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林嶺東的「躁」變成一種力】

2018年12月30日下午3點幾，開了Netflix，諗住睇那齣標榜有好多結局的新一季《Black Mirror》，點知唔覺意發現有《龍虎風雲》，唔使諗，即翻炒。

高秋的結局，注定只有一個——當年仲讀緊小六時的我已經咁諗。
一個小六學生所認知的，自然僅限於小學那一個小世界（即使那個小世界對當年的我來說已是一切），構成那個小世界的，就只有同學和先生；（大人Keep住灌輸給）我需要去做的，就是讀書，考好學能測驗，升讀第一志願的中學。
我不敢說這是一種壓迫，但我的確冇得揀。
高秋一樣冇得揀。
臥底這身份，就是要求他不得不去做二五仔，問題是當他每天面對的都是注定被他出賣的人，而這班人（相對來說）又對他有情有義，他開始迷惑：幫上司破案而去出賣對自己有情有義的人正確？還是乾脆辭職不幹以免繼續出賣別人更正確？他不知道，而只知道他不想再做二五仔，這樣，良心似乎會好過一點。於是他遞了辭職信。
但高秋上司劉督察當冇收過封信。他要高秋繼續（做二五仔）幫他刮料，讓他破大案，證明給上司知道，他即使老，還是有用的，而且他不是那一種單靠考試和擦鞋升職的差人，而是靠破案，切切實實地破案——差人這身份，就是要求他去破案。所以即使高秋說那些被出賣的人都對他有情有義，但從劉督察的（差人）觀點看，再有情有義的社會渣滓，講到尾，都是社會渣滓。
於是，高秋惟有繼續冇得揀地做下去，直至生死一線間，他再也忍不住，決定將自己身份公開，讓對他有情有義的阿虎知道。然後？再沒有然後。如果你有睇，自然知道高秋下場——盡忠職守地做二五仔幫警方這權力集團破大案的悲慘下場。
1987年的我，當然不會像日後某些評論人，好勁咁睇穿高秋其實是後殖民主導下的一種情緒呈現——1987年的我，根本不知道甚麼是後殖民，甚至不知道甚麼是男性情義，不知道甚麼是義不容情，不知道甚麼是身不由己，而只知道一個人會因為受盡壓迫而躁，躁到需要宣洩，偏偏又找不到途徑，兼把自己推到死路。
所以之後看《監獄風雲》和《學校風雲》我比較舒服，舒服在看見受壓迫而躁的人，能夠把躁變成一種反撲的原始力量，力量足以讓一個監躉咬甩一個X街懲教主任隻耳，也足以讓一個溫文懦弱阿Sir忍無可忍一刀斬斷X街江湖大佬隻手，再怒道：「你記唔記得講過啲乜嘢？喺出邊你就係大佬，喺學校我就係大佬，你踩我地盤我劈死你！」
暴力解決不了問題？但至少可以解決一個活生生地壓迫人的X街。
林嶺東闖完荷里活回港拍的《高度戒備》和《目露凶光》，當中的人繼續受盡壓迫，但這一次負責壓迫的，不是某一個特定的窮兇極惡奸角，而是一個大環境，一個由某群人主導宰制的經濟大環境，置身這環境裡的人，即使半世人規行矩步，但也一樣可以隨時瀨嘢。這種無辜，令被壓迫的人衍生了另一種躁，有力地令他們諗埋一邊，把自己變成一個惡人。
今天，2019年1月2日，這種壓迫這種躁依然存在（例如當知道嗰四千蚊的領取條件後），而我們不知道可以做乜。
（原文刊於am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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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其實我一直想問之鋒，你為什麼要接受這麼多採訪？是什麼令你覺得一定要做？「我一出來時法新社就打電話給我。你沒理由做了法新社不做美聯社。好像也沒理由做了明報不做蘋果。其實我也知道我可以一個訪問都不做的。你問我想不想休息，當然想。可我又會問自己，為什麼不做呢？好像沒有一個一定不要做的理由。

一來你做政治人物，出來和大家講下發生了什麼，好像是責任。二來，我在青少年監獄這六十多天的事情，其實也真的很值得和大家分享。過了生日，要離開青少年監獄那天，我記得離開前要去見一見長官，都還是要講“sorry sir”。我當時和自己說，我是改變不了這個環境，你讓我說這句話，我也改變不了，我可以改變自己的心境，讓自己克服。你讓我講，我就出來慢慢講。（停頓一下）我知道我在裏面承受過的經歷，頂過的那些爆粗，那些很無聊的事情，出來之後可以幫到被社會邊緣的那些人。所以我出來要講。

還有就是，其實很多傳媒都不會找那13個人了（編註：新界東北案被判刑的13個青年）。如果我們這3個人有2個人暫時出來，我們都不接受採訪，不是在玩嘢嘛。如果我狀態ok，為什麼不做呢。老實說，如果你讓我坐600天，我真的講不出這些話，但我只坐了60天。其實是有內疚感的。我是坐最短但得到最多關注的人。如果我都變得頹廢的話，我怎麼好意思呢。那種內疚感讓我更加覺得我要讓大家知道，坐完監獄，出來之後，還是要繼續的。」

黃之鋒深深知道，在諸多同儕中，自己「刑期最少卻得到關注最多」，也知道現狀是自己暫得自由，但戰友們仍在獄中。因此他覺得發聲是必須要做的事：要積極地回應外界查詢，代所有不能說話的人說話，也代他心中的香港，向世界說話。我站這個位置，就要扮演這種角色。「光環是用來燒的」，自黃之鋒在2012年「反國教」一役成名，以14歲少年的姿態成為香港政壇最受關注的新星之後，這就成了他的口頭禪。

既然已經成為象征性人物，那就抓住受關注的機會，更多地講自己的故事，把故事「fit進」時代敘事裏，讓故事「帶出」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價值和信念，盡量影響更多人，帶來更大能量。這是他的燒光環理論，也是他過去整整五年的練習。生活，戰鬥，故事，哪個引導哪個？幾乎已經分不清了。在全民矚目下的政治參與和公共角色承擔，已經成了他的本能。

眼下，故事裏多了數個月的牢獄經歷，短暫自由、重新戰鬥的他，太知道人們想聽什麼。他會調侃媒體：「XX會關注阿聰突然很少回家吃飯呀，我很喜歡喝媽媽做的奶茶。XX則看補選什麼時候派人選。XX喜歡監獄系列，監獄風雲那類型的。XX深一點，喜歡討論公民運動、創傷、論述。」西方媒體因為遙距觀察，講起故事來套路更深。「其實我真想不到紐約時報會拿Three Teenagers vs. Superpower來做社論標題。」

黃之鋒笑。Teenager vs. Superpower是Netflix 今年5月上線的一部以黃之鋒為主角的紀錄片，來自英國的年輕導演從反國教運動開始跟拍他的故事，隨著強勢的發行方在全球190個國家上線播放，目前IMDB評分6.9分。黃之鋒不諱言，這種叛逆少年對抗強大政權的故事，是典型迎合西方視角的，「但他們喜歡。我站這個位置，就要扮演這種角色。」

有關注，就可以有效的輸出。黃之鋒深深明白這一點。無論是香港以一種不同於李小龍、成龍的樣子被世界持續認識，還是在本地，一群因為公民抗命坐牢的年輕人被主流社會真正看到，都要藉助持續的關注才能做到。

於是一出獄，他就馬不停蹄接受採訪，還拋出幾條可供延伸討論的線索給記者選擇：以「香港青少年監獄第一個政治犯」的身份，帶回青少年監倉的現狀故事，進而呼籲公眾關注邊緣人及青少年囚犯的權益；以「最年輕的政治犯」身份，呼籲媒體和社會不要過度英雄化抗爭者，給前線的人留一點喘息、甚至是失落的空間。

線索都拋了出來，聽者自然會接住，故事總會好看。只是第二條線索，吊詭地回帶到現實：監獄仍在那裏，受困的人和他們的理想，畢竟都在煎熬——包括那個不用面對公眾時的黃之鋒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