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質詢教育文化委員會兩件要事。
　
#道具槍枝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辦公室近來接到多起影視創作業者們陳情有關《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拍片時的道具槍枝問題需要協助，團隊也積極向文化部與警政署了解狀況。
　
其中文化部影視局了解後發函，請警政署在維護社會治安的前提下，研議讓劇組能合法作業的方法，辦公室也找影視局、警政署共同討論並研議。我也特別提醒李永得部長，要關心台灣影視創作業者的辛苦，並與警政署保持聯繫，也謝謝部長承諾會再研究和評估。
　
#母語_國家語言發展中心
依據《國家語言發展法（以下稱語發法）》第六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指定專責單位，推動國家語言相關事務。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專責單位，推動國家語言相關事務。」
　
向文化部詢問，身為《語發法》的中央主管機關，自2019年經總統公布施行至今，諸多權責劃分尚待釐清，既然暫時已無法規畫專責單位，該如何整合現有資源？處理原本語發中心應有的業務及功能？
　
另，按現況如果不設立「國家語言發展中心（以下稱語發中心）」，原住民語已有各自的語言發展中心，客語由於有客家基本法的規定，短時間內也勢必成立客語的語言發展中心，那所謂較強勢的台語和相對更弱勢的馬祖語以及台灣手語，現況來看無法有語發中心的支持。這樣是否造成國家語言之間不平等的狀況？台灣的國家語言權責分配、以及如何保障各語言都有足夠而相應的資源來支持，這些都需要文化部更積極處理。
　
#專業術語研究與採集 #翻譯專有名詞
之前收到民眾陳情，提到交通部台鐵發出公文說：「在行車調度使用無線電通話時，一律使用國語，不可使用方言。」可以理解為了安全，使用所有人都聽得懂的語言，但像台鐵自日治時期發展至今的鐵道文化，保留諸多從日語融入台語的專業術語，我認為文化部及相關部會在推動業務時，也必須考量到專業用語的統合，也應留意專業用語的 #研究與採集。這些用語，都是台灣歷史推演上的珍寶和痕跡。

文化部在本次質詢提到，標準化的書寫系統，目前是由教育部主責。然而我深入探詢教育部，目前新詞收集及訂定的確是由教育部負責，但「專業術語的研究與採集」，與「專有名詞的翻譯」在業務分工執掌仍十分模糊，還有許多地方仍需再釐清。事實上，目前教育部並未有專責單位負責制訂新詞的翻譯規則。原本教育部也期盼語發中心負起相關責任，但若語發中心未能於短時間內成立，新詞制定的業務該由哪個單位負責？這有待文化部與教育部盡速會商決定。
　
此外，我們也另外提出書面向文化部深入了解並要求：
1. 文化部應投注資源，以鼓勵並促進母語在各場合的使用，而非僅止於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運用。
2. 文化部應持續爭取成立「國家語言發展中心」。
3. 在國家語言發展中心未成立前，應先儘速規劃相關業務的暫時執行單位。
4. 文化部應偕同教育部，針對相關國家語言的「語言名稱」，照「尊重母語使用者」的原則，盡速訂定合宜的解決方案，以免各族群爭論虛耗。　
5. 文化部應表達對《國家語言發展法》的重視，偕同教育部積極爭取在國高中課綱中，依照國家語言發展法的精神，把本土語文列為各學期的必修課程。
　
台灣有豐富多元的語言文化，文化部應對《語發法》有所堅持，勿忘立法精神。我期望文化部能繼續積極推動國家語言相關事務，並更全面的檢討改善現況不足的部分，我也會持續關心。

【墨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對話】

10月是革命的月份。因為從事土地運動而與台灣馬克思主義者有不少的合作機會與對話。以下是今年8月《火花》和《保衛馬克思主義》對我的訪問。最後一個問題的回答顯示出「墨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不同。

陳致曉教授是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副教授和台灣土地正義行動聯盟的理事長。他長年參與並組織反抗藍綠兩黨政府在台灣各地推行傷害居住權益的土地徵收暴行。

在《火花》同陳教授的訪談中，陳教授詳細地為讀者們介紹了台灣政府長年來如何連貫地輕視貧苦人民的居住權益，在藍綠輪替的政治背景下連貫地執行對財團和統治階級有利的政策。儘管台灣在90年代後實現民主轉型，但是國民黨和民進黨中央和地方政府則不斷透過操作程序和黑箱作業等手段強行摧殘貧苦人民的權益。這也顯示了資產階級民主體制終究也是只有提供給資產階級民主權益，但一般勞苦大眾卻還是要接受統治階級專政擺佈。

《火花》：可以請陳老師向我們全世界的讀者們介紹自己，自己如何參與抗爭，以及後來像是台灣土地正義聯盟是如何成立的？

陳致曉：我剛上大學時，臺灣解嚴，隨之而來的是第一波學生運動。我那是剛好是台灣國立清華大學觀瀾社的社長。觀瀾社是一個異議性的社團。那時我就已經開始參與關於農運、工運、環境運動，或原住民正名運動。但那時候我也只是一名參與者，還談不上是一個組織者的角色。我本身是念電機的，後來到美國唸書後，在生活上與社會運動脫節。我在美國紐約取得博士學位，在貝爾實驗室工作了一陣子後，回來台灣。回台後，我先加入企業，開始意識到台灣企業文化的不合理。後來延伸到我試著理解台灣社會的運作，就再去讀了一個EMBA與兩年法律研究所。

我一直在企業、學術領域，一直到九年前。那時，我爸爸媽媽告訴我：我們家可能要發生大事了。他們接到了一張紅單字，內容寫得不清不楚，但是有包括 “一般徵收”四字。對普通老百姓而言，這個詞彙一點都不”一般“，因為沒有人知道它的意思，也不知道”別種“徵收有何不同。我回家跟父母商討如何面對此事。我們採取的第一步不是對抗，而是理解實況。

這個案子跟我們家有很特別的關係，因為我父親是從成功大學土木系畢業的甲等土木技師，對這件案子有一定程度的熟悉程度。台南鐵路地下化的策劃是在民國80年就開始了，在84年有第一版本的定案（那時還是台灣省政府），且也有諮詢過我的父親，因為當時設計（此案）的總工程師是我父親的同學。

在鐵路地下化工程施工時，這個工程需要兩條軌道：一條軌道是施工軌道，另一條是讓列車通行的軌道。本來的計畫是跟老百姓借土地來蓋臨時軌道，寬度只有十公尺，而原本地下化的路線也是沿著原有的地上鐵路蓋的。這是對老百姓來說侵害最低的作法，也是全世界各地常見進行鐵路地下化的做法。因此，一開始我父母以為這個工程只會影響到我們家後院。我們只要讓政府使用五/六年的土地，他們隨後就會還我們。這是我們願意配合的方案。

但是，在我們參與的2012年8月23日第一次說明會上，我們才發現他們的計畫實際上是把永久地下化的鐵道搬到百姓家裡面，用老百姓的土地蓋永久軌道。因此所有施工需要的用地都會被政府騰空。在加上永久軌道的寬度是十六公尺，遠高於臨時軌道，且包括將鐵道往東移動的幅度，整體而言大概會移動二、三十公尺不等的地方，也代表鐵路東側附近整區的住宅都必須要清空，嚴重傷害百姓權益。

我父親由於懂工程，馬上質問說明會上的鐵路工程局代表。但鐵工局的人完全不想回答，因為他們以為他們碰到的是無知的老百姓，就用非常無腦的回答敷衍了事。除此之外還有非常多類似的例子，我就不一一細數了。我父親繼續以他的專業知識和鐵工局人員辯論的時候，後者開始意識到有清楚狀況的人在群眾內部，但這也是不夠的，因為大部分與會的老百姓都不理解事態，所以他們仍可以敷衍，隨意解散會議。

當時的政治背景是：2012年，也就是全民認為應該打倒萬惡國民黨的時候。當時中央政府是馬英九政權。那時的台南已經歷20年無間斷的民進黨執政，一般民眾仍然非常相信民進黨，包括我父母，甚至我自己在內。我在紐約唸書時，民進黨在國民大會選舉上失利，我隨後在民進黨最低迷的時候加入他們。我過去在參與社運時對抗的對象也都是國民黨。因此，我們一開始以為民進黨籍的台南市長會不會是被國民黨騙了。我們隨即去找工程專家試圖教育台南市政府這項工程的實際影響，讓他們不要被國民黨騙，並且意識到可能涉及的人權侵犯問題。

在此過程中我們也跟政府要資料，政府卻什麼都不給。台灣的《政府資訊公開法》根本是假的，一般人無法真正取得資料。作為學術人士，我一開始對這個問題的心態是採以研究的觀點去理解這個案子。於是我試圖透過各種途徑取得公文，並抽絲剝繭拼湊真相。這個過程經過了五/六年。

原來，這整件事的始作俑者根本不是國民黨。作惡多端的是民進黨，是陳水扁總統在第二任期期間所幹的壞事。當時民進黨許添財市政府（民國96年）向中央政府提議“南鐵東移”，，聲稱鐵道東移可以增加土地開發的面積，藉此政府可以擴大財源。但至今，民進黨政客包含時任台南市長的現任副總統賴清德，仍矢口否認“南鐵東移”計畫。

在台南市政府向行政院申請贊助此案時，行政院召開了政府部門內部對此的座談會，其中與會者包括鐵路工程局。而鐵工局認為工程雖然可行，但是台灣鐵道公司當時已經虧損兩千多億台幣，必須要有土地利益來彌補虧損。也就是說，台南市政府必須要將鐵道東移的部分土地利益分享給台鐵。

這個土地利益有何而來？就是從掠奪老百姓土地而來。目前南鐵東移案涵蓋的範圍是8.1公里，需要拆400戶，受其他影響的是1000多戶。其徵收面積是5.1公頃，相較於其他縣市不時會徵收百餘公頃，看來可能很小。但我同時查到。在2012年8月，時任的台南市副市長林欽榮，曾任營建署署長，並在藍綠執政時期，在各地都有從事土地掠奪的活動。後來他投靠台北市長柯文哲去當台北副市長，並在北市搞了一大堆土地掠奪案。其實，台灣不是只有他在做這種事情，而是整個產官學合作結構，整個系統產生的結果。

回到南鐵東移案，我也查到了很多公文之間的往返。台南市政府跟經建會，經建會跟交通部，交通部跟財政部，這幾個公家機關彼此之間流通的公文內，都有提到此案。台灣政府內的“交通幫”官員們在政府易主時是不會被換的。當時行政院長（國民黨的）毛治國說：“台南鐵路地下化是台鐵的金雞母。”可以為台鐵創造非常多的土地利益。我再繼續查下去，發現最終的得利者不是政府機關。最後得利的人就是財團權貴。這一切都是我在做反南鐵東移運動的過程中學到的東西。

日後我去幫忙其他類似的案子時，同樣也查資料、讀公文。這樣我們可以破解他們的謊言。如此一來，談道理他們絕對談不過我們。但是我們的政府也不是會跟我們講道理的。但是，由於道理在我們這邊，也使得我們可以擋他們九年。他們原定計畫是在半年到七個月內將居民全部逼走，我們卻跟他們對質了九年。因此我們也算是有點功績。

我後來查到：政府公文內清楚地表示，南鐵東移案的目的是作為台灣“以土地利益補償軌道建設的示範例”。後來，這個案子就延伸成為“前瞻計畫”。所以，南鐵案是“前瞻計畫”的前身。前瞻計畫是更大規模利用鐵道變遷去掠奪土地的計畫，影響全台灣。

當我們去發掘這麼多真相時，又如何反應？我們先從賴清德談起。賴清德是民進黨的政治明星，很多人寄望他可以打倒國民黨。一開始我們也有跟他陳情，但我們首次跟他面對面會晤時，他卻一直逼問我我手上有什麼資料？知道了什麼？可笑的是，他把這起會晤安排成一個很溫馨的場合，卻忍不住自己內心的焦慮，逼問我的資料從何而來。儘管市政府什麼資料都不給我，他看到我還是振振有詞，（顯然恐慌）。這個政府本身就不願意老百姓知道太多。對他們來說，百姓就是愚民，就必須要接受他們的做法。他們起初在面對百姓時，不斷強調這件事情“已經定案”，我們只能談補償的事宜。他們企圖把這項案件所有的正當性和計畫呼攏過去，直接跟百姓談補償。這種做法，在台灣各地土地案件上都是一樣的。柯文哲也是。國民黨也是。這是官僚體系為了方便行事，快速消滅老百姓阻力的方法，因為百姓一旦開始跟他們談補償條件，談不攏的話，政府就會放話說百姓貪心、貪財、阻擋公共建設。但我們知道這件事的不公不義不在於補償，而是他在一開始行徑就是莫名其妙違反法律的。

您如何看待當前土地徵收制度與都市計畫審議制度？包含補償費用、程序審議過程或者說您長期抗爭中的發現的制度問題或者有什麼不可改變的現象，有沒有什麼願景？

陳致曉：就目前的體制來說，我沒有什麼願景，因為台灣沒救了。但是，若可以由我來改的話，最重要的就是司法的公正性。台灣的司法是完全沒有公正性的，仍然被有權力的人緊緊抓在手上，特別是檢調單位和行政法庭。這個領域如果沒有改革，我們任何其他的（土地政策）改革都沒有用。民主社會裡行政、立法、司法這三個部門內，如果司法沒有獨立的話，其他就免談。

在行政上該怎麼做才比較合理呢？其實有幾個很簡單的層面。首先，今天政府欺負老百姓，老百姓跟政府對抗，必須要有平等的工具。何謂平等的工具？至少資訊要很容易取得，把那些可以公開的資料讓老百姓很容易透過搜尋引擎調閱相關公文，而不是需要親自去政府機關申請調閱，然後遇到政府百般阻撓。有時政府人員一天只讓你讀20頁。很多時候高達70幾件公文都被包裹在一起，讀者也不確定在這份包裹裡面是否真的可以找到讀者想要查找的公文。台灣的《政府資訊公開法》竟然是這樣規定的。文件很多是100-300多頁，到底要從何讀起？很多讀者因此找不到相關資訊。老實說，我使用的資料都不是透過《資訊公開法》找到的，都必須要透過關係，像是委員，甚至是有人以“令狐沖”的匿名寄給我的（笑）。所以《資訊公開法》是需要改革的，但是很多人沒有談到這些事。

除此之外，所有關於土地徵收或重劃等等的相關法令應該從頭修起。現在的情況是：（中央）政府自己訂了一個興辦事業（計畫），而市府後來推動都市計畫的時候就以”興辦事業計畫已經通過”來聲稱自己的都市計畫是合理的。很多政府官員和都計委員在回答民眾質詢的時候就如此回答。行政程序中，老百姓沒辦法質疑計畫缺失，政府卻聲稱一切按照程序，不能更改都市計畫。隨後，就是依據都市計畫起草的土地徵收計畫。當民眾質疑土地徵收問題時，（官員們）他就會說：”都市計畫已經通過，所以土地徵收合理”。所以（在土地問題上）還是要回到“興辦事業計畫”制度。在制定興辦事業計畫的階段就應該要有公民參與機制。因為政府單位只要確立興辦事業計畫，輾壓百姓的火車就開動了。老百姓要擋就很難了。

中間要怎麼去對抗？我們必須要有公民和政府官員平等對話（的機制）。我認為政府現在覺得老百姓很無知，但事實不是如此。我們都知道專業在民間，但是政府仍然亂搞。一個公平對話的機制應該要在興辦事業計畫的階段就開始了。（公平對話）的前提是政府資訊要透明，透明了才有辦法讓民眾檢驗。而政府在遭到民眾質疑時也必須要誠實回應。可以達到這個公平的平台就是“行政聽證”。我們認為透過行政聽證，老百姓和政府才有平等的對質。沒有平等，政府就會為所欲為。不只是興辦事業，而後的都市計畫和土地徵收計畫都應該要有聽證。

對於這個構想，有人可能會說：如果實施，政府效率就會變差。那我認為我們應該對“政府效率”的認知重新思考。我認為：政府並不是一個無法學習的機構，而是現在的文化沒有讓他學習的動機。

《火花》：曾聽您說過您有涉略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觀念，那您在抗爭過程中有無相關的啟發或連接呢？

陳致曉：我對哈伯馬斯的理論有比較多認識，因為他對我的一些主張提供了非常好的理論基礎，讓我去檢驗政府的謊言，並透過這樣去教育民眾政府在說謊的事實。同時，我也反思從前讀過書的荒謬之處。

我在大學時代受《人間雜誌》影響，常常強調如“向群眾學習”、“站在人民群眾當中”這種東西。我當然（贊成）在群眾之中。我在抗爭初期對群眾所抱持的一些誤解，的確是源自受《人間雜誌》的影響。實際組織抗爭後，我覺得（他們說的）是完全不符合邏輯的東西。如果老百姓是值得學習的話，今天這個社會會這麼亂七八糟嗎？今天社會會這樣，就是因為一般老百姓亂七八糟。沒有亂七八糟的老百姓，怎麼會有亂七八糟的社會？政府今天如此的行徑就是因為老百姓在某種程度上寵壞政府、政客，以及老百姓的愚蠢，無法認知自己的階級地位。我看見人民群眾就是出賣革命者的人民群眾，那我還能跟他們學什麼？

因此，我個人思想的第二個階段就是跳脫“我是在為誰”抗爭的這個思維。我最後是很自私的。你可以問我：我對台灣社會這麼沒有希望，那為什麼還要出來做（抗爭）這件事？理由很簡單：我今天做這件事的價值在於我自己。我今天做這件事不是在於我認為可以如何改變社會多少，因為可能根本沒有改變，我在有生之年可能都還是會看到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再發生。我做這些事就是對於我個人靈魂存在本身（帶來）最大的價值。就算我們沒有辦法改變社會，至少我們可以改變自己，讓我們自己變得更好。這就是這個價值本身。這個社會是我沒辦法改變的，我現在是很悲觀的。

《火花》：您於今年初以無黨籍但明確反對藍綠姿態參與了台南市第五選區的立委選舉。您起初參選的目標是什麼？現在又如何總結參選的經驗和成果？

陳致曉：我在選舉之前，讀過三四年的墨家。我參選的決定是由於我受到墨家思想的影響，想要玩玩看。墨家的概念其實就是科學家、工程師的概念，跟我非常搭得上的。它根本立場是：我們（先）看透這個世界，理解其運作的原理和方法之後，我們就找最有效率的方法去改變它。牛頓（編者：實際上是阿基米德）也說：“給我個支點，我就會翻轉這整個地球。” 這是我在參選時候的思維，跟我現在的觀點是不一樣的。

當時我認為，我們現在所生活的社會，不可能去搞武裝革命。政府有槍，有（武力）。政府現在控制（社會）的方法比幾百年前先進太多了，所以不可能有我們從前想像的那種革命，所以必須要透過選舉。當然，我以前在做社會運動的時候，我的確有接觸過群眾，但是畢竟都是某種特定類型的群眾，都是某種被害者。但是透過選舉，我就真的走進了更廣闊的群眾之間。我到菜市場，街頭上演講，不斷增加我跟其他人接觸，對話的集會，試著散佈我的看法，儘管他們可能聽不懂。在這個過程中我也可以學到一點東西，譬如幫我選舉的朋友就會建議我修改我的語言，用詞，讓我們可以尋找能夠跟一般人溝通的途徑。

那次選舉，我覺得我對於如何跟一般老百姓溝通這邊學有所得，我也可以理解老百姓是怎麼做決定的。那我了解之後，老實說我覺得很可怕。台灣老百姓真的不是靠理智決定的，絕大部分是靠感覺決定的。感覺都是他們生活周遭親友和電視上的訊息輸送給他們的。這都是不理性的，但這就是現實。我覺得你如果要去改變社會的話，你必須要去抓到那種“感覺”，把你理性產生的主張換成可以感覺的語言，並大量散佈出去。這個途徑可能可以改變社會。當然，這是需要資源的，而我在參選時沒有資源，就需要用很原始的方式。

選舉讓我檢驗了墨家的思想。墨家後來有很多分支。法家、陰陽家，名家，鬼谷子(縱橫家)也受墨家影響。墨家的核心觀點是“庶民”，雖然後來發展各派的觀點也不見得是“庶民”，但仍是主張我們看透這個世界後，找到最有效的方法作為反轉它的切入點。選舉就是這個最有效去接觸群眾的途徑。我其實不認為自己是左派。我是很輕視群眾的。但是我還是了解如果要改變社會，就需要透過選舉。

《火花》：在台灣，我們認為台灣應該有一個由勞工和社區草根性組織聚集起來組織和運作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來對抗藍綠財團勢力，您如何看待這項主張？

陳致曉：我覺得當前在台灣左翼有幾個問題。第一個是語言，我們不能再用那些專有名詞與先賢的用語，說些什麼主義或者其他專屬用語。一來群眾聽不懂，沒有辦法把你的觀點傳達過去，甚至有些說法未必符合當前台灣的現況。因此我覺得我們必須修正用語，才能有效把你想說的傳達出去。再來是統獨問題，我覺得統獨問題是左翼必須去面對的。如果對主權沒有一個完整的論述，那是無法取得台灣人民的信任的。最後是組織，必須要有一個有方針與行動力的組織，從一開始的行動到最後的宣傳都有所規劃運作的組織才能創造成功的運動。

《火花》：最後，您有沒有想跟《火花》還有《保衛馬克思主義》全球讀者們說的話？

陳致曉：不要侷限在學術上面先入為主的理論主義，因為那些已經都是過去的東西。把讀過的東西轉換成你的行動，透過行動去重新檢驗你的思想。你會找到認識這個世界的新方法。徹底擺脫這些“主義”，這些不精確的名詞本身就造成爭議。徹底地回到你作為一個人對於這個社會內關係的認識。然後再決定如何能夠去改變它，或改變你自己，或者自己過自己的生活。不要被那些經典名著，先聖先哲的語言變成你的束縛。那些理論應該是解放我們的，而不是禁錮我們的。

《花火》對我觀點的回應：
《政府加強土地掠奪，土地正義抗爭白熱化》
https://www.marxist.com/taiwan-land-expropriation-poor-cn-t…

曹昂：英年早逝的曹操長子

終於我把年初票選的三國人物文章誕生出來了，這次我想聊聊曹操可能的接班人，曹昂。

曹昂，字子脩，是曹操的庶長子，其生母為曹操的側室─劉夫人。由於劉夫人在產子後，因調養不順而病故，曹昂之後由曹操當時的正室─丁夫人撫養成人。

曹昂早年事蹟非常少，史冊可考的，只有他二十歲時被推舉為孝廉。
所謂「孝廉」，是漢朝選拔人才的察舉制中的最主要科目，當時會每年要求地方列出孝者、廉者各一人，而各地孝廉之後會到中央接受考察，若是表現良好，就有機會成為政府官員。
但是到了東漢時代，孝廉制度已經喪失原有的選拔功能，以至於有「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的嘲諷名句。另外，曹操自己年輕時也被舉薦為孝廉，另外同為漢末群雄之一的韓遂也是孝廉，但這兩人，一個是有名的問題青年，另一個則成為大漢反賊，所以也就不難推敲，原先講求德行的孝廉制度到底變得有多不可靠了。

建安二年（197年），曹操出征張繡。由於張繡很快表示願意歸降，這次軍事行動一開始被定調為接收，曹操因此在出征時還攜家帶眷，這裡面除了長子曹昂，甚至還有年僅10歲的曹丕，可見當時曹操心中是多麼的輕鬆寫意。
但或許就是太輕鬆了，曹操完全得意忘形，竟然對張繡的嬸嬸（張繡的叔父張濟之遺孀）伸出那充滿對人妻戀慕的手，興奮地染指一番。
聽到曹操搞上了自己嬸嬸，張繡一整個暴怒，於是趁夜突襲曹軍，爽過頭的曹操被打個措手不及，甚至右手被射中一箭，就連座騎絕影也被射傷到無法行動。
就在此時，同樣受創的曹昂對曹操說：「父親，孩兒深受重創，實在無法騎馬。請父親趕緊騎上我的馬，快走！快點逃出去！」
曹操驚惶的躍上馬背，在他拍馬離去時，最後看到曹昂仍對他喊：「父親快走！」接下來曹昂竟然勉力撐起身體，試圖組織身旁護衛抵擋敵軍……

宛城之戰，曹操損失慘重，除了眾多部隊在突襲中被擊潰，貼身護衛典韋、長子曹昂、姪子曹安民皆命喪此役。除了這些傷心事，回到根據地的曹操還必須迎接一個充滿憤怒的人，那就是撫養曹昂的丁夫人。

當接到曹昂陣亡的消息，丁夫人放聲大哭，看到曹操更是厲聲痛罵：「是你殺了我的兒子！你還有良心嗎！」
被戳中痛處的曹操見笑轉生氣，竟然憤怒地回應：「好！我沒良心！那你就給我滾回娘家，別在我眼前惹我怨！」
坦白說，曹操這個舉動無論從哪方面來看都實在太過分了，你去搞人家寡婦，因此害兒子送命，結果竟然把大老婆趕出家門，按現代用語，簡直是渣到不行。所以等到情緒過了，曹操也意識到自己所作所為的荒唐，於是親自前往丁夫人娘家準備接人。
曹操到丁家時，丁家人趕緊通報丁夫人，但丁夫人卻完全沒打算搭理地織布。
眼看丁夫人怒意未消，曹操只好親自走進丁夫人房間，然後厚臉皮地坐到她身旁，並伸手撫摸她的後背說：「和我一起坐著車回家吧。」
丁夫人的反應是……就不理你！
過一會兒，曹操走到門口，看著丁夫人說：「我可要走了，你真的不跟我回去？」
丁夫人的反應是……就不理你！
此時丁家人的心整個激烈跳動，丁夫人這麼不給曹操面子，要是曹操發狠，說不定要將他們全家問罪呀。
曹操又望了丁夫人一會兒，接著說：「唉~~~我真的走了。」說完，轉身離開。離去前，曹操對丁家人說：「今日我與丁氏情義已訣，可以的話，找好人家讓她改嫁，別耽誤她未來日子。」
丁家人忍不住心想：「把你曹孟德曾經的正室嫁給人？萬一你以後反悔翻臉那還得了？」所以丁家沒有依照曹操的吩咐，丁夫人至死單身。
對於丁夫人的結局，曹操一直充滿愧疚，有一次曹操病重，甚至覺得自己可能就要過世了，他突然發出一段感慨：「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從來不覺得有任何虧欠，但假如有死後的世界，我在陰間遇到子脩(曹昂的字)，他若問我『我的母親還好嗎？』，我能拿什麼話回答他？」

以上，就是目前可以找到的曹昂相關紀錄，如果要我評價這位曹家長子，我認為：
曹昂是個好兒子，用一己之命讓老爹度過生死關頭；另外，曹昂應該也是個好哥哥，因為日後曹丕遇到後來投降曹操的張繡，不時就蹦出一句：「你殺吾兄，還好意思跟我見面嗎！」搞的張繡壓力大到自殺，所以會不會在曹丕的心中，那個在他十歲都健在的大哥有著無可取代的地位？
但殘念的一點……我實在看不出來曹昂的能力，畢竟歷史實在沒有留下太多相關紀錄。可這歷史上的空白也讓我腦洞大開的揣測：要是曹昂還活著，曹家集團會有什麼樣的處境？

首先，曹昂應該大概率的會成為接班人。
一方面，他是正室丁夫人的養子，若依照古代的嫡長子繼承制度，他的法律繼承資格算是最為靠近。所以後來曹丕繼承曹操的魏王職位，並且取代漢朝成為皇帝時，曾當眾說：「家兄孝廉，自其分也。」意思是：如果曹昂在，這權力寶座就不會由他繼承。因為曹丕的生母─卞夫人，是在丁夫人被休後才成為正室，曹丕這才獲得擁有繼承權的嫡子身分。
另一方面，就算還原曹昂也是庶子的身分，他最起碼比曹丕大上十歲。只要曹昂表現的不要太草包，他的人生閱歷理當比曹丕更加豐富，如此曹丕就更沒有機會上位了。
那如果是曹昂當領導人，曹家集團可能會有什麼不同的風貌呢？我個人覺得……或許曹家的宗室集團會握有更大的實權。
我們先把焦點放回到現實的歷史，曹丕曾與曹植經歷一段權力鬥爭，這使曹丕上位後，開始迫害手足(這也是七步成詩的故事由來)。但是，這個權力迫害其實在曹丕過世後仍在延續，曹丕的接班人是曹叡，當時曹植向曹叡提出幾條政治建議，曹叡本來覺得建議很好，想要重用曹植叔叔，沒想到大臣卻說曹植：「素有壯志，一朝得償夙願，恐難為臣。」結果曹叡就繼續打壓曹植，而曹植也在失意中過世。
如果曹昂成為接班人，由於他的順理成章，可能不會經歷太多的政治鬥爭，那他是否會願意給同胞手足更多的信任及權利？再沿著這個思路推測，如果曹家宗室大權在握，是不是就能避免讓司馬氏這樣的權臣趁隙奪權？(不過，宗室權力過大，難保不會出現像東吳的孫綝亂政，或是西晉的八王之亂，只能說：推測結局也有悲喜之分。)

好的，用一句話終結浪漫吧……歷史沒有如果。
曹昂的生命，永遠停留在宛城的戰場。相比許多在亂世中有相同結局的無名者，曹昂因為有個知名老爸，還算是幸運的留下驚鴻一撇。
不過，文學是一個造夢的領域，正所謂「「遇事不決，量子力學；腦洞不夠，平行宇宙」，所以在史學的實話實說後，我們姑且化身成為穿越時空的超能力者，在殘破的戰場中找到曹昂已經冰冷的屍體，然後注入一股超凡的想像力，為這位年輕的死者製造一個幻境……

「陛下，臣有要事上奏。」
曹昂對著眼前的曹植詢問：「是任城王的軍情嗎？」
「回陛下，如陛下所料，任城王來信，說他大破鮮卑部落，不日將凱旋而還。」
曹昂高興的說：「任城王真乃朕之衛霍！有他在，北方無患已。」
曹植繼續說：「臣還有其他事，想請陛下過目。」
接過曹植呈上的政略，曹昂在端詳後又露出笑容：「東阿王的想法，總是遠超常人，你所承方案，皆准奏。」
隨後，曹昂也拿出一批公文的給曹植，然後說：「東阿王也看看汝兄前幾天遞上的『九品官人法』建議，朕覺得此法有利甄選人才，只是其中還是有些疑慮。汝兄雖不及你機智，卻是沉穩，若是有你協助，想必有更大的助益。」
「臣遵旨。」

處理完公務，曹昂秉退左右，自己站在一張畫前，那是已經逝去的父親尊榮。曹昂心想：「爹，孩兒雖不及您的雄才大略，但願能守住我曹家基業。現如今，諸弟皆安其位盡展其才，還有子丹、文烈各領一方。願你死後有靈，助我大魏外破敵虜、內安百姓，再造您心中的太平盛世。」

圖片為：三國志14中的曹昂能力表
話說曹昂的能力，就是Somebody Sue／普通人所謂的B級武將，最近他的粉專在進行一系列的B級武將選拔活動，究竟誰是三國的B咖之王？大家不妨去普通人粉專，圍觀的同時，看到支持的武將也給他投票贊助一番呀。

本週質詢教育文化委員會兩件要事。
道具槍枝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辦公室近來接到多起影視創作業者們陳情有關《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拍片時的道具槍枝問題需要協助，團隊也積極向文化部與警政署了解狀況。
其中文化部影視局了解後發函，請警政署在維護社會治安的前提下，研議讓劇組能合法作業的方法，辦公室也找影視局、警政署共同討論並研議。我也特別提醒李永得部長，要關心台灣影視創作業者的辛苦，並與警政署保持聯繫，也謝謝部長承諾會再研究和評估。

母語 國家語言發展中心
依據《國家語言發展法（以下稱語發法）》第六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指定專責單位，推動國家語言相關事務。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專責單位，推動國家語言相關事務。」
向文化部詢問，身為《語發法》的中央主管機關，自2019年經總統公布施行至今，諸多權責劃分尚待釐清，既然暫時已無法規畫專責單位，該如何整合現有資源？處理原本語發中心應有的業務及功能？
另，按現況如果不設立「國家語言發展中心（以下稱語發中心）」，原住民語已有各自的語言發展中心，客語由於有客家基本法的規定，短時間內也勢必成立客語的語言發展中心，那所謂較強勢的台語和相對更弱勢的馬祖語以及台灣手語，現況來看無法有語發中心的支持。這樣是否造成國家語言之間不平等的狀況？台灣的國家語言權責分配、以及如何保障各語言都有足夠而相應的資源來支持，這些都需要文化部更積極處理。

專業術語研究與採集 翻譯專有名詞
之前收到民眾陳情，提到交通部台鐵發出公文說：「在行車調度使用無線電通話時，一律使用國語，不可使用方言。」可以理解為了安全，使用所有人都聽得懂的語言，但像台鐵自日治時期發展至今的鐵道文化，保留諸多從日語融入台語的專業術語，我認為文化部及相關部會在推動業務時，也必須考量到專業用語的統合，也應留意專業用語的研究與採集。這些用語，都是台灣歷史推演上的珍寶和痕跡。
文化部在本次質詢提到，標準化的書寫系統，目前是由教育部主責。然而我深入探詢教育部，目前新詞收集及訂定的確是由教育部負責，但「專業術語的研究與採集」，與「專有名詞的翻譯」在業務分工執掌仍十分模糊，還有許多地方仍需再釐清。事實上，目前教育部並未有專責單位負責制訂新詞的翻譯規則。原本教育部也期盼語發中心負起相關責任，但若語發中心未能於短時間內成立，新詞制定的業務該由哪個單位負責？這有待文化部與教育部盡速會商決定。

此外，我們也另外提出書面向文化部深入了解並要求：
1. 文化部應投注資源，以鼓勵並促進母語在各場合的使用，而非僅止於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運用。
2. 文化部應持續爭取成立「國家語言發展中心」。
3. 在國家語言發展中心未成立前，應先儘速規劃相關業務的暫時執行單位。
4. 文化部應偕同教育部，針對相關國家語言的「語言名稱」，照「尊重母語使用者」的原則，盡速訂定合宜的解決方案，以免各族群爭論虛耗。　
5. 文化部應表達對《國家語言發展法》的重視，偕同教育部積極爭取在國高中課綱中，依照國家語言發展法的精神，把本土語文列為各學期的必修課程。
台灣有豐富多元的語言文化，文化部應對《語發法》有所堅持，勿忘立法精神。我期望文化部能繼續積極推動國家語言相關事務，並更全面的檢討改善現況不足的部分，我也會持續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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