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人文 · 島嶼】是三「粒、顆、個」蘋果？語言學家何萬順破解看似廢話的「分類詞」

分類詞是個宛如闌尾般，無功能、無意義的冗詞嗎？何萬順整合前人研究成果，加上自己全面調查了全球七千多種語言，目前發現一共有519個語言具備分類詞，包含我們使用的臺灣華語。如果分類詞果真無用，那這些語言為什麼要發展出分類詞？

一切語言的秘密，都從質問最平凡無奇、理所當然的細節開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特聘教授何萬順的出手，直指語言中的「分類詞」（classifier）。什麼是分類詞？用一個小學程度的中英翻譯說明：three是「三」，books是「書」，three books呢？為什麼不是「三書」，而是「三本書」？這憑空冒出的「本」，就是語言學上的分類詞。其他例子還包括五顆蘋果的「顆」、兩張桌子的「張」等等。

分類詞潛藏在我們每天運用自如的語言裡，但我們很少注意到它扮演的角色，甚至未曾意識到它的存在。實際上，在絕大多數的日常言談中，分類詞也的確無關宏旨。何萬順教授啟用語言學的顯微鏡，聚焦再放大，讓分類詞貫串連結了人類心智、數理邏輯、語言生成的機制、以及台灣語言與政治，再到世界語言史等主題，揭示分類詞和語言的奧秘。
量詞是必須，分類詞是廢話

語言學上，分類詞不同於一般較常聽到的量詞。何萬順的研究重點之一，正是想確立一條區辨分類詞和量詞的理論界線，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那就是──「量詞是必要的，分類詞是廢話。」何萬順笑著說。

分類詞在語意表達上堪稱無用之物，其實說也好、不說也罷。何萬順喜歡拿這個聖經故事為例：「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白話來說，就是「五張餅、兩條魚，餵飽五千個人」，兩個句子只差在分類詞的有無，但意涵一模一樣、不增不減。至於量詞可就有紮紮實實的語意了，譬如：三「雙」筷子、五「包」衛生紙的「雙」和「包」一旦省略，說話者便無法順利表達心中所想的物品數量。

中文使用者不容易區別分類詞和量詞，是因為它們在語法上佔據相同的位置，都在「數詞之後、名詞之前（三__蘋果）」。不僅如此，何萬順更發現它們都能對應到數學的乘法關係，用更簡潔的式子表達：三雙筷子是3 x 2 x 筷子，三本書則是3 x 1 x 書。

兩者的差別在於，分類詞的乘法意涵再怎麼樣都只能是「乘一」，而在數學上「乘一」完全可以省略。分類詞無法描述「一」之外的數量，說了等於沒說，這就是分類詞和量詞的不同之處。何萬順結論道，分類詞的定義，就是它的乘法屬性「必然是乘一」；如果語意不是必然乘一，則屬於量詞。也因此，分類詞後面只能接可數名詞，其他林林總總的情況都算是量詞。

語言歷史中的偶然產物

這麼說來，分類詞不就是宛如闌尾般的存在，一個無功能、無意義的冗詞？何萬順整合多位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全面調查了全球七千多種語言，目前發現一共有519個語言具備分類詞，其中也包含我們使用的台灣華語（Taiwan Mandarin）。如果分類詞果真無用，這些語言為什麼要發展出分類詞？

詞如其名，傳統的語言學家認為分類詞的功能，在於為名詞分類：指涉圓形的物體才能用「顆」、長條狀物體才能用「條」，這也是分類詞的名稱由來。但在何萬順看來，這個說法未免過於簡化。他認為分類的功能並沒有必要性，應該是分類詞在語言演變過程中，偶然衍生的副作用。

何萬順指出，分類詞的誕生起初可能只為了講求語言節奏的一致性，用於填補音韻的空缺。譬如說，三籃蘋果、三箱蘋果、三斤蘋果的三和蘋果之間都有一個音節；這時如果又說三蘋果，就會造成不太協調的感覺，而填上一個空詞，便能達到音韻的一致性。這個空詞不能有語意，只能是可省略的乘一，像是「個」或「顆」。

接下來，分類詞系統成形的第二部曲，可以說是微妙有趣的橋段。當人們創造了一個空詞，意義便開始逐漸注入。「語言中只要有聲響，人就很難不給他語意。」何萬順說：「那麼，該為數詞和名詞中間的這聲音賦予什麼意義呢？如果我先把後面要講的東西給你提點一下，東西是圓的就說顆、長的就說根、動物就說隻，這就造成一個很好的語意分散效果：透過分類詞彰顯後面這樣東西的某項特徵，先給你一個語意的範圍，也降低你理解的壓力，不必每個詞都聽得清清楚楚，才知道我在講什麼。」

何萬順幽默舉例說：「如果有朋友跟你聊天，說他今天去逛街買了三頂⋯⋯，就算你沒聽到後面是什麼物品，都大概能猜出是帽子，而不是轎子。」這是分類詞和量詞的另一項區辨標準，分類詞能凸顯、提示後頭名詞某項內建的本質特徵（inherent property）；量詞卻不必和後面名詞的物件特徵有所關聯。被裝成一「包」的東西，沒有什麼共通的本質特徵，但用「隻」當分類詞的必定是動物。於是，分類詞在偶然間具備了提示、分類的功能，但這並非最初創造它的目的。

語言與數學的相通與應用

「分類詞」和「量詞」的分析，有什麼理論或實用的價值呢？何萬順點出，由於分類詞和量詞都奠基於乘法關係，它們共同呈現了人類心智一個基本的特徵，那就是算術能力和語言能力的相輔相成，他說：「這呼應了Chomsky的生成語法理論，即人類的語言中內建mathematical property，有數學的特徵在裡面。」

也因此，這些分析可能對教學應用有所助益。數學畢竟是全世界共通的語言，如果透過乘法的邏輯介紹分類詞，將有助於母語中缺乏分類詞（如英文）的語言學習者，瞭解分類詞的運用方式。

另一方面，何萬順猜想反過來的應用方向或許也可行：「在教導孩童乘法時，先從日常語言中的量詞、分類詞切入，告訴孩童你早就知道乘法是怎麼一回事了，有助於建立學習信心。」這些應用都奠基於相同的理論基礎，算術、語言能力的相互關聯。

分類詞的單一起源？

分類詞乍看無用、瑣碎，卻成了何萬順進一步探索亞太地區語言分佈與傳播史的線索。就像地球科學家透過地層沉積物窺見地球的歷史，何萬順遍尋世界上具有分類詞系統的語言，經過一番分析後，提出了「世界語言中分類詞的單一起源假設」。

何萬順攤開自行製作的分類詞語言世界地圖，發現全球519個分類詞語言大多集中在亞太地區。可是，分類詞在語言功能上實在非屬必要，為什麼還會出現那麼多分類詞語言？於是他有天突發奇想認為：「分類詞會不會原本只在一個地方發生？接下來的擴張就好像一顆石頭擲到水池裡，啵，引起的漣漪。」經過層層嚴謹的證據蒐集、推敲與論證過程，他目前相信歐亞大陸的分類詞起源於北方漢語，而後逐漸往四處蔓延。
台灣華語獨特、豐富的分類詞系統

許多擁有分類詞的語言，不僅把這乍看無用的詞類給留了下來，還變出各種花樣來表達「乘一」，台灣華語便是之一。根據單一起源假設，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應該也是發源於北方漢語，往南一路散播，由漢人移民飄洋過海帶來並日漸生根。但時至今日，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卻在華語語系中一枝獨秀，蘊藏有上百個分類詞，比當今中國北方、南方的華語方言都還要豐富許多（北京土話常用的分類詞不過十來個）。這背後的緣由，就要從台灣獨特的歷史脈絡說起。

國民政府遷台後，蔣介石力推去日本化及中國化教育，並於六○年代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亦在日治時期教育政策的基礎上實施了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同一時間，中國深陷在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水深火熱和文明浩劫當中。

就在這重視古典文言文學、教育普及的制度背景下，多數台灣民眾學會了華語三千年以來的分類詞系統，並運用在日常的對話和書寫中。這些分類詞也注入台灣文學的發展，讓作家能運用更精緻、細膩的語彙帶出音韻和準確度的美感。歷史際遇的差異，讓台灣華語相較於中國，保存了更為豐富的分類詞。

除了官方因素，台灣民間各族群語言的交織匯流，更進一步豐富了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何萬順談到一次在深圳演講的親身經驗說：「當時一名學生舉手，說他們從不講什麼三顆、三粒蘋果，只講三個蘋果。」現場調查後，何萬順驚訝地發現真是如此，同時使用「個」、「顆」、「粒」似乎是台灣特殊的語言現象。他回頭分析：「台灣人可以說三個蘋果，因為『個』是最普通、一定可說的。說三顆蘋果就稍微文雅一點，我們可以在華文文學裡看到顆，天上一顆星星，就比一個星星更有文學性。」

至於粒呢？何萬順說：「把「粒」的用法擴大到比砂子更大的東西，則是受台語的影響，例如，saⁿ-lia̍p si-kue（三粒西瓜）。台語沒有『顆』，是國民黨帶來了『顆』。而現在台灣華語中『粒』的用法，就是外省第二代和本省第二代一起到學校上課時，互動溝通下共同創造出來的。他們上課學了『顆』，下課學了『粒』。」

換言之，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之所以如此豐富，是同時兼容了一般用法、文言文學教育、以及各族群語言交匯的結果。在「三」和「蘋果」之間，「個」、「顆」、「粒」等分類詞都是可以互換，甚至可以省略的廢話，翻譯成英文也都是three apples；但這些「廢話」卻輝映著台灣政治、族群、語言、與教育政策相互交纏的歷史。

#教育 #語文

一「兩岸哪裡一家親！研究：台灣人基因與中國不同」
ㄧ「台灣非中國一部分！以色列學者撰寫首本希伯來文台灣專書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兩岸一家親還是基調 #中國有機會就吃吃我們豆腐 #台灣只是川普貨架上的商品 #統獨是個假議題 #你們台灣人 #說以後要統一或獨立的那現在打 #現在好好的管它過去幹什麼 #惡性循環兩岸關係不會好 #兩岸一家親標籤化 #合作代替對抗 #你統我我也能統你 #沒必要逞口舌之快 #我們都是Chinese中國人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259641420842601&id=584986081641475

「#台灣族人依舊在，#只是忘了我是誰！」

日本文獻，1895-7年，台灣居民分限處理手續通告記載：台灣現有華人16,474人，其中6,546人將於二年之內返回中國，其餘10,291人，將以華僑身份，繼續居留在台灣。另有257,104人，則將以台灣人身份居住台灣。

當時留下來的華人對全島平埔族群台灣人的比例僅約3.8%。這還是在清帝國時期純種平埔族人被大舉漢化後的結果。而根據記載1895-1945這50年間，台灣的華人僅僅增加4萬人。

「 #你我都是原住民」

台灣人的祖先很多人都以為是來自福建的中國移民，此種自認中國漢人乃台灣人祖先的刻板印象其實是透過有政治目的的教育所造成。如今，許多的歷史、考古及醫學研究都否定了這個說法，底下將就各方面的研究及資料，說明台灣人大多數都是台灣原住民平埔族漢化的後代。

台灣被列入歷史記載的時間始於1582年，葡萄牙船長在船行經過台灣時高呼「Ilha Formosa」，意思是美麗的島嶼，並紀錄於航海日誌中。然而，考古學上於台東"長濱文化"的發現，證明了台灣早於據今五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就已經有人居住，並不是荒蕪之島，而新石器時代的遺跡更是遍佈台灣全島。 早期居住台灣的原住民屬於「南島民族」，使用的語言屬於「南島語系」，與南太平洋區域住民的語言同屬一系。 約略分為20多個族群，住在山區者稱為「高山族」(約九族)，住在平地的稱為「平埔族」(約十族)。

1616年已經有日本人來到台灣從事貿易， 荷蘭人於1624年佔據台灣，期間為了開墾及農耕需求，引進漢人從事耕作，然這些人力只是僱傭性質，而非移民。 荷人的政、教措施全不及漢人，未為漢人設置學校、教會， 荷人不視漢人為其屬民，教會亦視漢人為異教徒。因此所做的台灣「蕃社戶口調查」，均不將漢人計算在內。

根據荷蘭人的人口統計，荷據時期（1624-1662）台灣各地就有約30萬人的平埔族 (註1)， 而在荷蘭駐台最後一任長官揆一所寫「被忽視的台灣」中有記載，當時漢人庸工人數為2.5萬人。然而荷蘭勢力範圍只涵蓋台灣西部，且主要統治地區為台南，高雄一帶。

沈建德博士以1624年為起點以日本學者(註1)及文獻會資料建立人口模型以人口年增率0.7%估計(同時期明朝人口平均成長率為1.054%)， 認為荷蘭時期台灣平埔族約有38萬人，非歸附原住民(含平埔族及高山族)有25萬(註2)。

1662 年荷蘭降於鄭成功，鄭家的東寧王國治理平埔族，態度與方法都比荷蘭人嚴苛激烈，對平埔族的剝削程度，更甚於荷蘭人，驅使奴役、虐待刻薄的情況時有所聞，使平埔族大為反感，並起來反抗。鄭式高舉反清復明大旗， 清帝國為消滅防堵鄭家勢力， 於1661年起實施堅壁清野的戰術。對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地實施海禁，禁止人民跑到台灣，同時劃界遷民，在沿海地區的住民強制要遷到界內，並築界墻、立界石，派兵戌守，若越界則殺無赦。

以福建為例， 1048公里的海岸線居民都要遷移到界內。 鄭式王朝時期， 漢人為11萬左右(註3)。

1683年清帝國消滅鄭氏王朝，實施驅漢政策，把鄭式王朝的漢人通通驅離台灣。 1684年施琅「諸羅減租賦疏」說得很清楚：「自臣去歲奉旨蕩平偽藩，偽文武官員丁卒，與各省難民，相率還籍，近有其半」。可見1683年滿清入台後約僅一年，就將鄭氏軍民趕回約有一半。到了1688年，「華夷變態」上記載：「以前台灣人口甚為繁盛，漢人民兵有數萬人，自隸清以後，居民年年返回泉州、漳州、廈門等地，現僅有數千漢人居住」。可見，從1683年的數萬趕到1688年，只剩幾千漢人在台灣，而驅漢行動並未因而停止。

清帝國納台灣入版圖，常駐在台灣的官士兵約1.5萬人，三年為一到就離開台灣輪調，為防止反清復明或造反再發生(事實上還是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官士兵選有家眷者，但家眷不可攜往台灣， 以其家眷為人質，這樣官員到了台灣就不至造反。 於是海禁不但不因此被撤消，而且再加上特別嚴格的禁令。

從1661 年起超過兩百年的時間採嚴格的海禁政策，直到1875年「牡丹社事件」，日軍出兵臺灣，清廷在外強壓境之下，採納沈葆楨之建言才廢止。 期間此禁令只有在1732(註4)，1748，1760年短暫開過三次給官士兵能攜帶家眷一同前往台灣。

1724年藍鼎元「論治台灣事宜書」：「若云番地，則全台皆疆番……。宜先出示，令各土番自行墾闢，限一年之內，盡成田園，不墾者聽民墾耕」，可見1724年清帝國據台時，全台灣仍皆「番」地。

雖然清帝國嚴格禁止中國人民移民到台灣，然而犯罪者，逃犯，或是在中國生活不下去的人仍想辦法偷渡到台灣，這些人多為來自泉州漳州兩地的男性，也就是俗稱的"羅漢腳"。他們冒者生命危險通過"10去6死3留1回頭"的黑水溝到台灣謀生，羅漢腳到台灣後，因清帝國法律的規定，漢人不得進入生番(未歸附)及熟番(以歸附)地界開墾或佃田。但因全台非番地者非常少，兵律及戶律的規定，令偷渡者在台無法生存。於是透過結婚政策(入贅)，同化政策，武力及騙取土地等手段(註5)，取得土地，在台灣定居下來。

有些人認為康熙40年以後因海禁令漸為鬆弛，漢移民偷渡接踵而至。然而根據《台灣府誌》記載，1691 (康熙30年) 至 1711(康熙50年) 二十年期間台灣漢移民戶數並沒有增加而丁口亦僅成長1,377人， 其中1691 (清康熙40年)至1,711(康熙50年) 間丁口僅增加 755 人。

可見或許有羅漢腳偷渡到台灣， 然能落地生根者仍在少數， 而能落地生根著也多以娶平埔族為妻。乾隆二年(1737)戶律又規定，漢民不得擅娶番婦，番婦亦不得牽手漢民。違者， 即行離異。

起因乃是因為羅漢腳藉入贅平埔族(母系社會)取得土地後，不但違反漢人不可進入平埔族地界開墾的禁令，且常引起漢人跟平埔族人的糾紛。 因此"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情形在1737年戶律規定之後必定減少甚至消失。

依照《台灣府誌》的記載1711年時漢人戶數為12,727 戶，丁口僅18,834 人，以一戶平均四口人計算，漢人(含混血)約49,088人，而此時的平埔族及非歸附原住民從1661的38萬及25萬以0.7%人口成長率計算， 則分別是54萬及35萬， 漢人(含混血)人口僅佔全台灣住民的5%。

這樣的估算雖然不夠精確， 然而漢人移民人口佔台灣人口比例不高仍是正確的。

根據清帝國宮中奏摺提到的台灣府社番人口數(註6)，1766年(乾隆三十年)為66萬6,380人，1768為68萬7,290人，1769 年為69萬1338人，1774年(乾隆三十八年)為76萬5,721人。這些數據顯現荷治時期平埔族人口以0.7%的人口成長率自然成長的結果跟清宮奏摺的數字是很接近的。

從1732年開始至1760三次開放攜眷只有3萬人不到的眷屬來台，因此漢人(含混血)人口佔全台灣住民比上升到7.6% 。 而最後一次開放則僅兩百多人，顯現台灣因為人口增加，謀生不易，加上渡海風險，以及台灣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已經很少人願意冒著危險移民到台灣。

平埔族人原本沒有姓氏只有名字，在命名上採連名制，簡單的說，新生嬰兒的名字，除了新名之外還加上母親的名字在後面（隨繼承法則）。清領時期採用賜姓政策當時的平埔族、賽夏族、排灣族等。漢姓是漢族血統與出身的一種表徵。《史記》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

據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所列，土番之姓有机、羅、李、卯、標、卓、萬、戴、穆、寧、來、毒、孽、乃、兵、竭白、北、鄂、岳、雙、尤、溫、鬱、大、蚋、月、落、璞、力、宜一字者，有道泌、埤弄、目加、舊來、之机、合萬、羅皆、池皆、加惹二字者，有弟其力、呂猫落三字者，不過這些姓並非由賜姓而來，而是藉由「番語家名」羅馬拼音的漢譯而來。

清國對臺灣歸化番何時開始實施賜姓政策，文獻雖然闕如，不過當可推測是在「土番歸化」薙髮（即剃髮）納餉（鹿皮、小米）之後。

連橫《臺灣通史》記載：「歸化熟番漸從漢俗，乃令薙髮，錫姓，以遵國制。」乾隆23年（1758年），諭令歸化平埔熟番應薙髮結辮（請參「社學」條），並賜與潘、蠻、陳、劉、戴、李、王、錢、斛、林、黃、江、張、穆、莊、鄂、來、印、力、鍾、蕭、盧、楊、朱、趙、孫、金、賴、羅、東、余、巫、莫、文、米、葉、衛、吳、黎等姓，其中以「潘」姓最多。

1763年，楊景素任台灣道任內，嚴加禁止漢人越界侵擾平埔族，除此，並奏請準，對其轄內平埔族眾，鼓勵改姓漢化。他任內共對平埔族賜了潘、陳、 劉、戴、李、王、錢、斛、蠻、林、黃、江、張、穆、莊、鄂、來、印、力、鍾、蕭、盧、楊、朱、趙、孫、金、賴、羅、余、米、葉、衛與吳姓。

1772年（乾隆37年）朱景英《海東札記》載：「番以父名為姓，以祖名為名。如祖名甲，父名乙，即呼曰乙礁巴甲。礁巴者，番口語也。近時各社均延師課讀番童，出就道試，錄取樂舞生，給予頂戴，與新生一體簪掛。前學政就番字加水旁，姓以潘者，今則張、王、劉、李，自為姓者多矣。」

唐贊袞《臺陽見聞錄》亦載：「初，熟番有名無姓，既准與試，以無姓不可列榜；某巡臺掌學政，就番字加水三點為潘字，命姓潘。故諸番多潘姓；後別自認姓，有趙、李諸姓。」可見，賜姓時，初以「潘」姓居多，之後漸有張、王、劉、李、趙諸姓。

有些番社，並不以「潘」姓為大宗，而是以「錢」姓最多，有些姓如黎、金，因繁衍數少，幾乎絕嗣。《新竹縣采訪冊》載，竹塹堡社（即新社）於乾隆年間，「丁口千餘，厥分七姓：曰錢、曰衛、曰廖、曰三、曰潘、曰黎、曰金。今惟錢姓丁口最繁盛，計有二百。衛、廖、潘、三等四姓，每姓丁口只有數十，其黎、金兩姓則已絕嗣矣。」

1778年(乾隆42年)：明令官方戶籍登記上，台灣平埔族人不再被記為「土番」或「社番」，而登記為「民」，聚落稱「民社」。

1879年（光緒5年），後山統領兼辦卑南廳撫番事務的吳光亮寫成〈化番俚言〉三十二條，其中有一條曰：「分別姓氏，以成宗族。爾等從前父有父姓、子有子姓，數傳以後，就不知誰是祖宗、誰是子孫，血脈紊亂，實與野類相同。茲本軍門將爾等各莊分別姓氏，嗣後兒女須從父姓，一脈相傳，庶免錯亂宗支。」當時所賜漢姓，係擇自百家姓，如恆春縣各番社賜潘姓、金姓，卑南廳各番社賜陳、吳、戴、林等姓。

1881年(光緒7年)，將台灣各縣平埔族皆劃為漢籍。1886年（光緒12年），為了防止番姓之混冒，中路理番同知蔡嘉穀規定襲用漢姓或潘姓者必須於姓下加一「新」，成為「雙字姓」，以示區別，而且也規定各番姓之堂號。

日治初期為管理方便，在戶籍登記上又出現「生番」與「熟番」登記，日據申報戶口自動登記為「熟番」的應該是遷居近山區拒受漢化不願背祖的一群，但人口數已寥寥無幾。

至日昭和十年六月四日，台灣總督府公佈「戶口調查」規定，改稱「生蕃」為高砂族，原「熟蕃」改為平埔族，寓賤視意味的「蕃」或「番」一名詞這才從官方文書中消失，但也造成台灣平埔族後裔考証的困難。

那麼平埔族又是怎麼漢化的?

從鄭家東寧王朝到清帝國，統治者的強勢文化加上透過開設學堂，教平埔族漢字，透過賜漢姓，賜漢人祖譜與平埔族人，以及利用稅賦及勞役上的差別讓平埔族人不得不漢化。 於是平埔族雖然擁有多數人口，但聚落型態為主的社會，缺乏大型社會組織，才會落入荷蘭、鄭家東寧王朝、清帝國等的統治。

經過外來政權兩百多年的統治，因而喪失了自己的傳統文化和語言。而隨著人口的增加， 生活空間變小，以及不願意被同化，平埔族展開了族群遷移，沿海的往內地遷移，內地的往山邊遷移(註7)。

以筆者父親故鄉雲林西螺，以及母親彰化竹塘為例，根據沈建德博士的研究—
　
6、7千年前，鄒族從玉山下，順著陳有蘭溪、清水溪，到達濁水溪、北港溪流域的雲林，故全縣原都屬於鄒族。但，數千年前平埔族到達之後，兩族在平地開始混血，混血後的新種族，後人稱為洪安雅平埔族。雲林人本都是平埔族，因為漢化的緣故，現都自稱是和佬人或客家人。各鄉鎮市真正血統的大要如下：

斗六、古坑：斗六社，屬洪安雅平埔族。

鄭時歸順，康熙中葉再降清，改稱柴裡社，頭目老眉德。斗六在清康熙時有客家人流浪到此，但並未把斗六變成客庄。

1689年，斗六社「社番」漢化者留下棄社名改稱和佬庄，不漢化者遷出，部分遷去埔里鹽土庄。

1850年左右，鹽土庄也漢化了，斗六社二度分家，不漢化者再遷埔里，1897年只剩21戶64人。

崙背、土庫、褒忠、東勢、麥寮、台西、口湖、四湖、水林、元長、北港：貓兒干社，南社，土庫王社，屬洪安雅平埔族。斗南、大埤、虎尾：他里霧社，屬洪安雅平埔族。

鄭時歸順，康熙時降清、就地漢化。1897年不漢化者只剩20戶57人。文獻記載，社男「多娶漢女」，其實娶的是漢化的平埔女性，否則，連平埔族都有漢女可娶，怎麼還會有「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傳說？

虎尾是荷治時期的行政中心

西螺、二崙、莿桐、林內：西螺社，屬貓霧拺平埔族。和彰化方面的血統相同。據說濁水溪以前是在西螺之南，改道之後才在西螺之北。故改道之前，西螺與彰化屬相同地理區域，因此同為貓霧拺族，而非雲嘉地區的洪安雅族。筆者的父母都是被漢化的貓霧拺平埔族人，只是父系的祖先在清殖時期就已漢化，母系祖先則直到日治時期後才遭漢化。

荷蘭血統：1641年荷蘭進入北港，在大埤築紅毛埤，虎尾為行政中心。這些地方現應仍可找到荷蘭血統。

筆者就讀雲林斗六正心中學時期，許多同學就有棕色眼珠、紅髮、捲髮等許多荷蘭血統的特徵。

1895年清帝國割讓台灣給日本，當時台灣人口約255萬人，然當時清帝國的統治區域仍未及全台，日清和平條約第五條裡有規定寬限期間二年，給與台灣居民自由選擇留在台灣取得日本國藉成為日本國民，或把所有財產變賣而離開台灣，兩者擇取其一。實際上退離台灣者，一說約4,500人，另一說則為6,500人。

國藉選擇的期限過後，台灣總督府開始嚴格限制台灣中國之間的往來，清國要在台灣設領事館也加以拒絕，同時努力排除清國對台灣居民的影響。

台灣史上第一次正式的戶口調查是始於日治時代1905年(明治38年)。當時的台灣人口約312萬人。其中平埔族人約46,432人，高山族約11萬人， 日本人約59,618人，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外國人約8,223人， 其他本島人近290萬人。(註8)

日本於1945年於二次大戰中戰敗投降，當時台灣人口已經成長到約690萬人，其中日本人約42萬人，外國人士 5萬多人，平埔族約7萬人，高山族約17萬人，其他台灣本島人士約619萬人。

可見日本戰敗時仍有尚未漢化的平埔族人。而這些佔人口比例低的清國移民經過兩百多年與台灣平埔族的通婚，平埔族血源的比重早就遠遠超過了漢人的血源。而且歷經台灣被割讓後，這些人早認為自己是台灣人。

日治時代對台灣山地原住民仍採劃紅線封山圍堵政策，但仍尊重他們的姓氏、風俗、習慣，未強力干涉，甚至於實施土地居住權之保護；國民黨政府來台後立即下令要求他們改漢姓以達台灣全面漢化政策。目前原住民如果不是因面相輪廓更異於漢人及平埔人，尚可分辨，否則再經50年後原住民命運會與平埔族完全相同，就是所謂變成漢人了。

國民黨政府於1949年為逃避中國共產黨的追擊，逃到台灣。跟據1956年「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書」逃到台灣的中國人不包括軍隊有64萬(註9)，這裏面，女性只有21萬。

而逃到台灣的國民黨軍隊數量根據駐台美援機構Foreign 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的1954年的調查報告約為50萬人，而1956年台灣人口為939萬(不含職業軍人，1970年前戶籍與兵籍是分開的)，所以這些中國移民在1956年只佔台灣人口的 6.8%，即使加計軍隊也不過佔全台灣人口的11.5%。而這些中國移民，因女性人口不多，要通婚也勢必與台灣人通婚，經過幾代的通婚，這些中國移民的後代平埔族的血源比重又超過原有的漢人血源。

台灣目前的族群被略分為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等四個族群。其中閩南人及客家人都有「中原」祖籍。2001 年馬偕醫院檢驗科主任林媽利在國際組織抗原雜誌發表一篇研究報告，由基因等遺傳標誌分析，台灣的閩南人與客家人並不屬中原漢人。很顯然的，族譜再度被證明並不可靠(註10)。

而且閩南人及客家人遺傳特質上確屬同源，無法分別。然而在中國閩南人，聚居於平原，客家人則散居於邊緣丘陵山區，兩族之間的交往和通婚並不頻繁(註11)，如此經過兩、三千年的區隔，兩族群的遺傳特質會有分化，乃是生物進化學上常見的現象。

正如多數學者所主張，中國閩客兩族分屬不同遺傳族群，這是不難想像的。只是，中國閩客既屬不同族群，為何台灣閩客卻具有共同的遺傳特質？

唯一合理的解釋的就是因為台灣的閩南人及客家人皆屬平埔族漢化後被賜與漢姓及族譜， 加上清帝國時為了方便統治刻意分化操弄族群的結果。而此一現象就遺留到現在。時至今日，兩者之分只是語言及習慣等可以經由後天習得的特質。

東寧王朝所使用的語言是河洛語系中的泉州音系。因鄭氏籍貫為泉州，追隨者自然多閩南人尤其是泉州人。荷據時期來台的漢人亦多泉漳之人，清帝國時期台灣在未設省之前屬於福建省，而移民到台灣的羅漢腳也是泉、漳居多。因此在平埔族漢化後形成一個以閩南語為主體的社會。

除此之外，林媽利醫師發現所有高山原住民出現的抗原種類都很少，其基因的組合歷經幾千年的歲月沒有改變，成為全世界上最純的族群。每一族所具有的不同的組合數不只有限，且有很高頻率，其中賽夏族最高，成了最純的原住民。

而林醫師於2005年在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Biology發表的論文證明台灣原住民與玻里尼西亞人母系血緣有直接相關，顯示台灣原住民與亞洲大陸的族群在冰河時期結束時即已分開， 除排玻里尼西亞人與亞洲大陸的關係。加上 Jared Diamond 於Nature (Vol。 403， 709， 2000)以"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發表的論文都在在證明了台灣原住民乃是目前南太平洋南島語系之源。

長久以來， 大多數的台灣人都以為自己的祖先乃是清帝國時期的閩南、廣東移民。如果真有此大規模的移民，史籍上必定會有所記載，然而，卻完全沒有這樣的記載閩南廣東曾經有過大規模的移民移向台灣。而且千人萬人之數對於族群遺傳特質的改變而言仍是杯水車薪，差之千里。族群的全部取代〈Total Replacement〉非同小可，並非短短的兩、三百年可以達成。鄭昭任博士即認為DNA漸次變異的方向所得的證據，語言的淵源關係，都代表台灣原住民昔日在歐亞大陸的移動。其經由中國內到台灣的可能性幾近於零。

反之，經過印支半島中部或南部一帶由西向東或由南向北移動的可能性最大。林媽利醫師等HLA的研究顯示今日「台灣漢人」與古越南原住民的血緣最近。而林媽利醫師長期在血型上的研究，從亞孟買血型到米田堡 ( Milten-berger) 血型比例，顯現台灣人與東南亞國家(如泰國)是近乎相同，而中國則與台灣有很大的落差。

這些結論與上述先民的移動路徑正好不謀而合。而林醫師的資料又顯示「台灣漢人」與平地原住民Pazeh(巴宰族)的HLA遺傳質十分相近，幾至不能分別(註12)。

綜上所述，目前的社會科學及醫學上的研究，都指向台灣人大多數都是平埔族漢化的後代，非來自清帝國時期的漢移民，而外來移民，只佔了少數比例。 這些移民經過幾代的通婚後，也都含有平埔族的血統。這樣的結果不僅顛覆了長期以來的刻板印象，也讓台灣人得重新思考族群的關係。因為不管是閩南人，客家人，現存的原住民，或是部分外省籍的後代，全部都是台灣原來住民的後代，只是大多數已經漢化，因此，我們要特別珍惜與保存目前原住民的傳統文化，畢竟這是多麼寶貴的文化資產。

同時，閩客的分野應該從此打破，雖然有著不同的生活習慣與語言，卻有著相同的祖源。而從荷治時期到現在，短短三百多年，台灣人從部落文化開始逐漸與現代文明接軌，強大的學習能力與環境適應力，創造出全世界第十六大的經濟體，台灣的競爭力在世界名列前矛，科技實力更是倍受推崇，這樣的成果，舉世無雙，身為台灣人豈能不自豪，豈能不向我們的原住民祖先致上崇高的敬意。

�註 1: 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等譯〈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

�註 2: http://taup.yam.org.tw/PEOPLE/961117-4.htm

�註 3: 陳紹馨纂修《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人口篇

�註 4: 1732年(雍正十年 ) 廣東巡府鄂爾達奏請准予渡台者攜眷, 新的限制是知縣以上的文職人員必須要超過四十歲，而且沒有兒子，方可攜眷.

�註 5: 中央研究院原始生產模式與歷代經營策略貳、歷代經營策略中第三節「有清時期之土地競爭及番課租稅」.

�註 6: http://www.sinica.edu.tw/…/library/…/npmdatabase/piah037.htm

�註 7: John Robert Shepherd (1995)，《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Frontier 1600- 1800》，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註 8: 日治時期人口調查資料
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twstatistic…/POP/Mt49-2.xls

�註 9: 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書 第二卷第一冊

�註10: 宋代以前不准民間私修族譜，而由官方公佈，為了統治或政治目的，其祖譜往往不可靠。 明代之後，私修族譜才成風氣。 據王世慶的「台灣公私收藏族譜目錄」，1218件現有族譜及93件功德榜之中，蔣介石在1951年後編印的有835件，佔全數的63。7%；乾隆23年賜姓以前編印的只有22件，佔1。6%。 可見台灣人的族譜，至少98。4%可疑。

�註11: 高木桂藏：客家：中國內的異邦人，講談社現代新書，1991

�註12: http://www.wufi.org.tw/taiwan/n020729a.htm

�註13: www.taiwannation.com.tw

文章來源：http://ppt.cc/Ucop
（圖片取材自網路）

《附記1》清帝國「化番俚言」

�改社為莊，以示區別。查內地百姓所居之地，均稱某村、某莊，未有稱為社者。茲本軍門恩准爾等安居故土，其社名改名為莊。爾等將來置買田業、立契書券，一切皆照現改莊名辦理，以歸畫一。

�分別姓氏，以成宗族。爾等從前父有父姓、子有子姓，數傳以後，就不知誰是祖宗、誰是子孫，血脈紊亂，實與野類相同。茲本軍門將爾等各莊分別姓氏，嗣後兒女須從父姓，一脈相傳，庶免錯亂宗支。

�建立廟祠，以安神祖。爾番眾現已歸化，凡一村一莊、或幾村幾莊共建廟宇一座，安設關聖帝君、或天后聖母、或文昌帝君及各位正神身像，合眾虔誠供奉。又各莊各建祠宇一座，安設全莊祖宗牌位，每逢年節及每月初一日、十五日，眾備香燭虔心叩拜，必獲保佑人口平安、五穀豐熟，獲福無窮矣。

清帝國平埔文獻之一《臺灣生熟番紀事》(1885年)
「化番俚言」 http://www.guoxue123.com/tw/02/051/006.htm

《附記2》清帝國「臺灣地圖」(地圖上方為原住民族遭統治年史)
https://theme.npm.edu.tw/selection/Article.aspx?sNo=04001051

《附記3》台灣史與基因比對呈現的「台灣人圖像」
https://goo.gl/LcJu3t

《附記4》2019年3月林媽利醫師：「『台灣血緣』╴台灣人的DNA」最新演講影片。
https://goo.gl/ZbQNz3

《附記5》國家地理雜誌以人類細胞粒腺體的基因，追蹤出人類從非洲遷徙到亞洲路徑

台灣原住民有五萬年人文歷史，比亞洲大陸支那人種還早四萬年。
https://s.yam.com/BVx4c

《附記6》埔農的台灣歷史研究演說（上半場）
https://s.yam.com/aNYvt

埔農的台灣歷史研究演說（下半場）
https://s.yam.com/PvKv3

《附記7》1623 年以前， 琶侃(Paccan)國- 至少延續有1萬3千年
https://s.yam.com/5c2fV

（註）：上列「臺灣」的「臺」字為清帝國及華帝國殖民用詞，「台灣」的「台」為古字用法。

《後記》：由於本篇資料陸續有關心台灣民族史實脈絡的臉友提供寶貴資訊，在此將更多關於台灣人基因溯源的資料整理歸納如下：

台灣人溯源

科學解密生物密碼的核心脈絡叫「基因」，而現代的陸地板塊並不是幾萬年前的模樣。因為地球歷經過冰河期與大洪水。

截至目前為止，當代人類基因研究報告指出，六萬年前人類從非洲出發後，有一支隊伍沿著陸地西方走，四萬年前抵達歐洲，而後混血融入丹尼索瓦人與尼安德塔人的基因後，成為了歐洲人的祖先；另有一支沿著大陸棚南端一路經過當時還是大陸棚的中南半島，而後走到台灣。這批人選擇留在這邊生活，也就是目前台灣原住民最早的祖先，當時是五萬年前。

而後有一支隊伍，選擇離開台灣，繼續前進。後來渡海到日本成為了日本人的祖先；而後子孫再渡海到朝鮮，再翻閱長白山進入了支那大陸北方，成為蒙滿族人的祖先。

支那大陸傳說的蚩尤大戰黃帝，依邏輯推論，就是台灣先民後裔的那支北方民族，戰勝另一支循著歐洲路線過來的百越民族。而戰勝的北方民族後來進駐大陸河套中原地區，成為大陸人最重要成份的基因來源。

由於地球上人類出現過的痕跡有一大段空白，加上目前地球上的古文明都顯示地球曾出現大洪水，洪水直到約莫1萬2千年前才退去。大洪水當時只有少數高海拔的地區的人才有機會存活，而台灣島卻是全球唯一一個短短幾天步行的距離，就佈滿了268座三千公尺以上高山的陸地。當時這些留在台灣的祖先，就倖存了下來。

而後六、七千年前台灣北部大屯山火山爆發，影響遍及全島乃至附近海域。

當時台灣地底下的熔岩庫大噴發，岩漿流入台北盆地，形成了後來從湖乾涸逐步成為陸地，而後成為今天的台北市。

當時的熔岩不只從山頂噴發，也從遠在台灣宜蘭外海11公里海底地殼薄處噴發。74座海底火山噴發的結果，形成了如今我們稱呼為「龜山島」的島嶼。

由於這種大規模火山噴發，極度不利於作物與生物的生存，當時居住在台灣的先民，因為生存空間改變感到不安，被迫再向外移民，成為了後來整個太平洋南島民族共同的祖先。

甚至有哈佛大學的教授依其研究指出，台灣人很可能是多數當代智人共同的祖先。

或許真有少部份人從北方支那大陸在冰棚退去大洪水來臨前，循著陸地抵台台灣。但那些人在大洪水存活下來的機率遠比本島人低。而大洪水過後那邊的人要來的可能性，會遠比我們要過去的可能性低，因為台灣有地震、颱風等天然災害的威脅，而那邊沒有。

也就是說，依造基因學的理論，台灣的基因之於亞洲種族相較是較為亙古的，而後陸續加入的百越民族血統，應該也都是台灣先民的後裔。這個只要從基因定序去看就能解開謎團了。

依照哈佛大學對於人類基因的研究，東南亞民族的存在可追溯至500～7000年前，而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更指出，東南亞的民族很可能是台灣的某支原住民族沿著海路抵達菲律賓、印尼定居後衍生。

這與台灣六、七千年大屯山火山爆發造成島民遷徙不謀而合。我們甚至可以大膽推估，支那大陸南方的百越民族，很可能也是當時台灣先民為躲避火山爆發後嚴苛的生存環境，向北移民後的後代。

摘》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報告指出，這是因為台灣過去是航海民族居住的大本營。靠著優異的還海技術，這位台灣人（嚴格上來說，他是現今原住民的祖先）從台灣航行到菲律賓，再到印尼，最西到非洲的馬達加斯加島，最東到復活島，最南到紐西蘭。

《遠見》MIT研究：台灣人可能是現今地球人類的共同祖先？
https://s.yam.com/pyJFZ