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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加索和安裝工的故事
（本文刊載於新出的《見微知著》一書。寫於多年前的一個故事，在出版《見微知著》之前，又看到了有新發展。事情如羅生門，難知真相。故事前半篇的人性美好，到後續發展，卻發現在爭財爭權爭情慾的人類社會，美好人性似難有容身之地。）
讀到一段畢加索的晚年軼事，讓我感慨不已，也似乎從這故事才看懂了畢加索的畫。
畢加索說過：「我的每一幅畫，都裝有我的血，這就是我畫的含義。」
畢加索在世時，他的畫就賣得很貴。他身邊總有許多人渴望從他那裏得到一兩張畫，那怕是他隨手塗鴉，也夠自己一輩子吃喝不愁了。
晚年的畢加索非常孤獨，儘管他身邊不乏親戚朋友，但他很清楚，那些人都是衝着他的畫來的。為了那些畫，親人們爭吵不斷，甚至大打出手。畢加索很苦惱，他身邊一個能說說話聊聊天的人也沒有。儘管他很有錢，但是買不到親情和友情。即使是愛護他和欣賞他的畫的人，他也無法分辨是真正愛他還是愛他的畫價。
為保護畫作，年逾九十的畢加索請來一個安裝工，給自己門窗安裝防盜網。就這樣，安裝工蓋內克（Pierre Le Guennec）出現在畢加索的生活中。蓋內克憨厚，坦率，沒有文化，看不懂畢加索的畫，在他眼裏那些畫一文不值。畢加索常常將眼瞪得大大看蓋內克，蓋內克給了他豁然開朗的美好。蓋內克雖不懂畫，但他喜歡跟畢加索聊天，覺得老人很慈祥，就像自己的祖父。
陽光從窗外照進來，畢加索看着眼前的蓋內克，就像一尊雕塑，有一種令他暈眩的美。他情不自禁拿起畫筆，給蓋內克畫了一幅肖像。他把畫遞給蓋內克說：朋友，把它收藏好，或許將來你會用得着。蓋內克接過畫，沒看懂，他說：這畫我不想要，要不，你把廚房那把大扳手（港稱士巴拿，spanner）給我吧，我覺得那扳手對我更有用。畢加索不可思議地對他說：「朋友，這幅畫不知能換回多少你要的扳手。」蓋內克將信將疑地收起畫，可心裏還想着那扳手。
蓋內克的到來，一掃畢加索淤積心中的苦悶，他找到傾訴對象。在蓋內克面前，他丟掉了自己的面紗，像孩子一樣跟蓋內克天南地北地交談，高興時還手舞足蹈。
為了跟蓋內克聊天，畢加索一再將工期推遲。與蓋內克說說笑笑是他最大快樂。其間，畢加索又送了許多畫給蓋內克，包括他自己珍愛的作品。他說：「雖然你不懂畫，但你是我真正的朋友，是最應該得到這些畫的人，拿去吧，希望有一天它們能改變你的生活。」
防盜網工程蓋內克竟幹了近兩年。和蓋內克一起，畢加索變得精神奕奕。他又創作出許多作品，是創作的另一高峰期。
工程終於完了，蓋內克告別畢加索又到處打工去了。
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九十三歲的畢加索逝世。他的畫價創出天價。
蓋內克日子過得艱難，他得知畢加索去世，非常悲痛。他回家翻出舊皮箱，把畢加索那些畫拿出來清點，發現共有二百七十一張。蓋內克驚呆了，他知道只要拿出任何一張畫，就可以徹底改變他的生活。看着這些畫，畢加索的音容笑貌浮現，「你才是我真正的朋友！」這句話一遍遍響起。他的眼睛濕潤了。他將畫又仔細地放回皮箱。他沒有對任何人說起這些畫，包括自己家人，他像往常一樣外出幹活。
二○一○年十二月，一個石破天驚的新聞：年逾古稀的安裝工蓋內克將畢加索贈送給他的二百七十一幅畫。全部捐給法國文物部門，價值一億多歐元。有人感到困惑不解，老人擁有這麼多畢加索的畫，為甚麼自己不改善一下生活，要全部捐出來？
蓋內克在回答記者時說：畢加索對我說，你才是我真正的朋友。是朋友我就不能佔有，只能保管。捐出來就是為了讓它們得到更好的保管。
在天堂的畢加索一定為他能有這樣的朋友感到無比驕傲。
自以為懂得畢加索的畫的許多人，其實只是懂得畢加索的畫價。說自己不懂的蓋內克，其實最懂得那些如畢加索所說「都裝有我的血」的畫。
物質的價值，比不上一句「你才是我真正的朋友」。

想不到畢加索和安裝工的故事還有後續發展，而且結局不那麼美妙。
二○一○年蓋內克看到報導說，畢加索死後由於沒有留下遺囑，遺產數目驚人且繼承人關係複雜，掀起的財產爭奪戰空前混亂和慘烈，律師、估價人和公證人幾乎組成了一支軍隊。大家耗時八年，才達成一致。而所有親戚朋友關係都毀了。畢加索的後人爭奪遺產官司提醒了老年蓋內克，他不想兩個孩子將來為這筆財產反目，所以他八月寫信給畢加索兒子克勞德．畢加索（Claude Picasso），說自己手上有大批畢加索作品，想請克勞德鑑定是真跡。
克勞德認定這些畫是真的。但他對蓋內克的解釋起疑：父親把每幅作品看成生命的一部分，不可能送出這麼多。他把蓋內克告上法庭，說他擁有的二百七十一幅畫是偷來的。
為證明蓋內克所言不實，他找了已逝哥哥保羅的子女瑪琳娜和貝爾納，他們自爭產官司後就翻臉不來往三十多年，現在面對巨大財富，幾個人又重新走到了一起。他們絞盡腦汁回憶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三年的事情，但沒有獲得一丁點線索。隨後貝爾納找到當時和蓋內克一起參加安裝設備的一個叫洛瑞的工人。洛瑞說：「那段時間，我們非常意外，雖然畢加索有妻子和情人，還有多個孩子，可真正願意和他相處的卻沒有，他看起來是那麼的孤獨，或許我們讓畢加索稀釋了鬱悶，他拿出一兩幅畫給蓋內克作回報，也是有可能的。」
但蓋內克獲贈的是二百七十一幅。他解釋說，畢加索開始時送他一兩幅。有一次，兩人談到了一個檀木箱子，畢加索看到蓋內克喜歡就贈送給了他，回家後，蓋內克發現裏面有大量的畫作，他提出歸還這些作品，畢加索說，既然送出去就不應該收回。
官司纏訟了許多年，初審判決蓋內克罪成，上訴脫罪，2019年終審罪成，維持原判。判罪成的原因，是蓋內克在法庭多次改口供，而且他說他知道自己罹患癌症後，想把這批畫作留給兩個孩子。
故事的結局，對畢加索與蓋內克的友情與人性美好的故事，無疑澆一盆冷水。審判的結果，使人對蓋內克的善良打上問號。看來，在爭財爭權爭情慾的人類社會，美好人性似難有容身之地。但審判結果是否就真的公平？我們是否還應該相信人性中有美好一面？

「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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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代占士邦辛康納利逝世 】

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飾演第一代占士邦（James Bond／007）的傳奇蘇格蘭演員辛康納利（Sir Sean Connery）在他位於加勒比海國家巴哈馬的住所內離世，終年90歲。辛康納利的家人確認死訊，指他在當地時間今天（31／10）於睡夢中撒手塵寰，期間有家人陪伴，事實上，因為年事已高，辛康納利已抱恙一段時間，他在今年8月才慶祝90歲大壽。（https://bbc.in/35TqMlt）

辛康納利1930年8月25日在蘇格蘭首府愛丁堡（Edinburgh）一個工人家庭裏出世，因為家境清貧，13歲便輟學，外出打工謀生。三年後，才16歲的辛康納利便加入皇家海軍（Royal Navy）服役，並在身上繡上「Scotland Forever」的刺青以示愛國，惟因患有嚴重胃潰瘍，他從軍不足三年便被迫退伍，返回故鄉愛丁堡，之後先後打過多份工作、包括貨車司機、棺材匠、私人保鑣、救生員等，他在12歲開始突然增高，身高為188厘米，故退役後又曾在愛丁堡皇家藝術學院（Edinburgh College of Art）擔任藝術模特兒。另一方面，辛康納利18歲便開始有健身習慣，其官方網站指，他在1953年參加於倫敦舉行的環球健美先生（Mr. Universe），並奪得第三名，為其演藝事業開端埋下種子。

1961年是其人生轉捩點，彼時英國電影界開始出現改編Ian Fleming原著小說系列《占士邦》（The James Bond Series）為電影的計劃，本來屬意由加利格蘭（Cary Grant）扮演占士邦，但他只肯承諾演出一套長片，兩位監製：Harry Saltzman和Albert Romolo Broccoli只好另覓人選，幾經轉折，他們遇上當時已30歲的辛康納利，辛康在Christopher Bray撰寫的自傳《Sean Connery: The Measure of a Man》裏憶述，當時他跟兩位監製見面時刻意做戲，蓬頭垢面，衣服也沒有熨好，但這種態度看在監製眼裏，竟然有種「男子漢不顧一切」的態度，令他們覺得自己就是適合人選，結果與他簽訂五套電影合約，包括1962年上映的第一套邦片《鐵金剛勇破神秘島》（Dr. No）、《鐵金剛勇破間諜網》（From Russia with love／1963）、《鐵金剛大戰金手指》（Goldfinger／1964）、《鐵金剛勇戰魔鬼黨》（Thunderball／1965）以及《鐵金剛勇破火箭嶺》（You only live twice／1967）。辛康納利在這些演出後大紅，成為邦片面世半世紀以來，最深入民心的一位，至今不變。

拍罷五套邦片之後，辛康納利拒絕再演占士邦，不過因為接任007的佐治拉辛比（George Lazenby）在《鐵金剛勇破雪山堡》（On 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1969），因其演出風評太差而辭演，於是電影公司只好以高額片酬向辛康納利求救，他終於首肯答應演出《鐵金剛勇破鑽石黨》（Diamonds are forever／1971），而辛康亦決定捐出大筆酬金予他有份創立的「蘇格蘭國際教育基金」，作為食言演出007的代價。然而1983年，他再次扮演007，於《新鐵金剛勇奪巡航導彈》（Never say never again），屬非正宗邦片，與同年上映，由羅渣摩亞（Roger Moore）主演、米高梅製作的《鐵金剛勇破爆炸黨》（Octopussy）打對台。

辛康納利告別占士邦演出之後，繼續在荷李活發展，先後參演《義膽雄心》（The Untouchables／1988）、《聖戰奇兵》（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1989）和《石破天驚》（1996）等多套大製作，並憑《義膽雄心》奪得「第60屆奧斯卡」最佳男配角，又三次奪得金球獎，2000年獲英女皇受勳，成為爵士。小學時代，因為父親經常錄影在明珠台 TVB Pearl 播放的邦片，令我認識辛康納利，他是我第一位反複看其演出的外國藝人，他的外形、身高、英國口音，當然還有胸前的濃密體毛（穿泳衣的場面總會看到），在在教懂我「性感」是怎樣的一回事（包括那些因為老爸會按快速播放而總是看不到的床上戲，以及他站在Aston Martin前是如此超級有型的模樣），今天由丹尼爾基克（Daniel Craig）扮演的占士邦，就算怎有型有款，在我心中，也只是排名第二。而小時候的觀影經驗（包括靚車、靚人、靚景、靚衫），亦令我對「007」相當着迷，會拿着祖母給自己的零用錢，去金獅影視超特店買30周年紀念版Soundtrack；在《iMoney》當記者時，要私心完成007專題報道；2018年在倫敦旅行，也專誠要去占士邦博物館走一趟，自己一個人邊看展品邊起雞皮，這解釋為何讀書時代，我跟大部份同學都沒有共同話題，因為我看的，他們都不認識，007這三個數字，將我們彼此的距離拉得老遠，他們也不知道，辛康納利對我的成長有多大意義，他們更可能不知道，占士邦的英文發音，是James Bond，不是「占sss」Bond。

（31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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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冒險的台灣，永遠無懼！」

文：K2 Project 發起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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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兩位台灣年輕登山家阿果與元植發起的世界第二高峰K2挑戰攀登計畫，是台灣最石破天驚的冒險行動。原因之一，當然是海拔8611的K2是一座比聖母峰更困難上許多的艱難山峰，台灣人迄今還沒有人成功登頂；原因之二，則是從計畫、訓練到執行攀登，皆由阿果與元植獨力完成，體現了台灣年輕世代強大的主體性；原因之三，是這趟冒險的計畫，吸引了一群自發性募資團隊與2300位贊助者的支持，讓「K2 Project」成為台灣史上第一樁啟蒙社會冒險意識的微型運動。

原名〈K2 We2〉的〈海島冒險王〉是這場運動的主題曲，從未登過高山的大正，與阿果、元植一齊爬上海拔3886的雪山山頂，在劇烈的頭痛和視覺震撼中萌生第一段創作意念；而接著再看到阿果、元植母親對他們冒險活動的訪問，完成最終全曲的創作。

在年輕的島嶼上成長的青年，先來認識自己的山岳與大海吧，然後帶著情感與好奇，往著更巨大的世界去探索。海島上的冒險王是這麼相信：冒險，讓自己的靈魂變大，也讓國家的基盤茁壯，會冒險的台灣，永遠無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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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最年輕的地球成員。如果以地質學上最常用的「百萬年一單元」來計算，地球已經4600歲，北美的落磯山脈是220歲，歐洲的阿爾卑斯山是60歲，尼泊爾的喜馬拉雅山是20歲，而台灣才僅有6歲。大約1000~600萬年前，台灣在一場地球最激烈的地殼板塊錯動中，於西太平洋的浪濤中拔高而起。

照理說，年輕島嶼的身世，以其山高水深，以其魅惑的生物多樣性，會孕育出在地住民好奇心旺盛的冒險靈魂，但台灣曲折的殖民過往、光復後封山禁海的戒嚴體制、冷戰中發展謹小慎微的代工經濟，造就台灣成為最拒斥冒險的保守社會。

然而，現代人類最典型的精神象徵，卻也正是冒險。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1962年發表的登月宣言〈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中，援引1924年三度攀登聖母峰最終並為之隕命的英國登山家George Mallory故事舉例，解釋美國發展國家級冒險計畫的初衷，在於「並非它很容易，而正在於它由衷地困難。」

近代文明史就是一部冒險史，向陌生的未知領域進行探險，人類可以獲得知識、技術、自信，積累成就，而最重要的，是讓國民在日常生活中常保想像力，讓創新在各個角落中，永不間斷地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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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 程紀皓
剪接 劉芸芸、程紀晧
攝影 張元植 呂忠翰 陳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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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Project團隊大家辛苦了
#2020開工首日也要過的像場冒險
#台中的朋友給點力把票買光光讓我們過個好年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