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害的人.努力會看到機會.
一般人是看到機會才會努力.

你是哪種人？

前年有機會走進企業精品執行年度課程.謝謝公司ＨＲ.部門經理在課程前.深入的會議.為了更課程效益更精準.我請公司給我些名單.讓我去會會那些很厲害的夥伴.跑了幾家門市去體驗銷售的差異.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Andy.雖然當下他沒有試探成交我.這是我唯一寫報告中提出可以更好的地方.在課程中我有特別提出這件事.他說...他想跟我做朋友．所以不做朋友的生意！當下我就說....話術喔！Andy要我回去看那張名片是否有『手機』？回來之後真的發現是他的手機......哈哈！雖然我還是覺得是話術！但他說出來就是讓人舒服．

謝謝他在我去年接到一個頂級珠寶課程.頂級到是我平常接觸不到的群.不是百萬就是千萬！所以第一時間腦袋裡跑出他的名字．打電話他請教交流.非常認真的幫我分析相關細節.注意事項.

這個案子讓我有點焦慮.畢竟高級珠寶不是我的領域．要跟這些厲害的ＢＡ.比厲害我一定輸給大家．但我可以分享些我過去教『賣』東西的經驗包含七期的豪宅的交手經驗..........

這天輕鬆學．Andy分享怎麼經營客戶．光是那個[地瓜燒]的案例.這樣一聽來檢視自已．就可以知道自己在銷售上的不足.格局不同.至於 這些案例就留給輕鬆學的同學！(我幫大家拆解得非常細）

整個辦公室都是Andy粉. 記得大助理上半年.阿公離開.給每個家人孫子的有『手路錢』有天我們到新光三越吃飯.順便經過專櫃跟Andy打聲招呼！大助理就隨口問一句．．．．兩千塊可以買什麼?
Andy說....這2千塊有特別的事情？還是要送禮？當大助理說出這是阿公留下的手尾錢.......很不好意思地拿出一包硬幣.........

這樣我建議你買塊金牌.而且是牛年紀念金牌.同時馬上從保險櫃拿出一塊紀念金牌.還說這金牌很薄.方便放在皮夾裡.也是種保佑.祝福 .
讓阿公的福氣顧著孫子.....,

大助理買了！
念慈也買了！
我也買了！我還買了方勝紋.八芒星手環～
（背後的故事很重要！）

哈哈！不是來吃飯嗎？我們只是經過打招呼....就買了一些東西！而且週邊服務的細節都有注意到.還特別準備一個保護膜給助理.讓大助理放在皮夾裡時.不會磨損整個包裝．真的很細心、貼心啊！值得大家學習！連我都感受到Ａndy經營客戶的一套.那絕對無法量化的標準.難怪客戶都喜歡他！要買產品的同學．不用特地來台中找Ａndy.他說了可以到全省專櫃購買就可以了！只要跟服務人員說....你是andy介紹的.服務絕對不會讓你失望啊！

這張照片是慶祝我那個特別專案執行完畢慶功.
他剛好在台北總部開會.請他吃飯謝謝他協助！
跟臉小的人拍照真的很吃虧！
#wfh輕鬆學銷售服務巧實力

［沒有誰比誰高貴］（六之五）

反修例運動此前多場審訊，不論是襲警、藏武器、暴動案，在法庭裡的檢視方法，採取視覺較微觀。示威者在這條街被捕，隔一條街發生的事，不會視為相關。時間上檢視也收得狹窄，例如7.21元朗襲擊，或831太子站事件，示威者受事件影響之後上街，法庭不會視為有參考價值（relevant）.

然而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開電單車涉衝向警察防線，車上插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案件搬到法庭，被提升到「恐怖活動」「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層次。

法庭對刑事案件審訊，多檢視可觸摸之物，如翻看閉路電視、檢視直播片段、化驗被告背包或手袋的物件。

但驗視一句話的意義，用甚麼方法，拉闊到歷史何年何月，翻查幾多本字典，還是要揭開人腦看看人的思想？

早幾天，辯方專家證人，港大學者李詠怡當被控方逼問舉殖民旗的人心裡想甚麼，梁天琦設計口號的心底意思。Eliza一度在庭上表示：「我沒法子有讀心術　（I am not a mindreader）.」

如何去讀一場社會運動的集體心理？社會學家，明顯和法律專家有不同看法。

這天，彭寶琴法官問及Francis，他如何理解「反修例運動的時間線(timeline)」。作為專研社運的學者，Francis認為運動由2019年6月9日開始，延續至大約2020年中，但難說某一日正式結束。彭官反問：「逃犯條例不是撤回了嗎？在2019年9月條例撤回後，李教授你仍然覺得運動繼續下去？」Francis說是。

彭官亦問Francis，「你在問卷中問示威者，那一個口號有代表性，但每一個集會不是有主辦單位嗎？大會不是有他們的主題？」（亦即民間所謂的大台）

Francis回應道，每次遊行雖有個別主題，但整場大型反修例運動不只是個別遊行。「例如人們最初對『齊上齊落』口號感到有共鳴，因為此口號表達了整場運動裡，示威者感到的團結精神和聯繫感(togetherness)。很多時候，口號不是直接與政策訴求有關，而是表達示威者的情感和感受。」

這天，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Francis進入第二天作供。高個子的他，頭髮長及頸，穿了淺灰色西裝外套，外套布料質地有反光效果，西裝上的縐紋特別顯眼。他出現在證人枱時，拿着橙色的布袋，把厚厚的文件塞在布袋內，擱在證人枱。

Francis喜歡把手踭擱在枱上，竪起前臂，長長的手指揮舞着，談起他熱愛的社科方法論，語速越說越快，微微地左右搖動帶輪辦公室椅子。法官不只一次請他說慢一點。

有些時候，三位法官們發問的問題，比雙方大狀們更多。

Francis說，曾向全香港市民抽樣撥打電話作民意調查。為了要有隨機性，撥打住戶家居電話時，會向聽電話的人問，若家居住戶多於一人，那一位同住者的生日日期較接近，則邀請該人來回答民調。

唯一的男法官陳嘉信，手指之間常夾着筆，雙眉上下舞動，立即發問：「為何打電話去家居要這樣問，而手機則不用問？」

Francis解答道：「在外國，曾有研究發現，在家庭中負責接電話的人，永遠都是家庭主婦。」法官杜麗冰聽到後，臉上綻放出會心微笑，更向陳官互相交換笑容。Francis續說：「又或者是年輕人搶着電話聽，這樣，民調做出來就會有偏差。」

另一個社會學方法論的提問，也是由陳嘉信法官追問出來的。Francis團隊亦曾於廿多場遊行或集會活動中做現場調查。調查員會被分派在集會或遊行現場，邀請參加者填問卷。

但隨着運動變得更流水式，出現更多變數，甚至出現衝突。為了保護調查員安全，例如7.27元朗遊行，他們會派出少量資深調查員到現場，派發含有QR Code的單張，示威者可以事後上網填寫。

無論是代表控方的周天行檢控專員，抑或法官都問Francis，讓人拿單張回去跟QR Code填問卷，怎樣肯定填的人真是去過現場？

陳嘉信法官問：「你說，填問卷的人很熱心，你怎知他們會不會『熱心』過頭，上網虛構答案？」他雙手在空中比劃着括號，把「熱心」二字強調。

Francis說，他們巧妙地在網上問卷中加入了一條題目：「這天在那一個示威地點加入隊伍」，亦有一個選項是：「我今天沒有參加遊行」。填表者並不知道，研究員會剔走沒參加遊行的人的意見。

「他們填的時候，不知道這條題目若答了，其實篩走了自己，最終我們便可以只分析參加過示威的人的數據。」三法官聽罷，明白學者一早想到這些漏洞，點頭表示明白。

法庭裡，尋找「光時」意義之旅，控辯雙方均花心力指斥對方研究方法有漏洞。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嘗試從Francis的研究裡，找尋不足之處。Francis和團隊以5種研究方法：全港性電話民意調查、示威現場問卷調查、焦點小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分析、公共討論分析（時評人在傳媒的言論），多管齊下來理解社會運動中口號的意義。

周專員指，調查大部分於2020年初之前進行，而本案發生的日子（2020年7月1日）之前一段時間，即2020年2月至7月，Francis沒有相關研究。周專員問：「沒有任何事阻止你進行更多研究吧。」

Francis指，當他自己知道要做專家證人時，已是2021年4月底，時光追不回了。「我不能坐時光機回到過去(I cannot travel back in time to do it.) 周專員堅持追問，可以做電話民調呀。此時陳嘉信法官插嘴表達其看法：「即係你叫李教授在2021年問番啲人9個月前在想甚麼?」

Francis望着陳官說：「你說的我認同，即使可以問，搜集回來的數據也不會可信。問人今日在想甚麼會較可信，你問人一年前想甚麼，可信性甚低。」

周專員轉以「以子之矛」嘗試再去進攻。「你曾說過口號的意義會隨時間改變，你在案發前一段相關時間，無研究喎。」Francis再解釋，除非遇到重大事件，口號的意思隨時間改變，基本上是以年計，或以十年計，「口號意義改變，並非分分秒秒在變動」。

Francis在庭上首次披露，他團隊進行的「連登討論區」大數據研究，份量之浩瀚，他和團隊從連登「時事台」從2019年6月到8月21日的討論帖子及回應留言，涉及2千5百萬個，電腦檔案足有38GB。

周專員從枱底拿出幾疊白紙，原來他的團隊從連登討論區，人手萃取了一些帖文，叫Francis即場示範如何做Coding (編碼)工作。

西裝骨骨的Francis翻閱着文件，開始說：「呢位網民【四葉妹妹】有提及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沒提及「港獨」及「五大訴求」，可算為「1, 1, 0, 0」; 網民【英國男孩】完全沒提，電腦會記為「0, 0, 0, 0」；這位【草尼馬仔】貼了光時旗的照片，不含文字留言，我們技術上沒法認出。但不改變們這個整個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在嚴肅法庭，聽到鬼馬的網名，旁聽者都忍不住笑了出來。

控辯雙方過招，誰的「方法和總結」算是合理，光時究竟意義何在，是否違犯國案法？

Francis今天較完整披露他的看法。他認為，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以歷史及語言學角度去看「光時」這口號的意思，作出一個聲稱，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只有唯一一個解讀，並為所有人共知」，「但我認為劉教授沒有提供充足證據去證明這個聲稱」。

Francis解釋，劉教授報告中用了「necessarily」一字，即口號詮釋的唯一可能「必然」是這樣，這是Francis自己認為需要用多種社科方法驗證的假設。

口號究竟是由喊的人那端衍生意思，還是從接收者那邊決定意思？

陳法官指，他理解控方劉專家報告中指的是，「喊口號的人懷有分裂國家意圖和目的」。但Francis卻說，喊口號基本上是一個「傳播行為」，不只是一個人單方面「個人表達」那麼簡單。

一個口號喊出來，是由嗌的人承擔意義發送者責任，還是接收的人也有份貢獻意義？如此哲學性問題，在法庭的空氣裡交鋒。

Francis又像在講課一樣，「作為傳播學者，我認為，喊口號是一個溝通行為，不只是一種自我表達。我嗌一個口號，會考慮接收者如何理解。」

小個子的法官杜麗冰，左手手指戴了綠寶石戒指，她一邊說話一邊以手部語言輔助她的比喻：「好像我跟一百個人說，我喜歡西瓜，有人會覺得我愛吃紅色的生果，另一個人覺得我愛吃綠色皮的水果。我發送一個訊息，但別人接收不同。」

Francis補充：「不止這樣，說話的人會小心用字。例如有一句句子意義明確，另一句句子的意義含糊，如果我要表達自己，減少誤會，我會選較明確的那句。」陳官提出，智力不同的人也會用字不同。

Francis反駁：「不只，也看大家出身甚麼背景，像你們法庭背景的人理解『引導性問題』(leading question)和我們社科人便不同，不只是智力差異的問題。」聽到這句話，杜官和陳官都作深思狀。

控方曾挑戰，指若文字意義多樣，人們便沒辦法溝通。Francis在此反駁：「劉教授說，人們會跟社會慣例(convention)去用字，但問題是，社會有很多慣例。文字使用很複雜，也有修辭學(rhetoric)作為一種慣例。劉教授把語言意義解得太過死板（too rigid），語言意義多樣，修辭令人們變通調適，否則世界便沒有創意寫作了（creative writing）。」

控方周專員指出，劉教授也有其「證據」，就是警方跟據示威錄影片段，數算有多少次出現「光時口號」，而這口號與「顛覆元素」如港獨訴求、暴力行為同時出現。Francis反駁，這數據只在「點算上」可靠，但兩件事同時出現(co-appearance)，並不等於有關。

Francis用一個生活化的例子，說明兩種同時出現的東西，無必然關係。「在大學，學生在班房可以自由入座，兩個大學生每次課堂都一起坐，可以解讀為他們是朋友；但在中學，課室座位是被編排的，兩個中學生常並排而坐，只能說他們是一起坐。」

然後，Francis就望着控辯雙方大狀的方向：「就像在這個法庭，李先生和周先生也一起坐，要考慮這是個法庭場景。」眾笑。

至於示威場景，有其特性，Francis解釋：「好像每年香港七一遊行，於同一個示威裡出現的團體，訴求可以不共容。如性小眾、勞工及外傭團體也會各自有訴求。」

即使大型示威有一些共同訴求，各人理解也有差異。Francis指，他有研究2014雨傘運動，其口號為「我要真普選」，「但落實到具體解釋，甚麼是『真』的普選？『真』字既開放又抽象，讓人各自己想象。」

文字容易於不同場景被誤解，Francis特別澄清了一個可能的誤會。焦點小組討論的指引中，研究員需要留意討論覆蓋不同範疇。其中一個範圍呈在法庭文件中，寫道：「社會運動意識形態和激進化(social movement ideology and movement radicalization」。

Francis特別澄清「激進」二字的在的學術意思：「激進化，在研究社運學術世界裡，意思是與社會常態的距離（deviation from social norm ），涉及更重大改變的意思，並沒有『好與壞』的評價。」

「好像反修例運動最初，有人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訴求較溫和，因為過去香港也曾成立過，相比起來，『解散警隊』這口號則較激進」。陳官補充：「即是要求更徹底的社會改變。」

陳官亦引述文件中的資料，好奇地向Francis查問：「為何你認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比『五大訴求』更激進呢？」Francis解釋：「修辭學上，『革命』比『訴求』所涉及的改變，幅度更大，這是明顯的。」

在香港的刑事審訊上，「不爭辯事實、客觀存在」是常用術語，去指控一個人做了一件事，作為刑事案的入罪條件。然而一支旗，一句口號，如何建基於事實，使用這種法律語言，又出現了奇特的交雜和火花：

周專員指出，警察報告中點算示威口號出現次數是「客觀、不爭辯的事實」。

Francis反駁道：「你們只是提供了口號在示威現場，曾出現過的這個事實。」

周進逼：「你們只是倚賴別人的意見。」

Francis：「我們紀錄了人們表達意見的這個事實。我們分析的文章、人們論述過這些意見，都是一種『社會現實』（social facts）」

周再問：「你是否同意，劉智鵬教授報告裡，他對光時口號的解釋，是對的(correct)？」

詮譯變成了對和錯，二元對立，二選一，社科學者抗議了。

Francis：「我們的總結是，口號是開放的，抽象的，不只一個解釋，每人有每人的論述。我不會評價一個時評家對口號的解釋，正如我不會評價焦點小組裡一個平凡人的解讀。(I wouldn’t judge)我不會說，這個人的解讀是正確，這只是他自己的說話　(I wouldn’t say if this guy is correct, it is his own articulation)。」

周不放棄：「你不會異議，若我說劉智鵬教授的解讀是對的。」

Francis斬釘截鐵回應：「我會異議，問題並不在對與錯」。

杜麗冰法官嘗試插話，問Francis：「你會否覺得劉教授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即使你不贊同其解讀？」

Francis說：「我個人不會對口號作這樣的詮釋。劉智鵬教授的詮譯，只是『其中一個詮釋』。其解讀的地位沒有特別高，也沒有特別低。相比起某一個時事評論員，或者我們焦點小組的某一個參與者。」

周天行在盤問到最後，拋出了這個問題：「我說，我方對口號的理解方法(approach)更可靠。」

Francis噗哧笑了，全場亦爆出陣陣笑聲：「哈哈，肯定不是。警察在『點算口號』上或許是可靠，但我挑戰警察報告中『對數據的理解』，當口號與顛覆元素共同於示威場合出現，根本不是支持口號有顛覆意義的證據。我對警察報告是完全不贊同。」

此時，周天行專員彎腰，跟坐在他旁的同事耳語了逾三十秒。

周專員回過頭，橫空拋出這句話：「我向你指出，你的報告不可靠，不相關。」

Francis咬字清晰，語氣肯定回應：「我的報告，既可靠，合乎標準，亦相關。」

誰的解讀更有權威？控方專家認為喊口號的人必然意圖顛覆；辯方則指出，口號是開放和曖昩的，任何人的解讀，都沒有比另一個人的解讀更有權威。

一支旗，八個字，意義之爭，連繫着多位國安法被告的命運。

國安第一被告唐英傑，身型壯碩，年輕的他坐在犯人欄，由幾個懲教署職員押送。

唐的學歷不算高，是一位日本餐廳的厨師，然而穿着深色西服的他，還押了一年後，出席他自己的審訊，連日聽學者解讀他舉過的一支旗，都堅持翻閱着厚厚的法律文件，專心地聽着耳機，坐在他旁邊隔了犯人欄的翻譯先生，即時以廣東話傳譯。

「Rhetoric….修辭學」英語對話，小聲的廣東話，在法庭後方響起了，兩條聲道有些重疊。

幾名穿墨綠色制服的懲教署職員， 和唐一起坐在寬闊的犯人欄內。懲教職員的身體，慢慢挪移越近唐的方向，他們偶爾也竪起耳朵，跟進學者們的辯論進程。連穿着保安制服的叔叔，都聽得懂英語，都留意到辯論擦出火花，露出驚訝的表情。

八個字，有罪還是無罪，全城關注。誰的解讀更高貴？

時鐘已到下午四時半，明天Francis繼續作供。

＊＊＊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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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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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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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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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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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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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中大新傳學院教授李立峯離開高等法院）

「張己任老師分享」

最近幾個月來不知道為什麼常常想起“楊小佩”，雖然知道她已經逝世三十多年，可是她的琴聲與最後一次跟她在一起的情景仍然常常出現在眼前。郭英聲說他生平拍的第一位女孩就是“楊小佩”，而“楊小佩”在那個年代，是與陳必先齊名才華洋溢的鋼琴家。 雖然她身材瘦小，但鋼琴在她手下卻像個玩具，第一次聽小佩彈琴，立刻被她的琴音迷倒，而更讓我注意的卻是她雙眼中透露出來的憂鬱與哀傷。今天在網路上不經意看到了這篇「遺言」，一眼就認出那位「佩吉·楊」就是楊小佩！她的故事可以為天下父母鑑！「遺言」很長，請耐心的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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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天下父母心和錯位的愛”

佩吉·楊，42，台灣人，台灣著名鋼琴家

這份遺言是根據我收到的幾盒錄音帶謄寫的，費時不少，是所有遺言中最長的一份，但完成後感到很值得。
寄磁帶的人是遺言中提到的那個被稱為 L 的人。

你好，親愛的先生或女士：

　　首先我非常感激你給了我這個能讓我說出自己生命中故事的機會。
我不想走，也不能走——這是我此刻最最想說的話。
此刻我對自己的生命已沒有太多的留戀，除了父母和我在音樂界和非音樂界的朋友，當然還有萊昂，我再也無法見到的法國戀人。
可是我的女兒尼娜才只有 9 歲呀！
我不敢想，她從此必須活在一個沒有媽媽的世界裡，這是何等殘酷的一件事啊！
我已經是肺癌晚期，本來就又瘦又小的身體經過多次放、化療現在已經脫了形，加上掉光了頭髮，你可以想象我的樣子有多難看。
我那樣注重外貌，愛漂亮，現在卻對自己的一切都無能為力了！
前天小尼娜來過了，她從看到我的第一眼就大哭起來，哭得那麼傷心。
我從她的哭聲裡可以聽出來，她實在無法接受這樣的媽媽，有可憐我的成分，有不懂，還有媽媽變成了這個樣子，她不知該對誰發火的憤怒。

　　我住在加州；今天早上，一個紐約的朋友打電話告訴我，說你在《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個徵集臨終遺言的廣告，然後她小心地問我是否有這樣的需要，如有，她可以代勞記錄和郵寄。
我不知道你是誰，可是你這樣做真是夠殘忍啊！因為你活生生地把一個人不願意面對的死神提前拉到了面前。
你知道嗎？不論一個人病得多重，離死亡已有多近，他也不願真的相信自己會走，因為我們只熟悉活著時的一切，能看見的生活，而死亡畢竟是件多麼陌生的事！
但我又必須承認，把最後的話留下來對我又是一種多麼致命的需要！
我現在已經不能寫任何東西了，趁現在還能勉強發聲，就把留下的話在電話裡口述給了我在紐約的朋友 L，請她謄寫，然後代為轉寄給你吧。

　　我一生在台灣教過很多學生，他們當中很多都來了美國，我得病後他們能來的都來看過我了，他們的確都讓我感動，提醒我，在我不太長的生命裡有過他們的身影和關愛。
不過，所有這些人都屬於一個正式的社會的和朋友關係的層面，由於面子和種種其他原因，我一生中最私密的事，是不可能告訴他們的。
只有紐約的朋友 L 我才可以放心地托付。
我與她雖然只是在加州的那所女校裡偶然相遇，並且她還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大陸人，按理我們之間該有很多政治和文化的偏見和隔閡才對，即使不是仇恨，可是她卻在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就讓我知道，她是一個能夠讓我把生活裡最隱秘的事放心分享的人。
人真是太奇怪了！剛來美國時我只是泛泛地相信上帝，後來生活走入絕境時開始相信西藏密宗。
而遇到這個大陸來的 L，應該是上帝和佛祖的共同安排才對，讓我能將自己一生裡除了作為公眾人物之外發生的最刻骨銘心的經歷有一個寄托之處。
除了她，我真想不出還有第二個更合適的人來做這件事，看來，一些貌似偶然的事，其實早已埋伏了日後的必然。
下面的口述，我的朋友 L 無比耐心地用了三個晚上在電話裡陪著我完成了這個最後的心願，完成之後，我的病情加重，她飛來加州看我，並答應陪我走完最後一小段不長的路。

　　我出生在台灣一個很普通的家庭，父親在一家報館做編輯，母親結婚後就做了家庭主婦，五年內他們生了我和弟弟。
我很小時就對音樂有一種反常的癡迷和感覺，似乎那裡才是更值得進去探索的世界，充滿了不可言說的秘密。
父親送我去學鋼琴後，我才知道世界上最神奇的東西就是鋼琴。

　　我不需要任何人督促我練琴，我與琴的關係從一開始就與別的孩子不同，我坐上琴凳就不想再下來，直到我父母硬把我抱下來。
我 5 歲時得了全台灣幼兒鋼琴大賽的冠軍，後來在所有幼兒和青少年組的鋼琴大賽中都名列前茅，不是冠軍就是亞軍，每次得獎後，我都看到父母的極度喜悅，似乎他們卑微的社會地位瞬間得到了提升，我看到他們在接待親朋好友來祝賀的時候，臉上那種發自內心的驕傲。
他們總是對小弟說，你要向姐姐學，為我們這個家爭光。
中學還沒畢業，我就考上了法國國立高等音樂學院，拿到了部分獎學金。
為了完成整個學業，我父母決定全家移居法國，靠打工幫我讀完大學；他們賣掉了家裡所有能賣的東西，似乎不考慮是否再回來了。
看著父親忙著這一切時臉上的決絕表情，我已經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夜裡我獨自暗想，如果我失敗了怎麼辦？可是在父母和弟弟面前，我永遠是一個懂事、聽話和看似樂觀的女兒和姐姐。
後來我的一生都習慣了扮演這個不能改變的角色。

　　我們到了法國後租了一個便宜的地方住下，父母馬上開始在附近的中餐館和洗衣房找工做。
我每天去上學，進出典雅的貴族式校園環境，坐在精致華美的教室裡聽課、練琴，而我的父母卻在外面做辛苦低微的體力工，強烈的反差讓我心理上感到難以承受的壓力，我只有拼命地學習，忘我地練琴，不敢有半點松懈和歡樂。
我的父親一見到我總會嚴肅地告誡我要努力再努力。
看著由於勞累使他們日漸蒼老的容貌和過早冒出的白髮，我總有想哭的，如果是在台灣，他們並不需要這樣辛苦。
壓力太大時，我開始了抽煙，在法國，十幾歲的女孩子抽煙很尋常，但由於我父母對我的要求很嚴，這事我自然瞞了他們。

　　我在法國上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參加了當年舉辦的國際蕭邦鋼琴大賽，這是世界上鋼琴界最重要的大賽，父親眼睛裡那種只能贏不能輸的令人發抖的無聲期盼，使我緊張得只能靠拼命抽煙來鎮定自己。
不過，我在真正比賽時，一切都是另一番情景了。
我忘記了自己是誰，忘記了父母的存在；我感到我就是那個飄離自己祖國的波蘭人，他內心的悲苦和悵惘之情讓我產生了極為真實和強烈的共鳴，那些熟悉的旋律好像就是為我量身而寫的。
參賽前的緊張一掃而空，是蕭邦的靈魂拯救了我。
我獲獎後，最讓我難忘的是我父親臉上突然出現的奇怪而扭曲的表情，像哭又像笑，最後發出的聲音竟然是一種近似哭嚎的聲音，嚇得我全身冒出了冷汗。
過了一會兒爸爸才掉下了眼淚，正常地嗚嗚哭起來。
媽媽則用她那雙已經變得粗糙泛紅的雙手不停地擦眼淚，什麼話也沒說，或是說不出來吧。

　　只有我在法國剛開始讀中學的弟弟自然地表達了他的感情。
他高興而興奮地和我緊緊擁抱，說：
「姐姐，你太棒了，我愛你！」

　　在向我祝賀的所有人裡，當然有萊昂。
萊昂與我同校，是學大提琴的，高我兩個年級，大我三歲，他溫文爾雅、帥氣、有禮，尤其是他的微笑極具感染力。
我們是在校園裡的一個共同喜愛的角落認識的，我們不約而同地經常在那裡出現；剛來學校不久，由於壓力太大，我特別喜歡去那個安靜又美麗的角落尋找片刻的平靜，而他去那裡竟然也是為了同樣的原因。
萊昂的幽默和熱情讓我緊張的心情得到很大的放鬆；萊昂的父親是巴黎郊區種植葡萄的農民，很支持兒子對學習音樂的選擇，因此他很少有學習的壓力，只有對愛好的甘願付出，這讓我非常羨慕。
我們開始交往後，經常一起沿塞納河騎自行車去郊遊，有時也去他家。
有一次我帶小弟一起去他家玩，他的家人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大家都很開心，萊昂的父母是很浪漫和熱情的人，他們當著我們的面跳舞和親吻，讓人感到特別放鬆，他們還為我們做了拿手的烤鵝，味道好得我這輩子也忘不了。
看得出，小弟很喜歡萊昂。

　　他聽從了我的叮囑，沒有把我和萊昂交往的事情告訴爸媽。
我們都知道，爸媽為了讓我在巴黎讀書付出了太大的代價，他們一定不會同意我在讀書期間因為交男朋友而浪費寶貴的學習時間。

　　終於，我以優異的成績從法國國立高等音樂學院鋼琴系畢業了。
為了報答爸媽的辛苦付出，我自然開始拼命地找工作，可是，一個中國人在法國找工作是很不易的，我忙了半年卻沒有什麼結果，最後我不得不決定回台灣的大學去任教，因為已經收到了好幾所學校的邀請，這樣我至少可以馬上工作掙到錢，待遇也不錯；而爸媽為了弟弟的學業，決定繼續留在法國。

　　在我離開法國之前的那個生日，萊昂忽然帶著一大把玫瑰來到我家，當著我爸媽的面向我求婚。
我也第一次告訴了爸媽，我和萊昂已經認識了很久，互相很了解了；萊昂當即表示，他會一生愛我，並為此願意和我一起去台灣生活，他說他可以在那邊教法文和大提琴，只要能和我在一起。
他還說他的父母已經同意了他的選擇，因為他父親當初就是為了和他母親相愛而從比利時的城市來到法國鄉村的。
我父母當時感到非常意外，半天沒有說什麼，然後就是尷尬的沉默。
萊昂難過地離去之後，爸媽才對我說，他們是不可能同意我和這個法國小伙子結婚的。
爸爸很嚴肅地對我說，法國人雖然很浪漫，會送花和說甜言蜜語，但這些都太不實際，不是過日子必須有的；他們還說一看萊昂就不是會過日子的人。
我從小一直是父母的孝順女兒，又是老大，從未頂撞過父母一次，所以我能有的唯一表示就是沉默。
爸爸接著又說，我現在是台灣的著名鋼琴家了，這都是他和媽媽為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才成為可能的，所以我的婚姻必須由他們為我考慮和決定。

　　那天晚上我幾乎崩潰，僵直地躺在床上，感到自己就要窒息死去。
萊昂是我一生裡唯一真正欣賞我，讓我感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和讓我第一次體驗到愛的甜美滋味的人。
我從小在父母極為嚴格的管教下生活和學習，對生活裡的其他事情知之甚少，而萊昂為我推開了一扇窗，讓我看到了生命中的種種美好和愛情的美麗，還有自由和屬於個人的追求，這些都是我過去不可能知道的。
和萊昂在機場告別時，我泣不成聲；雖然他一直不懂我的父母為什麼要反對自己已經成年的女兒的婚姻選擇，但還是說他可以理解他們是為了我好。
這話不聽還好，一聽我幾乎當場昏倒。
為了我好？我情願不要所有已經得到的學位、獎項，以及一切的一切，只要能和萊昂在一起過屬於我自己的生活。

　　可是我沒有勇氣反對我的父母，從來也沒有過，那是萊昂永遠也不可能理解的。
那是中國父母與子女之間在幾千年裡形成的比法律還要嚴厲的無形的約定和永遠也還不清的沉重心債。

　　回到台灣後我很快就開始了工作，多所一流大學的音樂系聘我去任教、當系主任，待遇也都相當優渥。
此外，我在業餘時間也招收學生，收費自然也不低。
那時，我與另外幾個留洋回來的音樂人被稱為台灣音樂界的三大才子。
來找我教鋼琴的人很多，多是家長陪著自己的孩子來的，這些孩子有的具有一定的音樂天賦，更多的卻是父母的一廂情願和為了自己早年失落的自我實現；而這些孩子是我最不喜歡教的，因為他們學起來總是心不在焉。
那時的我和萊昂分手後，心情原本就不好，所以教起這些對音樂沒有感悟的孩子來，忍不住就會大發無名火，有時，下課的時間還沒到，我心情不好就徑自提前走了；家長們從不敢當著我的面有意見，下次還是會恭敬地把孩子送來。
他們都是慕我的名而來，大概都在說服自己接受藝術家的情緒化表現吧。
後來，我喜怒無常的表現大概傳到了我在巴黎的父母那裡，因為他們的來信裡提到了讓我要嚴格自律，因為我是中國人，不能把法國人的自由散漫之風帶回祖國和工作中去。

　　回到台灣後，萊昂經常給我打電話安慰我，關心我在台灣的生活，可是他聲音裡的失望我完全可以感覺到。
他也來台灣看過我一次，只一次那一次，我幾乎又想放棄一切與他回法國去，忘記生活裡的一切。
當萊昂了解到我是不可能違背父母的心意時，他眼裡流露出的失望如同一把刀扎碎了我的心。
我恨自己，可是結果還是必須向父母妥協。
回台後我生日那天，萊昂從法國定製了一盒紅玫瑰，用航空快遞發送給我。
其實，他完全可以在台灣訂購，但他從來不那樣做，似乎那是不一樣的兩件事。
幾年後，我們的聯繫隨時間的流逝減少了，但是每年我過生日，無論我是在台灣的七年當中還是後來去了美國並結了婚，他都會無一例外地在我生日的當天或提前一天用航空快遞給我一盒象徵永恆愛情的紅玫瑰。
我們分手後的 20 多年裡，他竟從未遺忘過一次。

　　我回到台灣的第二年，大概是怕我和萊昂藕斷絲連吧，我父親迫不及待地托在台灣的熟人為我介紹了一個台灣的知名商人黃先生，說是介紹，我又怎麼可能拒絕呢？
黃先生一開始對我很感興趣，鍥而不捨地追求我，每天在我教書的校門外面等我一起去喝咖啡或去吃飯。
我知道父母一生為了我不容易，希望我能嫁給一個有錢人，後半生就可以生活無憂了。
而且他們也認為，依我在台灣的聲望，完全有資格與有錢有地位的人攀親。
他們前半生為了培養我，吃了太多的苦，窮怕了，因此我不嫁有錢人是說不過去的。
我知道，感情於我已經是奢侈的事了。
想到此，想到今後的生活，想到萊昂，我開始拼命抽煙。
和這個黃先生在一起，感情自然談不上，但他至少還不讓人討厭。
和萊昂分手後，我就不再奢望能有與他相同的戀愛經歷了。

　　既然父母竭力促成，我又沒有什麼拿得出去的理由反對，心如死灰的我也就無所謂了。
為了對得起父母，我在認識黃先生三年後和他結婚了。

　　萊昂知道後祝福了我。
我用蹩腳的法文寫信給他：
「從今以後，我活著與沒有活著已經沒有什麼區別，我也不在乎了。
　你趕快找個好姑娘結婚吧，我們今生有緣無分，我身不由己，但我下輩子一定會去找你的，無論如何也不會再離開你！」

　　婚後不到兩個月，我的先生就第一次打了我。
那次只是因為我說我有課，不能和他一起去他父母家吃飯。
他下手很重，我半天都不敢相信到底發生了什麼。
雖然他之後很低三下四地道了歉，但是不久就有了第二次，似乎是打順了手。
台灣男人打女人就像是打自己的一件物品；總之，婚後的他很快就變成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令人可怕的人。

　　其實，在我們去巴黎度蜜月的時候，我因為忍不住和過去的朋友一起抽了一支煙，站在一邊的他臉色已經陰沉下來了。
我再也無法專心教書和上鋼琴課；我變得易怒，無端地恐懼，甚至會為了小事而歇斯底裡。
就在這時我發現自己懷孕了，我沒有太多猶豫就去醫院做了墮胎手術，事先沒有告訴我先生。
但他很快就知道了，他和他的家人一直想要兒子，因為他是獨子；那一次他把我打得最重，似乎要打死我，我高聲喊叫，並威脅說要報警他才住手。
隨後我離開了那個位於台北的大宅，住到了朋友家裡。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無法工作，因為身體和精神的原因，我不敢告訴在法國的父母，怕他們傷心。
但還是有人告訴他們了，也許是我先生或他的家人吧。
總之，我父親為此專門回了一趟台灣，我們進行了一次不愉快的談話。
我告訴他我要離婚，他卻說這事讓我想都不要想，為人妻後要先學會忍耐，還說他也打過我母親，但現在他們還不是很好地生活在一起嗎？
我聽了他的話無比悲哀，一字一句地告訴他說，如果不讓我離婚的話我很可能會自殺。
爸爸的臉色立刻變了，他閉上了一會兒眼睛，睜開後終於勉強地點了一下頭。
我又告訴他，離婚後我很想去美國繼續學習，修個鋼琴碩士，父親當時沒說什麼，是直到臨回法國之前才同意的。
他在台灣那些日子又忙了些什麼我不太清楚。

　　我的先生開始根本不同意離婚，認為丟了他家的臉，可是由於我的堅持，他最後還是不得已同意了。
我一拿到離婚書就飛去了加州。
到了加州，我聯繫了一所著名的私立女校，該校的音樂系非常好。
由於離開學還有一段時間，我便和一個定居加州多年，我在台灣的一個中學同學一起到各地去旅遊。
由於我回台灣後開過多次鋼琴巡回演奏會，加上幾年教授鋼琴課的積蓄，除去寄給父母的錢，我還存下了一些，可以供自己讀完碩士。
我終於開始了全新的生活，感到特別開心。
從那時拍的照片看，那是我的心情和氣色都是最好的時期，有一張照片是在納帕谷（NapaVally）的葡萄莊園品葡萄酒時照的，我做了個鬼臉，樣子很是滑稽可笑。

　　一天，父親從法國打來電話說，他有一個定居舊金山多年的老朋友俞老伯要見我，並給了我他的電話號碼。
很快我和俞老伯聯繫好在舊金山的漁人碼頭吃午飯。
和俞老伯同去的還有一個叫威廉的體態微胖的中年男人，俞老伯介紹說，威廉在美國出生，他的父母是他的朋友，也是台灣人，還說威廉是個律師，在舊金山有自己的律師事務所。

　　我立刻猜到了這次飯局的目的，但是由於那個叫威廉的人普通話說得不好，甚至有點好笑，我對他既沒有什麼好感也沒有太多反感，總之，對他沒有任何感覺。

　　不久，威廉開始給我打電話，約我出去吃飯。
我很猶豫，因為我並不喜歡他，也因為第一次婚姻的陰影還在，因此本能地不想這麼快就再次進入另一個關係。
我多次找借口婉拒了威廉的邀請。

　　沒想到，我的拒絕似乎刺激了他男性追逐獵物的欲望，他一次次地送花給我，並在我生日那天（大概是從我父親那裡知道的）給我舉辦了一個很大的派對。
那次先是威廉自己打電話給我，緊接著是俞老伯，都讓我一定要去，我實在不好推卻，就和俞老伯一起去了。
來賓都是威廉的同事和朋友，還有不少美國人。
我剛一出現，他們所有人就向我歡呼、吹口哨，大喊生日快樂，似乎我和威廉已經是很熟的關係了。
正當我有些不知所措的時候，威廉當著所有人向我走來，一只手很隨意地放在我的肩上，另一只手遞給了我一束黃色的玫瑰，大家再次歡呼的時候，我感到自己已經掉進了一個套子，無法出來了。
吃完了巨大的蛋糕，威廉請來的樂隊和歌手開始表演節目，大家開始喝酒，交談，俞老伯剛一提出要先回去時，我立刻也跟著他出來了。

　　威廉先送俞老伯回家，然後送我回家，那時，我已經在那所女校附近租了一處公寓住下。
威廉一路上問了我開學的時間和要學的課程，然後告訴我說那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女校，在加州和全美的名聲都不錯。
臨告別時，他說我缺什麼可以告訴他。
我謝了他，說自己什麼都不缺。
我剛一到家，就看到萊昂從巴黎寄來的紅玫瑰。

　　“親愛的 Peggy，只要世界上還有玫瑰，你就永遠活在我心裡。”
他在卡片上寫道。
看著屋裡的黃、紅兩色玫瑰，我突然哭得很傷心，卻說不清是為什麼。

　　開學的前幾天，我去學校報到，卻被告知已經有人為我交了全年的學費並辦好了所有的手續。
我知道這一定是威廉幹的。
回家後，為了求證我第一次給他打了電話，果然他承認是他為我辦的所有事，並告訴我說，他還有一個禮物要在開學前送給我。
第二天一早，他打電話讓我下樓來，我來到樓下的門口時，威廉輕按喇叭，我抬頭看見一輛紅色跑車停在不遠處，威廉正坐在裡面沖著我笑。

　　俞老伯幾次來電話詢問我和威廉的情況，不必說了，他背後必定是爸爸的多次催促。
三個月後，爸爸終於忍不住，親自打來了電話。
「小妹，你要懂事，爸爸是經過了解才介紹威廉給你的。
　他父母人很好，我們中國人的歸宿只能是和中國人在一起生活，我知道你是不會辜負我和你媽的一片苦心的，因為你從小就懂事，就孝順，知道心疼我們……」

　　怎麼辦？我茫然了。
威廉的父母是早年從台灣移民來美的，威廉在舊金山出生，雖然在美國長大，受的是美國教育，但他依然傳統，每星期必去看望一次住在舊金山唐人街的父母。
他似乎比我前夫直率，也更懂禮貌，嘴裡“請”“謝謝”說個不停，家暴的可能應該不存在。
但我對他實在沒有什麼感覺，除了感謝。
我想，既然再遇到像萊昂那樣的人今生已是不可能的事，干脆就徹底放棄幻想，再賭一次吧，萬一比上一次好一些呢？如果我不接受威廉，爸媽能輕易同意嗎？為此猶豫煩惱了幾個月之後，我再次向父母屈服了。
誰讓我是老大，誰讓我欠了已經年邁的父母那麼多的情債，誰讓我今生必須做一個孝順聽話的女兒，即使不願意也只能服從呢？

　　婚姻於我就是那麼回事了，只要我有鋼琴可彈，有音樂陪伴就行了。
我心情一旦煩躁或緊張我就一定會去彈琴或抽煙，我喜歡在那種時候彈德彪西的曲子來放鬆自己；那個外國人的內心有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美，每當我的手指與鍵盤把那種美釋放出來以後，我就會感到舒暢無比。

　　我經常感到看得見的生活只是虛幻的，唯有音樂裡的世界才是最真實的。
我和威廉的婚禮是在舊金山派拉蒙大飯店舉行的，那天來的客人很多，有威廉的家人和他們在美國的幾乎所有的中國親友，還有威廉的美國同事和朋友。
威廉當著所有賓客的面吻我，沒人知道的是，那一刻，我只是把他幻想成是萊昂。

　　在每一張來賓的請柬上是這樣寫的：
請於某年某月某日前來參加威廉·陳，律師，和佩吉·楊台灣著名鋼琴家，19xx年__________國際蕭邦鋼琴大賽冠軍得主的婚禮，地點是……
萊昂再次誠摯、大度地祝福了我，同時坦承他非常嫉妒我，不過他說我的幸福就是他的幸福；我不記得聽過任何中國男人說過這樣的話，無論對誰；我的父親沒有過，我的前夫更沒有。
他們都把自己的需要說成是為了我好，主觀地將其變成了我的需要。

　　婚後，我們住在灣區離我後來讀碩士的那所女校不遠的一處半山上的大宅子裡。
那裡是富人居住的地區，風景很好，空氣清新，樹木蔥郁，可以看到不遠處的海灣。
威廉每天早上去上班後，我就在家裡練琴。
不久我就發現，威廉雖然出生在美國，可是他和許多台灣男生一樣，生活能力很差，幾乎事事需要我為他準備，比如早上起床後我要給他把漱口水和牙膏準備好，然後給他把當天要穿的衣服和領帶拿出來也準備好，最後他臨出門時，我還要把他的公文包遞到他的手裡。
作為家裡的長女，我從小在家習慣了幫助父母做各種事情，包括照顧小弟的生活，所以一開始也並不太在乎為他做這些事。婚後大約三個月，我發現自己懷孕了；威廉似乎很高興。
懷孕期間，我基本上是一邊學習，一邊自己照顧自己；威廉在那段時間裡總愛和同事晚上一起出去，回家很晚，回來就睡了。
半年後，我開始感到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地方不太對勁，卻又具體說不出什麼來。
我告訴自己忍忍吧，婚姻也許就是這樣無趣，至少威廉沒有家暴行為。

　　臨產那天，威廉在外出差，是我自己開車去的醫院，女兒出生時他不在我們身邊，我當時也沒有想太多，因為我們之間從來也沒有愛的感覺，所以也就不會有太多的抱怨和遺憾。

　　有了尼娜之後，我便暫時休學在家裡照顧她，雖然那時家裡也雇了一個人幫忙。
威廉喜歡逗尼娜玩，他給女兒的笑臉顯然多於給我的。

　　音樂世界的美和現實生活的平庸之間形成的巨大反差開始讓我感到崩潰。
有一次，我在琴房裡一天都沒有出來，彈琴彈得忘記了一切——我全忘記了我為人女兒，為人妻，為人母的事實。
從琴房出來時我已經有些恍惚，是尼娜的哭喊聲把我重新帶入了現實。

　　萊昂知道了尼娜的出生後，給她寄了幾件法國的嬰兒服，這似乎引起了威廉的不悅。
他把包裝盒拿起看了一下，並沒有問寄東西的人是誰，然後放下就走了。

　　不久我過生日，萊昂又照例從巴黎給我寄來了玫瑰。
我從來都不想拒絕萊昂的生日禮物，因為他是我生命裡唯一能提醒我有著另一種男女感情存在的可能性的人。
我們分手已經 7 年了，他後來和一個學提琴的女孩結婚了。
他說他的妻子能夠理解他給我寄花的事，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過去，她也有，她甚至把她過去的男友請到家裡三個人一起吃過飯。
可是威廉不是法國人，他骨子裡仍舊是個台灣男人，只不過嘴裡說的是英文。
他並沒有能力理解或接受我曾認識萊昂這個事實。
那天快遞員來送花時我在琴房裡，是他開的門。
他把那盒花扔在了我門外的地上，打開後花瓣掉落了許多……
我把花拿進琴房後，迅速點燃了一根煙。

　　尼娜三歲的時候，我送她去上幼兒園，就在我上的那所女校裡，而我也開始繼續攻讀鋼琴碩士的學習。

　　記得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和威廉一起開車送尼娜去她爺爺奶奶家。
回家的路上，威廉很平靜地告訴我說他愛上了別人，是他律師事務所的秘書，一個中美混血女孩。
他說他們已經在一起很長時間了，現在想搬到一起去住，問我是否同意。
我聽後沒說一句話，到家後也沒有，我把自己關進了琴房，立刻又點上了一支煙，我還能說什麼呢？
他們已經在一起很久了——多久？一年還是兩年？
我同意與否難道還有任何意義嗎？他那樣平靜地說給我聽，其實只是通知我罷了。
幾天後，他開車把他的被褥和常用衣物都拿走了，之後就很少回家了。
尼娜不停地問我爸爸去了哪裡？我先是說他出差了，後來實在沒辦法了就說你自己問他吧。

　　威廉對自己的女兒還是有感情的，沒過多久他就打電話來找尼娜說話了。
尼娜告訴我，爸爸說他以後不回這個家住了，他住在另外一個家裡，還說周末可以讓媽媽送我過去住一天。
我聽了幾乎昏倒——讓我親自把女兒送到他和那個混血女孩住的地方去，天下還有比這樣的侮辱更令人窒息的嗎？

　　可是，我竟然這樣做了，因為我沒有選擇！
孩子要見她爸爸，我不能不讓她見，她還小，不能沒有父愛。
第一次開車送尼娜去他們住的地方時，一路上我一想到自己在做什麼就幾乎要發瘋。
我的手幾乎無法握緊方向盤，可是我又必須克制自己，因為車上還有孩子。

　　在一個高檔公寓的樓下，威廉和那個混血女孩看見了走下車子的尼娜就一起迎了上去。
尼娜剛一看見她爸爸就呼喊著跑過去，威廉則立刻把她抱了起來。
我沒有下車，握著方向盤的手在不住地抖，威廉抱著尼娜走過來，說請我第二天下午 3 點過後來接女兒。
我沒有看他，沒有任何表示，也沒有說什麼。
直到尼娜看到我的車子發動起來要走了，才忽然大聲地喊了一句「媽咪，我也愛你！」
我的眼淚立刻奔湧而出，一路上幾次遮住了視線。
那個混血女孩比我年輕和高大，更比我豐滿和性感。

　　我在這樣的屈辱中生活了兩年，沒有告訴俞老伯，更不敢告訴遠在法國的父母，雖然不是我的錯。
這次婚姻是一次更慘的失敗，比第一次更糟。
為什麼我在外面是個被人羨慕的對象，風光無限的著名鋼琴家，小巧玲瓏的身體被一頭滑順飄逸的披肩長髮包裹著，卻在兩次婚姻裡都被拋入無法啟齒的恥辱境地？
我開始沒有節制地瘋狂抽煙，有時一天兩三盒。
我也盡情地酗酒，反正沒有人看見。
然後我開始借瘋狂地彈琴發洩我無法壓抑的憤怒和屈辱，自責和無助。
我一個人在空蕩蕩的大房子裡，內心無比恐懼過，歇斯底裡過，失態地吼叫過，瘋狂地奔跑、狂跳過，也激烈地摔過不該摔
的東西。

　　那天我坐在琴房裡忽然醒悟到，我其實一直都戴著雙重面具在生活，很累很累，從小到大，從內到外，從單身到結婚。
只有和萊昂在一起的短暫時間內我才做了回自己。
那真是個陌生的自己，但卻是個美麗和幸福，自由和快樂的自己。
那個自己後來再也沒有出現過。

　　開學不久，我報了一門美國文學課，是該校英文系的招牌課，教課的女教授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頗有名氣。
那天我趕去上課，車開進校門後沿著長長的林蔭道翻過一個個減速板緩慢地行駛著，然後看到一個年輕女子背著書包獨自在旁邊的小路上走。
我第一次上課時見過她，一看就知道是大陸來的。
那次上的是大課，人多，就沒和她打招呼。
這個學校的中國學生很少，從大陸來的更是少之又少。

　　我將車開到她身邊，搖下車窗，請她上車一起去上課，她略顯猶豫後就同意了。
我們互相簡單地介紹了自己，我得知 L 是從北京來留學的，在英語系的寫作專業讀碩士。
我問她為什麼來美國讀寫作，而不是其他專業。
她一愣，然後說只是因為喜歡，沒有別的原因，我忽然從她那裡感覺到一種久違的、熟悉又陌生的東西，一種接近真實的東西。
在幾乎所有人面前，我一直要求自己表現出一個活潑、開朗、友好，值得別人羨慕的知名鋼琴家的形象；我只穿剪裁合身的衣服，牛仔褲或燈芯絨褲，上身總穿小西服，再配一頭滑順的披肩長髮，使我看上去精致、活潑又可愛。
其實呢，我的身體很瘦小，遺傳自我父親，我知道威廉不喜歡我這樣沒有脂肪不性感的身體，還好，我的外表的確很吸引人，加上我開著紅色跑車和自身的知名度，我總能從別人看我的眼光裡讀到羨慕甚至是嫉妒。
可是在 L 的眼睛裡卻沒有這一切，她的眼睛純淨安祥，似乎只活在自己的內心世界裡。
如今什麼樣的人專門學寫作呢？就是不為畢業後工作出路考慮，只為了內心的追求非學不可的人。
我當然知道，只有這樣的人才是可以信任的，因為寫作和音樂都是對內心世界的追求，都是追求真實的感覺。
我了解那是什麼，它不會欺騙你，就像音樂一樣可靠。

　　我開始給 L 打電話，問她有什麼需要我可以幫助的，她剛來美國不久，人生地不熟，沒有車，租住在一個廣東人家裡。
她總是說她很好，什麼也不需要。

　　又是一個星期一，我開車去上美國文學課，那時的我必須用課業來平衡我業已失控的情緒化生活。
前一天發生的令人羞憤的經歷，仍在不斷挑戰著我忍耐的極限。
前一天是星期天，我照例從威廉那裡接回了尼娜，回家的路上，那小姑娘竟然對我說，她想要和她爸爸及那個混血女孩住在一起。
我的手開始握不住方向盤了，因為是下坡路，我只好強忍著把車停在了路邊，我壓下心中的大怒問她為什麼。
這個已經 5 歲的胖女孩直言不諱地說，因為爸爸比媽媽高興，能陪她去不同的地方玩，那個她叫做傑西卡的阿姨也不像媽媽，因為她不抽煙，也不愛發脾氣。
說完了，她才覺得好像有些不對，偷偷地看了我一眼，低下了眼睛。
我什麼也沒說，麻木地楞了好半天才把車開回家。
我給尼娜做完晚飯後就把自己關在了屋裡，我不想讓她看見我沮喪的樣子。
我不能相信我唯一的女兒竟然也開始嫌棄我了！
我完全失去了生活的重心，感覺整個世界都已經拋棄了我，可我卻不能對任何人說！

　　我把車開進校園後，立刻看見 L 正沿著布滿尤克利樹皮的小道上向教室方向走著，看見她安靜的身影，我忽然產生了想要痛哭一場的衝動。
她不是我的父母，不是我的學生，不是台灣人，不是名人，不是任何我必須顧及面子等因素而必須在其面前表現某種特定形象和展現特定表情的人；雖然她只是個陌生人，還是一個大陸來的陌生人，卻是一個最可以信賴的人。
我請她上車時，就感到自己必須做一件事了。
我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灣區最好的心理醫生也對我無能為力，因為這些美國人怎麼可能懂得中國文化裡的那些東西，尤其是那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那些東西可以讓人去死，但看上去卻有著風平浪靜般的無辜。
西方人最不理解中國人的地方就是“忍”了，雖然他們可以很專業地不去問我為什麼要忍，但是他們臉上一個一閃即過的眉頭微蹙，已經正確無誤地洩露了他們的好奇心。
對一個西方人袒露自己的隱私和內心，絕對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一直不喜歡那些貌似能專業地幫助你的人，盡管有人告訴我在美國找心理醫生必須像買東西一樣“shoparound”，我卻沒有碰到過一個讓我感到滿意和對頭的人。

　　我把車停在通往英語系的小徑轉彎處，不再往前走了，L 有些吃驚，因為馬上就要上課了，我不說話，只是呆呆地坐著，看著窗外，L 畢竟是性情中人，她什麼也沒問，就陪著我一起靜靜地坐著。

　　無聲勝有聲的理解在關閉了車窗的車子裡如同慢板的音樂在回蕩。
忽然，始料不及地，我突然就痛哭起來，就像山洪終於沖毀了堤壩；我哭得那樣失態，那樣盡興，那樣不顧體面，那樣舒暢，絕對是我一生中從未有過的一次。
L 沒有勸我一句，甚至連一句話也沒說，只是默默地陪著我坐在那裡。
她遞紙巾給我時，輕輕地拍了一下我的手臂，這正是我所需要的全部。
我終於哭累了，掏出一支煙，舉了一下向 L 做了個歉意的表示，搖下車窗後就大口地抽起來。
接下來我開始平靜地，毫無顧忌地對她講起了我真實生活裡的一切：
我的累，我每天人前的千般風光，背後的萬般無奈和偽裝，我的無法訴說的屈辱和感到再也無法繼續下去的忍耐。

　　我告訴 L 我不想離婚，不僅因為女兒太小，也因為我對威廉還有著僅存的一點希望，我不敢對這個沒有男人的家的未來做任何想象，雖然挽回的可能似乎已沒有了；但是，我為挽救這個家做了任何事情嗎？沒有。
我的身份和習慣只能讓我除了逃避就是忍耐。
我甚至托人花錢找到了一位剛剛來到洛杉磯的藏傳佛教的密宗大師，請他為我看命理和婚姻歸宿，那位大師說，我和威廉的緣分還沒有完全消盡，所以我才會痛苦不堪。
我也告訴了 L 我在家裡如何瘋狂地酗酒，之後再更瘋狂地彈琴，尤其是在彈德彪西的曲子時，總會產生各種幻覺，鋼琴的正前方會經常出現恐怖的有著中國面孔的鬼怪，猙獰可怕，然後我就會更拼命地彈，似乎在與這些魔怪決一死戰；L 一直都沒說什麼，只是不時地點一下頭。

　　那天我們都沒有上成美國文學課，我請她陪我一起去幼兒園接尼娜，然後去我家吃晚飯，她同意了。
尼娜似乎很喜歡 L，但是問我為什麼這個阿姨不太愛講話。
晚飯後我送 L 回家，返家的路上，我突然感到經過今天突發的感情宣洩，我輕鬆了許多，而 L 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看似並沒有什麼特別吃驚的反應，她是一個安靜的人，但是我知道寫作的人內心都是不安靜的；她的平靜讓我對自己的突然失態感受不到一絲一毫的尷尬和歉意，就像一個孩子對母親大鬧一場之後，累了，然後就理所當然地睡著了一樣。
我一生裡還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覺，真是太奇怪了。

　　5 月份到了，我和 L 都是那年夏天畢業的。
L 邀請了她班上的同學和幾個朋友參加了我在音樂系小教堂舉行的畢業演奏會，我演奏了最喜愛的德彪西的作品。
演奏會很成功，那一次，我彈琴時可怕的魔鬼幻象沒有出現。

　　L 畢業後去了紐約另一所學校繼續讀研究所。
她走後，我又去拜訪了那位西藏的密宗大師，這一次他說我和威廉的緣分已盡。
我們終於離了婚，尼娜歸我撫養，那時我的父母已經知道了所有的事。

　　他們之前曾讓俞老伯勸過我，但是因為威廉明顯是過錯方，他們也只得接受了現實。
從爸爸在電話中的聲音裡我聽得出，我第二次婚姻的失敗對他的打擊很大。
那年夏天我帶尼娜回了一趟台灣，然後去了法國，爸爸媽媽和小弟第一次見到了尼娜。

　　那次我吃驚地看到爸媽更加蒼老了。
回到加州後，我申請了去斯坦福大學讀鋼琴演奏的博士學位。
我再次想要開始全新的生活，我賣掉了威廉留給我和尼娜的房子，然後搬進一所公寓去住。
我把賣房子的錢都寄給了在法國的父母，讓他們改善生活，並幫助小弟上一所好的學校。

　　每天我去幼兒園接尼娜時，經常碰到一個叫雷恩的中年美國白人，他是去接和尼娜同一個班的兒子馬克，有時到的時間早了一點，我們就會聊上幾句。
慢慢地，我發現他似乎開始對我感興趣，總是談起他自己的事情。
他居然是個精神分析醫師，正在和自己的畫家妻子分居。
後來，他逐漸對我就像有了依戀之情，總給我打電話，把自己的一切都講給我聽。
我有些不知所措，但是想到也許他和我一樣，生活裡需要一個可以真正交談的人，我想起了 L 那時對於我的重要，就讓自己耐心地充當一個傾聽者。
可是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我們一起帶著各自的孩子出去玩過幾次之後，雷恩開始向我求愛了。
我不知道我對他的感情到底是什麼，雖然與前兩個丈夫都不同，但似乎也沒有足夠而明確的愛的成分，和我對萊昂的感情仍舊是很不同的。
可是，就在他剛對我說過他準備和他的妻子離婚後就和我結婚沒多久，他竟然又莫名其妙地開車去找他已經離開加州的妻子！他在電話裡毫無歉意地對我說，他對他的妻子還有留戀。
他說這話時的語氣平靜得就好像在告訴我，他剛在超市買了幾個做晚飯要用的青椒。
我終於明白，自己再次掉進了一個陷阱，我無法不責問自己，是否今生就不該再和任何異性有任何關係了呢？為什麼所有父母滿意的人都不愛我，而我似乎也不再有能力去愛任何人了——除了萊昂，那個我心裡永遠的痛和回憶？我暗自發誓，今後再也不去碰與感情有關的任何人和事，只需專心讀書，好好培養尼娜就行了。

　　大約和 L 分別一年後的一個晚上，我毫無緣由地突然想起了她，也不管當時是幾點了就撥通了她的電話。
紐約那邊正是凌晨，L 被我吵醒後，不但沒有怨言，反而很高興，我們一聊就聊到了太陽升起，至少有三四個鍾頭。
我告訴她我的所有近況，包括我正在斯坦福讀博士以及和那個精神分析師說不清道不明的複雜關係。
我也沒有忘記告訴她，萊昂依然每年在我生日那天給我寄來新鮮的紅玫瑰。

　　我是在讀博士第二年的時候開始時常感到胸悶的，早晨起來還經常會咳嗽幾聲，但我一開始並沒有太在意，我知道自己近些年來抽煙很凶，所以盡量減少了抽煙的次數；可是不久以後我就第一次咳血了。
在醫院，那個高個子的猶太醫生拿著 X 光片告訴我說，我需要面對一個很殘酷的現實——我被確診得了肺癌，並且已經是晚期。
聽了醫生的這些話，不知為什麼，我心裡竟然感到一種意外的平靜，似乎早就知道那只是個早晚都會來，命裡已注定的結果，躲是躲不過去的。

　　從醫院回到家，離要接在附近上小學的尼娜還早。
我不顧一切地又抽了兩支煙，以便冷靜下來做比較理性的對身後事的安排。
不抽那兩支煙，我肯定會握不住筆的，我在一張紙上列出了下面這些需要做的事情：
1.此生需要感謝的人名單
2.以自己的名義捐一筆獎學金給法國高等音樂學院
3.捐一架鋼琴給自己獲得碩士學位的女校
4.對尼娜今後的生活和未來的安排
5.對父母和小弟的安排

　　幾天後我就開始了例行的放化療。
我的爸媽知道後，立刻就從法國趕來了，雖然我前年才去法國看過他們和小弟，可是再見到他們第一眼時，我幾乎完全認不出了。
我的爸媽在知道我得了癌症之後的短短幾天之內一下就變老了！
他們辛苦了一生培養出來的女兒在 42 歲時就要走了，他們注定要經歷白髮人送黑髮人的人間悲劇了！
我在爸爸枯黃的皮膚裡和額上那些深深的皺紋裡，在讓人不敢正視的深陷的淒哀的眼神裡，看到了一個父親對生活最深的失望。
我知道，我的兩次婚姻已經讓他的自尊飽受折磨，而現在我竟要用生死離別來對他們做最後的摧殘！
上天，這一切又怎麼可能是我的本意呢？我為什麼無論做什麼最後還是會傷害我的父母——為我付出了一切一切的父母呢？

　　深夜，我一個人躺在寂靜的病房裡，雖然身體被放化療蹂躪得幾乎不屬於我了，心裡卻澄淨極了。
我清楚地知道我此刻和世界上所有得了絕症的人一樣，剩下的日子就是面對並不會起什麼作用的例行治療，繼續忍受不能忍受的痛苦，毫無招架之力，然後就是應對一撥又一撥前來探望自己的人們，勉強地和他們說幾句話，感謝他們，然後那一天就終於來了。
人到了這種時刻，對死亡的恐懼其實已經消失，既然不能改變它的必然到來，為什麼不像能迎接春夏秋冬一樣，坦然跟它走呢？

　　誰說從幾十年生活的重壓下解脫出來就一定是件壞事呢？
我在台灣教過的學生很多都在美國深造，他們大都已經來看過我了。
我知道自己的身體已經縮小了很多，人瘦得脫了形。
他們看見我的第一眼，大都是露出極度意外的神情，接著就是讓人難以忍受的悲傷和憐憫。
在和我握手時，我可以感到他們的手無一不在微微顫慄，因為我那雙曾經讓我一生獲獎無數的靈巧的手，現在已經枯萎成了一個老太太的手，只剩下一層皮和嶙峋的骨。
當清楚地知道和所有這些人的見面是人生的最後一次時，那種感覺是難以形容的；好像一切都是在夢裡發生的，生活和活著本身就是一個不可確定的事實，為什麼人來了又會消失？我感到看見的一切面孔似乎那樣地不真實。
再仔細想想，一生裡真正真實的東西除了音樂和萊昂之外，還有什麼呢？一切都是過眼雲煙，一點也不假。

　　萊昂知道了我的情況後堅決要來看我，可是我也堅決地拒絕了他。
因為經過放療、化療後，我面容枯槁，頭髮脫光，雖然戴了帽子，但愛面子的我堅決不想讓我生命中唯一的愛人對我的最後記憶是那樣一種可怕的形象。
最後萊昂同意了，但是悲傷至極。
上個月我在醫院裡過 42 歲生日時，他從法國寄來了最後一次玫瑰，也是最大最多的一次。
玫瑰花擺滿了我的房間，我知道一定馨香怡人，可是我已經聞不到了，多次放療、化療已經摧毀我身體太多的功能。
我請人給萊昂寫了最後一封信，裡面只有一句話，
“萊昂，好好活，等著我，下輩子我一定會去找你！”
我所有想說的話到此應該說完了。
我 42 歲的人生隨時就要落幕了——太短了，不是嗎？
此刻我非常懷念我那些和我一起走過音樂之路，分享過音樂之美的人們，那些老師、學生、同學、朋友。

　　我知道，當年我在台灣教琴過程中遇到情緒不佳時，肯定給我的學生們造成過不小的困擾，我在此向你們鞠躬，跪求大家的原諒，並謙卑地說一聲對不起！衷心希望你們生活幸福，音樂永遠與你們同在。

　　對了，再說幾句吧。
如果我的一生令人唏噓，希望你們的人生不要重蹈我的覆轍。
我從小逆來順受的性格與我的音樂才華似乎頗不相稱，也許有人知道了我的人生故事會難以相信。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個人身上貌似不可能的矛盾之處不但是真實存在，並且發生在很多人身上。
我的鋼琴雖然彈得很好，但是我的個人生活卻充滿了難以置信的曲折和磨難。
不過卡夫卡不也是這樣嗎？我在那個女校的英語系選修課上讀了他的小說，忽然明白了為什麼他在自己創造出來的最不真實的世界裡得到靈魂的解脫；而我則是在音樂裡，在手指和琴鍵創造出的另一個屬於我自己的世界裡才能自由呼吸。
上帝讓我留在世上的時間也許只有一個星期、幾天或者更短，所以此刻我對任何事已無所顧忌。
我臨走前最想說的是：
如果可以再活一次，我一定會不顧一切地和萊昂在一起，即使付出的代價是會傷害我的父母，但那應該只是一時的。
想一想我後來為了孝順他們而沒有那樣做的結果是什麼吧，難道不是更深地傷害了他們一輩子？我的不幸其實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我的父母不會懂。
我不敢想像他們如何能承受得了失去女兒這樣最無情的打擊，今後又會如何在悲哀中度過餘生。
可是，孝道如果與人性相違背難道還應成為美德嗎？
天下的父母，請你們把我的人生故事留作參照和思考吧。

※ L 告訴我，她給我寄出那盒錄音磁帶時，佩吉·楊已經去世了。
她說她這個朋友的悲劇人生其實也是很多在中國家庭裡長大的一代人的無奈。

※通過我與 L 的後續聯繫，我知道了尼娜後來被佩吉·楊的父母接到了法國去生活，也已經開始學習音樂。
我聽了之後不由得想，那個小姑娘的外婆和外公會不會把自己對女兒未竟的人生移植到尼娜身上呢？
小姑娘會不會成為她母親的影子？

※可憐天下父母心，也可憐那些為孝心忘記了自己最基本的需要，背負了一生懊悔的孩子們。
但願佩吉·楊的靈魂是自由的，愛自己的親人，但是不必為此付出愛所不能承受的負擔——那負擔最終壓垮了她作為一個優秀音樂家單薄的身體和靈魂。

※附註：蕭邦音樂大賽冠軍得主，查不到台灣音樂家楊珮及其人。
安息吧

※本文摘錄自「不說，就真來不及了︰紐約客的臨終遺言」一書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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