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茜的世界周報》
【2015年爆發的歐洲難民危機，遷徙規模在人類史上前所未見。當時德國總理梅克爾一方面秉持人道主義精神，一方面考慮德國老齡社會需要基層勞工，決定廣開國門接納外來難民，這個決策使許多地方政府一時帶來經濟負擔和頭痛的社會問題。當然也造成德國國內極右派仇外政治勢力迅速崛起。

位於德國北方的漢堡，為歐洲知名港都，同樣領到配額，需要收容八萬難民。但市政府並沒有把問題丟給民眾，任由各種社群媒體以誇大不實的方式蔓延憤怒、不安甚或謡言來主導難民安置計劃。漢堡市設法邀請市民主動參與難民安置計畫，結合地方意見領袖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特殊設計的草根民主參與大數據模型，妥善照顧失去國籍的流浪者，輔導他們就業，讓他們融入德國社會，並且轉化成為城市發展的新動能和活力】

{內文}
距離北海一百公里的漢堡，是德國境內最大的天然港，貨物吞吐量名列全球第二十，也是人口僅次於柏林的第二大城。過去一百年來，這裡最為人熟悉的景象，莫過於水上川流不息的船隻、停泊碼頭的大噸位貨櫃、和櫛比鱗次的倉儲設施。然而這些屬於漢堡的標誌，隨著四年前歐洲難民危機爆發，逐漸釋出不同意涵。一場搶救難民大作戰，也讓漢堡成為實踐人道救援的典範。

(FouadHamdan/漢堡難民事務部門市民參與計畫專員)
2015年夏天，有愈來愈多難民湧入這個城市，一度達到每月一萬零四百人的巔峰，光是2015年九月，就創下單月湧入一萬零四百名難民的紀錄，讓整個城市處在極度緊繃的狀態。在這段特定期間，政府馬不停蹄地在各地興建難民營，每週單位以兩倍、三倍、四倍數字成長，只為了避免讓難民在冬季來臨時落難街頭。

Hamdan先生在漢堡城邦政府難民事務統籌部門中，負責第一線溝通和協調。根據聯合國難民署截至2017年底的統計，德國接受了一百四十多萬難民，胃納量全歐第一，遠超過法國的四十萬、義大利的三十五萬、瑞典的三十三萬。開放邊界是德國中央既定政策，但如何執行，卻得由各級政府自行消化，尤其對一個擁有五百萬人口、土地高密度使用的大都會來說更是棘手。面對又急又猛的難民潮，漢堡市政府幾乎是和時間賽跑，先在第一時間趕搭大批帳篷，然後以最大效率過濾所有可用地，佈建只需一週工期就可組裝完畢的貨櫃屋社區，並且展開逐步安頓，為漂泊的異鄉人提供一個遮風擋雨的港灣。

(阿富汗難民)
「（你來德國已經幾年了？）五年了。我從2014年就來了。」

這個難民社區的座落地Hafen City，是漢堡市近年來重點開發的新市鎮。二十二歲的阿富汗男子Said以有限的英語，解釋自己如何跟著一大群同鄉，花了一年時間，或徒步、或坐車、或搭船，輾轉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義大利、法國和德國。在平均容納三百人的每一個難民營裡，房屋結構一律為三層樓建築。一樓通常配給家庭，二樓以上供單身者使用，兩人一室，每層都配置獨立衛浴設備和廚房。在專業建築師看來，這種設計能讓使用者比在帳篷或大通鋪生活時享有較多隱私。同樣住在「單身宿舍」的還有伊朗籍的Hedyeh，兩年前跟著劇團出訪，卻因為莫名政治因素被迫滯留海外，最後與敘利亞女子成了患難之交，擠身在約兩坪大、功能卻一應俱全的空間中。

(JorgNoennig/漢堡數位城市科學教授)
「事實上，這些貨櫃單位屋，不論在設計和製作技術上都是相當高水準的，我自己是專業建築師，主要是設計研究室和實驗室，這是最複雜的建築結構，就我來看，這些貨櫃要容納非常複雜的實驗室，甚至都是沒有問題的，他們的結構就像太空船，具備非常好的工程條件。儘管看起來不如一般房屋美觀，但他們非常容易取得、非常容易佈署、而且相較於建造房屋，組裝貨櫃單位屋的成本很低，因此政府採納貨櫃單位屋，是很自然的政治決定，因為能夠最快滿足緊急需求。」

幾乎每個難民營都有超過二十個以上國籍人士居住，儼然民族大雜燴。事實上，德國近代史上並不乏接納移民的經驗。然而像2015年如此龐大的遷徙，卻前所未見。

(FouadHamdan/漢堡難民事務部門市民參與計畫專員)
「我們碰上的問題是，這批近一百五十萬難民的背景各異，都來自於東方，有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等不同國家，大部分是隻身旅行的男性，而且多半是年輕人。我們碰上的問題是，這批近一百五十萬難民的背景各異，都來自於東方，有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和敘利亞等不同國家，大部分是隻身旅行的男性，而且多半是年輕人。」

「當我們要在漢堡市內找土地搭建難民營或公共住宅時，附近鄰居就會開始恐慌，我們得和他們溝通，安撫他們，讓他們知道難民不會搗亂，不會騷擾居民，請他們放輕鬆。我們讓每個難民社區內的家庭人口佔百分之六十，單身者佔百分之四十，這種安排對單身男子形成非常正面的影響。」

Hamdan先生提到，難民營如今看來平靜無波。然而當初在推動時並不如想像中順利。隨著慕尼黑、漢堡與科隆等地陸續傳出伊斯蘭極端份子攻擊事件，打著仇外旗幟的民粹政治勢力迅速崛起，不少地方社會氛圍從歡迎轉成質疑，輿論也從大加讚揚轉趨保守。

(FouadHamdan/漢堡難民事務部門市民參與計畫專員)
我舉個例子。我們曾碰過十四個非政府組織連成一氣，發起「讓漢堡更好地整合」的運動。這名字取得很聰明吧？可是實際上，這些人彼此都是鄰居，屬於社會中高階級，而且都居住在市內高級住宅區，付得起法律訴訟費，裡面很多人甚至也是律師，這些都不打緊。當我們打算在他們的社區附近興建大型難民社區和高品質公共住宅時，我說的可不是簡陋的難民營，而是整齊的貨櫃屋，可容納五千、三千、兩千人的那種社區，他們一聽就立刻說，絕對不可以，想都別想。期間雙方持續溝通，到了最後他們說，我們其實並非反對難民，只是不想讓家附近一口氣出現五千、三千、兩千人。一個社區至多只能放三百人，而且必須平均分布在漢堡市內，這樣對社區才能更好地融合。

市政府最後不得不向強大選票壓力低頭妥協，接受小型難民營和公共住宅的建議，同時尋求與都市規劃研究機構合作，啟動「為難民找地方（Finding Places）」的市民參與計畫，最後總算圓滿了難民安置問題。來自敘利亞、四十二歲的MutazEnjila是計畫受益者之一。2015年他獨自抵達德國，被迫在難民營生活兩年，靠著濃烈的思念和微薄的津貼度日。

(MutazEnjila/敘利亞難民)
「當時每件事對我來說都很艱困。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你不知道沒有家人在身邊，日子該怎麼過。」

「德國政府一邊協助難民學習德語，一邊輔導難民找工作，這非常重要，因為找工作不容易。」

儘管Mutaz在中東地區已是資深新聞從業人員，有關單位仍鼓勵他參與為期半年專門訓練課程，協助豐富他的履歷，後來順利進入網路媒體擔任兼職記者，報導少數族群在漢堡的動態。期間他好不容易盼到一家五口團聚，一起入住漢堡市西區新落成的公共住宅。政府代為支付每月八百歐元房租，待日後謀得全職工作，或屆滿兩年居住期限才需搬離。人生際遇總是難以預料。翻開舊照片，Mutaz忍不住感慨，自己也曾是有白色洋房、兩輛房車的人生勝利組。

(MutazEnjila/敘利亞難民)
「那時候我們的生活狀況非常完美，在2010到2011年的時候。」

(SousanEnjila/敘利亞難民)
「我很想念我的家庭，我的回憶，我的大房子，一切的一切，每個地方，我在敘利亞擁有很棒的回憶，但戰爭迫使我們踏出這一步。」

Mutaz現在幾乎能夠自力更生。原本為中學英語教師的Sousan，過不久通過德語高級檢定考試後，也會開始找工作。他們現在的落腳處，是規劃為本地人和移民混居的社區，規模三百人左右。在當地人鼓勵下，一家人生活逐漸恢復安穩，忙著交朋友融入本地文化，學著以正面態度看待人生。

(SousanEnjila/敘利亞難民)
「我們同時也必須為當地人著想，因為是他們幫助我們，提供了庇護，所以我們絕對不浪費時間抱怨。」

(MutazEnjila/:敘利亞難民)
「我們的故事並不因為離鄉背井而畫下句點，故事並不因此打住，儘管過去的痛苦和悲傷仍如影隨形，但我們努力試著讓生活更好。」

協助無數新移民在異地重生，自己擁有德國和黎巴嫩雙重血統的Hamdan先生說，儘管當初將難民化整為零，分散安置的提案，確實讓市政府被迫因此多花了很多錢，但事後想來，這樣的處理確實比較細緻，讓族群之間得以更快更好地融合，降低不必要的社會衝突。猶如漢堡一直是開放的港口，市民們展現出寬闊的胸襟，展現愛與包容，最後也讓移民的多元背景，進一步妝點了市容，增添了城市動能和活力。

自己民族自己供養，資金流轉方可建政

臨時政府宣言之所以軟弱無效，原因在於香港民族喺此時此刻，仍然缺乏同中共議價嘅能力。只有建立專屬於自身政治共同體嘅民族經濟，由自己人經營，等自己人獲利，外來嘅共產主義收割機至會徹底停運。中共以為經濟改革可以脫離政治改革，最終經濟陷入困境，乃係中國模式必然遇到嘅帝國極限，而中共不惜同香港攬炒，然後模仿前人閉關鎖國，坐等國內平民大量非正常死亡而後再打開門戶，亦係可以預期嘅如意算盤。故此，香港人一定要積極發揮民族專長，創造穩定資金流保護民族精銳，只有創造自身價值，盡量自給自足，先至可以趕狗入窮巷，為中國各省打開缺口，迫使中共領受中國解體嘅報應。

共產主義係一部殺人收割機，存在嘅先決條件係資本主義土壤。十八世紀中期，歐洲出現工業革命，小型工作坊逐漸變成工廠，資本家開始擴大生產規模，創造盈利，帶動社會物質財富增加，最終農業社會生態天翻地覆，大量農民湧入城市，成為工人。工人地位低下，容易取代，老闆又一心壓價，降低生產成本，階級壓迫由此萌生，反對資本家思想亦開始廣受關注，形成社會主義。其後，社會主義者意識到，階級問題毋須以暴力手段去解決，佢地追求嘅係重新定義社會秩序、生產工具同市場價值，因此只係挑戰既有體制，不斷改良現狀。但係，思想偏激反智嘅共產黨人則堅持鼓吹鬥爭到底，妄想人類可以直接跳過資本主義階段，建立烏托邦——由政府負責分配資源，推行計劃經濟，富人窮人都要劃一看待，白手興家者務必交出勞動所得。

以上思想傳播之後，窮人好快就意識到，推倒重來其實有害無益。佢地寧願繼續受到老闆壓榨，委身於工業城市一角艱苦生活，都勝過同對方同歸於盡，回歸貧苦日子，而工會概念之發揚光大，更令歐洲共產黨人希望落空。結果，共產黨人之倒行逆施，連較為缺乏學識嘅工人農民階級都知道，最終佢地就喺歐洲失去立足之地，只可以敗走俄國，繼續倡導暴力革命。二十世紀初嘅俄國，農民目不識丁，工業發展處於起步階段，加上羅曼諾夫家族威信掃地，成為共產黨人活躍國度，全因大眾對歐洲工業化進程經驗之無知——資本家全數殲滅之後，社會就會打回原形，無力創富嘅平民就只可以返回原鄉耕田，繼續過望天打卦嘅樸素生活，所有人就會陷入集體貧窮。因此，共產主義從來只係假希望，帶黎嘅亦自然係空歡喜，人類必須接受個體能力差異必然導致財富及成就差異之事實，資本主義所衍生嘅所有資源分配不公問題，至會有望修補。

由列寧主導嘅布爾什維克黨人，正正就係渴求不勞而獲。佢地由俄國貴族及資本家手上搶奪財富，身體傷害，綁架勒索，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可謂殺人如麻，而戰利品全部都唔係佢地應得之物。所謂馬列主義，真貌就係劫匪集團專政，以赤裸暴力恐嚇所有人交出財物，製造恐怖共同體，今日中共所作所為之殘忍，只係習得蘇共皮毛。馬列主義以無神論取代俄國宗教信仰，以工農組織取締原生家庭及村落連結，以青年團體收編精英入黨鞏固黨性，以國家機器宣傳洗腦扭曲為直，奪權方法簡單有效——消除人心善性，製造階級分化，令人互相猜忌。面對大型收割機搶掠，工人農民敢怒不敢言，知識分子則難逃監控，成個社會成為散沙一盤，任由劫匪集團予取予攜，所有生產成果都成為在上位者上下其手嘅囊中物。

中共係蘇共嘅抄襲者，而中國平民則係次於歐洲平民嘅人形生物。中國人信仰空洞，生態系統脆弱，社會缺乏互助互愛之人道精神，從來缺乏堅定身分認同，無力對抗以利相交嘅劫匪集團，乃係合乎邏輯之結果。此之所以，中共治港超過廿年，香港社會上下，一早已經滿佈寄生蟲，大家亦毋須覺得意外，因為眼中只有利益而又貪生怕死嘅人，係一定會成為中共同黨。中共治下，香港自由市場所累積嘅信用評級同制度保障，已經由中共黨員一一收割，大型企業全部都已經完全失去自主，全因過去香港人見利忘義，唔知道自由價值高於一切。

英殖體制遺留嘅司法制度同公務員體制，係中共永遠無法建立嘅系統秩序，對中共蝗群而言，直頭如同見到糧倉爆滿咁吸引。運用緊急法同公安條例侵害香港人自由，安插中共黨員喺政府部門之中假公濟私，係為中共省略咗極多插旗打樁嘅工夫。以力脅迫，搶劫他人社經成果，吸乾他人百年遺產，以利誘惑，及時推出改革開放，招攬商人代黨開發世界工廠潛力，中共所有計劃，都係為權貴斂財而設，而香港資本家嘅角色，就係參與分贓政治，幫手拎住地圖指南幫手搵寶藏。如今，中國開發潛力逐漸見底，香港資本家精明如李嘉誠者，自然得以全身而退，但眼光短淺者，下場就只有領受萬惡地主標籤——好嘅損手爛腳，斷臂離場，壞嘅就只配成為收割對象，從此家道中落，身敗名裂。簡而言之，中共治下，任何發展都係唔會長久，唔會安全，因為劫匪嘅營生模式就係靜待平民耕耘有成，然後定期打劫，收為己用。

故此，身家乾淨嘅人，有所為有所不為嘅人，清楚知道損人利己之荒謬嘅人，最有能力對抗共產主義嘅侵略，而香港民族心存正氣，熱愛資本主義，正正就係天擇之適者。只要香港民族有力建立民族經濟，打斷中共收割程序，維持共同體健康運作，香港就會長命過中共，有望睇住中國解體，睇住東亞秩序重建。一直以黎，香港人因為擔心經濟變差，諸多顧忌，明明賺得一百都要分八十畀劫匪呢種不公比例都啞忍，於是任人擺佈，但而家既然雙方不惜攬炒，以反共反華反中國為前提，抗爭前景就即時有路可進，豁然明朗。

坊間有主張焦土者，一直提倡攬炒就係終點，但攬炒其實係擊敗中共嘅起點，係重新組織香港嘅契機，絕非末路。人要見到希望，想像得到美好將來，至會有為身邊人同下一代戰鬥至死嘅勇氣，焦土派自暴自棄，短期內確實可以點出情況之惡劣，但長遠計係絕對無濟於事。葛咸城內，小丑肆意妄為，摧毀秩序，輕而易舉，但大家需要留意嘅係，小丑追求攬炒，手段極具威力，但要佢領導破局之後嘅重建，佢係必然無法勝任。而更重要嘅係，香港人想要嘅唔係寸草不生嘅廢墟，而係災難過後重新建設嘅樂土，現代日本每次災難過後，國人秩序井然，如常生活，積極修復殘局，理應係香港民族應該學習嘅榜樣。只有具備頑強生存意志同埋生生不息民族想像嘅人，至可以喺亂世之中自助助人，免於淘汰——所謂臨時政府，理應係由經歷挑戰而大難不死嘅生還者創立，方有說服力，有錢有人脈，最為重要。

民族經濟嘅目的，在於確保香港人生財有道，補給充足，同時妨礙對家如同舊時一樣見縫插針，大抽油水。對內支持本土食肆企業同打擊中資連鎖餐廳財團係令人鼓舞嘅第一步，第二步應該係由中小企業挺身而出，改變大家焗住畀錢中國賺嘅消費習慣，而平民亦要停止交稅同畀錢政府，共同進退。第三步，亦係相當重要嘅一步，就係喺其他國家建立在地港人商圈，一方面賺錢援助本土，另一方面以工作簽證聘用自己人，保護民族精銳。加拿大溫哥華香港人社區，正係現成參考模式。只要有資金，在明嘅臨時政府就會有運作嘅基礎，而在暗嘅地下組織亦有可以配合嘅綱領，中共真正畏懼嘅，就係呢種互助互信之餘，更能互利互惠嘅真正共同體。同習近平閱兵講話入面講嘅全人類命運共同體相比，呢種至可以稱之為共同體。

共同體確實係源於想像，但想像而成之物，並唔代表虛幻不實。民族想像，令香港人相信奮鬥有意義，付出有回報，而民族經濟，就正正令形而上嘅民族精神化為形而下嘅物資連線，虛實交織，落地生根。民族有愛，唔可以空口講，正如大人要為小朋友提供三餐溫飽至可以再講家庭想像，如果連基本需求都滿足唔到，抗爭之中有幾多人戰死沙場，香港後勁不繼，都係會輸。過去，香港人不問世事，搏命搵食，但辛辛苦苦搵埋搵埋，每年納稅就係等同上繳國庫，養緊中共，從今以後，錢要無所不用其極咁繼續搵，但處理方式就只有兩個選擇：一係盡量慳儉，全數儲起，唔好交稅，二係創立或幫襯本土企業，避免肥水外流。有錢至會有民族，有精英至會有價值，猶太人就係成功例子。明白呢個道理，就會知道自己民族自己供養，播種收割一條龍，至係未來十年抗戰嘅唯一方法。

臨時政府之創建，目前時機未到，但民族經濟一經啟動，水到渠成之日好快就到。次序錯亂，就等同誤發訊號，浪費彈藥，暴露香港能者寡而弱者眾之殘酷真相。我自細見盡香港人操作資本之駕輕就熟，投資理財之運籌帷幄，見錢開眼之深入骨髓，對香港廣大同胞嘅無限創意同賺錢能力極有信心，所以深信只要大家精進自身，分工合作，民族精神就必定會發揚光大，發達建國係指日可待。

建國從來都有路可循，而成功抑或失敗，完全視乎決心。幾年之前，大眾思維都未準備好，自然無法消化自由香港、帝國極限、脫華入歐、民族經濟呢啲概念，但亂世之中，大家要生存落去，就應該未雨綢繆，勤力研究。善用中國解體時機，製造籌碼，以利日後與東亞強權合作，係越早開始做，日後成果就越豐碩嘅投資，錯過咗，第時一定會悔不當初。勇於擺脫繁榮表象，及早跳船逃生，下定決心嘅呢一刻，就係重新定義香港嘅黃金時間，為時永遠未晚。

gnimmm.com/2019/10/06/self_sustain/

Photo credit: James O'Brien

你心中的日本人是哪一種人？是否都把東京人當成日本人的代表呢？還是只看到關東人與關西人的差異，卻忽略了其他地區的日本人也有很獨特的性格呢？

這篇來自【The News Lens】上轉載《日本縣民性學問大：文化人類學家的47都道府縣性格大調查》帶我們透過人類學家的視野，一起發現日本各縣的文化差異，也帶我們進一步想想台灣各地是否也有「縣民性」？這些文化差異又是如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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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縣民性的是風土與歷史

說到群馬縣，就會想到「女人當家吹旱風」的諺語。姑且不論這是否為其縣民性的真實面貌，我想討論的是風土及歷史與縣民性之間的關聯。

群馬縣（上州）自古以來就是養蠶與紡織業興盛之地，而這有其風土上的緣由。群馬縣的土地絕大部分都是山坡地，在一年中有近乎一半時間吹旱風[2]的氣候條件下，自然只能以耕種旱田為主。但在過去交通沒那麼發達的時代，光種麥子和蔬菜是很難過日子的，必須種些經濟作物或做點家庭手工才行。好在桑樹很適合生長在寒冷的地方，於是便發展出了蓬勃的養蠶與紡織業。

不論養蠶還是織布，作業都是以女人為主，這導致女性的經濟能力及發言權高漲。所謂的「女人當家」就是由此而生。換言之，旱風與女人當家兩者密切相關，正是風土對縣民性有很大影響的一個好例子。

若要再舉出一個上州名產，那肯定就是「黑道」了。畢竟這是孕育出國定忠治及大前田英五郎等日本歷史上知名俠客的地區。

上州過去是中仙道、三國街道等通過的交通要地，宿場[3]發達，旅人群聚。由於賺錢營生之事主要交給女人，所以男人往往好玩成性。賭博盛行之後，黑道也就多了起來。

時至今日，群馬縣仍存在許多賭博場所，也是全日本數一數二的柏青哥王國。看來由一地風土歷經長年歲月所培育出的縣民性，可不是那麼容易就消失的。

(以上引用網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