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八百政治標記

〔#提到萬華你首先想到的是什麼？#疫情與萬華汙名化〕

從萬華區的茶室爆發新冠肺炎群聚感染後，5/24三立新聞台某節目在節目標題中使用「萬華病毒」引發爭議，遭民眾向NCC檢舉有污名化萬華之嫌。

▌什麼是汙名與汙名化？

汙名一詞原意是熱鐵烙下的標記。這些標記通常被打在奴隸、罪犯或叛徒—有污點的人、不潔者—身上。今天這個詞的引申義被廣泛使用，即恥辱和詆毀的標記。

在196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出版了《汙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高夫曼分析了「被污名化」的人對自身的感受，以及他們與「正常人」之間的關係；探討被污名者如何處理來自他人的排斥以及他們傳遞出的各種信息。

所謂汙名，定義為：「擁有一種使對方受到貶低的特質，透過此特質與某種道德規範連結過程，把完整平凡的普通人變成帶著汙點、價值貶損的一個人」。以及汙名化則是：「是一種針對社會上一些特殊的族群，一般人對其抱持的一種惡劣信念與態度」，其具體特徵有以下四個：

❶貼上可供辨識的標籤

將標籤貼在特定族群，使他們與其他人有所區隔。例如：瘋子、有疾病者。

❷標籤指涉不受歡迎的屬性

社會將標籤連結到不受歡迎的屬性上，例如：瘋子是危險的。

❸被貼上此標籤的人被視為異類

被貼上標籤者，會形成一種「我們」與「他們」的對立感。例如：我們不像那些瘋子。

❹被貼上此標籤的人遭受歧視

例如：在我們的社區中不得建造瘋子的收容所。

▌萬華的歷史

事實上萬華由於早在西元1709年，泉州移民從新莊拓墾到此，以「艋舺」稱之，成為台北第一條市街的雛型。

貴陽街是艋舺興盛的起點，早期漢人常到此地與平埔族人交易蕃薯，舊稱「蕃薯市街」；日治時，改名發音相近的「歡慈市街」，並被劃入風化區內，因此街上有不少的妓院。

華西街是萬華區另一條大名鼎鼎的街道。這裡是船夫與碼頭工人的落腳處，也因此娼寮與酒樓林立。

在淡水河淤淺之後，嚴重瘟疫加上民間械鬥不斷，使得艋舺的經濟優勢逐漸消退，因此這裡也聚集了不少商場失意人、行旅病人、離鄉窮苦者，最終形成「乞丐寮」，住有乞食為生的無家者。

最早在1740年就落成的龍山寺，後來又有如青山宮、清水祖師廟等出現，這些當地香火鼎盛的廟宇經常發放物資與許多善心人士捐贈，讓許多無家者得以藉此溫飽。

介紹完相關的歷史，幫各位壯士們總結一下：萬華由於獨特的歷史發展背景，導致萬華地區駐紮更多容易遭受汙名的族群，例如：萬華的「五流」，流鶯、流氓、流浪漢、流動攤販、流動工人。

▌疫情與萬華

有點年紀的壯士們，應該還記憶猶存。

在2003年春，全台陷入SARS危機，自3/14第一起境外感染案例，到7/5台灣正式從世界衛生組織疫區除名，共有664個病例，其中73人死亡，造成全台長達四個多月的集體焦慮與恐慌。

當時台北除了和平、仁濟醫院因為疑似群聚感染而陸續封院引發許多爭議之外，萬華地區也有兩個社群遭到集體隔離：一是華昌國宅居民，居家與集中隔離者總計有775位居民；二是萬華地區的無家者，集中隔離者有160 位。

2003年5月，萬華里長聯誼會發佈聲明稿中說道：

「......遊民、流鶯四處流竄，成為SARS的散播者.......造成萬華區成為一級疫區，頓時成為空城，百業蕭條、人煙罕至。」

許多里長指責和平醫院危機處置不當，使疫情從中正區的院內移轉到萬華區院外，而無家者、流鶯等「偏差者」也被標籤為「SARS的散播者」。

之後由於發生不明發燒與死亡案例，當時聯合報更以頭條新聞發布「水染病毒萬華爆社區感染」，報導台北巿萬華區華昌國宅爆發社區感染SARS；在未經求證之下，蘋果日報更以「社區感染四百居民住以待斃」的聳動標題，渲染社區感染的危機。

當時許多居民與無家者以「疑似SARS案例」為由，被施以與和平醫院同規格的集體易地隔離措施，事後證實這兩個社群並未出現真正的感染案例，也未引發社區集體感染。

對於當時的居民與龍山寺無家者而言，集體隔離無疑是一種汙名化的展現。
先認定他們與其他族群的不同，再將他們視作「帶有疾病的」，並且將「帶有疾病的國宅居民、帶有疾病的街友」視為需要被處置的對象，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面。最後，再施以行為，也就是隔離。

▌反觀現今新冠肺炎疫情對萬華影響

現今新冠肺炎疫情對萬華影響有哪些？在萬華茶室爆發群聚感染後，除了產業衝擊，負面標籤也不斷出現，網路上便充斥著許多對於萬華的歧視言論。

台北市議員吳沛憶指出，近來聽到許多萬華人受到歧視排斥，甚至有公司要萬華人去採檢才能上班。作家林立青也在臉書發文，他表示在這疫情之下，許多物流快遞不送萬華，讓各服務弱勢的團體變得很困擾。

同時，中華文化總會主辦的「萬華大鬧熱」活動官方臉書今天發文表示，「只有病毒才是這場防疫真正的敵人！」。

文總也發起「萬華加油VIVA BANGKAH」換頭貼活動，期待大家意識到汙名化的危險與錯誤，而非指責染疫的人。活動一推出後，馬上吸引許多破萬人的在地粉專、社團陸續響應。

相較於過去SARS疫情時期，今日對於汙名化的抵抗，也在萬華逐漸成形。


▌結語

蘇珊·桑塔格在她著名的《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指出當疾病成為污名化的隱喻時，將阻止病人們尋求完整的治療。

當肺炎被看成是對於參與茶室文化甚至做為八大行業的懲罰時，許多人便因為害怕被揭露、害怕被列在受歧視的名單裡頭而不願意篩檢就醫。

尤其如果所患的疾病即使「早期發現」也不保證有藥可醫治，那麼病人就與其忍受病痛，也不要因就醫而過著飽受歧視的生活。

新冠肺炎如果也成為一種污名化的隱喻，防疫工作將會更困難，因為人們將可能拒絕承認其過往的生活足跡。

面對疫情，我們應該以正確的態度與同理去對待正面臨高風險的人。我們不應該對疫情感到恐懼，而是更加勇敢，因為我們有機會對他人伸出援手，發揮作為社群協助的力量，才能戰勝疫情。

李登輝 與 亞太營運中心

作者：杜震華

前總統李登輝辭世，媒體對他的功過討論，圍繞在他對民主和兩岸的貢獻或傷害。然而，他對台灣經濟的傷害，不少人或許早已淡忘，許多年輕人，甚至根本不知他曾對台灣經濟造成多大的隱形災難，讓今天所有的台灣人民，都在承受這樣的苦果，特別是年輕人。

那是1995年1月5日，行政院正式通過「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重大經建計畫。除非你目前超過40歲(當時至少15歲)，否則對此計畫應毫無印象或只是稍微聽過。即使是40歲以上的壯年或老者，25年前的往事極可能早已遺忘，至少也是印象斑駁。但是，對於我這參與計畫研究的學者而言，往事仍歷歷在目，夾雜著濃濃的哀痛和淡淡的怨恨－沒錯，是怨恨，恨我們國家距離先進國家之林，就差那麼一步，卻被李登輝的個人意識形態給毀了。沒錯，那也是中華民國經濟在90年代初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當時失業率只有0.5%，你沒有看錯)，多麼令人心痛的往事啊！

1990年代初期，是台灣錢淹腳目接近尾聲的時代。郝柏村1990年6月上台擔任行政院長，宏偉的「六年國建」(1991~1997)上路，預算高達8.2兆元(其中5.2兆元為公共投資)，高於蔣經國時代的「十大建設」，國內經濟一片欣欣向榮－興建高速鐵路、完成南迴鐵路、北市鐵路地下化、擴建桃園機場、興建高雄國際機場、改善花蓮機場、興建第二高速公路、擴建基隆港、高雄港、安平港、興建觀音工業港、改善西濱快速道路、闢建12條東西向快速道路、興建台北捷運路網、規劃高雄捷運、發展十大工業、八大技術、規劃全民健保、增設地區醫院、規劃18個生活圈…。若無「六年國建」，1990年代台灣的平均經濟成長率不可能高達6.5%。

但是，台灣未來經濟的國際定位為何、利基何在，一直是領導層和專家學者的課題。此時，台商大量投資對岸，兩岸關係亦有和緩跡象(1990年兩岸紅十字會有金門協議，1992年兩會有香港會談，1993年有辜汪會談)經濟部長蕭萬長受到外國企業啟發，認為台灣應掌握大陸快速發展之機，扮演東西方交會的中介者，成為東亞和歐美銜接的所在地，就像新加坡是東南亞和世界交會的中心一樣，就可成為另一個東亞的樞紐(hub)；這概念就發展為「亞太營運中心」(APROC, Asia-Pacific Regional Operation Center)。

1992年初，台大經濟系主任薛琦教授受蕭部長之邀，組成一個4人研究小組，成員除主持人薛教授和法律系徐小波外，還有我(三民所副教授)和理律的劉紹樑博士，我負責主要的經濟研究，劉紹樑負責最後的法規修改建議。我和三民所第一名的碩士生張君賢(台大土木系畢業)一起，訪問了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港口、機場、電信局、經發局、央行、証交所等；雖然行程忙碌而疲憊不堪，新加坡一天排七、八個行程，全部用英語交流互動，搞到幾乎虛脫，但接待各方無不熱情以對祝福台灣，我等自然精神亢奮鬥志昂揚。

好消息是，台灣要成為製造業跨國公司的「亞太營運中心」，或所謂的「區域總部」(regional headquarter)，機會非常高，因台灣的地理位置恰好在東北亞和東南亞之間，製造業能力在亞洲僅次於日本，處於極佳的管理位置。位於新加坡的美商惠而浦(Whirlpool)公司東南亞總部副總裁告訴我，國際企業都看好兩岸即將三通，而若兩岸真正開放空運和海運三通，該公司「明天就將總部遷移到台灣，可能會到南崁」，因為他每個月有15天要搭飛機去看亞洲各地的子公司，總部沒必要放在距離中國如此遙遠的新加坡。而且他預測，新加坡所有製造業的亞太總部都會移到台灣。我心中大喜，新國約有8百家亞太總部，只要有2百家遷往台灣，每家有3百個高薪工作，就會有6萬個高薪工作產生，對年輕人是多大的誘因啊，屆時就不必遠渡重洋去賺取高薪了。

當然也有壞消息，就是台灣要發展金融中心並不樂觀，因台灣金融法規嚴格，國人英語普遍較弱，不符合金融中心需求。生活環境也較髒亂，租稅又高，要吸引跨國企業高階員工來台不易。

無論如何，製造中心是沒有問題的－只要開放兩岸三通，而國內外也都如此樂觀預期。而在我們的研究報告完成，行政院後續找了「麥肯錫企管顧問公司」進行後續研究，在1994年公布了正式規畫的「六大中心」(製造、空運、海運、金融、電信、媒體)之後，「亞太營運中心」就成為媒體報導和各界討論的焦點，各種研討會密集舉辦，都認為是台灣發展的跨世紀宏偉規劃。跨國企業也都摩拳擦掌，準備大力投資台灣；包括聯邦快遞和UPS，都準備將桃園機場設定為其「亞洲轉運中心」，將美洲和歐洲寄到亞洲的快遞郵件先集中運到桃園，再於桃園分裝再送往亞洲各地－因為美國的747飛機加滿油料飛到亞洲油料用盡下降時，剛好就是桃園機場，台灣擁有絕佳的亞太區位。桃園機場周邊會因此衍生出藥品、電子零件等量輕質高貨品的亞洲集散中心，甚至吸引國際製藥業或電子業在此設立藥廠、研發和行銷據點，高薪工作當然順勢產生。

但這一切都需要有個前提，就是兩岸必須「開放三通」。以當時台灣經濟還遠在對岸之上，大陸還在大幅複製台灣經驗之下，別說對台灣讓利，只要台灣允許高科技企業赴陸投資，或要求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 free trade agreeement)，北京必然會一口答應－大陸市場將會是我們發展的便利腹地。今天全球最熱門的手機應該是HTC，面板應該是友達、奇美、華映等，台積電和聯電可能是全球前五大企業了。

但是，就在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劃一年之後的1996年9月，李登輝總統在國民大會發表演說時，提出了「戒急用忍」政策，我就在陽明山中山樓的現場，望著台上滔滔不絕的李總統，我的心裡卻在瞬間淌血－完了，不會有兩岸三通，亞太營運中心也沒了！台灣經濟，以後大概沒希望了！我不知李總統和北京之間發生了甚麼不愉快之事(一直有密使，如蘇志誠等人)，但他大概不會知道，這對台灣經濟會造成多大的傷害！

12年之後，馬總統開放了兩岸三通，但民進黨人當時還天天威脅恐嚇，說大陸軍機會用民航機掩護偷襲台灣，三通是出賣台灣！但是，一切都太遲了，上海快速崛起，提供跨國企業總部租稅和各種優惠，許多跨國企業亞洲總部直接遷往上海(聯邦快遞先遷到蘇比克灣，最後落腳在廣州新白雲機場)。上海的台灣研究中心主任後來告訴我，他們拿著台灣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和我寫的書(「亞太營運中心的理論與實際」)，直接參考打造上海的吸引力！

後來，每次看到李登輝，或是有人提起亞太營運中心，我心中就隱隱作痛，痛台灣缺了臨門一腳的強國夢，痛為何你會認為大陸會崩解為七塊，痛台灣只能天天羨慕韓國、新加坡...

俱往矣！台灣在孫運璿、李國鼎的時代，開創了亞洲經濟奇蹟；到了蕭萬長、江丙坤時代，也還有治世之能臣；到如今，似乎只剩下隨風轉舵往上扎根往下結果的佞臣。國運如此，夫復何言。

李登輝是我台大的同系學長，既然有緣本該結緣；但非常遺憾，在我眼中，他卻是阻礙台灣經濟發展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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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可以說明我為何如此痛恨"岩里政男"之故了!

台北原本可以是亞太營運中心，沒有李登輝禁止三通，現在上海浦東那些國際企業總部大部份會設在台北，台北的金融早就超過香港。高雄原本可以是亞太轉運港口，沒有李登輝禁止三通，高雄港的吞吐量不會如同自由落體一般滑落，洋山港也起不來。沒有戒急用忍，香港經濟不會飛躍、台灣不會停滯。台灣經濟應該會接近新加坡，韓國香港都看不到車尾燈。

【杜震華教授：李登輝 與 亞太營運中心】

前總統李登輝辭世，媒體對他的功過討論，圍繞在他對民主和兩岸的貢獻或傷害。然而，他對台灣經濟的傷害，不少人或許早已淡忘，許多年輕人，甚至根本不知他曾對台灣經濟造成多大的隱形災難，讓今天所有的台灣人民，都在承受這樣的苦果，特別是年輕人。

那是1995年1月5日，行政院正式通過「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重大經建計畫。除非你目前超過40歲(當時至少15歲)，否則對此計畫應毫無印象或只是稍微聽過。即使是40歲以上的壯年或老者，25年前的往事極可能早已遺忘，至少也是印象斑駁。但是，對於我這參與計畫研究的學者而言，往事仍歷歷在目，夾雜著濃濃的哀痛和淡淡的怨恨－沒錯，是怨恨，恨我們國家距離先進國家之林，就差那麼一步，卻被李登輝的個人意識形態給毀了。沒錯，那也是中華民國經濟在90年代初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當時失業率只有0.5%，你沒有看錯)，多麼令人心痛的往事啊！

1990年代初期，是台灣錢淹腳目接近尾聲的時代。郝柏村1990年6月上台擔任行政院長，宏偉的「六年國建」(1991~1997)上路，預算高達8.2兆元(其中5.2兆元為公共投資)，高於蔣經國時代的「十大建設」，國內經濟一片欣欣向榮－興建高速鐵路、完成南迴鐵路、北市鐵路地下化、擴建桃園機場、興建高雄國際機場、改善花蓮機場、興建第二高速公路、擴建基隆港、高雄港、安平港、興建觀音工業港、改善西濱快速道路、闢建12條東西向快速道路、興建台北捷運路網、規劃高雄捷運、發展十大工業、八大技術、規劃全民健保、增設地區醫院、規劃18個生活圈…。若無「六年國建」，1990年代台灣的平均經濟成長率不可能高達6.5%。

但是，台灣未來經濟的國際定位為何、利基何在，一直是領導層和專家學者的課題。此時，台商大量投資對岸，兩岸關係亦有和緩跡象(1990年兩岸紅十字會有金門協議，1992年兩會有香港會談，1993年有辜汪會談)經濟部長蕭萬長受到外國企業啟發，認為台灣應掌握大陸快速發展之機，扮演東西方交會的中介者，成為東亞和歐美銜接的所在地，就像新加坡是東南亞和世界交會的中心一樣，就可成為另一個東亞的樞紐(hub)；這概念就發展為「亞太營運中心」(APROC, Asia-Pacific Regional Operation Center)。

1992年初，台大經濟系主任薛琦教授受蕭部長之邀，組成一個4人研究小組，成員除主持人薛教授和法律系徐小波外，還有我(三民所副教授)和理律的劉紹樑博士，我負責主要的經濟研究，劉紹樑負責最後的法規修改建議。我和三民所第一名的碩士生張君賢(台大土木系畢業)一起，訪問了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港口、機場、電信局、經發局、央行、証交所等；雖然行程忙碌而疲憊不堪，新加坡一天排七、八個行程，全部用英語交流互動，搞到幾乎虛脫，但接待各方無不熱情以對祝福台灣，我等自然精神亢奮鬥志昂揚。

好消息是，台灣要成為製造業跨國公司的「亞太營運中心」，或所謂的「區域總部」(regional headquarter)，機會非常高，因台灣的地理位置恰好在東北亞和東南亞之間，製造業能力在亞洲僅次於日本，處於極佳的管理位置。位於新加坡的美商惠而浦(Whirlpool)公司東南亞總部副總裁告訴我，國際企業都看好兩岸即將三通，而若兩岸真正開放空運和海運三通，該公司「明天就將總部遷移到台灣，可能會到南崁」，因為他每個月有15天要搭飛機去看亞洲各地的子公司，總部沒必要放在距離中國如此遙遠的新加坡。而且他預測，新加坡所有製造業的亞太總部都會移到台灣。我心中大喜，新國約有8百家亞太總部，只要有2百家遷往台灣，每家有3百個高薪工作，就會有6萬個高薪工作產生，對年輕人是多大的誘因啊，屆時就不必遠渡重洋去賺取高薪了。

當然也有壞消息，就是台灣要發展金融中心並不樂觀，因台灣金融法規嚴格，國人英語普遍較弱，不符合金融中心需求。生活環境也較髒亂，租稅又高，要吸引跨國企業高階員工來台不易。

無論如何，製造中心是沒有問題的－只要開放兩岸三通，而國內外也都如此樂觀預期。而在我們的研究報告完成，行政院後續找了「麥肯錫企管顧問公司」進行後續研究，在1994年公布了正式規畫的「六大中心」(製造、空運、海運、金融、電信、媒體)之後，「亞太營運中心」就成為媒體報導和各界討論的焦點，各種研討會密集舉辦，都認為是台灣發展的跨世紀宏偉規劃。跨國企業也都摩拳擦掌，準備大力投資台灣；包括聯邦快遞和UPS，都準備將桃園機場設定為其「亞洲轉運中心」，將美洲和歐洲寄到亞洲的快遞郵件先集中運到桃園，再於桃園分裝再送往亞洲各地－因為美國的747飛機加滿油料飛到亞洲油料用盡下降時，剛好就是桃園機場，台灣擁有絕佳的亞太區位。桃園機場周邊會因此衍生出藥品、電子零件等量輕質高貨品的亞洲集散中心，甚至吸引國際製藥業或電子業在此設立藥廠、研發和行銷據點，高薪工作當然順勢產生。

但除了製造中心以外，這一切多要有個前提，就是兩岸必須「開放三通」。以當時台灣經濟還遠在對岸之上，大陸還在大幅複製台灣經驗之下，別說對台灣讓利，只要台灣允許高科技企業赴陸投資，或要求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 free trade agreeement)，北京必然會一口答應－大陸市場將會是我們發展的便利腹地。今天全球最熱門的手機應該是HTC，面板應該是友達、奇美、華映等，台積電和聯電可能是全球前五大企業了。

但是，就在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劃一年之後的1996年9月，李登輝總統在國民大會發表演說時，提出了「戒急用忍」政策，我就在陽明山中山樓的現場，望著台上滔滔不絕的李總統，我的心裡卻在瞬間淌血－完了，不會有兩岸三通，亞太營運中心也沒了！台灣經濟，以後大概沒希望了！我不知李總統和北京之間發生了甚麼不愉快之事(一直有密使，如蘇志誠等人)，但他大概不會知道，這對台灣經濟會造成多大的傷害！

12年之後，馬總統開放了兩岸三通，但民進黨人當時還天天威脅恐嚇，說大陸軍機會用民航機掩護偷襲台灣，三通是出賣台灣！但是，一切都太遲了，上海快速崛起，提供跨國企業總部租稅和各種優惠，許多跨國企業亞洲總部直接遷往上海(聯邦快遞先遷到蘇比克灣，最後落腳在廣州新白雲機場)。上海的台灣研究中心主任後來告訴我，他們拿著台灣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和我寫的書(「亞太營運中心的理論與實際」)，直接參考打造上海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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