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時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多次到訪東京體會日本歷史及文化。那年夏天當他決定再次到訪日本時，向當時的東京新聞處處長張超英提了個要求:「能不能見到日本的 Number One?」 指的，當然就是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後來，某次宋楚瑜和張超英在東京的高爾夫球場打球，竟然在第九洞的茶室旁遇見了中曾根康弘以及讀賣集團日本電視的副社長氏家齊一郎，四人相談甚歡，中曾根首相便提議雙方合影，遂留下此照片。

那日讀《宮前町九十番地》興起，便一口氣讀完，抬頭一看，已是深夜兩點，雖然這本張超英的回憶錄寫得雲淡風輕，但讀完數日仍是餘韻猶存。本書主要分作三大部分，分別是少年時期、戰後初期和駐日時期。

張超英的祖父張聰明，在日治台灣初期便經營煤礦開採，累積極大的財富。自小養尊處優的張超英，那生活待遇即便在如今看來，都遠勝如今的許多富二代的優渥生活。不管是讀超貴的幼稚園，讀日本人讀的小學校，喝可口可樂，擁有台灣第一台速克達，或是隨意搞丟祖父的百達翡麗等等，都證明了張超英擁有的優渥生活絕非常人所能想像，更何況那可是在日治時期，就已能擁有如此豐沛的物質資源。

戰後，張超英自日本完成學業後歸台，進入國民政府的新聞局工作，而後1967年至新聞局的紐約新聞處工作，駐美期間目睹了1970年黃文雄刺殺蔣經國事件，也經歷了與美斷交、退出聯合國等重要歷史事件。這些經歷雖然精彩，卻遠遠比不上本書的末段，也就是駐日時期。

1980年，張超英轉駐日本東京新聞處處長，本書最精采的章節於焉展開。當時國民政府因為位處第一島鏈的重要關節，加上必須親美才能獲得生存空間，所以那時中華民國政府反共的態勢非常明顯。在那時期，日本的媒體生態也和現在非常不同。那時候日本有四大中央報社，從大到小分別是《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產經新聞》。這四家媒體的意識形態分別不同，但只有《產經新聞》明顯偏向右派，而日本的左派聲勢向來不小，雖然在二戰後被嚴重打擊，但隨著蘇聯及中共聲勢壯大，《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兩大媒體在光譜上也偏向中共、忽視中華民國。當時政府的態度也顯而易見，不願與親共媒體交好，而只願意和右派勢力《產經新聞》交好，哪怕產經新聞的發行量是第四名也沒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在日本的媒體能見度極低。

日本於1972年親台首相佐藤榮作宣布退休後，兩方關係越來越差，隔年日本即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於同時與中華民國斷交，中華民國並於同日宣布與日本斷交。國民黨勢力向來就仇日，黨內中高層對日本的了解也不深，加上斷交之故，幾年下來，與日本的關係也就越來越疏遠，到最後當然只願意停留在右派同溫層《產經新聞》中。1980年的張超英初來乍到東京，對這樣的現況感到沮喪，並認為應該要全力開拓與《讀賣》、《朝日》和《每日》的關係，但他面臨的文化差異，卻使得這目標異常困難。

日本相對我們所熟知的社會來說，更要求彼此的信任關係，也更更在乎產業共識和團結。對於一個外人來說，想要打入任何一個圈子都無比困難，因為日本人並不和有錢的陌生人做生意，你得擁有信任關係，才能擁有彼此交流甚至交易的機會。

日本有個截然不同於其他社會的「稟議」文化，事情一定得在所有人都同意的情況下才敲定。以簽公文為例，若基層公務員簽公文簽至高層，一路上所有人的意見都相同，那高層就會批准。反之，若這過程中，有哪個環節層級表達了不同的意見，高層就會認為事情還有不夠圓滿且值得商議之處，會緩下整個決策過程，盡可能了解哪裡做得還不夠。在這種文化底下，下屬不會輕易表達不同意見，長官也鮮一意孤行，是種「團結」優先的文化氛圍，明治天皇甚至言:「萬事必由公論決定之。」深刻體現日本式民主的文化。但相對的，這樣的社會相對非常非常封閉，對外人的陌生關係極難建立。

體現在新聞界運作。舉例來說，若你想要單純邀請某一家媒體到台北訪問，怕是你大概吃了九次軟釘子，依然不明白為什麼無法成功。因為該家媒體會納悶為何只有自己，莫非其他家媒體都不參與，自己去了會不會被他家媒體側目? 所以一定不會成功。因此若要邀請，你得邀請所有相同份量的媒體共襄盛舉，只要幾個重要人物沒點頭，這樣的邀約就無法成功。落實在聚餐上，就是你得邀請所有媒體圈的朋友來共襄盛舉，然後所有人一起開心喝酒聊天，所有人一起喝到吐，所有人一起於午夜後結束當天的酒局。因此單純培養任一條關係鏈，到頭來是甚麼成果都不會有的，你得同時培養與所有日本媒體的關係，並且得忍受初期毫無成果的境況，經長期耕耘後方有成果。

當時的駐日新聞處，多是1949年自大陸遷台的外省人，少有台籍人士。這些外省領導人成長於二戰，那時態勢分明，而後撤退、韓戰、美援以致重重的仇日氛圍中，怎會有甚麼與日本關係良好的官員存在? 但張超英不同，他是台籍菁英，且長輩們於數十年前便與日本關係良好，許多情誼甚至傳承至第二代第三代，便有了開拓彼此關係的契機。

正如前文所述，張超英之祖父張聰明，為日治時期著名台灣商賈，張超英之父親張秀哲，則為當時著名的社會運動家。那時日本於台灣推行鴉片政策，張家反對，永井柳太郎時任日本拓殖大臣，主掌殖民地事務，因此次意見矛盾而結下緣分，進而兩家往來數十年。甚至張超英之外祖父甘得中，更早在1914年便與永井柳太郎結識，張超英之母親甘寶釵更曾在赴日讀書期間，暫託永井家照顧。而永井柳太郎之次子永井道雄，於日本國內享有學術界、媒體界及政治界之聲譽，更是與張超英有超過數十年之情誼，在張超英赴日時，便曾邀請到《朝日新聞》拜訪他。而後，張超英靠著永井道雄在日本的人脈關係，順利打通與《朝日新聞》的關係，靠著這層關係，拿到一張張名片，打通一層層關竅，與《讀賣》和《每日》的情誼也才有機會養成。對於日本人來說，憑藉著如永井道雄這種長輩的「介紹」，不只情義份量重，於人情義理更沒有拒絕的空間。

我個人認為本書最精采之處，除了少年時優渥的物質生活令人感到新奇之外，便是屬於篇幅後段兩次駐日期間的回憶。這其間張超英促成的關係不少，除了透過氏家齊一郎巧妙安排宋楚瑜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不期而遇之外，安排《讀賣新聞》花了三年拍攝故宮博物院的紀錄片，協助台北市長陳水扁到日演講之外，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行銷李登輝在日本的能見度，並於日後牽線促成曾寫成松下幸之助自傳的知名作家江口克彥執筆，寫成暢銷日本的李登輝自傳《台灣的主張》。本書有許多描述日本媒體及政治圈氛圍的文章，讀者可從其中感受日本社會極度排外的風氣，也能從中體會當時退出聯合國之後，駐外使館或代表處之難為。

本書並引起了我對其他四本書的興趣。首先是張超英之父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再來是駐美時期兩位大使的回憶錄，分別為沈劍虹的《使美八年紀要》和陸以正《微臣無力可回天》，最後則是駐日期間大使馬樹禮的《使日十二年》。張秀哲是日治時期的風雲人物，但卻遭受二二八事件的迫害，在本書著墨極少，只說父親自牢裡歸來之後，將自己封於書房中，再也不問世事。而之所以對張超英的三位長官感興趣，則是因為書中對於這三位長官的描述太過片面，且感覺這些長官作事綁手綁腳，似乎甚麼都不願做也不願碰，也因此好奇是甚麼原因導致這些長官做事異常保守。

最後，本書另一個深刻之處，是張超英駐美期間的張家基業。由於父親遭受二二八事件迫害，終日閉鎖書房再也不問張家事。戰後礦業生意當然在國民政府底下沒法繼續做，加上母親甘寶釵早逝，祖父張聰明又已過八旬，，家中頓失倚靠，繼母掌握家中大權。繼母是日本人，有個中文名字張梨華，於1960年代做了不少生意，將中山北路家族宅邸改裝成「綠園飯店」，甚至在香港、日本等地都開起餐廳、飯店，不斷賣掉家中房產土地，家境因此逐漸稀薄。

張超英說祖母從小教他不要與人計較，也因此他從未與繼母及其子女計較過財產的分配，凡是拿到眼前需要簽名的，他都照單全收。最後，駐美期間因為薪水短缺，只將中山北路一間房產換作美金添作家用。張超英的一生風采卓然，但從簪纓家族的公子至駐外新聞處處長的過程，雖其姿態依舊瀟灑迷人，依舊止不住那股感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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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論這篇阿姨會出現的機率

1984年，時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多次到訪東京體會日本歷史及文化。那年夏天當他決定再次到訪日本時，向當時的東京新聞處處長張超英提了個要求:「能不能見到日本的 Number One?」 指的，當然就是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後來，某次宋楚瑜和張超英在東京的高爾夫球場打球，竟然在第九洞的茶室旁遇見了中曾根康弘以及讀賣集團日本電視的副社長氏家齊一郎，四人相談甚歡，中曾根首相便提議雙方合影，遂留下此照片。

那日讀《宮前町九十番地》興起，便一口氣讀完，抬頭一看，已是深夜兩點，雖然這本張超英的回憶錄寫得雲淡風輕，但讀完數日仍是餘韻猶存。本書主要分作三大部分，分別是少年時期、戰後初期和駐日時期。

張超英的祖父張聰明，在日治台灣初期便經營煤礦開採，累積極大的財富。自小養尊處優的張超英，那生活待遇即便在如今看來，都遠勝如今的許多富二代的優渥生活。不管是讀超貴的幼稚園，讀日本人讀的小學校，喝可口可樂，擁有台灣第一台速克達，或是隨意搞丟祖父的百達翡麗等等，都證明了張超英擁有的優渥生活絕非常人所能想像，更何況那可是在日治時期，就已能擁有如此豐沛的物質資源。

戰後，張超英自日本完成學業後歸台，進入國民政府的新聞局工作，而後1967年至新聞局的紐約新聞處工作，駐美期間目睹了1970年黃文雄刺殺蔣經國事件，也經歷了與美斷交、退出聯合國等重要歷史事件。這些經歷雖然精彩，卻遠遠比不上本書的末段，也就是駐日時期。

1980年，張超英轉駐日本東京新聞處處長，本書最精采的章節於焉展開。當時國民政府因為位處第一島鏈的重要關節，加上必須親美才能獲得生存空間，所以那時中華民國政府反共的態勢非常明顯。在那時期，日本的媒體生態也和現在非常不同。那時候日本有四大中央報社，從大到小分別是《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產經新聞》。這四家媒體的意識形態分別不同，但只有《產經新聞》明顯偏向右派，而日本的左派聲勢向來不小，雖然在二戰後被嚴重打擊，但隨著蘇聯及中共聲勢壯大，《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兩大媒體在光譜上也偏向中共、忽視中華民國。當時政府的態度也顯而易見，不願與親共媒體交好，而只願意和右派勢力《產經新聞》交好，哪怕產經新聞的發行量是第四名也沒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在日本的媒體能見度極低。

日本於1972年親台首相佐藤榮作宣布退休後，兩方關係越來越差，隔年日本即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於同時與中華民國斷交，中華民國並於同日宣布與日本斷交。國民黨勢力向來就仇日，黨內中高層對日本的了解也不深，加上斷交之故，幾年下來，與日本的關係也就越來越疏遠，到最後當然只願意停留在右派同溫層《產經新聞》中。1980年的張超英初來乍到東京，對這樣的現況感到沮喪，並認為應該要全力開拓與《讀賣》、《朝日》和《每日》的關係，但他面臨的文化差異，卻使得這目標異常困難。

日本相對我們所熟知的社會來說，更要求彼此的信任關係，也更更在乎產業共識和團結。對於一個外人來說，想要打入任何一個圈子都無比困難，因為日本人並不和有錢的陌生人做生意，你得擁有信任關係，才能擁有彼此交流甚至交易的機會。

日本有個截然不同於其他社會的「稟議」文化，事情一定得在所有人都同意的情況下才敲定。以簽公文為例，若基層公務員簽公文簽至高層，一路上所有人的意見都相同，那高層就會批准。反之，若這過程中，有哪個環節層級表達了不同的意見，高層就會認為事情還有不夠圓滿且值得商議之處，會緩下整個決策過程，盡可能了解哪裡做得還不夠。在這種文化底下，下屬不會輕易表達不同意見，長官也鮮一意孤行，是種「團結」優先的文化氛圍，明治天皇甚至言:「萬事必由公論決定之。」深刻體現日本式民主的文化。但相對的，這樣的社會相對非常非常封閉，對外人的陌生關係極難建立。

體現在新聞界運作。舉例來說，若你想要單純邀請某一家媒體到台北訪問，怕是你大概吃了九次軟釘子，依然不明白為什麼無法成功。因為該家媒體會納悶為何只有自己，莫非其他家媒體都不參與，自己去了會不會被他家媒體側目? 所以一定不會成功。因此若要邀請，你得邀請所有相同份量的媒體共襄盛舉，只要幾個重要人物沒點頭，這樣的邀約就無法成功。落實在聚餐上，就是你得邀請所有媒體圈的朋友來共襄盛舉，然後所有人一起開心喝酒聊天，所有人一起喝到吐，所有人一起於午夜後結束當天的酒局。因此單純培養任一條關係鏈，到頭來是甚麼成果都不會有的，你得同時培養與所有日本媒體的關係，並且得忍受初期毫無成果的境況，經長期耕耘後方有成果。

當時的駐日新聞處，多是1949年自大陸遷台的外省人，少有台籍人士。這些外省領導人成長於二戰，那時態勢分明，而後撤退、韓戰、美援以致重重的仇日氛圍中，怎會有甚麼與日本關係良好的官員存在? 但張超英不同，他是台籍菁英，且長輩們於數十年前便與日本關係良好，許多情誼甚至傳承至第二代第三代，便有了開拓彼此關係的契機。

正如前文所述，張超英之祖父張聰明，為日治時期著名台灣商賈，張超英之父親張秀哲，則為當時著名的社會運動家。那時日本於台灣推行鴉片政策，張家反對，永井柳太郎時任日本拓殖大臣，主掌殖民地事務，因此次意見矛盾而結下緣分，進而兩家往來數十年。甚至張超英之外祖父甘得中，更早在1914年便與永井柳太郎結識，張超英之母親甘寶釵更曾在赴日讀書期間，暫託永井家照顧。而永井柳太郎之次子永井道雄，於日本國內享有學術界、媒體界及政治界之聲譽，更是與張超英有超過數十年之情誼，在張超英赴日時，便曾邀請到《朝日新聞》拜訪他。而後，張超英靠著永井道雄在日本的人脈關係，順利打通與《朝日新聞》的關係，靠著這層關係，拿到一張張名片，打通一層層關竅，與《讀賣》和《每日》的情誼也才有機會養成。對於日本人來說，憑藉著如永井道雄這種長輩的「介紹」，不只情義份量重，於人情義理更沒有拒絕的空間。

我個人認為本書最精采之處，除了少年時優渥的物質生活令人感到新奇之外，便是屬於篇幅後段兩次駐日期間的回憶。這其間張超英促成的關係不少，除了透過氏家齊一郎巧妙安排宋楚瑜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不期而遇之外，安排《讀賣新聞》花了三年拍攝故宮博物院的紀錄片，協助台北市長陳水扁到日演講之外，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行銷李登輝在日本的能見度，並於日後牽線促成曾寫成松下幸之助自傳的知名作家江口克彥執筆，寫成暢銷日本的李登輝自傳《台灣的主張》。本書有許多描述日本媒體及政治圈氛圍的文章，讀者可從其中感受日本社會極度排外的風氣，也能從中體會當時退出聯合國之後，駐外使館或代表處之難為。

本書並引起了我對其他四本書的興趣。首先是張超英之父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再來是駐美時期兩位大使的回憶錄，分別為沈劍虹的《使美八年紀要》和陸以正《微臣無力可回天》，最後則是駐日期間大使馬樹禮的《使日十二年》。張秀哲是日治時期的風雲人物，但卻遭受二二八事件的迫害，在本書著墨極少，只說父親自牢裡歸來之後，將自己封於書房中，再也不問世事。而之所以對張超英的三位長官感興趣，則是因為書中對於這三位長官的描述太過片面，且感覺這些長官作事綁手綁腳，似乎甚麼都不願做也不願碰，也因此好奇是甚麼原因導致這些長官做事異常保守。

最後，本書另一個深刻之處，是張超英駐美期間的張家基業。由於父親遭受二二八事件迫害，終日閉鎖書房再也不問張家事。戰後礦業生意當然在國民政府底下沒法繼續做，加上母親甘寶釵早逝，祖父張聰明又已過八旬，，家中頓失倚靠，繼母掌握家中大權。繼母是日本人，有個中文名字張梨華，於1960年代做了不少生意，將中山北路家族宅邸改裝成「綠園飯店」，甚至在香港、日本等地都開起餐廳、飯店，不斷賣掉家中房產土地，家境因此逐漸稀薄。

張超英說祖母從小教他不要與人計較，也因此他從未與繼母及其子女計較過財產的分配，凡是拿到眼前需要簽名的，他都照單全收。最後，駐美期間因為薪水短缺，只將中山北路一間房產換作美金添作家用。張超英的一生風采卓然，但從簪纓家族的公子至駐外新聞處處長的過程，雖其姿態依舊瀟灑迷人，依舊止不住那股感傷。

圖文部落格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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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論這篇阿姨會出現的機率

*敬告 自述長篇 三千字請慎入*

謝謝讀者喜歡我的作品，有讀者寫信希望能多介紹一點自己，那我在這裡簡單介紹一下。
是的，是簡單介紹，不然會是九萬字的書頁（笑）
瞭解作者，才會明白為什麼他會寫這類的文章，也因為特殊經歷，道破人性，好幾次受邀出版。
那又為何不保留被看見的初衷，成為小小的影響力呢。

剖析自己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想讓讀者更認識自己，一方面企圖表現自我最佳的一面，一方面又擔心名不副實，這兩者的分寸實在不易拿捏，

所以我追隨福爾摩斯這位卓越的真相追求者的訓示
「我絕對不能把謙虛與其他美德並列，服膺邏輯思維的人，對所有的是都應該實事求是，貶低自己與自我誇大，同樣是違背了真理」。

所以用中庸清淡下的包裝卻也不失強烈的溫度，用真實的筆觸帶給大家。

大家對於我的印象也許是從「韓雨恩」這個名字，在廣告、八點檔看過我的身影或是網路上言詞犀利，所以關注我的文章，

但很少人真的認識我，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一個女生，經歷過什麼樣的故事。

不認識我的人，看到我的文章、照片，認為我攀權榮華、愛慕虛榮，想麻雀變鳳凰，總是喜歡高談權貴、階級意識；實際上，認識我的人明白我早已看透那些「習以為常」，那並不是我夢寐以求的，我淺嚐過味道，我用知道的真相，事實的本質，分享給大眾。

而我的文章題材廣泛，有感情、有生活、有文學，內文並不是都談富貴階級，（你們可自行回顧判別）

我過著許多女孩嚮往看似名媛生活，但真實生活的我，經歷過家庭的異變、財務的困窘、家產的變賣、異鄉生活...流轉幾次的愛情裡，改了許多的名字，浮浮沉沉，

現在沒有了華麗的外衣，在沒有包袱下，活出最真實的樣貌，但我依然可以用環境所見和大家說故事。

我出生在台北市天母，我在一個小康家庭長大，父親是上市公司營造業董事長、建設公司董事-總經理，母親是中華協會副主席，父親學識淵博，母親年輕是老師，從小耳濡目染；

我的書法遺傳了父親與爺爺的一手好字，爺爺是高階官位，聽老人家說，以前有很多居住的地方環境保護很好，由於屬於管制範圍，因此有衛兵站哨，進出需要通行證，普通人是無法進入的。當時生活比較單純，治安良好，地方這邊的房子多半是日據時期海軍官所遺留的。

我們家族是軍事化的教育，大大小小的規矩、禮儀，例如：腰桿挺直、椅子坐三分之一、走路腳跟不能拖著地、外面不可蹲著、吃飯在飯桌、碗在桌上不能對口、菜只能夾上層、有人夾菜就不可也動手、筷子標準拿法（可夾起芝麻）...等等

除了教養費，我的父親不會給我多餘零用錢，他要我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同理心的價值觀。但是只要是學習的費用、鋼琴、畫具、鋼筆、毛筆硯台、書櫃或是家用品，一定給最好的，我非常感激他養育之恩。

暑期時期在親戚新光三越百貨櫃位上班、在國父紀念館舅舅的咖啡廳煮咖啡、端盤子，在報紙上刊登徵人的飲料店打工，一小時70元。

市民小井的生活的卻值得一寫，不過那時候國高中的年紀，涉世未深，都還在探索世界，沒有太深刻的體驗，都是幾天、幾小時臨工，短暫的停留，還無法用那些經驗道出社會、人性面向。

那時候社會風氣還傳統保守，沒有手機還在用BB叩，學生都在聊課業和下課吃哪間雞排，沒有太多資訊交流談什麼偉大抱負。

20歲後才算出社會，進入東森集團、三立電視台，開過餐廳、當過副總、執行長，也當演員、製作人，出品、製作戲劇，跟著親友參與國際活動、經濟會議、金融市場、公會、市議會，一直到30而立的年紀，自然累積身邊人士的厚重故事，也因年紀日漸成熟，看事情的認知與角度又和少女時期不同，漸漸寫下了看到的人之常情。

所以當我寫在這之中遇見的看法，有些人認為都是高舉名利權勢，但這只不過是我生活的日常，我在演藝圈拍戲自然認識明星，聽他們的想法，我在政治圈自然認識政治家，在商界自然接觸企業家，自然說他們與我的發生。

如果我是櫃姐，我可能就會寫今天哪位客戶和我買保養品的業績，我是護士，我會寫病人醫生職場的生活日記，我曾經在一間品牌公司工作，我也會寫在那時期遇見情況遭遇，化為一篇文章。

每個人的故事都是他最緊密的關聯，

我從來不曾想過當一位演員或寫寫東西的作者，父母親都希望我當律師或是醫生，阿姨在司法界，曾經因為她的鼓勵，努力K六法全書，參加司法特考，因為我很喜歡爭辯討論，但後來卻意外進了電視台，因此打開了鎂光燈聚焦的演藝之路。

小時候成績優異，拿獎狀是家常便飯的事，是小老師，是模範生也是學校的司儀，乖乖牌這字眼正是那時期的樣貌，求學讀天主教的女校，在嚴謹的校園學習，和父親的紀律嚴苛如出一側，父親喜歡在書房研讀，涉獵各種領域，他在工作上備受尊崇，雖然最後也因為壓力過大而逃避學業造成一些遺憾。

父親和母親的個性恰恰相反，母親溫柔、大而化之，對人友善慷慨，而父親是沈靜卻堅毅的人，對於事情很保守，從他們做生意和投資的角度就可以清楚分辨，我母親是一位心地善良到處行善的人，父親也時常以身作則做公益。

我也因為父母的影響，從小熱衷參與各種公眾事務，也因此在這樣的環境蓬勃成長，可以因為想研究飛機空難造成的原因，深入收集各種報告，或是因為恐怖攻擊事件，延伸研究伊斯蘭教國家的極端恐怖主義，我喜歡研究的東西和我外型有些許的衝突。也因此自己投資拍了一部驚悚的微電影，把自己化身為嗜人肉的女主角。

關於才藝，他們也栽培我電子琴、鋼琴、素描、水彩、書法、速讀、珠算心算、插花、肢體....還有各種家教。

我學心理學、醫學、哲學、社會科學...近來愛上了史學，歷史刻劃人性，是很值得一看的讀物。

前面提過在東森工作，那時候我學到的經驗對我而後來說可說是助益匪淺，之後跟著母親投資涉略，有錢人真的是錢滾錢，我當時也很難想像龐大金錢入袋是什麼感覺，原來當自己在那之中會變得沒有感覺，

那是他們的Money game。需要雄厚資金與心臟，長期下來，我玩不起。

才20幾歲的自己，每個月收入7快8位數，少年得志，走偏的生活態度，那些快錢的方式並不是長久之計，也因靠錢滾錢，什麼都用錢解決，做事就花錢請秘書、助理，並未累積靠手掙來的真正的專業與實力，現在認為腳踏實地更為安心牢靠。

所以那時候說起生活習慣，大概能用傲慢挑剔來形容，朋友圈非富即貴，黑白道的後台，年輕氣盛仗著自己擁有的資源時常用很堅硬的態度來處理事情。

出國外交官大使館、也聘請嚴凱泰、王力宏的御用專人帶領，連去日本這樣很講究規矩的國家，我們都不用排隊，直接被禮遇，保安護送到達現場，更不用說在台灣的便利與特權。

而衣食住行娛樂則是，出國搭飛機，非頭等艙不坐、非五星級以上飯店不睡、非豪車不坐、非名牌不戴，餐廳是政商名流聚集的富豪飯堂。

身邊的人物頂尖非凡，冠蓋雲集，他們名副其實的富家少爺小姐，都是名門望族，皇室貴族，家族血脈有歷史留名的權貴。他們的親友鄰居都是巴菲特、湯姆克魯斯的等級，中國石油元老、軍隊富可敵國的臥虎藏龍；

私人飛機、勞斯萊斯、遊艇、畫作、雪茄、黑珍珠（魚子醬）手上的鴿子蛋，百達翡麗、黑卡，嫂子們百萬柏金包裝尿布給家傭提，則是他們的日常。

平常練習場在長輩建設公司興建的高爾夫、出入俱樂部、出國滑雪可以有三星集團封街，有節日、生日的時候，在私人招待所或是在外面狂歡聚會，是紅布條封路，有隨扈在旁待命，和總統可以比擬。

而身邊姊妹也物以類聚，出國私人飛機、生日用幾公斤計算的魚子醬，香檳加金箔燕窩豪飲，紙醉金迷的生活，正式當時的寫照。

不同的是她們向來低調謙虛，而我過去總是指高氣昂。

人不輕狂枉少年，年輕時總要自己去體驗、去見世，享受過、浪費過、跌跤過、潦倒過、落魄過、樸實過、真實過，受傷結痂才會更強壯，雖然無法阻止別人走什麼樣的路，也許有些人嚮往那些生活，但至少告訴他們：一路小心。

這就是我寫文章的出發點，用自身的經驗，分享給有興趣的讀者，我並不是為了談炫耀而寫，因為這些算得上充裕，但我的家庭是小康，不是大富大貴，有錢人那世界又是另外一個頂端，那是我遙不可及的，但也不是我追求的。

那些財富只是暫時在地上的掌管，我們的財寶應要積在天上。

我喜歡創作，這一路走來對我來說都是珍藏記憶，希望大家看見的不光是名貴之說，而是內文的本質，文章的意涵與反思。

一個人的人生不可能一篇文寫完，但可以慢慢用文字認識一個人。文字顯示了他的優劣、素養、價值觀、人生哲學，互相尊重不同立場，

這社會有分階級，但我的文章沒有高低分，不管是菜販夫婦或是企業夫妻，這世界「真理」就只有一種；

我統一價值觀，我也還在學習的就是：
自我本質、定位、自愛、誠信、原則、自律、公義、價值、愛的委身。

我在談的都是這些沒有偏離。

一個人的魅力不在於地位，而是智慧，

但我相信一個女人男人，他是有實力有品格的人，相對另一方不會差到哪裡去，除非是他本身眼光有問題。

也許我們住在不同樓層，你在頂樓我在地下室，或是你在樓下我在樓上，看到的人和風景不一樣，但是我們可以藉由「電梯」，開放性的對話與同理。

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特質，只是有些人願意寫出來，有些人低調保留，互相欣賞、交流與尊重，是一種學習課題。

我傲慢，但我寬心樂於幫助，
我散漫，但我細心研究人性，

我是一個衝突又矛盾的女人，謝謝你喜歡或討厭，

我依然繼續寫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