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美國近日被討論最多的文章之一：我們的憲政危機，已經到了！》

*此文作者Robert Kagan 的文章發表於四天前，Washington Post。之後幾家電視、華郵、Politico皆開始討論Robert Kagan提出的觀點。文章如下：

⋯⋯⋯⋯

* “我們之間已經沒有德行了嗎？
如果沒有，我們就處於悲慘的境地。”
— 詹姆斯·麥迪遜

美國正面臨自內戰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和憲法危機，未來三到四年內，美國很有可能發生大規模暴力事件、聯邦權力崩潰以及國家分裂為兩個不同勢力的對抗甚至事件。

這樣的警告信號，可能會被大流行、政治新聞、經濟和其他全球危機的干擾，以及一廂情願和否認所掩蓋。

但關於美國的憲政危機，不會因此消失：

首先，川普將成為 2024 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一些人對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逐漸消失的希望和期望一直是妄想。他在民意調查中，仍享有巨大的領先優勢。

他正在建立一個龐大的競選平台基金；此刻民主黨在參議院的票，明年2022的票看起來都很脆弱。

川普的挑戰只有健康問題，但他還在跑步。

其次，川普和他的共和黨盟友正在積極準備以任何必要的方式確保他的勝利。

川普在 2020 年大選中的欺詐指控現在主要的目標已經改變成另一個前提：挑戰未來不利於他們的選舉結果。

一些共和黨候選人已經開始準備在 2022 年宣布欺詐，正如拉里·埃爾德 (Larry Elder) 在加州罷免競選中所做的那樣。

2020 年不實的“停止偷竊”指控，已經讓川普有組織的建立全國性運動，以確保川普及其支持者能夠否定他們在 2020 年輸掉的州和當地的地方選舉官員。

凡是拒絕錯誤地宣布欺詐或未“尋找”更多川普的選票而使國家免於災難的人，正在被共和黨控制的州系統地撤職或趕下台。

截至今年春天，共和黨人已在至少 16 個州提出了一些法律或措施，將某些選舉的權力認定從州長、國務卿或其他行政部門官員的職權轉移到立法機關。

亞利桑那州的一項法案斷然規定，立法機關可以通過簡單的多數票“撤銷州國務卿對總統選舉人選舉證書的頒發或認證”。

一些州的立法機構試圖對被指控者提出：有“技術違規”，這些地方選舉官員將被刑事處罰，包括妨礙民間調查觀察員的見解。

因此，混亂的舞台已經開始了。

想像一下，未來隨著來自兩黨的立法者都宣稱獲勝並指控對方以違憲的方式奪取政權，在多個州進行了數週的大規模抗議活動：與 2020 年相比，雙方的游擊隊員可能擁有更好的武裝，也更不在乎造成傷亡。

州長們會出動國民警衛隊嗎？

拜登總統是否會將國民警衛隊國有化並置於他的控制之下，援引《叛亂法》，並派遣軍隊進入賓州、德州或威斯康辛州以平息暴力抗議活動？

依照美國憲法的傳統慣例，在各州部署聯邦部隊，將被譴責為暴政。

拜登會發現自己在其他美國總統的家鄉——在傑克遜在哪裡，或者在南方分裂後林肯的故鄉哪裡——在沒有規則或先例的情況下航行，拜登必須對自己是否擁有如此的憲法權力做出獨自的判斷.

如果美國政治體系陷入憲法無法補救的危機，那麼今天關於阻撓議案的爭論，將在三年內顯得古怪。

大多數美國人——除了少數政治家之外的所有人——都拒絕認真對待這種可能性，並試圖事先阻止它。

與其他法西斯領導人出現的國家經常發生的情況一樣，他們的潛在反對者對這種具有超凡魅力的獨裁者，只會感到困惑和驚訝。

於是他們遵循了標準的綏靖妥協模式，而這種模式總是從低估開始。

自2015年川普上台以來，兩黨政界和知識界一直低估他。他們低估了他控制共和黨的能力；然後他們低估了他為保住權力願意走多遠。

他未能推翻 2020 年大選這一個事實讓許多人放心，美國的體系依然安全，儘管它很容易走上另一條路——如果拜登沒有在投票即將結束的所有四個州安全地領先；如果川普更有能力，更能控制他的白宮及司法部門、國防部等政府、及國會，還有各州的決策者。

事實上，川普今年早些時候（選舉後及1/6）差點發動了政變。唯一阻止它的是美國少數具有顯著勇氣和正直的州官員，以及兩名司法部長和一名副總統，他們不願意完全服從他們認為不適當的命令。

這些都不是美國制憲者在設計憲法時所考慮的制衡機制，但川普已經暴露了美國憲法制度設計的不足。

美國憲法的起草者沒有預料川普現象，部分原因是他們沒有預見到國家如何政黨化。

他們預料了煽動者的威脅，但沒有預料到民族個人崇拜的威脅。

他們認為新共和國的遼闊和 13 個獨立的州與國家之間的歷史分歧，將是政黨或激進民族運動不可逾越的障礙。 “小氣”地方型煽動者可能會影響他們自己的國家，在地方他們可能廣為人知並具有影響力，但不會影響整個美國，因為美國的人口多樣化而且各地的利益不同。

美國制憲者制定的制衡取決於政府機關的三權分立，他們相信每個機構都會積極捍衛自己的權力和憲法賦予他們的特殊權力。

制憲者沒有針對民族政黨團結超越國家機關的可能性，建立制度化措施，因為他們認為這種事情不可能發生。他們也沒有預見國會議員，也許還有司法部門的成員，會拒絕挑戰他們所屬政黨的總統權力。

近幾十年來，政黨忠誠度已經取代了憲法中各機關的忠誠度，在川普時代更是達到高峰。正如兩次彈劾川普所呈現的結果，如果國會議員僅僅因為總統是他們的黨的領袖，就願意為總統的行為辯護或無視他的行為不當，那麼定罪和罷免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美國的制憲者沒有對行政部門可能篡奪留下任何其他限制——除了相信參眾議員的美德。

批評者和支持者一直未能認識到川普在美國歷史上，將是一個多麼獨特的歷史人物。由於他的追隨者從根本上持有保守的觀點，許多人認為川普只是雷根主義的延續，也許是更合乎邏輯的高潮。

這是錯的！儘管大多數川普的支持者是或已經成為共和黨人，但他們持有一套不一定為所有共和黨人所共有的傳統信念。

一些川普的支持者是前民主黨人和獨立人士。事實上，激發川普運動活力的激情與這個共和國一樣古老，川普在兩黨的某些情緒共有之人找到了歸宿。

對既有制度的懷疑和敵意；種族仇恨和恐懼；擔心現代世俗社會將破壞宗教和傳統道德；技術快速變革時代形成的經濟焦慮；階級的憤怒而不滿一方面是微妙的屈尊，另一方面是怨恨；不信任更廣闊的世界，尤其是歐洲，及在顛覆美國自由方面的陰險影響——自反聯邦主義者⋯⋯等這種觀點和態度一直是美國政治結構的一部分。

民主黨是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故鄉，直到他們於 1968 年跳槽到喬治華萊士，後來又跳槽到共和黨。

民主黨尤其需要區分他們與共和黨政策的持續競爭，以及與川普及其追隨者對民主黨政府構成的挑戰。

川普一方面可以透過憲政制度本身進行對抗；另一方面也可以對憲法本身進行攻擊。

使川普運動在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不是它的激情和偏執。事實上，對於數百萬美國人來說，川普本人就是對他們的恐懼和怨恨的回應。

這是領導者和追隨者之間，比美國政治運動以往任何時代，都更牢固的紐帶，他們彼此信任，彼此依賴。

儘管美國開國元勳們害怕國王或凱撒的崛起，但兩個世紀以來，美國人對政治家堅定不移的英雄崇拜相對免疫。騎在馬背上的人——西奧多·羅斯福、格蘭特，甚至華盛頓——並不被認為是無懈可擊的。

偉大的民粹主義領導人也是如此。

一個世紀前，威廉·詹寧斯·布賴恩 (William Jennings Bryan) 因提出某些思想和政策而受到崇敬，但他並沒有從追隨者那裡獲得毫無疑問的忠誠。甚至雷根總統也因出賣保守原則、赤字開支、對墮胎的模棱兩可立場，以及「對蘇聯的軟弱」，而受到保守派的批評。

川普與他們不同，這也是政治體系難以理解他的原因之一，更不用說遏制他了。

美國自由主義世界觀傾向於為一切尋找物質和經濟解釋，毫無疑問，很多川普支持者有理由抱怨他們的生活。但他們與川普的關係與經濟或其他重大問題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他們認為美國政府和社會已被社會主義者、少數群體和性變態者俘虜。他們認為共和黨建制派既腐敗又軟弱——用川普的話來說，他們是“失敗者”，無法挑戰既有菁英統治的霸權。

他們認為川普強大而敢挑戰，願意挑戰建制派、民主黨人、RINOs、自由媒體、大型科技公司和“麥康爾等共和黨人”。

他富有魅力的領導讓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感受到了使命感和權力感，以及一種新的身份認同感。雖然川普的批評者認為他過於自戀，無法成為任何類型的領導者，但他的支持者卻欽佩他那種毫無歉意、好戰自私的氣勢，他與建制派共和黨人如此不同，川普代表著受委屈的美國人（不僅僅是白人），他說話時毫不遮掩，因為他們已經忍受太久了。

而這就是他們需要川普做的全部。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9/23/robert-kagan-constitutional-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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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文件雖然枯燥，但仍然可以看到很多東西。2019 年之後，香港有兩種社會已經習以為常的事情開始被改造，第一是愛國不愛黨思想，第二是香港和中華民國的複雜關係，這是構成香港以前那個社會的兩大主流支柱。

「愛國不愛黨」是政治界前輩們教養這一代的主旨。雖然不會有人手把手地教，但上一個時代的主流始終認為，這是在香港從事各種工作的定海神針，只要宣稱自己也是愛國，很多事情也有得談，可以避開很多危險。這是 Jimmy 仔在中國說出的「我也可以談，我也可以愛國」。

在早前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討論之中，有報道引述香港官員的講法：中國容許不同的政見，但紅線是絕不能允許作出損害中國共產黨帶領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因此不可能聲稱愛國，但不愛或不尊重共產黨的領導，濃縮標題為：愛國不愛黨「講唔過去」。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改變，至少在之前很多年來，都不會有檯面人物正面給出「答案」。

愛國愛黨的問題在前十年、二十年，在香港都是刻意曖昧，充滿詮釋自由。直至香港人自己不太願意留意的中國法學家強世功在《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2014) 這樣說：

//香港雖然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回歸祖國，可這個「一國」概念在他們心目中，僅僅是一個空洞的符號，缺乏實質的政治內容。所以，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 這樣的愛國曾經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提出的愛國標準，而不能成為香港回歸後的愛國標準，否則，香港人與海外華人的愛國有什麼分別？//

所以老一輩香港民主人士的常識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在 2014 年開始被講了明白——雖然這在香港民主圈子中並不受注意。他們的確表示自己愛國，愛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愛十三億人民。 14 年以來的轉變，就是一場圍繞這個觀念的作戰：香港人整體認同作為「符號」還是「實質」的「中國」？

在保安局和支聯會鄒幸彤的書信往還之中，我們看見他們「討論」的其中一個重點，是關於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問題。

報道中見發給支聯會的文件這樣說：「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場意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革命暴亂……」，很多香港人對六四的定性，既有自己的意見，也可說是對「符號中國」的認同。所以 89 年之後，感情受創的香港人仍然切肉不離皮，華東水災的時候大家還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因為雖然對「現實中國」失望，但仍有「符號中國」作為替代。而如果你是當年的中國，看到這樣的香港人，雖然知道思想和立場有距離，但這些來自香港的仍然是「愛國同胞」。

在某個時空容許香港人愛國不愛黨，雖然可能是一個妥協做法，但無疑也令香港人的愛國熱情沒有完全離開「中國」的範疇。2010 年代香港分裂為加速派和穩重派。加速派不知為何極為苦大仇深，穩重派也不知為何過度樂觀。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事後總結，穩重派當時不覺得有大問題，主要是創世之初，當時的安排雖然沒有香港人在檯面上參與，但明顯照顧了在香港的大多數港英遺民。

香港歷史複雜，180 年來三次易手，所以民眾的背景和思想都很複雜。而 97 年的安排，安了老外商界的心、照顧了原居民陣營、民主派可以用「愛國民主派」的立場來參與遊戲、親北京派更可以成為政府伙伴……就算是支持中華民國的人，也擁有自己的空間，因為就像愛國不愛黨，「九二一中」曾幾何時也是通關密語。支持中華民國，也是支持中國認同 (符號) 中國，政治沒有不正確。這是開局時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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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慢慢改變的是「香港和中華民國」那一塊。雖然中華民國沒有實質管治過香港，但香港和民國有很多千絲萬縷的關係。談到這個，有網友談到：

//「香港一兩代人是讀南來文人的書長大。本地精英泰半受教於「暴大」(中文大學)。還有市井間的老式人情味、工商創業，不就是民國政治專制、但社會散漫自由的遺緒？這些都藏在我們的肌理，與親不親國民黨、慶不慶祝雙十無關。」//

97 之後，關於中華民國和清末革命歷史的紀念活動並沒有停止。人們去孫文傳說曾開過會的「青山紅樓」紀念、紀念抗日活動、紀念雙十「國慶」都可以。以前在各大小遊行，都會見到堅定的民國派去舉青天白日旗。文化上，很多上一代是在南來文人的小說、電影劇集之中長大；知識上，新儒家在香港有她的重鎮，很多學者都奉中國為正朔。晚至 7、80年代，香港還有很多報紙甚至電視台使用耶誕與民國紀元並行。

(使用民國紀年的《工商日報》在得知香港將在 97 年回歸中國之後，於1984 年 11 月宣佈結業)

消息引述保安局長鄧炳強在《星島日報》的訪問，其表示：

//「特別關注雙十節可能出現嚴重違法，稱根據中國憲法，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任何人意圖、鼓勵或煽動他人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都屬違法，必然會果斷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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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7 年的開局，覺得「未盡完善」的人，其實最終都不會太不滿意，因為新制度確實為重要的人留了寬容，所以才無意中製造了 97 後的兩個階級，也就是比較滿意和比較不滿意。前者對後者的苦大仇深並不理解，後者也 get 不到前者總是老神在在，又是在怎樣的歷史經歷中養成。他們總是說，無論甚麼，一國兩制還是最重要。

我們一直認為香港的紛雜處是一個對任何國家都有利的生機。

這一兩年來，最不覺得有甚麼變動的，是在 97 年也沒有變動的那一撮人群。可能是一班來到香港但不是因為逃避政治運動的人，他們在觀念上不紛雜，所以不需要改造，也會很容易適應。至於上一波的菁英也可以移民，他們精神家園的遺跡會在香港被抹除，但可以整套 intact 地帶到其他地方。因為機緣巧合而長出的之異色花朵，究竟是要培養下去還是要將之掐死，在這裡和其他可以存留甚麼，又要用一代人甚更長的時間，用試的方式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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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文件雖然枯燥，但仍然可以看到很多東西。2019 年之後，香港有兩種社會已經習以為常的事情開始被改造，第一是愛國不愛黨思想，第二是香港和中華民國的複雜關係，這是構成香港以前那個社會的兩大主流支柱。

「愛國不愛黨」是政治界前輩們教養這一代的主旨。雖然不會有人手把手地教，但上一個時代的主流始終認為，這是在香港從事各種工作的定海神針，只要宣稱自己也是愛國，很多事情也有得談，可以避開很多危險。這是 Jimmy 仔在中國說出的「我也可以談，我也可以愛國」。

在早前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討論之中，有報道引述香港官員的講法：中國容許不同的政見，但紅線是絕不能允許作出損害中國共產黨帶領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因此不可能聲稱愛國，但不愛或不尊重共產黨的領導，濃縮標題為：愛國不愛黨「講唔過去」。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改變，至少在之前很多年來，都不會有檯面人物正面給出「答案」。

愛國愛黨的問題在前十年、二十年，在香港都是刻意曖昧，充滿詮釋自由。直至香港人自己不太願意留意的中國法學家強世功在《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2014) 這樣說：

//香港雖然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回歸祖國，可這個「一國」概念在他們心目中，僅僅是一個空洞的符號，缺乏實質的政治內容。所以，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 這樣的愛國曾經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提出的愛國標準，而不能成為香港回歸後的愛國標準，否則，香港人與海外華人的愛國有什麼分別？//

所以老一輩香港民主人士的常識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在 2014 年開始被講了明白——雖然這在香港民主圈子中並不受注意。他們的確表示自己愛國，愛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愛十三億人民。 14 年以來的轉變，就是一場圍繞這個觀念的作戰：香港人整體認同作為「符號」還是「實質」的「中國」？

在保安局和支聯會鄒幸彤的書信往還之中，我們看見他們「討論」的其中一個重點，是關於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問題。

報道中見發給支聯會的文件這樣說：「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場意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革命暴亂……」，很多香港人對六四的定性，既有自己的意見，也可說是對「符號中國」的認同。所以 89 年之後，感情受創的香港人仍然切肉不離皮，華東水災的時候大家還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因為雖然對「現實中國」失望，但仍有「符號中國」作為替代。而如果你是當年的中國，看到這樣的香港人，雖然知道思想和立場有距離，但這些來自香港的仍然是「愛國同胞」。

在某個時空容許香港人愛國不愛黨，雖然可能是一個妥協做法，但無疑也令香港人的愛國熱情沒有完全離開「中國」的範疇。2010 年代香港分裂為加速派和穩重派。加速派不知為何極為苦大仇深，穩重派也不知為何過度樂觀。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事後總結，穩重派當時不覺得有大問題，主要是創世之初，當時的安排雖然沒有香港人在檯面上參與，但明顯照顧了在香港的大多數港英遺民。

香港歷史複雜，180 年來三次易手，所以民眾的背景和思想都很複雜。而 97 年的安排，安了老外商界的心、照顧了原居民陣營、民主派可以用「愛國民主派」的立場來參與遊戲、親北京派更可以成為政府伙伴……就算是支持中華民國的人，也擁有自己的空間，因為就像愛國不愛黨，「九二一中」曾幾何時也是通關密語。支持中華民國，也是支持中國認同 (符號) 中國，政治沒有不正確。這是開局時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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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慢慢改變的是「香港和中華民國」那一塊。雖然中華民國沒有實質管治過香港，但香港和民國有很多千絲萬縷的關係。談到這個，有網友談到：

//「香港一兩代人是讀南來文人的書長大。本地精英泰半受教於「暴大」(中文大學)。還有市井間的老式人情味、工商創業，不就是民國政治專制、但社會散漫自由的遺緒？這些都藏在我們的肌理，與親不親國民黨、慶不慶祝雙十無關。」//

97 之後，關於中華民國和清末革命歷史的紀念活動並沒有停止。人們去孫文傳說曾開過會的「青山紅樓」紀念、紀念抗日活動、紀念雙十「國慶」都可以。以前在各大小遊行，都會見到堅定的民國派去舉青天白日旗。文化上，很多上一代是在南來文人的小說、電影劇集之中長大；知識上，新儒家在香港有她的重鎮，很多學者都奉中國為正朔。晚至 7、80年代，香港還有很多報紙甚至電視台使用耶誕與民國紀元並行。

(使用民國紀年的《工商日報》在得知香港將在 97 年回歸中國之後，於1984 年 11 月宣佈結業)

消息引述保安局長鄧炳強在《星島日報》的訪問，其表示：

//「特別關注雙十節可能出現嚴重違法，稱根據中國憲法，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任何人意圖、鼓勵或煽動他人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都屬違法，必然會果斷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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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7 年的開局，覺得「未盡完善」的人，其實最終都不會太不滿意，因為新制度確實為重要的人留了寬容，所以才無意中製造了 97 後的兩個階級，也就是比較滿意和比較不滿意。前者對後者的苦大仇深並不理解，後者也 get 不到前者總是老神在在，又是在怎樣的歷史經歷中養成。他們總是說，無論甚麼，一國兩制還是最重要。

我們一直認為香港的紛雜處是一個對任何國家都有利的生機。

這一兩年來，最不覺得有甚麼變動的，是在 97 年也沒有變動的那一撮人群。可能是一班來到香港但不是因為逃避政治運動的人，他們在觀念上不紛雜，所以不需要改造，也會很容易適應。至於上一波的菁英也可以移民，他們精神家園的遺跡會在香港被抹除，但可以整套 intact 地帶到其他地方。因為機緣巧合而長出的之異色花朵，究竟是要培養下去還是要將之掐死，在這裡和其他可以存留甚麼，又要用一代人甚更長的時間，用試的方式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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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 秋祭》
～高金素梅 2020.10.24 馬場町

各位白色恐怖受難人和遺族家屬大家好，我是高金素梅，吉娃斯･阿麗。

非常謝謝主辦單位「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再次邀請我參加一年一度的秋祭，悼念50年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

1950年代白恐怖是衝擊台灣社會的歷史性事件，在座的各位前輩更是這段歷史的見證人。在那段高壓恐怖的時期，任何人只要被扣上「共產黨」的紅帽子，不是處死就是監禁，「赤化」可以是統治階級政治清洗的藉口，「匪諜」可以是情治單位逮捕刑求的理由，「反共戒嚴」是國家安全的政策，「社會主義」是判刑定讞的罪名。但儘管如此，懷抱信念的犧牲者，仍然面帶微笑，從容赴死，而在座各位受難的前輩，走出黑牢後，繼續堅持理想的毅力，這些事蹟都一直是我由衷敬佩和努力學習的榜樣。

2002年在我剛當選立法委員的時候，我其實只是一張政治的白紙，是遇見了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的前輩之後，我的政治生涯和運動才真正地開始。當年，陳明忠先生和馮守娥女士給予我的政治啟蒙，讓我開始自覺地站在被殖民者的立場，重新去認識台灣原住民族對日本殖民者的慘烈抵抗。那一百三十八場雖敗猶榮的原住民抗日戰役，成為我的歷史洗禮，讓我堅定地踏上反對殖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道路。

2005年，由於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不斷參拜靖國神社和台聯黨主席蘇進強的參拜，引發了台灣原住民族的憤怒，我和族人們開始推動「合祀除名！還我祖靈！」的運動，先後十次前往靖國神社要求迎回祖靈，向大阪地方法院控告小泉參拜違反和平憲法，在聯合國總部前控訴日本對歷史的不負責任！2006年大阪地方法院針對我們的控訴作出判決：小泉參拜靖國神社違憲！在這個運動的路途上，我遇見了很多來自不同國家、志同道合、情義相挺的朋友，他們都是1997年以來、參加東亞冷戰和國家恐怖主義國際會議的學者教授和社運先進，他們反對東亞冷戰白色恐怖的研究成果和運動經驗，提供了我們思想和行動的養分，而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正是這個東亞國際連帶的催生者。

2009年，台灣原住民族「反靖國」行動代表團一行四十人，突襲進入靖國神社，在現場舉行招魂儀式，獻唱安魂曲之後，迎回祖靈，當時在現場參加招魂儀式的，除了我們原住民族的各族代表之外，還有我所敬愛的陳明忠先生和馮守娥女士。這兩位白色恐怖受難人的前輩，在反靖國運動的過程中亦步亦趨的運動精神，讓我們非常敬佩。這種信念、紀律和堅持，正是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在行動中煥發出來的風範。

2016年民進黨當政以來，不斷在民生議題上製造問題，而且還在兩岸關係上，配合美國，製造對抗。如今兩岸之間劍拔弩張，戰爭幾乎一觸即發，面對這樣的情勢，民進黨不但不尋求和平解決的方法，反而繼續高傲地揮舞反共大旗，充當美國戰爭對抗的馬前卒！這不禁就會讓人聯想到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難道民進黨政府也要準備孤注一擲地倚靠美國，重演白色恐怖的反共肅清嗎？包括原住民族在內的台灣人民，都曾經是殖民統治和白色恐怖的受害者，都經歷過戰爭對抗和反共高壓統治的磨難，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海峽兩岸的人民已經和平交流了三十年，知道相知相惜的可貴，我們有白色恐怖受難的歷史和見證，我相信兩岸人民一定有智慧，來化解美國和民進黨所捏造出來的反共對抗， 這條由前輩流下鮮血所照亮的路，我們一定會繼續向前走下去。

現在的全球經濟究竟是通脹還是通縮？有兩派不同的觀點對此爭論。實際上，生產端通縮、資產端通脹的二元化經濟已經成為了額結構性的癥結。由此產生兩方面的影響：第一是美國經濟中國化，第二是中國經濟朝鮮化。資本主義世界的人被迫從工廠走向賭場，社會主義的人們被迫從工廠走向勞改營。經濟的過山車已經啟動，請绑好安全帶。
#通缩 #經濟危機 #美聯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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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老師說財經｜錢荒，糧荒，都不如訂單荒。接不到訂單的中國經濟該如何撐下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d1b8fHJODY

孫老師說財經｜從从“保六”到“六保”，中國人的苦日子就要來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EetuZrC0ZU&t=22s​

孫老師說財經｜人民幣難逃蘇聯盧布魔咒？大貶值會發生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SyaJzuPG4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