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丘
(有劇情雷)

還記得初次看到丹尼維勒納夫的成名作《烈火焚身》，立刻陷入那個節制、沉穩的罪惡世界，時間已然被沉滯，生命的方舟擱淺，沒有人上岸，沒有人離開，我們在宿命論裡寫下自己的名字。丹尼維勒納夫之後的《怒火邊界》、《私法爭鋒》、《異星入境》以及《銀翼殺手2049》都各自構築出龐大的敘事，支線龐雜，卻又能逐一娓娓道來，緊緊相連的生死，沒有人獲得救贖。

救贖的唯一形式，其實是夢境，也是預言，無論是好是壞，我們都必須領受。

想起大衛林區運用過多口白而失焦的《沙丘魔堡》，建立在2021年的《沙丘》更接近法蘭克赫伯特的虛無意識，古典主義的悲劇史詩、硬核科幻的存在定位再加上政治鬥爭，這不是《星際大戰》或是《星艦迷航記》，而是宇宙神話的創世紀篇章，卡拉丹的濃郁山水，厄拉科斯的黃沙滾滾，再加上為了搭配沙丘，用混凝土堆建的巨型粗野主義建築，《沙丘》的世界就是這樣被構築起來，在那個未來世界，水源是珍貴的資產，香料是珍貴的資產，電影一再運用遠近景交雜，外加光線所造成的陰影，讓我們彷彿也置身在那個日夜未明的世界，心臟隨著漢斯季默的配樂緩慢重擊著。

「留白」是《沙丘》的電影藝術，透過格雷格弗萊瑟的鏡頭，丹尼維勒納夫的節制敘事，還有每個演員不斷特寫的面部表情，都讓電影能夠在這個平鋪直敘的結構當中，跳脫套路的疲憊感，同時在視聽上的細膩質感，帶有一種看似難以接近，實則沉浸其中的觀影體驗。

那麼電影要告訴得我們是什麼？做為一部偏重敘事的電影，連戰爭戲、格鬥戲都在不經修飾的狀態下，讓我們走進這張緩緩張開的地圖，隨著角色的際遇走到下一段故事，我們最為緊密相連的，就是男主角保羅。

保羅(提摩西查勒梅 飾演)頂著一張漂亮且憂鬱的臉，實在很像原作小說當中基因優秀的神選之人，讓他的細膩表情勾動著電影裡的分分秒秒，有時又帶來些許不安感，保羅帶著我們走進眾多家族之間的恩怨情仇，他們的紛爭，一切沒有終點，如同厄科拉斯的沙漠一樣望似無際，邊界在哪裡？終點在哪裡？我們對於權力，對於情感的追尋，到底又是為了什麼？

科幻小說有千百種，但總是能藉由時間、空間的展延及收縮，讓觀者與作者一同探討生存的價值與意義，那就是《沙丘》的創作核心，保羅在面對政治之間的鬥爭，從夢境裡預知一切，恐懼自己成為犧牲品，卻又知道那是必然到來的現實，他知道自己將歷經背叛，所有人都將離開他，他將成為流亡的一員，到後來也只能在沙漠裡坐上飛機，被狂舞不止的沙塵包圍，去體驗死亡的可能感受，然後閉上雙眼。

但這一切呈現得多美。
我夢見了你。

《沙丘》每次一進入夢境，我們就能探見廣袤的世界風景，時間變得輕質化，也或許毫無意義，少數能依存彼此的浪漫，來自於母子之間的伊底帕斯情結，貴族的恐懼與悲傷，對於母親親族的孺慕與嚮往，讓我們能在大軍來犯之際，體會到保羅最渺小的渴望，而他都已經是這個龐大家族的王儲，介於稚嫩與成熟之間的殘酷轉化，表現得特別好。

要如何迎接未來呢？即便那是殘破不堪所不能直視的。《沙丘》在視覺上的雄心壯志，其實才是整個故事的立旨，一如法蘭克赫伯特在文字運用的蒼涼感，電影完美繼承，大衛林區的電影屬於大衛林區，丹尼維勒納夫的《沙丘》卻屬於整個偉大的科幻世代。

無疑的是《沙丘》是視覺上的藝術結晶，沙蟲降臨吞噬一切、光影模糊之間的爭鬥、蒸餾裝與漫天黃沙，每幕都美到讓人心馳神往，也絲毫不浪費任何一個演員，提摩西查勒梅、奧斯卡伊薩克、喬許布洛林都在他們的位置上做到了最好的演出，就連戲分不多的張震、哈維爾巴登、巴帝斯塔以及辛蒂亞也在有限的篇幅中，貢獻了好幾段佳句，傑森摩莫亞也已經證明他不只是「水行俠」，更是一名傑出的演技派明星，但最令我驚喜的應該是蕾貝卡佛格森，這片的母親一角，是她從影以來最好的演出。

這是一則古典英雄的成長之路，悲傷卻沉穩，置身在一個我們可能想及的未來世界當中，無論是美術、配樂、演員以及攝影，都盡全力做到完美的極限，這是我們必須在現今串流世代，還必須進電影院體驗大銀幕觀感的原因，就像《阿拉伯的勞倫斯》、《現代啟示錄》還有《2001太空漫遊》一樣。

華納兄弟台灣
#dune
#沙丘

【西人和我們眼中的中國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以 Cargo Cult 的處境來看，我們就是二戰時太平洋島國的土人。我們搞不清楚白種外星人留下的旗幟來自哪裡、不知道軍火如何操作，但通過後天學習，我們將慢慢理解自己在整個世界處於甚麼位置。香港人一般的政治潛意識來自大國之間的默契：美國上世紀拉攏中國對抗蘇聯，此一大事件在中國人角度是中國在折騰百年之後靠自己重新復興，而香港人在英治末期接收的其實是美國的詮釋：中國也加入了自由世界對抗蘇聯，所以中國順理成章就會「西化」，但當時「中外關係」是中國復興的關鍵，中國於是戰略性容許外國人和香港人抱持「中國將會西式民主化」的暇想，這一方面穩住了外資及各國與中國的關係，也基本決定了香港那方要求「民主回歸」的主旋律。

這種暇想直到香港回歸之後十來年仍然主導香港政局。回歸後，政治制度應有多少「民主成份」，民意也分裂為加速派和緩進派。加速派主要考慮香港，而緩進派則考慮更多，一來忌諱激嬲中國當局，二來香港上一代的心靈處於「美國拉攏中國對抗蘇聯 (並成功)」的事件之中，最後蘇聯真的被美國推倒，中美提攜，所以大家都認為中國會在艱難、緩慢的節奏中最終完成自由化。順理成章的結論是，香港其實只要做中國順理成章的自由化的啦啦隊，搞好雙方民間關係就好，民主化的主戰場在中國而不在香港。

白人之間也有一些理論去支持入中戰略，那就是含糊的民主化文宣：一個國家只要經濟發展好，中產階級出現，英美文化洗禮社會菁英，「公民社會」就可以慢慢推動社會甚至政治的民主自由化。所以美國 / 西方這樣想像自己與中國交往，就義利皆有，比正當更正當，既是通往打倒蘇聯的必要道路，也像慈善的白騎士一樣拯救了中國人。當然這只是他們單方面的想法，但這想法被香港人全盤接收，製造了之後香港人潛意識的既定政治角度：世界可以按它的意志慢慢改變中國。這真的很千禧年，至少是在 911 事件之前的那種空虛的樂觀。

如果美國軍政高層沒有選擇與中國結盟，也不會有人有興趣持續將民主化理論「應用」在古老又新潮的中國，製造各種有利經濟政治學術投資的樂觀主旋律。思想和意識形態只是真實政治的折射，也不可能離開具體的政經潮流。現在美國政治上對中態度越來越不一樣，文化和思想上也會慢慢跟上這一波變動，因為文化和思想只是秩序比較下游的顯現。

以前美國自由派想像中的世界，是一個滿天神佛的文化多元宇宙，中國只是「不一樣」，但並不是跟自己對立的威脅。現時美國的理想也是文化多元宇宙，但他們正考慮中國對他們算是多元還是異常。因為中國在各方面的影響力，對美國來說已經強勁到慢慢不能算是多元，而美國自己反而有淪為「多元」的危機。

美國輿論以前的對中立場，就是美國對中國的立場，給他們時間達成自由化 (而過程中歐美也可以得到越來越多利益)，民主化理論適用於中國。而現在《紐約時報》卻會刊登這樣的政治文化評論：由 David Brooks 撰寫的《When Dictators Find God》，裡面談到上世紀的進步史觀在本世紀受到的挫折：歷史沒有終結，民主意識和體制輸出遇到強勁抵擋，一度被進步思想打敗的保守思想以及宗教右派也跟各國獨裁者攜手並進，而且沒有對中國差別保護，而是將其放在普京旁邊。「(俄羅斯當局)……將自己塑造成『基督教價值觀的最後堡壘』，防止世界陷入自由主義道德混亂」，同時又提到中國最近禁止「娘炮美學」，俄羅斯當局也在文化上政治上抵制迫害社會上的少數 (及 LGBT)。

作者陳列以上的圖像，是要警示「自由派」將面對「專制—保守派同盟」重新興起，為了守護人類社會的「多元」一面，要「在精神和文化層面上與之鬥爭」。這一邊吹起集結令，另一邊也不可能吃素，也在自我動員，但他們有可能因為「中國」已暫時放下紛爭。「中國」在文中是一個剛剛加入東方保守陣線的大將，因為中國加入，雙方實力要重新估計，並得出「自由多元的西方」受到嚴重威脅的結論，透露出一種對中國隱約又苦澀的「再認識」。

由於歐美老一代自由主義的對手長期是基督宗教，所以在認識初期，可能憧憬不受基督教支配的東方世界會否是個性解放的世外桃園。蘇聯之於沙特、神權伊朗之於福柯，這些都是混雜個人期待的理解初階段。美國內部在環保、LGBT、女權、宗教等議程的鬥爭，其實也輻射了出去，他們各自憧憬東方可以實現自己的願望。保守派希望在東方找到海外盟友，進步派也希望在海外有社會實驗場，最後他們似乎都鎩羽而歸，各自的幻覺都得到扎醒。另辟蹊徑是很難的，西方人在面對波斯帝國時，最後還是要大致回歸到對立式的歷史觀裡面。

保守派對「威脅」的形容方式是他們面臨民族、貿易、文明、秩序的威脅，自由派對「威脅」的其中一種形容正如文章表達的，是人類對「多元」的理想受到衝擊。另一邊廂，香港最香港的地方是，在外國人未說出來之前，香港人不敢相信太陽是由東方升起。大體上，我們都是最近才聽到雙方的集結號。現在香港人終於都相信太陽是由東方升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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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argo Cult 的處境來看，我們就是二戰時太平洋島國的土人。我們搞不清楚白種外星人留下的旗幟來自哪裡、不知道軍火如何操作，但通過後天學習，我們將慢慢理解自己在整個世界處於甚麼位置。香港人一般的政治潛意識來自大國之間的默契：美國上世紀拉攏中國對抗蘇聯，此一大事件在中國人角度是中國在折騰百年之後靠自己重新復興，而香港人在英治末期接收的其實是美國的詮釋：中國也加入了自由世界對抗蘇聯，所以中國順理成章就會「西化」，但當時「中外關係」是中國復興的關鍵，中國於是戰略性容許外國人和香港人抱持「中國將會西式民主化」的暇想，這一方面穩住了外資及各國與中國的關係，也基本決定了香港那方要求「民主回歸」的主旋律。

這種暇想直到香港回歸之後十來年仍然主導香港政局。回歸後，政治制度應有多少「民主成份」，民意也分裂為加速派和緩進派。加速派主要考慮香港，而緩進派則考慮更多，一來忌諱激嬲中國當局，二來香港上一代的心靈處於「美國拉攏中國對抗蘇聯 (並成功)」的事件之中，最後蘇聯真的被美國推倒，中美提攜，所以大家都認為中國會在艱難、緩慢的節奏中最終完成自由化。順理成章的結論是，香港其實只要做中國順理成章的自由化的啦啦隊，搞好雙方民間關係就好，民主化的主戰場在中國而不在香港。

白人之間也有一些理論去支持入中戰略，那就是含糊的民主化文宣：一個國家只要經濟發展好，中產階級出現，英美文化洗禮社會菁英，「公民社會」就可以慢慢推動社會甚至政治的民主自由化。所以美國 / 西方這樣想像自己與中國交往，就義利皆有，比正當更正當，既是通往打倒蘇聯的必要道路，也像慈善的白騎士一樣拯救了中國人。當然這只是他們單方面的想法，但這想法被香港人全盤接收，製造了之後香港人潛意識的既定政治角度：世界可以按它的意志慢慢改變中國。這真的很千禧年，至少是在 911 事件之前的那種空虛的樂觀。

如果美國軍政高層沒有選擇與中國結盟，也不會有人有興趣持續將民主化理論「應用」在古老又新潮的中國，製造各種有利經濟政治學術投資的樂觀主旋律。思想和意識形態只是真實政治的折射，也不可能離開具體的政經潮流。現在美國政治上對中態度越來越不一樣，文化和思想上也會慢慢跟上這一波變動，因為文化和思想只是秩序比較下游的顯現。

以前美國自由派想像中的世界，是一個滿天神佛的文化多元宇宙，中國只是「不一樣」，但並不是跟自己對立的威脅。現時美國的理想也是文化多元宇宙，但他們正考慮中國對他們算是多元還是異常。因為中國在各方面的影響力，對美國來說已經強勁到慢慢不能算是多元，而美國自己反而有淪為「多元」的危機。

美國輿論以前的對中立場，就是美國對中國的立場，給他們時間達成自由化 (而過程中歐美也可以得到越來越多利益)，民主化理論適用於中國。而現在《紐約時報》卻會刊登這樣的政治文化評論：由 David Brooks 撰寫的《When Dictators Find God》，裡面談到上世紀的進步史觀在本世紀受到的挫折：歷史沒有終結，民主意識和體制輸出遇到強勁抵擋，一度被進步思想打敗的保守思想以及宗教右派也跟各國獨裁者攜手並進，而且沒有對中國差別保護，而是將其放在普京旁邊。「(俄羅斯當局)……將自己塑造成『基督教價值觀的最後堡壘』，防止世界陷入自由主義道德混亂」，同時又提到中國最近禁止「娘炮美學」，俄羅斯當局也在文化上政治上抵制迫害社會上的少數 (及 LGBT)。

作者陳列以上的圖像，是要警示「自由派」將面對「專制—保守派同盟」重新興起，為了守護人類社會的「多元」一面，要「在精神和文化層面上與之鬥爭」。這一邊吹起集結令，另一邊也不可能吃素，也在自我動員，但他們有可能因為「中國」已暫時放下紛爭。「中國」在文中是一個剛剛加入東方保守陣線的大將，因為中國加入，雙方實力要重新估計，並得出「自由多元的西方」受到嚴重威脅的結論，透露出一種對中國隱約又苦澀的「再認識」。

由於歐美老一代自由主義的對手長期是基督宗教，所以在認識初期，可能憧憬不受基督教支配的東方世界會否是個性解放的世外桃園。蘇聯之於沙特、神權伊朗之於福柯，這些都是混雜個人期待的理解初階段。美國內部在環保、LGBT、女權、宗教等議程的鬥爭，其實也輻射了出去，他們各自憧憬東方可以實現自己的願望。保守派希望在東方找到海外盟友，進步派也希望在海外有社會實驗場，最後他們似乎都鎩羽而歸，各自的幻覺都得到扎醒。另辟蹊徑是很難的，西方人在面對波斯帝國時，最後還是要大致回歸到對立式的歷史觀裡面。

保守派對「威脅」的形容方式是他們面臨民族、貿易、文明、秩序的威脅，自由派對「威脅」的其中一種形容正如文章表達的，是人類對「多元」的理想受到衝擊。另一邊廂，香港最香港的地方是，在外國人未說出來之前，香港人不敢相信太陽是由東方升起。大體上，我們都是最近才聽到雙方的集結號。現在香港人終於都相信太陽是由東方升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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