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隨緣家書］林鄭月娥訪日賀禮之「東洋戰線」：日本也會醞釀《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嗎？

上週應日本學者谷垣真理子教授邀請，到東京大學演講分享香港最新形勢和國際地位，連同同場的倉田徹教授、阿古智子教授，都是日本的香港通，當日出乎意料的座無虛席，足見近年日本學界、政界、社會對香港的關注越來越多。期間谷垣教授派了她一位來自香港的碩士生接待我們，交談下，深感後生可畏，他研究日治香港如何影響今天的香港身份認同，正正填補了當下理解的空白，顛覆可期。眾所週知的是我一直不鼓勵朋友讀博士，但總有個案例外，他是很適合讀博士的特例，目前的研究方向，也十分切合香港的需要，因為此時此刻的亂世，正是香港涉外關係研究開花結果之時。須知在眾議院已通過的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草案，最新版本有這樣一條：美國應鼓勵一眾盟國訂立類似保護香港的法案，其中一個被點名的盟友，正是日本。談及日本會否走向這一步，不少認識的日本學者都覺得不太可能、也研究不多，唯獨來自香港的錢君早著先機，認為無事不可能。當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也是在他的同齡人大力游說下才成氣候，「日本戰線」如何開打，自然應該多了解屬於新時代的視角。

美國鼓勵各國盟友訂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其實日本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非無中生有，也不是美國最新版本的草案出現後才有人回應，而是早就有團體提出。該日版法案是由Youth Democracy Promotion Agency、Pnika、Code for Japan的代表理事共同提出的，三個組織的成員都相當年輕，當中以YDPA規模最大，以八、九十後的青年議員、專業人士和知識份子為骨幹，標榜跨黨派、政治中立，以網絡原住民身分，關注政治議題和人材培養；至於Pnika、Code for Japan，則較關心地方自治體議題。」

坦白說，這些團體，即使是日本人當中，除了關心政治的一群，大概也留意不多，但在政壇當中，他們對香港的關注，原來已掀起不少迴響：「6月13日，YDPA已發起聯署，要求日本外相表態反對香港的逃犯條例、及警察對群眾的暴力鎮壓；8月中，三個組織的代表理事共同發起聯署，要求國會議員就『日本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展開討論。直到9月2日，共有62名現職地方議員、7名前地方議員、10名知識份子及團體代表簽署，他們提到港日間也有《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或許能仿效美國，訂立日版的人權民主法案，雖然聲音還未正式到達國會，但『地方包圍城市』，正是日本政壇的常見操作。」

那具體而言，他們提議的日版法案是怎樣操作的？「這些團體其實未有詳細說明，因為在現階段，重點是令日本領袖更關注香港，比起具體執行，輿論效果和姿態似乎來得重要。但當然，他們為港人拋出議題，我們也應努力想想。首先，我想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是框架性法案，配合現在的人權民主法案，令操作變得靈活，但仍是以取消政策法為殺手鐧；但日本沒有相關的對港框架性法案，只有航空、投資、刑事共助、租稅等協定，以及給予特區護照優待等零散的雙邊協議。透過日本政府的研判、該些協定和日常行政運作，香港才得到實然區別。假設制訂日版人權民主法案，而終極手段是取消各種協定，放棄對港實然區別，即使沒有框架性法案，也是可以的。但實際上，美國才是國際社會龍頭，她不承認香港，諸國跟隨，對方扣血；日本貿然行動，卻不見得各國會附和，對手無恙，反而自己扣血。」這觀察，正是上月我在這裏分析美國法案為何重要的佐證：一旦美國立法，其他盟友才有了仿效的框架，日本政府屆時無論是否願意、對自身利益有何影響，起碼也不得不回應。

「另一個日本立法的考慮是歷史包袱。假如日本國會高調討論、甚或通過法案，中國大陸恐重掀反日浪潮，按近期中日關係走向，和越來越對華低姿態的安倍晉三，日本是不會冒險的。不過從另一角度看，『香港牌』在日本，可以成為繼釣魚台、靖國神社、南京大屠殺後，一張右翼政客有力製造嫌中情緒的功能卡，而且對日本及國際社會而言，『香港牌』本身沒沾上歷史的血腥和硝煙味，純是法治、民主、自由、現代合約精神的象徵。假設日本有謀士在選舉或想進一步修憲的情況下，以保障僑民、日資、自由、法治等名義打出『香港牌』，刺激中國反日情緒，製造國內一時嫌中的效果，政治家吃『人血饅頭』，那麼『香港牌』便確有其用處。」只是此法凶險，危及中國大陸的日僑和日資的安全，以此刻日本政客的老化和保守化，大概不會、也不應輕易鼓吹。背負歷史包袱的日本如要立法，還得先看美國，並須各國同時制定類似法案，以作掩護。

日本也是香港重要持份者

既然美國做才有效，日本跟隨又有風險，日本還有何動機考慮立法？「中共是何種性質的政權，香港是不是西柏林，中共在香港的行動跟日本在東亞、東南亞，以至世界的利益有何關聯等，他們必須有了研判，才能決定是否在可行範圍內幫香港，還是坐視不理。另一點是金融及企業據點的存活：雖然日本在香港的直接投資額僅佔其亞洲投資的4%，但日資銀行在香港的數量，差不多等於中韓台加起來的，在港日資企業數自2013年大概都排第一。這還未談檯底交易，像近年的《信用詐欺師JP：香港浪漫篇》、《馬賽克日本》等影視作品中，還是經常出現借香港『週轉』的想像，某程度上仍反映現實。假如日本朝野覺醒，明白到香港的真正功能，還是大有可為。」

然而不少對日本官員有第一手了解的朋友，都發現他們對香港的情況不太了解，知華派近年也是親北京專才主導，期待他們改變，會否緣木求魚？「微觀而言，官員及國會議員在公式場合發言拘謹是可以理解的。安倍在G20的關心大家都知，之後如公明黨眾議員遠山清彥，在北京見到中共中宣部副部長黃坤明，都只能說香港議題希望盡快和平解決之類的說話。不過在非正式場合，用一下香港議題，卻會有利部份政治人物增加人氣。像自民黨的眾議院議員長尾敬，其實已在網台節目討論香港情勢，雖然看來他未有掌握足夠資訊，但他在節目中得知元朗白衫人的存在後，已即時說要把這類電視台不大敢播的資訊擴散開去，亦表示想支持香港抗爭。有趣的是，他本身支持參拜靖國神社，還會親自去釣魚台海域視察的。還有幸福實現黨，他們在國會沒有議席，是小政黨，但早於六月已遊行聲援香港。而他們的宗教背景也是耐人尋味的。當然不只是右翼，連左翼的日共也很關注香港，他們亦有搞聲援運動。地方級別方面，像神戶市會議員，自民黨的上畠寛弘，曾在Twitter批評中國駐日大使館的『香港暴力』影片，『香港』一詞都不用提，就足夠旺場了。若遇上日本選舉，而香港抗爭仍未止息，日版法案的討論，或概括的撐港言行，都有機會令少數候選人加分的。」

日本打「香港牌」的四點建議

假設日本真的有你所說的動機去推動法案，那麼法案具體應如何操作？「我認為即使有日版法案，操作都會跟美版差很遠。首先談雙邊協定，譬如那條《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香港的對日直接投資餘額是世界第八位，日資在香港又有大量業務，林鄭說美版法案損人損己，很易反駁；但如果說日版是損人損己，則不無道理。該《投資協定》是97年6月簽的，日本在1989年亦跟中國簽署同類協定，比較之下，日本跟香港的條約寫明雙方享有知識產權保障，還有仲裁方面，兩份協議都說如一方先授權本地司法機關處理，便不能交予國際仲裁。但明顯若遇爭端，香港司法比大陸的可靠得多。免簽待遇亦然，按2019年6月數據，香港訪日旅客數，除中韓台外，比任何國家都多。貿易懲罰方面，即使港日2018年簽訂AEO（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制度相互承認協議，方便部份出入口貨物通關。但取消這類協議，在對港維持貿易順差的情況下，恐怕日本損己多於損人，而且港府夠膽的話也可以耍小手段。2004至17年間，香港是日本農林水產物的最大出口地，港府可用行政命令，重新禁止茨城、栃木、群馬、千葉的農產品進口，相反又可解禁福島農產品。還是那句，玩雙邊協定的話，龍頭美國損己可以大大損人，日本損己則不會有相同效果，很不划算。凍結資產方面，日本不是英美澳加，效果不大，但此項具針對性，仍有象徵意義。接著是取消對港輸出敏感技術。按日本政府分類，香港與中國同屬group C，並非『白名單』26國之一，故未見香港之特殊地位。假如執行上對香港的規管較寬鬆，有實然區別的話，那政府內部當然可以調整。」

如果分析正確，那日版法案即使能通過、又要無損自身利益，只能隔靴搔癢，那麼日本還能做什麼？「日本如果想保存香港，或在國內外打『香港牌』取利，現時應化整為零，不拘泥於一條法案：
第一， 民間團體及地方議員要持續討論法案。展示討論姿態也是行動一種。由民間智庫做研究報告，找出可行方案，再向國會議員游說。國會議員可按時機設立超黨派聯盟和研究會，甚至提上國會。除姿態外，亦須實際地預備當各國跟隨美國立法，日本不會落後於人，不跟隨是一回事，但想跟卻缺乏準備的話則未免狼狽。
第二， 禁止違反人權的香港公務人員入境，其親屬於留學、工作等長期在留，以及申請移民時，須跟一般人分開審核。此措施不牽涉整體經濟，針對性強，『香港少數公務人員不能去日本浸溫泉』這點，也難以刺激大陸民眾反日吧，而且「不去日本」本身就非常愛國了。即使日本不敢處罰，領事館及情報組應搜集和整理相關人物資料及其違反人權的證據，建立自己的情報庫。
第三， 向香港長期發出旅遊警示。日本人去不了香港，只會有點『殘念』，卻可刺激國內消費，振興地方觀光產業。
第四， 在留卡『國藉・地域』一欄，在『中國』（特區護照情況）或『英國』（BNO情況）後加括弧『（香港）』或直接改成『香港』，這是支持一國兩制的表現。外務省網頁在『港日關係的基本考量』中寫明，香港須要保持高度自治，貫徹法治精神，港日關係才有望繼續發展。故以『地域』去描述『香港』，政治正確，又彰顯日本對一國兩制的支持。而且據說97後初期，一直有寫『香港』的，卻不知何時被刪走了，你懂的。」

那些年的日港關係

比起游散的平民組織及其偶發聲援，除了發起聯署要求討論日版法案外，他們的具體行動，則要更宏觀的視野。「假設一般團體、公益財團，或大型企業研判，完整履行一國兩制有利自身長遠利益，他們須跟港人同步甚至要有超前的視野。坦白一點，就是萬一本土抗爭失敗，香港失去原有功能後的考量。所謂視野，也包含對香港內涵的理解，則支撐著制度的文化和現代倫理，如果他們明白這些內涵的移植和傳續對日本有利，那也是香港求存的其中一條小出路。初步可以增加專為港人學生而設的獎學金，吸引中層及基層人材來日。長遠應考慮設立港人國際學校。以朗誦背記教習中文的嶺南傳統、粵語跟漢文的言文分途、因粵語公用化、實然標準化而產生的，貼近書面語的雅正口語，都是漢字文化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是擁有深厚漢學傳統的日本所能珍惜的。香港傳統英文學校的現代性格，也能吸引一定的國際系或本地日本人。最後，那天我們在東大的講座，有學者建議以日本為中介平台，供各方對話。如果做到，當然樂觀其成。但親北京的愛國人士願意放下面子，接受日本這外國勢力的介入嗎？香港青年又是否會在明知跟對家講多無謂的情況下上大台呢？感覺在日本建立東亞的香港支援基地，反而貼合近代中日淵源。」

作為新生代學者，就整體的「日本戰線」，他百感交集。「我無疑是傾向同情及支持抗爭的，明白日本內閣官僚只能說些門面話，國會議員不敢多言，但地方議員可較自由表達，學術界盡可能把真實一面呈現和紀錄。日本民間有遊行、捐款、座談會，也有活動家上東京都廳展望層演奏《願榮光》，右翼的櫻花頻道也播出重編後的日語女聲版《願榮光》。無論如何，今次是重新令日本人了解香港的機會。一般平民無意識中感覺中港是有點不同的，但可以說他們對香港毫無認知。牙醫姑娘可以天真地問我香港不是國家嗎，很多人則無故問我台灣的事，因為你講自己是香港人，下一秒會被記錯成台灣人。東大精英也可以覺得港日關係研究好有趣，因為他覺得城市怎麼會直接跟國家比較呢。最普遍的，是直接當你是中國大陸公民。駐港日本領事明知很多港人不喜歡『被說普通話』，但我們每次入境，都被普通話同簡體字招呼，一般商戶更不用說。日本政府各部門有溝通嗎？企業有做市場調查嗎？還是入境旅客排第四的香港仍不足以獲得注意？以待客之道見稱的日本而言實在奇怪，當然跟日本接洽的香港部門也難辭其咎。日本政府應培養更多香港問題專家，遇上像今年的大事，總不能期待單憑中國問題專家，就能提供什麼真知灼見，畢竟香港是另一次元的問題。我想其他國家其實也是相差無幾的，只是我對日本抱有期望，總覺得他們是有能力和優勢，成為東亞中最了解香港的國家。」

後記

曾幾何時，登陸日本是香港、台灣各界的夢想，陳美齡、鄧麗君、翁倩玉在紅白演出，彷如今日GEM走上春晚，但隨著香港回歸、中國經濟崛起、韓劇也取代日劇，日本熱似乎早已淡卻。據說日本駐港領事館本來對林鄭政府頗有好感，乃至幾乎支持《逃犯條例》，幸好有一群新興日本「香港通」出現，才能令官員沒有那麼離地。「我們雙方都沒甚麼邪門的動機，日本需要高質素、具潛力，又擁抱文明價值的年輕人材，香港也需要能保存『香港人血脈』的地方。中國人材很多都能融入文明的日本，善良守法，但部份人有其心中的『國情』，政治人口學而言，畢竟仍拖著中共的長影。香港卻是台灣以外，最能符合日本知識型人材要求的地域：懂漢文善英語，學日文快，價值觀近，學歷及專業資格認受性高。在日本高等教育機構升學，要具12年正規教育學歷，香港轉三三四學制後，來日升學銜接更為方便。日本如能趁機開發人材供應源，現在對香港抗爭的各種善意表態，都能成為精神上的賣點。假如香港立法會全面直選，日本是否能透過支持某些黨派或議員，使自己在中國掌握下的領土中唯一一個普選議會有話語權，現在便是關鍵時刻。牌面上，當然說是為了兩萬多個僑民和千幾間日資的利益，但實際上，也要考慮一下作為東亞民主大國的戰略定位吧。」說來，我也曾在日本的大學短暫交流工作，一直相信日本也是香港身份認同的同路人，漫漫長路，裝備自己，學好日文，也是其時，香港に栄光あれ。

答：錢俊華，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畢業，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修士二年，正研究港日關係中的戰爭記憶問題及表象文化。

星期日明報 2019年10月20日

曹長青：駁總統府記者會 談倫敦政經學院醜聞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爭議2015年夏天就有過，今年又持續發燒了三個多月。昨天（23日）總統府發言人終於開記者會，展示了蔡總統的博士學位證書、就學文件及論文原稿等。

這是一個正確的做法。但蔡英文早就該這樣做，應該在受到質疑後的第一時間，本人出面開記者會，就被質疑的問題一一作出說明和澄清。但蔡英文首先做的，卻是用刑事罪起訴質疑她的教授們（林環牆、賀德芬、彭文正），開了台灣在任總統打毀謗官司的極不明智的首例（馬英九的提告是在卸任之後）。誰都渴望歷史留名，留美名。蔡英文執政功過自有後人評判，但此誹謗案在台灣新聞史上必定不是美名。

蔡英文清楚地知道，作為總統，她有不出庭的豁免權；所以在任期間此案根本不會有任何進展。她的提告，就是要以勢壓人，以訴訟代替回答，迴避真相。真相要迴避，就是有問題！

當時彭文正博士對此有精彩評論：不可告人，只有告人！蔡英文是全世界第一個用告人證明自己學位為真的人。

我今年6月10日發表「蔡英文博士學位是否造假？」時，蔡總統就應把所有相關資料都拿出來，讓社會大眾鑑定。那就不會浪費那麼多人的大量時間精力去調查、審核。蔡英文為什麼要拖延這100多天？完全不可思議。

這次開記者會回答問題值得肯定，但仍留下眾多疑點——

首先，這個記者會應是蔡英文本人直接面對記者回答問題，而不應是任何其他人。因為所有質疑的，都是蔡英文本人的問題，只針對蔡英文本人的誠信，而不是國家政策。一百多天來，從媒體人到學者、到社會大眾，提出的一大堆問題，只有蔡英文本人才知道，才能回答清楚。找總統府發言人打官腔、做官樣回答，完全不給人以真誠坦蕩、自尊自信地回答質疑的感覺。

所以，昨天總統府記者會留下的第一個重要問題是：蔡英文躲哪裡去了？為什麼她本人不能出面，當著全國、全世界觀眾的面，清清楚楚地逐一回答被公眾質疑的所有問題；把1984年上交的典藏的博士論文、1984年頒發的博士證書、在台灣歷次學術升等、政治參選（證明博士身份）整個過程的文件，自己親手一一展示、解釋，文件副本留給媒體，讓大家今後隨便檢視。

讓跟蔡英文博士論文毫無關係的人，戴著白手套，做出手捧愛因斯坦《相對論》手稿的嚴重狀態，小心翼翼展示蔡英文從家人倉庫翻出的、聲稱是36年前打字機版的論文草稿。且不說這種裝腔作勢、故作珍貴的滑稽可笑，如此鄭重其事、以總統府官方拿出的，卻根本不是上交圖書館的裝訂典藏本，而是一堆尚有白色塗改液的草稿！如此做法豈不是作踐、耍弄大眾的鬧劇？居然有一大堆人相信、認可了這種鬧劇。

第二，這個草稿的哪一頁證明了它是通過了博士資格審核的版本？如果草稿就可以證明博士資格，豈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用草稿去申請教職？哪還需要辛苦多年一改再改等評審教授審批？如果草稿就可以等同已出版的著作，豈不是任何在家塗鴉的人，都可以頂個作家的烏紗帽？蔡英文這個草稿本身，難道不更證明蔡英文沒有提交過正式的、典藏本的論文嗎？

第三，總統府表示，蔡英文回台獲得教職的政治大學，有蔡當時遞交的三本博士論文。那這次為什麼不展示那三本正式成書的論文？拿一本過來就可以了嘛，為什麼沒有這樣做？這就無法不令人嚴重質疑，政大是不是真有蔡英文口試通過後的典藏本？

第四，這次總統府發言人說，蔡英文當時遞交了論文，丟失是倫敦政經學院（LSE）校方的責任。這個說法不僅完全不能令人信服，而且讓人確信，有人在繼續公然撒謊。了解LSE內部運作、也從該校獲得博士學位的 、一路為蔡英文護駕的「台灣研究室」主任施芳瓏女士都說，「準博士都是繳交兩本論文給倫敦大學 Senate House Library」。難道倫敦大學圖書館把蔡英文的兩本論文都「弄丟了」？這種可能性的概率有多大？任何理性的讀者請你冷靜地設想一下。

第五，如果蔡英文的博士論文曾經遞交給LSE, 後來被校方弄丟了，那她是什麼時候發現的？發現之後為什麼不馬上補交？2015年被質疑後，為什麼還不補交？為什麼等了35年之久？如果真有成書典藏本，蔡英文就不必再把手裡的這些散裝草稿，複印傳真給LSE圖書館。在全台灣都瞪大眼睛尋找的時候，趕快把政治大學的那三本調出一本特快專遞給LSE 不就行了嗎？

我6月份的質疑文章引用了美國北卡大學台裔學者林環牆教授對此獨立調查獲得的重要資訊：LSE圖書館員Ruth Orson兩次回信（那是在沒有外力介入前，該校人員最誠實可信的回答）：說他們never received（從來沒有收到過）蔡的博士論文，她查了倫敦大學系統的全部三個圖書館，結果都查不到任何收到過蔡英文博士論文的記錄。是LSE撒謊，還是蔡英文撒謊？

據林教授查閱對比LSE校方提供的1984年獲博士學位的106人資料，除了蔡英文，其他105人全部都有論文遞交記錄。如果是倫敦大學圖書館真的是後來弄丟了（而且是兩本都丟了），那為什麼連蔡英文曾經遞交過論文的記錄都沒有？

第六，不僅全部105博士都有論文遞交記錄，只有蔡英文沒有；而且林教授還查到，這105人的論文都可訂購調閱，唯獨蔡英文這本今年6月底才補交的草稿本都不許上網、不許拍照、不許引用，更不可能訂購。怎麼單單就蔡英文的論文珍貴到超越其它任何博士論文的地步？是因為它價值兩個博士學位，所以比別人的都珍貴？

第七，就LSE關於蔡英文論文的不可拍照、不可影印、不可引用、更不可上網訂購等苛刻規定，蔡英文本人和總統府都表示，那是LSE的規定，與蔡英文無關。事實是：特地跑去LSE查閱該論文的林環牆教授、徐永泰博士都被LSE告知，這些「不許」是應作者（蔡英文）的要求。那麼到底誰在說謊？

如果不是蔡本人的要求，那麼請蔡總統馬上電話通知LSE，停止那一堆「不許」，立刻開放，像其它所有論文一樣，允許大家閱覽、網上訂購電子檔；起碼以此證明蔡總統沒有撒謊、她沒有那些詭異的、與眾不同的特殊要求。

總統府這次表示，蔡英文要把博士論文送交國家圖書館並上網供大家學術參考。很好，期待盡快。如果真做，這種簡單的事情一天就可以做到。希望不是三個月後。

在我本人了解範圍，圖書館對自己館內的讀物嚴格設限的，除了蔡英文，還有一個，那就是蔣介石。

2006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首次公開蔣家後人提供的蔣介石日記，但蔣家要求「不得以任何工具翻拍」。此規定害得中國社科院學者、研究蔣介石的專家楊天石從北京飛到美國，全天在圖書館閱讀抄寫。他那年70歲，整整抄了70天！蔣日記分三次公開，他多次到美國，前後抄寫了10個半月！

今年83歲的楊天石後來寫出多本專著，通過蔣日記發現很多問題。這裡僅舉一件：蔣對胡適的兩面性。胡去世時蔣送輓聯：「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高度評價。但其日記寫的卻是：（胡）暴卒；乃除了障碍也。蔣日記甚至罵胡適是野狗，「其人格等於野犬之狂吠」。據統計，蔣在日記中責備、辱駡胡適不下20處。

送到圖書館的資料设置苛刻限制、阻止更多人看到，就是因為其中有不愿「見人」之處。蔣介石日記有「三不」，蔡英文論文有「三不」。送到圖書館，卻如此設限不讓人看的兩個權力者的資料都來自台灣，也是有點見鬼了。

第八，除了博士論文仍有上述這些疑問之外，關於蔡英文的博士學位證書也同樣存在十分不可思議的情形。

這次總統府記者會表示，蔡英文不僅在2015年向LSE申請了補發博士證書，而且在2010年也得到一份補發的。而總統府記者會這次展示出的，則是1984年蔡英文博士學位證書原件（的複印件）。如果有原件，為什麼要補發，而且兩次要求補發？把原件複印一下廣為散發不就得了？真是太匪夷所思了！總統府表示，這次展示的證書和信件等，是從LSE校方獲得的。

也就是說，蔡英文在把自己的典藏本博士論文全部都弄丟了的同時，把自己的博士證書也搞丟了，需要補發一份。而且，既然2010年補發了一次，為什麼2015年還要再補發一份？2010年那一份又丟了嗎？連影印本也沒了嗎？

一個人同時把自己的博士論文和博士學位證書都給弄丟了，補發過一次的也丟了。大家說說，這樣的機率低到什麼程度？誰能在台灣給我找出第二個？

且不究蔡英文博士論文和學位的真偽，就算全部都是真的，她把這兩份辛苦且緊張（她自己說的）獲得的人生重要文件統統都搞丟了！而且一丟再丟？如此一個馬虎大意、無序的人，去做律師樓秘書恐怕都不合格吧？

總統府表示，蔡英文的文件找不到是因為在台灣多次搬家。這話不知有幾個人相信，起碼我不信！拿我自己來說，僅在美國就搬過十多次家，我的黑龍江大學學位證書、深圳青年報記者證等都保留著。甚至我當年考托福的成績單、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錄取我讀政治學博士的一張通知書都隨手存檔。我都沒去念，那些文件都還在。而蔡英文花那麼大力氣讀完了，還寫出號稱教授們討論要給她兩個博士的「精彩論文」卻35年都不見踪影，被追問100多天之後從倉庫挖出草稿！甚至連她回台灣教書、升等、參選等等都需要的博士證書也不見踪影，需要一補再補！這合乎最起碼的常理嗎？

第九，蔡英文曾任教的政治大學、東吳大學，還有中選會，按規定都應有她遞交的博士證書（經過驗證原件後留存的副本）。哪怕她自己的原件真的都丟了，從那些地方要一份副本不就可以了嗎？蔡英文這個一次再次的「補發」也無法不令人遐想，政大、東吳、中選會這三個機構，真有蔡英文1984年的原始博士證書（副本）嗎？如果有，蔡英文不從台灣就地取，反而萬里迢迢去向母校索取。這難道不也是非常反常的情形嗎？

第十，這次總統府發言人特別強調，對蔡英文的博士論文和學位有質疑，應去問倫敦政經學院（LSE）才是正途。話是沒錯，但談何容易！林教授在他的調查報告中說，「英國校方特別是公共關係部門企圖干擾其專責部門資訊的釋放」。

在林教授做獨立調查期間，我也給LSE寫過幾封信查詢，最初得到他們學位資料處（HEDD）的Wara、學生服務中心（SSC）主管Camilya Maleh，學位和論文查詢處（AS）主任Clive Wilson這幾位的回信，但後來就進行不下去了。

我一開始給LSE寫信，就直接問蔡英文有沒有獲得博士學位？他們回答：這個問題需得到蔡本人授權才能回答。我馬上回信反駁：如有人冒充政經學院博士，我們想查核，你們說要先取得那人授權。那冒充者（騙子）會授權嗎？而按照英國的信息公開法，像蔡英文這樣位居總統的權力者，她的博士學位信息是應受大眾檢驗的。在再次要求下，LSE學位及論文查詢處主任Clive Wilson回信說，按照《英國信息公開法》，這確實是應該提供的信息，但說要20個工作日才能答复。

蔡英文有沒有博士學位，不是電腦馬上就可查到的嗎？LSE是國際知名正規大學，應有完備的學生資料檔案，怎麼需要20個工作日？

這個回答使我馬上想起以前在調查吳征、楊瀾夫婦的學經歷造假遇到的類似情況。吳征當時是中國最大門戶網站《新浪網》共同主席，楊瀾是中共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申奧大使。但吳征宣稱的多個學位都有水分甚至造假。例如他說曾就讀加州San Jose州立大學，我打電話查詢，該校學生記錄辦公室Lisa Beltrar小姐立即查找並告知，該校沒有吳征（英文名Bruno Wu）的學生記錄。我又打給San Jose City College（社區學院），提問後連電話都沒放下，該校學生記錄辦公室的Teresa Taiz小姐就查出並告知，吳征在那讀過，但沒獲得任何學位。

在美國，要核實某位學生的學歷，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為按照資訊公開法以及慣例，學生記錄辦公室都予提供或證實。可是在打給巴靈頓大學（Barrington University）時，他們的回答與倫敦政經學院最初的回答一樣，要我先拿到吳征的授權。幾次交涉，對方都支吾搪塞，最後乾脆拒絕回答問題。

後來查到，巴靈頓是一個美國17歲青年創辦的網絡野雞大學（沒校舍，更無教育機構承認）。在輿論壓力下，吳征在廣州《南方周末》（2002年1月10日）登出他的巴靈頓博士證書，我找到這張報紙，用放大鏡一看，它只是個英文Award獎狀。那些名流們就敢公然向媒體提供假證書，繼續欺騙大眾！

LSE學位論文查詢處主任 Clive Wilson還是客氣和負責的，我們有過幾次通信，他也解答一些問題。但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蔡英文的嫡系、外交部長吳釗燮7月份去了趟歐洲之後，LSE的專業部門就不再回答任何問題，而是轉給該學院的公關部（Media Relations）統一回复。

蔡英文是不是被授予博士學位，她的論文圖書館為什麼從來沒有，她如獲博士學位，指導教授是誰？論文口試評審教授是哪幾位？答辯通過後的教授簽名頁在哪裡？這都是學位和論文資料處管轄的專業問題，為什麼要轉交給公關部？好像有了什麼危機，要損害控制（damage control）？

為什麼吳釗燮去了趟歐洲，LSE的態度就變了？他有沒有到英國指揮台灣代表處來「危機處理」，與LSE聯手阻止人們對蔡的學位及論文真假的調查？

LSE的態度變化與吳釗燮的歐洲之行有沒有關係？如有關係，凡走過必留痕跡。有一點是無需置疑的，那就是跟倫敦政經學院下屬的Taiwan Research Programme（台灣研究室）和其主任施芳瓏女士有關。

話說蔡英文2015年9月22日獲得補發博士證書。當時台灣大選正在進行。國民黨內部分裂，10月份把總統候選人洪秀柱換掉了。當時蔡英文的選情可謂一面倒，被認為綠營誰出來都躺著贏。所以不排除台灣（民進黨）方面出錢或承諾，蔡當選後給這個研究室更多援助，現在需要幫助蔡英文拿到LSE的博士證書。

其實這個「台灣研究室」從創辦就是台灣政府協助的。它的前身是「台灣學術講座」（Taiwan Seminar），2000年由台灣駐英文化組協助成立。二千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陳水扁總統向外拓展台灣外交，包括在美國等地成立的「全球民主和平聯盟」等，由外交部轄下的「僑務委員會」資助。

2003年「台灣學術講座」升格為「台灣研究室」，後隸屬LSE，很可能得到了台灣方面更多援助。當時中研院李遠哲院長、教育部杜正勝部長等，都曾與「台灣研究室」創辦人、LSE教授Stephan Feuchtwang（德裔英籍學者，中文名王斯福）會面交談。

當時台灣為拓展外交，不僅支持了這個台灣研究室，也由教育部出資，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建立了「台灣研究中心」。杜正勝部長去倫敦時也拜會了這個中心的主任Robert Ash教授，並與亞非學院Paul Webley校長晤談。

台灣研究室網頁列出兩名共同主任，一是施芳瓏，另一位是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但漢學家王斯福已82歲，早已從政經學院退休。而且目前無論維基百科還是LSE頁面的Stephan Feuchtwang詞條，經歷上都沒有「台灣研究室共同主任」。

所以，LSE的台灣研究室負責人，其實只是施芳瓏一個人。這次蔡英文的論文和學位被質疑，施女士不斷出面為蔡背書。她既不是LSE負責學位和論文管理的職員，更不是負責人，卻不斷放話，被台灣媒體作為LSE的官方發言而引用。林環牆教授的調查報告說，施芳瓏「蓄意阻隢整個事件的調查」。

施芳瓏主任過去二十年來好像並沒有一個正式教職。她的台灣研究室主任做到2014年就被撤銷了。但2016年她又復出做主任。這令人合理懷疑，是不是2015年她「運作」校方為蔡英文「補發」了博士學位證書，2016年蔡當上總統，回報這個台灣研究室更多援助，於是施芳瓏才得以官復原職？如果施芳瓏本人的薪水是由這個研究室支付，那就等於是由台灣方面支付；更準確地說，就是蔡英文政府出的。

2016年蔡英文當上總統，是施芳瓏的「台灣研究室」最先發出祝賀信（1月16日，落款是台灣研究室，發在台灣研究室的網頁）。該祝賀信只引述了兩個人的話，一個就是施芳瓏（Fang-long Shih）；另一位是該校國際關係系教授Christopher Hughes。他是台灣女婿，太太九十年代初曾任台灣《光華雜誌》總編輯；而光華雜誌是台灣政府出資的，隸屬新聞局。三天之後（1月19日），政經學院的網頁轉發了台灣研究室祝賀信的主要內容。由此被作為LSE 祝賀蔡當選總統。

這幅畫面很清晰了吧。2015年秋天，已當過五年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正在選總統，且勝局基本已定。那麼在論文被質疑後，如果有關方面承諾今後給予台灣研究室更多援助，倫敦政經學院會不會不顧原則，在沒有蔡英文博士論文情況下給她發一紙「博士證書」和通知信呢？這所全球知名的學府有沒有可能做出這種舉動呢？

倫敦政經學院（LSE）有幾個相當不光彩的「前科」，頗有參考價值。有讀者已熟悉的，更有華文世界鮮為人知的——

很多人都知道的，2011年倫敦政經學院因接受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費的兒子薩伊夫150萬英鎊捐款（薩伊夫獲博士學位）事件被調查，當時媒體對這個醜聞廣泛報導。因薩伊夫捐款建立的那個基金會，薩伊夫是主席，LSE院長是顧問。這也是這位院長後來辭職的原因。

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政經學院的教授和名人們當時討好薩伊夫，該校教授Ed McClennan直接寫信給薩伊夫說，對其入學提供幫助。薩伊夫在LSE讀博士的作業被別人代筆，他付給輔導老師多斯特维兹（也是政經學院博士）每月4000英鎊。這個輔導老師還坐薩伊夫的私人飛機在歐洲遊玩。

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費兒子提供的150萬英鎊捐款，政經學院用來建立「北非研究室」（North Africa Programme）。這個也可佐證，施芳瓏的Taiwan Research Programme（台灣研究室）非常可能是由台灣方面出資的。一般這種外國研究室，多是那個國家資助的。

後來薩伊夫還要向LSE提供220萬英鎊，在該校建培訓中心，為利比亞培訓青年精英，其實就是為鞏固他父親的獨裁統治而培養打手。如果利比亞不變天，這個培訓中心就成立了。當時LSE的教授把薩伊夫吹捧為「改革者」，利比亞的希望等。

格達費政權倒台時，薩伊夫被抓獲，這個獨裁者的兒子發表談話，對政經學院很不滿，甚至蔑視，說當初那些教授和校方Honor恭維他（其實是為了要他的錢），看到利比亞「叛軍」造反了，就跟他切割、反對他。薩伊夫罵LSE是coward（懦夫）。薩伊夫完全站在他的獨裁者父親一邊，哪是LSE教授歌頌的「認同西方價值」？

LSE因這個醜聞名譽被重創。連當年薩伊夫的博士論文口試評審教授Meghnad Desai也在英國《衛報》發文說：LSE is paying a heavy price for Saif Gaddafi's PhD（政經學院為薩伊夫.格達費的博士學位付出沉重代價）。

那麼LSE有沒可能不顧原則，為了得到蔡英文政府的資助，在沒有蔡的博士論文、也沒有博士口試評審教授的共同意見書（至今蔡英文也拿不出來）的情況下，而給蔡發一張博士證書和通知信呢？不排除這種可能性。連美國史丹福大學這種名校，最近都因接受捐款而給名人子弟發入學通知書的醜聞而弄得灰頭土臉。我們再來看LSE的另一醜聞：

2008年，在遭到強烈抗議的情況下，LSE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聯酋 UAE）已故獨裁者Sheikh Zayed的名字為該校新建的教學和劇院大樓命名；還歌頌這個獨裁者是life leader（永遠的領袖），就因為阿聯酋給了政經學院大筆資金。後來LSE還用阿聯酋提供的250萬英鎊捐款在該校建了「中東研究中心」（CMES）。

英國教育機構Lighthouse創始人Emmanuel Akpan-Inwang主任 2011年（格達費兒子博士學位醜聞爆發時）在英國《衛報》發表題為「政經學院與利比亞的關係只是冰山一角」的文章指出，LSE經費15%來自英國政府撥款，其它都要自籌，資金缺口很大；所以該學院才不顧原則，為獲得捐款，用獨裁者命名學院大樓。這位主任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政經學院金錢交換，給獨裁者兒子博士學位，只是腐敗底座的冰山一角（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1/mar/04/lse-howard-davies-libya-uae ）。

這個冰山一角有很多事證，前述格達費兒子薩伊夫當時不僅成為倫敦政經學院的寵兒，還被安排在學院的Ralph Miliband lecture做演講。LSE教授David Held在開場白介紹時說，他本人太喜歡薩伊夫了。當時很多學生去抗議，與薩伊夫支持者發生衝突，甚至驚動了警察去解圍。

Ralph Miliband曾在LSE任教，非常知名，去世後他的學生建立了這個講座。薩伊夫被安排到這個講座發表演說，Ralph Miliband的曾做過英國外相的兒子表達抗議；認為這對他父親是一種侮辱。但政經學院我行我素，就為了能得到格達費們的資金。

英國《衛報》專欄作詹寧斯（Simon Jenkins）批評得更尖銳，他撰文說，當時該校研究阿拉伯問題的權威學者Fred Halliday強烈抗議；因是研究中東問題的教授，他更深知格達費父子的專制。但校方為獲得比利亞的捐款，根本不聽這些教授的抗議。詹寧斯說：Money did not just talk, it strutted the LSE campus and swept aside all dignity and common sense.（有錢能使鬼推磨，金錢大搖大擺地挺進政經學院校園，橫掃了所有的尊嚴和常識）。

詹寧斯的結論是：很多年來政經學院都在「犧牲學術獨立而向商界和政府出售自己的靈魂」（sacrificing scholarly independence to sell their souls to business and government）。（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1/mar/03/lse-gaddafi-libyan-dictator-universities）

LSE這些如此嚴重的醜聞，無法不讓人聯想到，施芳瓏的「台灣研究室」的資金是從哪裡來的? 倫敦政經學院連利比亞獨裁者的錢都拿、連中東專制國家的資金也不忌諱，那麼對來自民主台灣的捐款，當然就更何樂而不為了。

在根本沒有蔡英文博士論文的情況下（2019年才拿出的這個草稿完全無法證明它是通過資格考試的版本），為什麼政經學院會給蔡英文補發博士證書？是不是又一次像詹寧斯所說的，「出售了自己的靈魂」？這是個問號。

在這個問號得到答案之前，施芳瓏女士敢不敢站出來說清楚，「台灣研究室」的資金是從哪裡來的? 有沒有拿到蔡英文政府的資助？

我曾給倫敦政經學院（LSE）的學位和論文查詢處主任Clive Wilson寫信，直接問了這個問題：蔡英文本人，她的家族，台灣政府等，有沒有給過政經學院的台灣研究室資助？Clive Wilson對此不回答。按照英國《信息公開法》，LSE的所屬機構拿到外國捐助，應是公開信息，不可隱瞞。

我也在給Clive Wilson的信中提到，如果「台灣研究室」得到蔡英文政府的資助，該室主任施芳瓏女士這樣為蔡英文總統辯護，是不是有「利益交換」之嫌？

當然，這個問題從台灣方面是可以查到的，如果有撥款，會是多年的資助，教育部的財務報表，外交部的撥款記錄，應該都會有，如果不列入「秘密外交」的話。台灣的秘密外交，是貪腐和走黑賬的天堂。

格達費兒子薩伊夫的論文上網後，被認真又智慧的網民查出，很多段落是剽竊的，請看這個網址上的對比揭露（https://saifalislamgaddafithesis.fandom.com/wiki/Plagiarism ）。

現在蔡英文總統終於決定，把她的博士論文送到國家圖書館供讀者閱讀。但願不是拖到三個月之後，更不要有不可拍照、不可影印、不可引用的「三不」設限。把論文上網，一天就可做到。如果人們看過，沒有任何抄襲等問題，起碼在這個問題上還給蔡英文一個清白，這不是好事一件嗎？

但要想讓所有的質疑都塵埃落地，需要蔡英文本人出面做出更詳細、清楚，尤其是真誠、坦蕩的回答。

2019年9月24日於美國

——原載《民報》：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6fb773dc-4d70-44d6-b78f-54c573cb34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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