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末：知識份子與民間寫作（1990年代） 責編文／柄富 1989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份，詩人王家新在他的詩歌訪談錄《回答四十個問題》裡提到「從大體上看，1989年標誌著一個實驗主義時代的結束，詩歌進入沉默或是試圖對其中的生存與死亡有所承擔。作為一個詩人──不是全部，而是他們其中經受了巨大考驗的一些，的確來到一個重要的關頭。」這個1989年的巨大考驗、重要的關頭，很明顯指的就是中國八九民運，也就是我們熟知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在內的整個八九風波。歐陽江河曾在訪談裡說「到1989年前，朦朧詩所寫的東西慢慢擴展至內心層面、個人經驗和實驗性語言風格等，但沒有跟太多現實生活或歷史聯繫，因此被批評脫離現實。89年之所以影響整個年代，是因為89年歷史強行進入，不管你喜不喜歡，這個歷史是當時詩歌和文學寫作，包括思想概念，沒有直接直面過的，沒有直接處理過的，和它面接過的一種真實歷史現實……一個活生生的、直接的、真實的發生。譬如說：死了人，流了血，而且這是我們詩歌沒有辦法去處理它、面對它和容納它的。」 而中國的學者們自己在歸納九零年代的中國當代詩歌時，必然會提到知識份子與民間寫作的論爭。歐陽江河被列作知識份子的代表首先是這麼理解九零年代的當代詩歌的，以1989年的重大事件作為分界點而能說「89後」的詩歌與前代不同，這是一種觀察，也是一種自我命名。也有許多學者，比如陳超、唐曉渡，並不認同九零年代的詩歌能夠透過一個事件（即使這事件夠重大）而確立自己為一個文學時期的結束或開端，詩歌史是一個綿延的進程，不會一瞬間就這麼斷代，九零年代的詩歌也並非由否定八零年代的詩歌來完成。 經常是以一個後見之明的角度來談論一個時期的文學，程光煒1998年的文章〈我以為的九零年代詩歌〉則正面地為中國九零年代的詩歌作了兩點初步的描述：「一、它（九零年代詩歌）是相對散文化、現實的、個人性的，能達到知識份子精神高度的一種寫作實踐。二、它是一種充分尊重個人想像力、語言能力和判斷力的創造性藝術活動……90年代詩歌不僅要求詩人有一種文化的、精神的高度，它還如艾略特所說的：『是一門綜合的藝術』。」強調著「知識份子精神」這點，程光煒1998年還編選了一本《歲月的遺照》，作為九十年代文學書系的詩歌卷出版了。 當時正就讀北京師範的學生沈浩波旋即在《中國圖書商報》上發表了〈誰在拿「90年代」開涮一文〉，公開地對《歲月的遺照》的編選者及其中部分詩人展開批評。隔年另一位詩人楊克也主編了一本《1998中國新詩年鑒》在廣州出版，在代序以及選詩上顯然都試圖與程光煒編選的《歲月的遺照》作出區別，表達出一種別於《歲月》的一種「民間立場」，雙方氣氛越來越緊張，1999年4月謝有順在《南方週末》發表了〈內在的詩歌真相〉一文，加強對《歲月的遺照》詩選，以及所謂「知識份子寫作」一定義的質疑。此文一出，王家新、贓棣、西渡等作家相繼撰文，對謝有順的質疑予以反駁。 在兩方劍拔弩張的形勢下，1999年4月16日至18日，由北京市作家協會、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當代室，聯合了《北京文學》雜誌和《詩探索》編輯社，在北京平谷縣的盤峰賓館舉辦了一場詩會，邀兩方詩人、詩論家、批評家與會，就一系列的詩學問題進行討論，事實上也有更多是在對寫作資源的分配進行爭論，帶著「圈子」與「權力」的因素展開的意氣之爭也所在多有。這場詩會被稱作「盤峰詩會」，會後便產生了「知識份子派」與「民間派」這樣的說法，而兩方的論爭也不僅止於盤峰詩會，後續在北京各報刊、文學雜誌上，仍然有一系列激烈的相互筆伐。 就何方麗、張立群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年第六期發表的〈盤峰論爭始末〉，整理出來的知識份子派、民間派論爭的內容，首先是詩歌是否應該爭取讀者，這與90年代以來詩歌在市場經濟上被邊緣化有關，民間立場的詩人認為「知識份子寫作」事實上是遠離了讀者，而有無讀者是證明詩歌是否成功的標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