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裔精英在美碾壓華裔：他們具備的能力正是美國名校最看重的

硅谷快要被印度人佔領了，這已經不是新聞了。根據《財富》雜誌，世界500強公司中，30%的公司由印度人擔任CEO。今天，三大硅谷的公司蘋果、谷歌、微軟，後兩家的CEO都是印度裔。諾基亞、日本軟銀集團、存儲卡製造商SanDisk、半導體企業Global Foundries、製圖軟件公司Adobe等等，他們的掌門人都是印度裔。這一長串名字足夠說明印度裔在全球科技企業中有多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印度CEO並不是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他們幾乎都出生於印度普通家庭，在印度完成了本科甚至是研究生學業，才赴英美深造。他們大多不是掌管公司的創始人，而是憑借強大的技術背景，在公司任多個職位，一步一步從底層幹上來的。

是什麼讓我們的印度成了輸出CEO的國家？

印度式智慧：尋找替代方案

說到印度教育有一部電影不得不提：《三傻大鬧寶萊塢》。阿米爾·汗飾演的蘭徹是皇家工程學院的異類，他特立獨行，不死記硬背，公然質疑學校的教學方法。

三位印度學霸在電影里腦洞大開，無論是電擊小便者、通過網絡視頻來學習如何助產、用吸塵器來吸胎兒、自制發電機等，體現了影片對智慧的欣賞：將理論轉化為實踐的超強動手能力。

印度人稱這種思維能力叫「Jugaad」，大概意思是：「尋找替代方案」。當標準答案不可行的時候，Jugaad就出現了。

雖然你不能百分百的解決問題，但不能放著問題不去管它，能解決20%就解決20%。如果家裡的花灑壞了，那就用鐵桶戳幾個洞，掛在水管上，就替代了花灑。

美國哲學家杜威曾經說過：教育即生活。在局促的環境中調動豐富的智慧，算是對這一教育理論的印證。

不過，印度人對Jugaad愛恨交織，「尋找替代方案」的副作用有時意味著犧牲規則。開車逆行、插隊、3車道變5車道，印度大街上隨處可見混亂的交通就是一例。

混亂的結果也並不常常是壞的，要不說印度是個神奇的國度呢。有人認為，印度CEO管理的天賦或許就來自於此：在混亂的環境中找到秩序，是印度社會的生存之道。

在教育上，Jugaad思想的影響就是：印度學生不接受標準答案，他們非常樂於跟老師爭辯，挑戰權威。老師也非常樂見學生對他的挑戰——因為這意味著「學生獲得了自主學習的能力」，這節課的目的就達到了。

片中提到，「華人很擅長‘完成’事情，不像印度人，能言善辯，不羞於表達意見，即使這些意見只考慮了一半，印度人不會等待自己有了完美的想法，才會去做，而是在做的過程中完善它。」

印度式韌性：「窮折騰」的精神

Jugaad的孿生兄弟是印度人「窮折騰」的精神。

2010年，阿爾溫德·庫布塔曾在TED上做了一場演講，迄今仍是TED上點擊量最高的5部教育類演講之一。他本人畢業於印度理工學院，是一名傑出的工程師。70年代時，他發現很多窮孩子沒有玩具，於是他便用自己的技能和知識，從廢品中尋找材料製造玩具。

用吸管吹出音符、一張報紙講一個完整的故事、膠卷筒做的打氣筒、吸管做的水泵、只剩一半的籃球做的數學模型、廢光盤做的發電機……庫布塔腦洞大開，創意無限，簡直就是蘭徹本人！

庫布塔是「變廢為寶」的代言人，他寫教程、拍小視頻、發佈到網上，窮孩子們再也不用擔心沒有玩具了，事實上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在受益。庫布塔的思路有著印度式Jugaad的影子，這種改善雖然很小，但確實給孩子帶去了積極的影響，給窮孩子帶去希望。

更偉大的是，庫布塔還放棄了所有發明的專利。他所有的書你可以在http://arvindguptatoys.com/這個網站找到，全部免費，每天都有1萬到1.2萬的下載量。實現了教育無國界，無論貧窮富裕。

印度式「窮折騰」的的確確正在給世界造福。2018年一個大熱的TED演講 ，主講人來自斯坦福大學的生物工程教授，印度裔的Manu Prakash。

他開發出一款基於摺紙技術的顯微鏡，成本極其低廉、方便運輸和維護。這款顯微鏡在貧困地區的瘧疾防疫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在盧旺達，當地植物病理學家用它來檢測香蕉作物上的真菌，而坦桑尼亞的孩子們用它來檢測牛糞中的寄生蟲。它越來越多地成為世界各國生物、科學課上每個學生可以擁有的學習設備。

毫無疑問印度是個資源有限的國家，不過樂觀的印度人就是有能力在貧瘠的土壤中，種下了一朵朵「奇葩」。

印度式反思：自我組織的學習

從加爾各答出發，開車3小時，坐船半小時，在三輪車上顛簸了一個多小時，攝制組抵達卡拉卡提村。1990年起，蘇卡塔教授決定向印度的貧困村莊送電腦，卡拉卡提村是第一站，「雲中學校」就此誕生。每周，全球有一名志願者與「雲中學校」的學生互動

這裡很窮，很多孩子連鞋襪都沒有，電腦對他們來說是一件特別奢侈的東西。蘇卡塔教授說，如果這些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沒有接觸過互聯網，未來他們會嚴重落後。可缺老師，少課程，光有電腦管用嗎？

蘇卡塔教授說：令人吃驚的是，孩子們開始了自我學習。首先他們會自己發現搜索網站，他們可能會輸入問題，可是看不懂英文，所以他們得學習怎麼讀英文。不是單獨學，而是在一個小組里學。在「雲中學校」，學生學會了讀英文，學會了使用互聯網和計算機，他們的未來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雲中學校」採用的教學方法叫SOLE，Self-organized Learning Environment，自我組織的學習環境。

如果說在貧困地區，採用SOLE教學法是迫於環境限制不得已的被動選擇，那麼遠在印度果阿海濱的一所條件富裕的國際學校，採用SOLE教學法是完全積極的求變。

國際學校的學生在上課

學校創始人希爾帕·梅赫塔介紹，她創立學校的初衷是為了她的女兒：「我發現孩子的自信在不斷下降，我認為這是過時的教育系統造成的，這種系統總是強調遵從和服從，孩子們應該主導自己的學習之旅。」

當然老師會關注學生在虛擬世界和真實世界兩者間的平衡。如果他們沈迷於科技，老師會帶著學生出去走走，讓學生瞭解並不是禁止他們使用科技產品，而是必須學會自我調節。

從影片中呈現出來的SOLE學習方法，我們可以看到兩個重點，第一是「自我」，第二是「環境」。「自我」現在越來越普及，國內這幾年火熱的「PBL」，就是基於項目制的學習，強調自主探究。

而「環境」往往卻被忽略。學習並不是單打獨鬥，一個人就算再牛，能力也有局限。如何營造一個學習好環境，利用環境優勢學到最多最好，從同伴中學習。這是印度的SOLE教育更有啓發的部分。

鴻溝，印度教育的先進與落後

陳子齊是一名來自台灣的男孩，頑皮好動的他在台灣的學校里處處受挫。甚至老師讓他去檢查是不是有多動症，是否需要吃藥。

他問媽媽：「我是不是這個世界上最笨的小孩？我是不是不配來到這個世界？」

可來到印度後，一切都不一樣了。

陳子齊還是那個好動活潑的陳子齊，媽媽剛開始還很擔心他頑皮會打擾到別人。不過每當她在制止孩子的行為時，立刻就會有人說：孩子就是這樣的，玩是他們的天性。在這樣的環境下，陳子齊變得開朗自信，樂高天賦也被激發出來了。

在看這一集時，我常常會驚訝印度教育展現出來先進和落後的兩個極端。當印度的精英階層已經不滿足於傳統的教育資源，把視線轉向世界，還有很大數量的貧困孩子掙扎在輟學的邊緣。

月經在印度文化中一度是禁忌，很少有母親會跟女兒講述月經的知識。再加上學校衛生設備的簡陋，有57%的少女在青春期就輟學。不過好在有越來越多的人在為底層孩子奔走。

一對設計師專門為女孩設計了「月經」相關的繪本，又去相關部門呼籲，給女孩們免費發放護墊和護墊焚燒爐等配套工具，因月經羞恥而輟學的女孩減少了。

印度的整體教育水平有很多問題，但他們的精英教育，思維方式確實給全世界輸送了大量的人才。華裔教授張伯庚曾指出，印度裔之所以取得成功，和他們國內高等教育有很大的關係，這一部分在紀錄片中鮮少著墨。

事實上，印度理工學院（IIT）作為印度精英的搖籃、全球錄取率最低的名校，為跨國大企業輸送了頂尖優秀的人才。而我們前文提到的阿爾溫德·庫布塔和Manu Prakash均畢業於印度理工。

人才歸根到底是教育出來的，印度思維方式中先進的那面，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思辨的能力、以及適應環境等等，都非常值得我們學習思考，而這也是美國名校最為需要的能力。

尤其是排名靠前的美國名校，就越是重視學生的這些能力，因為它們希望自己的畢業生將來能夠在業界成為領軍人物，成績也許可以刷出來，但人格的養成並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國名校找的是對於學校、社區、世界都貢獻的人。

印裔精英在美碾壓華裔：他們具備的能力正是美國名校最看重的

硅谷快要被印度人佔領了，這已經不是新聞了。根據《財富》雜誌，世界500強公司中，30%的公司由印度人擔任CEO。今天，三大硅谷的公司蘋果、谷歌、微軟，後兩家的CEO都是印度裔。諾基亞、日本軟銀集團、存儲卡製造商SanDisk、半導體企業Global Foundries、製圖軟件公司Adobe等等，他們的掌門人都是印度裔。這一長串名字足夠說明印度裔在全球科技企業中有多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印度CEO並不是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他們幾乎都出生於印度普通家庭，在印度完成了本科甚至是研究生學業，才赴英美深造。他們大多不是掌管公司的創始人，而是憑借強大的技術背景，在公司任多個職位，一步一步從底層幹上來的。

是什麼讓我們的印度成了輸出CEO的國家？

印度式智慧：尋找替代方案

說到印度教育有一部電影不得不提：《三傻大鬧寶萊塢》。阿米爾·汗飾演的蘭徹是皇家工程學院的異類，他特立獨行，不死記硬背，公然質疑學校的教學方法。

三位印度學霸在電影里腦洞大開，無論是電擊小便者、通過網絡視頻來學習如何助產、用吸塵器來吸胎兒、自制發電機等，體現了影片對智慧的欣賞：將理論轉化為實踐的超強動手能力。

印度人稱這種思維能力叫「Jugaad」，大概意思是：「尋找替代方案」。當標準答案不可行的時候，Jugaad就出現了。

雖然你不能百分百的解決問題，但不能放著問題不去管它，能解決20%就解決20%。如果家裡的花灑壞了，那就用鐵桶戳幾個洞，掛在水管上，就替代了花灑。

美國哲學家杜威曾經說過：教育即生活。在局促的環境中調動豐富的智慧，算是對這一教育理論的印證。

不過，印度人對Jugaad愛恨交織，「尋找替代方案」的副作用有時意味著犧牲規則。開車逆行、插隊、3車道變5車道，印度大街上隨處可見混亂的交通就是一例。

混亂的結果也並不常常是壞的，要不說印度是個神奇的國度呢。有人認為，印度CEO管理的天賦或許就來自於此：在混亂的環境中找到秩序，是印度社會的生存之道。

在教育上，Jugaad思想的影響就是：印度學生不接受標準答案，他們非常樂於跟老師爭辯，挑戰權威。老師也非常樂見學生對他的挑戰——因為這意味著「學生獲得了自主學習的能力」，這節課的目的就達到了。

片中提到，「華人很擅長‘完成’事情，不像印度人，能言善辯，不羞於表達意見，即使這些意見只考慮了一半，印度人不會等待自己有了完美的想法，才會去做，而是在做的過程中完善它。」

印度式韌性：「窮折騰」的精神

Jugaad的孿生兄弟是印度人「窮折騰」的精神。

2010年，阿爾溫德·庫布塔曾在TED上做了一場演講，迄今仍是TED上點擊量最高的5部教育類演講之一。他本人畢業於印度理工學院，是一名傑出的工程師。70年代時，他發現很多窮孩子沒有玩具，於是他便用自己的技能和知識，從廢品中尋找材料製造玩具。

用吸管吹出音符、一張報紙講一個完整的故事、膠卷筒做的打氣筒、吸管做的水泵、只剩一半的籃球做的數學模型、廢光盤做的發電機……庫布塔腦洞大開，創意無限，簡直就是蘭徹本人！

庫布塔是「變廢為寶」的代言人，他寫教程、拍小視頻、發佈到網上，窮孩子們再也不用擔心沒有玩具了，事實上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在受益。庫布塔的思路有著印度式Jugaad的影子，這種改善雖然很小，但確實給孩子帶去了積極的影響，給窮孩子帶去希望。

更偉大的是，庫布塔還放棄了所有發明的專利。他所有的書你可以在http://arvindguptatoys.com/這個網站找到，全部免費，每天都有1萬到1.2萬的下載量。實現了教育無國界，無論貧窮富裕。

印度式「窮折騰」的的確確正在給世界造福。2018年一個大熱的TED演講 ，主講人來自斯坦福大學的生物工程教授，印度裔的Manu Prakash。

他開發出一款基於摺紙技術的顯微鏡，成本極其低廉、方便運輸和維護。這款顯微鏡在貧困地區的瘧疾防疫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在盧旺達，當地植物病理學家用它來檢測香蕉作物上的真菌，而坦桑尼亞的孩子們用它來檢測牛糞中的寄生蟲。它越來越多地成為世界各國生物、科學課上每個學生可以擁有的學習設備。

毫無疑問印度是個資源有限的國家，不過樂觀的印度人就是有能力在貧瘠的土壤中，種下了一朵朵「奇葩」。

印度式反思：自我組織的學習

從加爾各答出發，開車3小時，坐船半小時，在三輪車上顛簸了一個多小時，攝制組抵達卡拉卡提村。1990年起，蘇卡塔教授決定向印度的貧困村莊送電腦，卡拉卡提村是第一站，「雲中學校」就此誕生。每周，全球有一名志願者與「雲中學校」的學生互動

這裡很窮，很多孩子連鞋襪都沒有，電腦對他們來說是一件特別奢侈的東西。蘇卡塔教授說，如果這些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沒有接觸過互聯網，未來他們會嚴重落後。可缺老師，少課程，光有電腦管用嗎？

蘇卡塔教授說：令人吃驚的是，孩子們開始了自我學習。首先他們會自己發現搜索網站，他們可能會輸入問題，可是看不懂英文，所以他們得學習怎麼讀英文。不是單獨學，而是在一個小組里學。在「雲中學校」，學生學會了讀英文，學會了使用互聯網和計算機，他們的未來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雲中學校」採用的教學方法叫SOLE，Self-organized Learning Environment，自我組織的學習環境。

如果說在貧困地區，採用SOLE教學法是迫於環境限制不得已的被動選擇，那麼遠在印度果阿海濱的一所條件富裕的國際學校，採用SOLE教學法是完全積極的求變。

國際學校的學生在上課

學校創始人希爾帕·梅赫塔介紹，她創立學校的初衷是為了她的女兒：「我發現孩子的自信在不斷下降，我認為這是過時的教育系統造成的，這種系統總是強調遵從和服從，孩子們應該主導自己的學習之旅。」

當然老師會關注學生在虛擬世界和真實世界兩者間的平衡。如果他們沈迷於科技，老師會帶著學生出去走走，讓學生瞭解並不是禁止他們使用科技產品，而是必須學會自我調節。

從影片中呈現出來的SOLE學習方法，我們可以看到兩個重點，第一是「自我」，第二是「環境」。「自我」現在越來越普及，國內這幾年火熱的「PBL」，就是基於項目制的學習，強調自主探究。

而「環境」往往卻被忽略。學習並不是單打獨鬥，一個人就算再牛，能力也有局限。如何營造一個學習好環境，利用環境優勢學到最多最好，從同伴中學習。這是印度的SOLE教育更有啓發的部分。

鴻溝，印度教育的先進與落後

陳子齊是一名來自台灣的男孩，頑皮好動的他在台灣的學校里處處受挫。甚至老師讓他去檢查是不是有多動症，是否需要吃藥。

他問媽媽：「我是不是這個世界上最笨的小孩？我是不是不配來到這個世界？」

可來到印度後，一切都不一樣了。

陳子齊還是那個好動活潑的陳子齊，媽媽剛開始還很擔心他頑皮會打擾到別人。不過每當她在制止孩子的行為時，立刻就會有人說：孩子就是這樣的，玩是他們的天性。在這樣的環境下，陳子齊變得開朗自信，樂高天賦也被激發出來了。

在看這一集時，我常常會驚訝印度教育展現出來先進和落後的兩個極端。當印度的精英階層已經不滿足於傳統的教育資源，把視線轉向世界，還有很大數量的貧困孩子掙扎在輟學的邊緣。

月經在印度文化中一度是禁忌，很少有母親會跟女兒講述月經的知識。再加上學校衛生設備的簡陋，有57%的少女在青春期就輟學。不過好在有越來越多的人在為底層孩子奔走。

一對設計師專門為女孩設計了「月經」相關的繪本，又去相關部門呼籲，給女孩們免費發放護墊和護墊焚燒爐等配套工具，因月經羞恥而輟學的女孩減少了。

印度的整體教育水平有很多問題，但他們的精英教育，思維方式確實給全世界輸送了大量的人才。華裔教授張伯庚曾指出，印度裔之所以取得成功，和他們國內高等教育有很大的關係，這一部分在紀錄片中鮮少著墨。

事實上，印度理工學院（IIT）作為印度精英的搖籃、全球錄取率最低的名校，為跨國大企業輸送了頂尖優秀的人才。而我們前文提到的阿爾溫德·庫布塔和Manu Prakash均畢業於印度理工。

人才歸根到底是教育出來的，印度思維方式中先進的那面，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思辨的能力、以及適應環境等等，都非常值得我們學習思考，而這也是美國名校最為需要的能力。

尤其是排名靠前的美國名校，就越是重視學生的這些能力，因為它們希望自己的畢業生將來能夠在業界成為領軍人物，成績也許可以刷出來，但人格的養成並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國名校找的是對於學校、社區、世界都貢獻的人。

Credit: 藍橡樹
Reference：《他鄉的童年》《三傻大鬧寶萊塢》

Ulysses Yang的翻譯好文，有女兒的父母值得看看：
　
「無意間看到了一篇近期由朝日新聞評論，關於一位研究日本佛教思想史的女性研究員西村玲於2016年自殺的新聞。我看了內文，發現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同時我理解絕大部分人對英文文章有距離感，所以我全文翻譯出來，希望大家看一下（特別是人文學科的同學）。」

最近比較少上臉書，但我無意間看到了一篇近期由朝日新聞評論，關於一位研究日本佛教思想史的女性研究員西村玲於2016年自殺的新聞。我看了內文，發現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同時我理解絕大部分人對英文文章有距離感，所以我全文翻譯出來，希望大家看一下（特別是人文學科的同學）。

＊＊＊
【研究員的自殺反映了無希望的博後人生】

西村玲(Ryo Nishimura)的日記表達了她的夢想，她想在實現職業目標的同時，還有著快樂的家庭生活，但隨後又進入了一個反映她混亂內心的黑暗轉折。

｢那會比其他任何事都還要危險，並且事情會更糟，｣她寫道。｢所以我會將事情保持原樣。我必須這樣做才能活下來。｣

這位一度前途大好的研究員，對她的問題尋求著一種｢奇蹟式的解決之道｣，藉以｢重置自己的人生｣。

但奇蹟從未發生。

這本從2015年11月開始記載的日記才開始寫不到三個月，這名43歲的日本思想史博士就離世了。

在財務不穩定、求職困難和破碎婚姻的煎熬下，她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的死，是一個日本病態笑話的縮影：｢一旦你進入了博士學程，所有的道路都導向毀滅，尤其是人文學科。｣

［得獎的研究員］

西村玲在東北大學就讀，她在2004年取得關於佛教史的博士學位，主要研究１８世紀的重要思想家和僧侶－德門普寂。

她隨後搬回她父母在西東京多摩市的房子，並全心進行研究。

隔年，她獲得了由日本學術振興會頒發的傑出博後生資格，該頭銜提供每月約４５萬日幣的獎學金長達三年。

｢有這筆錢，我可以買一大批研究用的書。｣欣喜若狂的西村告訴她的雙親，並承諾她自己要更努力研究。

她決定每年出兩份研究論文和四份會議報告以符合獎學金的期許。

西村帶了大量的佛經到她二樓的房間，除了和父母在餐桌吃飯以外，她很少離開那裡。

但是即使在用餐的時候，她也會快速而不停地談論她的研究。

｢我希望我可以用塑膠膜把自己的頭包起來，這樣我記得的東西就永遠不會漏出來了。｣西村曾經這樣說，在餐桌上帶來了一陣歡笑。

她在2008年出版的第一本書備受好評。她在2009財政年間獲得了年輕研究人員的JSPS獎和日本學士院的另一個獎項。

在當年獲得日本學士獎的六位獲獎者中，只有兩位具有人文背景。西村是第一個以宗教獲得研究獎的人。

｢她帶領一群年輕的研究人員開拓了新的學術場域，並一個接一個地取得了成果，｣為西村提供指導東京大學的佛教學者和榮譽教授Fumihiko Sueki寫道，他。｢她幾乎是無與倫比。｣

然而，在傑出研究員資格和獎學金補助結束後，她的生活開始走下坡。

西村的衣、食、住都依靠父母。為了支付她的研究開銷，西村在一所私立大學擔任講師，並在其他職業學校和文化中心從事兼職工作。

為了從大學圖書館借閱研究資料，西村依靠支付學費註冊為旁聽學生(auditing student)。

一位資深的學者，無法忍受目睹著她的掙扎，在2012年給了她一份檢查佛教文學英譯的工作。

西村接受了這份工作，並且很開心地看到她的年收入超過200萬日元。

但這份工作只持續了一年。

西村將她的簡歷發送到20多所大學，尋找一個學術職位。

一所大學要求她提交六份自己的創作，以作為申請過程的一個環節。每份複印都要花費數千日元。在這個縮衣節食的時期，她決定將它們複印並寄送給大學。

除了一封又一封的拒絕信之外，她沒有得到任何回饋。

她的申請材料和一封信同時被寄回，該信寫著：｢我們很抱歉，但我們無法奉行您的意願……。｣

西村懷疑一些大學甚至沒有看她的簡歷。

她用一個迴紋針來固定申請表格，但退回的材料幾乎沒有跡象顯示，迴紋針曾被移動過。

她沒有收到任何大學的解釋，關於她沒有得到這份工作的原因。

她家庭生活的現實開始陷入困境。她的父母年紀越來越大，她找不到穩定的工作。

這些情況導致了一個步入歧途的抉擇：｢我要結婚。｣

2014年春天，西村在餐桌上向她震驚的父母解釋了她的婚姻計劃，稱其將｢打開一扇救生門｣，走出她發現自己已受困其中的洞。

她在網路上認識的未婚夫，大她超過十二歲。當他們結婚時，她不知道他有嚴重的個人問題。

2015年4月，西村離開了她父母的家，開始了與丈夫的新生活。

但婚姻很快地惡化，西村開始自責並且患上了精神疾病。

2015年11月6日，她在日記中寫道：｢我幾乎病了，我決定離婚，但他拒絕了。我承認我蒙蔽於試圖找到生活中的安全感，但很難真正承認這一點。｣

西村的日記顯示，她的情緒波動歸咎於幾個主題：她對研究的熱情，她渴望與丈夫和孩子度過穩定的生活，以及她處理生活現實的痛苦。

12月7日，她寫道：｢當我和父母一起吃飯和喝茶時，我感到非常高興。但我自己毀了那幸福，現在它無法挽回了。｣

她在2016年1月7日的日記寫道：｢說實話，我想活下去。但是怎麼活？我希望活得快樂又陽光，並再次與大家一起歡笑。但似乎我必須經歷很多麻煩才能達成。｣

她終於讓她的丈夫簽署了離婚協議，並在2月2日遞交到市政廳。

當天晚上，西村自殺了。

在寫給她父母的遺書中，她寫了：｢我認為我沒有未來｣和｢我不能繼續努力下去了。｣

這對父母經常如此教他們唯一的孩子：｢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並且付出大量的努力。你可能不會變得富有，但你可以過上自己的生活。｣

他們的女兒領略了這些價值。

她的母親和父親都是編輯，他們灌輸女兒大量的書籍。西村在2歲時已擁有50本書。她很快就學會如何閱讀和寫作，並在幾年內成為一隻書蟲。

當她沒有書讀的時候，西村會大聲誦讀報紙廣告或鎮內招牌上的東西。

她的父母對於西村這樣，為成一名研究員的童年準備感到非常自豪。

但現在，她75歲的母親說：｢事後看來，我已經無法判斷它是好或壞。｣

她81歲的父親說：｢現在大學不是在尋找知識分子。他們只是在尋找方便的勞工。我的女兒意識到了這一點。｣

［學術工作的缺乏］

由於警覺到與歐美相比，日本缺乏博士生的現象，日本政府在90年代將高等教育的重心從大學轉移到研究所。

研究生人數飆升，但許多大學面臨財務問題，並且教學職缺沒有增加。

這在學術就業市場上創造了黯淡的前景。

根據文部科學省(the education ministry)的數據，2007年完成博士課程的人數為16,801人，是1991年6,201人的2.7倍。

然而獲得教職的博士人數在同期增長相當緩慢，僅從1,520增加到2,191。該領域的競爭非常激烈，找到工作的機率從1991年的1：4.1躍升至2007年的1：7.7。

即使在大學獲得職位也不能保證長期任職。

在政府鼓勵大學經濟自主的政策下，文部科學省在2004財年開始削減對國立大學的補貼，使學校依賴基於申請的競爭性專案補助。

大約在同一時間，大學開始招聘更多具有任期限制的“非常規”教師以及兼職講師，這個職位被認為很容易填補。

根據東京地區大學兼職講師工會的統計，全國大學的講師目前約有一半是由兼職人員擔任。

在工會和日本女性科學家條件改善協會(Japan Associ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onditions of Women Scientists)進行的2017-18調查中，711名兼職講師中有69%的人表示他們的年收入不到200萬日元。89%的人說他們每年的收入不到300萬日元。

｢兼職講師的職位曾經是學術社會的最底層，現在卻連得到都很難。｣工會秘書長Noboru Shida說。

此外，大多數有空缺的全職職位都有任期限制，這使得博士學位持有人很難制定長期計劃。

“博士之路是條毀滅之路。” Shida說。“栽培出的人才已被丟棄到水溝中。”

這現象對於人文學科，一些雇主認為｢沒有用｣的學術領域來說，前景更為黯淡。

根據文部科學省收集的年度數據，約有30％的人文學科博士在近幾年中，既沒有找到工作也沒有接受進一步的教育。該百分比是全學科博士學位的平均水平1.5至1.8倍。

那麼在人文學科中獲得博士學位的人會發生什麼事？根據該部的數據，其中近20％被列為｢死亡｣或｢行蹤不明｣。這一比例高過於全學科平均博士生的兩倍之多。
（OS：這太可怕了…）

為了給年輕博士提供更安全的研究環境，該部開展了一項計劃，資助僱用年輕研究人員的研究機構。

然而，大部分工作都轉到了科學與科技領域。

2017財政年間，在該部門“優秀青年研究人員領導倡議”下聘請的72名研究人員中，只有一位是人文學者。

一位30多歲，專門研究平安時代（794-1185）日本思想史的研究員，在3月底完成了他私立大學講師的任期後。他沒有找到新工作。

｢我會繼續尋找研究工作，但與此同時，我會依靠失業救濟過活，｣他說。｢我也可能會成為兼職或臨時工。｣

他補充說：｢我每次在便利商店看到年齡在40到50歲之間的職員時，我都不禁想知道這個人是否也是研究員。｣

西村的死在學術界似乎並不是一個異常現象。

2018年9月，一名46歲的男子在九州大學福岡校區被發現因火而死。

他曾在那裡的博士課程中學過憲法，但在2010年就輟學了。

根據一名認識他的榮譽教授表示，這位前學生努力維持生計，他除了擔任兼職講師，同時也在倉庫和包裹遞送公司做粗工。

然而，即使在晚上，他也一直回到他已結束研究的辦公室。

在校園搬遷計劃期間，大學管理部門發現了這位前學生，並要求他淨空辦公室。

在9月7日的早上，辦公室發生一場可疑的火災後，該男子的屍體被發現在一個攜帶式汽油罐和一個煤油桶旁邊。

［需要保護他們自己］

｢我認為許多研究人員對西村的故事感到震驚，並認為，『這可能發生在我身上，』｣病理學家Eisuke Enoki在｢朝日新聞｣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Enoki撰寫了關於日本博士學位問題的文章，解釋了問題的背景。

｢首先，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常規學術職位非常稀少，以至於即使是一位前景光明的研究人員（如西村）也不被接受，｣Enoki寫道。

他還質疑了招聘流程，特別是女性候選人，是否公平公正。

傳統的統一就業體制主要集中在新畢業生的集體招聘，這是系統性問題的一部分，因為｢這些公司不願意僱用30多歲或有研究經驗但更年長的人，｣Enoki寫道。

根據Enoki的說法，對於大學畢業生和研究所畢業生，特別是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學生來說，獲得工作的機會是有限的。

但他說，研究人員自己需要改變自己的思維方式，並應該學會如何在學術界之外保護自己。

｢許多研究人員認為『沒有學術工作的人是失敗者』｣。難怪他們一旦發現自己屬於該類別就感到絕望和認命，｣他補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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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段內容文稿：

有時候，當我們面對到一些感覺起來、聽起來，或者看起來「很厲害」的權威者的時候，我們會很容易不假思索的就相信他所有的建議，然而這個建議呢，可能經不起時間的考驗，甚至於會帶給自己很大傷害。

講一個例子哦，有一個在1949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醫生，他是一位神經病理學家，叫Freeman。他之所以得到諾貝爾醫學獎的原因，是因為它針對罹患精神病患的這些人，在他們上眼皮處往腦內攢洞。

簡單來說呢，就是做一些腦外科的手術，進行腦液切開這樣的一個技術。他進行這樣的手術，大概有2500次。而且你很難想像這樣的手術，通常是沒有進行麻醉的，這會有多殘忍。

他原本使用的是那種著鑿冰的冰錐，後來才研發出比較輕薄短小的器具，讓Freeman醫生可以在錘子的敲擊底下，去挖鑿眼窩的後方去切開腦葉，這個手術的結果，就是讓那些原本難以控制情緒的精神病患變得很平靜。

只是從現代的角度來看，這個手術會造成大腦嚴重受損，簡單來說，你把別人的腦葉切掉之後，那這個人當然變得比較平靜，因為他的狀態跟活屍沒什麼兩樣啊。

可是在那個時候的技術環境底下，Freeman醫生，他的治療方式成為了治療精神病患的熱門選項，他還開了一台他稱之為「腦葉切開行動車」這樣的貨車，跑遍了所有他到得了地方，去傳授這個技術。

在後續的醫學糾正他這樣的傷害之前，大概有2萬人透過這樣的方式，接受了這樣的手術。可能我們從現在的角度去聽，好像是因為當時技術不成熟，所以沒有人提出質疑，其實不是這樣的。

Freeman就算在他全盛時期，他也受到很大、很大的批評，很多他的同行同業是不認同他這樣的做法，可是他依然持續做了將近20年，並且還讓他得到諾貝爾醫學獎。

甚至於連前美國總統約翰甘乃迪的妹妹，也曾經接受過這樣的手術，一直到20年後，科學界的進步終於趕上了Freeman，而且很不客氣地指出他的介入方式，他的醫療手段，其實從醫學的角度，根本就是多此一舉。

而且從道德層面來看，甚至於用恐怖來形容。於是呢他的執照被吊銷，他去世的時候成為一個被醫學界放逐的人，原本曾經給他最高榮譽的醫學界到最後卻摒棄了他。

其實講這樣的故事，跟我開頭所提的是有呼應的。這個「冰錐腦葉
纖維切斷術」，其實就跟我們前面所說的「訴諸權威」是有很大的關係，因為Freeman他營造了一個權威的形象，所以他甚至於在沒有取得嚴謹的科學證據之前，他就先做了這件事。

在缺乏有效的證據的前提，他卻打著「最先進的精神外科」這樣的名號，就可以便宜行事，甚至於當時有很多醫院都歡迎他，他的權威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好在現在醫學界已經沒有這樣的現象，凡事都要有很嚴謹的實驗跟臨床的結果，才能進入正式的醫療處癒。

可是醫學界是如此，放到你我的人生裡，我們有對於很多權威有這樣的敏感度嗎？還是我們直覺的覺得他好像很厲害，於是他說的就有道理。甚至於我們很少去檢核，他的權威到底是做出來的、營造出來的，還是他真的有那個本事呢？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判斷指標，就是那種他「特別強調」自己權威的人，不管在各個領域，他只要花很多力氣，他特別強調自己有多權威、自己有多厲害，這樣的人，或者是這樣的機構，你都小心為上吧。

因為就像是我昨天「一天聽一點」的分享一樣，一個真正有錢的人，他是不需要特別強調自己有錢，一個真的掌握知識技術的權威者，他其實根本不需要特別「強調」他有多權威。

在我們面對人生的時候，特別是資訊都不夠透明，掌握度都不夠多，那這個時候我覺得長出自己的判斷能力，長出自己面對權威的時候，還是能夠去質疑、挑戰這樣的一個精神，是很重要的。

而且話說回來，一個真的掌握真正權威的人，他其實是不怕你質疑他、挑戰他，反而他會期待你的質疑跟挑戰，讓真理越辯越明，只有那種假裝的權威，或者是企圖想要透過權威的形象，想要得到好處，這樣的人或這樣的機構，他才會不容許你，或者是不容許任何人質疑他的權威。

或許這些都是一個重要的判斷，希望今天的分享對你有幫助，我是凱宇。

如果你喜歡我製作的內容，請在影片裡按個喜歡，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別忘了訂閱旁邊的小鈴鐺，按下去，這樣子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所製作的內容。

那麼如果你對於啟點文化的商品，或課程有興趣的話，我們近期的課程是在8月30號開課的「人際回應力」，如果呼應到今天分享的內容，特別在這一門課裡面，當你面對到別人拿不當的權威壓迫你，如何站穩自己的位置？

你即將會學到這樣的一個方法跟這樣的技術，我很期待在8月30號的教室裡，能夠見到你，謝謝你的收聽，我們再會。

#啟點文化 #心理學 #人際關係 #凱宇 #人生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