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如何過冬的？從炭火到棉服，趣說古代禦寒史

歷史春秋網

作者：陸棄

冬天來了，御冬成為人們生活中首先要考慮的一大問題。現代人們御冬保暖，採用的方法多了，屋裡有暖氣、空調，可穿單衣，出行在車里，也有空調取暖。外面再穿上厚厚的毛衣、皮衣、棉衣，要多暖和有多暖和。在古代，沒有暖氣、空調，他們是如何過冬的呢?

古代的四個寒冷期，比今天更冷

古代的氣候，是遠比現代冷的。據科學家竺可楨的研究，古代有四個寒冷期和四個溫暖期，其中第一個寒冷期為西周寒冷期，約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850年，持續了至少150年，《竹書記年》記載，「冬，大雨雹，牛馬死，江、漢俱凍」，許多可以在黃河流域生活的野獸因為寒冷而向較溫暖的南方遷移。我們知道候鳥是遷移動物，但陸地動物也產生遷移，可見當時有多冷;第二個寒冷期為魏晉南北朝期，約為公元初至公元600年，持續了大概六百年左右時間，其中歷史記載有三年時間東南一帶沿海都結了冰(公元333年至公元336年)，棗樹長出綠葉比往常年份推遲了十至十五天(據《齊民要術》)。海水結冰，是很反常的事情，一般海水是不可能結冰的。可見當時的寒冷程度。《三國志·魏書·文帝紀》真實記載了當時的寒冷情況：「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

第三個寒冷期是南宋寒冷期，時間約為公元1000年至公元1200年，大概為二百年。其中公元1111年太湖都結了冰，湖中的柑橘樹全部凍死了。一般來說，樹木是很難凍死的，冬天雖然因為天氣原因一些植物樹葉落盡，枝幹枯乾，但第二年還會生出新枝嫩葉，此時柑橘樹被凍死，第二年不復重活，可見寒冷的程度。人工大運河也結冰了，影響了水運交通。《宋史·五行志》記載，「淳化四年二月，商州大雪，民多凍死」，老百姓沒有條件御冬，熬不住了，只有凍死的命;第四個寒冷期離我們最近，是明清寒冷期，這個時候出現了兩個天氣反常的怪現象，公元1493年的冬天，淮河流域竟然斷斷續續下了半年的大雪，你說得下多厚;公元1893年湖北普圻地區天空再降大雪，平地雪厚竟然達到五、六尺。清朝詩人王樾曾以詩歌記載當時錢塘江被凍時的狀況：「大地氣不溫，重衾疑浸水。曾聞錢塘潮，凍結平如砥。又聞淮海濱，彌望堅冰履」，錢塘潮也無法漲潮了，都被凍成了磨刀石的樣子。

這麼冷的天氣，古人如何過冬禦寒?對於窮人來說，正如諸多歷史記載所說，熬不住了就會被凍死，家禽家畜也是一樣；而相對富裕的人，會採取各種辦法過冬。

炭火，是古代屋內取暖的主要方式

外面很冷的時候，古代的富人們大多時間會呆在屋裡，遮蔽風寒。而屋子里會相應採取一些增暖措施，使屋裡屋外冰火兩重天。

最早的增暖措施，就是在屋裡生一堆火，通過烤火增溫。中國人用火已經有幾十萬年的歷史，早在舊石器時代就發現了火，那個中國的人文始祖之一燧人氏，發明瞭「鑽木取火」，由「鑽木取火」到利用火石取火，到火柴的發明，直到現代的打火機，經歷了幾十萬年的時間。火可不是只解決了人類吃熟食的問題，它還有另兩項功能，即取暖與照明。在有安全措施防範的情況下，在屋子里點上一堆火，既可以取暖，又可以照明。

炭火，是古代屋內取暖的主要方式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由在屋裡直接點火發展到用火爐燒炭。春秋時有「燎爐」的記載，秦朝時出現了壁爐，更為神奇的是，秦朝時還發明了「火牆」，這是中國最早的「暖氣」開始，不過那個時候沒有鐵件的暖氣，而是用陶制的筒瓦相扣，將之埋在牆中，利用牆體的升溫，而使整個屋子增加溫暖。漢朝以後取暖設備進一步完善，火盆、足爐、熏爐、手爐而系列設備進一步完善，白居易詩歌雲：「暖閣春初入，溫爐興漸闌。晚風猶冷在，夜火且留看。獨宿相依久，多情慾別難。誰能共天語，長遣四時寒」，因為白居易的影響力，熏爐又被稱為「別春爐」。

白居易還有一首詩《賣炭翁》，記載了當時賣炭從業者的生活艱難。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裡，木炭是最受中國人歡迎的取暖用品。明朝的皇宮有專門的「惜薪司」，其實就是負責木炭供應的部門，萬曆年間的一次殿試，曾耗用了一千斤的木炭，可見皇宮對於木炭的用量需求之大。

除了木炭以外，煤炭也是人類用於取暖的重要用品。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現煤炭的國家，經過考古發掘，早在七千多年前，中國人就已經發現了煤。不過，古代中國人不叫煤，而稱為石涅、石墨或石炭等。第一個首次使用煤名字的人，是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至少在西漢時期，中國人就開始使用煤炭作為燃料。不過，完全用煤炭替換木炭取暖，是近現代的事情。

對於窮人來說，一來買不起木炭和煤炭，二來沒有厚衣服取暖，熬過冬天不容易。窮人最常用的室內取暖辦法，是燒炕，直到現在的老人們，還有用這種方法取暖的。

棉衣，是明代朱元璋強行推廣開來的

除了住處的取暖措施以外，穿厚點就是古人最好的取暖方法。不過，在很長時期的古代，是沒有棉衣可穿的，因為棉花這種植物，是印度和阿拉伯地區的特產，並不是中國本土的植物。那麼，在棉花沒有傳入中國之前，中國人是如何解決靠穿取暖的問題呢?

中國人衣料的本土發明，是葛、麻、蠶絲。對於有錢的富人來說，在絲綢衣服里，墊上厚厚的絲錦，也有很好的保暖效果。至於窮人，沒有錢買蠶絲製成的絲綢，只能穿葛、麻這樣的衣服，裡面的填充物，是絮頭、細碎枲麻這些粗劣、陳舊的東西，防寒效果肯定要差一些。另外，穿皮袍是比絲綢更好的選擇，古代打獵很普遍，用動物皮毛做成衣服，能起到很好的保暖作用。羊羔皮、狐裘、貂皮等，最古人最常用的皮袍衣服。

至於棉花，是從南北朝時期開始傳入中國的，但那時棉花的種植，遠在邊疆，並沒有深入內地。直至宋元之際，棉花開始傳入「關陝閩廣」大量種植，並開始走向南方各省。關於棉花的推廣，有兩位居功至偉的人物，一位是宋末元初的黃道婆，也是著名的棉紡織家、技術改革家，大力推廣攪車、彈棉弓、紡車等器具，被稱為布業的始祖，至今上海等地有「黃婆婆，黃婆婆，教我紗，教我布，兩只筒子兩匹布」的民謠。另一位則是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朱洪武覺得棉花這種植物很好，採取強制措施在全國推廣這種植物，從此全國人民都穿上了棉衣。

除了穿、住以外，靠喝口熱湯、熱酒取暖，也是常用的方式，不過條件是你得吃得起、喝得起。「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這是白居易的喝酒取暖詩，不過白居易是朝廷公務員，喝得起酒，一般老百姓，飯都吃不飽，能不能喝得上酒，是一個大問題。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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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之道｜　知史百家

安煥然

90年代初，陪同台灣成功大學陳信雄老師到中國大陸進行學術考察。一為考究中國古船；另一目的，則是帶著朝聖的心情，尋訪瓷器的故鄉。

首站是到廈門、泉州進行學術訪問，接著北上浙江。江南秀麗、西湖美。到魯迅的故鄉，小河淌水，大運河。最重要的是，在省文化局的黑色轎車一路鳴笛下，我們來到了瓷器的故鄉，上千年的中國越窯的古窯址：慈溪、上林湖。

寂靜的湖水邊，滿地的瓷器碎片和夾匝，宛如夢境中的魔法鱗甲小片。隨手拾起，秘藏其中的美和故事，隨即輕盈地躍然起舞。別小看這些晶瑩剔透的瓷器破片，它可是中國人偉大的發明，見證了多少中華文明、歷史興衰的流變。

陶器和瓷器，都是土器製作，但瓷器的燒造，其火候溫度、技術及條件，都要比陶器製作來得高超和複雜。世界各地的原始住民很多都能製作陶器，唯有瓷器則是中國人獨有而傲人的創造。

中國的陶器，可以上溯一萬年的新石器文明。諸如絢麗的仰韶彩陶、技術高超的龍山蛋殼黑陶，影響範圍頗廣的東南印紋硬陶，等等。至於瓷器，在世界文明史上，最初則是中國人的發明。其源頭，至少可以追溯三千年。早在商朝，中國已有所謂的「原始瓷器」。到東漢，成熟的瓷器燒造出現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瓷器普及大眾。入唐，越窯青瓷、唐三彩、長沙窯，炫耀奪目。宋元的製瓷工業更是登峰造極，北方有耀州、磁州、均窯，南方有龍泉、建窯，以及「天下瓷都」景德鎮，瓷器之美，傲然於世。

自晚唐、宋元、至明清，一千餘年來，享譽全球的中國瓷器，以質高物美之姿，大量的銷往世界各地。這種專供外銷的陶瓷，謂之為「中國外銷陶瓷」。這是中國千多年來，對外長程貿易中，除傳統的絲綢之外，另一個重要及量多的輸出產品，是享譽世界的made in China。

在東西文化交流史上，我們熟知的絲綢之路，基本上有兩途。一條是陸上的絲路，其主要的載貨交通工具是駱駝。另一條，則是海上絲綢之路，其主要交通工具是遠洋貿易大船。

絲綢是中國對外的主要傳統出口產品，惟至晚唐、宋元以後，中國外銷瓷器則是以強旺活力閃耀於海洋貿易道上。瓷器與絲綢不同，它笨重易碎，不適於陸路駱駝承載，而較適宜於船運。這是中國陶瓷的外銷主要取道於海上絲路的原因。

中國陶瓷的外銷主要靠海運，而且動輒以萬計。這導因於宋代以來，遙遙領先於全世界的中國造船技術，船體碩大、承載量巨，以及宋元海洋貿易之發達。北宋朱彧《萍洲可談》就這樣記載了中國海船與承載外銷陶瓷的典型運銷實況：「（中國）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佔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

1976年，韓國西南海域的新安近海，發現了一艘中國元代的沉船，驚動全世界。截至1984年，從該船海底打撈出來的中國陶瓷，竟多達二萬餘件，其中大多數是完整的龍泉窯青瓷。

近一個世紀以來，海上絲路的據點都先後考古發現有大量的中國古外銷陶瓷的遺留。東至日本，南及東南亞，經馬六甲海峽，至印度洋、阿拉伯世界，最遠到非洲。吾師陳信雄在〈中國外銷陶瓷管窺〉一文中說：「從外銷陶瓷所到達的地域，可以知道中國人活躍的領域。貿易陶瓷數量的多寡，可以顯示中國人活力的大小」。透過外銷陶瓷「也可以重建海外一些被遺忘的史事」。

美籍學者Beyer對於菲律賓歷史的分期，認為公元800年至1521年的這一段時間（亦即西方人未到來之前），是「瓷器時代」。這段期間，菲律賓本身沒有文字記載，但中國的文明和海洋貿易的交涉，卻是源源而達。那些遺留在菲島的不腐不毀的無數中國瓷器，可資作為重建菲律賓古代歷史的依據。

遠在非洲，令人驚訝的是，中國古瓷在非洲的發現，從北非、東非，到南非，大量唐宋以來的中國瓷器遺落在非洲大地，猶如中國古瓷的博物館，猶如中國古瓷的儲倉（可詳見馬文寬、孟凡人合著《中國古瓷在非洲的發現》，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英國史學家Sir Mortimer Wheeler有句名言，他說非洲的「坦桑尼亞被遺忘的第十世紀以後的歷史，就寫在中國瓷器上面」。

一千多年來，隨著中國外銷陶瓷的大量運銷，中國陶瓷成為海上絲路的重要商品。考古的發掘，這種現象，近一個世紀以來，頗受學術界重視。日本三上次男教授特為此條往來於東亞、東南亞、印度洋，遠及非洲的海上貿易道，取名為「陶瓷之道」。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遠離華夏食人族，恢復人性共興亞

要發掘何謂香港民族，思考華夏食人族之源起與發展在所難免，而當我想更準確咁解釋華夏之時，我忽然就聯想到過去人在澳洲深入偏遠沼澤尋訪鴨嘴獸之經歷。尋幽探秘嘅結果，雖然係一如預期嘅遍尋不獲，但因為本來就有可遇不可求嘅心理準備，回程感覺既講唔上可惜，亦未見得氣餒。活化石之所以引人入勝，原因在於觀察世間罕見嘅物種，可以親眼見證佢地幾乎絕跡於世嘅形態同習性，而鴨嘴獸作為十九世紀初歐洲科學家一度以為係惡作劇嘅卵生哺乳動物，正與以「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自居嘅華夏文化極為相似。以下將探討中國—華夏食人族—儒學鴨嘴獸保守估計已達三個千紀嘅發展停滯，論證香港民族脫離中國方可振興亞洲之道義責任，希望可以刺激民族同胞對於未來世界之和平想像。

華夏死水，寸草不生

世間萬物平等，適生淘汰係物競天擇使然，生物學意義上嘅保育瀕危物種亦應當支持，但香港民族飽受華夏食人族之害，絕對唔應該對近在咫尺嘅惡霸過於寬容，事關香港民族自身亦負有順應世界歷史演化嘅偉大使命。促使老帝國順勢解體、活化石安分退場，責任在於華夏歷史之非歷史，中華帝國之千年如一日，而香港民族為東亞生態系統所做嘅，只不過係呈現自身之求生意志，順勢向鄰國一池死水送出有助人類同胞起死回生嘅氧氣——唯有中國解體，中共治下各個族群方有望恢復人性，繼而步入正途，接上現代化之軌道。所以，相比起香港曾經風行一時嘅大中華主義思想，發揚民族主義，勇於改變受制於人嘅局面，先至係為華夏食人族燃點希望嘅合理路徑。

根據現代考古成果，位於現時伊拉克之兩河流域乃係孕育人類文明嘅豐饒之地，因為人類協作共生，形成部落聚落，大約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世界史上首個農業社會應運而生。由於農業社會之形成往往係經過漫長嘅選擇同適應階段嘅成果，活躍當地嘅人類早喺新石器時代已經掌握人工種植穀物技術，因此喺短短幾千年間，農耕技術已經傳遍四方，愛琴海、地中海、黑海以至黃河文明後來之繁榮，亦同蘇美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由此可知，華夏以農立國，既非世界農業社會史上唯一演進路徑，更非優異於其他古文明，發展初期嘅大體安定，只不過係因為遠離其他族群，避過激烈競爭——公元前嘅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之所以一直經歷各個王朝嘅武力征服，呈現出華夏食人族與一般香港人唔太習慣嘅歷史亂象，正係因為區內各國都無法以閉關自守形式經營。

當人類文明因為劇烈競爭而快速成長，歐亞大陸嘅東面，以黃河流域為根據地嘅儒學鴨嘴獸則因偏安而成為華夏食人歷史敘事中嘅適者。傳說中嘅夏王國稱霸中原地區，改禪讓制為世襲制，反映出武力同資源多寡極大程度上決定歷史走向，但其後商王國直至盤庚定都於殷之前都要不停遷都，則反映縱有共主之名實，當地貴族動亂與外敵入侵卻係從未間斷。商人統治衰落之際，周人以更具道德約束力之社會文化擊敗前朝，周禮於是成為定制。如此興衰交替之現象，其實係歷史上應有之常態，因為人類存在於世，本來就係要保持開放，不斷改革，面對各種天敵同環境轉變，繼而推動世界歷史不斷向前。因此，中國經歷文革之後以改革開放為國策，向世界展示友好姿態，本質上只係扭曲自然然後放開束縛，但瘋狂嘅係，華夏食人族已經習非成是，淪落到視經濟發展自然規律為權威嘅恩賜。中國人喺近乎缺氧嘅鎖國生活之中都可以如同老鼠一樣生生不息，又更無負儒學鴨嘴獸之名——野生鴨嘴獸繁殖能力固然不如儒學鴨嘴獸，但缺乏競爭而演化緩慢則為兩者共享之特性。

而要了解儒學鴨嘴獸到底係缺乏競爭在先，抑或係拒絕競爭在先，研究與華夏密不可分之儒學即可獲得關鍵線索。華夏文化敬鬼神而遠之，以自然解釋人倫，迴避形而上學嘅傾向，眾所周知，而孔子正係其中將形而下之事睇得最重因而成為所謂萬世師表嘅代表人物。無可否認，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確實出現過百家爭鳴之現象，事關當時儒學尚未具備壓倒一切嘅能力，但天人合一之謬說之所以喺秦漢之後成為主流，絕對唔係單單源於某任皇帝強行推動，真正起決定作用嘅係漢帝國人民已經具有充分思想準備迎接糅合陰陽學與五德終始學之儒教。華夏食人族之精神世界貧弱，易子而食，以至道德殺人嘅文化，就係由儒教所支撐，而儒教之所以歷久不衰，到廿一世紀都有人擁護，現象背後反映嘅正係華夏食人族即使曾經擦出資本主義嘅火花，但一直都未有真正進入近世，係貨真價實嘅人類文明活化石。

精神貧弱，後繼無人

回應世人對秩序嘅需求，本來無可厚非，亦有好處，但喺華夏文化之中，理想同現實逐漸割裂，倫理地位日高，實際道德反而每況愈下。周人趕絕已征服地內之故有文化風俗，由上而下推行官方祭祀儀式，係世界歷史上相當常見之統治策略，但封土建國求安穩之後，始終要面對周天子失去民心之事。春秋時代，各國主體意識亦變得不穩，人人急於發掘治道解決眼前困境，而魯國孔子選擇嘅策略就係上追周公，重塑國家地位以自保。當時魯國歷史悠久，但政經實力皆不敵其他國家，再次從諸侯國林立之背景中突出自身自然成為孔子嘅目標。

「周禮盡在魯矣」一說，既反映魯國求助於周禮力量，亦透露孔子以先王聖道描述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國之心，無奈再苦心經營嘅政治理論，到最後都因為缺乏小共同體而歸於塵土——如此發展，同時亦已預示後世所有真心儒者屢試屢敗嘅必然下場。孔子之政治思想，本來或者係有向善演變嘅空間，但魯國自己人唔支持，子弟傳道又力有不逮，久而久之，自然失去進入新時代嘅活力。其實，假如周公理念真係值得魯國上下傾盡全力守護，如此優秀嘅文化又豈會經唔起時代考驗，因為他國入侵而輕易失傳？對比以色列人之堅忍不拔，甚至將地方神想像成至高之神去解釋亡國滅族嘅命運，最後令猶太教釋放出自我救贖之能量，影響其他族群以至成個羅馬世界，孔門子弟嘅傳道意志，可謂相當薄弱。

周人統治早期，前朝文化仍然興盛，重視鬼神意見，事無大小都會問道於天，刻有甲骨文之龜甲出土，正係商人信仰虔誠之象徵。然而，周人之文化有別於前朝，而且對缺乏道德責任感之祖靈天帝都失去耐性，於是佢地開始相信個人意願高於神明指引，自身德行更勝上天欽點（畢竟商人亦曾經係天命所歸），結果就令神明成為政治決定嘅背書者。當神權變得低落而未有惹起嚴重爭議，人道比天道更重要之思想自然慢慢成為主流，華夏過早嘅政教分離，就令後人視人間一切都係人類事務，亦令「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成為後來孔子思想嘅基礎。

孔子死後兩百年左右，秦漢相繼而興，前者焚書坑儒，殘害儒者，後者則借屍還魂，利用儒學，儒學自此已經因應華夏土壤而萎縮變形，再未見昔日曇花一現過嘅茁壯之姿。畢竟，周人已經播好君權先於神權嘅種子，制裁政治由人定斷嘅果實亦係時候加以收割。收割之後，漢武帝以儒學包裝專制，以官俸收編文士，繼位者再興黨錮大獄屠殺少數敢言之輩，種種行為都係以唔敬神嘅周人為榜樣。公元二百年左右，東漢陷入分裂之局，周公理念終告壽終正寢，華夏文化亦正式鴨嘴獸化，而儒學幾經焊接轉化再焊接，就衍生出南宋國之民族主義、明清政權之閉關自守，以至當代中國之自卑自大矛盾心理——當華夷之辨代表排外心態，中華正統則代表自我中心，所謂「孔子學說本身係好」一語已經再無討論價值。

唯古是尚，輕薄自然

漢武帝想將儒學演繹為儒教，唔可能一廂情願推行，因為鞏固權力嘅過程引起太大反彈，就會擦槍走火，觸發動亂。換言之，在上位者收唔收窄到思想自由，係視乎民間接唔接受思想控制嘅準備。而活化石代表人物孔子之政治主張唔主張普世，唔主張反戰，是非對錯觀念含糊，可謂最有利於政權殘民自利，溫水煮蛙。

孔子主張之中，愚民反智首推「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先王所指，不論係理解成神話傳說中嘅堯舜，定係創立周禮嘅周公旦，其實都唔係完美無瑕嘅人，因為聖人始終係人。有能之人為處身於特定時代同空間中嘅人民建立社會共識，其實即係同英國普通法一樣嘅概念，過度歌頌某個時期嘅聖人，甚至要求往後嘅統治者都要複製聖人王政，簡直係忽略時移世易之自然規律。例如，神話人物神農氏之能力，在於推廣農耕技術，神話人物黃帝嫘祖之能力，在於擊敗蚩尤同推廣養蠶紡織，呢啲所謂為人民謀福祉嘅形象，其實係將人物刻意平面化加隱惡揚善嘅壓縮式造神運動，以聖人稱呼凡人可謂不合情理。雖然基督教信仰之中都有大量先知聖人，但先知聖人永遠唔係上帝，佢地只係負責傳達福音同按神意行事，最後審判之權仍然在於造物主手上，國王都要向上帝交代，人道之外畢竟尚有天道。

然而，儒教世界觀認為聖人有權替天行道，而天理既然要運行於人間，就唯有由最了解聖人之道之開國皇帝定斷。皇帝之所以自動成為聖人，係因為佢獲得五德終始說嘅加冕，咁亦即係話，天理係用於追認獲得江山嘅人間權威，天理可以係少數凡人嘅意志，天理根本同自然意義嘅天毫無關係。眾所周知，中華帝國皇帝概念（Emperor）同歐洲國王概念（King）有異，主要分別就係前者係天人之間溝通嘅中介，即使係貧民出身都一定係天命所歸之聖人，成聖之後就會自動同平民身分徹底割裂，而後者重視貴族血統，繼承領地只因家世顯赫，管治之時都經常要同教廷或教會爭奪權力。明白到兩者分別，兩種發展模式之相異即刻呈現眼前：平民爭奪聖人頭銜，華夏因而自陷於惡性循環，貴族爭奪俗王寶座，歐洲則逐漸走上協商之路，簡而言之，儒教可謂罪魁禍首，但產出儒教之族群亦難辭其咎。

審視返華夏神話，神農氏以身試藥嘅實證主義有貢獻，唔代表佢係仁義之人，黃帝攻打原居於中原地區嘅蚩尤部落，更分明係武力征服，後世儒者咁都可以話「君臣朋友之倫，亦為聖人所立，故人知之」，可見崇拜權威之頑疾已經積重難返。華夏食人族甘心接受統治，儒者更孜孜不倦於以聖人概括古代有能之人，不斷將有能者同有德者混為一談，直接導致嘅結果就係華夏文化總係有陳義過高、厚古薄今嘅傾向，而長遠後遺則係信史非史，真假混集，社會進程不進則退，如同鴨嘴獸一樣停止演化。

因為拒絕面對歷史，拒絕相信聖人非聖，拒絕與時並進，抑制商人同民不聊生最終就成為中國歷史書上最常見嘅兩個四字詞。戰國時代，商鞅入秦推行變法，已經提倡重農抑商，壯大地主階級力量，希望社會經濟停留喺農業主導嘅階段；至漢武帝執政，社會經濟再次興旺，朝廷又以新經濟政策打擊商賈，妨礙商品經濟發展，只為平息紛亂；其後儒者王莽篡漢自立，面對農民賣地，商人買地，土地兼併導致民不聊生之局，新政府嘅對策將儒學發揚光大，參考周禮推行終極復古，以井田制之名充公土地，再次分配，胡適形容佢做「一千九百年嘅社會主義者」，可謂無意幽默而更顯幽默。概而言之，儒學之本質，就係深信只要倒帶歷史加高舉禮教就會改善社會爭逐名利之亂狀，儒者之本質，則係真心推廣從根本上消弭階級生成空間之聖人必聖學說，既然如此，共產主義會同華夏文化無縫對接，自然合乎邏輯。

擁抱階級，拒絕天道

商品經濟係農業社會不斷發展就必然會走向嘅新階段，而唐帝國之所以重視貿易，所謂中國歷史都曾經有過資本主義之說，則係受益於儒教正統地位一度旁落。漢帝國時代，朝廷長期徵用異族士兵對抗異族，久而久之，異族亦定居中原，各族文化因而融和。其後，異族勢力隨時而增加，趁漢帝國崩解之際建立政權，更多異族大舉遷入中原，衝擊原有文化，儒教逐漸不敵佛教，平民精神世界亦因佛教傳入中土而稍為開闊。北朝政權一輪混戰過後，北周成為強國，然後楊堅取而代之，建立隋國，但僅僅經歷兩代君主，即敗於李唐，最後，面向世界之鮮卑文化正式主導中原，舊漢氣象因而大變，中原自由之風可謂空前絕後。故此，唐帝國時代，政權非但無意效法周禮解決經濟問題，更順應社會互信逐漸建立嘅趨勢，開創出前所未見之榮景。究其原因，並唔係君臣相契，而只係在於唐人未受儒教繁文縟節所限，敵視異族文化之心淡薄，亦無法接受只講倫理、盲從古制之落後觀念。

十世紀初，李唐由盛入衰，遊牧民定居日久，節度使手握重兵，地方力量割據，擊碎帝國模型，而以漢人領袖自居之趙宋亦乘機佔地稱王。積弱不振之趙宋定都汴京，再偏安江南，最後都係不敵其他政治力量，根本原因就在於世界秩序層層加疊之結晶品必然會超越華夏疊一層又刮清一層返回起點之墨守成規。丸山真男認為，儒學所呈現嘅世界觀，係從自然現實嘅觀察中演繹社會關係，即係將人間之事反映於自然界，呢種認知模式喺人類思維嘅初級階段其實係屢見不鮮，正正點出點解死守祖宗家法係不可取。研究前人經驗，抽取合乎自然之道加以發揚，係人類一直穩步前進嘅基礎，而因時制宜而精進，從來都唔係易事，任何部落、城邦、民族脫穎而出，都一定係有佢地嘅適生之處。華夏食人族之所以適生而又非適生至今，靠嘅就係閉縮世界一角，始終堅持以力服人，排斥人心善性，以無神論掏空平民對死後世界想像，令平民專注今世之禍福。佢地唔相信天堂地獄，唔相信真主在上，更唔相信八百萬神明時刻存在，就連因果報應之說亦唔會對佢地構成實質心理壓力。終於，仁義禮智倡於市，即演變成虛偽造作，中庸之道行於世，即演變成折衷妥協，三綱五常為定法，即演變成父權壓迫，儒教之流弊，盡見於當代中國社會。

孔子真心相信貴賤有序，君臣有別，佢推崇仁義嘅目標只係想維護社會秩序，而唔係期望小人質地嘅人有朝一日變成聖人。天人相關之世界觀，係孔子理念之核心，即使天人合一同性即理係後人加以發揮，亦唔代表孔子本人係意識到天道但刻意存而不論。而朱熹生逢社會排外心態熾熱之際，主張「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慾」，則向下開啟魯迅式精神勝利法。戴震批評朱熹理學，「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與外儒內法之華夏治國之道相呼應，本居宣長直言「儒者用儒道古聖人之說，佛道用佛之說，以定其理，於儒佛之中選取優劣，名之為道，皆己所私作之道也」，更係一矢中的。假如儒學所倡之君臣父子關係為恆定不變確為千古之法，父對子如同天對地，夫對婦如同陽對陰，階級社會合乎天理，咁古埃及王朝嘅「法老祭司—官吏軍人—商人農民—奴隸」社會制度同印度社會已經廢除但影響猶存嘅「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賤民」社會制度又有何不當？印度賤民女性生而為高階種姓男性之性器，應當承受施暴，若然理據來自種姓制度規定，又何以於理不合？當今印度社會之所以輕視女性，正正就係因為人類將人為之定制誤奉為金科玉律，唔再與時並進。當法老之墓已經風化，種姓制度亦已廢除，華夏儒教竟然仍然受到無知之徒狂熱吹捧，現代人除咗同情，大概亦只可苦笑。

人類之所以生於人道，在於人道生於天道，所謂天道即世界秩序、自然規律，難以名狀，但世界各地嘅神話同宗教正係人類解釋自身對天道如何理解嘅參考，只要加以比較，就會理解儒學鴨嘴獸原地打轉之演化史既罕見亦唔算罕見之處。希臘神話、北歐神話、日本神話等神話體系之中，諸神品格並非無可挑剔，但正因為諸神各有瑕疵，以天理操縱凡人之事至得以避免，因為人間之上有天神，天神之外有宇宙。漢武帝之後，所謂儒者，僵化大腦之內充斥盲目抵制外國之執念，又堅持凡人必須接受教化方可由惡轉善，所謂人本思想由此更見粗陋。

取締腐儒，遺毒自清

香港歷史自開埠起即與華夏食人族分道揚鑣，儒教思想早已隨年月而淡化，國體安定之後，新政府與學術界亦應以全面否定儒教遺毒為要務。回顧香港歷史，前人對中國革命事業嘅熱情確實高漲，而二戰之後，居於香港但卻心繫故國嘅人亦不在少數，但對香港民族新世代而言，反民主、反自由以致反歷史嘅華夏文化，已經變得陌生。即使中小學一直受到教科書論調洗腦，但大多數香港人都已經從中共暴政同華夏食人族真心擁戴不義政權之驚人現實之中，明白到中國政權同中國人之社會共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恐怖真貌。所以，只有徹底排除儒毒，解構華夏，香港民族至有可能正本清源，堂堂正正步上獨立之路。

二十世紀初，滿清帝國倒台在即，稍有學識之革命人士如梁啟超抄襲西方民族主義，虛構出中華民族概念並加以普及，尚未進入近世嘅中國平民照單全收，忽然就成為炎黃子孫。華夏可與古埃及、巴比倫、古印度並稱「四大文明古國」之荒誕主張，亦係梁啟超得意之作。香港華人定居香港日子尚短，難免關心故地政事，香港歸屬尚未生成，積極參與中華民國內政者不在少數，何東之第三子何世禮放棄英國國籍而加入中國國民黨，戰後按黨指令促成港台貿易，直至1973年返回香港都繼續辦報為國民黨作政治宣傳，正係出名例子。

另一相當熱愛中國代表，則必定要數中大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余英時形容佢「一生為故國招魂」，可見錢穆終生以所謂國學推廣者自居，完全未有因移居香港而改變舊思想。昔日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之時，錢穆極力取爭院校首任校長必須係中國人，又認為中文大學應以中文為教學主要語言因而堅持以「香港中文大學」命名，中國認同昭然若揭。佢對自己想像中嘅中國一往而情深，因而流露一種彷彿終生從未接觸西方與東洋思想之固執，重申中國傳統政治唔可以僅僅以西方之君主專制簡單概括，實為「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視唐帝國為一個中國、主張唐之三省制有效制約君權、中國之常態係和多於分等等，都係落伍到無以復加嘅一管之見。而由佢生前曾經講到美國就發狂，指住門口一隻狗當佢係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咁痛罵，更講出狗都比杜魯門有尊嚴呢類軼事觀之，佢嘅生平係完全符合一個愛國儒者嘅典型形象。如此人物，即使對本地大學教育事業有所貢獻，但情緒上狂熱反美反帝，又為中華帝國千年專制辯護，學養實在需要重新評估。

無可否認，大量香港前人視野受時局影響而繼續以中國人自居，但如此現象持續至香港前途談判時期，已經開始生變。香港人雖然尚未完全去除原有認同，但香港文化喺無形之中已經重塑緊大眾嘅心理，只係香港人發現唔到自己一邊做中國人，另一邊又希望維持英殖原狀之精神分裂。呢種精神分裂之下嘅集體意識流動，其實就係香港人成為民族前嘅心路歷程，而一百八十年嘅潛移默化所實現嘅厚積薄發、飛躍進步，非但唔係儒家教化而致，更係完全因為親近西方同時遠離華夏而成。

脫華復性，重新做人

所謂親近西方，更準確嘅講法其實係脫離華夏，恢復人性。儒學本身具有箝制思想之效，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已見一斑，名為推廣文教，實則罷黜各家各派思想體系；南宋朱熹理學號稱重振道學，實際上只係以嚴厲道德批判約束平民，同時助長社會無道德無責任之風；至明之世，統治者為求維持社會穩定，藉科舉制度推動儒教洗腦，應舉者因而受到顧炎武所指之「八股之害」，最終心腦俱殘，民智盡廢。儒學鴨嘴獸分泌之毒液之所以毒，在於人性本有善心，社會發展本有規律，無論任何年紀，都自然會心懷慈愛，無論任何職業，都應該以誠待人，但儒教竟一味高舉聖人之教，無視人類生而擁有之情感與本能，以及可以憑藉強大意志戰勝自身惡念之潛能。結果，華夏食人族因為遺忘人性而更難消滅食人文化，每日猜忌鄰里甚至親人，惶惶終日，最後只可以加入恐懼共同體以求自保；而香港先民因為勇於走出重圍，移居自由天地，最終就喺講究契約精神同市民權利嘅英國殖民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皇后大道東〉歌詞提及「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知己所指正係英國。香港人當時之所以認為知我者莫若英國，其實係因為尚未意識到真正嘅原動力始終來自自身，而非他者。的確，「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因此批準馬匹一周跑兩天」，英國殖民統治為香港先民提供比華夏食人族領域更自由嘅生態系統，但「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之「自然」二字，其實只係香港人之自然，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因為香港人願意為家人付出，亦積極計劃未來，再好逸惡勞都始終希望跟隨社會流動，成為中產。香港人樂天而散漫，靈動而急躁，好食懶飛、輕言放棄者大有人在，然而，大家從未向惡勢力低頭，正係因為心中有愛，是非分明，始終相信只要肯做肯試，凡事皆可能。

香港人開朗樂觀，自覺鴻運當頭，源於香港歷史順風順水，寄居香港，有付出就必定有回報。香港位處東西之交匯處，立於風暴前線，但自開埠至廿一世紀初，城市內部大體風平浪靜，經濟偶有受挫都總係快速復原，貨如輪轉，財源滾滾來，香港人因而難免自覺好彩。加上，香港人長期觀察邊境以北之民間疾苦，對比之下，落戶香港有如抽到上上籤之感，自然油然而生。然而，香港人心中亦一直暗藏惰性，雖然知道不勞而獲只屬幻想，但仍然難以戒除受華夏食人族文化影響之少做少錯僥倖心理。不過，香港人有小聰明，學習能力強，享有相當教育水平，配以外資林立之營商環境以及因自由開放而格外開闊之國際視野，醒目仔女形象相當鮮明，心懷僥倖都一直過到骨。香港人思維靈活，重視規則但絕不死板，生活上體現為擅長與來自世界各地之人溝通，寬容接納各式文化，抗爭時則表現為手段多樣，變化莫測，創意無窮，正係醒目之明證。不過，一般而言，香港人唔係以堅守原則而廣為人知，急功近利與缺乏耐性，常見於日常生活及工作，可以敷衍了事則必然得過且過，節省成本心力，亦係香港人之特點。由此可知，香港人之民族性，與告別華夏食人族之香港歷史緊密相連，全靠一代接一代發揚人性，一點一滴累積而成，香港民族形狀方有今日之清晰可見，後人應當追認珍惜。

華夏毀滅，東亞振興

霍布斯認為，人處於自然狀態難免侵略他人，故此強大政府結合嚴刑峻法，方可防止人類作惡，喺著作之中，佢更以神話中嘅海怪利維坦比喻權力無限膨脹之政權，形象鮮明而震撼。如此思維，正與華夏食人族之認知經驗相似，兇猛海怪與儒學鴨嘴獸之相似，自然亦合理不過。當我回想遠足當日尋覓野生鴨嘴獸，行到設有指示牌之處時之興奮，守候多時而更覺眼前湖景乏善可陳之悵然若失，我突然就諗起黑格爾對中國歷史之精準概述——不停將歷史推倒重建，只不過係「重複終古相同之莊嚴毀滅」。人類文明史上有戰有和，興亡交替，但整體一直係向建立契約、互相約束、互相理解邁進，生活亦因而變得更加美好，無奈華夏食人族一直錯過改革機會，最終就只可以凍結於遠古之世，停留於保護自己免於遇害身亡之原始時期，無法離開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之悲慘國度。

中國解體之後，以理殺人之儒教枷鎖將會同時崩潰，滅頂之災會令華夏文化追隨者真正意識到自身信念之不合時宜，而中國治下飽受壓迫嘅大小族群將會經歷西方族群早已經經歷過嘅後帝國時代，呼吸道聽途說已久之自由空氣。建設之路雖然長路漫漫，但天花拆封之後，非你死則我亡之敵對心理自此鬆綁，以日本為秩序維護者之東亞各國將會長久和平共存，而香港建國，既要與日本台灣攜手合作，鞏固東方連繫，亦要促進北方初立諸國與已發展國家之政經交流，扶掖後進。香港深受東西文化薰陶，輝煌歷史已達一百八十年，經驗之豐富絕對不遜色於世上其他喺戰後至按住民自決原則建立嘅國家。只要繼續精進自身，分工合作，堅持到中共主動挑起戰爭之日，香港民族自然會戰勝黑暗，浴火重生。

精進之真義，在於將好戰之意約束於一己體內，以批判他人之態度自我批判，每日反省，每日悔悟，直至重新發現香港民族本已有之嘅人性，成就自己同民族全體。而人性之內，本來就應該有順應天道與愛護他人之心，因為香港民族既然一早已經從華夏食人族之無神論輪迴中自我解放，自然亦等同回歸最初之善良。幾年之後，中國勢將發動戰爭，殘害香港民族，兩國平民難免要兵戎相見，但我相信香港民族大獲全勝之後，絕對唔會重蹈華夏食人族覆轍，冤冤相報，種下更深仇恨。相反，香港民族經歷正義之戰後，將會胸懷促進全人類之道德觀及世界觀差距繼續收窄之美好願景，上承抗爭時期齊上齊落口號，由學識寬容對待民族同胞開始，發揚民族內部應當愛人如己之團結精神，為日後同敵人亦可冰釋前嫌鋪路，成為更成熟嘅民族。只有維持香港文化中一直存在之宗教多元主義，勇於承擔為區域和平竭盡所能之重任，香港民族至會既可確立香港國體，同時再次成為名副其實嘅自由香港、東方之珠。
https://gnimmm.com/2020/06/11/chinese_platy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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