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倉房的怪癖】
　
前陣子看了之前的一部韓國電影《燃燒烈愛》，後來在找相關討論時，才發現是由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燒倉房〉改編。
　
以村上的風格來說，這部短篇小說的隱喻算是比較明顯的。雖然最後還是留下懸念，但讀者大都能猜到，故事的最後可能是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發生了什麼呢？來看看這部〈燒倉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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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倉房 / 村上春樹
　
三年前，我和她在一個熟人的婚禮上相遇，要好起來。年紀我和她幾乎相差一輪，她20，我31。但這不算什麼大問題。當時我傷腦筋的事除此之外多的是。老實說，也沒工夫一一考慮什麼年齡之類。她一開始就壓根兒沒把年齡放在心上。我已結婚，這也不在話下。什麼年齡、家庭、收入，在她看來，都和腳的尺寸聲音的高低指甲的形狀一樣，純屬先天產物。總之，不是考慮便能有對策那種性質的東西。
　
她一邊跟一位有名的某某老師學默劇，一邊為了生計當廣告模特。不過，因她嫌麻煩，時常把代理人交待的工作一推了之，所以收入實在微乎其微。不足部分似乎主要靠幾個男人好意接濟。當然具體情況我不清楚，只是根據她的語氣猜想大概如此。
　
話雖這麼說，可我並非暗示她為錢而同男人睡覺什麼的。偶爾或許有類似情況。即使真有，也不是本質性問題。本質上恐怕單純得多。也正是這種無遮無掩不拘一格的單純吸引了某一類型的人。在她的單純面前，他們不由想把自己心中盤根錯節的感情投放到她身上去。解釋固然解釋不好，總之我想是這麼回事。依她的說法，她是在這種單純的支撐下生活的。
　
當然，如此效用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這同「剝橘皮」是同一道理。
就講一下「剝橘皮」好了。
　
最初認識她時，她告訴我她在學默劇。
　
我「哦」了一聲，沒怎麼吃驚。最近的女孩都在搞什麼名堂。而且看上去她也不像是一心一意磨練自己才能的那種類型。
　
而後她開始「剝橘皮」。如字面所示，「剝橘皮」就是剝橘子的皮。她左邊有個小山般滿滿裝著橘子的玻璃盆，右邊應該裝橘皮的盆—這是假設，其實什麼也沒有。她拿起一個想像中的橘子，慢慢剝皮，一瓣一瓣放入口中把渣吐出。吃罷一個，把渣歸攏一起用橘皮包好放入右邊的盆。如此反復不止。用語言說來，自然算不了什麼事。然而實際在眼前看十分、二十分鐘—我和她在酒吧高臺前閒聊時間裡她一直邊說邊幾乎下意識地如此「剝橘皮」—我漸漸覺得現實感被從自己周圍吮吸掉。這實在是一種莫名其妙的心情。過去艾科曼在被送上以色列法庭時，有人建議最合適的刑法是將其關進密封室後一點點將空氣抽去。究竟遭遇怎樣的死法，詳情我不清楚，只是驀然記起這麼回事。
　
「你好像滿有才能嘛。」我說。
「哎喲，這還不簡單，哪裡談得上才能！總之不是以為這裡有橘子，而只要忘掉這裡沒橘子就行了嘛，非常簡單。」
「簡直是說禪。」
我因此中意了她。
　
我和她也不是常常見面。一般每月一回，頂多兩回。我打電話給她，約她出去玩。我們一起吃飯，或去酒吧喝酒，很起勁地說話。我聽她說，她聽我說。儘管兩人之間幾乎不存在共同話題，但這無所謂。可以說，我們已經算是朋友了。吃喝錢當然全由我付。有時她也打電話給我，基本是她沒錢餓肚子的時候。那時候她的確吃很多，多得叫人難以置信。
　
和她一起，我得以徹底放鬆下來。什麼不情願幹的工作啦，什麼弄不出頭緒的雞毛蒜皮小事啦，什麼莫名其妙之人的莫名其妙的思想啦，得以統統忘卻腦後。她像是有這麼一種本事。她所說的話沒有什麼正正經經的含義，有時我甚至只是哼哈作答而幾乎沒聽。而每當側耳傾聽，便仿佛在望遠方的流雲，有一股悠悠然的溫馨。
　
我有跟她說了不少。從私人事情到泛泛之論，都可以暢所欲言。或者她也可能同我一樣半聽不聽而僅僅隨口符合。果真如此我也不在乎。我希求的是某種心緒，至少不是理解和同情。
　
兩年前的春天她父親心臟病死了，一筆稍微湊整的現金歸她所有。至少據她說來是這樣。她說想用這筆錢去北非一段時間。何苦去北非我不清楚，正好我認識一個在阿爾及利亞駐京使館工作的女孩，遂介紹給她。於是她去了阿爾及利亞。也是因勢之所趨，我到機場送她。她只拎一個塞有替換衣服的寒傖的波士頓旅行包。外表看去，覺得她與其說去北非，不如說是回北非。
　
「真的返回日本？」我開玩笑問道。
「當然返回呀！」她說。
　
三個月後她返回日本。比走時還瘦了三公斤，曬得黑漆漆的，並領回一個新戀人，說兩人是在阿爾及利亞一家餐館相識的。阿爾及利亞日本人不多，兩人很快親密起來，不久成了戀人。據我所知，此人對她是第一個較為正規的戀人。
　
他二十七八歲，高個子，衣著得體，說話斯斯文文。表情雖不夠豐富，但長相基本算是漂亮那類，給人的感覺也不壞。手大，指很長。
　
所以瞭解這麼詳細，是因為我去機場接兩人來著。突然有電報從貝魯特打來，上面只有日期和飛機航班。意思像是要我接機。飛機一落地—其實由於天氣不好飛機誤點四小時之久，我在咖啡屋看了四本週刊—兩人便從艙門挽手走出，儼然一對和和美美的小夫妻。她將男方介紹給我。我們幾乎條件反射地握手。一如在外國長期生活之人，他握得很有力。之後我們走進餐館。她說她橫豎得吃蓋澆飯，我和他喝啤酒。
　
他說他在搞貿易。什麼貿易卻沒說。至於是不大喜歡談自己的工作，還是怕談七來只能使我無聊故而客氣不談，情由我不得而知。不過老實說，對於貿易我也不是很想聽，就沒特意打聽。由於沒什麼好談的，他講起貝魯特治安情況和突尼斯的上水道。看來他對北非到中東的局勢相當熟悉。
　
吃罷蓋澆飯，她大大打個哈欠，說困了，樣子簡直像當場就能睡著似的。忘說了，她的毛病就是不管什麼場所都困。她提出用計程車送我回家，我說電車快自己坐電車回去。搞不清自己是為什麼特意來的機場。
　
「能見到你真高興。」他懷有歉意似的對我說。
「幸會幸會。」我也回道。
　
其後同他見了幾次。每當我在哪裡同她邂逅，旁邊肯定有他。我和她約會，他甚至開車把她送到約會地點。他開一輛通體閃光的銀色德國賽車。對車我幾乎一無所知，具體無法介紹，只覺得很像費裡尼黑白電影中的車，不是普通工薪人員所能擁有的。
　
「肯定錢多得不得了。」一次我試探她。
「是的。」她不大感興趣似的說，「肯定是的，或許。」
「搞貿易能賺那麼多？」
「搞貿易？」
「他那麼說的，說是搞貿易工作。」
「那麼就是那樣的吧。不過……我可不太清楚的。因為看上去他也不像怎麼做事的樣子，總是見人，打電話。」
　
這簡直成了菲茨傑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我想。做什麼不知意，反正就是有錢，謎一樣的小夥子。
　
十月間一個周日下午，她打來電話。妻一清早就去親戚家了，只我自己在家。那是個天氣晴好的愜意的周日，我邊望院子裡樟樹邊吃蘋果。僅那一天我就吃了七個蘋果。我不時有這種情況，想吃蘋果想得發瘋。也許是一種什麼預兆。
　
「就在離你家不遠的地方，兩個人馬上去你那裡玩好麼？」她說。
「兩個人？」我反問。
「我和他呀。」
「可以，當然可以。」我回答。
「那好，30分鐘後到。」言畢，她掛斷電話。
　
我在沙發上發了一會呆，去浴室沖淋浴刮鬍子。等身體風乾時間摳了摳耳朵。也思忖是不是該理一下房間，終於還是作罷。因為統統理好妥當時間不夠用，而若不能統統理好妥當就莫如乾脆不動為好。房間裡，書籍雜誌信件唱片鉛筆毛衣到處扔得亂七八糟，但並不覺得怎麼不乾淨。剛結束一件工作，沒心思做什麼。我坐在沙發上，又看著樟樹吃個蘋果。
　
兩點多時兩人來了。房間傳來賽車刹車聲。出門一看，見那輛有印象的銀色賽車停在路上。她從車窗探出臉招手。我把車領到後院停車位那裡。
　
「來了。」她笑吟吟地說。她穿一件薄得足已窺清楚乳峰形狀的短衫，下面一條橄欖綠超短裙。
　
他穿一件藏青色輕便西服，覺得與以前見面時印象多少有所不同—至少是因為他長出兩天左右的鬍鬚。雖說沒刮鬍鬚，但在他全然沒有邋遢感，不過陰翳約略變濃一點罷了。下了車，他馬上摘下太陽鏡，塞進胸袋。
　
「您正休息突然打擾，實在抱歉。」他說。「哪裡，無所謂。每天都算休息，再說正一個人閑得無聊呢。」我應道。
「飯食帶來了。」說著，他從車座後面拿出一個大白紙袋。
「飯食？」
「也沒什麼東西。只是覺得星期天突然來訪，還是帶點吃的合適。」他說。
「那太謝謝了。從早上起就光吃蘋果了。」
　
進了門，我們把食物攤在桌子上。東西相當可觀：烤牛肉三明治、沙拉、熏鮭魚、藍漿果冰淇淋，而且量也足夠。她把東西移往盤子時間裡，我從冰箱取出白葡萄酒拔出軟塞。儼然小型宴會。
　
「好了，好吧，肚子餓壞了。」以久饑腸轆轆的她說。
　
我們嚼三明治，吃沙拉，抓熏鮭魚。葡萄酒喝光後，又從冰箱拿啤酒來喝。我家冰箱惟獨啤酒總是塞得滿滿的。一個朋友開一家小公司，應酬用的啤酒券剩下來就低價格分給我。
　
他怎麼喝臉都毫不改色。我也算是相當能喝啤酒的。她也陪著喝了幾瓶。結果不到一個小時空啤酒罐就成排成行擺滿桌面。喝得相當可以。她從唱片架上挑出幾張，放在自動轉換唱片的唱機上。邁爾斯·迪巴思的《空氣精靈》傳到耳畔。
　
「自動轉換唱片的唱機—你還真有近來少見的東西。」他說。
　
我解釋說自己是自動轉換唱機迷。告訴他物色好的這類唱機相當不易。他彬彬有禮儀地聽著，邊聽邊附和。
　
談了一會唱機後，他沉默片刻。然後說：「有煙草葉，不吸點兒？」
　
我有點猶豫。因為一個月前我剛戒煙，正是微妙時期，我不清楚這時吸大麻葉對戒煙有怎樣的作用。但終歸還是決定吸了。他從紙袋底部掏出包在錫紙裡的黑煙葉，放在捲煙紙上迅速卷起，邊角那兒用舌頭舔了舔。隨即用打火機點燃，深深吸幾口確認火著好後轉給我。大麻葉品質實在是好。好半天我們一聲不響，一人一口輪流吸著。邁爾斯·迪巴思終了，換上約翰·施特勞斯的圓舞曲集。搭配莫名其妙，不過不壞。
　
吸罷一支，她說困了。原本睡眠不足，又喝了三瓶啤酒吸了大麻的緣故，她確實說困就困。我把她領上二樓，讓她在床上躺下。她說想借T恤。我把T恤遞給她。她三兩下脫去衣服只剩內衣，從頭頂一下子套進T恤躺下。我問冷不冷時，她已經噝噝睡了過去。我搖頭下樓。
　
客廳裡她的戀人已卷好第二支大麻。小子真是厲害。說起來我也很想鑽到她旁邊猛猛睡上一覺。卻又不能。我們吸第二支大麻。約翰·施特勞斯的圓舞曲仍在繼續。不知為何，我竟想起小學文藝匯演上演的劇來。我演得是手套店裡的老伯，小狐狸來店找老伯買手套。但小狐狸帶來的錢不夠。
　
「那可不夠買手套噢。」我說。角色有店不地道。
「可我媽媽冷得不得了，都紅紅的凍裂了。求求您了。」小狐狸說。
「不成，不行啊。攢夠錢再來。那樣……」
「……時常燒倉房。」他說。
「失禮？」我正有點心不在焉，恍惚自己聽錯了。
「時常燒倉房。」他重複道。
　
我看著他。他用指尖摩挲打火機花紋，爾後將大麻狠狠吸入肺裡憋10秒鐘，再徐徐吐出。煙圈宛如actoplasm（心靈科學上假設由靈媒釋放出的一種物質）從他口這飄散出來。他把大麻轉遞給我。
　
「東西很不錯吧？」他問。
我點頭。
「從印度帶來的，只選特別好的。吸這玩藝兒，會莫名其妙想起好些事來。而且都是光和氣味方面的。記憶的質……」說到這裡，他悠悠停了一會，尋找確切字眼似的輕打幾個響指。「好像整個變了。你不這麼認為？」
「那麼認為。」我說。我也恰好想起文藝匯演時舞臺的嘈雜和做背景用的厚紙板上塗的顏料味兒。
「想聽你講講倉房。」我說。
　
他看我一眼。臉上依然是沒有堪稱表情的表情。
「講可以麼？」他問。
「當然。」
「其實很簡單。澆上汽油，扔上擦燃的火柴，看它忽地起火—這就完事了。燒完15分鐘都花不上。」
「那麼，」我銜住煙在口，竟找不出下一個詞來。「幹嗎燒倉房呢？」
「反常？」
「不明白。你燒倉房，我不燒倉房。可以說這裡有顯而易見的差別。作為我，較之是否反常，更想弄清這差別是怎麼個東西。再說，倉房是你先說出口的。」
「是啊，」他說，「的確如你所說。對了，可有拉比·沙卡爾的唱片？」
沒有，我說。
　
他愣怔了一會。其意識仿佛拉不斷扯不開的橡膠泥。抑或拉不斷扯不開是我的意識也未可知。
　
「大約兩個月燒一處倉房。」他說，繼而打個響指，「我覺得這個進度最合適不過。當然我指的是對我來說。」
我不置可否地點下頭。進度？
「燒自家倉房不成？」我問。
他以費解的眼神看我的臉。「我何苦非燒自家倉房不可呢？你為什麼以為我會有幾處倉房？」
「那麼就是說，」我說，「是燒別人的倉房嘍？」
「是的，」他應道，「當然是的，別人的倉房。所以一句話，這是犯罪行為。如你我在這裡吸大門，同屬犯罪行為。」
我臂肘拄在椅子扶手上不做聲。
　
「就是說，我是擅自放火燒所以的別人的倉房。當然選擇不至於發展成嚴重火災 來燒。畢竟我並非存心捅出一場火災。作為我，僅僅是想燒倉房。」
我點下頭，碾死吸短的大麻。「可一旦給逮住就是問題喲。到底是放火，弄不好可能吃刑罰的。」
　
「哪裡逮得住！」他很自若地說，「潑上汽油，擦燃火柴，轉身就跑，從遠處用望遠鏡慢慢欣賞。根本逮不住。何況燒的不過是小得不成樣子的倉房，員警沒那麼輕易出動。」
　
其言或許不差，我想。再說，任何人都不至於想道如此衣冠楚楚的開外國車的小夥子會到處燒人家倉房。
　
「這事她可知道？」我指著二樓問。
「一無所知。說實話，這事除你，沒對任何人講過。畢竟不是可以對誰都講的那類事。」
「為什麼講給我聽呢？」
　
他筆直伸出左手指，蹭了蹭自己的臉頰，發出長鬍鬚沙沙作響那種乾澀的聲音，如小蟲子爬在繃得緊緊的薄紙上。「你是寫小說的，可能對人的行動模式之類懷有興趣，我想。並且猜想小說家那種人在對某一事物做出判斷之前能夠先原封不動地加以賞玩。如果賞玩措辭不合適，說全盤接受也未嘗不可。所以講給了你。也很想講的，作為我。」
我點頭。但坦率地說，我還真不曉得如何算是全盤接受。
　
「這麼說也許奇怪，」他在我面前攤開雙手，又慢慢合在一起，「我覺得世上好像有很多很多倉房，都在等我點火去燒。海邊孤零零的倉房，田地中間的倉房……反正各種各樣的倉房。只消15分鐘就燒得一乾二淨，簡直像壓根兒不存在那玩藝兒。誰都不傷心。只是—消失而已，忽地。」
「但倉房是不是已沒用，該由你判斷吧？」
「我不做什麼判斷。那東西等人去燒，我只是接受下來罷了。明白？僅僅是接受那裡存在的東西。和下雨一樣。下雨，河水上漲，有什麼被沖跑—雨難道做什麼判斷？跟你說，我並非專門想幹有違道德的事。我也還是擁護道德規範的。那對人的存在乃是誒廠重要的力量。沒有道德規範，人就無法存在。而我覺得所謂道德規範，恐怕指的是同時存在的一種均衡。」

「同時存在？」
「就是說，我在這裡，又在這裡。我在東京，同時又在突尼斯。予以譴責的是我，加以寬恕的是我。打比方就是這樣，就是有這麼一種均衡。如果沒有這種均衡，我想我們就會散架，徹底七零八落。正因為有它，我們的同時存在才成為可能。」
「那就是說，你燒倉房屬於符合道德規範的行為。不過，道德規範最好還是忘掉。在這裡它不是本質性的。我想說的是：世界上有許許多多那樣的倉房。我有我的倉房，你有你的倉房，不騙你。世界上大致所以地方我都去了，所以事都經歷了。好幾次差點兒沒命。非我自吹自擂。不過算了，不說了。平時我不怎麼開口，可一喝酒就喋喋不休。」
　
我們像要要驅暑降溫似的，就那樣一動不動沉默良久。我不知說什麼好。感覺上就好像坐在列車上觀望窗外連連出現又連連消失的奇妙風景。身體鬆弛，把握不准細部動作。但可以作為觀念真切感覺出我身體的存在。的確未嘗不可以稱之為同時存在。一個我在思考，一個我在凝視思考的我。時間極為精確地燒錄著多重節奏。
　
「喝啤酒？」稍頃，我問。
「謝謝，那就不客氣了？」
　
我從廚房拿來四罐啤酒，卡門貝乾酪也一起拿來。我們各喝兩罐啤酒，吃著乾酪。
　
「上次燒倉房是什麼時候？」我試著問。
「是啊，」他輕輕握著空啤酒罐略一沉吟，「夏天，八月末。」
「下次什麼時候燒呢？」
「不知道，又不是排了日程表往日曆上做記號等著。心血來潮就去燒。」
「可並不是想燒的時候就正好有合適的倉房吧？」
「那當然。」他沉靜地說，「所以，要事先選好適合燒的才行。」
「做庫存記錄嘍？」
「是那麼回事。」
「再問一點好麼？」
「請。」
「下次燒的倉房已經定了？」
他眉間聚起皺紋，然後「噝」一聲從鼻孔深吸口氣。「是啊，已經定了。」
　
我再沒說什麼，一小口一小口啜著剩下的啤酒。
「那倉房好得很，好久沒碰上這麼值得燒的倉房了。其實今天也是來做事先調查的。」
「那就是說離這兒不遠嘍？」
「就在附近。」他說。
於是倉房談道此為止。
　
五點，他叫起戀人，就突然來訪表示歉意。雖然啤酒喝得相當夠量，臉色卻絲毫沒變。他從後院開出賽車。
　
「倉房的事當心點！」分手時我說。
「是啊。」他說，「反正就這附近。」
「倉房？什麼倉房？」她問。
「男人間的話。」他說。
「得得。」她道。
隨即兩人消失。
　
我返回客廳，倒在沙發上。茶几上所以東西都零亂不堪。我拾起掉第的雙排扣風衣，蒙在頭上沉沉睡了過去。
　
醒來時房間一片漆黑。七點。
　
藍幽幽的夜色和大麻嗆人的煙味壅蔽著房間。夜色黑得很不均勻，不均勻得出奇。我倒在沙發上不動，試圖接著回想文藝匯演時那場戲，卻已記不真切。小狐狸莫非把手套弄到手了？
　
我從沙發起身，開窗調換房間空氣。之後去廚房煮咖啡喝了。
　
翌日我去書店買一本我所在街區的地圖回來。兩萬分之一的白色地圖，連小胡同都標在上面。我手拿地圖在我家周圍一帶繞來轉去，用鉛筆往有倉庫的位置打X。三天走了方圓四公里，無一遺漏。我家位於郊區，四周還有很多農舍，所以倉房也不在少數：一共16處。
　
他要燒的倉房必是其中一處。根據他說「就在附近」時的語氣，我堅信不至於離我家遠出多少。
　
我對16處倉房的現狀一一仔細查看一遍。首先把離住宅太近或緊挨塑膠棚的除外。其次把裡邊堆放農具以至農藥等物尚可充分利用的也去掉。因我想他決不想燒什麼農具農藥。
　
結果只剩五處，五處該燒的倉房，或者是說五處燒也無妨的倉房—15分鐘即可燒垮也無人為之遺憾的倉房。至於他要燒其中哪一處我則難以確定。因為再往下只是喜好問題。但作為我仍想知道五處之中他選何處。
　
我攤開地圖，留下五處倉房，其餘把X號擦掉。準備好直角規、曲線規和分線規，出門圍五處倉房轉一圈，設定折身回家的最短路線。道路爬坡沿河，曲曲彎彎，因此這項作業頗費工夫。最後測定路線距離為7.2公里。反復測量了幾次，可以說幾乎沒有誤差。
　
翌晨六時，我穿上運動服，登上輕便鞋，沿此路線跑去。反正每天早晨都跑6公里，增加1公里也沒什麼痛苦。風景不壞。雖說途中有兩個鐵路道口，但很少停下等車。
　
出門首先繞著附近的大學運動場兜了一圈，接著沿河邊沒人走動的土路跑3公里。中途遇第一處倉房。然後穿過樹林，爬徐緩的坡路。又遇一處倉房。稍往前有一座賽馬用的馬廄。馬看見火也許多少會嘶鬧。但如此而已，別無實際損害。
　
第三處倉房和第四處倉房酷似又老又醜的雙胞胎，相距也不過200米。哪個都那麼陳舊那麼髒汙，甚至叫人覺得要燒索性一起燒掉算了。
　
最後一處倉房在鐵道口旁邊，位於6公里處。已完全被棄置不管。朝鐵路那邊釘已塊百事可樂鐵皮招牌。建築物—我不知能否稱其為建築物—幾乎已開始解體。的確如他所說，看上去果真像在靜等誰來點上一把火。
　
我在最後一處倉房前稍站一會，做幾次深呼吸，之後穿過鐵道口回家。跑步所需時間為31分30秒。跑完沖淋浴吃早餐。吃完歪在沙發聽一張唱片，聽完開始工作。
　
一個月時間裡每天早上我都跑這同一路線。然後倉房沒燒。
　
我不時掠過一念：他會不會叫我燒倉房呢？就是說，他往我腦袋裡輸入燒倉房這一圖像，之後像往自行車打氣一樣使之迅速膨脹。不錯，有時我的確心想，與其靜等他燒，莫如自己擦火柴燒乾淨來得痛快。畢竟只是個破破爛爛的小倉房。
　
但這恐怕還是我想過頭了。作為實際問題，我並沒有燒什麼倉房。無論我腦袋裡火燒倉房圖像如何擴張，我都不是實際給倉房放火那一類型的人。燒倉房的不是我，是他。也可能他換了該燒的倉房。或者過於繁忙而找不出燒倉房時間亦未可知。她那邊也杳無音信。
　
十二月來臨，秋天完結，早晨的空氣開始砭人肌膚了。倉房依然故我。白色的霜落在倉房頂上。冬季的鳥們在冰冷的樹林裡啪啦啪啦傳出很大的振翅聲。世界照舊運轉不休。
　
再次見到他，已是去年的十二月中旬了，耶誕節前夕。到處都在放聖誕讚歌。我上街給各種各樣的人買各種各樣的聖誕禮物。在乃木阪一帶走時，發現了他的車。無疑是他那輛銀色賽車。品川編號，左車頭燈旁邊有道輕傷。車停在一家咖啡館停車場內。當然車沒以前見過那麼神氣活現閃閃發光。也許我神經過敏，銀色看上去多少有些黯然。不過很可能是我的錯覺。我有一種把自己記憶篡改得于子有利的傾向。我果斷走入咖啡館。
　
咖啡館裡黑麻麻的，一股濃郁的咖啡味兒。幾乎停不到人語，巴羅克音樂靜靜流淌。我很快找到了他。他一個人靠窗邊坐著喝牛奶咖啡。儘管房間熱得足以使眼鏡完全變白，但他仍穿開司米斜紋呢大衣，圍巾也沒解下。
　
我略一遲疑，決定還是打招呼。但沒有說在外面發現他的車—無論如何我是偶然進入這家咖啡館，偶然見到他的。
　
「坐坐可以？」我問。
「當然。請。」他說。
　
隨後我們不鹹不淡聊起閒話。聊不起來。原本就沒什麼共同話題，加之他好像在考慮別但是們。雖說如此，又不像對我和他同坐覺得不便。他提起突尼斯的港口，講在那裡如何捉蝦。不是出於應酬地講，講得滿認真。然而話如此細涓滲入沙地倏然中止，再無下文。
　
他揚手叫來男侍，要了第二杯奶油咖啡。
「對了，倉房的事怎麼樣了？」我一咬牙問道。
　
他唇角泌出一絲笑意，「啊，你倒還記得，」說著，他從衣袋掏出手帕，擦下嘴角又裝回去，「當然燒了，燒得一乾二淨，一如講定的那樣。」
　
「就在我家附近？」
「是的，真就在附近。」
「什麼時候？」
「上次去你家大約10天後。」
　
我告訴他自己把倉房位置標進地圖，每天都在那前面轉圈跑步。「所以不可能看漏。」我說。
「真夠周密的。」他一副開心的樣子，「周密，合乎邏輯，但肯定看漏了。那種情況是一定。由於過於切近而疏忽看漏。」
「不大明白。」
他重新打好領帶，覷了眼表。「太近了。」他說，「可我這就得走了。這個下次再慢慢談好麼？對不起，叫人等著呢。」
我沒理由勸阻他。他站起身，把煙和打火機放進衣袋。
　
「對了，那以後可見她了？」他問。
「沒有，沒見。你呢？」
「也沒見。聯繫不上。宿舍房間沒有，電話打不通，默劇班她也一直沒去。」
「說不定一忽兒去了哪裡，以前有過幾次的。」
　
他雙手插衣袋站著，定定注視桌面。「身無分文，又一個半月之久！在維持生存這方面她腦袋可是不太夠用的喲！」他在衣袋裡打幾個響指。「我十分清楚，她的的確確身無分文。像樣的朋友也沒有。通訊錄上倒是排得滿滿的，那只不過是人名罷了。那孩子沒有靠得住的朋友。不過她信賴你來著。這不是什麼社交辭令。我想你對她屬於特殊存在。我都有點嫉妒，真的。以前我這人幾乎沒嫉妒過誰。」他輕嘆口氣，再次覷了眼表，「我得走了，在哪裡再見面吧！」
　
我點下頭，話竟未順利出口。總是這樣。在這小子面前語句難以道出。
　
其後我給她打了好多次電話。電話因未付電話費已被切斷。我不由擔心起來，去宿舍找她。她房間的門關得嚴嚴的，直達郵件成捆插在信箱裡。哪裡也不見到管理人，連她是否仍住在這裡都無從確認。我從手冊撕下一頁，寫個留言條：「請跟我聯繫」，寫下名字投進信箱。但沒有聯繫。
　
第二次去那宿舍時，門已掛上別的入居者名牌。敲門也沒人出來。管理人依然不見影。
於是我放棄努力。事情差不多過去一年了。
　
她消失了。
　
每天早上我仍在五處倉房前跑步。我家周圍的倉房依然一個也沒被燒掉。也沒聽說哪裡倉房給燒了。又一個十二月轉來，冬鳥從頭頂掠過。我的年齡繼續遞增。
　
夜色昏黑中，我不時考慮將被燒毀的倉房。

【“甩鍋”中國不成卻錯失黃金時間，美國正為傲慢付出代價】

中國實施的嚴厲隔離措施原本為美國贏得了時間，但美國一味“甩鍋”中國，疏於防控，錯失對抗疫情的黃金時間。現在美國采取的防疫措施姍姍來遲，無異於亡羊補牢，難言樂觀。

中國本輪新冠肺炎疫情流行高峰已經過去，而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疫情卻正在加速蔓延。

以國務卿蓬佩奧為代表，某些美國政客罔顧中國在防控疫情過程中的快速、果斷和公開、透明，以及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客觀評價，屢次“甩鍋”中國，不負責任地宣稱新冠肺炎病毒來自中國，批評中方最初向美國提供的新冠病毒數據不準確，導致美國未能及時應對疫情，陷入了如今的被動處境。

但3月11日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在國會眾議院出席聽證會時證實，美國存在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被誤認為是流感死亡病例的情況。雷德菲爾德的話佐證了一些專家認為新冠病毒未必起源於中國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了美國或為病毒發源地，也無情地潑了那些美國政客一身冷水。

據美國CNN報道，截至美東時間3月12日下午，美國至少已有1459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其中包括死亡病例39例。全美46個州和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都出現了確診病例。

3月12日，就在NBA剛宣布空場比賽措施後不久，猶他爵士隊兩位球員戈貝爾和穆迪埃已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NBA立刻宣布停擺。

受疫情影響，美股三大股指本周內兩次暴跌觸發熔斷。12日收盤，三大股指全部跌入技術性熊市。

事實上，中國在疫情初期實施的一整套嚴厲隔離措施原本為美國和其他國家贏得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從1月下旬開始，湖北省內包括武漢在內的13個地區實行史無前例的“封城”措施，近6000萬人處於隔離狀態。大部分工廠停工、商店關門、企業歇業，經濟活動有限運行，中國承受了難以估量的經濟損失，做出了巨大犧牲，也為國際社會抗疫爭取了寶貴時間。

中國在此期間，還為世界提供了頗具參考價值的疫情防控經驗。世衛助理總幹事、加拿大公共衛生應急專家艾爾沃德（Bruce Aylward）上月結束武漢調查後接受了《紐約時報》的采訪，他說自己看到了中國如何在短時間內遏止吞沒武漢且對全國造成威脅的新冠病毒，其中有7點值得世界其他國家借鑒效仿。第一，中國在疫情暴發後立即采取了強硬手段，像是下令封城、強制檢測、嚴格隔離等，堅決防止病毒擴散；第二，廣泛開展核酸檢測；第三，建立網絡問診系統，避免醫院人滿為患；第四，學校停課後，中國學生可在網絡上繼續學業；而城市采取嚴格的封鎖措施，居民的食物藥品有人安排送上門；第五，感染者立刻隔離，采取分級治療。在武漢，輕癥患者送往隔離點救治，重癥及以上送往醫院。第六，對新冠肺炎患者實施免費檢測和治療；第七，民眾的士氣很重要。中國有約4萬名醫護人員相繼飛往武漢支援。

除此之外，中國用十余個晝夜先後建成火神山、雷神山兩家全功能呼吸系統傳染病專科醫院，先後建設16家方艙醫院，在短短一個月左右實現了“一床難求”到“床等人”的轉變，完全扭轉了患者收治的被動局面。中國基建實力與“中國速度”再次讓世界刮目相看。

雖然中美國情不同，但美國本可以放下傲慢身段，摘下“有色眼鏡”，借鑒中國從疫情中得來的寶貴經驗，充分利用這段彌足珍貴的窗口期，統籌好醫療資源、物資和防疫措施，做好公眾心理疏導，減少和管控人群聚集，引導民眾養成戴口罩、勤洗手的良好衛生習慣，做好應對疫情的充分準備。

但白宮卻一直淡化疫情威脅，宣揚“疫情並不可怕”，“疫情對美國危害較小”。在疫情已在許多國家包括美國國內快速蔓延之時，特朗普仍在新聞發布會上輕描淡寫地說：美國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風險“非常低”。

正是因為政府管理者們的無知和傲慢，錯失防範疫情的黃金窗口期，導致了疫情在美國加速蔓延。正如現在世衛組織任職的前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傑雷米對《時代》周刊所說：“如果妳贏得了時間，就應該去提前應對。但他們什麽都沒有做。”

美國紐約州州長科默10日接受CNN采訪時表示，和現狀比起來，美國的檢測速度太滯後，一旦核酸檢測數量增加，確診數字將“如火箭般飆升”。科莫說，“在中國和韓國，他們每天進行5千到1萬次檢測。我們國家自疫情開始以來一共做了5千次。這就是我們的問題所在。”

從一開始，美國政府對於新冠病毒采取的策略是遏制圍堵，認為只要把疫情堵在境外，自己便可高枕無憂。所以在世衛組織1月30日宣布新冠疫情為國際關註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後，美國首個宣布對華旅行禁令，第一時間停飛中國內地航班，禁止最近訪問中國的非美國公民進入美國。

直到疫情加速蔓延、越發棘手之時，美國政府的策略才轉向備戰。美國總統特朗普3月6日簽署了一項83億美元（約合人民幣574.7億元）的緊急法案，以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3月11日，在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新冠病毒疫情為“全球大流行病”後，特朗普總統罕見地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對全國發表電視講話，宣布一系列應對疫情的措施。

特朗普公布的一系列措施，雖沒有中國那樣堅決、徹底、不計成本，但也不難看出與中國的相似之處。在消除民眾對於病毒檢測費用的擔憂、取消大規模聚會、鼓勵民眾減少不必要的外出，以及扶持受疫情影響的企業等方面，美國都老老實實地抄了中國的“作業”。

特朗普宣稱將集結聯邦政府的全部力量來應對疫情，保險公司已同意擴大對新型冠狀病毒治療的覆蓋範圍，並且免除相關自付費用。一位白宮官員隨後澄清，保險公司只免除檢測費用的自付部分，不包括治療費用。

特朗普說，美國人應該減少不必要的出行，政府部門正直接與疫情暴發最嚴重的社區進行協調，已發布有關停課、社交隔離及減少大型聚會的指南。

特朗普還透露，美國小企業管理局（SBA）將開始在受病毒影響的州和地區提供低息貸款，以期幫助小型企業克服暫時性經濟難關。

可惜，這一切都有些晚了。美國正在為之前的傲慢和不作為付出代價。

[專業好文]

關於自閉症，有很多需要讓大眾瞭解的事。他們是哪裡與眾不同？以致於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行為表現。

史蒂夫 · 希爾伯曼撰寫一部自閉症歷史：《神經族》（NeuroTribes）（暫譯）。他說，「七十年來，我們對自閉症的研究都基於這樣一種認識：自閉症患者是腦損傷患者。但強烈世界理論卻告訴我們，自閉症患者察覺的太多也感受的太多。這個理論很有價值，因為我覺得『損傷說』嚴重傷害了自閉症群體和他們的家人，也誤導了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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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族》書評：
http://www.nytimes.com/…/neurotribes-by-steve-silberman.htm…

＞少年卡伊的大腦
來源：譯言網／譯者：梵二

卡伊 · 馬克拉姆有些不對勁。出生後第五天的他，看著似乎比其他嬰兒更警覺。抬著頭，四處張望，他的姐姐們在出世很久後才學會這樣做。當他學會走路時，他總是處於興奮狀態，需要大人一直看著，才能保證他的安全。

卡伊的姐姐卡莉說：「他超級活躍，動個不停。」這不像男孩子活潑好動那麼簡單：當父母試圖限制他，他就會發脾氣——不僅像普通孩子那樣亂踢亂叫，還會咬人、吐口水，出其凶猛，無法控制；不僅兩歲時如此，三歲、四歲、五歲、甚至年齡更大時還是這樣。卡伊與人相處時也很奇怪：有時孤僻內向，有時卻會衝到陌生人群中，要和他們擁抱。

隨著時間的推移，事情變得更加奇怪。馬克拉姆一家都忘不了1999年的印度之行，當他們擠進人群，看人耍蛇時，當時年僅五歲的卡伊毫無預兆地衝出去，輕拍打了眼鏡蛇的頭部。

要照顧這樣的孩子，對任何父母來說，都是很困難的，但對他的父親來說，則尤其令人沮喪。身為世界頂尖的神經系統科學家之一，亨利馬克拉姆負責13億美元的歐洲人類腦計劃項目。這是一個龐大的研究，其目的是建立一個人腦的超級計算機模型。馬克拉姆比誰都瞭解人腦內部運作，但是對於如何解決解決卡伊的問題， 他感到束手無策。

「作為一位父親和一名神經系統科學家，你感到自己無所適從。」他說。 實際上，卡伊的行為——其最終被診斷為自閉症——改變了父親的職業生涯，並幫助他構建了關於自閉症的全新理論顛覆了傳統觀點。並且，讓人覺得諷刺的是，馬克拉姆的第二職業很可能在他完成他的人腦模型前取得成功。

試想一下，你來自於一個更加黑暗、靜謐的星球，現在卻進入了一個令人困惑、無法逃避的感覺超負荷的世界，是怎樣的感受？你母親的眼睛：像閃光燈。你父親的聲音：如手提鑽一般，隆隆響。每個人都覺得，那可愛的、小小的連體衣很柔軟是嗎？對你來說，簡直就像帶有金剛石磨粒的砂紙，硌得慌。那些輕柔低語、脈脈溫情如何呢？一連串噪音騷擾、無法辨認的輸入信息、刺耳的音調、篩選不掉的數據。

僅僅為了生存，你就需要善於在可怕、難以忍受的噪音中解讀所有的模式。想要保持正常，你得盡可能地控制自己，培養對細節、常規和重復事物的高度專注。在這樣的系統中，相比使人困惑，需求相悖，行為古怪的人類，特定輸入可以產生可預知輸出的系統就顯得吸引人多了。

馬克拉姆和妻子認為，這就是患有自閉症的樣子。

他們把它稱為「強烈世界」綜合症。

與當今自閉症研究界的主流觀點相反——馬克拉姆夫婦認為，自閉症行為並非因為認知缺陷。與健忘相反，自閉人群理解力強，學得太快。馬克拉姆夫婦堅持認為，當他們看似喪失理智時，事實上，他們不僅被自己的情緒淹沒，也被他人的情緒壓倒。

因此，自閉症大腦的結構不僅受大腦結構缺陷決定，還受到其固有強度影響。馬克卡姆夫婦稱，如自閉症這樣發展失常的疾病，現在影響著百分之一的人群，而他們並不都是缺乏同情心的。他們在社會交往上經歷的困難和自身古怪的行為源於他們試圖應對這個世界，而這個世界對他們來說無法承受。

經過多年研究，有一次馬克拉姆夫婦倆走訪邊遠地的南非卡拉哈里沙漠時，提出了「強烈世界」的理論標籤，而亨利 · 馬克拉姆就出生在那裡。他說「強烈世界」是卡米拉提出的；她說她想不起是誰偶然發現了這個短語。但他記得自己坐在鐵鏽色的沙丘上，看著枯草不尋常地倒向周圍，思考著無法逃避一個充斥著強烈感受和情緒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他想，這就是卡伊現在經歷的狀況。他越是研究自閉症，就越認為自閉症並非記憶、情感和感覺缺陷，而是記憶、情感和感覺過度，就更加意識到他自己和他看似孤僻的兒子有多少共同點。

亨利 · 馬克拉姆個子高，有著一雙深藍色眼睛和一頭淺棕色的頭髮，散髮著不容出錯的權威氣質，這位權威人士負責一項資金充足、雄心勃勃的大型研究計劃。很難看出他和一個麻煩不斷的自閉症孩子有什麼共同點。他通常凌晨四點起床，在他位於洛桑市的寬敞公寓里工作幾個小時，然後趕去研究院，那是他人類腦計劃的研究基地。卡米拉說：「對他來說，每天睡四、五個小時就已足夠。」

馬克拉姆說他自己孩提時「什麼都想知道」，但在他中學的最初幾年基本處於「差班的倒數第一」。一位拉丁文老師鼓勵他要更加努力學習。當時他一位至愛的叔叔陷入嚴重抑鬱，在三十幾歲便英年早逝，他「每況愈下，最終放棄活下去」，自那以後馬克拉姆發生了轉變。他那時剛剛接到一項關於人腦化學的任務，促使他思考。「如果人腦化學物質和結構發生改變，那麼我也可以發生改變，如此我是誰？這是一個深刻的問題。所以我進醫學院學習，想成為一名精神病學家。」

於是，馬克拉姆進入了開普敦大學學習，但是在就讀醫學院的第四年，他拿到了以色列的獎學金。「那裡就像是天堂，」他說，「那裡有我所有夢寐以求的大腦研究工具。」他再也沒有回到醫學院，並且在26歲時與他的第一任妻子，阿娜特，一個以色列人結了婚。不久，他們的第一個女兒，里諾伊，出生了。里諾伊現在24歲。隨後又擁有了他們的第二個女兒，卡莉，現在23歲。四年之後又擁有了卡伊。

在以色列魏茨曼研究院的研究生涯中，馬克拉姆做出了他的第一個重大發現，他闡明瞭與學習能力有關的兩種神經傳導物質——乙酰膽鹼和谷氨酸之間的關鍵聯繫。這項研究是如此重要而且讓人印象深刻，尤其特別是因為它這麼早的出現在一個科學家的職業生涯中。然而真正成就了馬克拉姆的是他接下來的研究。

在與諾貝爾獎得主博特 · 薩克曼在德國的馬克斯.普朗克協會同讀博士後期間，馬克拉姆展示了腦細胞是如何「互相發射信息，互相緊密聯繫」的。自1940年起，這成為了神經系統科學的一項基本理論。但是沒有人能夠弄清楚這個過程的原理是什麼。

馬克拉姆通過測量神經元之間電信號的精確時機，證明瞭特定模式的發射將增加突觸連接細胞的聯繫強度，錯過則減弱。這種簡單的機制使得大腦能夠學習，並且無論是字面上地還是象徵意義上都能在各種經驗與感受，以及原因與結果間建立聯繫。

測量這些細微的時間差別也是一個技術上的勝利。因為開發了測量神經細胞腦電活動的微小變化所需的「膜片鉗」，薩克曼贏得了1991年的諾貝爾獎。僅僅為了修補一個神經細胞，你就必須先獲取一層大腦細胞，大概1/3毫米厚，約有6百萬個神經細胞，這層大腦細胞通常來自一隻剛被切下頭部的老鼠。

為了保持這塊組織的活力，你要把它泡在氧氣里，然後使用代腦脊髓液在實驗台上清洗它。在顯微鏡下，你要用一個極小的玻璃吸管刺穿單個細胞。這項技術與為了體外受精而將精子注射到卵子中的技術很相似，只是神經細胞比卵子要小數百倍。

這個實驗需要平穩的雙手和對細節的敏銳觀察。馬克拉姆最根本的創新在於創造了一台能同時密切觀察12個這樣細胞的機器，以測量他們的電信號和化學信號的相互作用。做過這方面實驗的研究員說，有時可能在一天之內都不能獲得一個滿意的結果——但是馬克拉姆已經是這方面的大師了。

問題出現了，他好似已經從一個事業的巔峰到了另一個巔峰——獲得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頒發的富布萊特獎學金，在威茨曼獲得終身教職，在最有聲望的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然而與此同時，他小兒子腦子不對勁的事實也逐漸清晰。他每天研究人的大腦，卻不知道該如何幫助卡伊學習和應對困難。就像他今年早些時候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說的那樣，「你清楚地感覺到自己的無能為力。你有一個患有自閉症的孩子而你，作為一個神經系統科學家，卻不知道該怎麼做。」

起初，馬克拉姆認為卡伊是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只要卡伊能夠移動，他就不會停下來。「他不停地跑，非常難控制，」馬克拉姆說。然而隨著卡伊的成長，他變得沈寂下來，通常沒有任何明顯的原因。「他變得更加特別，他不再過分活躍，而是變得更加行動困難，」馬克拉姆說。「情況很難預測。他會發脾氣。他會抵觸學習和任何一種教導。」

然而，卡伊也非常喜歡與人擁抱，甚至是與陌生人，這也是為什麼過了好多年他才被確診的原因之一。這樣的熱情使得很多專家排除了自閉症這種可能。經過多種評估後，卡伊才最終被診斷出患有阿斯伯格綜合症，這是自閉症的一種類型，患者會有社交困難和重復性行為，但並不缺乏語言能力也沒有嚴重智力障礙。

「我們帶他到處檢查，然而每個人的解釋都不一樣，」馬克拉姆說。作為一個珍視嚴謹的科學家，他對此非常生氣。他離開了醫學院，去探索神經科學，因為它不喜歡精神病學的含糊不清。「我對精神病學的運作方式非常失望，」他說。

隨著時間的推移，嘗試理解卡伊成為了馬克拉姆的嗜好。

這使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模擬大腦：他認為神經科學太零碎了，如果不把更多的數據整合在一起就不可能取得突破性進展。「對於只能瞭解大腦中的片段我會感到不滿足;我們必須瞭解大腦中的一切，」他說。「每一個分子，每一個基因，每一個細胞。你不能遺漏任何東西。」

這份迫不及待也使得他下決心去研究自閉症，他開始讀他可以拿到的任何研究報告和書籍。當時，90年代，這種情況獲得了越來越多的關注。這種診斷只被引入進了精神病學的聖經，隨後，在1980年，被引入DSM III（《精神疾病的診斷標準第三版修訂版》）。1988年，由達斯汀.霍夫曼主演的關於一個自閉症天才的電影《雨人》，使大眾開始能夠想象到自閉症不僅是一種殘疾，也是古怪的智力的一個來源。

20世紀中葉，那些黑暗的日子已經過去。在那段日子里，自閉症被認為是由冷冰冰地拒絕了他們的嬰兒的沒有愛心的「冷酷母親」造成的。然而，儘管專家現在認為這種情況是神經病學的問題，其形成原因仍不清楚。

最傑出的理論認為，自閉症的病因是大腦社交性區域出現問題，從而導致同理心缺失。這種「心智理論」的概念是在80年代，由尤他 · 弗里斯、艾倫 · 萊斯利和西蒙 · 巴倫-科恩提出。他們發現自閉症兒童很晚開發出區分認知自我和認知他人的能力，而其他兒童很早就發展了這些能力。

在一個如今很著名的實驗中，兒童觀察兩個木偶，「莎莉」和「安妮」。莎莉把一塊大理石放進籃子里便離開。她離去後，安妮把莎莉的那塊大理石放進一個盒子里。四五歲大的正常兒童可以預知，莎莉會先在籃子里找大理石，因為她不知道安妮移動了石頭。但是一些年齡更大的自閉症兒童依然會說，莎莉會先查看盒子，因為他們知道石頭在那兒。一般兒童可以不假思索地接受莎莉的觀點，且知道當莎莉離開的時候，安妮藏起了大理石，而自閉症兒童很難理解這種思維方式。

研究者把這種「心智失明」——一種觀點採擇的喪失——和他們對自閉症兒童的觀察自閉症兒童不善於偽裝聯繫在一起。自閉症兒童把精力集中在物體和方法上——玩陀螺、堆積木、記憶符號以及沈迷於像火車和計算機之類的機械物件上，而非假裝和其他人待在一起。

這種明顯的社交漠視被視作自閉症的主要特徵。不幸的是，這個理論也似乎暗示自閉症患者對他人不關心，因為他們不輕易把他人視作是可以被愛、反對和傷害的潛在對象。但莎莉 · 安妮的實驗顯示，自閉症患者很難理解其他人也有不同的這個觀點，研究者稱之為認知同理心或者「心智理論」。這不能說明他們在其他人受傷或者心情沈重時，無論在情感上還是行動上，會漠不關心。這並不是說在別人身體或情感上受傷或痛苦時他們就不在乎——從專業角度說是情感同理心——自閉症患者並沒表現出必然地缺失。

然而令人難過的是，「共情」和「同情」被融合進了同一個詞語里。自80年代起，自閉症患者「缺乏同情」的觀念深入人心。

「當我們觀察自閉症領域的時候，我們無法相信這個事實，」馬克拉姆說道。「大家會覺得他們沒有同情心，沒有「心智理論」。實際上卡伊能看透你，雖然他很奇怪。他對於你的真正意圖有著更深刻的理解。」而且他想要與社會互動。

顯而易見的想法是：也許卡伊沒患自閉症？但當馬克拉姆全神貫注查看文獻時，他確信卡伊的診斷是正確的。他學習的知識足夠讓他明白，他兒子的其他行為都是非常典型的自閉症症狀，沒有誤診的可能，除此之外也沒有別的情況可以解釋他兒子的種種舉動和嗜好。毫無疑問已被確診為自閉症患者的人，卻取得成功的故事，像是暢銷傳記作者，動物科學家天寶•葛蘭汀，作為無可非議的自閉症患者，也對自閉症患者無法理解除了他們自己以外的其他人這一觀點提出了挑戰。

1999年，在舊金山的加利福尼亞大學，馬克拉姆開始以客座教授的身份開始了自閉症的研究。他的同事，神經科學家邁克爾 · 梅策尼希，提出自閉症的病因在於抑制性神經元與興奮性神經元之間的不平衡。缺乏對衝動行為的抑制這個觀點可以解釋卡伊突然輕拍眼鏡蛇的行為。馬克拉姆從那裡開始了研究。

2000年，在奧地利舉辦的一次神經科學研討會上，馬克拉姆結識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卡米拉 · 森德雷克。他當時已經和阿娜特離婚。「當時我們一見鍾情，」卡米拉說。

她的父母在她五歲時離開了由共產黨統治的波蘭，前往西德。當她遇見馬克拉姆時，她正在馬克斯 · 普朗克協會攻讀神經學碩士學位。當馬克拉姆前往洛桑啓動了人類腦計劃時，她也開始在那裡學習。

卡米拉像他丈夫一樣，高個子，長著直長的金髮，一雙綠色的眼睛，我們在她能遠眺日內瓦湖的開敞式辦公室見面時，卡米拉上身穿著水手裝下身穿著牛仔褲。她除了在那裡做自閉症研究外，還運營著世界第四大開放式的科學出版公司，Frontiers。公司有超過35,000名科學家在做編輯和審閱人。她見我發現了她腳踝上的蜥蜴紋身，開懷大笑，那是她年輕時迷戀大門樂隊所留下的痕跡。

當我問她嫁給一個孩子有嚴重行為問題的人是否感到過憂慮時，她的回答得好像從來沒思慮過這個問題。「我早就知道卡伊面臨的挑戰，」她說，「那時，他很衝動，非常難管。」

卡伊七八歲時，他們第一次在一起度過了一整天。「我手臂上大概有一些烏青和咬痕，因為他真的很不好對付。他會突然發作，做一些有危險的事情，而你必須把自己切換到‘救護模式’，」她說，有時他會徑直走到馬路中間。「要管束他的行為很困難，」她聳聳肩，「但如果你好好待他，他通常也會好好對你。」

「卡米拉對卡伊真是太好了，」馬克拉姆說，「她更加有條不紊，可以制定清楚的規則。她幫了他大忙。像是電影里演的孩子們不喜歡繼母的情況，在我們這兒從來沒有發生過。」

在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大學，夫妻兩人很快開始了在自閉症研究上的合作。「卡米拉和我經常討論這個，」馬克拉姆說，還說道他們兩人都對現今科學水平「倍感沮喪」，而又無可奈何。他們如今共同的興趣混雜了他們對於科學研究的動力。

他們從神經電路層面開始著手研究大腦。馬克拉姆指派他的研究生塔尼亞 · 里納爾迪 · 巴爾卡去選擇最適用的動物模型，鑒於這一研究不便在人類身上進行。

當我在那裡時巴爾卡正好也順便來拜訪了卡米拉的辦公室，那時她已經在其他的研究項目上工作了十年之久。她熱情地問候了老同事。、她在馬克拉姆夫婦的指導下通過查找文獻來選擇符合實驗預期的動物模型，並以此作為她的畢業作品。他們認為最接近人類自閉症患者的動物模型是在妊娠早期經一種抗癲癇藥物——丙戊酸鈉（VPA；商標名為Depakote）處理過的老鼠。像其他有「自閉傾向」的老鼠一樣,VPA鼠表現出異常的社交行為和增多的重復行為，比如說過於頻繁地梳理自己的皮毛。

但與之相比更有意義的事實是，已有研究證明，懷孕期間服用大劑量VPA藥物的女性，後代患自閉症的風險提高七倍，2005年的一項研究發現這些孩子中9%都患有自閉症，而VPA有時是控制癲癇的必需藥物。

由於VPA和人類自閉症存在某種關聯，所以它的動物細胞效應似乎也應與自閉症相似。一位研究VPA鼠的神經科學家曾對我說，「我不把它視為一種動物模型，而是自閉症在其他物種上的再現。」

巴爾卡開始了她的工作。早先的研究顯示藥物處理的時間和所需劑量仍是存在爭議的：不同的作用時間可能會引起完全相反的症狀，而且大劑量有時還會導致機體變異。對實驗鼠來說，能引起自閉症狀的「最佳」時間是胚胎期第十二天，這便是巴爾卡進行藥物處理的時間。

起初，實驗效果非常惱人。有兩年之久，使用馬克拉姆幾年前完善的費力的膜片鉗技術，研究VPA鼠大腦皮層的抑制神經元，使用的是一成不變且耗費精力的膜片鉗技術，這一技術在幾年前由馬克拉姆完善過。如果那些細胞的活性降低了，那就能驗證梅策尼希曾理論推理的神經元失衡假說。

她反復進行著相同的制備工作，製作敏感膜片去研究抑制神經元網絡。但是在經歷了兩年這種技術要求過於嚴苛，有時又很乏味，並且十分耗費時間的工作後，巴爾卡仍舊一無所獲。

「我真的沒有發現任何一點變化，」她告訴我說，「看起來一切都是完全正常的。」而她重復一個接一個地去修補那些細胞的膜片，無止境地重復著那些勞神費力的提取步驟——但仍舊沒有觀察到任何異常。至少她已經變成這項技術的專家了，她對自己說。

馬克拉姆已經準備放棄這項研究了，但巴爾卡卻表示反對，她說她打算把研究重點從抑制性VPA細胞網絡轉移到興奮性VPA細胞網絡上來。從那時起，她的研究總算有了轉機。

「整個神經元網絡的興奮性是存在著一些變化的。」她這麼說著，再一次提起了熱情。那些網絡化VPA細胞的反應強度幾乎是正常細胞的兩倍——並且它們呈現出超鏈接的狀態。如果一個正常細胞和其他的細胞有聯繫，那麼一個VPA細胞就連接著二十個細胞，同時反應程度還沒有降低。恰恰相反，它們是極度活躍的，而這未必是缺陷——反應更活躍、連接更緊密的神經網絡學的會更快。

但這對於自閉症患者意味著什麼呢？當巴爾卡在研究大腦皮層時，馬克拉姆一直在觀察實驗鼠的行為表現，她發現實驗鼠比正常鼠表現出了更嚴重的焦慮症狀。「簡直就像發現了一座金礦，」馬克拉姆說。這一變化是十分顯著的。「你一眼就能看出來那些VPA鼠有點不一樣，它們的行為也有些異常。」馬克拉姆指出，它們更容易受到驚嚇，並能更快地瞭解到什麼是應該畏懼的，但卻不太能意識到曾經危險的形勢現在已經安全了。

普通老鼠只會害怕在特殊聲音響起時帶電的那一個網格，而VPA鼠變得不僅害怕那個聲音，還對整張電網以及所有和它有關聯的事物表現出恐懼——比如相似的顏色、氣味、還有其他可以清楚辨別的蜂鳴聲。

「這種恐懼狀態被巨幅放大了，」馬克拉姆說，「於是我們觀察了杏仁體中的細胞反應，同樣的它們也處於極度活躍狀態，然後這一切終於變成了一個美妙的故事。」

馬克拉姆夫婦意識到了他們的研究成果的重大意義。他們意識到，超敏感的感官系統、記憶能力以及情緒系統也許能夠解釋為什麼自閉症患者在擁有出眾才能的同時又會有自閉障礙。畢竟，VPA鼠存在的主要問題並不是他們不能夠學習——而是它們學的太快，同時伴有太過強烈的恐懼感，並且這一變化不可逆。

他們回顧了卡伊的經歷：他曾經怎樣的捂住雙耳，極力抗拒去看電影，痛恨吵鬧聲；以及他那十分局限的食譜，和對於嘗試新食物懷有的顯而易見的恐懼。

「他很清楚的記得他曾經坐在哪個餐廳的哪個位置，努力了好幾個小時去勉強自己吃下一口沙拉。」卡米拉說道，想起了她曾承諾如果他能做到的話就會給他非常想要的東西。然而，他最終還是沒敢嘗試哪怕是最小的一片萵苣。這很明顯就是過度泛化的恐懼。

馬克拉姆夫婦也重新審視了卡伊的各種崩潰情形，他們猜想這些精神上的崩垮是不是在某些太過壓抑的感受促進下發生的。他們發現如果能事先弄清楚卡伊具體是對什麼情況過度敏感，就能盡早讓他離開那些不舒服的場合，或是趁他的痛苦還沒發展到難以忍受的地步時盡量緩和他的情緒，以此來防止他發脾氣。這個有關於「激烈的世界」的理念立刻就產生了實際的影響。

#杏仁體

VPA相關研究數據還表明，自閉症並不僅僅累及單個腦神經網絡。在VPA鼠的大腦中，已經證實了杏仁體和大腦皮層都對外界的刺激呈現出超敏感化。所以也許，馬克拉姆夫婦斷定，也許自閉性社交障礙並不是因為社交能力有缺陷，而很有可能是由腦內信息過載導致的。

想象一下，一個嬰兒身處於一個殘酷無情而又充滿未知的世界，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毫不意外，一個感受到過多外界壓力的嬰兒自然會試圖逃避。卡米拉認為這就好比失眠、時差反應、還有宿醉一下子同時發生。「如果你有一兩天沒睡覺，所有事情都會讓你感到難受，光線會刺激到你，噪音會刺激到你，於是你就退縮了。」她說。

然而，與成人不同的是，嬰兒無法逃跑。他們能做的只有大哭和打滾，以及隨之而來的對觸摸、眼神接觸、還有其他強烈體驗的極力躲避。自閉症兒童可能沈迷於各式各樣的圖案，以及事物的可預測性，就是為了去瞭解混亂。

與此同時，如果嬰兒選擇用逃避來克服周遭的混亂，他們將錯過一個被稱為「敏感期」的階段。在這個人腦發育期，大腦會對某些外界刺激尤其敏感，並快速接受它們。錯過這個「敏感期」可能會使他們患上一些終身疾病。

語言學習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嬰兒在三歲以前沒有接觸到語言環境，他們的表達能力可能受到永久性的損壞。以前我們錯誤地認為耳聾和智力障礙相關，如果失聰的寶寶沒有在年輕的時候學習手語，他們常常會患有長期語言障礙。但問題並非是他們大腦里的「語言區域」損傷了，而是他們在一個關鍵的時期沒有接受到相應的語言刺激。（巧的是，同樣的現象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學習第二語言對於小孩子來說很簡單，而其他絕大多數人卻很難上手）

這一髮現對於自閉症有著深遠的含義。當自閉症寶寶感到不知所措而選擇逃避時，其表現的社交障礙和語言障礙並非緣自受損的大腦區域，而是因為當大腦需要關鍵的輸入信息時，這些信息不是被周遭的噪音淹沒了，就是被寶寶們刻意回避了。

強烈世界理論也可以解釋自閉症兒童和棄嬰以及被冷落的嬰兒之間悲慘的共同點。被嚴重虐待的兒童經常和自閉症患兒一樣晃動身體，逃避眼神接觸，並有社交障礙。這些共同點導致自閉症孩童的父母在幾十年間備受譴責, 甚至還產生了「冷酷母親」這一惡名昭彰的頭銜。但如果患者的行為是一種應對機制，那麼自閉症就不是虐待造成的，而是因為日常的經歷就足已讓他們感到無法承受，甚至造成心理創傷。

馬克拉姆夫婦進一步梳理出了更深遠的含義：社交障礙並不能界定自閉症，甚至不是自閉症的一個固有特徵。如果通過早期人為干涉來降低或調節周圍環境的刺激強度，就可以保護自閉症兒童的才能，由自閉引發的缺陷也能減輕，甚至有可能完全避免。

VPA模型還捕捉到了其他一些自相矛盾的自閉症特質。例如，雖然自閉症人群最普遍的症狀是過度敏感，對於疼痛他們卻經常反應遲鈍。同樣的特質也表現在VPA鼠上。另外，關於自閉症有一個最為一致的發現，那就是異常的腦部發育，特別是在皮層。研究表明，自閉症患者的皮層存在過多的被稱為微柱體的迴路，相當於大腦的微處理器。VPA鼠同樣也有此特質。

而且，在對一些科學家的屍檢中也發現了額外的微柱體，而他們生前並未患自閉症，意味著這樣的大腦結構不一定會導致社交障礙，反而有可能伴隨著超人的智力。

也許自閉的大腦就像高性能的引擎一樣，只有在特定的條件下才會運作正常。如果具備了這些特定條件，這樣的機器將會像法拉利勝過福特一樣勝過其他的機器。

2007年馬克拉姆夫婦第一次發佈他們關於強烈世界理論的研究成果：一篇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關於VPA鼠的論文。隨後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雜誌刊登了他們關於此論文的綜述。次年，此領域規模最大的會議，神經科學學會，召開了此課題的專題研討會。2010年，馬克拉姆夫婦在Frontiers雜誌發表了第二篇論文，修正並進一步擴展了他們的論點。

自那之後，其他團隊複製並延伸馬克拉姆夫婦的實驗，已陸續發表了超過36篇關於VPA鼠的論文。今年的神經科學學會上，至少有5項關於VPA自閉症模型的新發現。關於自閉症感官方面的研究曾長期被忽視，但馬克拉姆夫婦的強烈世界理論以及VPA鼠實驗讓這個課題變得矚目。

但對於這些課題，此領域的研究同仁們僅給予謹慎的回應。除了來自蒙特利爾大學的精神病學教授勞倫 · 密特朗，同時也是蒙特利爾大學自閉症研究中心的主任。他甚至比馬克拉姆夫婦還更早地提出並強調了自閉症患者的感知差異。在密特朗教授之前只有極少數研究者涉及感知問題。幾乎其他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在社交障礙上。

可是當密特朗第一次提出自閉症與他所謂的「感官功能放大」有關聯時，他也與其他多數專家一樣，認為這種功能是一種缺陷的表現。當時他的想法是，一些自閉症患者之所以顯現出優越的感知能力，是高階的腦部功能造成的，這些功能在過去一直被認為是「零碎的技能」，而非患者真實的才智。以前自閉症天才又被稱為"白痴天才"，因為他們不象「真正的」天才，無法利用他們卓越的才智進行創造。密特朗在一篇綜述中如此解釋道：「自閉症患者不僅無法展示出他們異常的感知優勢，而且無法形成一種整體的或是高層次的表述能力。」

但隨後的研究讓密特朗意識到早前的觀點是錯誤的。他自己及其他人的研究皆表明，自閉症患者不僅在「低階」感知任務中優於常人，像是能更準確地檢測音階，更快更好地察覺某些視覺信息；在較為「高階」的認知任務像是視覺智力測試中也更勝一籌。

事實上，一直以來我們都明確地知道檢測和操縱複雜系統的能力是自閉症的一項優勢，以致於那些帶有自閉特質的天才們都快成為我們對硅谷人才的刻板印象了。比如今年五月，德國軟件公司思愛普宣佈將聘用650名自閉症患者以利用他們的特殊才能。數學，音樂鑒賞和科學成就都需要對系統，模式和結構有很強的理解力和操控力。自閉症患者及其家人在這些領域有著很高的比例，暗示了遺傳因素的影響。

「我們的立場來自各個不同的研究領域，但得到的結論卻是一致的，」 密特朗在評價馬克拉姆夫婦及他們的強烈世界理論時這麼說到。（密特朗還指出，馬克拉姆夫婦是在研究細胞生理，他則把自己想象成在研究真正的人腦。）

密特朗還說，亨利 · 馬克拉姆是從別的領域轉過來的，還有個自閉症的兒子，「他應該會有有自己的想法，不會受固有理論影響」，尤其不會被那些將天才視為缺陷的觀念影響。他說，「我非常贊成他們的研究」，不過他認為馬克拉姆夫婦還有很多細節需要證明。

密特朗的支持態度並不意外，因為「強烈世界理論」與他自己的研究發現相吻合。甚至「心智理論」的另一位創始者也認為，亨利團隊的發現很有可能是正確的。

劍橋大學自閉症研究中心主任西蒙 · 巴倫-科恩對我說，「自閉症患者的社交障礙，例如無法判斷認知方面的同理心（也被稱為「心智理論」），有可能是更為基礎的感知異常的結果。對這種觀點我持開放態度」。換句話說，馬克拉姆夫婦的生理模型可能是原因，科恩研究的社交障礙才是結果。科恩還說，VPA鼠實驗模型「值得關注」。不過，他也指出，大部分自閉症並非VPA所致，也有可能患者的感知缺陷和社交缺陷是共生關係，而非因果關係。

他的合作者、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認知發展教授福爾斯卻並不信服。她提起強烈世界理論時說，「這對我沒用。我不想說這是垃圾，但我認為他們想用一個理論解釋太多東西了」。

但和這兩位科學家相反，自閉症患者家庭對這套理論的反響非常熱烈。自閉症患者自我宣傳網絡主席尼曼說：「與之前的大多數理論相比，強烈世界理論的一些內容與自閉症患者的狀況更相符。這套理論更強調感知問題，與患者的真實情況更為貼近。」經過尼曼和其他自閉症患者的努力，感知障礙已列入DSM-5（《精神疾病的診斷標準第五版修訂版診斷標準》），這是感知障礙首次作為自閉症症狀被如此認可，也是強烈世界等類似理論逐步被接受並認可的又一跡象。

希爾伯曼正在撰寫一部自閉症歷史：《神經族：睿智看待思維獨特之人》（NeuroTribes: Thinking Smarter About People Who Think Differently）。他說，「七十年來，我們對自閉症的研究都基於這樣一種認識：自閉症患者是腦損傷患者。但強烈世界理論卻告訴我們，自閉症患者察覺的太多也感受的太多。這個理論很有價值，因為我覺得‘損傷說’嚴重傷害了自閉症群體和他們的家人，也誤導了科學。」

吉爾曼有個自閉症孩子，她也對強烈世界理論充滿熱情。她在回憶錄《反浪漫主義的孩子》（The Anti-Romantic Child） 中，描述了為兒子求診的漫漫長途。本傑明上幼兒園的時候，吉爾曼就帶他到耶魯兒童研究中心做全面評估。當時，他沒有任何典型的自閉症跡象，但看上去的確像是閱讀早慧——兩歲半的時候，他就能一字不差、大聲而流暢地朗讀媽媽的博士論文了。和自閉症患者的其他天賦一樣，閱讀早慧也往往被看作「零碎」優勢而被忽視。

吉爾曼回憶說，當時，耶魯專家們排除了自閉症，說本傑明太「熱心」、太「關心」了。馬克拉姆的擁抱也和這差不多，被當作排除自閉症的因素。但在12歲的時候，本傑明被正式診斷為自閉症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但是，從強烈世界理論的觀點來看，熱心與自閉並不矛盾。看似反社會的行為是因為受到他人情緒的過分影響——與冷漠恰好相反。

實際上，對正常兒童和成人的研究也發現，過度悲痛也會削弱同理心。如果他人的悲痛讓旁觀者都感到難以忍受，連正常人都會首先抽離，先平復自己的情緒，而不是幫助他人——這就和自閉症患者的反應一模一樣。只不過自閉症患者更容易感受到悲痛，所以他們的反應就顯得不正常。

埃米莉 · 威林厄姆（Emily Willingham）說，理解他人的感受並被這樣的感受淹沒，可能會導致不恰當的情緒反應，或者導致感知關閉，後者被視為同理心缺失。她是一名生物學家，也有一個自閉症孩子，她甚至懷疑自己也有阿斯伯格綜合症。她說，自閉症患者「將站在他人角度體驗到的情感海嘯般一股腦承擔下來，內向只是一種保護」，而不是冷漠。

至少有一項研究支持了她的觀點，研究表明在認知測試中得分低的自閉症患者，其實比正常人更容易受到他人情緒的影響，還記得安妮、莎莉和藏大理石那個實驗嗎？吉爾曼說，「我有三個孩子，我最能感同身受的就是自閉症那個」。她還說，第一次聽媽媽讀到強烈世界理論時，就說「本傑明就是這樣。」

本傑明的超級敏感顯然也與他的超級感知能力有關。「他有時候會說，‘媽媽，你在用D調說話，能不能換成C調？這樣我更容易專心，也更容易聽懂。’」

本傑明學過音樂，智商又高，所以能用自己的「絕對音感」能力（無需借助參考音就可辨別音准的能力）描述問題。但很多自閉症患者並不能像他這樣說出自己的感受。雖然卡伊也對語調很敏感，他說自己最喜歡一位女老師，是因為她「說話輕柔」，哪怕不高興的時候也一樣。但直到19歲，卡伊仍不能做出更具體的描述。

最近去洛桑時，卡伊穿著一件天藍色連帽衫和查克 · 泰勒風格的灰色運動鞋，鞋帶在頂部仔細地松開了。 「我的說唱運動鞋， 」他面帶微笑地說。卡伊會說希伯來語和英語，和母親生活在以色列。他的學校在雷霍沃特附近，這所學校專門招收有學習障礙的學生。他的行為很自然，不過，偶爾也會沒理由地皺眉頭。但當他說話時，很明顯，他想和別人建立溝通，即使他一個問題也回答不出。當被問及是否認為他看到的東西和別人不一樣時， 他說， 「我用另一種方法去感受他們。」

卡伊在客廳等著家人帶他出去吃飯。亨利的姑姑和姑父也和他們住在一起，幫忙照顧他們的新成員：9個月大的夏洛特和一歲半的奧利維亞。

「這是個拼湊起來的大家庭」卡米拉說，並提到，他們去以色列時，通常住在亨利前妻的家裡，在洛桑時，她便和亨利的家人住。夫妻倆都經常出差，不時會遇到問題。沒有人會忘記卡伊小時候發的一次脾氣，結果被荷航禁止登機。航班延誤令他非常不安，他到處亂踢，尖叫，並吐口水。

然而，卡伊現在很少發脾氣。在家庭和學校的支持下，加上他最近正在服用一種抗精神病的藥物，卡伊對自己的敏感反應有了更深的瞭解，因此他的自閉症狀也得到了緩解。

「我過去是一個壞孩子。總是不停地敲打東西，惹了不少麻煩， 「卡伊提起他的過去時說。 「我以前真的很頑皮，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但我現在長大了。「他的親戚點頭表示同意。卡伊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儘管他的父母仍然認為他的大腦還有遠比他講話和學業所表現出來的更大的才能。

在馬克拉姆夫婦看來，如果自閉症是由超敏感的大腦引起的，那麼這些最敏感的大腦其實是最容易被這個強烈的世界弄傷。但是，如果自閉症患者能學會對大量的信息進行篩選，尤其是在童年時期，那麼那些最脆弱最嚴重的自閉症患者可能被證明是所有人中是最有天賦的。

馬克拉姆就是這樣看待卡伊的。「他的智力並不差，」他說，「他是有缺陷，但他的大腦有些不尋常的事情正在發生。這是一種躁郁症。就像他繼承了很多我的怪癖，而且這些怪癖都被放大了。」

怪癖之一就是對準時的堅持。 「如果我說要做什麼事，」馬克拉姆說，「我可能會變得非常執拗。到那個時候一定要做到。」

他補充說，「對我來說這是優點，因為這意味著我會兌現。如果我說我會做一些事情，我一定做到。「但是對於卡伊來說，預期和規劃會失控。當他要去旅行時，早早就會提前，一遍又一遍地規劃旅程中的每件事。「他會坐在那裡計劃，比如，何時起床。他就要去執行。無論如何他都要登上那架飛機，」馬克拉姆說。「但他可能已經因為這些細節浪費一整天了。這就像是我的怪癖走到了極端，對我來說，這種怪癖是一種優點，但對他來說，就成了缺陷。」

如果這是真的，自閉症患者就有著難以置信的未被認識的潛力。如果說卡伊的大腦甚至比他父親的還要細膩縝密，那他就有可能比他父親更加聰明。 比如馬克拉姆的視覺能力。葛蘭汀，他第一本以自閉症為主題的回憶錄名為《圖片式思維方式》。和他一樣，馬克拉姆也有著驚人的視覺能力。 「我能看到我思考的東西， 」他繼續說，當他思考科學或數學問題， 「我可以看出事物本來的樣子。如果它不存在，我馬上就能在腦袋中將它模擬出來。」

在馬克拉姆的人類腦計劃的辦公室，訪客能夠體驗被這種思維佔據的感受。在配有藍寶石色，鬱金香形椅子的小放映室里，我手持3-D眼鏡。燈光變暗的瞬間，我似乎置身於一座神經元森林，那麼清楚、那麼濃密，如天鵝絨般柔軟得讓人忍不住想伸手去摸。

被如此真實的仿真包圍著，讓人很難注意旁白，其中就包括關於該項目令人震驚的事實。但也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給。如果這只是一小段卡伊的日常生活，那就很容易明白他小時候是多麼困難了。這是關於自閉症和同理心的悖論。問題可能不是自閉症患者不能理解普通人的觀點，而是普通人想象不到自閉症的真實情況。

最嚴重的缺陷反而隱藏著天賦，這觀點令強烈世界理論的批評者們感到吃驚和不快。他們覺得這不過是一廂情願，給那些希望看到自己孩子最好的一面的父母和那些一直努力擺脫自閉症污名的人提供了虛假的希望。他們說某些類型的自閉症就是智力障礙。

他接著說，「從生物學上來講，自閉症不是由單一的條件引起的。從生物學的層次問‘是什麼引起自閉症？’，就相當於問一個機械師‘為什麼我的車啓動不了？’，原因太多了。」貝蒙迪相信強烈世界理論能夠解釋某些形式的自閉症，但不能解釋其他的。

然而，卡米拉仍認為堅持數據顯示那些缺陷最嚴重的人往往是最有天賦的。她說：「從生理學和連通性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大腦才是最強大的。」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怎麼能夠釋放出那些潛能。

「我希望我們能給別人帶來希望，」 她說，同時承認強烈世界理論的支持者目前也不清楚該怎樣正確地進行早期干預，甚至不知道這樣的干預能否降低大腦的缺陷程度。

尼曼以及其他自閉症領域的主要研究者對神秘的能力這個猜想表示擔心，他們害怕這個猜想會給自閉症患者帶來另一種不好的名聲。他說：「我們承認，自閉症患者在認知方面的確有一些優勢，而且這個現象非常值得研究。」但他強調，「一個人無論他有或是沒有特殊的能力，他的存在都是有價值的。如果說我們被社會接受只是因為我們有時能做炫酷的事，那麼我們其實並沒有被社會接受。」

現在馬克拉姆夫婦正探索能否在自閉症早期，營造一個平靜的、可以預見的環境，減緩VPA鼠的超負荷狀態，減少意外發生，從而降低VPA鼠的社交困難，同時提升學習能力。最新研究表明，在嬰兒二個月大時就能夠檢測出自閉症，所以也意味著這種治療方案是非常吸引人的。

卡米拉說，目前的數據非常樂觀：意外的新事物會讓受試鼠情況惡化，而有規律地、重復地、謹慎地介紹新的信息則對它們有益。

對人類來說，就是在嬰幼兒這個關鍵時期，大腦最脆弱的時候，需要保持大腦神經電路的穩定。馬克拉姆說，「在高強度下，大腦電路會關閉，接著僵化。這是我們想要避免的，因為想要逆轉這個過程將會十分困難。」

對自閉症兒童來說，早期介入治療或許可以幫助他們提高語言學習能力和社交能力。儘管早期介入的優點已經明確但這些治療一般不採用強烈世界理論的觀點。應用行為分析這個最為流行的介入方法是通過獎勵患者配合「正常的」行為來治療自閉症，而不是去瞭解導致患者行為的動因，或在大腦缺陷出現的初期解決問題。

調查顯示，事實上只有當人接受適量的挑戰時才能學得更好——即不至於無聊，也不至於不堪重負；既不在舒適區，也不在恐慌區。對於不同的自閉症患者最佳的點也許是不同的。但是馬克拉姆夫婦認為不同的只是程度，而不是種類。

馬克拉姆認為應提供一個溫和而可預見的環境。「這跟懷孕的第四階段差不多，」他說。「為防止大腦迴路鎖死到恐懼狀態或行為模式，就要盡早提供一個已過濾的環境，」馬克拉姆解釋道。「我認為如果可以避免上述模式，那大腦迴路就可以進入安全而靈活的模式。」

創造這樣的一個「繭」需要用耳機等物來隔絕過多的噪音，然後逐漸提高強度，盡可能保持日常慣例，避免驚嚇。如果父母與老師可以正確操作，馬克拉姆總結道，「我覺得他們可以成為天才。」

在科學領域， #偏見一直是一個看不見的敵人， #如果你心裡已經有了答案__可能就會變通規則來迎合，#無論是故意還是僅僅因為我們本能地想要忽略不利的真相。」事實上，所有的科學手段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系列為避免偏見的嘗試：實施雙盲對照試驗就是因為病人和醫生都傾向於看見他們想看見的結果——改善。

同時，最好的科學家是被激情驅使的，而激情都只來自於個人的需求。馬克拉姆夫婦承認他們與凱伊的經歷影響了他們的工作。

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尊重科學。對於強烈世界理論的許多批評，馬克拉姆夫婦都可以簡單地回答說，他們的理論只適用於一部分自閉症情況。這樣就很難推翻了。但他們並沒有這樣做。在2010年的論文中，他們列出了一系列如果成立，就能將強烈世界理論推翻的發現，包括發現有人的相關大腦迴路沒有過度反應，或者發現有人大腦迴路的過度反應並沒有導致記憶、感知或情緒的缺失。然而就目前來說，已有的數據都是支持該理論的。

但是不管強烈世界理論可以解釋所有還是大部分的自閉症，它都已經對自閉症主要由缺乏同理心或社交紊亂造成的舊觀念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強烈世界理論挑戰了這個給自閉症打上烙印的刻板印象，即將自閉症患者的優勢塑造成缺點，或者因為相關的弱點而使優點變得不那麼重要。

馬克拉姆嘗試從他兒子凱伊的視角出發——他幾乎做到了完全一致的視角——已經為自閉症患者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他證明，自閉症患者並不像人們認為的那樣缺乏同理心。如果強烈世界理論被證明是正確的，我們將會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自閉症，甚至是看待普通人對現代生活中普遍的數據超載現象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