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之殤與政策之困 - 劉海影

中國經濟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PPI是否過高或CPI是否失控，而是PPI上行無法傳遞給CPI，需求無法在全產業鏈共振，經濟運行失去周期性節律。

近期中國經濟走勢意外地掀起爭論，這與數據本身呈現出的矛盾特點相關。一方面，中國一季度GDP同比大漲18.2%，創出有數據記錄以來最高值，另一方面，按照與2019年同期相比的兩年平滑數據來計算，中國經濟增速回落到5% 的低位；PMI、社會融資增量增速等指標，都分享了共同的矛盾特性：它們既指出中國經濟的擴張，也指出這種擴張的邊際衰弱。

對此也有兩派互斥的政策主張，一派認為目前的經濟增速低於潛在增速，因此應該採取更加寬鬆與積極的宏觀經濟政策，另一派則擔憂目前經濟結構中呈現出的不可持續性，呼籲更加謹慎的政策選項。對於通貨膨脹、債務等問題是否值得擔心，也成為兩派之間分歧的自然延伸。

兩派意見孰是孰非，取決於我們如何分析判斷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

寬鬆政策派看到了CPI的低迷，以此作為重要依據判斷需求不足，主張此時政府不妨加大政策力量以增加需求，而PPI的上行不值得擔心。然而，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PPI是否過高或者CPI是否失控，而是PPI的上行無法傳遞給CPI，需求無法在全產業鏈共振，經濟運行失去周期性節律。

為什麼這麼說？

在2015年之前，中國經濟保持著正常的經濟周期節律，以庫存周期為核心組織起需求的層層傳遞。這樣的經濟周期有高峰低谷，大致來說維持了價格信號對機會發現與資源配置的主導作用，中國經濟在容納更大要素投入的同時維護著較為健康的要素生產率與投資回報率。彼時，企業與家庭資產負債表尚未過度延展，經濟體中積累與堆積的過剩產能與殭屍企業比例尚不高。這種情況下，當PPI上行，釋放需求增加信號，企業與家庭較為健康的資產負債表容許前者加庫存，後者加槓桿，而對未來經濟增長的信心也鼓勵它們這樣做。

對企業而言，PPI上升時，提升原材料庫存有利於節約未來成本，提升產成品庫存有利於增厚未來收益。如此PPI的上行跟隨著庫存的上行，而庫存增加本身反過來促進需求進一步上升。在由此推升的景氣浪潮中，出口部門與民營企業在市場化經濟中挖掘投資機會，地方政府與國企在基建與重資產行業尋找擴張機會，結果是信貸、投資、利潤的同步上行，驅動就業與居民收入增長（這兩者主要歸因於民企），並最終推升終端需求，再進而推動CPI上行。如此構成的完整循環，從現象上看是PPI上升傳遞給CPI上升，本質則是需求以民企投資為中間環節的層層傳遞。

PPI見頂回落之後，相反過程展開，減庫存與價格下行自我強化，利率與價格增速前後下行，最終完成一輪典型的庫存周期。

在2015年之前，這樣的庫存周期大約3.5年循環一次，在數據上體現為PPI與工業增加值增速的指標的前後錯落的有序漲落，相應地，經濟政策只要適時跟隨周期進行調整，就不會犯大錯。

然而，2015年之後，中國的庫存周期破碎，PPI失去了驅動實體經濟、收入、CPI與消費共同波動的能力。從數據上看，PPI仍舊在高低起伏，工業增加值增速則失去了這樣的曲線形態。

在此之前，2009年出台的4兆政策開啟了債務驅動發展的新模式。2008年底，中國非政府債務約為GDP的112%，彼時美國為168%左右；到2015年，這一指標飆升到197%，而同期美國（經過痛苦的去槓桿之後）下滑到147%。2016年PPI脫離42個月的負增長泥潭，開始大幅上行，但與此前不同，此時，企業資產負債表已經過度延展，以至於面對價格上行，企業無力大幅增加庫存（增加庫存需要佔用營運資本），PPI與滯後3個月的產成品庫存增加的相關係數從0.8左右降低到0.2左右，表明PPI驅動加庫存運動能力的衰退；原材料PMI指數與滯後3個月的央行調查企業盈利指數的相關係數從0.8左右降低到0.2左右，表明加庫存驅動利潤增長能力的衰退。其結果是，在2015年之後的PPI上行周期，難以重現全產業鏈加庫存的盛況，企業界也難以呈現資本開支擴張浪潮。

這一情況自然也存在分化，在2015年之後的PPI上行周期中，國企加大其負債與庫存，而民企則失去之前的加槓桿與擴開支衝動；甚至，面對上游成本增加的擠壓，民企（也包含絕大多數中小型企業）的資本開支意願不是增加而是降低。鑒於民企（也包含絕大多數中小型企業）的資本就業密度遠高於國企以及政府，這一經濟組織群體的沉默，直接影響到就業、工薪與居民收入增速。這種情況下，PPI上行不再有能力驅動實體經濟、收入、消費與CPI有序上行，庫存周期破裂而不再周期起伏。

在此過程中，企業債務高企、產能過剩嚴重、房地產庫存等負面現象逐一浮現。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相關部門推出了諸如供應側改革、貨幣化棚改、環保新政、行政化房地產市場調控等一系列重大政策，不幸的是，這些政策沒能改善上述結構性問題。舉例而言，旨在去產能的供應側改革推進了資源品行業的國進民退，部分產能被選擇而退出，一方面，這有效減輕了鋼鐵、煤炭等重點行業國企虧損、債務負擔與過剩產能問題，另一方面，高漲的原材料價格令中下遊行業與中小型企業付出額外代價，也進一步惡化了中國投資回報率降低的趨勢與速率。旨在去庫存的貨幣化棚改令居民加槓桿步伐驟然加速，房價連年遞增，各地賣地與房地產開發風起雲湧，一方面，房地產庫存去而復建，另一方面，高增的居民債務槓桿率與失衡的房價收入比進一步壓制了居民消費能力與意願，加劇了中下遊行業的競爭烈度與中小型企業的生存難度。

上游壟斷性國企的資本開支，只能驅動較低的就業與居民收入增長，而其贏得的利潤中，混雜了不低比例的經濟租成分，並不僅僅是佔用信貸資源這一個負面後果；地方政府的基建性資本開支，整體而言在投產之後無法產生覆蓋利息開支的現金流，其規模越大，地方政府追逐非稅收入的動力越強。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構成壓低中國經濟投資回報率與下游中小型民企負擔的重要因素。

在正常情況下，中下遊行業中的中小型民企如果能夠獲得合理的投資回報率，其遠高於整體經濟平均值的資本就業密度的特性，保障了資本開支與居民就業增長的聯動性。健康的投資回報率不僅支持民企的後續投資能力，更重要的是支持同步的就業、居民收入擴張與終端需求上升，進而支持後續投資回報率，構成自我維持的正向循環。這與上游重資產國企投資的經濟效果有重大不同。後者的資本回報率以相當大的落差低於前者，而且如果剔除其中的經濟租的話，實際上的投資回報率可能接近零值；而其提升下游成本、弱化就業擴張的效應，對整體經濟的投資回報率造成壓力。從數據上看，中國整體經濟投資回報率從2007年16%的高點下滑到近年來4%左右的水平，並仍舊在持續走低中，成為十年來中國經濟增速從10%左右水平腰斬的主要動力。

近年來的國進民退將更多的資源投放給國企、上遊行業與重資產行業，民企固定投資增速從2014年年底24%水平快速、穩定地下行到2019年年底的-2.6%。其結果是，整體上仍舊龐大的固定資產投資（其中不少比例是國企、上遊行業、重資產行業、房地產投資），沒能轉化為勞動者收入的高增長。2012年之後勞動力相比較於資本的稀缺度上升，在別國經驗中本應啟動勞動報酬佔比快速、大幅上升的階段，而在中國並非如此，中國經濟的收入分配格局仍舊畸形。從數據上看，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從63%的低位進一步降低到59%左右（按照國民帳戶統計資金流量表中居民可支配總收入計算），遠低於美國的75%；在本就很低的收入佔比中，財產性收入佔比處於一個不合理高位，部分解釋了居民儲蓄與投資的畸高比例，以至於中國最終消費支出佔GDP的比例從本世紀初的46%的低位進一步降低到39%左右，遠低於中等收入國家組別的55%，高收入國家組別的58%與美國的59%。

這就毫不奇怪，即使在疫情後經濟復甦期間，中國居民消費表現一直低於市場預期，社會零售銷售總額增速從十年前18%左右的高位，下滑到4%左右水平（數據按照2年年化速度計算）。這樣的終端需求表現，也解釋了PPI高漲的壓力何以無法傳遞給CPI——回應本文前面論述，這才是值得擔心的。

在這一背景之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陷入兩難。如果採取偏緊的宏觀政策組合，則目前已經露出苗頭的經濟降溫將難以逆轉。如果採取寬鬆宏觀政策，加大財政刺激與寬鬆貨幣政策，受益者將會是國企、基建、上遊行業與重資產行業，進一步推高PPI，而陷於紅海競爭的下遊行業、出口產業鏈與中小型民企無力將經營壓力傳遞給終端，利潤預期與資本開支偏好進一步受壓，壓低勞動者收入及與其緊密關聯的終端需求。如果公司掙扎求存，其員工待遇自然每況愈下，996、「躺平」成為無奈的選擇。

如何才能突破這樣的困境？從前文分析來看，唯有改善下遊行業、中小型民企的投資回報預期，才能改善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與終端需求；反過來，唯有促進了終端需求，才能改進下遊行業、中小型民企的投資回報預期。這兩者幾乎兩面一體，是目前中國經濟迫切需要的。如果不怕過分簡化，我們或許可以說，唯有救民生，才能救經濟；唯有救民企，才能救民生。

原文：金融時報

#經濟

＃超長文 ＃疫情下的恐怖關係與情人 ＃寫了兩天

台灣人民正在承受世界各國在過去一年經歷的各種（身心）挑戰，正當去年底、今年初我們開始談論「疫情後新常態（post pendemic new normal）」，新冠肺炎病毒已經悄然降臨，默默進入社區，伺機而動，事實上，我們壓根未經歷「防疫新生活」，直到過去十六天的三級防疫警戒，安靜的街道、辛勤的醫護、盡責的化學兵、快篩的民眾、確診的病患，全島同舟共濟、齊心抗疫，今（30）日CDC公布最新數據，陽性確診人數似乎下降一些，但是直到全面施打疫苗之前，我們還沒有樂觀的本錢，自動自發封城依舊持續，每一天都在挑戰國民身心健康。

習慣都市生活的我們，盡享都市化帶來的各種便利，一方面抱怨城市人的冷漠，一方面享受不拖泥帶水的人際關係，所有部門的各司其職讓我們獲得各種喘息，餓了外食，渴了外帶，無聊打電動，寂寞下載app，髒了找打掃，意見不合躲回辦公室，想打幼苗送托兒所，這下好了，一聲令下，所有人統統回家，自主自發把自己關起來，高喊「耍廢救國家！」的同時，疫情下的恐怖關係/恐怖情人卻可能救不了家庭！

觀察這兩週各式發文、報章媒體、道聽途說（小道八卦），我歸結了 ＃八種疫情下的恐怖關係與情人，真的是「揪夭壽」，期盼我們人人自省，唯獨有意識、有自覺的內省，才有機會對抗病毒抗疫成功，向恐怖情人抗議成功！但若失敗，那就請 #塊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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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把辦公室的「態度」帶回家 #土霸王

我們習慣枕邊人在家庭的樣子，有想過他/她工作時是什麼模樣嗎？

我記得去年看過一則相當幽默的分享文：當另一半在家頤指氣使的同時，手機顯示公司電話來電，一接起來好聲好氣，點頭如搗蒜，屁都不敢吭一聲，另一半在旁邊傻眼，內心OS無限。有些人相反，在公司動嘴不動手，WFH來臨在家就是土霸王一個，把自己在職場上的工作習慣統統搬進家門，甚至變本加厲，長時間無法分開的相處，家人承受生活之外的無形壓力，消磨親密關係之外，容易出現「這個人是誰？」「婚後都變了？」「交往久了，不一樣了！」各種新仇舊恨的超展開人生劇場。

土霸王之下的另一群苦主恐怕是在學孩童。孩子停課不停學，家長真的心好累，除了手邊工作不能停，還得分心照料孩子的吃喝拉撒睡，加上教育陪伴任務實在心有餘而力不足，一個不注意（就算自己知道）還是很容易展現家庭結構的權力不對等，例如，看了作業之後內心「龜把火」，無預警把孩子叫來，大罵一頓，兩敗俱傷。

其次，伴侶容易在教養方面意見分歧，假設一方經常性缺席孩子的學習過程，或者對教養細節毫不上心，導火線一觸即發，這時已經不是像平常笑笑就過，還可以上臉書發牢騷文能解決。我推薦閱讀 童童老師的孩子這樣說

第二種：放大對家務事的在意程度 ＃碎念王

「衣服幾天沒洗？」（是說，疫情當前，衣服是真的要勤快點洗比較好啦）
「冰箱整理沒？」
「誰要吸地？誰負責拖地？」
「浴室頭髮好多！」還是，連起床要不要摺棉被也要管？？？

成天不插電碎念，隨地撿到槍，所有家庭成員烏煙瘴氣，這部分我覺得不要再說下去，寫到這我都要爆炸了（怒！），推薦直接觀看 VOGUE Taiwan 的 #一句話讓你在吵架時原地爆炸 （https://www.facebook.com/VogueTW/posts/10159667559158754） 並且好好在原地反省！

第三種：自我情緒擺第一的臭臉 ＃變臉王

情緒一來，伴隨指責，說的話難聽，經常有口無心，明明我們都知道關係破裂容易、修復難，相處在一起難免有爭執，真的需要放下面子、誠意懇談，收起一時衝動，隨時隨地阿密陀佛告訴自己：我不是川劇演員，也因為我們都不是演員所以別設計那些情節（薛之謙音樂下！）看不順眼的、無法忍受的不妨列表造冊（對，還是需要寫下來，因為在家耗著通常腦子不好使，加上暴怒之時，記性通常也不好，要吵架，子彈就要備齊，最後關頭說不出話，憋死自己！）再找個時機好好聊，防疫當前，病毒才是敵人，病人不是，家人更不是敵人，適時提醒自己，別擺臉色，一秒變臉。

第四種：防疫觀念落差 ＃危險王

防疫在家不是放假，是乖乖待在家！但是，居家防疫消毒措施要做到多仔細呢？家庭成員（無論另一半或長輩）看待疫情重視程度的落差過大，一方極度小心謹慎，一方罹患差不多症狀，該怎麼辦才好？危險王4 ni？地球很危險，要回自己的星球嗎？

第五種：佔用家庭娛樂資源 ＃佔地為王

「只有你要看嗎？」（再度原地爆炸，在家的燃點都低？）但是，這一點真的很母湯！

建議在扣除個人手機、平板之外的「公共財」，例如電視機、電腦PC、Switch等等娛樂設備，全家人找時間一起盤點家中娛樂設備，說好各自/共同使用時間以及使用規範，明定運作機制。這題某種程度我覺得無解，只能靠同住成員彼此退讓，好在台灣多數地區網路發達，收看平台也不再限於電視，只要有載具，似乎吵架機率大幅降低。

第六種：經濟觀念落差 ＃估價王

要不要封城？是否進入第四級警戒？停課容易、停班難！

從各種數據和資料顯示，疫情衝擊民生產業甚巨，直接影響民眾收入，許多人日子不好過，待在家的時刻，究竟自己煮？還是吃外賣？費用怎麼分攤計算？疫情之下壓力真的好大，無法出門的日子上網血拼就能消除壓力嗎？下個月帳單怎麼辦？全民估價王，謹慎理財、信用至上！

第七種：無法談心的人 ＃沈默王

疫情打破人類常規活動，多數人即刻失去外部情緒支持與陪伴（例如上健身房、瑜伽會館、下班小酌、週末酒吧等等），壓力下的伴侶就像住進壓力鍋，當情緒陷入困境，平常能做的休息娛樂活動驟減，轉頭看，天啊，不說話的沈默伴侶，無法感知彼此情緒，或者不知如何表達，少了關心、少了關愛，真的是相看兩相厭。

第八種：居家習慣邋遢 ＃懶散王

好吧，居家邋遢這一點其實沒那麼恐怖！

與其說這會影響同住家人或室友，不如說儀式感人人都需要，當家成為辦公空間，服裝打扮也會影響工作情緒和效率（但是啊，如果穿睡衣更有效率，那真的大大恭喜，請持續！）上班狀態與下班休息，從生活小細節都能營造儀式感，別把隨意當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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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做才好？

第一、有意識地向同住家人「＃示好」與「＃釋出善意」

請發揮在社會的求生本能，看準對方喜歡的點，用心感受並且抓出要害，予以攻擊，喔，不，是釋出善意，別迂迴、別害羞，直接大方擁抱、收下好意，相信我，就算關係沒加分，至少不會扣分。

第二、＃幽默 面對生活各種瑣事

生活在一起的各種小事都可能星星之火足以燎原，今日快遞沒來，與其抱怨，不如開發「廚餘料理大作戰」？明天浴室都是頭髮，請支援清潔！展開「家事清潔小隊」工作。家庭成員遇上的任何危機，都是培養革命情感的機會，一笑置之、幽默化解，好過碎念、臭臉，得不到效果，傷了和氣。

第三、有意識、有認知、有自覺

無論親密、伴侶、家人、親子關係，唯獨彼此坐下來好好話、誠意誠心分配工作，重新檢視家庭現狀，盤點資源，才有機會走下去。

第四、尋求 ＃專業協助

＃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邀請大家一起「心宅配‧心生活」

https://sites.google.com/tcpu.org.tw/tcpucanhelp

#tpcucan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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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得忍無可忍，離婚（分手）要考慮什麼？

第一、（共同）監護分配機制。
第二、贍養費、贍養機制。
第三、財產分配（專家建議要特別注意源於COVID承受的財物損失，列入計算）。
第四、法律費用

台灣是發展理論模範生，是都市化、城市化發展曲線上的資優典範，這恐怕是史上第一次，我們（被迫）重回類農耕時代的家庭關係，所有成員不再（或僅短暫）外出工作或出門上學，大人和孩子、伴侶和跨世代的所有人，在這一刻，毫無選擇的成為陪伴彼此的唯一，我們遺忘（或已經逃避多時）在農作時代的緊密依附和人際網絡，有時聽聞長輩懷念當年的各種親密美好、上下關照，沒說出口的是彼此的衝突厭惡、相互指責，此時此刻，矯正回歸、登上舞台，就像病毒侵蝕患者呼吸道與肺部一般的殘酷，居家工作與停課不停學（wrok from home / homeschooling），家庭成員24小時相處本性畢露，疫情之下的恐怖關係/恐怖情人面目猙獰。

2020年全球社會趨勢之一，是分手潮、離婚率或離婚諮詢案量大增，日本「新冠離婚」（コロナ離婚）一詞成為討論熱搜，美國的離婚律師案子接不完，提供離婚諮詢的線上網站搜尋量成長四成，歐洲也不例外，英國著名律師事務所諮詢量暴增122%，中國大陸、瑞典、土耳其等國家陸續出現相關報導，而且唯一結論就是：還沒到高峰！（另一方面，不乏大量討論疫情衝擊經濟之下，「婚內容忍」、「受困婚內」等現象，因為伴侶無法負擔解除婚約的高額費用等。）

事實上，2019年美國、英國等地的離婚率降到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新低點，當前2020年（美國）的國家統計數據尚未出爐，但從各種報導以及社群討論已經讓人好奇數據走勢，台灣內政部的結離婚統計數據目前公布至四月份，隨著疫情發展，社會現象有待觀察。當然，以研究倫理來說，僅以一年狀況放大討論社會現狀恐怕有失公允，但若以新聞評論角度，陳述事實足以反映當前現狀，作為借鏡參考。

所以啊，這時候，還有能一起下廚煮飯、一起互開玩笑，快抱緊處理，自己一個人也請繼續待好待滿，上網找樂子，靜坐靜心尋求平靜更好，願我們都在最慌亂的時刻，長出最美最自然的樣子。

【後疫情時代中國面對的經濟環境】

本文嘗試用一個廣角、簡略但直入重點的方式分析中國在疫情之後所面對的全球經濟環境。

國家競爭力的經濟學概念與中國縣競爭制度

根據經濟學比較優勢定理，國家之間的競爭始終被比較成本所局限。而在分析國家競爭力上，我摒棄華而不實的哈佛商學院Michael Poter的鑽石競爭理論，回歸最基本但正確的經濟學成本概念，其中尤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 Coase的「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鴻文啓發：

國家競爭成本 = 直接生產成本 + 間接生產成本 + 制度費用

特別說明我所謂的「間接生產成本」更接近上頭成本，本身除了牽涉到整體租值外也會涉及到產業乃至於社會國家的路徑依賴。

在相同供應層面，某國是否可以用更低成本下滿足同樣的需求，以及是否可以善用比較優勢定理。後者包含了前者的同時，也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角色不單純只是競爭關係，而是有更多供需關係。後者之所以尤為重要在於「買方與賣方永遠不存在競爭關係」。因此在供應鏈上彼此依賴的買賣雙方國家，依賴程度越深入越廣泛，則敵對的成本將等比級數增加。

換個角度來說，Covid-19疫情本身帶來上述三種成本的同步增加。這也意味著在疫苗逐漸普及的後疫情時代，能夠以更快速地降低上述三種成本的國家將在新一輪全球經濟重新平衡的過程中取得更佳的競爭優勢地位。

在張五常「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hina」一書闡述的中國曾有的1990年代末到2010年間之縣競爭制度下，中國借此享受人類近代少有的超低制度費用與間接生產成本，佐以原本享有的人口紅利帶來的在中低階工廠流水線上較低直接生產成本，中國製造橫掃全世界九成以上的中低階工業領域。

但隨著中國中央政府出台勞動法與加強反托拉斯管制與大大小小的管制措施，上述獨有的縣競爭制度似乎已不復存在。這也為疫情後面對全世界新的經濟環境中國是否還具有經濟學謂「低制度費用」的高彈性與快速適應力埋下變數。

瞭解這個重要局限條件改變後，我們來看看疫情後中國所面對的全球經濟挑戰有哪些。

1 全球通貨膨脹可能帶給中國輸入性通膨

美國建國以來90%以上的M0貨幣發行量是在最近15年內產生，尤其疫情後Fed諸多舉措都可說是「瘋狂印鈔」，在世界多數原物料與貿易均以美元定價與結算的前提下，世界性通貨膨脹必然來到。

站在2021年5月這個時間點看，美國股市、房市、債市與全世界的大宗期貨、能源價格都受到局部性通膨影響，尤其主要農產品、金屬期貨價格多在52周以來新高。（見圖）

（美國M0通貨）

（美國股市）

（美國房市）

（美國債市）

（石油價格）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貨幣匯率政策緊盯美元。2010年代以後雖然改盯一籃子貨幣，但明眼人都看得出美元的比重。故，在美元瘋狂印鈔的環境下，人民幣相應的輸入性通膨也必然發生。

這一塊我們可以預測，在貨幣學 Impossible trinity law的局限，以及中國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追求下，中國人民銀行應將在近年內逐步脫鈎對美元匯率的政策，同時部分放寬外匯管制，以得到更多貨幣主權。

同時取消或降低部分關稅，以及放寬戶口管制，都可以是中國政府提高國家競爭力可能採取的措施。

二、 全球局部地區將因疫情影響出現糧食危機

很明顯Covid-19疫情影響了糧食生產與輸布，全球局部地區的糧食危機已經開始出現。根據聯合國2020年糧食安全報告估計到2020年底全球因疫情而陷入經濟衰退與飢餓的人口數達8300萬～1.32億人。其引發的糧食價格增長將加重中國輸入性通膨下，百姓生活的負擔

中國家戶支出30%花費在食物品項，又中國國內大豆需求90%依賴進口滿足，因此可預見中國的飼料與肉品市場價格恐將上揚且吃緊。

（中國主要糧食供需狀況）

全球能源市場也會因疫情與之前負油價事件影響一段時間內失去部分供給彈性，意味著能源市場價格伴隨通膨因素影響的上揚也是可以預期，這一塊同樣也會加重中國未來將面對的輸入性通膨壓力。

因此我們會看到中國在人民幣國際化推廣上會施以更大力道，例如與更多國家簽訂貨幣清算與貨幣交換協議，嘗試在糧食/能源品項上更多地採人民幣定價結算。如此方可在不過度犧牲中國世界供應煉地位的前提下，減少輸入性通膨對人民的衝擊，尤其是輸入性通膨下中國國內資本投資的資源錯置現象將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約束。當然這部分中國政府應該還會採取價格管制或其他市場管制措施相佐之，但政府干預與介入本身又會帶來更多訊息費用、交易費用，甚至政府本身就成為資源錯置的問題根本，也是極為可能。這些都是身為投資人的我們值得持續觀察與因應。

三、 中美衝突與戰爭風險提高

如前述，國家邊際競爭成本，尤其邊際間接生產成本與邊際制度費用，增加速率大過他國之速率，則一國之國力衰退，或更精准地說，國家相對競爭優勢衰退。反之則可視為國家相對競爭優勢增加。

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將直接與美元產生競爭關係且削弱美國對全球徵收「美元稅」的能力，經濟邏輯上的效果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QE之所以沒有在美國發生嚴重通膨，正是因為美元在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的霸主地位可以對全球抽取美元稅，意味著美國可以將貨幣濫發帶來的經濟成本移轉給全世界承擔，其中以世界貿易額佔比越高者承擔越多，故身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國的中國自然也承擔大部分苦果，這也是為何我長時間以來主張美元的地位相當程度是由中國支撐。

而在人民幣競爭之下（我們假設人民幣國際化真取得成效），美國不再能輕易移轉自身國家競爭成本給全世界時，通貨膨脹將回歸隨著貨幣發行量增長而提高，這對美國而言代表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等一系列債券、連動債務的利息支出成本將提高，未來借貸成本也將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美國政府或州政府可能因此停擺，甚或我們會看到州政府、市政府因此破產。

因此美國必然會嘗試在各方面阻止之。

提高上述中國的國家邊際競爭成本也無可避免會是美國未來數十年的整體戰略目標。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從President Trump任期開始，嘗試尋找各種可以提高中國國家邊際競爭成本的手段。

然而在當今真實世界供應煉、服務煉、金流、資訊流高度分工交雜的局限條件下，我推斷任何一任美國政府、智庫都難以清楚釐清自身採取的任何競爭戰略是否會帶來意料之外的後果（unintentional consequences）。

a 舉例來說，比如美國政客錯誤判斷關稅手段制裁中國會有效，於是我們看到Trump任期貿易戰初期就是違背WTO規範，片面無理對中國出口商品加重關稅或其他非關稅貿易手段。

然而真正懂經濟學邏輯者看法多如我當時寫下的預判一樣 — 如果美國以關稅手段要抑制中國出口經濟，但關稅提高幅度不夠大不夠全面的話，則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狀況不但不會縮減，反而在某些不同彈性系數之下會增加。（見圖）

（中國出口美國統計圖）

反之，美國經濟將因自身對中國的片面關稅障礙而受創。

更進一步，若美國政客傻到真的將制裁關稅提到夠高，足以發生抑制中國出口額的效果，則美國經濟將必須付出重大代價，其中包括美元地位將大幅動搖。如前述貨幣政策問題，不但聯邦政府利息支出將壓垮政府財政，州政府乃至市政府破產潮亦不遠。故，我們看到即便是Trump也被迫停止更瘋狂的關稅壁壘措施。

b 再以半導體產業的光刻機為例，美國施壓荷蘭ASML禁止出貨中國廠商已經付費採購的光刻機，其結果反而是給中國光刻機或EDA廠商創造市場，協助排除了原本ASML強力的競爭。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這是一件很諷刺事情。

這是因為全球光刻機市場是一個高度技術集成的天然寡頭壟斷市場，除非有類似當年ASML與日本佳能之間的技術彎道超車（浸潤式UV光刻技術）特殊情況發生，否則後來者都會因為技術認證與攻克的巨大前期投資成本而被排除於競爭之外。

然而，從經濟學競爭的角度看，美國禁止ASML對中國出口，結果反而是讓中國半導體製造廠被迫轉向投資與採購其他中國光刻機供應商，使得原本在市場上幾乎無競爭力的後者，因美國的禁令創造的「競爭真空」環境而有了成長空間。

因此我們放大時間尺度來看，20年、30年後如果中國半導體設備商有了長足的進展，肯定要回過頭感謝美國政府政府的錯誤干預所創造的商機。

說到商機身為投資人的我們可以注意，在上述政客的錯誤決策中，一些轉瞬即逝的投資機會也會因政府干預而起。例如下一點。

c. Super Micro 間諜晶片事件，2018年10月美國知名商業性雜誌Bloomberg刊登新聞「The Big Hack: How China Used a Tiny Chip to Infiltrate U.S. Companies」聲稱Super Micro這家公司利用一顆米粒大小的間諜晶片替中國政府竊取資訊。

姑且不提一顆米粒大小，本身毫無無線射頻天線的晶片在當時技術上幾乎不可能竊取什麼資訊，2年多後海潮退去，不但美國政府或Bloomberg都未提出更進一步有力證據，整件事甚至根本就被遺忘。

當年我不但寫了幾篇文章駁斥這種謬論栽贓。還親自動手買入這家粉紅單公司，短短三天就賺了台轎車。

香港2019年暴動事件、2021年新疆奴隸棉花事件、最近新冠病毒向中國求償事件...等，我們都可以看到美國政客在試圖提高中國競爭成本的過程，會創造大大小小系統性或個體性的災難風險，例如前述Super Micro因栽贓性假消息股價從$20.61美元在一兩日內崩跌至$13左右，但隨著栽贓者無力提供更多證據，市場回歸均衡的過程，截至2021年5月28日，Super Micro股價已經來到$35。

這是說，某些因政治干預造成的個體性或系統性風險，雖然屬於不可預測的風落（windfall），但其中不乏類似Super Micro的例子，在隨後回到正常的價值位置。如W. Buffett所言：市場短期是投票機，但長期是磅秤。

d. 美國知名橋水基金創辦人Ray Dalio在其將於2021年11月初版的書籍」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已提前公開的第七章」US-China Relations and Wars」提出綜合國力歷史計算與國力表（見圖）

提出美國正處於信用擴張後期的大國階段，而歷史上處於此階段與新興國力上生階段的國家一旦發生國力曲線交叉時，多半發生大規模戰爭以重新均衡雙方與整體國際關係。

依其推論，中美兩國發生戰爭的風險來到史上最高點。

但這部分我持較保留態度，特別是新任President Biden政府的高達$6 triilion美元的聯邦預算案出台，我們注意到一者，美國聯邦政府支出繼續維持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GDP高佔比--達25%，二者，預算增幅最大均在健康醫療（成長23.1%）、商務（27.7％）與環保（21.3％），然在國防（1.6％）與國家安全（0.2％）幾乎未有成長，甚至計入通貨膨脹因素，後二部門的預算是實質減少的。因此可推估此任政府對發生大型戰爭的預期心理。

四、 變種病毒的不確定性

這是最後最難評估的風險，在現階段的資產配置決策中不可忽略卻又幾乎難以估計。拔高到國家決策層面來看，這也是中國面對的最棘手風險之一。

結論：

以上是我從經濟學角度出發，非常簡略地預測中國在疫情後將面對的國內外經濟環境與挑戰。其中任何一項單獨提出要深入探討都會是長篇大論。還有一些我認為相對重要性較低的現象與局限條件轉變，本文也尚未涵蓋。

BTW，最後多提一句台灣獨有的風險：後疫情時代是否接種過疫苗有可能在相當時間內成為國際旅遊的必要條件。然如果台灣政府真的壓寶在台灣國產疫苗上，則在現今環境下有沒有可能不被世界多數國家組織承認？會是一個額外的成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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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onald Coase, 「The Problems of Social Cost」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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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五常,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hina」 (2007)
*  Ronald Coase and Ning Wa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2012)
* 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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