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聞】17 修行中遇到的那些夢
不少讀者提起過修行中遇到的各種夢境,趁著今天是藏曆的四月一日,分享一些師父們關於夢境的開示。
雖然文章很長,但對大部份修行者來說,還是很有幫助的。建議收藏備用。
(當中也間雜著筆者一些相對微不足道的個人經驗分享。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祈竹仁...
【如是我聞】17 修行中遇到的那些夢
不少讀者提起過修行中遇到的各種夢境,趁著今天是藏曆的四月一日,分享一些師父們關於夢境的開示。
雖然文章很長,但對大部份修行者來說,還是很有幫助的。建議收藏備用。
(當中也間雜著筆者一些相對微不足道的個人經驗分享。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祈竹仁波切對“做惡夢”這個現象有一些開示。他認為:
你一天還在生,就仍會有發惡夢的情況,這不足為奇。在一般情況下,發惡夢對我們沒什麼嚴重的不良影響,所以你不需過份擔憂。
發惡夢的原因很多,有時因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發生過的事,有時則是精神及身體狀態不佳、血氣不暢或體內元素不平衡而影響心理所致。
總之是要找出原因,對症下藥,不要隨便把一切問題都迷信化。
**********如果是反復地夢到有關罪障的夢境,譬如夢到跌下山崖、被烈火焚身、處於雪山中而感到寒冷無助,又或夢到被人捆綁或攻擊等,而且是連續多次夢到這類的夢境,則有可能是業障的浮現,必須修持懺淨罪障。如果只是一次、兩次夢到以上夢境,則未必有什麼隱義。*************
(((筆者插個話。這些夢境,在筆者剛開始持咒的時候,頻密得近乎每天晚上都發生。由於當時太過困擾,也因此求助過不少各門各派的師父,花費巨額做過不少法事,依然無法從根本解決。只要再次持咒修行,夢境也就重現。
當時也有道家的師傅勸說不要再持咒了,但是由於我決心修佛,最後決定從修心開始,讓自己的心先靜下來(這一點上,禪修,和心理學上的知識,對我非常有幫助),專注專注地持咒,時間久了 — 也是堅持每天持咒數百次的2、3年後了,夢境終於有所改變。現在就不再有這些夢境了。
後來明白到,念佛持咒不專注,不念佛就是在念貪嗔癡,皆是心魔呈現。))
我們有時又會遇上好像被無形的東西壓著而不能動彈的情況,卻又似是清醒的狀態,這也不一定就是「非人」作崇,很多時這只是氣血不暢的情況而已。
如果我們恐怕是「非人」作害的話,可以在平時及在上述情況發生時誦念《般若心經》。
有些人又認為夢境必定是與未來或過去生有關的,這也並非正確。***在凌晨三、四點時份的夢境,或許會是有預言性的,其它時間的夢只不過是心理與生理反射,並無實在意義,此乃傳統所說。***
禪宗方面,藥山寺的淨慧長老在《真際禪話》中,也有關於夢境的開示:
《楞伽經》上說:「大乘諸度門,諸佛心第一。」也就是說,在所有的法門當中,在十方諸佛所說的法要當中,都強調如何調心,如何制心,如何明心,在修行當中這是第一位的。
所謂修行者,即是修心,修心即是修性,修性也是修心,心性不一不二。禪宗的功夫以明心見性為目標,所謂:明自本心,見自本性。心性有何差別呢?
心有生滅變易,性者如如不動。所以,性是體,心是用。明心用,見性體,這就是修行切要的功夫。
佛教講的一切法,闡釋的一切道理,都是根據世間萬事萬物本自具足的體和用而宣說的。把體用弄明白了,在修行上,少走彎路,容易見效果。
比如說,一盞燈,也有體有用。燈的本身就是體,燈所發的光明就是用。體用結合,才能把世間的萬事萬物說清楚。體用搞清楚了,在修行中才能真正找到本末,找到究竟的東西是什麼。因為不認識到一切事物的本體,就容易本末倒置,捨本逐末。
修行的根本,明心見性,找到這個根本了,就不會胡思亂想;找到這個根本了,就不會痴人說夢。
我們修行,不是要在眼前的點點滴滴的奇特現象上去用心,要從根本上用心。
修行人不要在夢幻泡影這些虛假的現象上去用心思,這不是根本,是枝末。修行得好或者不好,有進步或者沒有進步,自己要在日常生活中遇緣逢境來考驗自己,在逆境中來考驗自己。
逆境現前動心還是不動心,有煩惱還是沒有煩惱,信心是動搖還是堅定,這個才是根本。
因為修行的最終目標是要了生脫死,最終在生死這件大事面前能夠做得了主。在日常的逆境來臨的時候能夠不動心,能夠做得了主,經常能如此,在大限到來的時候,也就能做得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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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嚴法師開示精選】人格在寂寞中昇華
一個寂寞的人,雖能引起他人的同情;但人之對於寂寞的境遇,總是容易引起哀傷的情緒。所以寂寞的境遇,總是不受一般人所歡迎的。
但是,人而真正能夠忍受寂寞,安於寂寞,樂於寂寞,並且願以寂寞為其終身之良友者,他將必然通過寂寞之路,透出於寂寞的氛圍之外。他將會在寂寞之中,認識自己,認識他人,認識世間,認識世間的一切有情與無情;他將會發覺自己的缺陷,他人的缺陷,世間的缺陷,乃至一切有情與無情的缺陷;缺陷之中,產生憂患,憂患則與痛苦俱來;自己有痛苦,他人有痛苦,一切的有情眾生皆有痛苦;因為自己有痛苦,自己是人,凡是人,必皆有痛苦;又人是有情的眾生,凡是有情的眾生,亦當皆有痛苦。自求解脫痛苦,故亦必能逐漸而發為救人救世的大悲精神。到此境界,吾人的人性,已從孤單與寂寞之中,昇華而至於廣大無際的無盡藏中,自己深入於民胞物與的無盡之藏,自己的心胸,亦將充塞於無盡之藏,並進而彌蓋涵容了無盡之藏,此真所謂廣大如虛空了。但是,虛空雖然容受萬物,且以撫育萬物為職志,虛空的本身,卻是寂寂寞寞,無色無臭的。
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古來聖哲之士,不論出世的抑或入世的,他們皆從寂寞中來,那是毫無疑問的。雖由各人對於寂寞的運用有廣有狹,對於寂寞的體認有深有淺,而致聖格與聖階的範圍等次,各有差別,然其認定寂寞之可貴,乃是一樁事實,即使他們未嘗用過寂寞一詞的字樣。
人類思想的凝聚,必須有其冷靜的機會;人格的昇華,必先假以沈澱的時日。一缸混水,澄清之後,始能明淨如鏡而徹上徹下,但如不讓其有休息的機會,時時均以器物攪之拌之,那是不會澄清下來的。
世間固有不假造作的天才人物,一出世來,即能顯赫一時,但那總是浮淺的,好像肥皂的泡泡一樣,也能吹得很大,也能在陽光之下發出絢麗的色彩,也能使人對之欣然而笑,然其彩色的生命是有限的,其為人們所留下的印象與影響也是有限的。
世上一般的所謂凡夫,總是不甘寂寞的,總是想盡方法,要使自己比他人好,要使自己站在他人的面前與上面,要使自己讓他人看到,要使他人知道自己是比他人為好為高。所以一般的政客,口頭上喊著為民服務,事實上卻在踏著人民的背脊,登上自我高大的寶座,政客之所以不能成為偉大的政治家,端在他們的不甘寂寞,他們是為成全自我而利用他人;政治家之所以能夠萬民愛戴,留芳千古,原因是在他們的動機為救國家為救人民,能置個人的成敗毀譽乃至生死於度外,他們為了達到自救救人的目的,可以接受天下人的反對,即使在天下人的一致反對之下,他們仍能我行我素。所以歷史上的孔孟諸子,他們各有其政治理想的政治計畫,但他們卻未有一人是能即身而將自己的政治抱負全部實施的,甚至永遠未能付諸實施的,可是,他們那種獨立特行、獨往獨來而甘於寂寞的精神,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魄力,實在值得吾人深心嚮往。
吾人在寂寞的時候,不能不感到無聊,這是因為沒有寂寞的習慣,未能將寂寞的境遇,看作知己的朋友,所以大家喜歡往熱鬧的場所跑,希望能有一些可以交談的朋友,可以共同玩樂的朋友。但是人從熱鬧的場合中走回家裡時,或當朋友們各自分散時,卻會感到加倍的寂寞,好像自己是生活在古墓之中的木乃伊,孤孤零零,悽悽切切,冷冷清清,像一個無依的幽靈,像一隻失群的小鳥。於是產生反常的心理︰越感寂寞之惱人,越向熱鬧的場合裡鑽,越鑽越感寂寞,越感寂寞越要找刺激。最後,心靈混沌了,肉體麻痺了,精神墮落了,整個的人生,也就毀滅了!
當然,凡是尚有一些自制能力的人,那是不會一直走下去的。普通的人,無聊的時候,可以看看書,寫寫字,聽聽音樂,時間也就打發過去了。但是,假如我像魯濱遜一樣,生活在一個無人的荒島上,那裡沒有文明,沒有文化,也沒有任何的書籍,那時候,我是自殺呢?還是繼續活下去?如果我是一個聖者,這倒正是我所求之不得的環境了,佛教的教主釋迦牟尼,他要單獨跑到雪山去枯坐六年,耶穌成道之前要到西奈山去獨住四十晝夜,他們何嘗是從書本中找智慧呢?所謂「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是中國儒家的主張。書本之中,固可找到知識,真正的智慧,則非書本之中可以找到。所以佛教的禪宗,主張不立文字,主張直下悟入,明心見性。中國儒家,雖有悟的境界,但在宋明之前,殊少直接點出悟之重要者,到了宋明之後,因受禪宗的影響而標明了悟的觀念,陽明的龍場悟道,便是一例。雖然佛教的悟道與儒家的悟道,在層次與成色上有其差別,但其悟的方法是一樣的。如何才能悟道?首要在於知止,以不變而應萬變,心不變動就是定境,心如止水,自可內外明澈,而能自悟悟他了。唯此知止不變的工夫,若非甘於寂寞的人,那是用不上力的。
人之自高自大者,正因他是無知;人之能夠敬上而謙下者,正因他能知道自己之無知;人之無知而能自知為無知者,他已不是等閒的人物了。所以蘇格拉底自謂他之過於人者,只是自知其無知而已!但要發覺自己的無知者,非要有寂寞的經驗不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他是不能自知其無知的,一個不能領會寂寞的人(像無有思想可用的動物一樣),更是無法自知其無知的。故如莊子所說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的警覺心,在一般人來說,那是談不上的。
可是,我們不妨從現在開始,找一個寂寞的機會,或在深夜的床上,或在傍晚的天井裡,或到空曠的原野,或到汪洋的海邊,或坐林間的樹下,或宿深山的梵剎,先讓自己寂寞下來,然後再向自己發問︰
我是什麼?我從何處來?又將往何處去?
我認識自己嗎?認識些什麼?認識了多少?
我為何生在天地之間,如何生在天地之間,天地之間如何使我生存?
我對我的周遭事物,理解了多少?理解些什麼?
我是人?人應如何?我已如何?
我覺得人生是痛苦的還是快樂的?痛苦何處來,快樂何處去?自知有苦樂,也能知道他人有苦樂嗎?
我生於天地之間,對天地之間的一切萬有,理解了多少?理解了些什麼?
像這些問題,任便舉出一個,必將無以回答,即使勉強回答,此一答案的分數,必也少得可憐!即使是集古來的大宗教家、大哲學家、大科學家,數千年研竟。此一本末究竟或事物終始,仍須吾人從寂寞之中去開悟出來。
偉大的人物,都是從寂寞中來的,也唯有從寂寞中來的人,更能值得人們的尊敬。像西洋的哲學家中,斯賓諾莎甘於磨鏡的寂寞,尼采甘於病痛的寂寞,其餘如霍布士、笛卡兒、洛克、萊布尼茲、休謨、康德、叔本華等,皆甘於獨身的寂寞。中國自顏回以下,賢哲之中,甘於陋巷布衣的寂寞者更多。縱使學優而仕,身居顯要,但他們總是耿介質直,不阿不求,從政是為兼善天下而已,正是學以致用的表現。唯於偉人之中,寂寞一生者之精神作用,遠較及身聞達之流,更能使人崇敬與嚮往,卻是一個事實。這在宗教的行誼之中,尤其明顯,一個高僧,只要能有徹底放下的決心,他們對於寂寞的生活,必能甘之如飴,世人視之為枯槁,他們住之如春風。因為一個真正的宗教家,特別是一個佛教的僧人,他們雖以出世為宗旨,卻以入世為手段,他們的徹底放下,為的是要絕對的承當,若不先做去人欲而存「天理」的工夫在前,自也無法擔起自救救人救眾生的重任在後。即使一個高僧,未嘗真的在其一生之中,度盡一切眾生,但卻願於生生世世,盡未來際,直到度盡眾生為止,正因有其弘願之所在,他們雖然枯坐於水邊林下,亦同於心包太虛而與一切眾生談天說地了。近代的佛教界中,有一位弘一大師,他於出家之後,總是隱藏,總是甘於過他寂寞的生活,他在生前,著作無多,化眾甚少,但其若有所言,必是悲憫懇切之詞,必能語語感人,故到目前為止,不論僧俗,凡是知之者,談起弘一大師,總會肅然起敬,這就是受他那種卓拔的人格所感。那種卓拔的人格,卻是從寂寞的生活中,貞凝而成的。
一個甘於寂寞的人,根本不會想到寂寞的問題。人在單獨的時候,會覺得寂寞,有了一個朋友交談,便不寂寞了;一個甘心與寂寞為友的人,卻將一切寂寞中的人當作自己的朋友,他將全部的心力,放在寂寞的朋友身上,為之發掘問題,並為想出解除問題的方法,以期拯救,以期安頓。因為凡人皆在寂寞之中而又不忍甘於寂寞,不甘寂寞的人是愚癡的,也是痛苦的,所以凡人皆在他的拯救之列,凡人皆是他所關心的朋友。那麼試問:能以一切人乃至一切眾生為朋友的人,他會感到寂寞嗎?當然是不會的。
若想甘於寂寞,確非輕易之舉,如果以甘於寂寞作為來日的晉升之資,期以十年寒窗,換取來日的衣錦榮貴,那是流俗的,那不叫作甘於寂寞,而是做的投資生意。離俗而處者,固為甘於寂寞的人,一個真能甘於寂寞的人,卻並不一定要離群獨居,像美國的林肯,像印度的甘地,都是寂寞的人。寂寞者不會考慮到自己的問題,他只希望同情一切人,瞭解一切人,並願為一切人乃至一切眾生承擔問題而解除問題,他是忘我的,即使一切人乃至一切眾生都把他當作敵人來攻擊,他也必能在所不計,人皆以他為敵人,他卻仍以朋友乃至慈母的心懷來愛之護之。所以佛教主張學佛者,應先空去一個我的觀念,然後才能進入佛法的聖階,因為人欲皆由我的觀念而來,有我就有人欲,有人欲便不能甘於寂寞。
寂寞是可貴的,願將此一短文,獻給正在寂寞中的人。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於美濃,刊於香港《人生》雜誌二九○期)
--本文摘自《神通與人通》
延伸閱讀 👉喧嘩與寂寞的調適
https://youtu.be/HNn5mQAFp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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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帽壺
僧帽壺:中國元代創制的瓷器造型的壺式之一。因壺口形似僧帽而得名,造型為口沿上翹,前低後高,鴨嘴形流,壺蓋臥於口沿內,束頸、鼓腹、圈足、曲柄。具有強烈的少數民族風格。元器形體敦實、壺頸較粗、壺流略短,明器壺流略長,清器頸略高,腹部略瘦。最早為元景德鎮青白瓷器。明清兩代繼續燒造。有青花、紅釉、白釉器等。
「僧帽」,出家僧人頭上帶的帽子。《佛教大詞典》「帽子」條目記載如下:頭巾、禪巾、菩薩巾,冬季僧侶頭上所戴布制之物。《釋氏要覽》卷下送終篇頭巾條載帽的形制「全長五尺三寸,前面長二尺八寸,背後長二尺五寸。」然而,除南傳佛教僧眾因為天氣的原因基本上未見著帽外,佛教各宗派的帽子又有著不同的形制。如在大乘佛教裡面有天台、真言、淨土和禪宗的區別,有漢傳佛教和密宗的區別,以國籍論又有中國佛教與日本佛教帽子的區別。早期佛教對帶帽的要求比較規範,《四分律》記載,佛言:「比丘不得裹頭,是白衣法,若裹頭如法治,時諸比丘頭冷痛白佛。佛言:聽以毳若劫貝作帽裹頭。」這段文字記敘的是早期有家僧人不許帶帽子的規定,但是後來因比丘無頭髮,天氣寒冷所以佛祖慈悲允許用毳或劫貝作帽裹頭。即便如此,《大比丘三千威儀經》還規定了「著帽之時,不得對佛作禮。」
佛教典籍中,佛祖雖然規定了是否可以佩帶帽子,但是卻沒有為它規定具體形制。因而流傳到後世佛教中帽子的形狀不單有宗派之分還有國籍之別。中國僧帽壺根據傳器型制主要分三種,其一為明代李茂林款式,其二為時大彬款式,其三為最早出現在紫砂器中的僧帽壺——「高」僧帽壺。經比較以上三款都叫僧帽壺,同一名稱的器形差別卻很大。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從上古陶器、青銅器的使用,漢之後由漆器到瓷器,至紫砂的興起和進步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這種影響並隨著社會的發展變的更加複雜。從作品的角度來說每個朝代都會根據當時的社會文化氛圍,工藝製作水平和審美風格而有著自己的特點和變化,比較同一時期的器物是無法找出它們的傳承點和變化原因的時候,轉移到歷史文化的角度上來,而不能僅僅從工藝設計這一點來看問題
壺制特點
李茂林款僧帽壺
嘴短直,嵌蓋,壺肩上平面有篆文一圈,可回旋倒讀均成文。壺底刻「萬曆丁醜子京先生索,文嘉銘」。(萬曆丁醜為公元1577年)壺身上貼的蓮瓣花紋裝飾應該是根據佛教習慣而來。此壺在僧帽壺中的地位是比較獨特的,因為如將嘴、把不做考慮的話,壺身與當今和尚們冬天所帶之明宣德青花瓷僧帽壺
帽子最為相象。因此可以說在遍查佛教典籍後,沒有發現有關對僧帽的具體形制記載的情況下,此壺和僧帽這個名字的原始意義(上文《四分律》中載僧人因天氣寒冷而佛祖准許帶帽之語),並和現實情況下(淨土、禪宗等中原佛教僧侶所帶之帽子)最相符。
時大彬款僧帽壺
特點頗為明顯,壺身六瓣,鴨嘴流,蓮瓣裝飾上升到壺冠,耳型把上有一小扳手(似飛把)。壺底刻「萬曆丁酉年時大彬制」(公元1597年)楷書。
顯示這兩把壺製作時間相差不過二十年,但是形制卻差距如此之大。一般情況下同名器形見應存在的一定的相同點或前後變化的傳承,於這裡卻絲毫沒有脈絡可尋。再翻看資料,介紹時款僧帽壺時多提到了是從元代瓷器中「甜白釉僧帽壺」演變而來,根據時間計算元代要早於紫砂開始盛行的明朝。雖然紫砂圓形僧帽壺本身之間也有一些細微不同變化,但總的來說應該是最早出現在紫砂器中的僧帽壺造型。
宗教內涵
景泰藍番蓮紋僧帽壺
瓷器僧帽壺也有著鮮明濃郁的少數民族風格,經過多方查找對比後發現元及以後歷代以「僧帽壺」來命名的瓷器有很多,如「明宣德寶石紅僧帽壺」、「青花藏文穿連雙龍紋僧帽壺」、「甜白釉僧帽壺」等。尤其是現藏於台北故宮的「青花藏文穿雙龍紋僧帽壺」,揭示了僧帽壺的來歷!此器頸,流,把身基本上和以上幾種差別不大,關鍵在於壺身上的一圈藏文,其意義為吉祥祝福用語,現將其摘錄並翻譯如圖:「日平安,夜平安,陽光普照皆平安,日夜永遠平安泰,三寶護佑永平安」。此處所謂三寶即是對佛教中佛、法、僧的稱謂。這把壺形制仿自元代僧帽壺,為什麼明代要原樣仿制上一代少數民族朝代「元」的器用品呢?根據這把壺身上藏文吉祥祝語的記載發現藏傳佛教和僧帽壺的出現應該有一定的關係。
有資料說永樂皇帝為了在連續不斷的法會上減輕僧人們的睡意而定做了數百僧帽壺賜予眾僧作為飲茶器具。黑色法帽在被蒙哥賜予藏僧的時間上要早於瓷器僧帽壺的出現,考慮到僧帽壺的使用價值和它與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有著很深的淵源,以「藏」民族的一些實用器皿,包括從藏傳佛教法器中選取和其有相同處的與之進行了仔細對比,發現了藏傳佛教中常用的五佛冠,可能也對早期僧帽壺的設計起到了影響。「五佛冠」,其冠字有把帽帶在頭上的意思。就形制來說,此冠分五朵蓮瓣,每一葉冠中間,都有一個蓮瓣形的佛龕,佛龕中間各有一個代表五佛之一的梵文字母。這也與僧帽壺頸部以上的設計比較相象。至此,經過以佛教界法器的比較和對歷史上僧帽壺來源的考察,關於其出現的原因的一種解釋——它可能是以中原漢族傳統器皿「湯瓶」為主體結合藏傳佛教法王「黑帽」和法器五佛冠的式樣為頂部設計,並以此來明確其宗教使用特點而設計的飲器。它的用途初期專為佛教僧侶飲茶,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變成普通人也可以使用的茶壺。
工藝特色
明永樂紅釉僧帽壺
僧帽壺最早出現的時間是元代,最早出現時的載體為瓷器。明以後隨著大量瓷器工匠轉移到紫砂器方面的製作後也將此器形移植了過來。並且根據以上原因來看,紫砂圓形僧帽壺的出現時間要早於李茂林,更早於時大彬款,時款應為紫砂工藝成熟後,由製作紫砂器皿的工匠根據紫砂壺成型特點加以改良後出現的結果。李茂林款僧帽壺應和其它兩種是沒有傳承關係的,其出現的理由可以做以下兩點考慮:一,李根據漢地佛寺內僧人實際使用後產生靈感設計而來;二、李根據當時出現的瓷器僧帽壺款式所啓發,進而獨立創作的。
通過從歷史的角度,證明瞭僧帽壺在歷史上有著並且也應該有它獨特的地位:其一,解釋了壺名的由來,揭示了其與少數民族器用品有著直接聯繫,並且反映出一段各民間交流的歷史。其二,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僧帽壺製作工藝,設計思路轉變的過程。通過它能夠比較清晰的反映紫砂在中國歷史大環境中不斷變化的歷程,說明瞭「飛把」工藝設計的出處。其三、也展現了佛教傳統中從無帽到有帽,以至於到帽子成為法器的一種演變過程。通過這次對僧帽壺的研究後更發現僧帽壺與傳統文化分不開,它是折射出中國文化傳統和歷史的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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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的夢想驛站」
《日本茶保存唐宋遺風 講究和敬清寂.一期一會 茶聖千利休追求純淨的精神世界》
全世界最著名的茶席不是在中國,是在日本。日本茶道源自中國,茶道歷史可以追溯到13世紀。往中國留學的僧侶,於唐朝把佛教和茶帶回日本。日本最初是僧侶用茶來集中自己的思想,後來才成為分享茶食的儀式。
宋朝時期,日本僧人到中國求法,徑山寺是最熱門的目的地,日本禪宗24個流派,有18個都出自徑山寺。當時每年春季,僧侶們會在寺內舉行茶宴談佛經,從室內擺設、注茶順序到品茶流程都非常講究,慢慢的發展出一套嚴謹的儀式,其中最為出名的是浙江杭州的徑山茶宴。日本的留學僧人在宋朝的時候來到中國,將徑山茶宴帶回日本,成為日本茶道的起源。在中國,宋朝的茶宴反而慢慢沒落,無從尋找了。
鎌倉 是日本武士的故鄉,除了武術之外,武士也必須追求心靈的平靜,其途徑就是茶。日本歷史上最重要的兩位武士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他們兩位的茶道老師千利休他對茶道的終極追求,被後世稱為茶聖。
千利休將禪的精神引入茶湯,他追求純淨的精神世界,拒絕奢華的茶具和物質。他的理念是,透過一杯茶來創造和平,營造一個沒有等級差別、人人平等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