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被錄音組寵壞的演員.入行的第一部戲,就在師徒檔杜篤之老師跟湯湘竹同學的羽翼下.

表演之中,聲音是很重要的一環,正規的影展也要求演員必須是原音演出,否則不能參加比賽.

我之所以稱湯湘竹是同學,一方面他老婆真是我同學,另一方面,他第一次正式當現場的錄音師（不是舉竿,吊BOOM的）也是我的第一部戲1994年“我的美麗與哀愁”.

過去拍戲25年,常常碰到不同的錄音師,我都非常嚴肅地對待裝Mic的過程,因為我很清楚,當時的情感所說出來的台詞,呼吸,都是無法還原與複製的.但很不幸的,常常整部同期錄音的戲,到最後被通知,整部戲都要重配.除了杜篤之老師的錄音組合.

記得一部戲叫“夜奔”,那是編劇王蕙玲老師的劇本,整部戲幾乎都是我跟黃磊的書信來往作為結構.有一天快殺青了,湯哥說,我們找個地方把書信的部分都錄了吧.他說演員一般離開了劇組,心就去了別的地方,那聲音也就找不回來了.

我們找了北影廠的一間教室,架起了麥克風,念著念著,突然湯哥說還是有雜音,於是發現是日光燈“鎢絲”的聲音.湯哥關了燈,讓我們拿起手電筒看著劇本念…那安靜與專注的感覺,我到現在還記憶猶新.

回到台北,一個電影聚會,杜哥姍姍來遲,他說他在趕著做“夜奔”的聲音.他看著我說“夜奔的OS說得真好.”我當時以為他在笑我,他又說“但是你還是得來補三個字,因為你的台詞跟台上的崑曲有點搭到.”

隔天,我開著車,心想就三個字,應該很快就結束,就路邊隨便停車吧！你一定沒想到,我從早上10點錄到下午2點多,還蹭了個午餐,就是沒過杜哥的那一關三個字“就是他！”最後杜哥用回了現場的台詞.我車子被開了紅單.

太多這種例子了,以至於我常常對於現場隨便收音的態度覺得難過.

這次拍攝,我們的演員也曾經因為冬天、雪地、一層一層的衣服、圍巾，為了要裝Mic很麻煩,苦思地問我：“反正都要重配,只是收參考聲不是嗎？”我嚴肅地告訴他們“好好裝,就不用配！”果不其然,最後要配的,都不是當場錄音的問題,都是我稍稍改動的台詞部分.這點讓我去幫演員補錄時有點小驕傲，甚至連演員都說“第一次不用補,好爽！”.

我們的現場錄音師建緯，阿桑也是非常的辛苦,舉竿的,不管你演多久,他就得穩穩地舉多久,掌控錄音機的,不管多冷,他都不能戴著手套…搭景的空曠回音,路邊的小狗叫聲,遠處的飛機聲、喇叭聲…最難為的是,他們永遠要躲在鏡頭外卻要離演員最近的地方…難上加難啊！

必須一提的是,湯哥的錄音車是一個小小避風港.有時候我在監視器前覺得人太多,或者需要清醒一下腦袋時,我就會跑去他的監視器那裡窩著.錄音組的建緯跟阿桑，還有劇照師Mark就會圍成人牆,讓我安靜幾分鐘.

這還延續到我後來在中影剪接時,湯哥來探班,帶我去一個外牆的小角落,對我說“有無數的導演都在這個地方偷偷的哭,因為要剪掉心愛的片段！”哈哈

回到後期錄音室,是我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杜哥跟書瑤總是給我吃定心丸.他們總能準確地知道每一場的重點在哪裡.那些鏡頭裡沒有帶到的部分,他們要用想像力來補足.哪些情緒要更生動、削弱或者加強,甚至口氣,他們都可以做調整.

有人說,剪接是後期的二次創作,我認為聲音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杜哥花了三十多年的時間搜集各種原聲,他盡量不作假,對聲音的所有初衷都是如何讓電影更好看！

閱片無數的他,偶而也會給我意見.片中田父的那封信,我坐在杜哥的工作室裡跟他也討論很多次屬於一個父親的心情,改了又改,改了又改,最後才定稿.

還有一場戲在飛機上,空服員的廣播,當時我們找人現場錄了,但是杜哥幾次提及他覺得內容口氣都不對,他立刻翻出他過去坐飛機,或者搜集的一些聲音拿出來做對比,結果,我們重新再請北京一位真的空服員重配廣播的部分.

小曉第一次回老家的戲,一鏡到底,各種婆婆媽媽的關心問候,杜哥跟書瑤也一一點睛般地把小曉身處老家為難的狀態表達出來.

我好像從來沒有見過杜哥發脾氣,他總是慢慢悠悠有著自己的節奏.我最喜歡跟他聊天,他總給我感覺這個世界上情與義才是最根本,也提醒我創作的初衷,不要偏離.而這些也在他整個工作的團隊聲色盒子裡展現出來.

你若有機會看見他工作室牆壁上的工作照片,你會看到近代華語片重要的過程.（當然也看見大家“長大”“變老”的過程,哈哈）

非常感動得過金馬獎12次的杜哥,這次也要陪我走紅毯.
也許該給我裝一個Mic聽聽我的心跳聲！

杜哥在我剛剛入行時曾經跟我說“你別怕沒工作,以後可以當配音領班！”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這個選項？不過,杜哥,請記得喔,我沒工作時,記得收留我.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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