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白話文運動 Plain Law Movement
我聽了「8/25禮拜三：法客話題EP105|最爭議的總統，能算是臺灣民主化的推手嗎？」這集，訪談來賓是林孝庭博士，上一次他上法客電台時聊的那本書《意外的國度》我就是聽完才買的！

然後意外的讓我成為了法理建國派哈(˶‾᷄ ⁻̫ ‾᷅˵)✌🏻✌🏻✌🏻

2020.12.4我因為分享買了《意外的國度》跟《台灣獨曆》的貼文，當時引起不同迴響，我看到莫羽靜標記了一位台澎黨的人（我內心想：咦？台澎黨是？）他來留言說《意外的國度》這本類似「毒樹果理論」，他說這本是從台灣光復來寫後續，我從小到大沒有質疑過「台灣光復」有問題，所以我很驚訝，因為我認為我開粉專的公開發文必須要為此負責、必須要確認發文的內容才對，從此次開始我就很積極的查看資料。

很感謝當時有許多人透過留言、私訊給我指教，我若發文有錯的地方我一定會更正，但我也不希望自己連錯誤在哪都不懂又犯同樣錯誤，因此我就私訊當時留言說我錯在哪的黃聖峰，他很有耐心的回我許多問題，給我了演講影音、告訴有網站中的資料可以看，我在這時候才知道黃聖峰創辦了台澎國際法法理建國連線。我覺得法理建國論述實在太有趣而成為推廣者♡

好嚕回到正題❣️

林孝庭再度上法客電台宣傳第二本書《蔣經國的台灣時代》，我聽完以後特別有感觸的是他訪談最後那段話：
「其實歷史研究啊它是一個不斷在接近真相的一個過程，但是它永遠沒有辦法抵達這個真相的彼岸，就是說我今天書寫這本《蔣經國的台灣時代》，我不斷地希望能接近真相、增進事實，希望可以把最接近真相的事實給呈現出來，但是我永遠達不到，因為呢我們凡人呢沒有所謂的上帝的視角，今天看過去的歷史人物、過去的歷史事件，你總會有一個個人的比較主觀的一種觀點或者出發點，或者是他的角度，不同的出發點看這個問題肯定是會有不一樣的地方，但是呢儘管如此我是希望如果我們大家或者各位讀者、我們聽眾朋友，大家能夠在思考問題的時候能夠以一個更大的歷史的一個架構或者脈絡來看，有一個滿紅的話叫做去脈絡化，你看到很多的問題可能是片段的，嗯我覺得那樣的話就是太過於主觀，今天如果我們把時空背景拉長，在一個比較大的史觀之下來看這個領導者的一生，然後或者在看某個事件，也許我們才得到一個比較客觀的結束出來一個評價出來。這是我的一個一個感想。」

…
(｡ì _ í｡)沒錯！因為我們沒有上帝的視角，所以我們在看待資料時要清楚知道哪些是客觀事實、哪些是屬於某人的主觀意識、或者只是歷史觀察而已，並非國際法視角。

台灣是不是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不是政治問題，也不是有沒有宣布獨立的問題，而是台澎法理地位的問題。

當大家在思考時，如果沒有台澎法理地位這個客觀事實的認知，就不會意識到「台灣光復的騙局」，更不會知道佔領地不得移轉領土主權，佔領者不得要求佔領地人民向它效忠。
💢台灣光復的騙局 https://wp.me/pd1HGm-10

所以蔣經國並不是台灣的總統，他是中華民國政權想代表的中國的總統。
而中華民國政權之所以可以在1945.10.25來到台澎是因為1945.9.2《一般命令第一號》「代表盟軍」來台受降並軍事佔領代管台澎，僅具有管理權限，沒有台澎領土主權。

❣️為了打這篇文章跟大家討論，我就把這篇訪談打成逐字稿了，給大家看看：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XrNP6uYrsIpht3BOjmBNShxH4hJPAYt/view?usp=sharing

接著我要針對訪談提出20個與訪談內容不同的觀點‼️
#文長慎入

1️⃣貴智說：「現在長大社會上對蔣經國的評價，大概就是兩個，一個是十大建設經濟起飛，然後就是說他是特務頭子。」

💁🏻‍♀️其實，不要說十大建設了，光是台北市在戰後的發展基本上就是依照日本當年所做的規劃來執行的。第Ｘ號公園預定地這種東西，在日治時期的規劃中就可以看到。大安森林公園是七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E6%88%B0%E5%89%8D%E8%A6%8F%E5%8A%83%E7%9A%84%E5%A4%A7%E5%9E%8B%E9%83%BD%E6%9C%83%E5%85%AC%E5%9C%92

再說了，中華民國政權拿台澎人的錢，拿去繳聯合國的會費，打腫臉充胖子繳的是幾十億人口的會費喔！浪費錢！
好險被趕出聯合國，才可以把真正屬於台澎人的錢用在台澎上(´･ω･`)

➖➖➖

2️⃣林孝庭說：「1949年國民黨政府到臺灣來之前……」

💁🏻‍♀️其實要稱中華民國政權，不能說國民黨政府。
國民黨是中華民國政權體制內的政黨，不能等於中華民國政權。

1949.12.7流亡的中華民國政權，與1949.10.1建立政權的PRC政權都是中國政權。他們各自想代表的中國是同一個國家法人格。
這就是一中兩政權。

👉🏻Q&A24中華民國政權/政府的差別？: https://www.facebook.com/258660130833607/posts/4077008788998703/?d=n

➖➖➖

3️⃣林孝庭說：「在49年後風雨飄緲內外的處境非常非常艱困的情下，他怎麼這樣慢慢地在黨國體制裡，慢慢慢慢地最基層的地方一步一步往上爬，最後到了70年代，擔任我們這臺灣的領導人」

💁🏻‍♀️其實，不要說台灣領導人，應該是台灣治理當局這個盟佔代管機構的領導。

不可忽視的真相：
👉🏻國際社會對軍事佔領的規範、中華民國政權身為盟佔代管者的可與不可、八二三炮戰的真相 https://wp.me/pd1HGm-na

🥮同盟國是什麼？同盟國與ROC政權之間的關係？ https://wp.me/pd1HGm-kX

➖➖➖

4️⃣林孝庭說：「當然也包括台灣跟美國之間情報合作，我從幾個本身台灣緊密的檔案，跟這個美國英文檔案裏頭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台美雙方在冷戰時期都屬於所謂的反共陣營、堅強的盟邦，但問題在於雙方都是脫離不了各自以自己的他的國家利益為最優先的考量」

💁🏻‍♀️其實不是台灣與美國，當時是中華民國政權想代表的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情報合作。
問題是美國顧慮自己的利益本來就正常，哪個國家不是這樣？你中華民國政權這種巨嬰思想才有問題吧！老是想己願他力！
國際法的形成與運作那篇文有說明各國主權平等原則。
世界各國當然都會以自己國家利益為優先，這無非是因為要對自己國民負責。我幫你是情分，不幫才是本分。

👉🏻國際法的形成與運作 https://wp.me/pd1HGm-4Z

👉🏻主權的概念形成與發展 https://wp.me/pd1HGm-5k

➖➖➖

5️⃣林孝庭說：「譬如說我在書裏頭舉例1950年代到1960年代，那老蔣兩蔣父子一心希望有機會能夠反攻大陸回到中國大陸，問題是美國不願意被你拖下水，為了你支持你國民黨、支持你台灣跟中共去打一場戰爭」

💁🏻‍♀️這就是國際法上不干涉他國內政原則，而且中國內戰與台澎無關。
👉🏻一中兩政權的困境：九二共識+ ROC政權不等於KMT+ROC不等於台澎+兩岸衝突的岸+PRC/ROC政權的防空識別區 https://www.facebook.com/100047156705396/posts/331482435100311/?d=n

➖➖➖

6️⃣楊貴智說：「所以這涉及到當時沒有辦法說服美國去幫忙反攻大陸，所以內心有個糾葛這樣？」

💁🏻‍♀️事實上中華民國政權做過對美國兩次威脅。

第一次是開羅宣言之前就說過了啦！二戰那時中華民國政權要打不打、要投降不投降的，後來才會有這戰時意向聲明，好安撫蔣介石參戰。

第二是八二三炮戰，事實上，蔣介石是以「投降」來逼迫美國幫忙金門的。八二三炮戰的時候，蔣介石說：如果金馬被攻下，台灣這邊的軍隊的士氣會大減（這就是在暗示「我會投降喔」），所以逼迫美國非幫忙不可。

但國際法上不干涉他國內政原則美國也不可能真的介入中國內戰。
美國「政府」的官方立場是放棄中國領土金馬不要管，你就到台澎這依照自決權來成立另個國家變成一中一台，但蔣介石自己不要啊，還堅持自己是正統中國，更抗拒兩個中國，美國立場就是切乾淨不要牽扯到台澎上，那好在蔣介石拒絕，拒絕得好～不然這樣蔣介石就變成意外的國父！而且很有可能台澎更難切割中國政權引來的問題。

➖➖➖

7️⃣林孝庭說：「到了1978－79年當台灣跟美國斷」、「那你從蔣經國在當時處理台美關係斷交的談判，你就會發覺說蔣經國他有他的堅持跟要求，他希望說雖然雙方沒有外交關係，你美國還是要正式真正的去體認到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

💁🏻‍♀️不是台美斷交，也不是中美斷交。
美國從未與中國斷交，只是轉承認ＰＲＣ政權為中國合法政府代表。

👉🏻台灣有退出聯合國嗎？台美有斷交嗎？台灣有邦交國嗎？https://wp.me/pd1HGm-7H

中華民國政權是中國政權，不是主權國家。中華民國政權想代表的中國沒有台澎領土主權，領土主權只能由國家來主張，而台澎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後就成了領土主權歸屬未定的地方，目前仍舊被盟佔代管中。

為什麼法理建國派要不斷強調《舊金山和約》所建構出來的狀態？因為那是共識的基礎。
其他政治層面的東西都有可能隨便改變，但透過國際條約所建構出來的東西，可不是你說不存在就會不存在的。

➖➖➖

8️⃣林孝庭說：「當蔣經國在當時在台美斷交談判之間，他去接受這種低調、務實的這種對美外交的這種姿態，我覺得在相當程度上面也形塑整個八零年代，整個當時台灣對美外交整個主旋律，那就是比較低調、比較務實，比較穩健」

💁🏻‍♀️這邊提到外交關係，延伸閱讀：
👉🏻什麼是「外交關係」？大使館是什麼？蓋亞那設的台灣辦事處／立陶宛設的台灣代表處的法律性質為何？ https://wp.me/pd1HGm-mg

➖➖➖

9️⃣林孝庭說：「蔣介石台灣也有想打蘇聯牌，啊因為當時美國看到美國你都不支持我反攻大陸，然後呢你又不斷地想要跟北京改善關係，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台灣我也希望保有在外交上的一個最大的外交上的自主權」

💁🏻‍♀️是中華民國政權想代表的中國，不是台灣。
台灣不等於中華民國政權。
👉🏻華台不分的現象、國家正常化的問題 https://wp.me/pd1HGm-m3

➖➖➖

🔟林孝庭說：「在這種情況之下，就算是他有心想要玩蘇聯牌他也不敢玩了，因為他一旦繼續玩下去，老美可能會更加加速拋棄台灣，他認為台灣真的要去投向蘇俄共產陣營的話，那就不可能去維持這個雙邊外交的關係，我就早點去跟中共建交，然後美中建交下去對抗蘇聯，在這情況下蔣經國沒有選擇」

💁🏻‍♀️應該要稱ＰＲＣ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而且美國沒有跟中國主權國家斷交過！只有轉承認政權而已～
「政權」是具有實質力量、治理能力，反之沒有這些能力的政權，都是自己講開心的，沒有辦法真正的控制他們所主張、 自己的所謂的領土。
政權是可以出現在一個地區（不一定是國家）上的實質治理能力的組織。
「政府」具有的基本屬性是政權。
「政府」是對承認你是代表政府的國家來說，才是政府。政府一定是政權，但政權不一定是政府。
別的國家可以任何時候隨時就換承認哪一個政權是該國的代表政府，「換承認」有時候也沒有發正式聲明，而只是直接跟另一個政權進行國家政府才能進行的談判、簽約什麼的。像中日和約的簽訂就是透過締結條約來承認中華民國政權是中國代表政府。
👉🏻這一個影片有說明 ［英語繁中字］台灣在國際上不被承認的原因與解決方法：https://youtu.be/lss2OdMhi90

中華民國政權建政歷史：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vanity=rotpnetwork&set=a.2763561250403580

➖➖➖

1️⃣1️⃣林孝庭說：「林孝庭：所以聯合國是一個很好的秘密接觸的一個場合一個管道。所以你看很多很多解密的檔案，蘇聯駐聯合國的代表團跟我們台灣駐聯合國代表團在紐約的場合暗地裡溝通，另外呢在墨西哥，當時台灣還有跟墨西哥有邦交，我們駐墨西哥的大使館呢」

💁🏻‍♀️不是台灣駐聯合國代表團，台灣沒有入聯過。是中華民國政權想代表的中國。

1912.2.12建立，可被承認是中國代表政府的中華民國政權，為它想代表的主權國家「中國」取的國號叫「中華民國」；1949.10.1建立，可被承認是中國代表政府的PRC政權，為它想代表的主權國家「中國」取的國號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解釋一下，假設具有國家法人格（statehood)的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是一個機器人，需要駕駛員才可以駕駛。
這個機器人叫作China，在1945.10.24由ROC政權擔任駕駛將這個China機器人開進聯合國這個club取得席次。在1949.10.1之後China出現了另一個具備駕駛機器人資格的駕駛員PRC政權，要跟ROC爭奪駕駛位子。

後來1971.10.25，聯合國club決定在這個club裡的China機器人應該改由PRC政權擔任駕駛員。
很多人說中華民國是國家不是政權，那就請問，假設哦～中華民國假設不是駕駛員（代表政府）而是機器人（具有國家法人格的主權國家），那它離開聯合國之後，有讓club少一個國家（席次）嗎？沒有啊！club中還是有China機器人存在，只是駕駛員換了而已。

好的，中華民國政權是在「中國主權國家法人格」內自1912.2.12.建立的政權，中華民國政權作為中國代表政府待在聯合國26年，坐在「中國席次」上，雖然離開聯合國中國席次，但仍舊可以被其他國家「承認」其為中國合法代表政府，法律上資格仍舊存在，所以現在就還有15個國家承認中華民國政權是中國合法代表政府哦！

最後，中華民國與墨西哥關係是指中華民國與墨西哥合眾國之間的關係。1913－1971年。1913年那時候台澎領土主權還是屬於日本喔！所以不可以說台灣跟墨西哥邦交！

➖➖➖

1️⃣2️⃣林孝庭：「是！嗯到了七零年代，我剛講的就是說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上海公報上就是說就是美中之間要建交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一個很大的趨勢。」

💁🏻‍♀️「建交公報」的作用主要是正式確立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親善關係，非法律上關係），建交公報中如果提到兩國之間的國際法上權利義務關係，這個部分就會有法律效力。
兩國在建交公報中對台澎法理地位做出的表態沒有國際法效力，那只代表這兩國對這個議題的看法。
台澎法理地位仍須依國際法規範判斷，就像郭台銘跟另一個人異口同聲說台積電屬於郭台銘，也不會因此使郭台銘成為台積電的擁有者。
《舊金山和約》是具有國際法效力文件，國際法上針對戰爭的結束是必須在和平條約做最終處置才算完結戰爭。

國際上並不會因為哪一個主權國家主張「台灣是他的」，就可以發揮領土主權移轉的法律效力，或者變更二戰後和平條約的處置。
更何況先主張台灣是他的是中華民國政權，ＰＲＣ政權只是主張繼承ＲＯＣ政權。

➖➖➖

1️⃣3️⃣林孝庭：「對當然！就是說49年整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被打得落花流水」

💁🏻‍♀️是中華民國政權。1949.10.1之前是黨爭，之後就是中國兩政權代表權之爭。
1949.10.1 之前，中華民國政府（沒有競爭者）
1949.10.1 以後到 1949.12.7 之前，中華民國政權（對承認它是中國代表政府的國家：中華民國政府）
1949.12.7 以後，中華民國流亡政權（對承認它是中國代表政府的國家：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如果沒有其他政權競爭，這個政權就會具有國家政府的地位。如果有其他政權競爭，這個國家對外的代表政府就由其他國家承認的對象來決定，每個國家都可以獨立決定要承認哪個是政府。
所以 PRC 政權會想追殺 ROC 政權就是這樣。

➖➖➖

1️⃣4️⃣林孝庭說：「也許在他的認知裡頭，在當時國家安全高過一切，我寧可錯殺也不願意放過一個，只要少抓一個，那如果共產黨真的在台灣社會內部造成一個後果的話　那他是承擔不起的，當然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肯定一定會有一些冤獄呀等等，那當然阿現在說台灣現在在做轉型正義，全世界的國家在民主化後都有在做轉型正義的工程，我想這個也是一個，我們進一步去反省過去這一段歷史一個比較好的契機、一個機會。」

💁🏻‍♀️美國在戰後對台灣的報告也顯示共產勢力根本在台灣不成氣候，反倒是 ROC 政權佔領代管台澎之後的倒行逆施反而造就了共產主義發展的溫床。中華民國政權 228 大屠殺原本也想要共產黨背黑鍋，但連牠自己做的報告都無法證明有這回事。

台灣還不是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這邊說的民主化只是中華民國政權治理手段民主化而已。

💁🏻這邊引用一段聖峰在台澎小堅果社群中提到的關於轉型正義：

陳水扁執政之後，有越來越多人開始進行所謂的「台灣史」的研究，書也出了很多。但如果看過這些書的話，就會知道全部都是加了點台灣風味的中華民國流亡政權視角。基本上在這些書裡面找不到從根本質疑ＲＯＣ政權正當性的論點。一堆歷史系老師都投身ＲＯＣ政權框架下的「轉型正義」，在幫ＲＯＣ流亡政權漂白。
關於二二八、白色恐怖的歷史書籍，一百本裡面有九十九本是停留在所謂的國家暴政、國民黨暴政的層次上。
陳翠蓮的重構二二八是極少數有去提到ＲＯＣ政權為盟軍進行佔領的書籍，但也只是開頭跟結尾稍微提一下，書的主要內容仍舊是在ＲＯＣ框架內對所謂的黨國進行批判。

➖➖➖

1️⃣5️⃣楊貴智：「在民國大概45年代，是那個白色恐怖的一波高峰，當時抓了非常多的以共匪這個名義去抓的人，在台灣當時確實有很多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或是一些跟中國共產黨沒有關聯，但他們自己對於這個左派的思想有興趣的人都會在當時因為這樣受連累而入獄，」

💁🏻‍♀️台共源自日共，跟中共根本沒什麼關聯性。日本政府在戰爭後期把包括台灣共產黨在內異議團體組織的壓制到極點，台共根本沒什麼力。

➖➖➖

1️⃣6️⃣林孝庭：「你想看看1971年我們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台北代表全中國的這樣子的一個地位已經不再被全世界主要的國家所承認所接受，當你你這個權力國民黨的權力正當性，你慢慢地在流失、慢慢地在弱化的情況下，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你引進更多的這個本土的人士，你來進到這個政府裏頭來服務，你只有這樣子才有辦法讓你這個政權在台灣才有適法性跟正當性」

💁🏻‍♀️1971.10.25聯合國通過《2758號決議》被趕走的是中華民國政權。那份決議從頭到尾都跟台灣無關，這份決議說的是要把蔣介石政權驅逐出聯合國中國席次，換句話說這份決議是要把中國代表從中華民國政權換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如果以為退出聯合國的是台灣，就等於是把蔣介石政權當作台灣，是這很嚴重的錯誤喔！
蔣經國找台灣人來接班有成功讓政權台灣化?
事實上不可能，譬如說台商到中國開公司，裡面員工幾乎都中國人，也不可能讓這間台商公司變成中國人開的公司。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4114809591885289&id=258660130833607

➖➖➖

1️⃣7️⃣林孝庭：「他至少他不像其他的一些獨裁者、威權統治者用了一個比較強硬的手段去回應這個訴求，那也許就就像這個有些台灣的一些作家蔣得，他或許是一個獨裁者、一個威權者，但他至少是一個理性的，他願意去思考這個利弊得失，最終還是促成台灣逐漸走向這個民主化。所以這是我的我的一個觀察，對。」

💁🏻‍♀️請大家換個角度，思考一下特務頭子殺人魔有多麼不得已？！
一般我們都是要強者、有權力的人去運用同理心去思考弱者、無權無勢的人所面臨的困境、要加害者去思考、反省自己對被害者造成的傷害。

結果現在是要我們顛倒過來嗎？要弱者、無權無勢的人去體諒強者、有權力的人，為自己遭到加害者傷害找理由去原諒加害者？！

中華民國政權若不找本土派人士進來，使其台灣化，那也很難在台澎騙下去。它為了生存下去才走向台灣化，並非如林孝庭說的那樣說蔣經國很理性、沒有選擇鎮壓的方式。

不過他無從選擇倒是真的，該選擇時 不去菲律賓來台澎，然後還要繼續騙。如果沒有台澎收留，中華民國政權早就成了海上的浮屍⋯⋯

希望大家再換個角度思考，從台澎法理地位視角來看吧！跳脫出中華民國政權的框架來。

👉🏻回應國家正常化、中華民國台灣化 https://www.facebook.com/100047156705396/posts/358295142419040/?d=n

➖➖➖

1️⃣8️⃣林孝庭：「我想如果他有選擇的話，很遺憾他沒有選擇，因為他面臨太大的壓力，所以他同意了這個民進黨的合法化。」

💁🏻‍♀️這邊提一下，民進黨也是在中華民國政權體制內，政黨輪替後，中華民國政權做過的爛事也要背負的，不可能一筆勾銷！

例如，1946年1月12日，ＲＯＣ政權以節參字第01297號訓令宣布，即日起臺灣民眾自34（1945）年10月25日起一律恢復中國國籍。
此舉違反海牙公約陸戰條例第45條，禁止強迫被佔領地居民向敵國宣誓效忠。導致於美國與英國正式發文。

如果是國民黨發的命令，那換民進黨執政時能不能不承認、說那個不算數呢？顯然沒有吧？所以要說中華民國政權的命令。
換民進黨執政一樣必須照單全收，不能說那個是國民黨做的。而且英美是透過外交途徑抗議，抗議的對象就是中華民國政權所代表的國家，而不是對政黨抗議。

👉🏻究竟「有效自決」能否改變中華民國政權的本質、解決台灣在國際社會面臨的困境？（上）　https://wp.me/pd1HGm-iN

👉🏻究竟「有效自決」能否改變中華民國政權的本質、解決台灣在國際社會面臨的困境？（下） https://wp.me/pd1HGm-jB

➖➖➖

1️⃣9️⃣楊貴智：「我覺得有時候人的命運很奇妙，你沒有得選擇，但台灣就剛好被推向一個比較好的結果，因為經濟，在他改革之下確實有好轉，而且民主也確實順利就民主化，所以我說命運是很奧妙的。」

💁🏻‍♀️有很多人因為之前參與了ROC政權的民主化過程，就把ROC政權當成自己的東西、當成自己的國家了。這其實是很讓人擔憂的事情。

➖➖➖

2️⃣0️⃣林孝庭：「所以說他1984年在選李登輝做副手的時候，他那是政的方面」

💁🏻‍♀️當時蔣經國時期「三不政策」主要因為1979年美國轉承認PRC政權為中國主權國家代表政府，因此中華民國政權用這個方式阻止兩岸人民往來，但實際上雙方政權私底下還是有「密使」往來。但人民若有互動就會違反動員戡亂條款，被冠上匪諜罪名，即便完全沒互動，也可能被羅織罪名。
隨著蔣經國逐步推動「#中華民國台灣化」轉型，並提名台灣人李登輝為副總統，1984.3.21李登輝被選為第七任副總統；1987.7.15蔣經國頒布總統令解除「臺灣省戒嚴令」；1987.11.2蔣經國開放兩岸探親，到1988.1.13蔣經國逝世；李登輝以副總統身分繼任總統，之後1990年由國民大會選出擔任總統。（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 27 條國民大會之職權選舉總統、副總統；第 47 條總統、副總統之任期為六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https://wp.me/pd1HGm-5w

🍡🍡🍡🍡🍡🍡

最後，希望大家在聽所謂的學者訪談時，能夠反思這些資料是否有提到最根源中華民國政權來到台澎的真正原因，以及台澎法理地位的真相。當人民沒有意識到台澎還不是國際法上的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欠缺國家法人格（statehood)，就不會產生建國意志。就會繼續死抱著中華民國政權，把這個桎梏傳給下一代。

在大多數台澎人都被中華民國流亡政權嚴重洗腦的情況下，民進黨如果馬上像我們這樣講得這麼直接，搞不好被嚴重洗腦的台澎人下次就讓中國國民黨重新取得執政權。到時候不要說推動法理建國，台澎直接被中國國民黨執政下的中華民國政權奉送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都有可能。

在台澎建國這件事上，取得中華民國政權執政權的本土派政黨（即：民進黨）最重要的任務固然是揭露真相，但也必須在適當時機及情境下以適當的方式揭露。

我們現在對一般民眾揭露真相就是在製造這個時機、塑造這個環境，在取得中華民國政權執政權的本土派政黨揭露真相前，有越多民眾對即將揭露的真相有概念、印象，乃至於理解，在真相被正式揭露時，台灣社會可能發生的動盪與不安就會越少，民眾對這個自己已經有些許印象的真相，接受度也會更高。

台澎建國從來就不只是少數政治菁英的事情，也不是靠少數政治菁英就能完成的事情。台澎最終能否成為真正的主權國家，取決於像你我這樣的人能夠理解台澎還不是國家、台澎建國的必要性，及真正能有效建立國家的方法。真相的揭露，知識的傳遞，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也是每一個希望台澎成為國際承認的主權獨立國家的台澎人應該採取行動參與其中的事。

願你們與我同行，成為法理建國派，成為推廣者、實踐者、啦啦隊，走在建國路上：）

#終止代管自決建國

🍡內部自決權 vs 外部自決權、民族自決權 vs 住民自決權、自決權的行使 https://wp.me/pd1HGm-5S

🍡具體建國步驟、行前具備條件以及終止代管自決建國後的工作 https://wp.me/pd1HGm-7P

生死問題，不只是心跳與呼吸的問題.....

--- 生物醫學技術的進步救活了許多本來要死亡的病人，同時也延長了許多臨終病人的生命。這種延長是『延長生命』，還是『延長死亡』？如果是『延長死亡』，這種延長是否應該？如果不應該，那又應該怎麼辦』？

　　與歐美相較，台灣社會對於生命問題的冷漠，可以說幾乎已到了草菅人命的地步。原因除了整個社會上下交征利之外，更重要的是，台灣社會長期以來漠視倫理方面的教育，使得許多人大學都畢業了，還不知倫理學為何物 — 在這種情形之下，又如何能要求人們超越素樸的『公民與道德』階段，而從事成熟的道德思維反省？至於新聞媒體對於生死問題的注意，也只是零星而趕熱鬧式的。多半都是在一些具爆炸性的新聞事件發生的時候，才會作五分鐘熱度的報導。而由於相關的倫理學素養的缺乏，這些報導常常不但不能釐清問題，反而更加簡化了問題的複雜度。
---

沒有「安樂死」之名的「安樂死法」──簡評2016年「病人自主權利法」（初稿）
鄭逸哲（台北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施肇榮（執業醫師，銘傳大學法學碩士）

目錄

壹、 本文基本立場先行說明

貳、借殼上市的「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策略
一、該法所宣稱的「病人自主權」範圍
二、「病人自主權利法」並非人人所得適用
三、製造法律適用困境的立法
四、被精心掩飾的「安樂死合法化」立法目的

參、概念錯置的「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論述
一、自「病人自主權」虛構出「醫療拒絕『權』」
二、未能正確認識：「維生介入除去請求」屬「善終權」的行使，而非屬「醫療拒絕『權』」，也不是「生命處分權」

肆、見樹忘林的「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偏頗
一、該法拒絕納入病患意願再度確認程序
二、該法拒絕為「協助」病患善終的醫事人員提供充分的實體法「防火牆」
三、該法拒絕司法裁定事先介入

伍、尚未施行，即有修法必要的「病人自主權利法」──代結論

本文

壹、本文基本立場先行說明

　　立法院於2015年12月18日匆促三讀通過所謂「病人自主權利法」，2016年1月6日隨即為總統所公布。本文作者就其立法過程略有參與，因而提出過若干不同意見，卻被有心或無意詆為「欠缺良知」而反對立法，因此，於評析該法之前，先行說明本文作者對該法的基本立場：
1.沒有人反對所謂「病人自主權利」，事實上也不可能反對。
2.支持就所謂「病人自主權利」的保障進行立法是一回事，不認同這部「病人自主權利法」這樣立法是另一回事。
3.不支持這部並不完善的「病人自主權利法」，不應被污名化為「『否定』病人自主權利」。
4.支持就「安樂死『合法化』」的問題進行討論，甚至也在一定範圍內支持「安樂死『合法化』」。
5.「病人自主權」和「善終權」二個概念，應徹底釐清，不該混為一談。
　　質言之，本文作者亦期待讀者先行了解所謂「病人自主權利法」究竟內容為何，而能詳細區分自己究竟是「支持就所謂『病人自主權利』和『病人善終權利』的保障進行立法」，抑或也同時「支持『病人自主權利法』就『這樣』立法」。

貳、借殼上市的「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策略

一、該法所宣稱的「病人自主權」範圍

　　依2015年5月26日印發的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就委員提案第17769號「案由」謂：「鑒於我國現行法律對病人醫療自主權保障未臻周延，例如『醫療法』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及第八十一條的告知及同意規定，病人受告知與表示同意與其他關係人相同，對病人知情選擇與決策權的保護明顯不足；在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現行制度下欠缺配套措施，確保病人的醫療自主權(...)擬具『病人自主權利法草案』。」
　　其所謂「病人自主權利法草案總說明」則進一步謂：「按『醫療法』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規定，醫療機構實施手術與中央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治療，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並經其同意，始得為之。第八十一條之病情告知對象同前二條之規定，亦為病人或其他相關人。依此，『醫療法』規定之受告知對象與做醫療決策的主體未必是病人本人，(...)剝奪病人的醫療自主權(...)。其次，在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現行制度也欠缺配套措施，來確保病人的醫療自主權得以實現，例如『醫療法』第六十三條與第六十四條以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七條等規定，當病人意識昏迷、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係由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具同意書，同意書未必與病人意願相符(...)。最後，(...)目前只有特別法『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賦予末期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權利，(...)大部分的植物人、漸凍人、重度失智症患者與罕見疾病患者都不是『末期病人』，無法適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不當限縮病人的拒絕醫療權(…)」。
　　綜合上述，所謂「病人自主權利法」其所認為的「病人自主權」範圍應涵蓋：
1.手術及麻醉。
2.侵入性檢查治或治療。
3.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被告知。
4.末期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
5.植物人、漸凍人、重度失智症患者與罕見疾病患者「拒絕維生介入」。
　　暫且不論法律「保護」是否周延，前三者，現行的「醫療法」第63條、第64條和第81條，即分別有所規定；末期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則已由現行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加以規定。
　　可見，所謂「病人自主權利法」最主要的目的在「新創」屬「『非』末期病人」的植物人、漸凍人、重度失智症患者與罕見疾病患者，有所謂「拒絕維生介入『權』」。

二、「病人自主權利法」並非人人所得適用

　　所謂「病人自主權利法」高舉周延保障其所謂的「病人的醫療自主權」旗幟，但依其規定，事實上有許多病人是被排除在其適用範圍之外，例如：
　　依病人「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0條第3項的規定，「醫療委任代理人於意願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代理意願人表達醫療意願」，依之，若病人未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或雖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但無法（例如，已先於病人死亡或自己也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思）或拒絕表達意願時，即使其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也無「病人自主權利法」適用的可能，不是嗎？在此情況下，是否應回到「醫療法」的適用？
　　再者，就所謂「末期病人」、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永久植物人狀態、極重度失智、其他中央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用方法之情形者，依該法第14條第1項的規定，若未預立醫療決定者，也不適用「病人自主權利法」，除「末期病人」仍可直接回到「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適用，其他四者，就只能拖到「末期」，才有適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而「解脫」的可能。
　　且由於「病人自主權利法」第8條第1項規定：「具有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為預立醫療決定」，因此，未滿二十歲人，根本無適用該法第14條第1項的規定而「解脫」的可能。
　　總之，「病人自主權利法」並非人人所得適用。

三、製造法律適用困境的立法

　　沒有人否認，推動「病人自主權利法」的立法動機良善，但其欠缺足夠的法律素養，不具備立法技術的基本涵養，莽撞衝擊既有的立法體制，把「保護不足」和「欠缺保護」二者混為一談，一心只想別立於「醫療法」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而無視於其自身根本漏洞百出。
　　其實，關於其所謂病人就「手術及麻醉」、「侵入性檢查治或治療」和「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被告知」的「自主權」部分，只要就「醫療法」第63條、第64條和第81條，分別修正如下已足：
1.醫療法第63條：醫療機關實施手術，應向病人說明手術手術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之。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其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表達意願；未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或其無法或拒絕表達意願時，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代為表達意願。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第一項）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年人或無法親自簽具者，得由其醫療委任代理人、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具。（第二項）第一項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三項）
2.醫療法第64條：醫療機構實施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治療，應向病人說明，並經其同意，簽具同意書後，始得為之。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其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表達意願；未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或其無法或拒絕表達意願時，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代為表達意願。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第一項）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年人或無法親自簽具者，由其醫療委任代理人、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具（第二項）。
3.醫療法第81條：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告知其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應向其醫療委任代理人為之；未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或其無法或拒絕表達意願時，應向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為之。
　　此外，另新增「醫療法」第81條之1關於「醫療委任人」的相關規定是必要的。
　　至於關於「末期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問題，「病人自主權利法」的規定更是莫名其妙，末期病人並不當然就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但依其第14條第1項的規定，非得預立醫療決定，方有該項適用。也就是說，若末期病人事實上自行表達終止、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部或時一部時，因其未預立醫療決定，該項即不得適用？這樣要回到「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的適用嗎？
　　當「病人自主權利法」號稱「目前只有特別法『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賦予末期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權利」，究竟該項是否應限縮於「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的末期病人，未見其明。
　　在法律適用上，「病人自主權利法」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係？就末期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問題來看，就能表達意願的病人應適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否則悖理，但就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的病人，若其預立醫療決定，適用「病人自主權利法」尚無問題；若其未預立醫療決定時，是否仍得適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呢？是否得由其最近親屬代為決定呢？如果得適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但「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第1項第1款僅規定「應由二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人」，而「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4條第2項卻規定「應由二位具有相關專科醫師資格之醫師確診，並經緩和醫療團隊至少二次照會確認」，就這樣的不一致，應如何進行法律適用呢？
　　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第3項的規定，「（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的病患）無最近親屬者，()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後，依末期病人最大利益出具醫囑」得視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同意書」。如此的規定，在「病人自主權利法」施行後，究竟應如何適用？
　　依該法主要推動者楊玉欣立委辦公室的說法：「『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適用的範圍與對象亦與本草案完全不同，前者規範的是末期病人，後者則以一切病人為其規範對象，兩者不能相提並論」。照這種說法，則「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應屬「病人自主權利法」的「特別規定」，但實質來看，就末期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問題，「病人自主權利法」卻又就「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所無者有諸多「特別規定」。
　　整體來看，就由於「病人自主權利法」的立法，在思考上，既無高度，也無深度，亦乏廣度，致「病人自主權利法」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在法律適用關係上，一片混亂，令人完全搞不清二者間，究竟是「特別關係」，還是「補充關係」，甚或是極詭異的「互補關係」？
　　其實，當初若逕採「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如以下的「修正」方式，上述的法律適用困境，當可避免：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由二位具有相關專科醫師資格之醫師確診，並經緩和醫療團隊至少二次照會確認。
二、應有意願人簽署之意願書。但未成年人簽署意願書時，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未成年人無法表達意願時，則應由法定代理人簽署意願書。
前項第一款之醫師，應具有相關專科醫師資格。
末期病人無簽署第一項第二款之意願書且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其醫療委任代理人依其預立醫療決定出具同意書代替之，未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時。則由其最近親屬依其預立醫療決定出具同意書代替之，無最近親屬者，應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二次後，依末期病人最大利益出具醫囑代替之。同意書或醫囑均不得與末期病人於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前明示之意思表示相反。
前項最近親屬之範圍如下：
一、配偶。
二、成年子女、孫子女。
三、父母。
四、兄弟姐妹。
五、祖父母。
六、曾祖父母、曾孫子女或三親等旁系血親。
七、一親等直系姻親。
末期病人符合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情形時，原施予之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得予終止或撤除。
依第三項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得以一人行之；其最近親屬意思表示不一致時，依第四項各款先後定其順序。後順序者已出具同意書時，先順序者如有不同之意思表示，應於不施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前以書面為之。」
　　如此，至少使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末期病人，在既未預立醫療決定，亦未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復無最近親屬的情況下，得因「依末期病人最大利益出具醫囑」而獲得「解脫」，這不才真的是所謂「病人自主權利法」所想致力的嗎？
　　一旦，就所謂病人「手術及麻醉」、「侵入性檢查治或治療」和「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被告知」的問題，採前述修正「醫療法」第63條、第64條和第81條的方式；同時就關於「末期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問題，採前述修正「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的方式，不僅使這方面的法律適用層次井然，不生法律漏洞的問題，亦使「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更能專注於其就植物人、漸凍人、重度失智症患者與罕見疾病患者所「新創」的「拒絕維生介入『權』」，提出更完善更周延的立法草案。但終究捨此不為，令人扼腕。

四、被精心掩飾的「安樂死合法化」立法目的

　　明明有更好更簡單的立法方式可選擇，為什麼要大動干戈別立所謂「病人自主權利法」呢？要解答這個疑惑，恐怕要先看一下「病人自主權利法」的最原始草案草擬者孫效智教授，題為「安樂死的倫理反省」 一文的內容：
　　「隨著醫學科技的進步，相關問題在歐美可以說是備受矚目。問題的核心誠如中國大陸社科院的生命倫理學家邱仁宗所言：
　　『生物醫學技術的進步救活了許多本來要死亡的病人，同時也延長了許多臨終病人的生命。這種延長是『延長生命』，還是『延長死亡』？如果是『延長死亡』，這種延長是否應該？如果不應該，那又應該怎麼辦』？
　　(...)
　　與歐美相較，台灣社會對於生命問題的冷漠，可以說幾乎已到了草菅人命的地步。原因除了整個社會上下交征利之外，更重要的是，台灣社會長期以來漠視倫理方面的教育，使得許多人大學都畢業了，還不知倫理學為何物 — 在這種情形之下，又如何能要求人們超越素樸的『公民與道德』階段，而從事成熟的道德思維反省？至於新聞媒體對於生死問題的注意，也只是零星而趕熱鬧式的。多半都是在一些具爆炸性的新聞事件發生的時候，才會作五分鐘熱度的報導。而由於相關的倫理學素養的缺乏，這些報導常常不但不能釐清問題，反而更加簡化了問題的複雜度。
　　(...)
　　工業革命以後，醫學有了長足的進步，人對於生死的掌控或干預能力愈來愈大。此時人類的死亡經驗已大不同於古代。延長生命與延長死亡之間開始模糊不清。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十九世紀時『安樂死』觀念便有了特殊的醫學意義，亦即藉著醫生的幫助，減輕死亡過程的痛苦。此為狹義的『安樂死』。二十世紀初，在協助死亡的意義下，減輕痛苦所引起的副作用—縮短壽命—也被納入安樂死的意義。換言之，人們此時所理解的安樂死已不只是減輕死亡過程中的痛苦，還包含了藉著醫學科技的干預，直接加速死亡的到來。
　　(...)
　　從法律上來說，各國法律基本上都反對『安樂死』，視安樂死為所謂的『受囑託殺人』或『加工自殺』，屬於殺人罪或謀殺罪。不過，在另一方面，主張『死亡權利』及『自願安樂死』的運動正方興未艾。
　　(...)
　　本文採取的安樂死定義如下：『為了消除一切痛苦而有的『作為』或『不作為』，意圖導致死亡，或作為（不作為）本身即導致死亡』。
　　(...)
　　由於這個定義相當抽象，以下再以它為基礎，做幾點說明：
　　一、上述的『安樂死』定義在理論上適用於『自殺』或『他殺』兩種情形。但在實際上，『安樂死』一詞一般是用於後者，指醫生對末期病人或傷患所施行的致死作為或不作為。依此，安樂死是『他殺』或『致死他人』。在這個意義上，安樂死不再是古希臘所謂的『好死』或『善終』的死亡狀態，而是指促成這種好死的方法。
　　(...)
關於安樂死的道德或法律評價便很難形成共識。反對者認為『安樂死』就是『蓄意殺人』或『謀殺』。支持『安樂死』者則不能接受這種看法，他們認為安樂死的目的是為了病人最大的利益，因此，把『安樂死』理解為『殺死』病人，是過份簡化而不恰當的行為認定。
　　(...)
　　近年來有關生命末期問題之倫理討論雖然有很多爭議，然而至少有一項共識是大部份學者都能接受的，那就是：不論是延長瀕死期或縮短生命（= 導致死亡）的醫療措施，原則上都不應該違背受苦者的意願。 很顯然，違背病人意願的「非自願安樂死」是不道德的。這樣的安樂死侵犯他人的生存權，傷害了近乎絕對的生命價值。
　　至於不顧一切代價去延長末期病人生命的作法，也引起不少爭議。人們覺得這樣作會妨礙有尊嚴的死亡（death withdignity）。田力克（H. Thielicke）稱之為『恐怖的仁慈』（Terror der Humanitat）。歐美各國的趨勢是制訂自然死法（Natural Death Act），並推動『生存意願預囑』成為正式的法律文書，以賦予病患在疾病末期拒絕無意義治療的權利。
　　(...)
　　一旦確定了病人的安樂死意願，而醫生客觀的診斷亦顯示：病人漫長而折磨人的死亡過程與其人性尊嚴互相衝突，那麼，不少的倫理學家會同意，此時的安樂死在道德上至少是不應該受到譴責的。不過，根據這樣的良心判斷而付諸實踐的醫生或家人，仍必須負起法律上的責任。事實上，不畏懼法律制裁的抉擇，往往才真正反映了道德的審慎程度及勇氣。
　　(...)
　　『安樂死』合法化也是一個困難的課題。荷蘭與澳洲所開的先例是否可行，就尚待進一步的觀察與歷史的檢證。此外，即使從微觀的道德角度能夠達到『安樂死在某些少數個案中的可能性』，也並不意味著從巨觀的社會角度看來，安樂死合法化是可行的。就立法技術而言，安樂死合法化是否會遇到一些不容易解決的困難，並且，這樣的立法是否會衍生出難以防堵的弊端及對法律的濫用，都有待進一步的討論。
　　(...)
　　我國的情形如何呢？醫護人員的EQ與醫德低落、社會只向錢看而賤視人命、虐待老人及兒童的大量存在、長期療養及安寧照顧的缺乏等等，在在要求我們更為審慎地面對安樂死的立法問題。」
　　綜觀全文，其所持立場是：不顧一切代價去延長「末期病人」生命的作法是妨礙有尊嚴的死亡，所以，一旦確定了病人的安樂死意願，而且醫生客觀的診斷亦顯示：病人漫長而折磨人的死亡過程時，醫師或家人應不畏懼法律制裁，對末期病人或傷患施行致死作為或不作為，這才真正反映了道德的審慎程度及勇氣。
　　雖然其仍持「末期病人」用語，但並不等同於「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3條第2款的「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者」這樣的定義，其乃由「『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擴張至「『漫長而折磨人』的死亡過程」。也就是說，其所謂的「末期病人」，不僅指「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3條第2款的狹義「末期病人」，更及於「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以下所規定的非屬狹義「末期病人」的「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永久植物人狀態、極重度失智、其他中央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用方法之情形者」。其所採的是極為廣義的「末期病人」概念。
　　由是觀之，「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不僅要推動狹義「末期病人」的「安樂死合法化」，更要推動廣義「末期病人」的「安樂死合法化」。
　　然而，究竟是基於怎樣的考慮，在立法推動過程中，「安樂死」用語顯然有意完全被避免使用，精心被掩飾起來，而從未出現，這就要就教於「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了！
　　但很清楚看出，本來以修法方式就能「精簡」解決的問題，卻捨此不為，勞師動眾，疊床架屋，將「醫療法」第63條、第64條和第81條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既有的規定內容，復規定於「病人自主權利法」，恐怕目的就在以「病人自主權利法」之名，掩護廣義「末期病人」的「安樂死合法化」過關。

參、概念錯置的「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論述

　　「安樂死」固然是個倫理議題，但「安樂死『合法化』」絕對是個法律議題。作為一個法律議題，絕對要回到法律的概念論述。
　　由於「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蓄意避免「安樂死」被正視討論，代之以詭異的方式，企圖將「病人自主權」和「人性尊嚴」等同起來，致其立法論述極為錯亂。
　　如本文一開始就聲明的立場，「安樂死『合法化』」不是不能討論，甚至是應該要討論的議題，但必須嚴肅將之於法律架構加以下討論：

一、自「病人自主權」虛構出「醫療拒絕『權』」

　　雖然沒有人否認「病人自主權」，但不表示其屬「絕對」的權利；其實，在「法治國」，任何權利，難以想像其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舉例來說，甲割腕自殺，被緊急送醫，若立即縫合傷口，甲必然撿回一命，在此情況下，急診醫師乙得否違背「病患」甲的意願，強行醫療介入呢？這不必有什麼法律素養，依常識就可以判斷出乙當然得以為之。但這樣是否否定了「病患」甲的「病人自主」？當然是！但有侵害到其「病人自主權」嗎？並沒有！為何沒有？因為就此情況，甲根本並不具有「病人自主權」，當然就無所謂侵害「病人自主權」的問題！
　　一般被稱為「加工自殺構成要件」和「加工成重傷構成要件」的刑法第275條和第282條規定，在在否定法益持有人對自己的「生命法益」和「重大身體法益」具有「處分權」。因此，「病人自主權」的內容，依之，無論如何「原則上」不可能涉及「生命法益」和「重大身體法益」的「處分」。
　　但法律比人更聰明，在絕對否定法益持有人對其「生命法益」具有「處分權」的同時，在一定條件下，「例外」承認法益持有人對其「重大身體法益」具有「處分權」。例如，「病患」不截肢無以保命，為之施行手術而具有（共同）加工成重傷構成要件該當行為的醫事人員，法律即提供「阻卻違法的為第三人緊急避難」和「依（醫療）法律之行為」作為其「阻卻違法事由」，也因此，在此情況下，「例外」且「間接」承認法益持有人對其「重大身體法益」具有「處分權」。
　　然而，「病患」拒絕為保命而截肢，即使醫事人員違背其意願而施以手術，仍無以排除「阻卻違法的為第三人緊急避難」和「依（醫療）法律之行為」作為其「阻卻違法事由」的適用，因為此二者並不以病患「同意」為要件。
　　所以，「病人自主權」範圍，並不及於「拒絕拯救生命的醫療」，同理，也不及於「拒絕挽救重大身體法益的醫療」。充其量，只在不違背拯救生命或挽救重大身體法益的前提下，若有「這樣或那樣」的選擇方式，方有「病人自主權」可言。在此理解下，涉及「生命法益」和「重大身體法益」時，「病人自主權」只限於對於醫療方式的「選擇權」，並無所謂「醫療拒絕『權』」。
　　至於生命法益和重大身體法益陷入危險的病患未就醫，事實上「拒絕醫療」，也無關所謂「醫療拒絕『權』」，而是法律對於「自殺」或「自重傷」者無能為力，而放棄規範的問題。
　　即使因刑法將傷害罪規定為「告訴乃論」之罪，原則上尊重非屬生命法益或重大身體法益陷入危險的病患是否就醫的決定，但嚴格上來說，在法律上也僅屬「放任」，而非承認其就「輕傷害程度範圍內的身體法益」具有「醫療拒絕『權』」。否則，例如，在其輕傷害程度範圍內的身體法益有就醫必要的嬰兒，若作為其法定代理人的父母拒絕將之送醫，不就變成代為行使「權利」了？
　　因此，就其「輕傷害程度範圍內的身體法益」，或可謂病患並無「就醫義務」而「放任」之，但絕非承認其具有所謂「醫療拒絕『權』」。毋寧，涉及「輕傷害程度範圍內的身體法益」時，「病人自主權」也還是限於對醫療方式的「選擇權」，並非所謂「醫療拒絕『權』」。至於此類病患雖就醫而「拒絕醫療」，誠屬悖理；若其確有醫療必要，就醫後卻全面拒絕接受醫方的「醫療建議」而放棄醫療，在體系理解上，也還只是理解為病患並無「就醫義務」而「放任」之，但絕非承認其具有所謂「醫療拒絕『權』」，否則，還是如前例，確有醫療必要的嬰兒，作為其法定代理人的父母即得代為行使「醫療拒絕『權』」，這是荒謬的！
　　總之，我們承認「病人自主權」是一回事，並不等於我們也承認病患亦具有「醫療拒絕『權』」，前者，在原則上，根本不包括後者；至於就「輕傷害程度範圍內的身體法益」，即使認為病患並無「就醫義務」而「放任」之，那是另一回事，並非承認其具有所謂「醫療拒絕『權』」。
　　整體來說，「病人自主權」大致上就是指在「接受醫療」的前提下，對於醫療方式的「選擇權」，並無所謂「醫療拒絕『權』」。

二、未能正確認識：「維生介入除去請求」屬「善終權」的行使，而非屬「醫療拒絕『權』」，也不是「生命處分權」

　　或許有人要問，如果法律不承認病患具有「醫療拒絕『權』」，何以得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得就「末期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其實，嚴格說來，這是立法者對法律用語欠缺審慎或欠缺區別能力的的問題。
　　如果我們細心觀察，在立法者就「醫療法」進行立法時，其所謂「醫療」和「醫療行為」用語，恐僅指一般所謂的「『有效』醫療」，亦即對病患病情有改善可能性的「醫療行為」。即使我們一般人對「醫療」二字的初步理解也是如此吧！
　　但隨著近代醫學的快速進步，不僅對於病患病情有改善可能性的「醫療」大有發展，在此同時，其亦擁有了雖無以改善病情，卻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延死亡」的「介入能力」。一般將此種「推延死亡的醫事人員介入」，亦以脫離原始意義的「醫療」名之，稱之為「『無效』醫療」。但本文更建議以「維生介入」代之，而使之區別於以具有改善病患病情可能性的「醫療」和「醫療行為」。
　　這種非屬「『有效』醫療」，而僅具有「推延死亡」的「維生介入」，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在「加工自殺構成要件」最古早創設之初是不存在的，亦即人類原始創設該構成要件時，並未預想有所謂「僅依賴『維生介入』而『推延死亡』」這種類型的「被害人」。
　　事實上，法學界長久以來，甚至數千年來，在對「死亡」這個「結果點」多所著墨時，對於近代才出現的「僅依賴『維生介入』而『推延死亡』」這種「因果進程」，是否應對「加工自殺構成要件」的適用進行範圍限縮的研究，似乎是一片空白。
　　即使，社會一般人對於是否得對「僅依賴『維生介入』而『推延死亡』」的病患以「維生介入除去」而進行「安樂死」，大概也只注專到「死」這個「點」，並未就這個「推延死亡的因果進程」或「安樂（程序）」具有足夠且充分的探討。
　　甚至，在立法過程中，本文作者詢問力推「安樂死合法化」的「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若醫事人員就「僅依賴『維生介入』而『推延死亡』」的病患，依其意願而「除去維生介入」而致其死亡，該醫事人員是否仍犯加工自殺罪？就此，得到的竟是極為駭人的回答：「還是不法，只是不罰！」
　　本文作者不得不再追問：如果這樣還是「不法」行為，為什麼（最原始）草案第十四條規定醫療機構或醫師拒絕執行（最原始）草案第十三條病患的拔管，要加以處罰？法律可以強迫人家去做「不法」行為嗎？這太荒謬了！
　　實在令人揺頭，怎會在連基本法律立場都未搞清楚情況下，就要硬推「病人自主權利法」呢？當場，本文作者說，如果不導入「善終權」的概念，「病人自主權利法」就不可能具有其立法正當性。所幸，楊玉欣立委當場筆記，而後才於「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條「立法目的」中出現「保障其善終權利」的規定。
　　當我們承認不僅「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所規定的「末期病人」，而且也承認「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以下所規定的非屬狹義「末期病人」具有「善終權」的話，若醫事人員就「僅依賴『維生介入』而『推延死亡』」的病患，依其意願而「除去維生介入」而致其死亡，則其雖實現成文的狹義「加工自殺構成要件」，但不成文的消極構成要件「病患基於『善終權』而行使其『維生介入除去請求權』」亦告實現，該醫事人員即已不具有「加工自殺構成要件該當性」。
　　當承認「維生介入除去請求」屬病患「善終權」的一部分，基於其「同意」而「加工自殺」好了！醫事人員即自始不具有「加工自殺構成要件該當性」，這樣的論述再怎樣，也比「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紊亂法律論述層次，說什麼其「加工自殺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又具有「阻卻違法事由」，又具有「阻卻責任事由」，而且「不罰」，來得合理且明確。
　　也就因為「維生介入除去請求」屬病患「善終權」行使的一部分，這也才能合理說明為什麼會有病患以外之人，可以在一定條件下代為請求，而非病患以外之人「處分」病患的生命。
　　將「病患基於『善終權』而行使其『維生介入除去請求權』」明確定位為加工自殺構成要件的「不成文消極構成要件」，也有助於避免將「善終權」和「生命處分權」有心或無意混為一談。
　　應知，現行法律本來就是保障「病人自主權」，但也有其自主範圍的限制，絕對不得處分自己的生命，所以，「病人自主權」並非至高無上的。法律不容自殺，也不容加工自殺！己如前述。
　　即使我們承認「病人善終權」，也不因而承認我們對自己的生命具有「處分權」。
　　「善終權」只涉及非人為「迫切」將到來的死亡，屬病人對於「進入」死亡的「方式」的選擇，「原則上」必須加以尊重，但也只在符合極嚴格的條件下。
　　質言之，「善終權」只涉及被「自然」「無法逆轉」的「迫切處分」下，病人對「尚保有」的「進入死亡方式」的選擇。全然無關「自我生命處分」──其生命是「已被自然處分」的。
　　所以，從「病人自主權」或「告知後同意」，硬拗出病人「善終權」出於其「自我生命處分權」，立論完全錯誤。基礎觀點錯誤，東拼西湊出來的法律草案，自然欠缺必要的周延性；復以，未進行大規模的影響模擬評估，實難期待其可行性。
　　本文作者絕對支持對「善終權」加速立法，但反對一廂情願的冒進立法。要處理「善終權」或「安樂死」這個問題，就不要劃錯重點，不要想訴諸所謂「病人對自己生命具有處分權」。

肆、「見樹忘林」的「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偏頗

　　本文作者必須再度重申，對於「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認為應立法推動的方向，完全予以認同，然而終究不能把「善終立法進行的必要性」扣「善終立法版本的妥適性」混為一談！糟糕的立法，比不立法還糟糕！
　　任何立法，必然涉及多數人的「權利義務」變動，以及複雜的法律關係變遷。在推動「病人自主權利法」時，是否過度或僅著眼於廣義的「末期病人」能「簡」且「速」「好走」，只求法條快速通過，連最基本的立法用語審慎，都不考慮。舉例來說，「病人自主權利法」第9條第2項竟規定為：「意願人、二親等內之親屬至少一人及醫療委任代理人應參與前項第一款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經意願人同意之親屬亦得參與。但二親等內之親屬死亡、失蹤或具特殊事由時，得不參與。」　　
　　若意願人二等親內之親屬死亡或失蹤，自無參與的可能，其但書應規定為「不在此限」，方得其理，但竟以「『得』不參與」規定之，令人傻眼。
　　小者如是，該法所應追求的「死生兩安」大者，更是完全未被納入立法考慮，將來該法上路，恐會造成諸多爭議：

一、該法拒絕納入病患意願再度確認程序

　　對於廣義「末期病人」的「維生介入除去」，進行「安樂死」，是「生死大事」，不可不慎。
　　即使「病人自主權利法」有所謂「預立醫療決定」的規定，但「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顯然混淆「病患意願的『證明方法』」、「病患意願」和「病患意願的『確認』」三者。誠如一位該法立法公聽會參與者所提出的質疑：如果一個人二十歲時預立，但過了三、四十年後，當時的醫療技術大幅進步，屆時他沒有可能改變想法嗎？
　　而且「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3條規定：意願人撤回或變更預立醫療決定，「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更新註記，試問：若此申請正在進行中，申請人即因車禍陷入植物人狀態，又該如何適用本法？
　　甚至，如果真是那麼尊重病患意願或如此維護病患的「善終利益」，為什麼將本屬「相對明確」，但從程序法上來看也僅屬「推定」性質的「預立醫療決定」作為認定病患「善終意願」的唯一方法？未預立醫療決定者，就無「權」善終嗎？
　　再者，「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顯然根本不知道民法第1186條規定：年滿十六歲人，即具有「遺囑能力」。這表示法律認為年滿十六歲人即對「死亡」的意義具有完全的理解能力，那為什麼「病人自主權利法」第8條第1項卻依處理財產權為目的的「行為能力」，規定「具有完全行為人，得為預立醫療決定」。不是說要讓病人「善終」，才符合「人性尊嚴」嗎？那年滿十六未滿二十歲人呢？未滿十六歲人呢？他們就不必享有「人性尊嚴」嗎？

二、該法拒絕為「協助」病患善終的醫事人員提供充分的實體法「防火牆」

　　「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似乎自始就有著「廣義的『末期病人』不得『好走』，都是醫護人員強行予以『維生介入』害的」這樣的偏見，否則立法最原始草案第16條第1款不會規定：醫療機構或醫師拒絕執行（最原始草案）第十三條病患的拔管的話，「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執業執照」。會出現這樣的嚴苛粗暴的草案文字，令人駭然！
　　事實上，如果病人真的想「好走」，不上醫院最快了！既然要上醫院，又要假手醫事人員「除去維生介入」而使其「善終」，就得感恩人家的「協助」，而非將之作為「代罪羊」。
　　所幸在各方批評與壓力下，該項不合情理的條文，才被刪除，而且於其第14條第2項規定「醫療機構或醫師依其專業或意願，無法執行預立醫療決定時，得不施行之」，以及其第4項規定：「醫療機構或醫師依本條規定終止、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部或一部，不負刑事與行政責任；因此所生之損害，除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且違反病人預立醫療決定者外，不負賠償責任。」。
　　但這項條文，是否予以「協助」病患善終的醫事人員提供充分的法律「防火牆」呢？恐怕未必！
　　醫事人員既然是依「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4條的規定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部或一部，當然就是依其第1項所規定的「預立醫療決定」而行之，如此，其所謂「故意或重大過失」是就何而言？其所謂「損害」又是指什麼？就「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部或一部」，不故意，如何行之？又如何「重大過失」為之？
　　其雖規定為「不負刑事與行政責任」，且依一般解讀，均認為醫事人員仍具有「加工自殺構成要件該當行為」，但因其屬依「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4條第1項而為之，故屬「依法律之行為」，而具有刑法第21條的「阻卻違法事由」。另外，醫療機構，一般均為「法人」，如何負刑事責任？
　　即使如此，顯然未根本將醫事人員的「醫療義務」和「善終權（行使）」的「衝突」加以消弭。如前所述，「病患基於『善終權』而行使其『維生介入除去請求權』」應明確定位為加工自殺構成要件的「消極構成要件」，這樣也有助於避免將「善終權」和「生命處分權」有心或無意混為一談。
　　因此，「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4條第4項應規定為：「醫事人員依本條規定終止、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部或一部，不適用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條（加工自殺）規定，醫療機構及醫事人員不負行政與民事責任」。
　　恐怕如此，才能明確將「維生介入除去」明確定位為醫事人員「醫療義務解除」後的「行為」，而為「協助」病患善終的醫事人員提供充分的實體法「防火牆」。

三、該法拒絕司法裁定事先介入

　　究諸經驗，許多廣義的「末期病人」不得「好走」，的確和家屬「不願放手」有關，但「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或認為該法第4條第2項規定為「病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醫療委任代理人或與病人有特別密切關係之人（以下統稱關係人），不得妨礙醫療機構或醫師依病人就醫療選項決定之作為」，即足以解決問題，未免過於天真。
　　事實上，這恐怕只會埋下病患「好走」後，法律紛爭不斷的根源！
「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恐怕從未意識到，「病人自主權利法」必須從實體面和程序面均予以周詳的規定，該法的施行才有可能達到「逝者善終，存者無爭」，否則「死者已矣，生者興訟」，豈是其本意？
　　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就實體面似乎為「協助」病患善終的醫事人員提供了某種法律「保護」，但即使如本文如前的建議加以「強化」，也無以阻卻其陷於事後高度的「訟累」風險──即使「更後面」司法確認其不負任何刑事、行政和民事責任。
　　舉例來說，即使現在一般均認為依「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4條第1項的規定「協助」病患善終而具有「加工自殺構成要件該當行為」的醫事人員，因其行為屬「依法律之行為」，而具有刑法第21條的「阻卻違法事由」；但若病患家屬，乃至於檢察官認為其行為並不符合「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4條第1項的要件規定，依現在的「病人自主權利法」相關規定，並無以阻止告訴的提出或查偵開始，該醫事人員即至少陷於被以業務過失致死罪──乃至於殺人罪──訴追的危險。在民事程序上，亦有侵權行為鉅額損害賠償責任被請求的高度風險。
　　在立法過程中，本文作者一再提醒，多年來外國立法例即使在一定範圍內容許「安樂死」，但幾乎毫無例外，其對於醫事人員執行介入均先以司法准許裁定予以「背書」。
　　以所以必須由司法裁定事先介入，除了為「協助」病患善終的醫事人員提供充分的程序法「防火牆」，使之在相當程度上避免事後的「訟累」，而因袪除日後陷於法律訟爭的疑慮有助於提其高協助病患「善終」意願外，甚至還有其更深層的意義。
　　如前所述，「生死事大」，對於病患意願，再度確認有其必要性，這才是真正對於「人性尊嚴」的高度尊重。
　　除此之外，「安樂死」不只是單純使病患「死亡」，「死亡」是種「法律事實」，其不僅使病患的「權利能力」消滅，也形成一連串私、公法權利義務的形成、消滅和變動。
　　即使「安樂死合法化」在一定程度上應予開放，但也不能躁進為之，不顧其「道德上的風險」，例如，為了繼承法或保險法上等相關利益，或者因為經濟上或身心壓力，病患自行或在其家屬壓力下「不得已」而「預立醫療決定」。
　　凡此種種考慮，在立法過程中，本文作者一再提醒，務必納入「司法裁定事先介入」制度，但遭「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以「沒有必要」而悍然拒絕。這種「只管自己現在好走，不顧別人將來是否好過」，甚至以個人經驗即認為「廣義的『末期病人』，『均』無例外想『安樂死』」的立場來推動「病人自主權利法」，對此，本文作者實在難以認同。

伍、尚未施行，即有修法必要的「病人自主權利法」──代結論

　　綜上所述，其實所謂「病人自主權利法」，不折不扣是部沒有「安樂死」之名的「安樂死法」。
　　誠如一位修習法律不到一年的女醫師所說：「病人自主權利法感覺有點像是…透過醫生的手跟醫療設備進行一種…折衷版的安樂死（法）」。
　　就這種關係「生死大事」的法律，在立法過程中，竟不見衛生福利部有所部版草案，許銘能次長竟僅謂「尊重立法院的決定」，既失職又失能，令人不僅感到遺憾，更感到憤怒。
　　雖然「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8條規定：「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在這樣支離破碎，掛一漏萬的母法下，本文作者根本對本來對之毫無信心的衛生福利部能訂出怎樣的施行細則，毫無期待，更何況其亦無以凌駕母法。
　　別的不說，就其第14條第1項第5款所謂「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的病患，目前接受衛生福利部委託進行施行細則如何訂定者，即已發現根本無法依此從頭至尾由「不明確法律概念」所構成的規定來擬定施行細則，而建議採「司法裁定事先介入」制度，或有解決的可能。
　　但如前所述，「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自始至終全然拒絕「司法裁定事先介入」，「病人自主權利法」根本欠缺「司法裁定事先介入」的規定！因此，除非對「病人自主權利法」進行修法，實在難以想像其如何順利施行。
　　所幸，「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9條規定：「本法自公布後三年施行」，因而衛福部現在要做的並不是制定施行細則，而是全面檢討此法的缺陷，趕在施行日前，再提出修法草案。否則，這樣的版本硬上路，只是災難。
　　若果真尚未施行，即先修法，孰令致之？
　　本文作者再重申，百分之百支持關於「善終」的立法，亦支持加速立法，但實在無法支持現在已通過的這個「量身訂做」而粗糙不堪的版本。誠心謙虛去檢討立法的周延性和妥當性，才符合倫理和醫學倫理的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