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位寫電影、寫動漫、偶爾也寫遊戲的不學之徒來說，理論上我不會認識鄭立這個名字。

原因很簡單，大王不想被其他創作者的觀點影響，更不巧的是，如果看到對方已經先寫了這個題目，那就立刻興起一片「既生瑜何生亮」的自卑感。當然，有些作者的文筆精彩到無法忽略、有些作者的切入角度就是天外飛來一筆、有些作者的資料收集功力明顯在我之上，在這些作者面前，與其說會感覺自卑感，不如說反而湧起無限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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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幾乎只花了十秒鐘、只看了一篇文章的首段，就對鄭立無限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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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立先生的文字不算詞藻華麗，反過來，他也不靠堆疊詞彙製造讓讀者仰之彌高的文字高塔、不讓讀者因為一探究竟的好奇心踏進文章，然後迷失在各式高大上的宋詞名詞形容詞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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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立先生也不寫印加帝國古文化、不寫51區的外星人、不學那些YouTuber愛說的「今天揭開妳不可能知道的世界秘辛」嚇人開場。而鄭立先生的文章總是短短的，這點倒是符合網路世代懶看長文的習性。而他也不在這些短文裡塞滿維基式的論述，不像那些空想歷史學家用書袋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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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立先生談港片、談漫畫、談動畫、談遊戲、談好萊塢電影。他不談史不談技巧不談淵遠流長的脈絡，只談一部作品，與這部作品裡的一個「理」，是道理的理，是邏輯的理，是這一刀這一劈背後理念的理，是對應到我們真實人生處世道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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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理不是打開維基百科就查得到的，不是引經據典就能隨手捻來的，當然更不是靠成語詞語能歸納出的。鄭先生在你我都熟悉的娛樂文化裡，挑選作品說他的理，說出那些我們未嘗深思的理、甚至是不敢明說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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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例子是蝙蝠俠，大王曾在十數篇文章裡，捍衛近代影迷鄙夷的 66 年版電視影集《蝙蝠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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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影集也在台灣電視上出現過，蝙蝠俠總是一口仁義道德、揮拳時總是「POW」「BAM」狀聲詞滿天飛、壞人們的計謀總是有如扮家家酒般單純。而因為喜愛電影《黑暗騎士》黑暗風格而興起的廣大新一代蝙蝠迷們，對這部祖父級《蝙蝠俠》總是冷嘲熱諷。也許他們也不會理解，為何 66 年版《蝙蝠俠》在美國仍有那麼多粉絲？為何電影公司還要在「民智已開」的 2016 年，推出一部向 66 年版風格致敬的新動畫電影《蝙蝠俠：蒙面十字軍歸來》（Batman: Return of the Caped Crus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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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試圖扭轉這些對66年版的偏見，我說是台灣觀眾不懂外國傳統的 campy 逗趣風格；我說蝙蝠俠本就有多種面目，這只是他喜劇的一面。但鄭先生說得更簡單，幾句話就讓我自慚口水多過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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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電視版是刻意把蝙蝠俠設定得滑稽的。為甚麼導演或編劇要這樣安排呢？難道是因為遷就六〇年代觀眾頭腦簡單，品味惡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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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六〇年代，三、四十歲的成年觀眾，哪怕是美國人，可都是生長於苦難的大時代……你要跟這樣的人講述一位『悲哀的黑暗英雄』其實是沒有意義的。失去雙親？這在戰爭時代並不罕見，當觀眾都見識過更黑暗艱苦的人生時，蝙蝠俠只是個過得很爽的虛構角色……他們反而會想要滑稽的蝙蝠俠，為人生帶來一點輕鬆。有時，惡俗的品味背後代表的，是某個世代艱苦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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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戰後嬰兒潮下一代的我來說，我也沒在 1966 年躬逢其盛這套《蝙蝠俠》。66年版華麗歡樂的《蝙蝠俠》有許多優點，但這些後世蓋棺論定的優點，無法為當代喜愛這齣影集的觀眾發聲。好的作品能夠跨越世代隔閡，但是好的作品能在它推出的那個年代就叫好叫座，則必須完全站在當代觀眾的角度分析才對。這是個說破不值錢的道理，卻也是能讓人不自覺點頭的真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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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先生這樣的文章，就這樣在一閃即逝的 FB 塗鴉牆上，短短數秒吸引我的注意。很難不注意，因為這些標題讓人一見傾心。去年疫病開始蔓延時，一篇《魔獸爭霸 3 —— 阿薩斯王子的防疫政策是否正確？》，光是標題就叫魔獸老玩家不得不駐步多看一眼，內文更不是耍花槍或高射砲，鄭先生有條有理地，解釋他支持阿薩斯王子這位屠城做防疫的遊戲大惡人的原因，說他過激的防疫不是錯誤，而是沒有堅持過激下去、而且一心多用，邊防疫還要邊搶戰功，導致最終全境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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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過一年，姑且不論你是否認同這種成本過高的防疫決定，相信你倒是看到不少政府機關裡的「阿薩斯王子」，堅持「一心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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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反應現實、現實影響創作。鄭立先生從創作中整出的理，打通了創作與現實間的脈絡。這不僅需要觀察力與清楚的思路，更需要勇氣——許多創作多是以古諷今，原本就刻意掩蓋了作品核心批判現實的真聲音。而評論創作當然未必需要先攖其鋒，一來這樣也暴露了評論者的現實立場、二來也怕被人冠上「腦補」「自作聰明」的帽子。對於懼怕炎上的評論者來說（例如我），最好的寫法就是「接下來讀者諸君自有公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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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香港人，現實也許是血液裡難以割捨的因子。但面對如今香港的政治社會困境，鄭先生卻沒有現實地「明哲保身」，不談他仍然在媒體上發表的新文章，對當今現況毫無保留的批評與失望，即便在這本收錄 70 篇懷舊作品的評論集《舊娛樂轟炸》裡，你也能聞出鄭先生「借題發揮」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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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談《回到未來》，不談那如童話般的刺激冒險，而是談馬蒂老爸在舞會上揮出的那一拳——我們都知道暴力是不對的，但是一昧溫良恭儉讓，也不會讓你萬世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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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談《天空之城》，同樣不談少年少女攜手天涯有多夢幻，而是談小朋友與一群三教九流如何戰勝政府與軍隊，靠的就是「同歸於盡」的狠勁。讀到這一篇，相信你很難不聞到前些時候香港街頭的煙硝味。而聞到還不夠，鄭先生寫得更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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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這種教小朋友妨礙國家壯大，最後利用神風特攻隊戰略殺死一大堆公務員與高官的動畫片，為何在中國那麼受歡迎？又沒有被禁？不怕教壞小朋友們？如果小朋友都模仿那兩個主角，那國家安全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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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釐清作品精髓的理路，訓練可成，但要有著文諷今的勇氣，不是想想就有。《舊娛樂轟炸》裡的70篇評論，每篇都自有邏輯、自帶勇氣，讀了未必真的讓妳多了解一個《無間道》或是《仙劍奇俠傳》的祕密設定，但絕對能讓妳多一份面對明日天地的勇氣。所以不但要推薦《舊娛樂轟炸》給每位讀者，特別是對現實感到失意的讀者，還要推薦給每位作者：這才是「評論」兩字的正確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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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立先生的個人FB：https://www.facebook.com/cheng.lap.9
你可以不按讚大王通信（不，還是…），但你一定要追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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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在這裡買到《舊娛樂轟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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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人之初善本性」— 東方文明欠缺權力制衡的濫觴】

出身中國的導演趙婷新片奧斯卡豐收，自己亦得最佳導演。在台上，趙似乎回應自己舊訪問提到「中國遍地謊言」而引起中國網絡狂轟濫炸的事件，說道：

「這是最瘋狂的一次，事情有變得困難的時候，想講出中國發生甚麼事。我小時候跟哥哥一起鬥背唐詩，當中《三字經》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是令我畢生受用的一句說話，在我的生涯中遇見很多人都是善良的，這是個信念，感謝啟發我繼續下去。」

大致被儒家推崇的「善本性」，其實是使中國文明圈持續付出代價的國學思想。我們不自覺相信，也不自覺付出代價。孔子經常談「仁」，孟子則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附合東方人常見的「關聯思考」，用物理現象來說明主張，其實物理是形而下，人性則是形而上，兩者拉在一起，是否屬於論辯家的取巧就見仁見智。荀子的體系較為龐雜，也更現實，擁孔批孟，尤如江戶日儒的前奏，他直接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人做好事其實是後天的「偽」，而人「虛偽」是好的，而教人虛偽的方法就是教育，即用禮樂來將人們引導到虛偽，世界就會有道德，就會和平。

後來義理精深的佛教傳入，儒家理論也要「完善」來競爭。例如中國文明討論「佛性」，一般講法相信，眾生皆有佛性，都有可能解脫成佛，正如一般講法相信，人皆性善，都有可能成為聖人。佛教傳入之後，中國似乎越來越多討論形上世界的傳統。根據人皆有佛性的講法，儒家的善性論也被改進為二元。道學家這樣設定：人性本身是善的，而人類具體的惡行，是慾望掩蓋，本性不出的結果。只要壓抑慾望 (即個人)，本性 — 即人的善良 — 就會回復。

孟子說人的惡行 (不仁) 是由於「陷溺其心」，到唐朝的李翱，再到《三字經》，大概都是這條理路。到佛道思想席捲之後的中世，宋明理學就更加沒有走出那條路，只是更加複雜，並總結為理氣之辯。朱熹仍然如此，將人性分為「天地之性」及「氣質之性」，即美好的形而上世界，和不美好的現實世界，人順從天地之性，就會表現出本來全善的人性，氣質之性則是人人不同，滲雜個人利害和慾望之後，可能不善。從孔子到宋明理學，變化就十分明顯。孔子主要講現實世界，更說未知生，焉知死，而後來的人則為其後設了一個超越的世界，以補充孔學開始時的「仁」只是倫理關係而不具超越性、宗教性的結構問題。

為甚麼中國人對「性本善」有如此強迫症的認同？大概並不是各門各派思想自由競爭下的結果，而是隨著帝國建設路徑的配合行為。儒教作為帝國官方的意識形態，自然不具備太多思想自由，而是功利多於思辯。例如主張性惡的荀子就有很長時間被打為異端，日本人為了高舉作為形而上依歸的天皇，亦長期批判談過人民革命權的孟子。朱元彰亦刪去孟子的激烈發言。多年來中國歷代官方和教育推廣「性本善」，是因為現實中有皇權的全面管治權，就算秦政以來有很多地方仍然「帝力於我何有哉」，大一統主義混一天下的理想，官方仍然是要求的。大一統就是所有的權力要收歸國有、收歸君主，「王治」不斷向外嘗試擴張。善性論的社會，傾向一切由權力的寡頭「主持公道」。

性惡論的社會，則傾向分權、立法規、以合約行事。如果要建立一個人與人之間，甚至官與民之間互相制衡的社會，就要談性惡論。如果談性善，出問題時就不會是權力制衡不足，而是涉事者「陷溺其心」，不夠發揮性善的天性罷了。即使是暴君，也只是一時陷溺，並不是皇帝制度有問題。中國人解釋「偏差行為」和罪惡來源，是「個人化」的，與社會多數無關。

基督教以來的歐洲則不自覺走向另一條路。人的性惡被標榜出來，從神話故事人類吃魔鬼禁果，背叛上帝開始，到教庭經常強調的可怕地獄，以及課金贖罪制度，都充份說明基督教世界觀曾經過份、病態而自虐地強調人類本身的罪惡。由於人本身是罪惡的，所以人不會相信人，只會相信無形的神，而社會和國家制度亦漸傾向分權。為甚麼漸漸發展到 N 權分立，有些國家判案要由素人陪審團會審，都是出於這種互相提防的思維。

法國大革命之後，也興起了「反啟蒙主義」，裡面的思想家考察革命期間革命派各種可怕行為，就進一步論定罪惡的人類如果沒有管制，就必然爆發出來。17世紀的霍布斯認為人為了避免率獸食人的自然狀態，只能立一個群體的合約，將權力交給 lesser evil，即公權力，也就是《聖經》中的海妖「利維坦」。當然後來很多國家的發展，都沒有完全遵從霍布斯血淋淋的主張，政府內部也有分權，但一般而言民選領袖會下台，都是因為人們不相信人，不相信權力久在一人手中，可以避免腐化。政府分權還不夠，還要有法院、傳媒去制衡。同樣是英國人留下的「絕對權力帶來絕對腐化」之語，就充滿性惡論的氣味。

黃仁宇評論明朝社會的意識形態，經常談主流思想不處理「私」的問題，導致社會特別是社會賢達極為虛偽，而且只能用道德口號鼓舞和推動政策，卻不能在「數字上」管理社會。不承認人性之私，而只談人性本善，可能妨礙了市場經濟的萌芽，也下開蘇聯思想在中國成為主流的結構。宋儒以道德殺人，進展到後面以「政治道德」殺人，其實是一脈相承。極為相信性本善的傳統，開出現實中的滿地謊言，大概有一種因果關係。

武斷地說，充滿病態和自虐觀念的中世紀，開出了民主自由可以生根的現代西方。不相信人的意識形態，開出了制衡權力，因而最終令個人人權受保障的結果，而性善論則沒有。性善論在藝術家的世界似乎順理成章，亦是做人有期盼的根基。哪一種觀念其實都不會具體改變人類社會中罪惡的數量，不過性善論的傳統則無疑構成制衡機制的嬴弱。

性本善其實是一種美學，一種山水畫一樣的境界。在更好的社會，藝術光景和冷酷的社會建構，其實是分開來的。人們有自由以美好柔軟的靈魂擁抱世界，但社會體制仍然是充滿防人之術，權力永遠被質疑和分散。而東方社會往往將個人和社會混一而治，個人精神境界與社會制度混在一起，呈現「道德化的政治」，是皇帝有權全面管治的理論依據，防衛和自我武裝則是性善論的異端。因為相信人性本善，所以不需要制衡人或者皇帝的權力，只要「教化」就好，或者用自由主義者心儀的「小組討論」就可解決問題。

性善論也經常被設定為「成為聖人」的初階路徑，一個永遠只能依靠好人好事的社會，最後就只能請求最大的聖人，即皇帝，去主持公道，那肯定不會太公道。莊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依靠聖人主持公道的社會，善的口號和權位一定會被竊據，就一定會產生很多竊鈎者誅的惡人。一個人相信善本性，可以令人良善，一個社會相信善本性，卻會輔就走向奴役之路。

【盧斯達：「人之初善本性」— 東方文明欠缺權力制衡的濫觴】

出身中國的導演趙婷新片奧斯卡豐收，自己亦得最佳導演。在台上，趙似乎回應自己舊訪問提到「中國遍地謊言」而引起中國網絡狂轟濫炸的事件，說道：

「這是最瘋狂的一次，事情有變得困難的時候，想講出中國發生甚麼事。我小時候跟哥哥一起鬥背唐詩，當中《三字經》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是令我畢生受用的一句說話，在我的生涯中遇見很多人都是善良的，這是個信念，感謝啟發我繼續下去。」

大致被儒家推崇的「善本性」，其實是使中國文明圈持續付出代價的國學思想。我們不自覺相信，也不自覺付出代價。孔子經常談「仁」，孟子則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附合東方人常見的「關聯思考」，用物理現象來說明主張，其實物理是形而下，人性則是形而上，兩者拉在一起，是否屬於論辯家的取巧就見仁見智。荀子的體系較為龐雜，也更現實，擁孔批孟，尤如江戶日儒的前奏，他直接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人做好事其實是後天的「偽」，而人「虛偽」是好的，而教人虛偽的方法就是教育，即用禮樂來將人們引導到虛偽，世界就會有道德，就會和平。

後來義理精深的佛教傳入，儒家理論也要「完善」來競爭。例如中國文明討論「佛性」，一般講法相信，眾生皆有佛性，都有可能解脫成佛，正如一般講法相信，人皆性善，都有可能成為聖人。佛教傳入之後，中國似乎越來越多討論形上世界的傳統。根據人皆有佛性的講法，儒家的善性論也被改進為二元。道學家這樣設定：人性本身是善的，而人類具體的惡行，是慾望掩蓋，本性不出的結果。只要壓抑慾望 (即個人)，本性 — 即人的善良 — 就會回復。

孟子說人的惡行 (不仁) 是由於「陷溺其心」，到唐朝的李翱，再到《三字經》，大概都是這條理路。到佛道思想席捲之後的中世，宋明理學就更加沒有走出那條路，只是更加複雜，並總結為理氣之辯。朱熹仍然如此，將人性分為「天地之性」及「氣質之性」，即美好的形而上世界，和不美好的現實世界，人順從天地之性，就會表現出本來全善的人性，氣質之性則是人人不同，滲雜個人利害和慾望之後，可能不善。從孔子到宋明理學，變化就十分明顯。孔子主要講現實世界，更說未知生，焉知死，而後來的人則為其後設了一個超越的世界，以補充孔學開始時的「仁」只是倫理關係而不具超越性、宗教性的結構問題。

為甚麼中國人對「性本善」有如此強迫症的認同？大概並不是各門各派思想自由競爭下的結果，而是隨著帝國建設路徑的配合行為。儒教作為帝國官方的意識形態，自然不具備太多思想自由，而是功利多於思辯。例如主張性惡的荀子就有很長時間被打為異端，日本人為了高舉作為形而上依歸的天皇，亦長期批判談過人民革命權的孟子。朱元彰亦刪去孟子的激烈發言。多年來中國歷代官方和教育推廣「性本善」，是因為現實中有皇權的全面管治權，就算秦政以來有很多地方仍然「帝力於我何有哉」，大一統主義混一天下的理想，官方仍然是要求的。大一統就是所有的權力要收歸國有、收歸君主，「王治」不斷向外嘗試擴張。善性論的社會，傾向一切由權力的寡頭「主持公道」。

性惡論的社會，則傾向分權、立法規、以合約行事。如果要建立一個人與人之間，甚至官與民之間互相制衡的社會，就要談性惡論。如果談性善，出問題時就不會是權力制衡不足，而是涉事者「陷溺其心」，不夠發揮性善的天性罷了。即使是暴君，也只是一時陷溺，並不是皇帝制度有問題。中國人解釋「偏差行為」和罪惡來源，是「個人化」的，與社會多數無關。

基督教以來的歐洲則不自覺走向另一條路。人的性惡被標榜出來，從神話故事人類吃魔鬼禁果，背叛上帝開始，到教庭經常強調的可怕地獄，以及課金贖罪制度，都充份說明基督教世界觀曾經過份、病態而自虐地強調人類本身的罪惡。由於人本身是罪惡的，所以人不會相信人，只會相信無形的神，而社會和國家制度亦漸傾向分權。為甚麼漸漸發展到 N 權分立，有些國家判案要由素人陪審團會審，都是出於這種互相提防的思維。

法國大革命之後，也興起了「反啟蒙主義」，裡面的思想家考察革命期間革命派各種可怕行為，就進一步論定罪惡的人類如果沒有管制，就必然爆發出來。17世紀的霍布斯認為人為了避免率獸食人的自然狀態，只能立一個群體的合約，將權力交給 lesser evil，即公權力，也就是《聖經》中的海妖「利維坦」。當然後來很多國家的發展，都沒有完全遵從霍布斯血淋淋的主張，政府內部也有分權，但一般而言民選領袖會下台，都是因為人們不相信人，不相信權力久在一人手中，可以避免腐化。政府分權還不夠，還要有法院、傳媒去制衡。同樣是英國人留下的「絕對權力帶來絕對腐化」之語，就充滿性惡論的氣味。

黃仁宇評論明朝社會的意識形態，經常談主流思想不處理「私」的問題，導致社會特別是社會賢達極為虛偽，而且只能用道德口號鼓舞和推動政策，卻不能在「數字上」管理社會。不承認人性之私，而只談人性本善，可能妨礙了市場經濟的萌芽，也下開蘇聯思想在中國成為主流的結構。宋儒以道德殺人，進展到後面以「政治道德」殺人，其實是一脈相承。極為相信性本善的傳統，開出現實中的滿地謊言，大概有一種因果關係。

武斷地說，充滿病態和自虐觀念的中世紀，開出了民主自由可以生根的現代西方。不相信人的意識形態，開出了制衡權力，因而最終令個人人權受保障的結果，而性善論則沒有。性善論在藝術家的世界似乎順理成章，亦是做人有期盼的根基。哪一種觀念其實都不會具體改變人類社會中罪惡的數量，不過性善論的傳統則無疑構成制衡機制的嬴弱。

性本善其實是一種美學，一種山水畫一樣的境界。在更好的社會，藝術光景和冷酷的社會建構，其實是分開來的。人們有自由以美好柔軟的靈魂擁抱世界，但社會體制仍然是充滿防人之術，權力永遠被質疑和分散。而東方社會往往將個人和社會混一而治，個人精神境界與社會制度混在一起，呈現「道德化的政治」，是皇帝有權全面管治的理論依據，防衛和自我武裝則是性善論的異端。因為相信人性本善，所以不需要制衡人或者皇帝的權力，只要「教化」就好，或者用自由主義者心儀的「小組討論」就可解決問題。

性善論也經常被設定為「成為聖人」的初階路徑，一個永遠只能依靠好人好事的社會，最後就只能請求最大的聖人，即皇帝，去主持公道，那肯定不會太公道。莊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依靠聖人主持公道的社會，善的口號和權位一定會被竊據，就一定會產生很多竊鈎者誅的惡人。一個人相信善本性，可以令人良善，一個社會相信善本性，卻會輔就走向奴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