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ma and Ernie

病了超過一星期，起先只是一般流感小發燒，躺了幾天後膝蓋決定來發個炎，反而痛到凌晨跛著腳去急診，那日清晨急診真的很閒，平常很忙的護理人員對我呵護備至，我坐在輪椅上被推來推去，還有人幫我拿藥，頓時覺得好幸福。平時被我照顧的人也是這種感覺嗎？我也給被照顧的人這種幸福感嗎？可惜骨頭沒什麼問題，打個止痛針就回家了，門診醫生再加了一針消炎針，驗了血，叫我今天再去看報告。原本應該休息的上星期，依然忙碌的不得了，因為繼續走來走去，所以走路仍然一跛一跛。剛剛想作弊取消掛號一點再重掛，這樣號碼會很前面，通常是一號，失敗數次之後發現了一個驚人的小秘密，原來這個醫生會事先看病歷，看完後系統鎖上，想作弊也不成。我在想原本看完醫生還要做的事，現在決定將順序顛倒，先做完後面要做的事再去看醫生，這樣可以少污染幾個地方。

至於為何生病還是無法避免忙碌的一週，我也不知道有什麼非做不可的事，除了帶著母親最新的MRI分別去兩個醫院給神經內科和神經外科的醫生看之外（這兩人是夫妻，超有趣），我自己順便照了X光回診，醫生對我的人工椎間盤與骨頭癒合的程度不是很滿意，但因為和他的技術無關，所以他就放過我了，或者也許因為他們一家四口吃了很多我買的果貿吳家水餃，總之一次門診看兩個病人這種事我還是第一次做，但也沒什麼好拿來說的。

讓我在發燒剛退就得在正中午到監理處辦驗車過戶的原因是某日大哥神秘兮兮的跟我說：「我今天做了一件很瘋狂的事。」然後叫我猜。我在電話這頭翻著白眼說：「你開車到花蓮？」「不是。」「台東？」「不是。」然後我就放棄了。答案是他們全家（除了在日本工作的女兒）去看車，當場下訂了。這種尋常人一天到晚在做的事可以被他定義為很瘋狂我也是昏了（那時我真的還在發燒啊）。然後他就說他那台16年的Camry報廢可以抵五萬，所以可以五萬塊賣給我，被我罵神經病，因為半年前我才問他要不要賣我20萬，被悍然拒絕。現在他決定買新車，才開五萬多公里的舊車自然落在我手上。至於我那輛1997年的紅色Camry （Emma是也），是母親六十歲那一年買的，我從英國回台灣時才開了四萬六，經過這些年的南征北討也還沒超過12萬公里，而且過年前才剛整理過，與其報廢不如送人。我一一詢問朋友都沒有興趣，最後落在很熟的水電工手上，還以三萬五成交。他們每三週會回花蓮探望住在安養院的母親，以往都是搭火車，現在有車可開，最開心的是他高中剛畢業的兒子，立馬要去學開車。我在實習醫師裡看過「骨牌移植手術」，這個應該可以叫「骨牌過戶」。因為星期五以前要把大哥的車牽回來，因此我趕在星期二就踩著一對軟腳趕快去辦了過戶。

清空車內雜物時，我萬般不捨，畢竟這輛車不但跟著我在三芝及台南住了數年，當年也是開著這輛車帶著前男友環台，最重要的是，這輛車的味道是丹丹的家，我開著這輛車載著丹丹回台北時，她從台南站到員林才坐下。回台南搬家時母親半夜肺炎住院，我開著這輛車一路飆回台北。也許這輛車跟我一樣，雖然歷經風霜，全車烤漆三次，南北往返無數回，去過雪地的合歡山，走過中橫與蘇花，不論那裡壞了，修過之後依然一樣可靠。因為連倒車雷達都沒有，所以我練就一身停車的好功夫。十六年是我在英國留學時間的兩倍，原本的計畫是等母親過世後沒有載輪椅的需求了再換車，如今提前說再見，那天，我暗自在車上掉了眼淚。

朋友問起時，我回答：「Emma the dog is having fun with other dogs (and a kitty). Emma the car I gave my plumber.」英國人就很愛笑plumber這個字，所以有機會就拿出來用。

綜合所有醫生的意見與解釋，我對母親的狀況有更確切的瞭解。有些醫生把「退化」比喻成機器老舊，其實並不然，至少大腦的退化並非如此。大腦的退化更像樹木的枯萎，是一條只能延緩，無法改善的不歸路。“It's like I am grieving her WITH her.” 是我能想到最恰當的描述。

我問醫生該怎麼照顧她，所有的醫生都說隨便我，她亂就讓她亂，想讓她睡就讓她睡，以前會抱怨腰痛現在卻常常做出會腰痛的動作，「也許是習慣那個痛了，或是會痛不會說」，醫生這麼解釋。畢竟大腦運作的絕大部分還是未知的領域，構造都沒問題，但功能減退了，這就是「老化」。

看完醫生，我順便去將大哥的車開回我的車位，明明同樣是Camry，他的車就是那麼顧人怨，因為少開，板金烤漆沒有在整理，雖然雜物清光了還是覺得髒的要死，還有那討人厭的大屁股，真的有必要做的那麼方正嗎？而且開車的基本配備什麼都沒有，沒有行車記錄器，沒有手機架，連eTag都沒貼，害我星期六花了整個下午整理。路上的黑色轎車總是給人奢華感，我的這輛黑色轎車像個糟老頭，於是我在路上給他取了「Ernie」這個名字，電影裡的Ernie通常是個禿頭大胖子，但做事很可靠。我完全沒有打算和Ernie共度餘生，「這車開出去很丟臉耶！」而我是那種什麼廉價車都開過的人，Ernie唯一的好處是有倒車雷達，誰希罕啊，哼！

知道我與Ernie說再見時表示我也與母親說再見了是一件很詭異的事，到時我已成了真正的孤兒，到時我必須重新尋找居住地，到時我必須決定剩下的人生要做什麼。到時我不用再每兩週自己換尿管，到時我不用檢查抽出來的痰的顏色與濃稠度，到時我不再需要找看護，不用每個月買照顧用品。

到時我就自由了。

天啊我想念丹丹。

One down, one to go.

天蠍的毒舌本性常常使我在不恰當的時間說出不恰當的話。例如父喪之夜，老友安慰我時我最關心的是解決了一個還剩一個。例如和姪子送父親牌位回家的路上，我說起遺囑中把25年的豐田老車留給他，他露出為難的表情說：「為什麼要留給我？（我都缺錢了還得花錢把你的破車報廢）」。除夕夜我向大嫂提起他詼諧的反應，我那台大高材生，大一就被女友倒追的姪子回頭露出燦爛的笑容說：「可以留十萬塊給我就好嗎？」我輕輕巴了一下他的頭笑著說：「你白痴喔當然不只一輛車給你！」

終於熬到上班日前一天，我迫不及待準備好行李在入院前先入住飯店清靜一番，過去近兩年來，這裡是我的一方小小避風港，總是同一個房間，同樣的窗景，除了回家巡田水之外鮮少外出，是我唯一能真正獨處，暫時覺得安全之處。有時我很想躲在這裡，等一切結束再離開。這裡是我的喘息服務，我的心靈休憩所，能安穩睡覺又不用聽抽痰機運作的聲音。唯一的不同之處在於，這次的入住額外感傷，因為家裡的兩名外籍看護要回家了，接下來的幾個月，我得親力親為，下次回到避風港喘息之日遙遙無期。

彷彿看護回家時我在恢復期，得戴著護頸這一點還不夠慘，被問到術後多久可以抱病人時，醫生說「最好半年」。聽到大哥轉述時我哈哈大笑，他問我怎麼笑得出來，我說不然難道要哭嗎？真的找不到人幫忙頂多就是戴著護頸護腰做事，如果脊椎又出問題再回去找醫生修理。再怎麼樣也說不上對父母有多深的感情，更別說是愛，但把需要陪伴的病人送安養院這種事我做不出來，我的良心不允許。

有時我覺得應該把這顆良心餵給丹丹吃掉，那麼我的生活也許輕鬆許多（承認吧英式幽默是一種無藥可醫的絕症），至少不用扛別人的情緒，不用為別人堅強，還有很多一時之間想不出來的好處。只是如我以前在台南認識的射手女名言：「想那麼多幹嘛。」那日我見到她，第一次有想抱著朋友大哭一場的衝動，原來疲憊容易使人失去信念。「我們與惡的距離」裡有一幕，女主角在火葬場抱著遺照對著遺體大叫：「火來緊造喔！」我也經歷同樣的一幕，只不過我是跪在火葬室門口，和大哥姪子一起大叫：「爸爸火來緊造喔！」我一直在想，如果是我，我不要緊造，我要燒的乾乾淨淨，灰飛煙滅，無魂無魄，永無來世。

最好是啦。根本沒有燒得乾乾淨淨這種事，以攝氏一近千度焚燒近一小時之後，父親遺留的骨灰依然足以填滿整個骨灰甕。頭蓋骨的大小和我將八十年前死去的叔叔起掘時相差無幾。這只讓我更堅定，我才不要骨灰甕，不要靈骨塔，把我磨成細粉，埋進泥土之中，塵歸塵，土歸土。

對我這個年紀的人而言，也許我對死亡真的過度思考， 然而，思考死亡就是思考生命，是誰說過，You only know how to live when you have stared death in the eye.

疼痛使人疲憊，疲憊使人失去信念，久病厭世就是這麼來的。對於即將面臨的種種問題，我已經懶得思考。大哥一直問我沒有人幫忙怎麼辦，我只好建議他去燒香求他爸爸幫他老婆找看護，我還不敢奢求「好」看護。人生究竟有什麼是我們能掌握的呢，需要掌握嗎，反正掌握不了，不如順其自然，（省得在老天爺面前自取其辱）。Man plans, God laughs.

Everything that has a beginning has an end. If there's no end in sight that means you are stuck in Hell, or dead. The thing is, the exit sign of Hell often only appears when you least expect it. If you are going through Hell, keep going. （天啊最後一句真的是邱吉爾說的嗎？）

身為過來人，我必須說有時候地獄也會點綴一些唬人的風景，讓人在極度痛苦之中不得不會心一笑，彷彿老天爺調皮的眨眼送溫情。例如我那笑容燦爛的姪子，例如什麼「瓜」都不吃的丹丹，例如在最後一口咖啡前副主廚送上的美麗莓果。

All I know, all I need to know is, one down, one to go.

善良的代價

每個月有一天，居家醫師和居家護理師會到家裏訪視，醫師負責開藥，護理師負責換管路。因為我們離醫院最近，通常我們是早上的最後一站。有一次我聽到他們在訂便當，下次他們來時我就準備好了便當，幫他們節省時間。父親出院後，居家醫師改成安寧科醫師，除了丹丹之外，我覺得這位醫師是我生命中的陽光，這位血液腫瘤科醫生的名言是：「在我眼裡每個病人都是安寧病人。」不要以為他的病人真的都是安寧病人，此話其實頗具深意。

雖然貴為主任，這位醫生非常直來直往，一整個好相處到不行。問他想喝什麼飲料，他直接點可樂加冰塊，因為實在沒有時間客氣，看到便當只猶豫了三秒鐘便直接一邊吃一邊討論病情及處方，因為等下離開之後可能就沒有時間吃飯了。如果還有餘裕，甜點和咖啡也在菜單之列。對我我來說，醫生吃越久我可以討論得越多，對醫生來說，吃越飽回去越有時間直接做別的事，兩全其美，皆大歡喜。

過去半年中，我們發現母親腦幹小中風，由於不明原因的急性譫妄而住院住了十二天，當時媽媽的看護咳嗽流鼻水，被護理站退貨，由我自己陪病住院，為了謹慎起見，我連家都不敢回，換洗衣物都用小說裡的「dead drop」，事先約好地點但不接觸。在醫院裡四度被護理師問是否為護理人員，因為我從抽痰餵藥到換尿管都會。那時母親的譫妄嚴重，下藥頗重，我卻珍惜單人房裡的獨處時光，珍惜到看護感冒好了我還是不肯讓她替換。

老年譫妄是一個未知的領域，沒有人知道真正的成因為何，當然也沒有確切的治療方式。出院後整個作息改變，早上七點就推她出門曬太陽，太陽下山就讓她準備進入休息狀態，慢慢入睡。有時候不可能等醫生每月一次的訪視才調整藥物，這時只能憑著自己的經驗 Try and Error。經過休養，譫妄改善了，失智出現了，先是不認得自己的房間，然後忘記父親的意外，有時不認得已經來三年的看護，小中風加上腦部萎縮，她漸漸失去過去三五年的記憶，進入她之前最害怕的地獄：ボケ（老人癡呆）。

也許是因為我和父母同居的時間最長，最了解他們對生命末期的期待，因而知道他們兩人都處於最不希望發生的個人地獄中：一個清醒的全身癱瘓，一個有活動能力的失智，能把失智換到全身癱瘓的人身上不是必較好嗎？我看著他們的痛苦，想著我一定能做些什麼，減少他們的痛苦，我唯一能討論的家人是大哥，人皆稱醫師但是是牙醫。有一次在討論慢性呼吸衰竭時他堅持有感染才算慢性呼吸衰竭，我忍不住罵他學理很爛，他生氣地回我「你不要每次都以為自己是醫生好嗎？」（並沒有好嗎，我只是翻譯。）後來他去問了真正的醫師朋友（唸過醫學院的），向我承認我說得對。

在討論母親的狀況時，我表示為她的痛苦感到不忍，他居然回我一句「她現在意識不清有很痛苦嗎？」我氣了三天三夜，想到一個比喻：「我把你的前額葉割掉，讓你什麼都感覺不到，然後把你每天看牙齒那隻手掌截肢，不要說十年，讓你健康活個五年就好，你覺得如何？」

他無言以對。

醫生家訪前聽說了這件事，一坐下來劈頭就拿出他的開場白：「那個你在英國念博士是念什麼的？」我翻翻白眼說：「你到底要問幾次啊？」然後他叫我去度假，什麼都不要管，全部丟給別人。這個總是大口扒便當的主任醫生還把自己的小孩扯下水，為的是告訴我就算是同一對父母生下來的小孩也都個個不一樣。最後，他講了一句讓我釋懷的話：我所念過的書，接觸過的文化，對生命末期的尊嚴及安寧的認知，台灣社會的一般認知只是幼稚園而已。北歐國家從臥床到死亡平均只有七天，我們到那個境界還很遠。

在某一集的實習醫生裡，監獄送來一位腦部受傷的死刑犯，再過七天就要執行死刑。神外醫生堅持將他治好後讓他伏法，他的住院醫師女友（也就是女主角）卻覺得既然院內有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人，他又符合條件，讓他死在醫院或監獄有什麼差別嗎？後來死刑犯自己承認他是在操弄女主角，希望在醫院死去。這時又恰好碰到神外醫生的母親來訪，女主角第一次見面時裝得很陽光的樣子，第二次她就裝不下去了，很直白的說我知道你想認識我，可是我不是那種婆婆會喜歡的女生，我的個性黑暗扭曲，我連自己到底為什麼會同情一個連續殺人犯都搞不清楚。這位見過世面的婆婆很鎮定的說：「很高興認識你。」隨後，她將一枚婚戒交給兒子，雖然他已經結過一次婚，而他的母親和女主角相處不到一個小時。她向訝異的兒子解釋：

It's easier to have compassion for a good person than a murder.

醍醐灌頂的一句話。

後來，女主角依照死刑犯的要求出席行刑。離開監獄後她抱著男友大哭：「我知道你不瞭解我，我也不瞭解我自己，我想對他表現一點同情心，所以我才來，可是那場面實在是太可怕，太可怕了。」

我一直拼命向每個認識我的人解釋，這兩年半來我的作為並非出自於孝順，也並非出自於愛，
我只是遇到了，覺得這對老人其他三個小孩都無法好好照顧他們，陪伴他們，所以放棄自己的事業。我不見得是在做願意的事，但我知道我在做對的事。只是知道這一點不一定夠。孝順和同情的界線是什麼？做不下去的時候，我可以因為從前他們對我的傷害而一走了之嗎？我和他們的感情不好，我看到他們痛苦的樣子，又為什麼那麼痛苦？外人一直以為我是因為照顧得太累才難過，其實我是因為不忍心。沒有人，就算他們傷害過我，就算他們做過什麼壞事，也不該在生命末期過著毫無尊嚴的生活。

後來，我告訴自己這是他們的命，然後我遵從醫囑，打包住進旅館，開始思考我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