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緣家書📖] 就反《逃犯條例》引起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特區政府一直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或撰寫獨立調查報告,官僚理據是「已有既定機制處理」,私下則有說援引南丫海難獨立調查令海事處助理署長坐牢的案例,擔心前線警員一旦負上刑責,引起反彈,只會令政府最後一支力量也失效。後說是否屬實,筆者不敢妄言,但所...
[#隨緣家書📖] 就反《逃犯條例》引起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特區政府一直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或撰寫獨立調查報告,官僚理據是「已有既定機制處理」,私下則有說援引南丫海難獨立調查令海事處助理署長坐牢的案例,擔心前線警員一旦負上刑責,引起反彈,只會令政府最後一支力量也失效。後說是否屬實,筆者不敢妄言,但所謂「既定機制」則明顯掩耳盜鈴。
在國際社會,任何地方遇上重大事故,都會突破常規處事,以最高規格作出宏觀調查和回應。參考港英時代,二戰重光後,曾遇上1956年雙十暴動、1966年天星騷動、1967年六七暴動,分別帶來社會巨變,事後都有獨立調查報告,而且報告觸及管治的敏感問題,完全沒有迴避。2019年香港出現的群眾運動,性質自然不是特首曾錯誤形容的「暴動」,但整個社會面對的挑戰,比2014年更嚴峻,涉及多方範式轉移,和上述三例不遑多樣,特區政府卻依然當作一條普通法例的爭議處理,或交由警監會了事,無論持甚麼立場,也會覺得這政府活在平行時空,已經出現的「群眾鬥群眾」也不會停止。
港英那幾次獨立調查,本來都可以一句「外部勢力干預」結案,1956、1967那兩次也明顯存在「外部勢力」,但始終集中精力正視了內部結構性問題,這是嚴謹的管治態度,值得學習:
1) 三大案中,1956年的雙十暴動由右派發起,動員了地上地下勢力,港英一度擔心這是否國民黨拿香港「反攻大陸」的訊號,調查後得出的結論卻是右派居住地方人滿為患、環境欠佳,只要以民生疏通,就不會演變成政治危機,結果完全正確。
2)1966年的天星騷亂期間,葉錫恩的國際左翼聯繫一度成為港英懷疑對象,事後港英對所有當事人,由警方到示威者到記者到被定罪者都進行了訪問,報告坦承是港英政權忽略本地人利益、被視為只為倫敦服務,也承認青年對英屬香港的「非永久狀態缺乏安全感和歸屬感」,對策是推進費邊主義福利社會,成立社區民政系統,葉錫恩也得到和港督的直線聯繫。
3)1967年的六七暴動後,港英撰寫了兩份報告,除了利用暴動後的民情推進反共意識形態,也對自身管治的社會不公深切反省,除了深化本來就要落實的「六六報告」,也慢慢鼓勵以廣東話為主體的香港本土身份認同,希望製造一種長期居留的安全感。
類似調查報告,在全球屢見不鮮,而事實上,除了嚴謹態度調查這類深層次矛盾,任何在官僚框架內的形式主義、不平等對話,都是本末倒置的。假如沒有獨立調查委員會,特區政府現在傾向的討論,定調已呼之欲出:通識教育失敗、國民教育不夠、土地問題、社交媒體;唯獨青年在運動真正關心的、涉及價值觀的深層次問題,例如怎樣重啓政改,官員的討論卻付諸闕如。假如港英政府當年每次都訴諸官僚、斷錯症,後果早已不堪設想了。
小詞典:南丫島海難調查報告
2012年10月1日,南丫島附近海域發生海難,造成39人死亡、92人受傷,事後行政長官梁振英成立「南丫島附近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由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倫明高任主席,報告對事故成因、責任、建議作出詳細敘述。根據報告,警方檢控海事處助理處長蘇平治「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指其對肇事船隻沒有足夠救生衣負刑責,最後蘇被判監16個月。
信報財經新聞,2019年7月12日
#隨緣家書 #信報 #逃犯條例 #港英 #獨立調查委員會 #hongkong #antiextraditionlaw #britishhk
社會認同理論定義 在 龍貓大王通信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作為一位寫電影、寫動漫、偶爾也寫遊戲的不學之徒來說,理論上我不會認識鄭立這個名字。
原因很簡單,大王不想被其他創作者的觀點影響,更不巧的是,如果看到對方已經先寫了這個題目,那就立刻興起一片「既生瑜何生亮」的自卑感。當然,有些作者的文筆精彩到無法忽略、有些作者的切入角度就是天外飛來一筆、有些作者的資料收集功力明顯在我之上,在這些作者面前,與其說會感覺自卑感,不如說反而湧起無限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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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幾乎只花了十秒鐘、只看了一篇文章的首段,就對鄭立無限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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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立先生的文字不算詞藻華麗,反過來,他也不靠堆疊詞彙製造讓讀者仰之彌高的文字高塔、不讓讀者因為一探究竟的好奇心踏進文章,然後迷失在各式高大上的宋詞名詞形容詞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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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立先生也不寫印加帝國古文化、不寫51區的外星人、不學那些YouTuber愛說的「今天揭開妳不可能知道的世界秘辛」嚇人開場。而鄭立先生的文章總是短短的,這點倒是符合網路世代懶看長文的習性。而他也不在這些短文裡塞滿維基式的論述,不像那些空想歷史學家用書袋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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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立先生談港片、談漫畫、談動畫、談遊戲、談好萊塢電影。他不談史不談技巧不談淵遠流長的脈絡,只談一部作品,與這部作品裡的一個「理」,是道理的理,是邏輯的理,是這一刀這一劈背後理念的理,是對應到我們真實人生處世道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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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理不是打開維基百科就查得到的,不是引經據典就能隨手捻來的,當然更不是靠成語詞語能歸納出的。鄭先生在你我都熟悉的娛樂文化裡,挑選作品說他的理,說出那些我們未嘗深思的理、甚至是不敢明說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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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例子是蝙蝠俠,大王曾在十數篇文章裡,捍衛近代影迷鄙夷的 66 年版電視影集《蝙蝠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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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影集也在台灣電視上出現過,蝙蝠俠總是一口仁義道德、揮拳時總是「POW」「BAM」狀聲詞滿天飛、壞人們的計謀總是有如扮家家酒般單純。而因為喜愛電影《黑暗騎士》黑暗風格而興起的廣大新一代蝙蝠迷們,對這部祖父級《蝙蝠俠》總是冷嘲熱諷。也許他們也不會理解,為何 66 年版《蝙蝠俠》在美國仍有那麼多粉絲?為何電影公司還要在「民智已開」的 2016 年,推出一部向 66 年版風格致敬的新動畫電影《蝙蝠俠:蒙面十字軍歸來》(Batman: Return of the Caped Crus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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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試圖扭轉這些對66年版的偏見,我說是台灣觀眾不懂外國傳統的 campy 逗趣風格;我說蝙蝠俠本就有多種面目,這只是他喜劇的一面。但鄭先生說得更簡單,幾句話就讓我自慚口水多過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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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電視版是刻意把蝙蝠俠設定得滑稽的。為甚麼導演或編劇要這樣安排呢?難道是因為遷就六〇年代觀眾頭腦簡單,品味惡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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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六〇年代,三、四十歲的成年觀眾,哪怕是美國人,可都是生長於苦難的大時代……你要跟這樣的人講述一位『悲哀的黑暗英雄』其實是沒有意義的。失去雙親?這在戰爭時代並不罕見,當觀眾都見識過更黑暗艱苦的人生時,蝙蝠俠只是個過得很爽的虛構角色……他們反而會想要滑稽的蝙蝠俠,為人生帶來一點輕鬆。有時,惡俗的品味背後代表的,是某個世代艱苦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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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戰後嬰兒潮下一代的我來說,我也沒在 1966 年躬逢其盛這套《蝙蝠俠》。66年版華麗歡樂的《蝙蝠俠》有許多優點,但這些後世蓋棺論定的優點,無法為當代喜愛這齣影集的觀眾發聲。好的作品能夠跨越世代隔閡,但是好的作品能在它推出的那個年代就叫好叫座,則必須完全站在當代觀眾的角度分析才對。這是個說破不值錢的道理,卻也是能讓人不自覺點頭的真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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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先生這樣的文章,就這樣在一閃即逝的 FB 塗鴉牆上,短短數秒吸引我的注意。很難不注意,因為這些標題讓人一見傾心。去年疫病開始蔓延時,一篇《魔獸爭霸 3 —— 阿薩斯王子的防疫政策是否正確?》,光是標題就叫魔獸老玩家不得不駐步多看一眼,內文更不是耍花槍或高射砲,鄭先生有條有理地,解釋他支持阿薩斯王子這位屠城做防疫的遊戲大惡人的原因,說他過激的防疫不是錯誤,而是沒有堅持過激下去、而且一心多用,邊防疫還要邊搶戰功,導致最終全境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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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過一年,姑且不論你是否認同這種成本過高的防疫決定,相信你倒是看到不少政府機關裡的「阿薩斯王子」,堅持「一心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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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反應現實、現實影響創作。鄭立先生從創作中整出的理,打通了創作與現實間的脈絡。這不僅需要觀察力與清楚的思路,更需要勇氣——許多創作多是以古諷今,原本就刻意掩蓋了作品核心批判現實的真聲音。而評論創作當然未必需要先攖其鋒,一來這樣也暴露了評論者的現實立場、二來也怕被人冠上「腦補」「自作聰明」的帽子。對於懼怕炎上的評論者來說(例如我),最好的寫法就是「接下來讀者諸君自有公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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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香港人,現實也許是血液裡難以割捨的因子。但面對如今香港的政治社會困境,鄭先生卻沒有現實地「明哲保身」,不談他仍然在媒體上發表的新文章,對當今現況毫無保留的批評與失望,即便在這本收錄 70 篇懷舊作品的評論集《舊娛樂轟炸》裡,你也能聞出鄭先生「借題發揮」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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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談《回到未來》,不談那如童話般的刺激冒險,而是談馬蒂老爸在舞會上揮出的那一拳——我們都知道暴力是不對的,但是一昧溫良恭儉讓,也不會讓你萬世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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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談《天空之城》,同樣不談少年少女攜手天涯有多夢幻,而是談小朋友與一群三教九流如何戰勝政府與軍隊,靠的就是「同歸於盡」的狠勁。讀到這一篇,相信你很難不聞到前些時候香港街頭的煙硝味。而聞到還不夠,鄭先生寫得更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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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這種教小朋友妨礙國家壯大,最後利用神風特攻隊戰略殺死一大堆公務員與高官的動畫片,為何在中國那麼受歡迎?又沒有被禁?不怕教壞小朋友們?如果小朋友都模仿那兩個主角,那國家安全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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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釐清作品精髓的理路,訓練可成,但要有著文諷今的勇氣,不是想想就有。《舊娛樂轟炸》裡的70篇評論,每篇都自有邏輯、自帶勇氣,讀了未必真的讓妳多了解一個《無間道》或是《仙劍奇俠傳》的祕密設定,但絕對能讓妳多一份面對明日天地的勇氣。所以不但要推薦《舊娛樂轟炸》給每位讀者,特別是對現實感到失意的讀者,還要推薦給每位作者:這才是「評論」兩字的正確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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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立先生的個人FB:https://www.facebook.com/cheng.lap.9
你可以不按讚大王通信(不,還是…),但你一定要追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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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在這裡買到《舊娛樂轟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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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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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認同理論定義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盧斯達:「人之初善本性」— 東方文明欠缺權力制衡的濫觴】
出身中國的導演趙婷新片奧斯卡豐收,自己亦得最佳導演。在台上,趙似乎回應自己舊訪問提到「中國遍地謊言」而引起中國網絡狂轟濫炸的事件,說道:
「這是最瘋狂的一次,事情有變得困難的時候,想講出中國發生甚麼事。我小時候跟哥哥一起鬥背唐詩,當中《三字經》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是令我畢生受用的一句說話,在我的生涯中遇見很多人都是善良的,這是個信念,感謝啟發我繼續下去。」
大致被儒家推崇的「善本性」,其實是使中國文明圈持續付出代價的國學思想。我們不自覺相信,也不自覺付出代價。孔子經常談「仁」,孟子則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附合東方人常見的「關聯思考」,用物理現象來說明主張,其實物理是形而下,人性則是形而上,兩者拉在一起,是否屬於論辯家的取巧就見仁見智。荀子的體系較為龐雜,也更現實,擁孔批孟,尤如江戶日儒的前奏,他直接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人做好事其實是後天的「偽」,而人「虛偽」是好的,而教人虛偽的方法就是教育,即用禮樂來將人們引導到虛偽,世界就會有道德,就會和平。
後來義理精深的佛教傳入,儒家理論也要「完善」來競爭。例如中國文明討論「佛性」,一般講法相信,眾生皆有佛性,都有可能解脫成佛,正如一般講法相信,人皆性善,都有可能成為聖人。佛教傳入之後,中國似乎越來越多討論形上世界的傳統。根據人皆有佛性的講法,儒家的善性論也被改進為二元。道學家這樣設定:人性本身是善的,而人類具體的惡行,是慾望掩蓋,本性不出的結果。只要壓抑慾望 (即個人),本性 — 即人的善良 — 就會回復。
孟子說人的惡行 (不仁) 是由於「陷溺其心」,到唐朝的李翱,再到《三字經》,大概都是這條理路。到佛道思想席捲之後的中世,宋明理學就更加沒有走出那條路,只是更加複雜,並總結為理氣之辯。朱熹仍然如此,將人性分為「天地之性」及「氣質之性」,即美好的形而上世界,和不美好的現實世界,人順從天地之性,就會表現出本來全善的人性,氣質之性則是人人不同,滲雜個人利害和慾望之後,可能不善。從孔子到宋明理學,變化就十分明顯。孔子主要講現實世界,更說未知生,焉知死,而後來的人則為其後設了一個超越的世界,以補充孔學開始時的「仁」只是倫理關係而不具超越性、宗教性的結構問題。
為甚麼中國人對「性本善」有如此強迫症的認同?大概並不是各門各派思想自由競爭下的結果,而是隨著帝國建設路徑的配合行為。儒教作為帝國官方的意識形態,自然不具備太多思想自由,而是功利多於思辯。例如主張性惡的荀子就有很長時間被打為異端,日本人為了高舉作為形而上依歸的天皇,亦長期批判談過人民革命權的孟子。朱元彰亦刪去孟子的激烈發言。多年來中國歷代官方和教育推廣「性本善」,是因為現實中有皇權的全面管治權,就算秦政以來有很多地方仍然「帝力於我何有哉」,大一統主義混一天下的理想,官方仍然是要求的。大一統就是所有的權力要收歸國有、收歸君主,「王治」不斷向外嘗試擴張。善性論的社會,傾向一切由權力的寡頭「主持公道」。
性惡論的社會,則傾向分權、立法規、以合約行事。如果要建立一個人與人之間,甚至官與民之間互相制衡的社會,就要談性惡論。如果談性善,出問題時就不會是權力制衡不足,而是涉事者「陷溺其心」,不夠發揮性善的天性罷了。即使是暴君,也只是一時陷溺,並不是皇帝制度有問題。中國人解釋「偏差行為」和罪惡來源,是「個人化」的,與社會多數無關。
基督教以來的歐洲則不自覺走向另一條路。人的性惡被標榜出來,從神話故事人類吃魔鬼禁果,背叛上帝開始,到教庭經常強調的可怕地獄,以及課金贖罪制度,都充份說明基督教世界觀曾經過份、病態而自虐地強調人類本身的罪惡。由於人本身是罪惡的,所以人不會相信人,只會相信無形的神,而社會和國家制度亦漸傾向分權。為甚麼漸漸發展到 N 權分立,有些國家判案要由素人陪審團會審,都是出於這種互相提防的思維。
法國大革命之後,也興起了「反啟蒙主義」,裡面的思想家考察革命期間革命派各種可怕行為,就進一步論定罪惡的人類如果沒有管制,就必然爆發出來。17世紀的霍布斯認為人為了避免率獸食人的自然狀態,只能立一個群體的合約,將權力交給 lesser evil,即公權力,也就是《聖經》中的海妖「利維坦」。當然後來很多國家的發展,都沒有完全遵從霍布斯血淋淋的主張,政府內部也有分權,但一般而言民選領袖會下台,都是因為人們不相信人,不相信權力久在一人手中,可以避免腐化。政府分權還不夠,還要有法院、傳媒去制衡。同樣是英國人留下的「絕對權力帶來絕對腐化」之語,就充滿性惡論的氣味。
黃仁宇評論明朝社會的意識形態,經常談主流思想不處理「私」的問題,導致社會特別是社會賢達極為虛偽,而且只能用道德口號鼓舞和推動政策,卻不能在「數字上」管理社會。不承認人性之私,而只談人性本善,可能妨礙了市場經濟的萌芽,也下開蘇聯思想在中國成為主流的結構。宋儒以道德殺人,進展到後面以「政治道德」殺人,其實是一脈相承。極為相信性本善的傳統,開出現實中的滿地謊言,大概有一種因果關係。
武斷地說,充滿病態和自虐觀念的中世紀,開出了民主自由可以生根的現代西方。不相信人的意識形態,開出了制衡權力,因而最終令個人人權受保障的結果,而性善論則沒有。性善論在藝術家的世界似乎順理成章,亦是做人有期盼的根基。哪一種觀念其實都不會具體改變人類社會中罪惡的數量,不過性善論的傳統則無疑構成制衡機制的嬴弱。
性本善其實是一種美學,一種山水畫一樣的境界。在更好的社會,藝術光景和冷酷的社會建構,其實是分開來的。人們有自由以美好柔軟的靈魂擁抱世界,但社會體制仍然是充滿防人之術,權力永遠被質疑和分散。而東方社會往往將個人和社會混一而治,個人精神境界與社會制度混在一起,呈現「道德化的政治」,是皇帝有權全面管治的理論依據,防衛和自我武裝則是性善論的異端。因為相信人性本善,所以不需要制衡人或者皇帝的權力,只要「教化」就好,或者用自由主義者心儀的「小組討論」就可解決問題。
性善論也經常被設定為「成為聖人」的初階路徑,一個永遠只能依靠好人好事的社會,最後就只能請求最大的聖人,即皇帝,去主持公道,那肯定不會太公道。莊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依靠聖人主持公道的社會,善的口號和權位一定會被竊據,就一定會產生很多竊鈎者誅的惡人。一個人相信善本性,可以令人良善,一個社會相信善本性,卻會輔就走向奴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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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人之初善本性」— 東方文明欠缺權力制衡的濫觴】
出身中國的導演趙婷新片奧斯卡豐收,自己亦得最佳導演。在台上,趙似乎回應自己舊訪問提到「中國遍地謊言」而引起中國網絡狂轟濫炸的事件,說道:
「這是最瘋狂的一次,事情有變得困難的時候,想講出中國發生甚麼事。我小時候跟哥哥一起鬥背唐詩,當中《三字經》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是令我畢生受用的一句說話,在我的生涯中遇見很多人都是善良的,這是個信念,感謝啟發我繼續下去。」
大致被儒家推崇的「善本性」,其實是使中國文明圈持續付出代價的國學思想。我們不自覺相信,也不自覺付出代價。孔子經常談「仁」,孟子則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附合東方人常見的「關聯思考」,用物理現象來說明主張,其實物理是形而下,人性則是形而上,兩者拉在一起,是否屬於論辯家的取巧就見仁見智。荀子的體系較為龐雜,也更現實,擁孔批孟,尤如江戶日儒的前奏,他直接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人做好事其實是後天的「偽」,而人「虛偽」是好的,而教人虛偽的方法就是教育,即用禮樂來將人們引導到虛偽,世界就會有道德,就會和平。
後來義理精深的佛教傳入,儒家理論也要「完善」來競爭。例如中國文明討論「佛性」,一般講法相信,眾生皆有佛性,都有可能解脫成佛,正如一般講法相信,人皆性善,都有可能成為聖人。佛教傳入之後,中國似乎越來越多討論形上世界的傳統。根據人皆有佛性的講法,儒家的善性論也被改進為二元。道學家這樣設定:人性本身是善的,而人類具體的惡行,是慾望掩蓋,本性不出的結果。只要壓抑慾望 (即個人),本性 — 即人的善良 — 就會回復。
孟子說人的惡行 (不仁) 是由於「陷溺其心」,到唐朝的李翱,再到《三字經》,大概都是這條理路。到佛道思想席捲之後的中世,宋明理學就更加沒有走出那條路,只是更加複雜,並總結為理氣之辯。朱熹仍然如此,將人性分為「天地之性」及「氣質之性」,即美好的形而上世界,和不美好的現實世界,人順從天地之性,就會表現出本來全善的人性,氣質之性則是人人不同,滲雜個人利害和慾望之後,可能不善。從孔子到宋明理學,變化就十分明顯。孔子主要講現實世界,更說未知生,焉知死,而後來的人則為其後設了一個超越的世界,以補充孔學開始時的「仁」只是倫理關係而不具超越性、宗教性的結構問題。
為甚麼中國人對「性本善」有如此強迫症的認同?大概並不是各門各派思想自由競爭下的結果,而是隨著帝國建設路徑的配合行為。儒教作為帝國官方的意識形態,自然不具備太多思想自由,而是功利多於思辯。例如主張性惡的荀子就有很長時間被打為異端,日本人為了高舉作為形而上依歸的天皇,亦長期批判談過人民革命權的孟子。朱元彰亦刪去孟子的激烈發言。多年來中國歷代官方和教育推廣「性本善」,是因為現實中有皇權的全面管治權,就算秦政以來有很多地方仍然「帝力於我何有哉」,大一統主義混一天下的理想,官方仍然是要求的。大一統就是所有的權力要收歸國有、收歸君主,「王治」不斷向外嘗試擴張。善性論的社會,傾向一切由權力的寡頭「主持公道」。
性惡論的社會,則傾向分權、立法規、以合約行事。如果要建立一個人與人之間,甚至官與民之間互相制衡的社會,就要談性惡論。如果談性善,出問題時就不會是權力制衡不足,而是涉事者「陷溺其心」,不夠發揮性善的天性罷了。即使是暴君,也只是一時陷溺,並不是皇帝制度有問題。中國人解釋「偏差行為」和罪惡來源,是「個人化」的,與社會多數無關。
基督教以來的歐洲則不自覺走向另一條路。人的性惡被標榜出來,從神話故事人類吃魔鬼禁果,背叛上帝開始,到教庭經常強調的可怕地獄,以及課金贖罪制度,都充份說明基督教世界觀曾經過份、病態而自虐地強調人類本身的罪惡。由於人本身是罪惡的,所以人不會相信人,只會相信無形的神,而社會和國家制度亦漸傾向分權。為甚麼漸漸發展到 N 權分立,有些國家判案要由素人陪審團會審,都是出於這種互相提防的思維。
法國大革命之後,也興起了「反啟蒙主義」,裡面的思想家考察革命期間革命派各種可怕行為,就進一步論定罪惡的人類如果沒有管制,就必然爆發出來。17世紀的霍布斯認為人為了避免率獸食人的自然狀態,只能立一個群體的合約,將權力交給 lesser evil,即公權力,也就是《聖經》中的海妖「利維坦」。當然後來很多國家的發展,都沒有完全遵從霍布斯血淋淋的主張,政府內部也有分權,但一般而言民選領袖會下台,都是因為人們不相信人,不相信權力久在一人手中,可以避免腐化。政府分權還不夠,還要有法院、傳媒去制衡。同樣是英國人留下的「絕對權力帶來絕對腐化」之語,就充滿性惡論的氣味。
黃仁宇評論明朝社會的意識形態,經常談主流思想不處理「私」的問題,導致社會特別是社會賢達極為虛偽,而且只能用道德口號鼓舞和推動政策,卻不能在「數字上」管理社會。不承認人性之私,而只談人性本善,可能妨礙了市場經濟的萌芽,也下開蘇聯思想在中國成為主流的結構。宋儒以道德殺人,進展到後面以「政治道德」殺人,其實是一脈相承。極為相信性本善的傳統,開出現實中的滿地謊言,大概有一種因果關係。
武斷地說,充滿病態和自虐觀念的中世紀,開出了民主自由可以生根的現代西方。不相信人的意識形態,開出了制衡權力,因而最終令個人人權受保障的結果,而性善論則沒有。性善論在藝術家的世界似乎順理成章,亦是做人有期盼的根基。哪一種觀念其實都不會具體改變人類社會中罪惡的數量,不過性善論的傳統則無疑構成制衡機制的嬴弱。
性本善其實是一種美學,一種山水畫一樣的境界。在更好的社會,藝術光景和冷酷的社會建構,其實是分開來的。人們有自由以美好柔軟的靈魂擁抱世界,但社會體制仍然是充滿防人之術,權力永遠被質疑和分散。而東方社會往往將個人和社會混一而治,個人精神境界與社會制度混在一起,呈現「道德化的政治」,是皇帝有權全面管治的理論依據,防衛和自我武裝則是性善論的異端。因為相信人性本善,所以不需要制衡人或者皇帝的權力,只要「教化」就好,或者用自由主義者心儀的「小組討論」就可解決問題。
性善論也經常被設定為「成為聖人」的初階路徑,一個永遠只能依靠好人好事的社會,最後就只能請求最大的聖人,即皇帝,去主持公道,那肯定不會太公道。莊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依靠聖人主持公道的社會,善的口號和權位一定會被竊據,就一定會產生很多竊鈎者誅的惡人。一個人相信善本性,可以令人良善,一個社會相信善本性,卻會輔就走向奴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