎設施、醫療保健和教育計劃提供資金。可見原住民的血液和基因數據，理當可以成為「利益共享者」來「兌換鑽石」，在藥品開發的商業機制裡，這絕對是公平的。事實上，製藥行業諸如Variant Bio之類的初創公司正在探索長期利益的共享模型，在這種模型下，將使用集體利益模型，來共享使用特定於社群的基因數據開發的藥物，並給予特許權及使用費。

凱魯·福克斯博士研究指出，涉及人類遺傳變異的大規模研究中，諸如Geisinger Health System，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AncestryDNA和23andMe之類的公司已經成為最強的基因數據庫。為了推動該領域的發展，涉及從血樣、問卷、認知調查和其它對參與者進行的測試中，收集精確的測量值。但是這些方法對於參與者來說是「昂貴的」，並且在生理和精神上都是沉重的負擔。但顯然地，科學家可以從這些數據發現全球罕見但本地常見的特定人群的生理變異。

原住民基因組成是未經探索的「變異寶庫」

世界許多原住民人口在地理上已經隔離了幾萬年。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種群已經適應了他們的環境，從而在其基因組中留下了特定的「變異特徵」。因此，原住民民族的基因組成為了未經探索的「變異寶庫」。這些變異會被諸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All of Us」研究計劃識別出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領導人雖然已承諾，該計劃的參與者中至少50％應該是代表性不足的少數族裔的成員，包括美國原住民社群（美國原住民，阿拉斯加原住民和夏威夷原住民），明確地將多樣性與該計劃的目標聯繫在一起，以促進平等享受精確醫學的未來利益。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承諾可能是一種幻想，開空頭支票而已。

原住民DNA數據早就被商品化

凱魯·福克斯博士說，先前的政府曾資助的大規模人類基因組測序工作，例如人類基因組多樣性項目、「國際人類基因組單體型圖計劃」（簡稱HapMap計劃），都提供了修改開放源數據的方法的範例。HapMap項目和1000基因組項目描述人類遺傳變異的常見模式，用於查找影響健康、疾病的遺傳變體和反應藥物和環境因素的影響。 該計劃產生的數據對於研究是「免費提供」的，可以不受限制地、開放地查找有關特定人群的生物標誌數據，最終卻使製藥和血統檢測公司產生了價值近10億美元的利潤，但完全沒有分給受測者一分錢。如果「All of Us」計劃使用相同地採不受限制的數據偵測和共享協議，那麼將沒有內置機制可以防止原住民DNA被商品化。

製藥公司的科學家們發現B4GALT1基因突變與居住在美國加拿大的原住民艾美許人（Amish）族裔的膽固醇水平較低和纖維蛋白原水平較低相關，這一發現可能會產生新型的膽固醇藥物。

非洲血統中鑑定出的基因確可開發新藥物療法

作為藥物開發工作的一部分，許多族裔參加了有關人類遺傳變異的大規模研究。例如，Vertex Pharmaceuticals的下一代囊性纖維化雞尾酒Trikafta（elexacaftor / tezacaftor / ivacaftor和ivacaftor）是利用囊性纖維化患者的數字序列數據和囊狀纖維化症基金會（Cystic Fibrosis Foundation）的資金開發的。在非洲血統中鑑定出的基因座導致了PCSK9抑製劑的開發。最近，美國製藥公司Regeneron（生元製藥，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Inc.）的科學家們發現B4GALT1基因突變與居住在美國加拿大的原住民艾美許人（Amish）族裔的膽固醇水平較低和纖維蛋白原水平較低相關，這一發現可能會產生新型的膽固醇藥物。艾美許人是很獨特的族裔，它們是基督新教重洗派門諾會中的一個信徒分支，以拒絕汽車及電力等現代設施，過著簡樸的生活而聞名。

儘管這些研究的參與者可能會從新療法的開發中受益，但尚不清楚是否使用從這些人群的研究中獲得的數據開發的任何藥物給予它們甚麼補貼、特許權使用費或知識產權。而且，這類新藥物的價格常常使被研究人群中的大多數病人難以承受的。例如，Vertex的囊性纖維化藥物每年定價超過30萬美元。科學倫理上規定，在進行人類受試者研究的通用規則明確指出：「不應對無法從結果中受益的人群進行研究」，上述結果，新療法使受測者無法負擔藥價，這當然違反了該項原則。

藥廠科學家吃香喝辣，原住民分不到一杯羹

原住民理所當然地會擔心從他們基因組研究獲得的藥物被商品化的趨勢，因此，他們有時不願參加基因組研究。所有的科研調查人員都有興趣從本地人群中招募參與者，但鑑於涉及原住民民族的遺傳研究歷史悠久，包括印第安人保護區是美國印地安原住民Havasupai人起訴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案例，在該案例中，部落成功起訴大學以不當方式使用其成員的血液樣本。也因此印第安人保護區會繼續對參加NIH的最新研究保持警惕，也是理所當然的。總不能藥廠科學家拿了印第安人的基因發明藥物賺了大錢吃香喝辣，原住民或少數民族被當成「動物」研究，卻分不到一杯羹。

數據和政策的商品化允許不受限制地使用數據，從而擴展了族群被邊緣化的歷史，並剝奪了原住民就如何以及在何種情況下，可以使用自己的生理數據做出決策的權利。如果「All of Us」的調查人員都想招募原住民社群成員，就應該將原住民納入有關數據進行測試、數據使用和知識產權的政策制定中。提倡「原住民基因數據主權」這一新概念的倡導者，呼籲原住民更多地參與數據和生物樣品的管理，並呼籲使用定義樣品使用權的數位工具，以提高使用過程中的透明度和完整性，也就是隨時可查考誰用了這些數據。

將平台的收益分配給共享其DNA進行研究的人們

促進向「公平利益共享」標準化邁進的一種方法是，確保原住民擁有來自原住民的數據的控制權，現已經使用了兩種方法來實現此控制：個人利益模型（也稱為股東模型，涉及股票的部分所有權）和集體利益模型（涉及社群信任）。LunaDNA是社群所有權的生物醫學研究平台，也是部分所有權模型的一個範例。這家公益公司將平台的收益分配給共享其DNA進行研究的人們。可以與NIH和製藥公司合作建立社群信託，不僅可以提供對藥品的補貼，而且可以對參與基因組研究的社群進行再投資。事實上，在多個行業中，存在基於社群合作夥伴的利益共享的先例。2019年11月，南非政府宣布根據《名古屋議定書》，南部非洲的科伊桑人（Khoi-San）將分享豐厚的利潤。

預防醫學的未來必須兼具公平和包容性

當我們繪製預測和預防醫學的未來的地圖時，公平和包容性應引導著美國的創新軌跡。正如礦採業一樣，當我們想要在某地挖取石油，總會先探勘什麼環境可持續性取得利益一樣：同樣地，當數據是有爭議的可商品化資源時，我們也要提出問題：什麼是社會和文化可持續性？誰可以取得基因數位序列數據？依賴共享寶貴數據集的伙伴關係會是怎樣？應如何分享利益？以及我們如何以尊重各族裔的貢獻並鼓勵對被邊緣化群體的投資和能力，用來建設開發藥品，同時仍然為藥品開發和商業研究與發展提供激勵？

「All of Us計劃」的成功將取決於回答這些問題。隨著新技術在人類驅動療法領域的融合，利用人類遺傳變異研究數據開發貴重藥物的機會將成倍增加。在這一領域將需要進行公平的創新，以確保真正實現「All of Us」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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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醫學應兼顧公平和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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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牆記】
　
今天分享的短篇小說，是法國作家馬塞爾・埃梅的〈穿牆記〉。
內容提到主人公在一次停電的意外後，發現自己有了穿牆的本領。
儘管一開始沒太在意，但在某次使用後，卻讓他就此一發不可收拾。
一起來看看這部有點意思的短篇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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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牆記 / 馬塞爾・埃梅
　
從前，有一個異人，名叫杜蒂耶爾，住在蒙馬特爾區奧爾尚街七十五號乙公寓的四層樓上，他有不費吹灰之力穿牆過壁的奇能。此公留著一個撮黑山羊胡，架著一副夾鼻眼鏡，在登記局當個三等小職員。冬天，他乘公共汽車上班，到了春暖花開的時節，他就頭戴瓜皮小帽，步行往返。
　
杜蒂耶爾發現他的穿牆本領時，正年交四十三歲。一天晚上，他在單身漢住的那種小單元的過廳裡，不巧停了一會兒電，他只好摸黑走動，等重新來電一瞧，自己竟然在四樓的樓道裡。房門在裡面是上了鎖的，這件意外事令他百思不得其解。儘管心裡明知道這種事很荒唐，他還是決定照原樣回屋，就是說穿牆而入。看來，對這種奇異的本領，他不但派不了什麼用場，還感到有些不快。第二天是星期六，他趁下午公休無事，去瞧住在同區的一位醫生，談了自己的症狀。醫生相信他講的是實話，經過診斷，發現他在甲狀腺患了螺旋性硬化症，便給他開了處方：應做大運動量活動，並服用長效比雷特粉與米粉及半人半馬激素合劑，每年服兩片。
　
杜蒂耶爾吃了一片，便將藥往抽屜裡一扔，就把這事丟置腦後，大運動量的活動更談不上。他當小職員，按部就班，已成習慣，不適應做任何劇烈活動。工作之餘，他也只限於看看報，搞搞集郵，沒有一樣是費力氣的事。一年過後，他穿牆的本領依然如故。不過，除非是偶然疏忽，他從來不施展這種本領。他這個人不好冒險，也不好想入非非，就是下班回家，他也是規規矩矩地轉鎖開門，從門走進去，根本不想變個花樣回屋。如果不是發生意外事件，突然攪亂他的生活，他也許會安分守己一輩子，老死也想不到檢驗一下他天生的異能。
　
他的頂頭上司，辦公室副主任穆龍先生調任離去，接任的是萊居葉先生，此人說話生硬，留的鬍子像一把刷子。新來的副主任上任頭一天，見杜蒂耶爾那副夾鼻眼鏡、那撮黑山羊胡，就看不順眼，於是端著架子，把他當成一個礙事、邋遢的老東西。最要命的是新主任別出心裁對公事做出重大改變，成心要打擾他下屬的清淨。二十年來，杜蒂耶爾起草函件，抬頭總是用這樣的格式：「根據某月某日的貴函，並參照雙方來往信件，我容幸地通知您……」萊居葉先生則硬要改用一種更富於美國味的格式：「您某月某日來信受悉，先答覆如下……」杜蒂耶爾用不慣這種書信格式，總是不由自主地回到老套子上。對他這種頑固態度，副主任越來越惱火。杜蒂耶爾在登記局感到很受壓抑。早晨，他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上班，晚上躺在床上，往往要想上一刻鐘以後才能入睡。
　
杜蒂耶爾墨守成規的冥頑態度，妨礙改革的順利進行，萊居葉忍無可忍，便把他打發到辦公室隔壁的一件小黑屋裡。小黑屋對著走廊，們又矮又窄，下面寫著幾個大字：雜物堆放室。杜蒂耶爾從未受過這樣的侮辱，只好逆來順受。不過，他在家裡看報時，讀到社會新聞欄裡一則有關兇殺案的報導，猛然發覺自己竟暗暗盼望，遭到不測的是萊居葉先生。
　
一天，副主任突然闖進小黑屋，手裡揮動一封信，大聲吼道：
「這封信，寫得不像樣子，給我重新寫一封！這種信，稱它什麼好，真給辦公室丟臉！給我重寫一封！」
杜蒂耶爾正想申辯，萊居葉先生卻不容他開口，雷鳴般地大吼一聲，罵他是因循守舊的老蟑螂，把手中的信揉成一團，照他臉上一摔，轉身就走。杜蒂耶爾雖然地位卑微，自尊心卻很強。他獨自呆在小屋裡，覺得臉上火辣辣的。突然，他計上心來，離開座位，鑽進小屋與副主任辦公室的隔壁中間。不過，他鑽進去時十分小心，只有腦袋從牆的那邊露出來。萊居葉先生正伏案審閱一個職員起草的公文，手不停地搖著筆桿，移動一個逗號的位置，這時他突然聽到辦公室裡有人咳嗽，抬頭一看，嚇得他魂都掉了，只見杜蒂耶爾的腦袋懸在牆上，就像獵獲回來的獸頭一樣。而且，這個腦袋居然是活的，一雙眼睛透過鏡片正對他怒目而視。這不還算，這個腦袋竟開口說話了：
「先生，你這流氓，混蛋，無賴！」
　
萊居葉先生驚呆了，眼睛被這個幽靈定住不動了，他死命地掙扎一下身子，才從椅子上站起來，躥到走廊，一直沖進小黑屋。杜蒂耶爾坐在那裡，跟平時一樣，手握筆桿，一聲不響地埋頭工作。副主任打量他好久，結結巴巴地講了幾句話，這才回辦公室去。可是，沒等他的屁股坐穩，那個腦袋又在牆上出現。
「先生，你這流氓，混蛋，無賴！」
　
僅僅這一天工夫，駭人的腦袋就在牆上出現了二十三次，以後天天如此。杜蒂耶爾對這套把戲，已經得心應手，然而他覺得光是罵罵副主任還不過癮，於是便裝神弄鬼，忽而鬼哭狼嗥，忽而發出惡魔般狂笑，聽了叫人毛骨悚然：「嘎魯—嘎魯！」
　
可憐的副主任越聽越怕，只見他面如土色，氣喘吁吁，毛髮倒豎，汗流浹背，已經嚇得魂不附體了。第一天，他就掉了一斤分量。接下來的一個星期裡，他的身體明顯地消瘦了，這且不說，他又添了兩種毛病：吃飯時用叉子喝湯，見著員警就行軍禮。剛到第二個星期，家裡人就叫來一輛救護車，把他送進療養院。
　
杜蒂耶爾可算擺脫了專橫的萊居葉了，可以重新使用他那寶貴的格式：根據某月某日的貴函，並參照雙方來往信件，我榮幸地通知您……」然而，他還覺得意猶未足，又有一種新的無法可知的欲望在他身上作祟，他一心想再施展施展穿牆的本領。當然，要穿牆好辦，在自己家裡就可以穿來穿去，再說，牆壁也不是稀罕之物，到處都有。可是，一個本領高超的人，老搞這類把戲，絕不會感到滿足。況且，穿牆過牆壁這種事，本身也談不上是一種目的，只能說是冒險的開始，接下去要有一系列作為，還要幹得轟轟烈烈，總而言之，必須得到報償。杜蒂耶爾對此十分清楚。他感覺需要大顯身手，日益嚮往一鳴驚人，及早實現他的願望；同時，他還有一種感覺，就仿佛牆後有什麼東西在召喚他。可惜的是他缺乏目標。他想從報紙上找點東西，激發激發靈感。他特別注意政治欄與體育欄，覺得這兩類活動都是令人尊敬的。但是，他最後明白過來，在這些方面，能穿牆而過的人沒有什麼用武之地，而社會新聞最能啟發人，他就把注意力轉到這個欄裡。
　
杜蒂耶爾首次作案，是盜竊塞納河右岸的一家大信貸銀行。他穿過十二三道牆壁，鑽進各式各樣的保險櫃裡，兜裡塞滿了鈔票，臨走還用紅粉筆留下他的化名：嘎魯—嘎魯，簽名下邊還畫了一道，筆體顯得非常瀟灑。第二天，各家報紙都刊登了他的簽名。一周之後，嘎魯—嘎魯名聲大振。這位神奇的大盜深得人心，警方被他作弄得暈頭轉向。每天夜間，他都有驚人之舉，引起轟動，不是洗劫銀行，就是盜竊珠寶店，再不就叫一個闊佬倒楣。從巴黎到外省，凡是多少有點想入非非的女人，無不渴望將自己的身心奉獻給可怕的嘎魯—嘎魯。
　
在一個星期內，他連續作案，盜走布迪卡拉名鑽石，席捲市銀行，使群情振奮到了極點。內政部長被迫辭職，登記局長也跟著下了台。可是，杜蒂耶爾雖然成了巴黎的巨富，每天卻按時上班，有人議論說，應該授予他一級教育勳章。每天早晨，同事們一上班，就在局裡評論他夜間所作的奇案，他在聽著十分開心。只聽你一言、我一語地說道：「這個嘎魯—嘎魯，真是個了不起的人，是個超人，是個天才。」聽到這樣的讚揚，杜蒂耶爾窘得滿臉通紅，在眼鏡後面閃爍著友好感激的目光。有一天，這種眾望所歸的氣氛，消除了他的一切顧慮，他覺得再也不能隱瞞下去了。他的同事正圍著一份報紙，爭看報道法蘭西銀行盜竊案的經過，他顯得有點羞怯，打量一下同事們，接著語氣謙虛地宣佈：「要知道，嘎魯—嘎魯，就是我呀。」全場頓時譁然，杜蒂耶爾的一句交心話，惹得全體大笑不止。從此，大家一見面就逗他，叫他嘎魯—嘎魯。傍晚臨下班時，同事們都拿他開心，嘲笑起來沒完沒了，他覺得生活並不那麼美滿了。
　
幾天之後，嘎魯—嘎魯在和平街的一家珠寶店作案，讓夜間巡邏隊當場拿獲。當時，他作完案，在銷售點上留了名，高唱一支飲酒歌，還揮舞一隻金杯子，敲碎好多玻璃。對他來說，往牆裡一鑽，避開巡邏隊，是輕而易舉的事。但是，事情的經過表明，他是自投羅網的。他這麼做的目的恐怕只有一個，就是使他的同事們啞口無言，因為他們不相信他的話，搞得他十分難堪。第二天，各報的頭版刊登了杜蒂耶爾的照片，他們果然大吃一驚，一個個後悔不迭，自恨有眼無珠，沒認出他們這個同事是個奇才。大家於是效法他，紛紛留起小山羊鬍子，以表示對他的崇敬。其中有些人，懊惱與欽佩的心情格外強烈，甚至看到他們朋友熟人家的錢包手錶，也躍躍欲試，想伸手去摸。
　
不用說，人們會覺得，僅僅為了讓幾個同事大吃一驚，他就俯首就擒，此舉未免過於輕率，不是奇志能人之所為。其實，在下這種決心時，表面的意願是無足輕重的。杜蒂耶爾放棄自由，本意是要挽回面子，可是實際上，他不過是在命運的斜坡上往下滑。對於一個有穿牆本領的人來說，一生當中，若不嘗一嘗監獄牆壁的滋味，那他的生涯也就沒有什麼可稱道的了。杜蒂耶爾進了監獄，反而感到自己是個幸運兒。監獄的牆壁厚厚實實，他穿一穿的確過癮。就在他被捕入獄的第二天，查監的看守發現犯人杜蒂耶爾在牆面上釘了釘，把典獄長的金表掛在上面，他們一個個都傻了眼。表是怎樣讓他搞到手的，他不能透露，也不肯透露。表歸還了原主。可是第二天，在嘎魯—嘎魯的床頭上，又發現了那塊表，還有從典監獄長書房里弄來的《三劍客》第一卷。這下子可把監獄的上上下下搞得焦頭爛額。看守們叫苦連天，說是有人踢他們的屁股，又說不清腳是從哪兒飛來的。看來不是隔牆有耳，而是隔牆有腳了。嘎魯—嘎魯入監一周左右，有一天早上，典獄長走進辦公室，發現桌子上這樣一封信：
　
典獄長先生台鑒：根據咱們在本月十七日的談話，並參照您在去年五月十月日發佈的通常訓令，我榮幸地通知閣下：我剛看完《三劍客》第二卷，並擬於今夜十一點二十五分至三十五分之間越獄。
　
典獄長先生，瑾致以崇高的敬意。
　
嘎魯—嘎魯
　
這天夜裡，杜蒂耶爾雖然受到嚴密的監視，還是在十一點半逃之夭夭了。第二天早晨，消息一傳開，大家都興高采烈。接著他又作了一次案，使他的聲望達到了頂峰。看樣子他並不躲躲藏藏，而是滿不在乎，照舊大搖大擺，在蒙馬特爾大街閒逛。越獄三天後，接近正午時分，杜蒂耶爾再次被捕。當時，他科蘭古街的幻夢咖啡館裡，正同幾個朋友喝檸檬白酒。
　
他又被押回監獄，關進一間上了三道鎖的黑牢。當天晚上，嘎魯—嘎魯就溜之大吉，跑到典獄長家的客房裡過夜。第二天早晨，快到九點鐘的時候，他按鈴叫來女佣人，說他要用早餐。幾個看守聞訊趕來，把他從床上拉走，他未作絲毫反抗。典獄長惱羞成怒，在杜蒂耶爾的牢門前增設一道崗，還罰他啃乾麵包。中午時分，犯人溜到監獄附近的一家飯館用餐，喝完咖啡，給典獄長掛了個：
「喂！典獄長先生萬分抱歉，剛才出來的時候，忘記把您的錢包帶上，結果被扣在飯館裡了。勞您大駕派個人來，把飯錢付清好嗎？」
　
典監長親自跑了去，對他大發雷霆，破口大駡。杜蒂耶爾覺得人格受到侮辱，於是當晚越獄，從此一去不再返回。這一回，他多了一分小心，掛掉黑山羊胡，扔掉夾鼻眼鏡，換上玳瑁眼鏡，再扣上一頂鴨舌帽，穿上大花格上衣、高爾夫球運動褲，這樣一打扮，模樣完全變了。他住在朱諾街的一個小公寓裡，早在他第一次被捕之前，他就把部分傢俱和貴重物品搬到那裡。他對赫赫名聲日覺厭倦，對於穿牆過壁的樂趣，也有些膩煩。此時在他眼中，最厚實最高大的牆壁，也不過是毫不足道的屏風，他嚮往穿行巨大的金字塔中心。他一面考慮埃及之行，一面過著極其安閒的生活，整天搞搞集郵，看看電影，逛逛馬路，在蒙馬特爾區一逛就是幾個小時。他的下巴頦刮得精光，又佩戴一副玳瑁邊眼鏡，跟過去簡直判若兩人，即使最知己的朋友同他擦肩而過，也認不出來。只有畫家讓·保爾的眼睛厲害，他明察秋毫，區裡的老戶哪個相貌有一點變化，都別想逃過他的眼睛。他終於認出杜蒂耶爾的真正身份。一天，在阿布勒瓦街口，他迎面碰上杜蒂耶爾，禁不住用粗俗的黑話對他說：
「喂，甭裝樣了，瞧你油頭粉面的，想混過便衣怎麼著。」拿大眾化來說，大意是：看得出來，你喬裝改扮，穿得筆挺，無非是要蒙蔽警探。
「哦！你認出我來啦！」杜蒂耶爾小聲說道路。
　
他一時心煩意亂，決定非儘早動身去埃及不可。然而，就在當天下午，他在勒比克街散步，在一刻鐘的間隔裡，兩次碰見一位金髮女郎，叫他一見傾心。什麼集郵，埃及之行，金字塔，一下子都拋到九霄雲外。而且，那位金髮女郎也似有意，向他送來幾個秋波。在當今的年輕女人眼中，有什麼比穿高爾夫球運動褲、戴一副玳瑁邊眼鏡的男子更叫人傾倒的呢？這種打扮有電影明星的派頭，還能令人想起雞尾酒會、加利福尼亞之夜。可惜的是，杜蒂耶爾從讓·保爾那裡打聽到，那個美人嫁給了一個醋罐子。丈夫非常粗暴，生性好猜疑，可他自己卻偷雞摸狗，嫖妓宿娼，每天從晚間十點到凌晨四點之間，經常一個人跑到外面鬼魂，把老婆丟在家中。不過，他臨走時，總是把他老婆關在屋裡，房門上了兩道鎖，每扇百葉窗也加一把大鎖，戒備森嚴。白天，他照樣把老婆看得緊緊的，連老婆逛蒙馬特爾街，他也要跟蹤盯梢。
　
「一刻也不放鬆，守得嚴著呢。一副十足的無賴相，誰也甭想到窩裡偷油。」
然而，讓·保爾的這一警告，只能使杜蒂耶爾的欲火更旺。次日，在多羅柴大街，他又遇見那少婦，便不顧一切地跟她進了一家乳品店。在她等候買東西的時候，杜蒂耶爾向她傾訴了愛慕之情，說他對她的遭遇完全清楚：丈夫兇神惡煞房門上鎖，百葉窗關嚴等等，可這沒關係，他當天晚上一定要到她的臥室去。金髮女郎滿臉緋紅，手中的奶罐不住地抖動，一時感情衝動，不覺眼圈有些濕潤，歎了口氣，說道：「唉！先生，這不可能呀。」
　
這天，杜蒂耶爾精神煥發，到了晚上，將近十點鐘時，他便去守候在諾爾萬街上，眼睛緊盯著一道厚實的圍牆。圍牆裡有一坐小房，他只望得見房頂上的風信旗和煙囪。不大會兒工夫，圍牆的一扇門打開，出來一條漢子，只見他仔細把門鎖好，然後朝朱諾街走去。杜蒂耶爾始終盯著他，等他走遠，一直等到他拐彎不見後，又數了十個數，這才拔腿猛衝過去，以矯健的步伐穿牆過壁，順順當當地一頭紮進被囚的美人臥室。美人如醉如癡，張開雙臂迎接他；直至深夜，兩人有說不盡的柔情蜜意。
　
第二天的情況有些不順，頭疼得厲害。這無足掛齒，他才不會為了一點頭疼腦熱就失約呢。不過，他翻抽屜時，無意中發現幾片藥，於是上午服了一片，下午又服了一片。到了晚上，頭疼就能挺住，況且，人逢喜事精神爽，病痛也就忘了。那位少婦還纏綿在昨夜的情景中，急不可耐地盼他去幽會。這一次，兩個情人溫存一夜，難捨難分，直到凌晨三點鐘才分手。杜蒂耶爾在穿越房屋牆壁時，覺得與往常不同，腰部與雙肩有摩擦感。不過，他認為不必介意。可是，當他要通過院牆時，明顯地感到有阻力，就仿佛在一種流動的物質中行動，而且，這種物質越變越稠。他越是用力掙扎，周圍物質的稠度就越大。最後，他的身體總算鑽到牆心，可發覺再也無法移動了。他心中一驚，猛然想起白天吃的兩片藥，原以為是阿司匹林，哪知道卻是醫生去年給他開的長效比雷特合劑。藥力加上過量的體力消耗，頓時見效。
　
杜蒂耶爾好像鑄在牆心裡。直到今天，他的軀體與石牆依然化為一體。待巴黎街頭的鬧聲止息，到了夜深人靜之時，夜遊者來到諾爾萬街，便能聽到一種仿佛發自墳墓的低沉聲音，他們還錯當風吹過布特街十字路口發出的嘶鳴。其實不然，那是嘎魯—嘎魯—杜蒂耶爾在傾訴他的一腔幽怨，哀歎他顯赫的生涯已經斷送，追悔那猶如朝露的愛情。在漫漫的冬夜，畫家讓·保爾帶上吉他，壯著膽子走到僻靜冷落、呼呼作響的諾爾萬街，彈上一曲，以安慰那囚在石壁中的可憐人。從畫家凍僵的手指飄出的一聲聲弦音，宛如一束束月光，瀉入石隙壁心中。

失落的勛章：被遺忘的二戰女子飛行隊
http://history.people.com.cn/BIG5/198307/12998408.html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一群獨立、自信的美國女性夢想著像男人一樣沖上雲霄。她們經受了旁人的懷疑、嚴苛的訓練，一次次完成危險的任務，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待遇和尊重，即便犧牲，也無法按軍人禮儀舉行葬禮。

　　1943年四月的一天早晨，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市“甜水”鎮的居民像過節一樣守候在“復仇者”空軍基地外，他們興高採烈像看西洋鏡似的，有些人甚至還帶上了野炊餐具。“從基地通往80號公路的每個方向的車都停了兩英裡，”一位17歲的女孩回憶道。

　　下午三點左右，數十架敞式座艙單引擎飛機出現在天際。“這邊來了一架！”有人叫了起來，“哦，那邊也有！”

　　興奮的居民們對這些訪客們充滿了好奇，畢竟他們從來沒有看到過女人駕駛飛機。而這些女人帶給“甜水”鎮的不僅是視覺上的沖擊，更有文化上的沖擊。

　　這些飛機屬於女子航空勤務飛行隊（Women Airforce Service Pilots，WASP），是二戰期間美國婦女在后方組成的一個后勤服務隊。

　　初來乍到的學員們讓當地人大開眼界。她們穿著不合身的卡嘰連衣裝，“獨立、自信、自立，至少在我看起來如此。”海倫·凱莉，鎮上的一位年輕女孩對女飛行員們如此評價。凱莉在鎮上的洗澡堂子裡細致地觀察這些人，“她們脫得精光，赤著腳在裡面追逐，毫不害羞。鎮上的女人在洗澡的時候，都得穿著浴衣，裹得很密實。”這些女飛行員說話的腔調聽起來也很不一般。“她們罵人，而且用詞潑辣，那些臟詞是我們鎮上沒修養的女人才干的事。”

　　“矢車菊”旅館的老板查爾斯·羅伯遜回憶說，這些女飛行員周末會成群結隊到他這裡來擦鞋子。“大多數的顧客會給點一點小費，或者干脆什麼也不給。而這些女人則大方得多。”她們手往褲兜一插，摸到多少就是多少。羅伯遜對這些女人的那種豪爽勁羨慕極了。

　　這種豪爽勁也在杰奎琳·科克蘭（Jacqueline Cochran）身上體會出來，她是WASP的創立者。







　　給羅斯福總統夫人的信

　　科克蘭自己也不知道她是哪年生的，在她還是嬰兒的時候就成了孤兒，是另一對夫婦收養了她。這對夫婦很窮，他們在佛羅裡達州和喬治亞州的一些小鎮上輾轉居住。科克蘭隻上了兩年學，就進入一家棉花加工廠干活。那時，她隻有八歲，每小時掙六美分。

　　為了改變命運，她決定當一名美發師，隨后去了紐約。在紐約第五大道，她在一家美容院找到了工作。在一個有錢的主顧的介紹下，科克蘭遇到了金融專家弗洛伊德·奧萊姆，並嫁給了他。

　　奧萊姆給科克蘭買了一架飛機，勸她去學習駕駛。科克蘭一聽，竟真的去了紐約長島的羅斯福空軍基地學習飛行。在經過兩周半的學習后，她剛獲得正式的飛行員執照，便迫不及待地把飛機開到加拿大的蒙特利爾。那一年是1932年。

　　1938年，科克蘭在美國著名的年度跨州長途飛行競賽——本迪克斯飛行錦標賽上，以八小時十分鐘飛行3270公裡的成績，擊敗了另外九名男飛行員，頓時揚名美國航空界。

　　1939年，德軍坦克開進華沙后，已是著名女飛行員的科克蘭給當時的美國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寫了一封信，建議軍隊征召女性飛行員，“男人在前方殺敵報國，女人們也可以在后方做一些輔助性的工作，譬如駕駛救護飛機或者通訊飛機或者運輸機，這樣能夠讓男人們有精力去做執行更加重要的使命。”

　　但是五角大樓回復她說：“完全不切實際”。一份備忘錄上這樣寫道，女人們“在戰時駕駛飛機會過於緊張。”科克蘭對這個聽起來貌似很恰當的理由嗤之以鼻。1941年夏，科克蘭帶著總統的“批示”來到五角大樓，這個批示是總統夫人多方周旋才從羅斯福那裡弄到的。但五星上將、美國陸空司令亨利·阿諾德依然拒絕了她的提議。他說，軍隊有足夠的男飛行員。 然而，隨著戰爭的進行，男飛行員的數量漸漸在減少。阿諾德漸漸改變了立場，空軍轉運部部長威廉姆·特納也贊成引進一些女飛行員。

　　得到空軍支持后，科克蘭開始在全國大招募。她要求，申請者的身高不能低於1.59米，年齡不低於18歲半，飛行時間不少於200小時。為了吸引技術成熟的女飛行員加入，1942年9月，科克蘭在首都華盛頓的“五月花飯店”舉行了一場雞尾酒會，邀請第“國際女飛行員99組織”成員出席。這個組織是1929年，由99名美國著名女飛行員組建的，意在為女飛行員搭建一個交流技術、聯絡感情的平台。

　　“如有需要，你們願意為祖國而飛翔嗎？”科克蘭向出席酒會的女飛行員們發出了邀請。兩三次聯誼酒會后，在科克蘭的鼓動下，大部分女飛行員都走出了家門。

　　一個月后，“99組織”的成員簡·斯特拉漢（Jane Straughan）收到了一份電報，建議她立即報名為國家盡自己一份力。簡·斯特拉漢起初以為這是個玩笑，因為她丈夫已經報名參軍，開赴到歐洲戰場。但架不住大伙的勸說下，她也填好了申請表格。

　　簡是在馬裡蘭州的一個飛機場學會開飛機的，1938年，她獲得了駕駛商用飛行的執照，並加入了女子飛行精英俱樂部“99組織”。因為技術過硬，她被聘請為英國恩斯特龍飛機制造公司唯一的女駕駛員，其任務就是向客戶展示飛機。

　　“我去了休斯頓，成了做實驗用的‘小白鼠’，”簡·斯特拉漢成了女子飛行隊的第一期學員，駐扎在特拉華州威明頓“新堡”空軍基地，受空軍轉運部指揮。當時她的主要任務就是把戰斗機從生產線轉場到空軍基地。斯特拉漢開過的飛機可謂不計其數，后來她回憶說，有Piper Cubs, PT-19, PT-23, Vultee BTs, AT-6, AT-9, AT-17, C-60, C-61, P-24, P-39, P-40, P-47, P-51, P-63。





　　男性的質疑

　　除了簡之外，科克蘭的招聘在全國吸引了2.5萬名申請者，有1830人獲選，最后獲得飛行的資格有1074人。

　　1942年11月，申請獲得通過的學員們被安排到了休斯頓的霍華德·休斯空軍基地。這個地方缺乏教室、食堂，給她們訓練用的飛機還在路上。沒有統一制服，她們什麼都可以穿：牛仔靴、拖鞋、馬靴，一個學員甚至還穿著毛毛拖鞋。飛行隊唯一統一發放的物資是發網，因為軍方擔心那些飄逸的長發在飛行時引發不測之禍。

　　1943年4月，學員們終於轉移到休斯頓“甜水鎮”的“復仇者”基地。

　　她們引起了美國新聞界的高度關注。1943年四月底，《休斯頓郵報》雇佣了一位美聯社的記者報導了女子飛行大隊遷移到了“甜水”鎮的新聞，報紙給大隊起了個綽號“口紅大隊”。記者休·威廉姆遜形容這些新兵蛋子時說，她們的“身材苗條得像飛機的線條，皮膚晒成了標准的古銅色”。

　　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后，她們的朋友和家人發現這些女孩都變得粗獷而不修邊幅。

　　她們在軍營裡過著枯燥乏味的生活，早上六點鐘被晨號叫醒，然后是學習莫爾斯電碼、模擬通訊、飛行訓練，根本沒有時間讓她們去梳妝打扮。訓練期間，她們都穿著肥大的陸軍機械師工裝褲。拜德州西部的大風和長時間的訓練所賜，女孩們的發型和妝容全都變得亂七八糟。可那有什麼關系呢？

　　唯一讓她們覺得沮喪的，是來自美國社會固有的性別歧見。1944年，美國陸軍訓練部將軍巴頓·楊特和巴尼·吉爾斯將軍來基地視察，竟然讓女飛行員充當儀仗隊。更離譜的是，這次視察中，吉爾斯竟然問他的妻子，“你不覺得他們很性感嗎？”

　　《飛行雜志》上就講了一個故事：某一天，女飛行員伊莎貝爾·芬頓駕駛著“文圖拉”中型轟炸機飛臨達維斯基地6000英尺的上空，追逐著一架靶機進行射擊，僅用了20發子彈芬頓就打中了靶機。但是當芬頓駕駛轟炸機離開基地的時候，一位上校卻咕噥出這樣一句話：“見鬼，這個女人怎麼不去死啊。”









　　轉運飛機

珍珠港事件后，美國各大公司開始大量生產飛機，但因男飛行員大量在海外參戰，如何將工廠生產出來的飛機開到軍事基地去成了棘手問題。女飛行員們接過了這個繁重的活。

　　那些從“復仇者”基地畢業后的女飛行員被分配到了美國各地。有些人去轉運飛機，另一些則負責空運管理或成了醫護人員。特別優秀的飛行員，被安排去南卡羅來納州的達維斯基地從事靶機工作。

　　WASP的飛行員從來沒有參加過實戰，但她們卻創造了驚人的紀錄。她們出現在美國境內120多個陸軍航空隊基地，駕駛過美國陸航所有機種，其中還包括具有試驗性質、危險系數很高的特種戰斗機。像有“寡婦制造者”之稱的B-26轟炸機，這是一種雙引擎的轟炸機，因起飛時容易墜機而享有“寡婦制造者”的惡名。

　　很快，女飛行員們又開始駕駛美國最大、最新的轟炸機——B-29“超級空中堡壘”。這種飛機以難操控而聞名全美航空界。科克蘭告訴空軍司令阿諾德將軍，她的女飛行員們已經征服了這些大家伙。“如果一個女性能夠做到，你們男人也應該可以。”她說。

　　玫瑰凋零

　　1942年夏天，當科克蘭在全國招收女飛行員時，出生於俄勒岡州的美籍華裔李月英毫不猶豫地報名參加了，成為WASP的第4期學員。

　　在接受了為期6個月的訓練后，李月英被分配到位於密執根州羅穆盧斯的第三轉運隊。當時的任務異常繁重，李月英在給妹妹的信中抱怨：“一周7天都要工作，幾乎沒有休息時間。”

　　1944年11月23日，美國蒙大拿州大瀑布空軍基地。作為援助法案的重要中轉站，P－63“眼鏡王蛇”將在這裡匯集，然后轉運到別處。由於有太多的飛機涌入機場，控制塔台一片手忙腳亂。一個男飛行員駕駛的P-63無線電出了故障，他無法得到塔台指示，於是他決定自主降落，但是他恰恰對准了李月英准備降落的跑道。塔台發現險情，要求馬上爬升盤旋待降。但是那個男飛行員無法聽到這個指示，而他恰好飛在李月英的后上方，絲毫不知道危險臨近的李月英按塔台指示拉起飛機……

　　兩天后，李月英因傷勢過重離開了這個世界。當李家為孩子選擇墓地時，被有關方面毫不猶豫地拒絕：亞洲人無權被安葬在白人墓地。經過艱難而漫長的抗爭，她被安葬在哥倫比亞河的山坡上。

　　雖然WASP執行的是軍事任務，但是她們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婦女飛行隊扮演著類似現在伊拉克那些黑水保安公司的角色。從1942年到1944年，共有38名女飛行員在執行任務時殉職。她們無權按軍人禮儀舉行葬禮，不能享受儀仗護衛和官方提供的喪葬服務等男飛行員能享有的待遇，她們的棺木上甚至不能覆蓋美國國旗！ 連她們的葬禮費也要靠同學、同僚和朋友募捐。

　　遲來的尊敬

　　1944年，由於二戰大局已定，許多男性飛行員再也不想去歐洲，更不願意去太平洋戰場。1944年2月，加利福尼亞的議員約翰·卡斯特羅要求把這些女飛行員轉為正式的空軍飛行員。6月19日，這一提案在眾議院投票時遭到失敗：188票反對，169票贊成，73票棄權。

　　1944年12月4日，科克蘭宣布WASP解散，大約100名飛行員返回了基地做最后的告別。在告別儀式上，阿諾德說：“在1941年的時候，我並不肯定這些年輕瘦弱的女子能夠駕駛B-17。現在到了1944年，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女人能夠和男人一樣在藍天翱翔。”

　　女子飛行大隊解散后，成員們沒有得到軍方任何補助或榮譽，檔案也被封存，她們對於二戰的貢獻很少有人知道，甚至歷史學家也不太清楚。但生活還得繼續，一小批人進入了空軍，一些人干起了空姐的工作。但大多數人開始結婚生子，而且從來不談論她們的經歷。

　　1976年，美國空軍宣布，空軍學院有10名女飛行員即將畢業，“她們是首批駕駛美國軍用飛機的女飛行員”。這激起了仍健在的WASP隊員的憤怒。這件事在美國國會引起一輪激戰，WASP的檔案記錄終於被啟封。1977年11月，美國總統卡特簽署法案，同意給予WASP二戰老兵的待遇——這意味著她們去世后，有權在棺木上蓋一面美國國旗。

　　2009年1月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國會決定授予女飛行員們國會金質勛章，大約300名健在的女飛行員現場見証了這一歷史性的時刻。在典禮上，奧巴馬說，“每一個美國人都應該感謝她們的無私奉獻”。2010年3月10日，200名健在者趕到國會大廈，從議長佩洛西手裡接過了國會金質勛章。

　　“非常遺憾，很多人已經不在了，這枚獎章恐怕永遠不能彌補那些人。”一位老兵感嘆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